巴黎和会 (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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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会议。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1919年1月,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了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奠定战后的和平,于是召开巴黎和会。这个和会因为战败国和中立国均未获邀请参加,所以这是胜利国举行的和会,而胜利国又有大小之分别,它又是个大国操纵的和会。分别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大卫·劳莱·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主导了和会的进行[1]

和会上签订了处置战败国德国凡尔赛和约,同时还分别同德国的盟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等国签订了一系列和约。这些和约和凡尔赛和约一起构成了凡尔赛体系,确立了一次大战后由美国、英国、法国等主要战胜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会议通过领土分配及赔款等措施重塑现实政治格局,遏制德国等战败国及苏维埃俄国等共产国家,但与此同时通过筹组一个国际联盟来企图建立理想的国际外交规范。

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有1000多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和会及后续的活动先后完成对各战败国的和约,其中对德和约的凡尔赛条约是最为重要的条约,对日后的国际关系有著深远影响。

背景[编辑]

英国空军代表团
澳洲代表团
日本代表团
鄂图曼帝国代表签署色佛尔条约的会场

巴黎和会召开以前,当时世人普遍寄予厚望。当初一战爆发时,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曾以“以战止战的战争”,来加强军民信心。随著战争的推移,为了争取人民的支持,在内政与国际秩序方面,均有新的理想:德国人民希望战后有民主的改革,废除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three class voting system);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更宣称为民主而战;俄国革命之后,俄共新的世界秩序蓝图,并且公布外交秘约,揭发秘密和强权外交“众暴寡”和“强凌弱”的一面[1]

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以国情报告的方式,向美国国会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这些主张为了世界永久的和平而提出代表著崇高的理想[1]

召开[编辑]

巴黎和会之地点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19年1月18日开始举行,巴黎和会与一百年前的维也纳会议有所不同,其为由胜利者单方面决定和约内容之会议,战败者并无出席讨价还价的机会。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有1000多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代表二十七个胜利国家。除正式代表外,各代表团并拥有大批的学者专家及顾问。由于组织如此庞大,自然难以有效运作,所以在正式大会上,全部议程中,仅举行数次[2]

大会为研究相关特殊问题(如赔偿问题、领土问题、裁军问题等等),特设置五十多个委员会,负责起草详细草案,以供提择。大会之实际权力,则由最高委员会负责,此一机构,由战时最高国际联合作战委员会(Supreme International Allied War Council)演化而来。最高委员会设委员十人,由英国、法国、美国、义大利、日本五个各派代表两人组成,又简称“十人委员会”,之后日本表示对于欧洲问题较无兴趣,义大利首相奥兰多则因阜姆争端[注 1],与威尔逊发生口角冲突,因此愤而离席,原本十人委员会转变为英国、法国、美国,三巨头共同主导之局面[2]

经过[编辑]

三巨头分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他们三人主导了和会的进行。三人的背景、理想乃至性格,均有显著差异。威尔逊是大学教授出身,因此立世出身带有理论色彩,为一理想主义者,但非手腕灵活、反应迅速的外交家。劳合·乔治和克里蒙梭则属另一典型,他们闯荡政坛多年,两人皆是熟悉处理国际问题事务之能手,为欧洲旧传统现实主义者[2]

威尔逊与劳合·乔治、克里蒙梭二位的冲突,正代表著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也是战后世人一般心理状态之反映,一方面人人渴望永久建立世界和平,一方面又念旧恶充满报复的心态。由于英国、法国、义大利等国,在战前或战时曾缔结多项秘密条约,自然难以达到十四点和平原则中理想的效果,在巴黎和会中,由于克列孟梭主张严惩德国,与威尔逊有著激烈的争论,劳合·乔治则周旋于两人之间,不过所获之结论,常偏于法国一方[2]

对德和约草案,三巨头讨论四个月后,于1919年5月中旬达成协议,因此备受后人批评过于草率且便宜行事[注 2]。最后草案经三巨头决定后,始召开大会请各国代表通过,翌日,再通知德国代表赴会,德方曾提出相关修正及反对意见[注 3],但未为被对方接受。那时战争虽已结束,而德国全境仍在联军包围封锁,德国别无选择,只能俯首签字,是即凡尔赛条约[2]

主要内容[编辑]

第一次大战后签订的主要和约如下:一、对德国签订凡尔赛条约(1919年6月28日)。二、对奥地利签订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9月10日)。三、对保加利亚签订纳伊条约(1919年11月27日)。四、对匈牙利签订特里亚农条约(1920年6月4日)。五、对土耳其签订色佛尔条约(1920年8月10日)。总称巴黎和约。巴黎和会于1920年1月21日闭幕,不过由于匈牙利一度发生共产革命,土耳其之领土瓜分问题较为复杂,所以延后两者签约的时间[3]

除了上述和约外,协约国为了保障东欧各国境内之少数民族,另与波兰、捷克斯拉夫、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及希腊各国,签订专约。并在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土耳其签订之和约中,特别加入“保障少数民族条款”[注 4]。此项规定一度有关国家之反对,认为干涉内政,破坏主权,足以造成国家之分裂。但在联军坚持之下,仍然一一同意接受[3],造成日后希特勒以保护东欧日耳曼少数民族为籍口,侵占捷克与波兰[3]

上述和约签订后,不久即分别获得有关国家之批准,开始生效。只有美国,日后却发生问题。因为美国国会反对加入国际联盟,而国际联盟约又附列于对德国、对奥地利、对匈牙利等和约之中,因此拒绝批准。因由美国政府与各国分别签约[3]

整体评价[编辑]

巴黎和会初期原本充满对和平的乐观期待,首次参加欧战的美国带来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一时颇受欢迎。然而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观点迅速被战胜各国划分势力范围和报复的企图所压倒,所谓反战、民族自决等原则皆无法实施。美国虽签署条约却未能经过国会批准,使美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外交政策走入孤立主义。日本代表提出“种族平等”议案,虽然得到与会国家17票中11票支持,却遭到澳大利亚的坚决反对,最终被英美否决,消息激起了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合约对战败国德国的苛刻的勒索,也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法国元帅福煦事后评论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4]。”

对东欧影响[编辑]

巴黎和会的缔订,改变了东欧的政治地图。七个新的独立国家出现,分别为: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与南斯拉夫。此现象被讥为“欧洲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 of Europe),因为在这些地区民族混杂的情况很常见,和约缔订者亦没有根据迁徙人口来调整,使得这些国家各自产生民族问题。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是这也显示民族主义的胜利,以及民族自决原则的昂扬。协约国的本来用意,是让这些东欧独立的国家构成一个“防疫带”(法语:cordon sanitaire英语:sanitary zone),以防止俄国共产主义的西传,从而使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不要受到赤色的威胁[4]

对中国影响[编辑]

《东方杂志》刊登的“中国参与欧洲和会全权委员”:陆征祥(中)、顾维钧(右上)、王正廷(左上)、施肇基(右下)、魏宸组(左下)

中国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但英、法、意主张将德国的利益转送给日本,美国提出暂交英法意美日五国共管,遭日本拒绝。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但提案被否决。巴黎和会引起中国人民抗议,爆发五四运动。当时中国代表团成员有五个全权代表,其中有担任团长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秘书朱佛定。中国代表最终没在和约上签字。

注释[编辑]

  1. ^ 阜姆当时多为义大利裔。当时义大利原本希望获得此地,使其版图更加完整,同时进一步取得亚得里亚海的经济利益,但威尔逊认为这违反“十四点和平原则”,因此并未同意[2]
  2. ^ 威尔逊身为美国总统,政务繁忙,不宜长时间远离本土,故于1918年12月中旬抵欧后,又于翌年2月中旬返美一月,3月中始重返巴黎,因此对德和会之实际讨论时间,为期甚短。匆忙急迫的行程,影响到条款的决定,无形中多方迁就英法的立场[2]
  3. ^ 德国最为反对者,为协约国强行将战罪之全部责任加诸德国一方。当德国代表布洛克道夫·兰曹于初次接到协约国代表交下凡尔赛条约时,即反驳称:“我们虽承认已战败,但对我国独负引起战争罪责之要求,则无法接受,如由我口中承认此一罪行,显然是谎言,所有欧洲国家在过去五十年中之帝国主义行为,早已不断加剧国际情势的紧张。”其后,德国国会于投票通过凡尔赛条约时,曾附带作成一项“荣誉的保留”决议,内称:“德意志共和国准备签约,但不承认德国人民为大战之责任者,亦不接受第227条及231条之规定(审判德皇、其他战犯及战罪等)。惟德方之抗议,未被接受。[2]
  4. ^ 系指各国境内少数民族之宗教信仰听其自由崇拜,语言文字准其自行行使,政府均不得加限制干涉。[3]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1.2 王曾才. 第二章第二节〈和会与和约的决定因素〉. 《世界现代史—上》. 1991: 61-63页.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李迈先. 第三章第一节〈巴黎和会的指导原则〉. 《西洋现代史》. 1978: 61-67页. 
  3. ^ 3.0 3.1 3.2 3.3 3.4 李迈先. 第三章第一节〈巴黎和会的指导原则〉. 《西洋现代史》. 1978: 67-77页. 
  4. ^ 4.0 4.1 王曾才. 第二章第二节〈和会与和约的决定因素〉. 《世界现代史—上》. 1991: 104-106页. 

参考书目[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