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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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华
Chee-hwa Tung
阁下 GBM
Tung Chee Hwa.jpg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行政长官
任期
1997年7月1日-2005年3月12日[1]
前任 首任(香港回归
彭定康香港总督
继任 曾荫权
多数票 320票(1996年
自动当选(2002年
Char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logo.svg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副主席
任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现任
就任日期
2005年3月12日
主席 贾庆林 俞正声
香港行政局非官方成员
任期
1992年-1997年
指定 彭定康
个人资料
出生 (1937-07-07) 1937年7月7日(79岁)
中华民国 中国上海市
籍贯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国籍 香港 中国香港
配偶 董赵洪娉
儿女 三名子女和九名孙儿
母校 利物浦大学
专业 商人政治家
宗教信仰 汉传佛教
签名

董建华大紫荆勋贤Chee-hwa Tung,1937年7月7日,1992年被香港总督彭定康任命为行政局非官守成员,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两任行政长官(1997年7月1日至2005年3月12日)及于第二任期间辞职,第10届至第12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此外,他是香港足球总会永远荣誉赞助人。

董建华于1996年12月11日在推选委员会中击败杨铁梁吴光正李福善等,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行政长官竞选中胜出,获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委任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2002年2月28日,董建华在无有效对手的情况下自动当选成为第二任行政长官,于2002年7月1日自动连任;其任期原于2007年届满,惟董建华于2005年3月10日以健康为理由向中央人民政府请辞,提逞于3月12日获接纳。同日,他就任第10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第11届及第12届至今。在其就职行政长官任内,香港爆发多场大规模示威,其提出的多项政策备受争议及非议,间接导致多位香港政府高级官员相继离任。

履历[编辑]

早年[编辑]

董建华是香港已故航业巨头董浩云(董兆荣)的长子,祖籍宁波定海县(今舟山市)。宁波董氏世代簪樱,在周朝时崛起于山西晋国汉代时先迁往陇西东汉时董氏曾有官至太师、爵封斄乡侯的董卓[2]其后南迁至福建,董浩云曾祖母一代带著三名儿子迁居浙江[3]董建华1937年7月7日(农历1937年5月29日)、芦沟桥事变同日生于上海,12岁时随父来到香港,曾就读左派中华中学,与梁爱诗为校友。1960年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船坞工程系,获得机械工程学理学学士。其后在美国生活十年,曾于美国通用电气任职,1965年又到家族企业在纽约的分公司开拓了香港至欧美的航线。1981年董浩云逝世,其家族公司,世界七大轮船航运公司之一的东方海外交予董建华打理。1985年,东方海外濒临破产。在此之前,董浩云家族成员均高调公开其亲中国国民党之政治倾向(至今董建华之妹董小平仍定居台北仁爱路),但在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透过霍英东注资使其渡过难关,同时也使董建华倾向北京。董建华于东方海外工作,直至出任香港行政长官。

当选行政长官[编辑]

董建华于1992年10月被当时的港督彭定康委任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步入政界。1996年12月11日,董建华在由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当中,击败杨铁梁吴光正李福善等三名对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行政长官竞选中胜出,并于12月16日获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为第一任香港行政长官[4]董建华早期推出多项长远计划,涵盖经济、教育、医疗、房屋、公务员体制等领域,但成效不明显,亦一举挑动各个层面的不满。随后的政治失误及对政治改革的保守态度,使董建华的支持度进一步滑落。

连任[编辑]

2002年2月28日,董建华在无有效对手的情况下自动当选成为第二任行政长官,3月7日获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委任为第二任香港行政长官[5]于2002年7月1日自动连任。2003年7月1日,香港约50万人举行历来最大型的反政府游行。虽然中央多次表明支持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但一年后的7月1日,53万人再举行反政府游行,

任内辞职[编辑]

董建华连任以来,其主导的政府推出的多个政策引发不小争议;2004年2月,政府把私人参建的原居屋项目红湾半岛以低补地价卖断予发展商新创建集团,事件使政府招来官商勾结的指控。2004年12月,领汇上市事件闹大,有公屋居民申请司法复核指上市违反《房屋条例》,尽管有人认为政府应该坚持如期上市,由于领汇的招股书没有声明有关风险,促使领汇搁置上市。同年12月20日,董建华在澳门出席澳门回归五周年活动时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述职时,被胡锦涛当著香港高官以及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前当众训话,希望各人“认真回顾香港回归七年来走过的历程,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不断提高施政能力和管治水平”。董最初回港后坚持“正面地看待”胡主席这番话,并谓:“香港也过了不简单的七年,大家从金融危机、泡沫经济爆破、沙士等挑战中走出来,经济正在持续发展,我们自己都应该觉得值得骄傲!”[6]

董在压力下,2005年1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承认错误,指“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令市民痛苦和不安。未能确立‘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制订政策的时候,未做到凡事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未能充分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和政策的争议,过急推出太多改革措施;缺乏危机意识和政治意识,缺乏应付政经转变的经验和才能,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时显得进退失据,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管治能力。”[7]

董在施政报告发表这段时间,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有官商勾结。结果招来行政会议中有意角逐下届特首者的角力。2005年初审计署发表《审计报告》,指7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将愉景湾违规转变成为地产项目,引来人们对数码港事件中“官商勾结”的猜测。

2005年2月中传出董建华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并辞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一职。报章传出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最有机会接任该职。3月2日,除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外,全香港报章均大篇幅报道董建华将会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辞去特区行政长官一职。3月10日下午,董建华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以身体不适为由,已向中央呈辞。董建华对记者说他的脚痛令其十分困扰。[8]3月12日,国务院接纳其辞职。同日,他获第十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署任行政长官,直至新任行政长官选出为止。

董建华的辞职亦带来新一波的政治争论。由于《基本法》没有明确写出若行政长官中途出缺,经选举产生的继任人任期长度。香港法律界根据普通法制度,指出新产生的行政长官任期应为5年。初时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亦承认根据普通法制度,补选的行政长官任期应为5年,其后她又指出,与“内地法律专家”商讨后,根据“立法原意”以及中央政府的“一贯做法”,继任人只能执行馀下的任期,而她亦接纳了这个观点,所以补选的行政长官,任期到2007年止,而此举不会将内地的法律制度引入香港。梁爱诗的言论惹来法律界哗然,部分法律人士如45条关注组(现公民党梁家杰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资深大律师等公开批评梁爱诗朝秦暮楚的立场[9]。最后,有关“新的行政长官”的任期,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第53条,并通过补选的行政长官任期为馀下的任期[10][11]

全国政协副主席[编辑]

董建华落任特首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参与中美关系外交事务,并成立了中美关系交流基金会,代表中国到美国演讲。香港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称其外交活动令其落任后的民望有所回升,并开启了港人以“次主权外交”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新模式。[12]例如在2012年9月中中共十八大前夕证实当时即将接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健康情况。

2014年9月3日,董建华在前行政长官办公室召开记者会,表态支持人大常委对本港政制的决定。他认为,现时为政改关键时刻,而全港选民一人一票选特首是“是货真价实的民主”,形容有好多市民支持决定,更指2017年本港的民主不只跨前一步,是开拓全新的历史。董建华说,明白泛民的情绪感受、对决定的失望和不满,但认为2017年政改并非终极方案,《基本法》有机制及空间,完善本港民主制度,呼吁市民将负面情绪化为正面力量,在此基础上商讨落实普选执行细节,否则民主进程依然原地踏步的话,不知何时可再开始。董建华指改革开放至今,国家发展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外面大国都对中国看法有变,但泛民的立场就一直无变,呼吁他们要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解国家面对的挑战,思量如何可以帮助国家,在宪制之下工作,解决问题。[13]

2014年10月25日,董建华当日专门召开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呼吁参与占中人士尽快停止非法集会,以对话解决相关争议。他强调,香港多年的成就一直依赖法治,坚守法治是我们的底线。他还说占中是违法行为,还说“民主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法治,怎么可以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做违法的事?”[14]

2014年11月,董建华牵头成立团结香港基金会,基金会透过集结各地精英,为特区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及市民提供公共政策分析及建议[15]

2014年12月17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表示,他对“占中”结束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强调是次“占领”行动对香港造成很大伤害。[16]

任内施政概览[编辑]

任内主要官员[编辑]

重大计划[编辑]

  • 教育改革:董建华任内曾推行多项教育改革政策,包括:强制大部份中学实施母语教育、鼓励相同办学理念的中小学衔接结成一条龙学校,让小学毕业生直接升上其连系的中学、立法规定学校成立具法人身份的法团校董会、扩大高等教育普及率至60%、推行中小学教师语文基准试、废除小学升中学的学能测验、建议推行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其中“母语教学”政策引来钜大争议,政策被指导致日后香港学生的英语质素下降,而母语教学政策在2009年被大幅修定。
  • 八万五建屋计划:董建华在1997年施政报告宣布,拟每年兴建85,000个房屋单位,期后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楼价急跌,但政府一直并无表明政策改变,直至2000年6月一次记者访问中,董建华当被问及会否修订“八万五”目标时;才突然表示“八万五政策自1998年已未再提起,亦已经不再存在”,引来“不提及等同不存在”的笑话。根据基本市场经济学供求原则,当供应突然大量超过需求的时候市场就会出现恐慌性抛售而造成不合理降价。评论认为八万五建屋计划忽视价格弹性,为楼价下跌的主要原因。亦有人认为楼价下跌是金融风暴导致,八万五政策并非主因。
  • 中药港计划:1998年始,拟提高香港中药的认证能力,及令香港承包更多中药生意。中药港虽大作宣传但成果不著,后来计划已不知所终。
  • 解散两个市政局:1999年,政府因为当时九龙市政总署员工偷懒的事件,著令孙明扬暗中筹划解散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及其关连政府部门,并重组成日后的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食物环境卫生署。然而在计划筹备的期间,孙明扬在一次宴会中醉酒,在记者面前漏了口风。在“杀局”之后,因为分工问题及欠缺民意代表监管,使不少卫生、市政问题变得紊乱(例如:树木管理不善及分工不清,发生多宗公众地方树木倒塌事故,引致人命伤亡),更令三级民选议会制度瓦解。
  • 数码港计划:2000年始,拟兴建数码资讯为主的经济项目,但大部分资金还是流向房地产。房地产的兴建更不采取本港惯用的招标承包方式而转向私人地产商(“盈科数码动力”,即今“电讯盈科”)委托协办。数码港计划对经济增长帮助并不明显,结果数码港只变成一地产项目,并交由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 推行强制性公积金:2000年12月,政府强制香港所有雇员成立投资基金,雇主及雇员每月需将百分之五薪金付托基金供款,在一般情况下雇员年满65岁退休方可取回供款。然而强积金管理费过高及欠缺透明度,雇员不能自由选择投资信托机构,雇主可以用强积金的雇主供款部份来抵销长期服务金或遣散费,一直为人诟病。
  • 领汇计划:由于政府实行八万五建屋计划开支庞大,2002年又停售居屋,导致香港房屋委员会财政进入困境,因而缺乏资金营建公屋。2004年初香港房屋委员会决定分拆其商业物业及停车场,出售香港房屋委员会辖下公共屋邨商场,将资产证券化成立领汇基金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藉以筹集资金。由于领汇以商业原则营运,对辖下商场大幅加租及停车场,不再向一些小商户续约,引入更多大型连锁店,被指罔顾基层民生。
  • 西九龙文娱艺术区计划:董建华于1998年施政报告宣布的大型发展计划:在位于西九龙填海区临海地段兴建一系列世界级文化设施,惹来市民不同意见及反对声音,结果被推倒重来。惟直至2012年完结该计划仍未落实动工。

争议事件[编辑]

居屋短桩事件

1999年1月,居屋短桩事件首次曝光。廉政公署调查发现,东涌新市镇第30区第四期工程的商场和停车场工地出现严重的偷工减料,有10多根桩柱比合约规定的长度短了近一半,达10多米,整个建筑物有潜在的倒塌危险。到了3月,第一期和第三期的居屋的地基也被发现短桩情况。香港房屋委员会指示房屋署进行调查,先后再发现元朗天水围天颂苑沙田圆洲角愉翠苑葵涌石荫邨第二期商场都出现严重的短桩和偷工减料问题。当中愉翠苑的两栋居屋有即时倒塌危险,需要拆卸重建,天颂苑也需要进行修补工程。此乃香港公营房屋史上最严重的丑闻,有过百人在连串事件中被捕。[17]

房屋署的内部调查中,有18名疏于职守的职员被处分。很多议员和市民都认为房委会和房屋署的官员要为监管不力负上政治责任而辞职,他们把矛头指向房屋署署长苗学礼和房委会主席王䓪鸣。董建华力保两人,指王、苗二人一旦呈辞,会引起“行政和法律真空”。[18]当时香港未实行高官问责制,主要官员都是公务员,他们需要政治中立,不需负上政治责任。后来民主党在立法会提出对房屋署署长苗学礼和房委会主席王䓪鸣不信任动议,在泛民主派自由党民建联(除行政会议成员的谭耀宗外)支持,港进联弃权。以39票赞成、9票反对、6票弃权、4人缺席投票下获得通过。王䓪鸣在议案表决前宣布辞职,但苗学礼则拒绝请辞,继续留任房屋署署长。但王䓪鸣转眼间却出任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18][19]

这次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首次有对官员的不信任动议被通过,虽然动议没有任何约束力,但也使政府承受庞大政治压力,特别是一直被视为“保皇党”的民建联、自由党在事件中因为不同原因“背叛”了政府,更加深行政立法之间的关系僵化。[18]

居港权问题

1999年1月29日,香港终审法院吴嘉玲案的判决引起居港权争议。这判决令香港人在中国内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权,包括私生子女在内。根据终审法院对《基本法》第24条的理解,当时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引用抽样调查数字指未来10年内会有167万人可从中国内地移居到香港,将会为香港社会带来沉重的人口压力[20]

5月6日,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上说:“167万人十年之内全部来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社会显然很难承受因终审法院的裁决而带来的人口压力”,表达了大量新移民来港极有可能会加重政府负担、拖慢香港发展以知识型经济为本的转型和令香港的生活质素倒退[21]。同日,政府向立法会提交资料,仔细地描述了167万新移民为香港所带来的钜大冲击,包括:香港未来10年因此需要兴建数目庞大的学校、公屋和医院等基建设施和负担福利开支,涉及额外7100亿港币财政预算(相等于政府当时库房约4000亿储备近两倍之钜),并且每年需要330亿额外经常性开支运作[22][23]。因此,叶刘淑仪联同当时的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北京寻求人大释法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修改《基本法》以平息争议。然而,香港特区政府选择向人大寻求释法。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22条和24条作出解释,规定只有香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婚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权,非婚生子女及出生时父或母仍未成为香港居民的则没有居港权,而使有权来香港的人数减至20万。

虽然人大常委会拥有《基本法》最终解释权,但香港大律师公会认为人大释法有损香港的法治司法独立。当时一批大律师(包括其后在2005年起出任律政司司长黄仁龙[24]佩戴黑纱,从终审法院游行到政府总部,抗议人大释法[25]

港大民调风波

1998年,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公布的民调显示董建华的民望以及政府支持度不断下滑。1999年1月,行政长官办公室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会晤当时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传达不满民调的讯息,郑耀宗透过副校长黄绍伦再向民意调查研究计划主任锺庭耀施压,要求对方停止发表对特首施政不利的消息,否则会逐渐收紧民意研究计划的发展(即黄绍伦向锺庭耀说的“阴干”)。此举乃严重干预了香港学术自由,在《基本法》下可能已属违法。2000年7月,锺庭耀在报章撰文公开事件,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独立调查小组查明事情属实,郑耀宗黄绍伦并因此事辞职,路祥安则在董建华的力保下得以留任。董建华虽然没被证实事件和他有直接关连,但他及特区政府的声誉亦因此受损。

数码港事件

在2000年,政府在未经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把钢线湾临海优质地皮免地价批与李泽楷盈科拓展,意图发展成类似美国的矽谷的高科技中心。然而,此举引起官商勾结的指控,当时各大地产商都强烈不满,指政府偏坦李嘉诚家族,数十名在商政界有一定地位的地产商人到政府总部与董建华会面表示抗议。事后数码港变成了地产项目,盈科则获得丰厚利润。

强制性公积金

2000年12月1日正式实行的一项政策,强制香港所有雇员成立投资基金以作退休之用。有批评认为强积金剥夺雇员自行选择投资意向的自由,管理费过高及欠缺透明度[26]2008年立法会选举,甚至有候选人以“取消强积金”为政纲[27]。亦有部份雇主为减少支出,强迫雇员转为“自雇人士”;亦有雇主拖欠供款,使雇员得不到应有保障。雇员不能自由选择投资信托机构,以至雇主可以用强积金的雇主供款部份来抵销长期服务金或遣散费[28],一直为人诟病。

陈方安生提早离职

陈方安生在1993年11月29日获港督彭定康任命为布政司,成为香港公务员之首,地位仅次于总督。然而,在主权移交前,中英双方在政制发展等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彭定康被中方指责为“千古罪人”,当时政府高层华人官员在主权移交后被一些左派视为“港英馀孽”,陈方安生更是当中之首[29]

主权移交后,陈方安生成为特区首任政务司司长,但坊间一直有传言指董建华和陈方安生存有不和,又与北京在治港政策上不咬弦,结果她在2001年被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钱其琛“邀请”上北京述职,期间被要求要好好支持行政长官。很多人都认为,陈方安生这次述职其实是被钱其琛召见“问话”和“训话”,当时陈方安生亦有向钱其琛解释香港公务员制度的运作。这次述职后,陈方安生宣布以“私人理由”,提早在2001年4月30日退休,结束长达三十八年又七个月的公职生涯。虽然媒体普遍报导她的辞职是因为和钱其琛的“训话”有关,但被她加以否认。此外,她和董建华亦否认二人存在不和。2007年6月,陈方安生接受有线新闻访问时透露,她是因为无法说服董建华放弃推行高官问责制而辞职。[30][31]

陈方安生辞职后,政务司司长一职由曾荫权接替。

高官问责制

2002年,董建华鉴于第一届任期中,由于公务员系统对其管治起了很大的阻力。故于其第二届任期开始前,宣布在7月1日开始,推行仿照美国部长制度的“高官问责制”,将所有原来由公务员体系政务主任出任的司长和局长职位改为由行政长官直接委任。政务司司长统领所有公务员的角色被削,由行政长官统揽大权,各问责政策局长直接向董建华负责。前中央政策组顾问练乙铮认为董建华是因为之前与陈方安生的不和,以至中央人民政府不希望政务司司长有太大权力有关[32]。政策推行至今,政务司司长的统领各局的职能消失,局长之间各自为政为人垢病,而部份政策局之权力划分未如理想,出现权责过重或过轻的情况[33]

在政策推行不足三个月,即发生仙股事件,事缘当时的财金官员提议把港交所中股价过低的股份除牌,引发不足一元(俗称“毫股”和“仙股”)的股灾,不少投资者损失惨重。当时有意见认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应下台以示问责,但马时亨在董建华力保下得之留任。但在2003年再发生多起政治风波,问责制终能体现出其“问责”功能,犯错及极不受欢迎的局长纷纷因“私人原因”下台,计有因“偷步买车”丑闻的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二十三条立法”的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和因“SARS疫情”(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请辞的前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等。

公务员减薪及七七大游行

2002年3月,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发表任内首份财政预算案,当中建议公务员减薪,最高减4.75%,以纾缓政府赤字[34]。同年7月7日,董建华65岁寿辰当天,数万名公务员上街示威,抗议立法减薪[35]

基本法第23条立法

2002年,政府推出咨询文件,建议履行基本法第23条规定,立法禁止任何叛国罪、分裂国家行为、煽动叛乱罪、颠覆国家罪及窃取国家机密等涉及国家安全的罪行。当中很多地方引起市民忧虑,担心出现以言入罪、因知情不报而被定罪等问题,影响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障,市民应有的权利被剥削。当中由于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的态度问题,引起市民强烈反感,最后更引起市民自主权移交以来对政府的最大不满情绪,导致2003年七一大游行有超过50万人上街示威。最终自由党在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下,决定改变立场反对立法,使法案无法得到足够票数通过,政府被逼在7月7日宣布押后提交表决。在9月5日,董建华宣布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

七一大游行
2003年7月1日,苹果日报的头版呼吁群众上街游行

2003年及2004年,香港前后两次约有五十万人走上街头游行。2003年7月1日,很多参加者均穿著黑色衣服,带同标语、贴纸,高叫反对23条口号及其他不同诉求,如要求董建华下台、官员梁锦松、叶刘淑仪辞职、加快民主步伐等。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最终迫使《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搁置。2004年7月1日的游行,示威主题为争取2007年普选特首、2008年立法会全面直选。

维港巨星汇

2003年春季至夏季的SARS事件使香港经济跌至谷底,市面一片萧条,失业率升至多年高位,通货紧缩率升至历史新高,更创下全球有纪录以来最低通货膨胀率,列入了健力氏世界纪录大全。政府为重振经济,于2003年5月向立法会申请了10亿港元拨款,决定在2003年秋季举办名为维港巨星汇的大型音乐会,邀请世界各地重量级明星来香港表演,并拍摄成电视节目,在世界各地播出,希望重建香港形像,吸引游客到香港旅游。为了让音乐会顺利举行,政府决定为活动资助最多1亿港元(只限活动亏损时),并由美商会及美商会主席詹康信的私人公司承办巨星汇,政府的投资推广署协办。然而,政府和美商会对活动的监管不力,导致活动举办期间出现很多混乱情况,负面新闻不断,政府付出了1亿元,活动却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否决07和08年双普选问题

2004年1月7日,董建华宣布成立香港政制发展专责小组,主要是深入研究有关政制发展的原则和程序,并征询各界的意见。2004年4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作出解释,当中涉及修改“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表决程序”的规定。4月15日,香港政制发展专责小组发表了《第二号报告》。报告交代在过去两个多月收集公众意见。同年4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了于2007年行政长官选举2008年立法会选举中实行普选。

三次人大释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先后三次对《基本法》作出解释,其中发生在董建华任内1999年的第一次释法由特区政府主动提请。社会舆论对人大释法意见不一。泛民主派及法律界人士(主要是大律师公会)批评人大释法破坏法治,损害香港司法独立。而内地官员及亲北京阵营则认同释法有助厘清争议。

卸任行政长官后[编辑]

评价[编辑]

批评[编辑]

2003年7月1日当日苹果日报附送的游行海报,其中有针对董建华标语

董建华就任特首的八年期间,屡次遭受市民批评,并被冠以“老懵董”作为戏称。他强调会以儒家方式治港,以对抗主权移交前在香港为主流的西方文化。然而,他的多项施政,都被视为“好心做坏事”。例如:他认为儒家主张敬老,因此他成立安老事务委员会,以提高长者的生活质素。但另一方面却在综合援助、交通津贴等各项措施削减对长者的资助。董建华为解决香港人居住负担,推行“八万五建屋计划”,却造成的屏风楼问题及造成及不少置业者沦为负资产,董建华更被指为罪魁祸首。除此之外,董建华任内推出多项发展概念,如数码港中药港硅港鲜花港、国际设计及时装中心、红酒贸易中心商业园等,除了被批评为利益输送和官商勾结的数码港外,其馀发展概念直到他离任为止都无一实现。他主张的政策当提出后,总是不了了之,同时很多政策皆被批判为“假大空”、“大白象”,施政流于口号化,不切实际。

于2001年9月,当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被问及香港的经济困境时,他指出香港不应“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一句说话,被视为是中央非正式批评董建华的说话。此后这说话被部份政治评论员重复使用以指责董建华,他们认为这句说话能指出董建华经常围著一些议题或政策打转,而久久不能作决定。当决定了这些议题方向或政策时,也没有持续执行的魄力与不了了之。任用人才方面,董建华有被指为“任人唯亲”。这从港大民调风波事件、以及他的接任人在扩大策略发展委员会后,一群董建华的亲信友好加入策发会的事件可以得见。

其他批评包括2000年申办2006年亚运时以“香港一定得”为口号,结果申办失败,沦为笑柄;为了快速增加大专学历人口而造成副学士泡沫[36],当他获颁大紫荆勋章科大中大荣誉博士时,都有人因不满其任内施政而抗议[37][38][39]。2007年12月6日,董建华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典礼上获授予博士学位时,中大学生会成员曾用高音喇叭打断其演讲,招致保安阻止。并在港铁大学站百万大道等处挂条幅抗议:“董建华祸港殃民有博士,刘遵义卖校求荣无廉耻。”[40]

2003年4月2日,当时正值沙士疫情爆发高峰,香港著名专栏作家陶杰明报《黄金冒险号》专栏撰文〈下台吧,董建华〉,严厉抨击董建华施政,指其的“唯一贡献”,是证明了“英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做不到”。文章又质疑“沙士疫症流行,特区根本没有人在管治”,指董建华“一直不知道、或不肯相信香港人对其深切厌恶……是基于事实的理性结论”,文章指董建华的‘八万五”房屋政策灾难政策蒸发掉香港人的血汗,包庇一个个操守有问题的高官,令人质疑其智商和基本判断力”,指董建华“永远不承认你的智商缺陷,反而赖(推卸)英国给你留下‘炸弹’、赖美国的‘外围因素’(指亚洲金融风暴科网股泡沫911事件)、赖陈方安生不肯执行你的指示。你制造了五年灾难,还要延长为十年浩劫(比喻成像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指董建华“摧毁了香港人的尊严,葬送了一个繁荣的城市,为香港带来怨愤,以及对你的言行的种种笑料,为中国带来全新的国耻”。文章最后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送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指董建华是“最根本的灾难。请你勇于面对自己,面对你的家庭,面对历史。像西方反战人士对布殊讲的一句话﹕Shame On You。下台吧,董建华。”[41],文章引起颇大回响,当时特首办主任林焕光甚至罕有地致函报馆回应。[42][43]该篇文章多次被引用,亦被剧团“进念二十面体”及“非常林奕华”于舞台剧东宫西宫》内引述,成为当时社会责骂董建华文章中的其中一篇经典。

2003年7月,董建华执政期间,次文化堂推出《老懵董》、《建华之乱》系列的漫画,讽刺董建华的失败统治,部份政治评论员称为“建华八年”建华之乱。[44]

赞扬[编辑]

有人认为,董建华许多受争议的的施政措施,如扶贫抒困,本质上并无错误,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改革推行得太过猛烈,而危害到某些既有利益阶层的利益。另一项董建华任内较少人提及的政绩是没有将特首真正管治权力下放给传统左派人士。正如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认为,董建华政绩之一是不让传统左派人士弄权,否则香港局面可能更恶劣。[45]纵使亲建制派在董建华执政期间“挺董”,但他没有给予甜头他们,更没有令他们晋身三司十一局当中。亦有意见认为,董建华的八万五可能可以减轻香港在03年开始的楼价泡沫,或许会令年轻人更易创业和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他亦努力尝试为香港经济转营定出方向。[46]

荣誉[编辑]

董建华于2006年7月1日获颁大紫荆勋章,以表扬他出任行政长官期间,使香港主权移交后保持安定繁荣,成功落实“一国两制[47]。2006年11月1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董建华,获香港科技大学颁授社会科学荣誉博士,以表彰他为祖国一国两制的建设作出的贡献[48]2007年12月6日,前行政长官暨前中大监督董建华获香港中文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扬他在行政长官任内竭力尽心地服务香港,并对中文大学的发展鼎力支持。[49][50]2014年3月29日,在凤凰卫视举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2013-2014”上,董建华获得了“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董建华获奖后表示“振兴中华的中国梦离我们越来越近”[51],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对此次颁奖表示“董建华先生有对国家深沉的爱和智慧”[52],晚会主持人陈鲁豫称:“董建华先生教我们始终要‘笑着迎接大时代’”。[53]

个人[编辑]

董建华工馀喜爱阅读,尤爱读传记、历史、经济与国际时事书刊;此外,也喜爱运动,如远足、太极和游泳。早年居于英美两地,加深了对足球、篮球和美式足球的认识,也培养起浓厚的兴趣。同时他是英格兰老牌足球劲旅利物浦的球迷。 董建华与赵洪娉育有三名子女(立均、立新、立筠)和九名孙儿。

董建华也是膜蛤文化中的一部分,缘起于他2000年赴京述职时张宝华询问江泽民是否支持董建华连任特首。作为“董先生”,董建华在膜蛤文化中扮演著重要作用。

语录[编辑]

董建华在任行政长官期间,多次说了这一句:“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更好。”,深入民心。于2000年接受无线电视新闻专访时表示,不再提起之前其推岀的八万五房屋政策,即政策“已经不存在”。又在立法会上回应泛民主派议员的提问时说:“咁肤浅慨?”(意旨:这么肤浅?)等经典对白。[2]

在2003年的答问大会当时被司徒华请教他肤浅和naive有何分别,董建华就回应时说出:“我唔知系你慨中文好过我,定我慨英文好过你,naive同肤浅唔系相同㖞!”,“教你就唔敢当......一个天真慨人呢就好naive架下,一个肤浅慨人就好肤浅。”[54]

董建华2015年1月20日召开记者会,一如以往要求传媒于发问前介绍自己所属机构以及名字。有记者发问之初没有自我介绍,被在场公关提点,但当他自我介绍是《中国日报》陈某某、并继续提问后,董建华问:“贵姓呀?陈生。”惹起在场人士发笑。然而有媒体指出,董建华的原话是:“贵姓呀,陈生(系嘛)?”是确认之意,而非询问。但由于“系嘛”二字声音低沉,所以听来就像惹人发笑的“贵姓呀陈生?”。[55]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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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第六十二》
  3. ^ 2015年3月30日 董炎星 初探香港董建华世系.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董氏委员会. 2015年11月23日 (中文(简体)‎). 
  4. ^ 1996年12月16日 国务院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人民日报. 1996年12月16日 (中文(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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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中国人大规定下任香港特首任期两年
  11.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
  12. ^ 沈旭晖:董建华冯国经与次主权外交,亚洲周刊,2010年4月
  13. ^ http://www.hkdailynews.com.hk/NewsDetail/index/449900
  14. ^ 董建华呼吁“占中”者尽快撤离
  15. ^ 董建华:我成日用脑
  16. ^ 董建华:繁荣稳定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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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18.0 18.1 18.2 探讨回归后行政立法关系僵化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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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http://news.wenweipo.com/2007/12/06/IN07120600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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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林焕光反驳陶杰. 明报. 2003年4月7日: A11 新闻甜品 (中文(香港)‎). 
  43. ^ 林焕光. 特首办回应陶杰. 观点短打 (明报). 2003年4月7日: C08 论坛 (中文(香港)‎). 
  44. ^ 建华之乱 作者:阿Pink与鲁夫浅 出版日期:2003/07 ISBN 978-962-992-083-8
  45. ^ 苹果日报,《出招放箭力争上游》,200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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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二○○六年授勋名单,香港政府新闻,200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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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 《荣誉法学博士董建华博士大紫荆勋贤赞辞》 香港中文大学第六十四届颁授学位典礼,2007年12月6日
  51. ^ 董建华:振兴中华的中国梦离我们越来越近
  52. ^ 许嘉璐:董建华先生有对国家深沉的爱和智慧
  53. ^ 陈鲁豫:董建华先生教我们始终要“笑着迎接大时代”
  54. ^ 有记者提问江泽民关于董建华是否连任的问题时,江泽民回答语中怒斥记者问来问去的问题naive
  55. ^ “贵姓呀陈生”有断章取义老屈老董之嫌

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

官衔
前任:
彭定康
 英属香港 总督
香港 香港政府行政首长
1997年-2005年
继任:
曾荫权
新头衔 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1997年-2005年
第1-2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