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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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原名 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成立時間 1943
廢除 1946
類型 非政府組織
目標 促進電訊偵譯技術研究,促進中美情報交流
官方語言
英語
網站 http://www.saconavy.com/

中美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SACO)全稱為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美國軍事情報機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與海軍部情報署)合作建立的戰時跨國情報機構,成立於1943年1月。其目的是中美之間加強軍事情報的合作,共同打擊日本。《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草案》第一條為:

為中美兩國共同對日作戰,組織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所),交換日軍海陸空軍事情報和搜集中國大陸氣象情報,訓練游擊隊,挺進日軍後方,協助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作戰,共同迅速殲滅日寇。

二戰同盟國勝利後,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解散。所內軍統局人員軍統局報到繼續工作,其他人員則資遣。下轄情報站均停止活動,所屬醫院則移交其他醫院接收。1946年7月所有手續辦理完畢。

成立背景及過程[編輯]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成功,使美國最終參戰。美國與日本隔太平洋相望,打擊日本必須主要依靠海軍空軍,掌握足夠的氣象地理及軍情信息就成了重要的工作。而美國認為中國在地理位置上占有優勢,可以為美國提供這些信息。為了戰勝日本,美國必須要同中國的軍情機構合作,在中國成立一個軍事情報機構,為中美共同打擊日本提供相應情報。1942年5月,美國海軍上校梅樂斯英語Milton E. Miles奉命來到中國,主要任務是「搜集情報和騷擾日本」。在中國駐美武官蕭信如的幫助下,梅樂斯軍統戴笠取得了聯繫,並就合作事宜進行了磋商。

1943年初中美雙方共同擬定了一份名為《中美合作所協定》的條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得到了羅斯福蔣介石的批准,成立於1943年4月15日1,一說為1943年7月1日2,結束於1946年1月1,一說為1946年5月。中美合作所直接隸屬於中美兩國最高軍事統帥部,總部設在中國重慶西北郊的歌樂山下楊家山。成立時,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宋子文杜諾萬英語William J. Donovan少將、蕭信如上校和梅樂斯、戴笠先後簽名。軍統領導人戴笠、美國海軍上校梅樂斯分任主任。中美合作所主要有情報組、氣象組、心理組、軍事組和秘密行動組等部門組成。

中美合作所的歷史作用[編輯]

位於重慶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內屍體

按照成立時的約定,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務是:

  • 擴大搜集與交換情報,分呈兩國最高統帥部參考;
  • 嚴密布置東南沿海的敵後情報網,準備策應美軍登陸;
  • 布置中國全國氣象網,制定氣象預報,提供美國海、空軍參考;
  • 偵譯敵方電訊、研究敵人動態;
  • 加強情報通訊、爭取情報的時效,使能制敵機先;
  • 擴大警特訓練,以達成防奸防諜,維護治安的任務;
  • 開展心理作戰;
  • 加強秘密破壞工作,摧毀敵人的軍事設施及軍用物資。3

按照上述任務要求,中美合作不停加強偵蒐、制策,為取得對日作戰勝利做出極大卓越貢獻。如軍統局軍事情報處少將處長鮑志鴻聲稱中美合作所經過電訊偵測與密碼破譯,為美國準確提供了情報,使得美國空軍得以擊落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座機[1](而美國的二戰史書中從未提到中方有何情報貢獻)。中美合作所還建立了165座氣象台、通訊電台、觀測哨等,為作戰提供氣象信息,這些情報對美軍日後在太平洋上進攻日占島嶼和轟炸日本本土都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中美合作所還對日進行了心理戰,如在中國淪陷區用秘密廣播進行干擾日本廣播並進行反宣傳,展開宣傳攻勢瓦解日軍士氣,或者加強抗戰宣傳,增強淪陷區中國人的信心。對經濟戰方面的工作如印製汪精衛政權儲蓄券的假鈔偷運到淪陷區,擾亂當地金融,並大量收購日貨與淪陷區物資運回大後方等。中美合作所存續期間,美國特工部門主持在各地舉辦了22個特工訓練班,美軍為軍統提供了9000餘噸特工器材、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裝備了10萬餘名軍統人員,加強了中方對日作戰的能力。二戰結束後,美國海軍公開讚揚中美合作所的軍事及氣象信息「成為美國太平洋艦隊和在中國沿海的美潛艇攻擊敵海軍的惟一情報來源」。[2]

美國海軍宣稱從1944年6月至1945年6月,這些游擊隊斃敵23,540人,傷9,166人,俘獲291人,破壞橋樑209座,火車84輛,船舶141艘,倉庫97個。[3]1945年3月22日,著名戰地記者Don Bell英語Don Bell (radio broadcaster)搭乘PB4Y-2轟炸機英語Consolidated PB4Y-2 Privateer廈門市附近被擊落,他與七名倖存機員在中美合作所的游擊隊協助下獲救。他回憶說:「兩小時前我們被擊落,當時離最近的日軍軍營不到一里,我們遭到砲擊,被汽艇追逐,被日軍飛機搜索,而現在有人告訴我離最近的美國海軍據點只有80里,你可以想像我們有多興奮。24小時內我們就與美國海軍接上頭了。」[3][4]

對於上述論述,有中國大陸學者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屬於媒體誇大其詞。[5]

美國歷史學會會長魏斐德是這樣評價的:「總體來說,大多數研究中美合作所歷史的學者都贊同這個結論。沈瑜在其「最後分析」中寫道:『從根本上來說,盟國的作戰從這個合作項目中獲益甚少。在中美合作所正準備將其重點從訓練轉移到行動上的時候,戰爭便結束了。』然而,如果盟國的作戰的確從中美合作所的這些秘密活動中受益甚少的話,那麼戴笠自己的秘密王國則從中得到了極大的好處,它使這個中國秘密特務頭子在二戰中,比起在日本人剛開始發動侵略戰爭時,地位要強大得多。」[6][可疑 ]

中美合作所與白公館、渣滓洞的關係[編輯]

美國歷史學會會長魏斐德在其學術著作《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中論述三者關係:「從重慶歌樂山到沙磁區,毗連起伏的丘陵,廣闊的山谷地帶,長達13華里,縱橫20餘里,包括渣滓洞、梅園、楊家山、造時場、松林坡、白公館、五靈觀、紅爐廠、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楊公橋、朱公館、步雲橋、嵐埡等地,都屬於「中美合作所」的特區。這個秘密隱藏的營地周圍有電網環繞,武裝巡邏守衛,對擅入者格殺毋論。從步雲橋到歌樂山的村落,全被封鎖,不讓老百姓通行。五靈觀等地的居民,均被強行趕出。在特區範圍內,除了持有特別通行證的美蔣特務外,一律不許進出。誤入者便被抓起來殺掉。」[7][8]

在整個戰爭中,戴笠的人在美國物資和資金的援助下,把梯田改造成了一片具有800幢房屋的基地。整個基地包括兵營、操練場、兵工廠、靶場、教室、警犬房、鴿棚、無線電通訊室、一個監獄和審訊設施。……北面也就是最小的山谷中設有一個「嚴酷的監獄,關於它有很多不幸的故事」。自然,這就是在《紅岩》描述的集中營和酷刑室「白公館」。[7]

在中共宣傳下,後來出現了「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這種誤稱;這個名字,最早見於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的一批文物保護單位的名單,主要指位於重慶西北郊歌樂山磁器口之間,占地約5250畝的一片地區。事實上,中美合作所只和白公館、渣滓洞有部分空間上的重疊,時間上僅有很短時間的重疊,而且就時間和空間上的重疊來講,目前也沒有證據說明關押、刑訊政治犯和中共黨員與中美合作所有關係[9]

海外學術界的觀點[編輯]

中美合作所宣稱其訓練的游擊隊斃敵25,000人,傷11,642人,俘獲508人,破壞橋樑209座,火車82輛,船舶193艘,協助救援盟軍飛行員76人,而美軍顧問無損失。學術界普遍認為這個數字誇大了。對其貢獻評價最低的是Lance Zedric與Michael Dilley,認為其主要貢獻是提供氣象報告。[10][11]

美國歷史學專家邁克爾.沙勒博士在《美國十字軍在中國》一書中評價中美合作所:「這個組織在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頭子戴笠將軍指揮下工作,是國民黨一個貨真價實的分支機構","這個小組的活動,大大地把中國推向內戰的道路,使美國直接捲入了中國的國內鬥爭。」[12][頁碼請求]

美國著名記者和專欄作家艾爾索普[誰?],在1946年2月23日的《華盛頓郵報》上的《戴笠與美國海軍情報組》一文中指出:"該組曾替戴笠訓練並裝備了15支所謂的游擊隊。那是一樁花費很多人力和物力的事……而且現在到處為害,因為那些所謂游擊隊,作戰的主要對象並不是日本人而是他們的中國同胞。"

同情中共的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如此評價:「中美合作所確實曾經部署過騷擾日軍後方的行動,並為美國海軍的登陸做了準備。但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於,當1945年國共內戰爆發時,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國民黨一邊。這就在客觀上意味著美國『過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對中共的活動。這為中國共產黨所深惡痛絕,並完全有正當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不義行為。」4

沈瑜總結台海兩岸與美國對中美所歷史的扭曲,表示美國從70年代起才開始對它的學術研究,如費正清等人,不重視它對二戰的貢獻,而將它視為基於意識形態偏見與對美國利益的狹隘定義而干涉別國內政的先例;中華民國撤退到台灣後,以它作為中美合作抗日的象徵;中共早期將它作為國民黨殘殺的象徵,以襯托中共新政權的進步,在朝鮮戰爭爆發後,則作為反美反蔣的教材,在中共授意下小說《紅岩》歪曲歷史,將軍統與中美所混為一談,廣泛影響了中國大陸對它的看法,而在改革開放後,中共「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還是以它作為警惕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的例子。中共宣傳基於政治需要操弄歷史,抹去了中國人對於這一段歷史的記憶。客觀的研究中美所歷史,要描述其歷史角色與現代的回憶。[13]

注釋[編輯]

  • 註解1該說法見何蜀. 文藝作品中與歷史上的中美合作所. 《書屋》. 2002年. 
  • 註解2該說法見[1]
  • 註解3參見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台灣綜合月刊社出版,第889頁。
  • 註解4參見《費正清對華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56頁。原文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Harper & Row. 1982年: 220頁. ISBN 978-0-06-039005-1. SACO did indeed harassed the Japanese and prepare for Navy landings. The pernicious aspect of SACO was that as the Nationalist-Communist civil war developed in 1945, it put American aid to use actively on the KMT side. 中國大陸出版的《費正清中國回憶錄》第221頁為"1943 年夏天中美合作所開始了一個新的項目,戴笠將軍稱之為'聯邦調查局學校指導'(F. B. I. school instruction)。此項目旨在訓練戴笠的特工在中國的民眾之間進行偵察。美國大使館、美國國務院、史迪威、戰略情報局以及其他人都反對將美國的援助作此用途。當時,四周傳播的信息都是中國由抗日轉為了對付共產黨的內戰。中美合作所確實曾部署騷擾日軍並為海軍的登陸作好準備。但是其有害的一面表現為,當國共內戰於1945 年爆發時,美國援助成為國民黨的幫凶。這在客觀上意味着美國過早地正式介入了反共行動,因此激起了共產黨的怨恨,他們完全有理由將這些看作美帝國主義的罪行。"

延伸閱讀[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1. ^ 潘嘉釗; 侯俊華; 李慕貞; 鍾敏 (編). 《戴笠、梅樂斯與中美合作所》. 群眾出版社. 1994年11月: 41頁. 
  2. ^ SACO [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in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美國海軍. 1945-09-13. 
  3. ^ 3.0 3.1 SACO: Bold Navy Teams Aid Chinese Guerrillas Conduct Secret War Behind Enemy Lines (PDF). All Hands: The Bureau of Naval Personnel Information Bulletin. Dec 1945: 10. 
  4. ^ Paul Deatherage. Navy Patrol Bombing Squadron VPB119. 
  5. ^ 胡新民. 中美合作所的抗日貢獻巨大嗎?(2). 共識網. 2014-07-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10-05). 
  6. ^ 魏斐德(美). 第二十二章 間諜 AGFRTS. 《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 中國: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7年11月 (中文(簡體)‎). 
  7. ^ 7.0 7.1 魏斐德. 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 中國: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7年11月 (中文(簡體)‎).  |chapter=被忽略 (幫助)
  8. ^ Frederic E. Wakeman.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年: 301–302. ISBN 978-0-520-92876-3. 
  9. ^ 厲華. 關於中美合作所的一個歷史誤會:渣滓洞暴行與其無關. 新華網轉自北京日報. 2010-10-17 [2011-04-27] (中文(簡體)‎). 
  10. ^ Andrew L. Hargreaves. Speci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British and American Irregular Warfa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8 October 2013: 227. ISBN 978-0-8061-5127-4. 
  11. ^ Lance Q. Zedric; Michael F. Dilley. Elite Warriors: 300 Years of America's Best Fighting Troops. Pathfinder Publishing, Inc. 1996: 167. ISBN 978-0-934793-60-5. 
  12. ^ Michael Schaller.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年. ISBN 978-0-231-04454-7. 
  13. ^ Yu Shen. SACO in History and Histories: Politics and Mem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BRILL). SPRING 1996, 5 (1): 37–55. 
  14. ^ WORLD WAR II OSS Individuals. Muskingum University. 
  15. ^ Deirdre Bair. Saul Steinberg: A Biography.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20 November 2012: 159–160. ISBN 978-0-385-534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