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門格爾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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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格爾貝格
音樂家
原文名Joseph Willem Mengelberg
出生(1871-03-28)1871年3月28日
 荷蘭烏得勒支
逝世1951年3月21日(1951歲—03—21)(79歲)
 荷蘭森特
職業指揮家
音樂類型古典音樂
活躍年代1891年-1945年
相關團體羅馬尼亞國家廣播樂團英語National Radio Orchestra of Romania
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
倫敦交響樂團
紐約愛樂

約瑟夫·威廉·門格爾貝格Joseph Willem Mengelberg,1871年3月28日—1951年3月21日),荷蘭指揮家,以與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的長期合作為人所知。他與該團合演的貝多芬勃拉姆斯馬勒施特勞斯等作品詮釋皆受關注。

生平[編輯]

早年[編輯]

門格爾貝格生於荷蘭烏得勒支,父母是德國人,他是家中十五個孩子中第四個。他的父親弗里德里希·威廉·門格爾貝格英語Friedrich Wilhelm Mengelberg是著名的德裔荷蘭雕塑家。門格爾貝格先後從作曲家和指揮家理查德·霍爾英語Richard Hol、作曲家安東·阿弗坎普(英語:Anton Averkamp,1861-1934)和小提琴家亨利·威廉·彼得里(1856-1914)學習,之後轉往科隆音樂學院(現科隆音樂與舞蹈學院)學習鋼琴和作曲,他在科隆時期的主要老師則是弗朗茨·維爾納德語Franz Wüllner (Komponist)伊西多爾·賽斯英語Isidor Seiss阿道夫·延森英語Adolf Jensen

職業生涯[編輯]

1891年,20歲的門格爾貝格獲選成為瑞士盧塞恩市音樂總監,負責指揮一個管弦樂團和一個合唱團,同時指導一所音樂學校,教授鋼琴課,並且繼續作曲。[1]1895年,門格爾貝格被任命為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的首席指揮,他一直擔任這一職務直到1945年為止。在阿姆斯特丹任職期間,門格爾貝格首演了許多傑作。1898年,理查德·施特勞斯將他的交響詩《英雄的生涯》獻給了門格爾貝格和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施特勞斯對記者說,他「終於找到了一個能夠演奏所有段落的樂團,這樣他就不必再在創作困難片段時感到尷尬了」。其他著名的首演還有:1939年3月29日,門格爾貝格指揮了貝拉·巴托克第二小提琴協奏曲的首演[註 1];1939年11月23日,他首演了柯達伊·佐爾丹的《孔雀變奏曲》。1899年,門格爾貝格還創立了阿姆斯特丹音樂廳每年在棕枝主日演出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馬太受難曲》的傳統。

阿姆斯特丹音樂廳的「馬勒傳統」亦是由門格爾貝格創立,他在1902年認識了古斯塔夫·馬勒,與他成為朋友,並於1903年邀請馬勒在阿姆斯特丹指揮他的第三交響曲。之後馬勒經常訪問荷蘭,向荷蘭觀眾介紹他的作品,也包括他的第一第五第七交響曲,以及《悲嘆之歌英語Das klagende Lied》和《亡兒之歌[註 2]。馬勒曾對他的作品進行了編輯,使其更適合阿姆斯特丹音樂廳的音響效果,這也許是這個音樂廳及其樂團以馬勒傳統而聞名的原因之一。1920年,門格爾貝格設立了「馬勒音樂節」,用九場音樂會上演奏了作曲家的所有作品。[2]在其職業生涯的前半段,門格爾貝格在阿姆斯特丹累積了可觀的影響力,甚至足以否決一座新歌劇院的提案。[3]此外,他在法蘭克福另有一個指揮職位,也應邀在倫敦、巴黎和羅馬等地客席演出。

門格爾貝格拿着《紐約時報》

1922年到1928年間,門格爾貝格擔任紐約愛樂樂團的音樂總監。從1926年1月開始,他與阿圖羅·托斯卡尼尼同台演出,但兩人的藝術觀點頗為衝突[註 3]

1945年,荷蘭音樂榮譽委員會終身禁止他在荷蘭指揮。1947年,經過上訴後,該禁令減為6年期。1947年,威廉明娜女王收回了他的金質榮譽勳章。[4][4]儘管如此,他仍繼續從樂團領取養老金,直到1949年被阿姆斯特丹市議會停止向樂團撥款。[5]不受待見的門格爾貝格流亡到瑞士森特的楚奧特,在那裡生活一直到1951年逝世為止。

評價[編輯]

門格爾貝格(1919年)

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1980年)關於門格爾貝格的條目中對他的描述是「沉迷於一絲不苟和反覆無常的排練」。[註 4][6]當他認為對作曲家的樂譜進行修改有助於提高樂譜的清晰度時,他會毫不猶豫地進行修改,因此被認為是不夠注重原譜的詮釋者。

門格爾貝格對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的貢獻巨大,不論技術提升、曲目拓展等層面,皆可視為該團的奠基者,其地位等同於喬治·索爾蒂之於芝加哥交響樂團,尤金·奧曼迪之於費城管弦樂團。在門格爾貝格與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合作的錄音作品中,經常可以聽到異常突出的滑音(義大利語portamento[註 5],學者羅伯特·菲利普指出,門格爾貝格與其他樂團的錄音並沒有出現這種滑音,而「這種不尋常的滑音演奏方式……是他與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在長期的排練中形成的風格特徵,當門格爾貝格訪問其他樂團時,這種風格是無法轉移的。」[7]菲利普還指出,這種滑音要求弦樂使用門格爾貝格規定的統一指法,這在當時也是很不尋常的[註 6]

此外,門格爾貝格還採用了速度的波動,而即使在速度波動比現代實踐更常見的時代,他的波動程度也是極端的。欣賞門格爾貝格的人很重視他的速度拐點,但反對者也對其進行了批評。音樂學家和音樂理論家沃爾特·弗里施就認為,「在威廉·門格爾貝格錄製的勃拉姆斯演出中,速度波動太過頻繁,掩蓋了一個段落或樂章的更廣的形狀。」弗里施認為,他所欣賞的兩位經常使用速度拐點的指揮家威廉·富特文格勒赫爾曼·阿本德羅特英語Hermann Abendroth的速度波動並不會造成這種對結構的遮蔽。[8]

他最有特色的演出是以極強的表現力和自由的節奏為標誌,也許在他錄製的馬勒第四交響曲中最為突出,但上述特點在《馬太受難曲》和其他演出中也肯定存在。這些特質,只有少數幾個錄音時代的其他指揮家,如威廉·富特文格勒和倫納德·伯恩斯坦才有(也許程度會更低),這使得他的許多作品在古典音樂聽眾中異常的有爭議;主流聽眾認為不可聽的錄音會被其他人譽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錄音之一[來源請求]

爭議與批評[編輯]

  • 作曲家威廉·派佩爾最清楚地表達了一種普遍的批評:門格爾貝格在他的阿姆斯特丹音樂廳任期內,尤其是1920年之後,並沒有特別支持荷蘭作曲家。[9]
  • 門格爾貝格被弗雷德·戈德貝克英語Fred Goldbeck描述為「完美的獨裁者/指揮家,樂團的拿破崙」。[10]艾倫·桑德斯寫道:「他對待樂團的態度是專制的。在晚年,他的行為變得極端,有故事說他與演奏家在排練時有過辱罵性的言語交鋒」。[11]貝爾塔·蓋斯瑪英語Berta Geissmar記錄了1938年發生的一件事,當時門格爾貝格為倫敦愛樂樂團排練《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中的《前奏曲和愛之死》,他對他們進行了折磨性的說教,仿佛他們從來不了解這首音樂。[12]
  • 關於門格爾貝格的權力慾,以及他對政治權威者的崇拜(包括希特勒[註 7]、墨索里尼等),都來自於本人性生活的不滿足,而這種對權力的渴望最終移轉到了他對樂團採取的姿態上。[3]

作品[編輯]

錄音[編輯]

門格爾貝格在美國與紐約愛樂樂團為勝利留聲機公司英語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1922-30年)和不倫瑞克唱片公司英語Brunswick Records(1926-27年)錄製了商業唱片[註 8]。在阿姆斯特丹,他與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合作錄製了一系列在不同國家發行的哥倫比亞奧德翁英語Odeon Records廠牌的唱片(1926-32年),以及1935年為迪卡唱片荷蘭分部錄製的兩部作品。門格爾貝格曾與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和柏林愛樂樂團一起為德律風根公司錄製(1937-42年)。在他去世後,飛利浦唱片發行了荷蘭廣播電台錄製的現場演出錄音,這些錄音已由迪卡重新發行。

除了錄製理查德·施特勞斯的《英雄的生涯》和《唐璜英語Don Juan (Strauss)》外,門格爾貝格還留下了貝多芬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的交響曲,巴赫的《馬太受難曲》,古斯塔夫·馬勒的第四交響曲和第五交響曲中的小柔板等的唱片。

他的許多演出錄音,包括二戰期間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一些現場音樂會,都被重新發行了LP和CD。雖然他以錄製德國曲目而聞名,國會唱片發行了一張強大的、近乎高保真的塞扎爾·弗蘭克d小調交響曲英語Symphony in D minor (Franck)錄音,由德律風根與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在20世紀40年代錄製。

由於荷蘭政府對門格爾貝格指揮活動的六年禁令(見次節),他在1945年之後就沒有再進行錄音。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些演出是用德國創新的磁帶錄音機Magnetophon錄製的,因此在當時具有非同尋常的保真度。

錄像[編輯]

在阿姆斯特丹的現場音樂會上,門格爾貝格指揮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的有聲電影得以保留下來,其中包括1931年韋伯的《奧伯龍》序曲。他在1939年錄製的巴赫的《馬太受難曲》,雖然沒有用膠片拍攝,但卻是用飛利浦光學系統製作的,該系統僅使用膠片作為音頻記錄媒介。[13]

個人生活[編輯]

政治觀點[編輯]

門格爾貝格生平中最有爭議的是他在1940年至1945年納粹占領荷蘭期間的行動和行為。他的傳記作者弗里茨·茨瓦特(英語:Fritz Zwart)為荷蘭廣播電台寫道,「門格爾貝格曾接受德國納粹報紙《人民觀察家報》的採訪。採訪的要點是,在聽到荷蘭於1940年5月10日向德國侵略者投降時,他帶着一杯香檳酒敬酒,(並)談到荷蘭和德國之間的密切聯繫」。茨瓦特還指出,整個戰爭期間,門格爾貝格在德國和德占區國家指揮,並與阿圖爾·賽斯-英夸特等納粹分子合影。[4]

門格爾貝格(左)與阿圖爾·賽斯-英夸特(1942年)

歷來對於門格爾貝格的政治選擇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包括政治上的天真(英語:political naiveté),以及對德意志事物的批評存在「盲點」(考慮到他自己的祖先)等等[註 9]。然而必須一提的是,這些並不算是犯罪事實。

家庭[編輯]

威廉·門格爾貝格是音樂學家、作曲家魯道夫·門格爾貝格和指揮家、作曲家、評論家卡雷爾·門格爾貝格的叔叔,卡雷爾則是即興鋼琴家、作曲家米沙·門格爾貝格英語Misha Mengelberg的父親。

註釋[編輯]

  1. ^ 與小提琴家佐爾坦·塞凱伊英語Zoltán Székely合作。
  2. ^ 1904年10月23日,馬勒在一場音樂會上指揮樂團兩次演奏他的第四交響曲,節目單上沒有其他作品。馬勒在給妻子阿爾瑪·馬勒的信中說,這個節目創意(大概是門格爾貝格的)是「天才之舉」。
  3. ^ 托斯卡尼尼傳記作者哈維·薩克斯英語Harvey Sachs記錄了門格爾貝格與托斯卡尼尼在詮釋音樂方面的衝突,這造成了樂手之間的分歧,最終導致門格爾貝格離開樂團。
  4. ^ 弗里茨·澤華特在2019年的門格爾貝格傳記(見延伸閱讀節)也有類似的描述:「排練,無盡的排練。」[3]
  5. ^ 即弦樂手的左手指從一個音符滑到另一個音符。
  6. ^ 當時很多管、弦樂演奏者的指法仍是「自由的」,亦即不同的演奏者在特定段落所使用的指法可能不盡相同。維也納愛樂樂團布魯諾·瓦爾特的帶領下錄製的唱片也是這種風格的例子。
  7. ^ 「我們整夜未眠,開了香檳來慶祝那個偉大的時刻。這真是一個偉大的時刻……歐洲將迎來一個嶄新的未來。」(門格爾貝格接受《人民觀察家報》採訪)
  8. ^ 這包括了1928年理查德·施特勞斯的《英雄的生涯》的電氣錄音,後來以LP和CD形式重新發行。他為勝利公司錄製的第一張電氣唱片則是兩張光盤的套裝,錄製歐內斯特·謝林英語Ernest Schelling的《勝利舞會》(英語:A Victory Ball)。
  9. ^ 「我承認親德的罪行……我的祖先們都是日耳曼人……而且從什麼時候開始,在荷蘭支持或者反對什麼事情就是有罪的了?」(門格爾貝格接受荷蘭《電訊報》採訪)

參考文獻[編輯]

參照[編輯]

  1. ^ Kalisch, Alfred. Willem Mengelberg. The Musical Times (The Musical Times, Vol. 53, No. 833). 1 July 1912, 53 (833): 433–435 [2020-07-14]. JSTOR 906886. doi:10.2307/90688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7-23). 
  2. ^ Crichton, Ronald. Willem Mengelberg.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1980. 
  3. ^ 3.0 3.1 3.2 Lebrecht, Norman. 莱布雷希特专栏:门格尔贝格的阴暗面. 由石晰頲翻譯. 2019-05-21 [2020-07-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8). 
  4. ^ 4.0 4.1 4.2 Frits Zwart, "Willem Mengelberg Live," notes to Q Disc box 97016
  5. ^ I Bow Humbly. Time. 28 February 1949 [1 June 20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7-21). 
  6. ^ Yehudi Menuhin also commented on Mengelberg's verbosity in rehearsal (Yehudi Menuhin, Unfinished Journey, 1977, p. 150).
  7. ^ Philip, Robert. Early Recordings and Musical Style: Changing Tastes in Instrumental Performance, 1900-19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7. ISBN 0521235286. 
  8. ^ Musgrave, Michael; Sherman, Bernard (編). In search of Brahms's First Symphony: Steinbach, the Meiningen tradition, and the recordings of Hermann Abendroth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45. ISBN 0521652731.  |booktitle=被忽略 (幫助)
  9. ^ Hoogerwerf, Frank W. Willem Pijper as Dutch Nationalist. The Musical Quarterly. July 1976, 62 (3): 358–373. doi:10.1093/mq/LXII.3.358. 
  10. ^ notes to WILLEM MENGELBERG Archives inédites III, TAHRA TAH 420-421
  11. ^ Alan Sanders, "Eduard van Beinum: High Fidelity in the Concert Hall," notes to EMI 5 756941, 2003
  12. ^ Berta Geissmar (1944), The Baton and the Jackboot, p 321.
  13. ^ Willem MENGELBERG, Bach's St. MATTHEW/Matthäus Passion and The Philips Miller Optical Recording System. [2020-07-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7-23). 

延伸閱讀[編輯]

  • Zwart, Frits. Conductor Willem Mengelberg, 1871-1951: Acclaimed and Accused.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9.

參見[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