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賢

徐景賢（1933年12月13日—2007年10月31日），上海奉賢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文革前曾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多年，任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兼文藝組組長。文革時期作為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代言人，任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人、上海革委會副主任、上海市委書記，任中共中央第九屆和第十屆委員會委員，文革後被捕，獲刑18年。

生平

早年經歷

1933年12月13日，徐景賢出生於上海奉賢縣，父親徐宗駿（1904-1987），字雅平，畢業於東南大學化學系，曾在國共合作期間加入共產黨，並於1927年秋擔任上海私立曙光初級中學（現）校長，該學校同時還是中共奉賢地方組織的秘密機關，但是在四一二事變後被捕，發表了退黨聲明，後在交通大學化學系、南洋模範中學等學校任教。母親戴秋楠曾在國共合作期間任國民黨奉賢黨部委員。

徐景賢曾先後就讀上海復華小學、南洋模範小學（1943年轉入）、南洋模範中學，抗戰勝利後，徐景賢開始跟隨南模和交大的高年級學生參加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學生運動，期間結識了高一年級的徐惟誠，受到五二〇運動等學運的影響而同情中共，想加入中共外圍學生組織，但是由於徐父的阻礙而失敗。1949年，上海解放後，徐加入了中共組織成立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向《解放日報》、上海《文匯報》、上海《大公報》等一些在中共領導下復刊或改制的本地報紙提供通訊稿。1951年，徐高中畢業報名參加上海市政建設幹部訓練班，隨即被分配到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

上海工作

1951年9月，徐景賢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化藝術處擔任幹事，負責檢閱報刊文章，處長為丁景唐。1953年6月，徐景賢在丁景唐和徐嘯的介紹下成為中共預備黨員。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爆發，丁景唐被審查，徐作為丁的下屬被調任上海市文化局審查反動淫穢荒誕書刊辦公室，後又調職市委文藝工作部任幹事，處長為束韌秋，期間結識了時任文藝工作部部長張春橋。1956年6月，徐景賢轉正成爲正式黨員，同年7月28日與相戀五年的同事葛蘊芳結婚。

1957年，文藝工作部被撤銷，徐景賢被調回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先後被谷牧、石西民領導，徐在群眾文藝刊物《演唱》發表文章《破教條主義的戒，開群眾文藝的花》，隨後在反右運動中遭到批判，徐在回憶錄中自述「姚文元當時總是寫批評別人的文章， 我感覺到自己要在寫評論文章時站住腳，就要走姚文元的路子：站在每次運動的前列來批評別人，只有以左的面貌出現，才能被領導視為革命左派。」隨後寫了一篇批判沈雁（《解放日報》記者沈涯夫）的文章，導致沈雁被劃為右派，流放至青海。

1959年，徐景賢創作了以穆漢祥為主角的傳記文學《黃浦江畔的風暴》，後由上海文藝出版社以《黨的兒子穆漢祥》為名出版發布，當時《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毛澤東在書中將學生運動高度評價為「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時任上海宣傳部長石西民及其妻子吳偉（時任海燕電影製片廠黨委書記）決定將該書改編為劇本，隨後徐景賢和於伶、市委文藝處副處長章力揮合作，1963年在《電影劇作》雜誌將改編成的劇本以《曙光在前》為名發表。由於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提出「大寫解放以後的十三年」，本來打算拍攝為電影的《曙光在前》被擱置，柯慶施所青睞的話劇《年青的一代》被定為上海的重點劇本，徐景賢和於伶被派去協助《年青的一代》的作者陳耘。

他又訪問彭加木，創作報告文學《生命似火》。在上海文學界活躍的表現讓他被選中與黃宗英、何占豪等人參訪越南前綫。

1963年12月，在反修正主義浪潮下，毛澤東向柯慶施授意，主張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批判修正主義路綫。1964年初，在柯慶施主導下成立《未定文稿》編輯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編輯部由張春橋任主編，周原冰任副主編，主任室華東局政策研究室的主任龐季雲，副主任有姚文元、金沖及等人。寫作班子由石西民負責。4月，成立寫作班子文學組「丁學雷」，被石西民調來擔任副組長，葉以群擔任組長，開始從各大學中文系抽調畢業生組織班子。人員組成到位之後開始揭露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的問題。

1965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市委宣傳部文藝處副科長。

文革時期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發，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由於張春橋前往北京參加中央文革小組工作，上海寫作班由時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負責。6月2日，上海市委成立張春橋任組長的上海文化革命小組，徐景賢入選組員。時值上海紅衛兵運動興起，楊西光疲於應對政治運動而疏於管理寫作班，徐景賢在內的各成員沒有了寫作任務，8月下旬，北京的紅衛兵南下上海，徐景賢以市委文革小組成員以及寫作班「丁學雷」的名義參與接待紅衛兵，北京紅衛兵在8月底9月初多次衝擊上海市委，徐景賢曾採取維護上海市委的態度，協助市委處理漕溪北路老太太被打死等事件，還幫時任市長曹荻秋起草過對中央和群眾的檢查稿。徐也得到上海市委重用，在曹荻秋的支持下多次列席市委常委會議。可是隨着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對造反運動的支持，上海紅衛兵針對上海市委的批判會愈發頻繁，10月，徐景賢也作為上海市委的一員在上海文化廣場被文藝電影界的造反派批判，徐後來回憶稱：「我感到厭煩和苦悶，內心不願再為市委做『擋箭牌』，可是我一時又找不到出路。」。

11月10日，安亭事件爆發，11月13日，一部分回到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集合在上海文化廣場，徐景賢在請示張春橋後於當天中午前往鉅鹿路辦公處與正在睡覺的工總司負責人潘國平聯繫，下午與潘前往文化廣場與張春橋見面，並陪同張簽訂了承認工總司合法性的《五項要求》。這再次引發造反派對上海市委的大批判，隸屬市委的寫作班也遭到殃及。11月27日晚，復旦大學紅衛兵組織紅革會前去寫作班辦公室抄家，徐景賢勸阻失敗，導致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和《評「三家村」》原稿被紅革會抄走，姚文元在震驚之餘開始直接電話指示徐景賢等寫作班成員。

與此同時，朱永嘉、郭仁傑等寫作班成員決定加入造反派，11月28日，寫作班成員朱永嘉貼出大字報《我要造反》宣布加入造反派，但他因為市委寫作班成員的身份而沒有得到紅衛兵信任。11月29日，姚文元電話指示徐景賢以「丁學雷」的名義「把話講得硬點」，向紅衛兵傳達寫作班直接受張春橋領導，出面保朱永嘉。可是徐景賢仍舊不確定是否加入造反派，最終，在其他寫作班成員多次逼迫以及姚文元來電「寫文章還是上來第一線」的暗示下，12月14日，徐景賢以寫作班支部書記的身份開會決定上海市委寫作班一起向市委造反。12月18日，寫作班串聯了其他上海市委的造反派成立「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徐景賢憑藉市委成員的身份得知各上海市委領導的藏身處，而在會上將大量市委領導抓出批鬥，其中包括曹荻秋和身患癌症、文革期間因養病而此前未在公開場合露面的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徐景賢在會上聲稱「緊跟張春橋和姚文元」，隨後成為了張、姚在上海的唯一聯絡員以及實際代言人。12月26日，姚文元在毛澤東生日當天向徐景賢電告毛澤東對工作班造反的高度褒獎，徐後來回憶「現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親自為我們撐腰了，我還怕什麼？！」

12月初，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件。12月27日，與造反派工總司對立的保守派紅衛兵組織赤衛隊由於失去市委的承認，湧入位於康平路的市委大院，要求曹荻秋承認赤衛隊的合法性，28日深夜（或29日凌晨），張春橋向還居住在康平路的妻子文靜通電了解情況，隨後通過文靜向徐景賢傳達要求支持工總司的指示，29日清晨，徐景賢向造反派傳令：「赤衛隊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為什麼看着不動？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一想這件事的後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簽字同意赤衛隊的要求了，那麼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衛隊的了，桃子就要被赤衛隊摘去了；想辦法告訴工人造反隊，趕緊動員工人去康平路，對赤衛隊搞政治攻勢，人去得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輕易投降。」30日凌晨，造反派湧入康平路市委大院將赤衛隊趕出大院，徐景賢隨即以「丁學雷」的名義傳令指控上海市委及曹荻秋：「丁學雷傳達春橋來電：12月30日的流血事件是曹荻秋一手挑起的群眾斗群眾的罪惡行動，現在口號應該提得明確一些，不要以圍攻張春橋的家屬為口號，要針對市委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隨後，王玉璽、馬驥、李劍鈺在內的大量赤衛隊幹部被逮捕判刑 。

1967年1月1日，在張春橋的指示下，徐景賢、陳丕顯、王洪文等上海各方勢力幹部在東湖招待所開會，決定讓因病休假的陳丕顯出來代替曹荻秋，主持上海工作，徐景賢在會上提出「號召全市群眾把矛頭對準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決定籌辦批判上海市委大會，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秘密前往上海，與徐景賢單獨談話了解情況。1月6日上午，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在上海人民廣場舉行，徐景賢參與了大會通令的定稿並出席會議。。

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也在造反派批判市委之際相繼被造反派接管，1月9日，為了針對文革帶來的經濟主義風潮，由徐景賢審定的《緊急通告》以多個上海造反派的名義在《文匯報》發表，該通告在剛發布時被張春橋指責，但後得到毛澤東的讚賞，1月11日，《緊急通告》被《人民日報》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四個中央最高機構署名表揚的賀電形式轉發。

1月15日，各造反派組織對市委奪權的一月風暴爆發，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在毛澤東的指示下，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徐景賢任上海革委會副主任。後任上海市委書記。

1968年10月，徐景賢出席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會議，在毛澤東部署下，徐批判前任上海市委書記陳毅是「右的代表」。徐景賢先後在中共九大和中共十大被選舉為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委員。1975年，徐曾給張春橋、姚文元寫信批評王洪文「顯得更加自滿，更加不注意努力學習和自我改造。我們和他接觸，聽他談話的內容，幾乎極少提到學習馬列和主席著作的。十大以後，特別是十屆二中全會以後，我對洪文同志的擔心增加了。」

謀劃叛亂與被捕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9月21日，徐景賢前往北京參加會議時與張春橋會面，張春橋悲觀地表示「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早就準備殺頭了」。10月6日，懷仁堂事變爆發，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江青作為四人幫被捕，10月7日，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被叫到北京開會隨後失聯，徐景賢又接到于會泳通知，先前決定由徐帶隊出國的中國文化代表團也被取消行程。當晚，革委會副主任王一平從兒子王時駒得到關於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王一平隨後說服自己的老部下張敬標（時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辦公室主任）協助中共中央監控上報上海各方的行程動向。

10月8日，徐景賢在市委召開緊急會議，在得到繆文金從北京發來的暗號後，上海市委確定北京發生政變。在朱永嘉的提議下，徐景賢、朱永嘉、王秀珍等人決定組織上海民兵發起武裝叛亂，徐景賢負責宣傳動員。當夜，徐景賢發出「請民兵加強戰備，二千五百人集中，三萬一千人待命，加強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台、報社的保衛」、「三連由李仁齋同志告知一下，要聽從市委的指揮。」兩張準備動員民兵的手令。這兩張手令後來成為了指控徐組織武裝叛亂的主要證據。

10月9日，徐景賢與馬天水通電話，在詢問張、王、姚的情況時被馬天水應付「他們身體還好，工作比較忙，沒有時間和我個別談了。」並通知徐景賢和王秀珍也前往北京開會，次日下午，空軍派專機接徐、王前往北京，隨着上海的三個市委書記都被控制，市委只留下張敬標、馮國柱、王少庸、黃濤四人主持工作。同日，上海警備區的領導也被南京軍區接去開會。11日，上海市總工會及市民兵指揮部得知了北京出現的反四人幫標語，次日，上海市委和造反派眾人開會商討對策，朱永嘉認為徐景賢等市委書記很可能會投降，主張立即組織民兵武裝造反，得到葉昌明、陳阿大、馬振龍等眾造反派支持，期間馬天水打來電話，張敬標和四名老幹部為了拖延時間提出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人回來再決定。10月13日，三人回到上海並勸說其他人放棄叛亂。

之後，徐景賢一直被隔離。10月26日，華國鋒派出工作組進駐上海，11月5日，徐景賢寫出了指控四人幫的初步揭發交待材料。11月11日，上海市委成立清查四人幫項目辦公室。1977年1月10日，徐景賢和馬天水、王秀珍一起被正式停職審查，6月被正式逮捕，隨後被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骨幹」。

入獄與晚年生活

1980年5月，徐景賢被開除黨籍。1982年7月，指控徐景賢和王秀珍兩名前上海市委書記的「上海第一案」開庭，徐景賢在最後陳述中「發表了近半個小時的發言，對自己為了巴結攀附『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行徑十分後悔」。8月21日，徐景賢被以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根據徐妻子葛蘊芳的回憶，1978年6月，上海工作組曾決定對徐從寬處理、免於刑事處分，但陳丕顯在得知該消息後「對曾來接管上海市委的領導彭沖拍桌子、發脾氣，要求徐景賢判以重刑，彭沖等領導向中央回報，反映到鄧小平處……」後鄧小平決定從重判處徐景賢。

1992年6月，徐景賢保外就醫，1995年刑滿釋放，先是居住在上海中山西路三湘大廈對面的民房內，女兒出嫁後又陪同女兒生活，將民房相繼租給十幾個年輕的單身大學畢業生，有知情者稱「徐景賢與他的妻子為有那麼多有志氣的年輕人來入住感到高興，通過房子能夠接觸到年輕大學生的生活」。出獄後，徐景賢創作了一本回憶錄《十年一夢》，2000年完稿，2003年在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2007年10月31日下午4時，徐景賢在家中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11月6日下午2時在中山醫院舉行遺體捐贈儀式，朱永嘉（原上海市委寫作班成員）、肖木（原王洪文秘書）、沙葉新等人發表了紀念文章。

2013年，在徐景賢在家人朋友的整理下，他生前未完成的第二本回憶錄《徐景賢最後回憶》由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出版。

著作

• 《十年一夢》，2003 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最後回憶》十年一夢續，2013-11 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

家庭

• 父親：徐宗駿（1904年—1987年），曾加入中共，後脫黨。
• 母親：戴秋楠。
• 妻子：葛蘊芳（1930年—），1949年加入中共，1950年開始先後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上海市文教辦工作，期間當過夏衍、姚溱等幹部的秘書，1951年8月結識徐景賢，1956年7月28日與徐景賢結婚。文革期間曾在上海市人委機關聯絡站、市革會專案辦、市革會科技組和市革會寫作組工作。文革後受到徐景賢案的影響，被調動到徐匯區圖書館。
  • 長女：徐蘊。
  • 次女：徐遙。

軼事

• 徐景賢父親徐宗駿的故居曾於2024年被上海市奉賢區政協提議列為文物點。

參考資料

其他

• 沙葉新：「我和徐景賢」，《鳳凰周刊》2007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