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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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銘
汪精衛照片.jpg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Nanjing (Peace, Anti-Communism, National Construction).svg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
(汪精衛政權)
任期
1940年3月20日-1944年11月10日
繼任 陳公博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4任行政院院長
任期
1932年1月29日-1935年12月16日
前任 孫科
繼任 蔣中正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第1任副總裁
任期
1938年4月1日-1939年1月1日
總裁 蔣中正
前任 職務設立
繼任 陳誠
個人資料
出生 (1883-05-04)1883年5月4日
 大清廣東省三水縣(今屬佛山市
逝世 1944年11月10日(1944-11-10)(61歲)
 大日本帝國名古屋市
墓地 南京市梅花山(已毀)
國籍  大清(1883-1912)
中華民國(1912-1940)
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1940-1944)
政黨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1919年-1940年)
汪精衛政權(1940年-1944年)
配偶 陳璧君
親屬 父親汪琡
兒女 汪文嬰
汪文惺
汪文彬
汪文恂
汪文悌
母校 日本法政大學
職業 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政權

汪兆銘(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表字季新別號精衛(亦為其筆名),歷史多沿用其號,稱其汪精衛,中國近代政治人物革命家、詩人、中華民國開國元勳。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市柯橋區),生於廣東三水縣(今佛山市三水區),清末秀才、官費留學生,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

青年時曾經參與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1910年,因為謀刺清朝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捕判終身監禁;翌年辛亥革命後獲釋。早年擔任孫文的秘書及文膽,孫文逝世後,歷任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行政院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及中國國民黨副總裁等。直到中國抗日戰爭初期,是蔣中正主要政治對手之一,後來主張對日求和,與日本合作,建立以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為名的傀儡政權

家庭背景[編輯]

  • 曾祖父汪炌(1756-1832),嘉慶、道光年間幕游皖、湘、贛、粵各省,先後做過湖南巡撫阿林保、湖南按察使傅鼐及兩淮鹽運使曾燠的幕僚,為山陰汪氏游幕廣東之始。
  • 祖父汪雲(1786-1844),汪炌長子,道光二年(1822)鄉試舉人,1835年選授浙江遂昌縣訓導,並執教於妙高書院。
  • 父親汪琡(1824-1897),汪雲第四子,字玉叔,號省齋。先後在茂名、陸豐等地為幕僚。

早年經歷[編輯]

汪兆銘是汪琡的填房吳氏所生,是汪琡的第4個男孩,也是第10個孩子,那年汪琡已經62歲了。汪琡是個落第秀才。汪從3歲起,隨父來往於曲江英德縣署,在英德居住了4年。後來汪琡棄文從商,他見這個小兒子異常聰明,就特別重視教汪兆銘讀書,5歲時就開始教他認字。在父親的嚴格教導下,汪兆銘8、9歲時,就基本可以讀書了。汪琡晚年由於年老眼花,無法看清書上的小字,就讓汪兆銘每天為他朗讀王陽明的《傳習錄》,背誦默寫陶淵明陸游的詩[1]:3,無形中培養出汪兆銘演講口才。1895-1896年,汪兆銘先後喪母喪父。此時他不足14歲,只得隨兄長汪兆鏞客居粵北的樂昌縣,由於父親去世沒有留下遺產,衣食住完全依靠長兄,為了減輕長兄的負擔,17歲的汪兆銘在縣城的一個私塾里當老師教書,後戲稱自己曾是「子曰先生」。1899年,汪兆銘師從三哥汪兆鈞的外舅章梅軒學習文史經世之學。

重九游西山岩

笑將遠響答清吟,葉在欹中酒在襟。
天淡雲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
茱萸棖觸思親感,碑版勾留考古心。
咫尺名山時入夢,偶逢佳節得登臨。
——汪兆銘,1897年於樂昌

1901年返回廣州與兄汪兆鏞一同參加番禺縣試,原本汪兆鏞第三,汪精衛第一,但縣令錢璞知道二者為兄弟關係後將汪兆銘改為第三。在府試時,汪兆銘考得第一。二哥死後,廣東水師提督李准聘請汪兆銘擔任家庭教師,汪兆銘以此收入養家糊口。

留學[編輯]

被逮口占

銜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
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詫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
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汪兆銘,1910年於獄中

1904年,遵照清廷旨意,兩廣總督岑春煊下令選考留日官費生。家道清貧的汪兆銘得知消息非常高興,於是約請朱執信古應芬胡展堂李文范陳融葉夏聲孔昭焱等一批廣州秀才前去報名,參加官費留日考試,結果他們都被取錄[2]:23。同年9月,他與胡展堂朱執信等前往日本成為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的公費留學生。學習之外,汪精衛還從事譯書工作,包括日本的《法規大全》等書,每月收入60元。期間,汪兆銘對君主立憲的改良運動還存有好感,曾前往橫濱拜訪梁啓超,希望中國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富強起來,並因此十分崇拜西鄉隆盛勝海舟。他曾說「我每一次到神田一帶的書店裡去的時候,總不忘記搜集與這兩位偉大人物有關係的著作。星期日到上野公園去,總儘量眺望着西鄉的銅像」,認為如果沒有這兩個人「明治維新不會有那樣好的成就」[2]:25-26

年輕時的汪精衛

1905年7月,通過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與興中會會員發生聯繫。當月下旬,汪兆銘與朱執信在東京神田錦輝館日語錦輝館進謁孫中山,孫中山的演講給他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汪兆銘於是加入加入同盟會。7月30日,汪兆銘在赤坂區檜町黑龍會會所參加同盟會籌備會,與黃興陳天華馬君武起草會章。8月20日,在日本眾議員坂本金彌日語坂本金弥家召開的同盟會成立大會上,汪兆銘被選為評議部部長,成為孫文助手。曾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編輯,開始使用《山海經》中的「精衛」為筆名,曾發表《民族的國民》、《論革命之趨勢》、《革命的決心》、《革命決不致招瓜分說》、《再論革命決不致招瓜分之禍》。對此,兩廣總督岑春煊非常不滿,派人前往日本要求汪精衛停止革命活動被拒。岑春煊於是要求在其幕府工作的汪兆鏞為汪精衛定親,返粵和劉氏女結婚。汪精衛接到來信後,以「家庭罪人」名義覆信稱:「事已發覺,謹自絕於家庭,以免相累」,「俾為國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汪兆鏞接到信後宣布「驅逐逆弟永離家門」,送狀子至番禺縣報告存案,解除了與劉氏女的婚約。革命黨人因此對汪精衛表示讚賞[1]:12-13

汪精衛

1906年,汪精衛以兩百多學生中第二名成績從法政大學畢業,開始隨孫文遊走越南馬來亞南洋各地以設立同盟會分會,策劃在中國廣西雲南邊境地區發動武裝起義。同年7月,汪精衛與張永福陳楚楠等在新加坡吉寧街十三號出版《中興日報》,與保皇派的《南洋總匯報》論戰。汪精衛側重從革命理論方面回擊康梁。當年,汪精衛返回香港。1907年3月,清政府施壓使日本驅逐孫中山。孫中山率汪精衛與胡漢民離開日本,前往南洋籌款。從1907年至1909年,汪精衛奔走南洋各地,足跡遍布河內海防西貢新加坡暹羅仰光,組織分會一百多處。汪精衛擅長演說,有很強的煽動性,往往未登台前會場已座無虛席,汪登山講台後全場鴉雀無聲,講至精彩處掌聲如雷。胡漢民後來評論到「餘20年來未見有工於演說過於精衛者。」馬來亞檳城華僑富商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因其演說成為汪精衛的崇拜者,為此還認購了《中興日報》的股票。1908年,二人在同盟會會員吳世榮家中結識。陳璧君因富贍文采,成為孫文秘書,亦是其文告捉刀人與革命事業得力助手。 1909年,汪精衛與陳璧君一同轉赴日本[1]:14-15

歸國行刺[編輯]

當時,革命黨人在中國多次發動起義,屢次失敗。1909年3月,清廷宣布預備立憲,東京同盟會會員沮喪情緒增加,意志消沉。5月,同盟會內的原光復會領導人陶成章章太炎等在同盟會搞分裂活動,散布流言誣陷孫中山將捐款據為己有,發表《孫文罪狀》,要求「開除孫文總理之名」,並刊印傳單攻擊「今之《民報》為孫文、汪精衛所私有」。藉此機會,保皇黨大做文章。11月,《南洋總匯新報》發表該傳單並攻擊革命黨。梁啓超保皇改良派譏諷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汪精衛為此大受刺激,灰心喪氣[1]:16-17

為了回擊保皇派,挽回民眾對革命黨的信心,汪精衛約請在日本的喻培倫黃復生黎仲實、陳璧君、羅世勛等由香港潛入北京,謀刺清攝政王載灃。孫中山、黃興、胡漢民等人多次勸阻,汪仍自行其是,並為此反覆與之辯論。9月,黃復生與但懋辛赴北京,經營暗殺機關。行前《致南洋同志書》中說:「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12月,汪精衛和陳璧君、黎仲實等由香港前往北京,在琉璃廠火神廟夾道組織秘密機關,開設照相館為掩護,又在東北園租賃一屋作為活動場所。最初選擇的暗殺對象是慶親王奕劻,但因其戒備森嚴,未能得手。後試圖刺殺從歐洲考察海軍歸國的載洵載濤。二人攜帶盛炸藥的鐵壺在東站等待,因戴紅頂花翎的人太多,汪精衛等人無法認出而未下手。最後決定謀刺清朝攝政王載灃[1]:21-22

2月21日,汪精衛在北京後海北岸的銀錠橋埋設炸彈,再敷設電線。電線太短不夠。第二天添購電線,晚12時下橋。喻培倫發現有人蹲在橋上觀察,告訴汪精衛躲避。黃復生見三人持燈籠下橋尋覓,「良久乃出」,認為秘密暴露,匆匆趕回東北園,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決議喻培倫赴東京購買炸藥,黎仲實、陳璧君赴南洋籌款,汪精衛和黃復生留守北京,等炸藥到後再謀進行[1]:22

當時清廷因為此案滿城風雨,傳出各種流言,普遍認為是王公間傾軋鬥爭所致,有說溥倫想篡位,有說是慶親王與肅親王有矛盾想中傷肅親王,因為炸藥的紙上寫有「倫敦」字樣,也有說是載洵、載濤從英國帶回的。清廷如臨大敵,出動了所有偵探,密布於茶館、酒肆、妓院、戲院,力求儘快破案。4月16日,汪精衛與黃復生在東北園談話後,二人與羅世勛分別被抓。孫中山在紐約聞訊後極為關心和痛心,對身邊人表示「昨汪精衛先生在北京謀炸載灃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監禁,將來必無倖免,此即無異斷吾臂也。」[1]:22-23

汪精衛獄中寫了長達數千言的供詞,他引用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立憲的歷史,指責清廷立憲「適為君主權力之保障」,無法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為了不牽連黃復生,否認黃復生知道自己的意圖。他還為此賦詩,慷慨激昂,一時為人傳誦。在審理汪精衛等政治犯的過程中,清廷舉棋不定。包括攝政王載灃、法部尚書廷傑、大學士那桐、學部侍郎寶熙在內的官僚主張判處死刑。期間,同盟會領導人千方百計設法營救汪精衛。當時同盟會會員程家檉在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家任教師,對善耆做工作說:「國家如枉殺汪、黃,則此後黨禍日夕相尋,非朝廷之福。」[2]:60在審理中,善耆也對汪精衛之人品才學產生敬重,外加清廷擔心如殺汪,可能會導致革命黨更加暴力,經過善耆對攝政王的斡旋下,載灃同意其意見,改判終身監禁。汪精衛一案,清政府沒有株連他人,審訊時不用下跪,飲食得體,可以將日常衣物送入獄中穿戴,並一人一室,行動自由。汪精衛「終日披卷吟誦,頗覺安逸」。善耆經常到獄中向汪精衛噓寒問暖軟硬兼施,並贈以圖史百餘帙,試圖使汪變更革命決心,曾為此將他帶到法場對他進行逼迫。善耆常在獄中與汪談論天下大事,討論詩歌[1]:23-26。貝子溥倫也曾到監獄探望,改善了他在監獄中的生活條件。汪精衛在監獄中得知黃花崗起義後亦曾寫詩祭奠[2]:60

自此之後,汪精衛對善耆十分感激,而其精神狀態也發生重大改變,詩詞風格由高亢激昂逐漸趨於低沉消極,有「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詩句,視與清廷的鬥爭為豆萁相煎。肅親王在大連病逝後,汪精衛曾前往吊喪,並對張學良說:「我當年被捕,是肅親王審的。要殺我,肅親王可以殺,肅親王沒殺我。但肅親王就跟我講啊,說:『你們這革命呀,當然啦,你們是有原因的,看我們清朝太壞了。唉!假如你們成功啊,我看你們也不能強過我們什麼的。』他這句話所說的應驗了,我們今天成功了,真是還不如人家前清,弄得這麼糟糕!」[3]

辛亥革命之後,1911年10月30日,清廷發「罪己詔」後,政治犯得到赦免,11月6日,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黃被釋放。

辛亥革命[編輯]

汪精衛獲釋後,與袁克定結識,後與之結拜為異姓兄弟。在袁克定的引薦下,汪精衛於錫拉胡同袁世凱住宅與之會面,每天晚上飯後7點或8點會見袁世凱,11點或12點離開,為其講解民主立憲的本質,汪精衛還推薦同盟會會員魏宸組為袁世凱深入講解,「袁漸漸不堅持君主,最後不言君主,但言中國辦到共和不易」,汪、魏說「中國非辦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不可,且非公擔任不可」。11月15日,汪精衛與日本法大速成班時期的同學和好友楊度宣布成立「國事共濟會」,總部設於天津[2]:65,11月18日於天津《民興報》發表《國事共濟會宣言》,稱「中國自有立憲問題發生,國中遂分為君主立憲、民主立憲兩黨」,於是主張成立國民大會,將兩黨不同政見,訴諸民意,「不以兵力解決,而以和平解決」。革命黨喉舌對此發表了題為《無聊之共濟會》,逐點批評了國事共濟會的宣言和章程,「即如汪兆銘,亦鼓吹革命有年,乃黨人之有學識者....竟感虜廷不殺之恩,而為彼滿皇說法乎?」11月27日汪精衛赴天津,籌組京津同盟會分會,直接管轄暗殺部,後受袁世凱示意組織黃復生暗殺了良弼。12月5日,該會宣布解散。載灃下台,清廷命袁世凱為議和全權大臣後,委託唐紹儀為總代表,汪精衛等人為參贊,參加南北議和。期間,汪精衛與南方黃興保持書信聯繫,溝通南北。

南北和談開始後,汪精衛前往武昌黎元洪會面,後來到上海。作為北方總代表伍廷芳手下的四名參議之一[4],他在上海伍廷芳的寓所——一觀渡廬與唐紹儀研究對策,而且「差不多每天都有密電向袁世凱報告南方的一切動態」,因此有人稱汪精衛為「政治兩棲動物」[2]:71

12月25日,孫中山從海外歸來。26日,汪精衛出席了孫中山召開了同盟會領導人會議,主要討論臨時政府的組織形式。宋教仁主張內閣制,孫中山反對稱:「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沖,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吾人不能對於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諸人之意見,自居於神聖贅疣,以誤革命之大計。」汪精衛與黃興、胡漢民、陳其美張靜江馬君武等認同孫中山意見,遂決定採用總統制。12月29日,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汪精衛等人還根據孫中山指示的精神,起草《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2]:72。孫中山起初反對議和,認為「革命之目的不達到,無和議之可言也。」1月11日自任北伐總指揮,以黃興為陸軍參謀長,舉行北伐。汪精衛對此表示極力反對,認為「權力為天下之罪惡,為政權而延長戰爭更無可以自恕」,並指責孫中山說「你不贊成和議,難道是捨不得總統嗎?」孫中山在各方面輿論包圍和革命黨人的催促下不再堅持己見。胡漢民後來回憶他與汪精衛二人勸阻孫中山,「可雲功之首,而又罪之魁!」

1911年底到1912年初,中國北方的革命黨多次在通州灤州任丘發動武裝起義,汪精衛以同盟會北方領導人的身份,派人四處勸阻,強調「吾黨京、津、保一帶同志,自應遵守諾言,不可有所行動」。北方革命黨人則指出停戰範圍不包括京、津、保地區,且「我雖停止活動,彼(袁世凱)仍逮捕槍殺,奈何?」汪精衛回復「項城期望於和議者甚殷,且治軍嚴,當無如此軌外行動」。袁世凱以黨人起事責問汪精衛時,他則說「當為匪類之結合,請依法辦理。」[1]:31-32

1912年宣統退位、袁世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後,汪精衛曾發誓不當北洋政府的官員議員。孫中山成立南京臨時政府時,汪精衛曾力辭廣東都督一職,表示「革命成功了,應該讓有學問的人去擔任國家重任,我過去為革命沒有讀書,現在應該讓我出國求學。」2月,汪精衛與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在上海組織「進德會」,力圖改變社會風氣,提倡「八不主義」,「六不主義」,倡導「不做官」,「不當議員」,「不吸煙」, 「不納妾」。2月21日,汪精衛與蔡元培、魏宸組、劉冠雄、鈕永建、宋教仁、曾昭文黃愷元王正廷、唐紹儀受南京臨時政府特派,一同乘船背上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凱南下。4月,汪精衛還與蔡元培、李石曾發起成立「留法儉學會」,認為:「今共和立,欲造成新社會新國民」應「首重教育」,「欲輸世界文明於國內,必以留學泰西為要圖」。但是留學費用昂貴,「其事甚難普及」,為了推廣留學的方法,向歐洲「民主民智先進國」學習,「節儉費用」,養成「勞動樸素、勤潔苦學之風」,所以成立該會。同年4月,在北京成立留法預備學校[2]:80-81

當年春,汪精衛和陳璧君在上海結婚,並前往廣州省視兄嫂。8月辭去一切政務,經南洋赴法國學社會學與文學。汪精衛途中瀏覽了馬來半島太平山印度洋,創作不少詩歌譯作,他在詩歌中表達了不過問政治的傾向,對鬥爭表示厭倦[1]:33

中年經歷[編輯]

二次革命[編輯]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爆發。汪精衛得知後於6月2日和蔡元培回到上海,後與張謇趙鳳昌商談停戰條件,主張袁世凱當正式大總統,暫不撤換四省都督,宋案以法律形式解決,追究應止於洪、應二人。張謇認為汪精衛「可親可愛」,6月13日給袁世凱寫信夸汪精衛「明達事理,能顧全大局」,建議袁世凱:「即電請汪、蔡人都,俾指導其黨之暴亂分子,使選舉時穩靜一致。」袁世凱於6月16日復電曰:「倘偉大(指孫中山)果有意休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謀下台,實則猛進,人非至愚,誰肯受此?精衛達者,已托燕孫轉約北上。」不久,袁世凱給汪精衛寫親筆信請他北上,稱「如惠然肯來,以罄心曲,必於國事有所裨益。」[2]:82-83

6月10日汪精衛前往廣州呼籲革命黨人放下武器。7月中,二次革命正式爆發,汪精衛返回上海,心情極為沮喪,聲稱「餘生可厭,死所未獲」[1]:33-34,由於戰爭已成既成事實,汪精衛發表電文,聲討袁世凱,支持討袁戰爭。7月19日,他與唐紹儀、蔡元培聯名致電袁世凱,促其辭職。同日,他又與蔡元培、吳稚暉、張繼等創辦《公論晚報》,刊登討袁文章[2]:83

革命失敗後,亡命法國與蔡元培比鄰而居,入法國里昂大學攻讀社會學。當時中國留法學生多集中在蒙達爾紀城,汪精衛與蔡元培、李石曾熱心於留法勤工儉學活動,每星期前往講述中西學術[2]:87。其間袁世凱、袁克定父子通過朱芾煌匯來三千元給汪精衛和蔡元培,後邀請他們回國任高級顧問被拒絕。汪精衛與吳稚暉巴黎時,曾經有一次,吳氏手裡捧著一頂軍帽,很嚴肅地獻給汪氏,他說:「你戴上吧!今後要革命,要救國,要實現主張,要貫徹主義,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為一個軍事家,來領導同志。你如能挺身以當大任,我第一個就願意向你磕頭。」當時汪氏表示他對軍事沒有興趣[5]。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後,汪精衛與陳璧君回國參加「護法運動」,將子女寄託給在波爾圖蔡元培照看。

1917年7月,孫中山離開上海開赴廣州組織護法運動,命汪精衛回國,汪精衛由法國經英國、芬蘭西伯利亞返國。此時,俄國處於革命前夕。汪精衛親身感受到俄羅斯人民反戰情緒。1919年,廣州軍政府任汪精衛為巴黎和會南方代表,汪精衛對軍政府不感興趣,沒有接收,並再度赴法。

汪兆銘年少時期相貌英俊,被普遍公認為是美男子。1918年徐志摩在日記中寫道:「前天乘着湖專車到斜橋,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經農、莎菲的先生(老師)Ellery,叔永介紹了汪兆銘。1918年在南京船裡曾經見過他一面,他真是個美男子,可愛!適之(胡適)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6]

任職廣州[編輯]

1920年10月,汪精衛奉孫中山之命第四次回國。1921年,孫文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汪出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此為汪精衛首次出任政府官員。他對廣東政局頗為不滿。1922年5月,孫中山派汪精衛前往惠州勸陳炯明回廣州擔任陸軍總長協助北伐被拒。後汪精衛多次前往勸說無效。後來,陳炯明反叛。同年,孫中山的北伐對象直系吳佩孚曹錕製造輿論,主張「孫吳合作」,派人前往上海迎孫北上,遭孫中山斷然拒絕。孫中山派汪精衛前往奉天,與張作霖聯繫企圖利用奉系勢力打擊直系。同年,陳獨秀李大釗多次與孫中山會晤,處境艱難的孫中山開始考慮與蘇聯合作。9月、11月、12月,孫中山在上海三次召開幹部會議,研究國民黨改組問題。汪精衛贊成改組,但對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持有異議,認為這樣做,就好比《西遊記》上的孫行者鑽進熊精的肚子裡打跟斗、使金箍棒,熊精如何消受得了?但孫中山的態度堅決,甚至宣稱要組織新黨,或本人加入共產黨。汪精衛於是不再堅持己見並積極辦事。在第二次會議上,汪精衛與胡漢民成為國民黨改組宣言的起草人。10月19日,孫中山任命汪精衛為國民黨改組委員,以參與改組國民黨本部的事宜。在國民黨召開的特別會議上,汪被指派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推行國民黨的改組工作並籌備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2]:99-105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汪精衛以章程審查委員會主席身份作審查報,廣東代表方瑞麟發言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李大釗登台駁斥。汪精衛態度鮮明地支持了李大釗,並說過去吳稚暉、李石曾、張繼都是無政府黨人,「我們已承認他們為國民黨員,如何對於共產黨員又不允許他,這是什麼道理?」廖仲愷也發言表示「共產黨的加入「是本黨的一個新生命」,「是與我們同做國民革命工夫的」。方瑞麟的提案於是被否決。汪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任上海執行部常務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7月成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汪精衛為委員之一,進入國民黨中央核心。此時,汪精衛在解釋三民主義時說「三民主義的性質,是反帝國主義的,是非資本主義的;而蘇俄是反對帝國主義非資本主義最堅決最有力的國家,所以中國革命應該聯合蘇俄,這是聯俄的真意義。……所以如果有人問我們拿什麼去聯俄,我們可以答道: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與共產主義的蘇俄,都是反帝國主義的,都是非資本主義的,所以有聯合的必要與可能。」在農工政策方面,汪精衛認為要點是黨與政府應該喚起民眾,為民眾的利益奮鬥,民眾應該服從黨與政府的指導,結合成國民革命的基本勢力[1]:50-51。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邀孫中山北上。孫中山商議,令胡漢民留守廣東,汪精衛以孫中山的中文秘書名義隨行,同行的還有宋慶齡戴季陶孫科李烈鈞。11月17日一行人先到上海,孫中山命汪精衛先前往北京,做好事前布置,自己前往日本後再赴北京。21日,汪精衛抵達天津,並向報界發表談話。12月5日下午,孫中山在汪精衛、李烈鈞、邵元沖、孫科等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園與張作霖會面對其表示答謝。31日,一行人抵達北京。孫中山病重後,指定汪精衛、李石曾、吳稚暉、陳友仁、李大釗等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會議,汪精衛為首席發言人,在許多場合代表孫中山講話。汪精衛講話指責段祺瑞執政府善後會議有欺騙性。3月1日,汪精衛出席國共兩黨召開的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2]:114-115

1925年2月,孫文臨終前預立三份遺囑,分別是《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聯遺書》。孫中山去世前,汪精衛陪伴左右,曾表示害怕在自己死後他們要不因害怕危險被「敵人軟化」要不則遭敵人「加害」閉眼不再說話。汪精衛於是表示不怕危險,不會被敵人軟化請求孫中山為其指明「怎樣向前去奮鬥」,並表示自己預備好了幾句話,可讀給孫中山聽,如表贊成便簽字。孫中山表示同意。汪隨即取出一張紙,低聲慢讀「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張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時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當天,孫中山沒有簽字。3月11日,孫中山意識到了自己不久於人世,在遺囑上簽字[2]:116-117。3月12日,孫中山去世。由於奉行「天下為公」,主張召開國民大會,實現民主,孫中山並沒有在遺囑中提及接班人,也沒有口頭交代。此時,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三人為國民黨元老,很有資格接班。但廖仲愷由於左傾,且比較激進,遭到右派反對。胡漢民代行過大元帥一職,接班條件明顯,但由於立場右傾,又遭到左派反對,且人緣不好,威信不高。汪精衛一方面得到了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支持,另一方面由於處世表現得調和折中,右派較為接受。孫中山垂危之際,汪精衛在北京主持臨時政治會議,討論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和政府的領導體制問題,決議將廣州大元帥府改為合議制,胡漢民接到電報後主張組織一個委員制的國民政府,廖仲愷、汪精衛表示同意。5月,汪精衛離京南下。8月到達汕頭

國府主席[編輯]

1925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成立,汪兆銘在加拉罕鮑羅廷的支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繼續執行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8月20日,廖仲愷遇刺,胡漢民嫌疑重大,許崇智和蔣介石主張殺之,汪精衛由於和胡私交很深,認為胡「只負政治上的責任,不負法律上的責任」,允許其離開廣州,以赴莫斯科考察的名義將其驅逐出國。接着,在蔣介石的要求下,汪精衛以軍委主席身份發布命令,讓蔣以廣州衛戍司令的身份「全權處理粵局」,合法地解除了許崇智的武裝,合法將其驅逐,蔣介石於是趁機一躍而上,開始對汪精衛構成威脅。汪精衛於是撤換了蔣介石的親信陳肇英,處分了蔣介石的拜把兄弟歐陽格。11月23日中國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林森鄒魯謝持等在北京碧雲寺以「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召開「西山會議」,反對汪兆銘左傾,決議「撤除汪精衛中央執行委員的職務,並開除汪精衛黨籍6個月,不准其在國民政府中任職」[2]:124-125

1926年1月4日至19日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議決繼續執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後,由於蔣介石成功迫使國際共產黨讓步,替換了與汪精衛親密、反對北伐的蘇聯駐廣州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等人的職務。事件當天,身為國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汪精衛因病在家休息,陳公博前來通報才知道廣州戒嚴。的威信備受打擊,因此十分氣憤。3月22日,在汪公館開政治會議,汪精衛等面對的是蘇聯人已經決定讓步的現實。 決議「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汪兆銘以治療糖尿病,5月11日離開廣州赴香港,6月中旬經法國馬賽抵達巴黎鄉間,於此隱居直至1927年3月。[7]1926年7月9日,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革命軍,由蔣中正擔任總司令,開始國民革命軍北伐。因蔣逐漸與國民黨左派中國共產黨分歧,力邀汪精衛歸國主持武漢國民政府,11月下旬,汪精衛雖然因盲腸炎剛剛開刀,身體未痊癒,但是依然決定帶着陳璧君和曾仲鳴匆忙啟程回國。經過柏林時臥床不起,高燒40℃,又不得以返回巴黎。1927年2月下旬,汪精衛經德國、波蘭莫斯科,住了5天,會見了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然後乘火車至海參崴,再乘蘇聯郵輪迴國。

汪精衛與蔣介石攝於1926年

1927年4月1日,汪精衛乘船抵達上海,宋子文前往吳淞口迎接。期間,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李石曾等提出「共產黨已預備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的口號,並圖指使工人在租界發起暴動,以引起國民黨的外交糾紛」。隨後與蔣介石、吳稚暉、李石曾、李宗仁白崇禧會談,汪精衛表示同意分共,但是在分共的時間和方式上有不同主張,強調黨紀法統,主張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解決,因此被他人稱之為「始終袒共」。會上與會人士與汪精衛辯論十分激烈,吳稚暉甚至向汪精衛下跪求其改變態度。4月5日,汪精衛和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試圖消除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暴動的疑慮。同日,國民黨領導在上海再次開會,汪精衛遭到吳稚暉的臭罵,稱他「狗不如」,要他「滾蛋」,為此汪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也反共,只是方法不同。李宗仁主張將其軟禁,不能放虎歸山。宋子文得知後,當天夜裡將汪精衛偷偷送到「江丸號」輪」上,4月6日凌晨汪精衛不辭而別悄然趕赴武漢。4月9日汪精衛到達武漢,得到武漢各界人士的歡迎。4月11日,汪精衛在武漢歡迎大會上發表演說,他還在《中央副刊》上題詞:「中國國民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了。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同日,汪精衛就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反對蔣中正的清共建議,堅持容共。4月12日,南京的蔣中正與西山會議派反共國民黨元老,由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下令清除共產黨。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中正的武力清黨行為,也認為兩黨之間在長時間中,目標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4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中央宣布開除蔣介石黨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職,通電討蔣。蔣中正於是在南京成立了一個新的國民政府,是為寧漢分裂。雖然汪精衛到武漢後言辭激烈,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但卻對興起的工農運動感到恐懼,「當4月中旬,兄弟到武漢,看見那邊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間的廣東,也不像十五年間的廣東了。其時武漢已成為共產黨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其理論與方法已完全是共產黨的,而不是國民黨的了。」他認為中國經濟落後,算不得有大資產階級,共產黨所謂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大地主、小地主...在實際上界線難定,只是共產黨欲利用這個名詞搗鬼,其所欲打倒的,加上一個「大」或「中」字。汪精衛以鞏固聯合戰線、維護工商利益為名,將工農運動稱為「幼稚」、「過火」、「越軌」,要加以嚴厲制裁。4月20日,武漢政府宣布第二次北伐,正面面對張作霖。4月汪精衛決定製裁黨內違反本黨主義的言論和行動,5月,武漢政府分別頒布法令,保護地主、工商業者,制止工人及店員過度要求,禁止其干預廠店管理。6月,發布通令保護軍人家屬財產土地。武漢國民黨中央還制定了《禁止民眾團體及民眾自由執行死刑條例》[1]:73-76

寧漢之爭[編輯]

1927年6月5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派人送《五月緊急指示》給中共中央,要其「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也給汪兆銘看過。本來想拉攏他,然則引起汪的嚴重不滿,逐開始提防中共。7月13日,中共公開發表宣言退出國民黨。7月15日,汪兆銘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停止職務。8月1日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8月8日,汪兆銘的武漢政府開始逮捕處死共產黨人,實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蔣中正下野,武漢政府於8月19日宣布遷都南京,汪兆銘亦於9月初親抵南京,發表了《中國國民黨特別委員會宣言》,宣告國民黨「統一」完成。寧漢正式復合,中國共產黨則將國民黨的團結稱為「寧漢合流」。

1927年9月爆發寧漢戰爭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掌握寧方取勝,汪兆銘下野。10月,汪兆銘到廣東否定南京政府。11月,蔣中正回到上海,邀汪兆銘北上。11月17日,發生廣州張黃事變。11月,汪兆銘在廣東成立政府[8]:14。12月,國民政府發出討伐廣東令[8]:14

1927年12月初,在中國國民黨四中全會預備會議請蔣復職,各方紛電促蔣再起[8]:15。汪受到新桂系攻擊。12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葉挺葉劍英領導下在廣州起義。12月16日,汪辭赴法國。

1929年到1930年間,蔣取得蔣桂戰爭中原大戰(亦稱蔣馮戰爭)勝利。

1929年9月17日,張發奎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國民政府的一個師武裝,並發表反蔣通電,要求汪兆銘回國主政。11月汪兆銘回國,聯合桂系共同抗蔣。

閻錫山與汪精衛在北京,1930年9月9日

1930年8月7日,中原大戰期間,在北京召開「中國國民黨黨部擴大會議」。

下野[編輯]

由於張學良東北軍挺蔣中正而造成反蔣陣營失敗,1931年1月1日,汪兆銘在天津宣佈下野。2月,蔣中正軟禁胡漢民。5月1日,汪精衛通電中國國民黨海內外各黨部,略謂蔣介石禍黨禍國,「暴橫日甚,言之痛心」,現廣東方面奮起討蔣,「事變至此,宜即依據總章,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解決一切」[9]:3825-3826。5月,國民會議在南京集會,通過訓政時期約法[8]:22。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8]:22。5月27日,胡漢民派在粵成立「軍政府」[8]:22。5月28日,汪精衛、唐紹儀、陳濟棠等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並發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宣言》,稱南京政府已成為蔣介石獨裁之工具,廣州「國民政府,自今日始,事事當反蔣中正之私,而向於總理之公」,對於軍人,「信賞必罰」,對於財政,「收入支出,一切公開」[9]:3844。胡又和汪精衛派、孫科派、西山會議派和兩廣軍人陳濟棠、李宗仁等在廣州成立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與南京國民政府對峙,形成寧粵分裂。5月29日,廣州「國民政府」第一次會議決議:推孫科、汪精衛、古應芬、唐紹儀許崇智為常務委員,以陳融為秘書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鄧召蔭為財政部長[9]:3845。粵、桂、胡、汪聯合反叛[8]:22。9月初,廣州政府開始北伐,然而幾天後九一八事變爆發。11月29日,蔣介石致電汪精衛,請促粵方早息糾紛,從速入京,俾中央全會得以定期舉行,「中正以一人之身,急圖北上,立待全會開成,俾奉命遄征,得有遵循」[9]:4000。粵、寧合流,合組以孫科為首的政府,蔣中正下野,汪兆銘在野。12月28日,中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第四次會議決議:一、推舉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于右任、葉楚傖、顧孟餘、居正、孫科、陳果夫9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葉楚傖為秘書長;二、選任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唐紹儀張靜江、蔡元培、蕭佛成、鄧澤如、謝持許崇智王法勤李烈鈞鄒魯、邵元沖、陳果夫、葉楚傖、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閻錫山馮玉祥趙戴文王樹翰薛篤弼劉尚清柏文蔚程潛經亨頤孔祥熙恩克巴圖楊庶堪馬福祥33人為國民政府委員;孫科為行政院長、陳銘樞為副院長,張繼為立法院院長、覃振為副院長,伍朝樞為司法院院長、居正為副院長,戴季陶為考試院院長、劉蘆隱為副院長,于右任為監察院院長、丁惟汾為副院長;三、通過中央政治會議組織原則,推選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三人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委,輪流充當會議主席等[9]:4026-4027

1932年1月7日,汪精衛電南京中央黨部、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請辭兩常務委員職[9]:4036。1月9日,新政府成立一旬,行政院長孫科表示獨力難支,是晨自南京到上海,籲請汪精衛、蔣介石、胡漢民入京主持一切[9]:4038。1月13日,張學良電促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入南京,略謂:「人望不可以屢辜,時會不可以再逸」,「宜及此政本未搖,余勢猶在之際,集全黨領袖於一堂,奮其智勇,以定安攘之策,則桑榆之效,或尚可收,淪胥之禍,其猶得免。若更分崩離析,或貌合神乖,信用一失,斷難再復。」;蔣介石由奉化抵達杭州,1月14日在杭州對記者發表談話,稱「汪、胡如能推誠入京,余雖身在詬誶之中,為黨為國,也無不樂從其後」,「惟熟審政治之環境,以及最近之事實,實鮮余個人負責之餘地,故不得不仍以在野之身,盡個人職責」[9]:4042-4043。1月16日,陳銘樞自杭州返上海,攜蔣介石致汪精衛親筆函晤汪,轉達蔣促汪赴杭州意,下午汪去杭州晤蔣,商談入南京事,1月17日蔣、汪聯電促胡漢民入北,一同入南京,共支危局,並電孫科稱:「俟展兄(胡漢民字展堂)駕至,即聯袂入京」,「關於一切大計,亦俟商得展兄同意始決定」[9]:4045。1月17日,胡漢民復電汪精衛,稱血壓未退,非長期休養不可,並稱:「只須中央行責任內閣之職權,貫徹吾黨數月來共同確定之政策,而吾輩在野之身,竭誠為政府之助,則對內對外,自能發展,開一新局勢,以副國人之期望。」;張繼、張靜江赴杭州迎蔣介石、汪精衛往南京[9]:4046。1月18日,孫科、何應欽等應蔣介石之召飛杭州,蔣介石、汪精衛、孫科、張靜江、張繼等在西湖煙霞洞密商外交、財政、軍事要政,並決定共同入南京;胡漢民電蔣介石、汪精衛,聲明暫不北入南京,稱:「望各矢忠誠,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責任內閣之職權,貫徹其政策。」[9]:4047-4048。1月19日,汪精衛、蔣介石再電促胡漢民入南京,稱:「此值國難嚴重時期,吾輩三人,與其天各一方,遇事不能即時商榷,誠不如同聚首都,隨時獻替,較於黨國有裨。」[9]:4048。1月21日,蔣介石離開杭州赴南京,臨行對記者談稱:「余此行完全以私人資格入京贊助政府當局,絕不擔任何職務。」,晚宿湯山,汪精衛晚10時亦自上海到南京[9]:4050-4051。1月22日,蔣介石、汪精衛、孫科、張繼、李宗仁、馮玉祥等在南京勵志社開談話會,共商對日外交及財政等問題[9]:4051。1月23日下午,蔣介石、汪精衛、孫科在南京開緊急會議,討論對日方案,至7時始散,晚上孫科及何應欽、朱培德等復在勵志社商談應付目前外交問題,政府要員連日交換意見,均趨慎重,汪、蔣咸主「先行安內,方可攘外」,蔣對陳友仁等之對日絕交主張,認為「只憑一時之快意,不顧國家永久利害」,力持不可[9]:4051-4052。1月24日,蔣介石、汪精衛等在南京勵志社開中政會特委會,討論對日外交問題,主張仍採妥協政策,會議認為陳友仁外交政策,基於隔閡國情,徒為孤注之一擲,決不可行,故毅然不採用,對陳之辭職,經討論決定不予挽留[9]:4053。1月25日,行政院長孫科在上海分電林森及蔣介石、汪精衛辭職,中國國民黨中央臨時常會決議慰留,居正、張繼、張靜江等晚乘車赴上海挽留孫科[9]:4054。1月27日,居正、張繼、張靜江等自上海回南京,向汪、蔣報告在上海因孫科拒見,致無結果等情形,中政會決議一致慰留孫科,在孫離職期內,院務暫由副院長陳銘樞代理[9]:4055-4056

復任行政院長[編輯]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滬抗戰開始,蔣介石主持中國國民黨臨時中政會,決議:外交部部長陳友仁辭職照准,特任羅文幹為外交部部長,接開中常會臨時會議,決議選任汪精衛為行政院院長,任孫科為立法院院長,孫未到任以前由副院長覃振代理;汪精衛、蔣介石、馮玉祥聯名電張學良、閻錫山入南京[9]:4056-4057。1月29日,中國國民黨中政會決定抵抗日本,先遷政府於洛陽,免受敵艦威脅[9]:4058-4059。汪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抗日態度堅決,積極備戰。然而由於指揮不動蔣中正人馬,遂委請蔣中正出山指揮軍隊,自己主政。2月24日,蔣介石、汪精衛、陳銘樞、羅文幹等在南京開會,討論上海局問題[9]:4091-4092。4月7日,國難會議在洛陽開幕,到命會員144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12人,各機關團體代表700餘人,汪精衛致開幕詞,略稱:「國難會議應討論禦侮、救災、綏靖各事宜。」[9]:4125-4126。4月8日,國難會議開第一次大會,由汪精衛代表國民政府作關禦侮、救災、 綏靖問題之報告[9]:4126。4月17日晨,蔣介石據顏惠慶電陳國際聯盟特委會形勢,與汪精衛在南京湯山俱樂部召羅文幹、陳銘樞、何應欽等商議對策,包括中國最低限度之讓步,「滿洲國」拒顧維鈞出關對付辦法等事項[9]:4132。4月20日,廣東空軍總司令張惠長抵南京,謁汪精衛、蔣介石,請示擴充空軍[9]:4134。4月25日,羅文幹、郭泰祺偕英使藍普森晤蔣介石、汪精衛談上海事[9]:4137。5月26日,郭泰祺昨晚到南京,是日分謁見蔣介石、汪精衛、羅文幹,報告上海停戰協定簽字[9]:4161-4162。5月28日,蔣介石、汪精衛聯名發表通電,稱「救國必先剿共」,對於共產黨「必須以有效的方法抵制它們,必須不顧一切代價去應付它們」[9]:4162-4163。5月29日,汪精衛召羅文幹、蔣作賓及外交委員會委員商外交問題,決定外長仍由羅繼任,郭泰祺擔任駐英公使,日內赴英履任,駐日公使仍由蔣作賓回任[9]:4163-4164。6月4日,財政部長宋子文電汪精衛、蔣介石辭財政部長職,6月5日汪覆電慰留[9]:4168。6月6日,蔣介石、汪精衛及其他政府要員在南京會商,決議分別覆電慰留宋子文、陳銘樞,勸「以國家大局為重,繼續負責維持」[9]:4169。6月9日,汪精衛返回南京,6月10日在行政院會議上報告前赴上海挽留宋子文、陳銘樞經過,稱宋允打消辭意,陳須請假略事休養[9]:4171。6月12日,顧維鈞到南京,6月13日汪精衛在南京召集各部長及顧維鈞開談話會,先由顧報告出關調查經過,然後討論外交問題及國內財政問題[9]:4172。6月14日,汪精衛、羅文幹、顧維鈞等飛廬山晤蔣介石,商外交、財政及「剿共」事宜[9]:4173-4174。6月18日,汪精衛、宋子文、羅文幹、顧維鈞、王樹翰、曾仲嗚、劉宗傑等自南京同飛北平,往訪國際聯盟調查團,並與張學良協議對日交涉方針[9]:4177。6月19日,汪精衛、宋子文、羅文幹、顧維鈞等在北平會見國際聯盟調查團交換意見,6月20日繼續會晤,調查團對東北義勇軍及抑制日貨問頗注意,6月22日汪、羅離開北平返南京[9]:4177。6月2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開會,汪精衛詳細報告東北情形,對日人在東省練兵窺伺關內及在東省之種侵略措置,陳述頗多,會議通過追認國民政府特派蔣光鼐為駐閩綏靖公署主任等多案[9]:4181。7月8日,汪精衛邀請各地學術專家胡適、陶孟和丁文江蔣夢麟等32人在南京集會,討論外交、內政、建設、教育等問題,外交側重對日方針,建設側重財政,教育側重製度經費,7月13日閉會[9]:4189。7月17日,日軍進攻熱河,汪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命張學良出兵抵抗。8月6日,汪公開致電張,宣稱「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願辭去行政院長職務來勸告張同時下野[10]:356。8月6日,汪精衛以「外交、財政問題諸感棘手」,分別致電中執委會、林森、蔣介石、各院、部長,請辭行政院長職;汪精衛致電張學良,望其辭職以謝國人,並稱:「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憂,正在兄防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職責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令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行政院……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蔣介石接汪精辭職電,急電懇切勸挽,內稱:「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國難而來,現在無論有何困難,必須共負仔肩,勉度難關,決不可於國難益加嚴重之際遽萌退志,務望即日返京,照常主持院務。」;蔣介石電請林森慰留汪精衛,並電何應欽、宋子文、朱培德、吳鐵城共同挽勸,蔣表示與汪共進退[9]:4208。8月7日,中國國民黨中執會召開臨時常務會議,討論汪精衛辭職事,一致議決由中執會急電慰留,並派何應欽即日赴上海會同居正代表中央挽留;蔣介石再電何應欽、朱培德促赴上海懇切挽汪回南京,何夜車赴上海,朱8月8日晨赴上海;北平政委會開會,張學良決定辭職,張覆電汪精衛,勸汪「以國事為重,勿輕言辭」,「本人軍、政權將分交平軍分會、政委會」,同日張並電蔣介石請北來主持;羅文幹呈行政院請辭司法、外交兩部長職,表示與汪精同進退[9]:4208-4209。8月8日,汪精衛在上海對記者發表談話,促張學良下野,略謂:行政院院長人選,「于右任、戴傳賢均可,蔡元培來更好」,繼張者「以何應欽、朱培德為宜」,有詢以馮玉、閻錫山如何,汪謂不可,「將予人以口實,增加糾紛」;汪精衛再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堅辭行政院長職,指責張學良治下省份,國家稅收悉截留,兵額中央無權過問;張學良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行政院辭北平綏靖公署主任職;張學良覆電汪精衛電請中央罷免本職;蔣介石召見武漢大學校長王世傑,囑轉電蔡元培挽勸汪精衛回南京復職,並派武漢大學教授周鯁生代表赴上海面勸[9]:4209-4210。8月17日,汪精衛回南京,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執委會臨時常務會議,報告辭職經過[9]:4216。8月21日,汪精衛、宋子文等一行由廬山返抵南京[9]:4218。8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委談話會決定,汪精衛暫不卸職,俟三中全會再討論,汪在南京主持中政會,由宋子文暫代行政院長[9]:4219。8月2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開會,汪精衛主席,決議行政院長由宋子文代理[9]:4220-4221。9月10日,林森由南京到上海,勸汪精衛返回南京,9月11日蔣介石又派張群自漢口兼程赴上海,促汪入南京主持政務[9]:4229。9月12日,中國國民黨中委談話會討論中政會常委代理問題,決定不另推人,在汪精衛未康復前,中政會改開談話會,重要議案電汪請示辦理,次要者待汪病癒返回南京補行簽署[9]:4229-4230。9月18日,曾仲嗚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託,自南京赴上海轉莫干山謁見汪精精衛,商中國國民黨中政會主席問題,並促汪早日返回南京,主持中政會事宜[9]:4233。9月2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准汪精衛請假二星期,在請假期中,中政會主席由中常委輪流擔任[9]:4235。9月28日,內政部長黃紹竑奉蔣介石命赴莫干山探視汪精衛疾,並商要政[9]:4238-4239。10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加推朱家驊、居正、陳果夫葉楚傖、何應欽、賀耀組、黃慕松、朱培德為外交委員會委員,推定汪精衛、宋子文、羅文幹、朱培德、顧孟餘等為常委[9]:4243。10月7日,宋子文偕諸民誼乘機飛上海徵求汪精衛對《國際聯盟調查團報告書》意見,並促汪入南京主持中樞[9]:4244。10月1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汪精衛患肝硬化症,准續假三個月[9]:4246-4247。汪、張互訐,結果汪宣佈辭職,10月前往歐洲[11]:113

再度下野[編輯]

1932年10月21日,汪精衛決定赴德國就醫,行政院各部、會長集上海與汪話別,10月22日汪及家屬、秘書等7人離開上海赴歐洲[9]:4251。12月24日,宋子文電促在德之汪精衛回國,稱:「現在救亡圖存,刻不容緩,吾兄假期屆滿,各方咸渴望吾兄早日回國,領導一切。」[9]:4285

1933年1月9日,汪精衛在德國柏林杜平根療養院對記者發表談話稱:「中國目前不思與日本正式宣戰」,「中國今日之地位,不足向日本宣戰。」[9]:4298-4299。1月12日,汪精衛在日內瓦發表宣言,略稱:「中國對於暴日侵略,確立交涉及抵抗並行之方針」,「中國始終信任國聯,聽候解決,此為交涉之本旨也。惟在此期間,日本侵略不已,中國為領土主權人民生命財產計,斷難坐受其侵凌,不能不奮起而為正當防衛,此為抵抗之本旨也。」[9]:4301-4302。由於民眾的呼聲,蔣中正請汪回國主持抗日戰爭。汪要求張學良先辭職,蔣中正說服張學良去歐洲考察。3月17日,汪精衛由德國返國抵達上海,宋子文等百餘人往迎,褚民誼持林森促汪返京復職親函迎汪,同日宋電中央及各部、會停止代理行政院院長職[9]:4350-4351。3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政會通過設立救國飛機捐款籌辦委員會,朱培德朱家驊等20餘人為委員,汪精衛任主席[9]:4353。3月25日,孫科、顧孟餘到上海敦勸汪精衛復行政院長職,汪允入南京商量,當晚汪偕孫赴南京[9]:4355。3月26日,蔣介石上午返抵南京,下午與汪精衛商談今後內政、對日方針,並敦勸汪復職[9]:4355。3月2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重要會議,蔣介石、汪精衛、林森、居正、于右任、宋子文、戴季陶、孫科、陳果夫、葉楚傖、李烈鈞等30餘人出席,蔣介石報告華北軍事情況,于右任、孫科提統一全國軍事案,李烈鈞提建設國防與改革內政案,因李案着重於開放政權與集中全國力量禦侮,以事關重大,決定交中常會「從長縝密討論」[9]:4355

再復任行政院長[編輯]

1933年3月29日,蔣介石返回南京後與汪精衛密商對日方針與「剿匪」問題,確定汪復職主持對日交涉,蔣負責全力「剿匪」,是日召開中國民黨中政會議,蔣介石、汪精衛、林森、于右任、戴季陶、孫科等50餘人出席,汪精衛表示復行政院長職,翌日汪向中常會銷假到院視事[9]:4357。此後汪兆銘主張對日和平交涉,得到蔣中正的支持。5月23日,何應欽、黃郛、黃紹竑聯電蔣介石、汪精衛報告與日方商談停戰情況及其條件,認為:「熟權利害輕重,與其放棄平、津,使傀儡資以組織偽政府,陷華北於萬劫不復,何若協商停戰,保全華北,徐圖休養生息,以固黨國之根基,較為利多害少。」,汪即覆電表示支持[9]:4401。5月24日,國民政再次召開國防會議討論停戰談判問題,決議要點為:「與對方商洽停戰,以不用文字規定為原則,如萬不得已,只可作為軍事協定,不涉政治,其條件需經中央核准。」,汪精衛將此內容電告何應欽、黃郛,並說明:「此為中央自負責任。」[9]:4401-4402。5月29日晚,黃紹竑抵廬山,即向蔣介石、汪精衛等人詳細報告華北軍事情況及北平軍分會與日方交涉停戰所作處置,蔣、汪贊同華北當局所作決定[9]:4407。5月31日,中日簽訂《塘沽協定》,11時10分中國代表在一字不改下正式簽署[9]:4408-4409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塘沽協定》,引發當世對汪兆銘與何應欽所簽訂的是「賣國協定」的譴責。8月1日,汪精衛、孫科、顧孟餘陳紹寬朱家驊、曾仲鳴等自廬山返抵南京,汪在中國國民黨臨時中政會報告廬山會議經過[9]:4456。8月7日,蔣介石、汪精衛聯名電馮玉祥,促其離開察哈爾入南京,以便宋哲元「得以自由接收察省一切軍政」,8月9日馮覆電拒絕[9]:4459。8月11日,汪精衛偕鐵道部長曾仲鳴到廬山,與蔣介石、黃郛等商談華北戰區善後、軍隊整編及結束察事等問題,8月14日返南京[9]:4461。10月1日,汪精衛在上海晤黃郛,促其北返,黃允即日程,並電告蔣介石,當晚汪、黃離開上海往南京[9]:4487-4488。10月4日,全國經濟委員會通告成立,汪精衛、孫科、宋子文就常委職[9]:4489-4490。10月14日,汪精衛偕曾仲鳴、唐有壬赴廬山與蔣介石商宋子文辭職及「剿匪」軍費、福建政局等問題,翌日離開廬山回南京[9]:4496

1934年4月11日,蔣介石、汪精衛和黃郛等在南昌商議華北問題及對日外交方針[9]:4625

1935年1月21日,黃郛向林森報告華北政務,汪精衛偕同黃郛到軍校見蔣介石,1月24日汪、黃復同赴軍校見,晤談甚久[9]:4823。1月22日,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表示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汪兆銘認為有談判的空間。7月2日,汪精衛因肝病在上海入諾爾醫院治療,行政院務由副院長孔祥熙暫代[9]:4921。但由於國民黨主戰派的反對,汪兆銘於8月8日表示辭職。8月17日,蔣介石派張群攜親筆函飛青島,促請汪精早日返南京,主持政務,汪允即返[9]:4944。8月19日,蔣介石自廬山飛往南京,張群往見,報告赴青島挽汪經過;汪精衛自青島飛上海[9]:4945。8月21日,汪精衛自上海到南京,與蔣介石、黃郛會晤,蔣力勸復職,汪表同意[9]:4946。8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在南京開會,汪精衛、蔣介石均出席,討論汪辭職行政院長及兼外交部長案,決議慰留,下午1時許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以汪允復任事通知各部、會[9]:4947。8月23日,汪精衛通電復職:臥病月餘,一再具呈中央,懇請辭職,未蒙允准,茲遵照中常會決議,於本日銷假回院視事;蔣介石以汪已復職,離開南京飛成都[9]:4947。10月15日,蔣介石與汪精衛在南京晤談中央最近政情[9]:4979。10月16日,日本貴族院議員坂西中將至南京訪汪精衛[9]:4980。11月1日上午,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南京開幕,汪精衛主席致開幕詞後,在會場外攝影時遇刺,槍傷左頰、左臂及背肋三處,刺客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鳯鳴亦被衛士擊中,當場被捕,次晨孫傷重在南京中央醫院斃命[9]:4990-4991。11月6日,行政院決議,以汪精衛因傷不能執行職務,由副院長孔祥熙依法代理行政院院長,外交部部務由政務次長徐謨代拆代行[9]:4995

辭職療養後回國[編輯]

1935年12月1日,汪精衛電國民政府辭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兼職[9]:5016。汪被救後前往歐洲療養。後來執行對日妥協政策的外交部常務次長唐有壬又遭暗殺。

蔣在西安事變之後加強抗日而減緩內戰,聲望大增,並受到蘇共中共支持。1937年1月12日,中國國民黨中政會主席汪精衛回國,抵香港發表談話稱:「西安事變善後,楊虎城自應聽命中央。」[9]:53381月14日,汪精衛乘德輪抵上海[9]:5339。1月18日,汪精衛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周演說稱,對外願本兩利原則與任何國家攜手,對內不得有兩種政府與軍隊[9]:5342。1月22日,汪精廣播講演《怎樣救亡圖存》,謂「不特中國目前實行共產可以亡國,即使接近共匪,受其操縱,也足以引起大亂,而至於亡」[9]:5346。1月24日,汪精衛與蔣在溪口商談外交與內政方針,議定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於2月15日如期舉行[9]:5347。2月15日,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日語川越茂首次訪問中國國民黨中政會主席汪精衛,談三中全會情形[9]:5367

抗戰時期[編輯]

汪兆銘於南京國民政府前,匾額刻有「忠孝 仁愛 信義 和平」。
1941年汪兆銘接待一些德國納粹黨員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汪兆銘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地位僅次於蔣中正。

另據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記載:

此後的汪兆銘主張對日本親善,主張「和平運動」,主要的論點為:

(一)中國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在徹底失敗之前以談判實現和平將更為有利;
(二)他曾和蔣中正有過談判經驗,因此認為蔣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關心日占區人民的利益,認為日占區需要照料;
(四)根據汪兆銘的助手周佛海說,如果蔣贏得了這場戰爭,那麼汪和日本的協定自然被取消,如果蔣不能獲勝,那麼協定還可以限制日本的行為[12]

1938年8、9月間,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與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代表松本重治日語松本重治香港談判,日方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支持汪兆銘的和平運動。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宣佈了一項包含了六原則的「亞洲新秩序」聲明:

(1)東亞的永久和平;
(2)善鄰友好和國際正義;
(3)聯合防共;
(4)經濟合作;
(5)創建新文化;
(6)世界和平。

12月19日,汪兆銘向國民政府申請護照,借道雲南前往越南,主張與日軍媾和。蔣發電報給香港《大公報張季鸞,希望輿論對汪寬留餘地。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表示以下幾個條件的基礎上和一個新的中國政權調整中日關係:

(1)親善友好:日本對中國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
(2)按照軸心國之間,反共產國際協定之同樣的精神,共同防共;
(3)經濟合作,日本一方絕無壟斷中國經濟的意圖。

汪兆銘響應近衛聲明,離開重慶出走至越南河內,發表艷電,主張中止抗戰[8]:38。12月29日,汪兆銘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和電報(29日電報代碼為「艷」字),是為「艷電」,電文稱: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以「互相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這樣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蔣回重慶,嚴詞駁斥汪電[8]:38。然而由於近衛內閣數天後(1939年1月4日)突然辭職,以及雲南軍閥龍雲並未支持汪兆銘,和平運動失敗。

參加大東亞會議時的汪精衛(左三)

心宇將滅萬事休,天涯無處不怨尤。
縱有先輩嘗炎涼,諒無後人續春秋。

《自嘲》,汪兆銘
1944年於病榻

1939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臨時會議一致決議,開除汪兆銘的國民黨黨籍和一切公職。3月,汪兆銘和他身邊的重要幹部,在河內多次遭到蔣介石派人刺殺,由於刺客誤把曾仲鳴當作汪精衛殺死,汪精衛才躲過一劫。日本方面得知這一情況後派影佐禎昭日語影佐禎昭大佐和議員犬養健前往河內將汪營救,5月8日汪抵上海,在江灣土肥原公館與影佐禎昭和犬養健會談。5月31日,汪精衛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寧周隆庠等十一人,乘日本海軍飛機,在矢野征記、影佐禎昭、犬養健、清水董三日語清水董三等陪同下,由上海飛抵東京。日本陸軍省和參謀部聯席會議為此於6月5日作出決定要求汪精衛在建立中央政府時,與臨時維新政權合作,其政府組成及地方自治,不得違反日本的既定方針。汪精衛欲召開國民黨大會不得在南京舉行。採用青天白日旗須在旗的上方加上一個三角形黃布片,上書「和平反共救國」字樣。汪精衛政府應以日、滿、華睦鄰結合為指導方針。6月6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制定《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 6月10日至18日,汪精衛分別會見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大藏大臣石渡莊太郎日語石渡荘太郎、外務大臣有田八郎日語有田八郎、樞密院議長前首相近衛文麿。其中在與板垣征四郎交涉中,板垣征四郎毫無退讓使,與會的影佐禎昭適時對其恫嚇,汪精衛因此倍感沮喪,後不得不妥協[2]:786-801。6月24日,汪精衛離開日本後抵達天津,27日抵達北京會見華北日軍司令官杉山元,後與臨時政府王克敏會面。6月28日,汪精衛由天津回到上海,次日,與維新政府行政院長梁鴻志、內務部長陳群、綏靖部長任援道會談,雙方在政府合併問題上矛盾重重。7月5日,汪精衛與梁鴻志在南京進行第二次會談,汪精衛通過拉攏陳群與任援道,許諾成立中央政府後二人可官任原職,從而分化了維新政府,使二人轉而支持自己。7月11日,梁鴻志、王克敏在青島大陸飯店接見新聞記者團時分別表示對汪精衛「全力協助之重大意志」。三方就「反蔣、反共、親日」達成一致。雖然,三方會談取得進展,但是日本海軍特務機關首席武官野村直邦日語野村直邦中將對此卻有悲觀看法,「最近汪精衛的活動終於使一般民眾失去了對他的信任,失望和懷疑正在深刻化。一般民眾對汪精衛派已經失去了信任,所以由衷歡迎和平的人一個也沒有。」他還指責汪精衛說:「最近汪派的活動,事實上不僅不能促進全國的和平,而且正在和平運動各派內部製造分裂。」[2]:803-814

1939年9月28日至30日,汪精衛以中國國民黨的旗號,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秘密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29日上午第一次大會,周佛海主持通過整理黨務案,主要內容包括:修改黨章、廢除總裁制、設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一人。29日下午第二次大會,汪精衛擔任會議主席,通過:修訂國民黨政綱案、決定以反共為國民黨基本政策案、根本調整中日關係並儘速恢復邦交案、授權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指派中央執、監委員,連同黨外人士,組織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案、儘速召集國民大會實施憲政案等。30日上午第三次大會,選舉中央執、監委員,並通過大會宣言。大會宣言着力對中國共產党進行了批判,認為中共「假借抗戰,以削弱國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繼續不斷喪師失地,以促成其崩潰之勢,假借抗戰,以實行愚民政策,剝奪所謂知識階級之一切自由,使全國陷於精神破產,不識不知隨而盲動;假借抗戰,以擴大邊區政府之勢力,謀於相當時機取國民政府而代之,夷中華民國為中華蘇維埃,使永為蘇聯之附庸;假借抗戰……使中、日兵連禍結,蘇聯得安坐而乘其敝。」 認為蔣介石「所可怪者,蔣同志陽則受其(指中國共產黨)擁護,陰則供其利用……當此國家存亡繫於一髮之際,置一切同志之忠言於不聽,惟共匪之所左右,一切同志不見容於共匪者,即不見容於蔣同志。馴至關係國家存亡之和戰問題,不取決於大會所明示之方針,不取決於同志之建議,而取決於共匪之頤指氣使,以是之故,使和平運動橫受挫折,戰爭依然繼續。」 大會決議解除蔣介石總裁一職。會議中,一些與會代表蔡洪田汪曼雲沈爾喬王敏中章正范戴策等在看到職員名單中有盧英的名字,認為該人是漢奸,要求與汪精衛見面。周佛海代為接見,表示盧英是否是漢奸後世自有定論,但其為汪精衛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出力甚多,不應因此排除在外。其他諸如溫宗堯陳群任援道等人亦被認為是漢奸,引發會場騷動。李士群親自帶槍與荷槍實彈的士兵入場對有異議的人進行威脅,場面一度十分尷尬。汪精衛圓場表示有意見的代表可在會後和他個人交流。在閉幕詞中,汪精衛說:「外面有人對我們造謠污衊,說我們是日本人的傀儡,請大家看看,我們今天會場裡有沒有日本人」 。9月1日,在汪精衛《致海內外諸同志通電》中說:「綜括宣言所示,非根絕赤禍,無以維持國內和平;非與日本協力,無以維持東亞之和平;非與各國增進友誼,無以維持東亞之和平。...惟有一比較簡易可行之方法,如前方之武裝同志能揭示和平、反共、建國之主張,則既可保其原有之兵力與未失之土地,又可外與吾人之和平運動相呼應,內以促獨裁勢力與共產勢力之沒落,為效之捷,莫逾於此。」[1]:202-206

1939年11月1日,汪精衛派周佛海為首席代表,協同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周隆庠等人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園(後改為愚園路一一三六弄六十號)與日本人會談,林柏生、陳公博後來參加,汪精衛本人沒有出席。日本方面首席代表為影佐禎昭,其他人包括犬養健、須賀彥次郎日語須賀彦次郎谷荻那華雄日語谷萩那華雄扇一登日語扇一登、矢野征記、清水董三等人。會議開始前,日本興亞院日語興亜院在內政、軍事、經濟等方面已經為會議定下了極為苛刻的條件。第一次會議上,日方提出《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會談中,日方要求新政權承認滿洲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層設置政治顧問、技術顧問和職員,由日本人擔任;在自然科學技術、財政、經濟方面,中央政府聘請日本專家當顧問,其直屬機關任用日本教授、教官、關稅官吏及技術員等,在地方政府設置與日本軍隊協商事項的交涉專員,在必要的地區的軍隊中配備日本軍事專家,關稅收入、統稅、鹽稅等以「保管」和「戰爭中的特殊情況」為名控制在日方手上,部分要分給蒙疆和華北,日方以「最大的誠意」 借款4000萬元給汪精衛政府,拒絕汪精衛開放長江、使用京滬鐵路的要求。汪方代表表示應堅持近衛聲明、1938年11月上海會談記錄,1939年6月東京會談約言為討論基礎,不應超出這三者。會議關鍵為1938年11月上海會談記錄,汪精衛出走重慶就是根據其中達成的協議,他認為日本方面一定會遵守其中的承諾。但是日方認為該文件由兩名陸軍軍官簽署,對日本政府沒有約束力。日方遵循的是10天後11月30日御前會議出台的《日華新関係調整方針》,而該方針則大大超出了上海會談的條件。會後,汪精衛聽取了與會人員的報告,看過《要綱》後流着對陳璧君說「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不了中國,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面,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麼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吧。」他還給影佐寫了一封信:「 尊函及日華關係調整擬定方案已收到。似與近衛聲明宗旨有相當差異,頗以為憾。但對以此擬定方案為基礎進行談判,則無異議。談判委員則任命周佛海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周隆庠為委員。希肝膽相照,和睦相處,以審議東亞問題。」[1]:211-214[13]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與日本合作[14]建立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汪兆銘政權,取消華北王克敏長江下游的梁鴻志政權。3月26日,汪出任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

病逝[編輯]

1943年汪兆銘曾經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參與由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年底,汪兆銘的健康惡化,1944年3月赴日治療。11月10日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今名古屋大學)醫院去世。11月23日遵其遺願,歸葬國民黨總理孫文之側,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死因[編輯]

汪兆銘雖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說法:一說10年前汪兆銘被鐵血鋤奸團成員刺殺受傷,子彈深陷體內,無法取出,毒逐漸擴散,終至藥石罔效;不過張學良之調查則指出,當時所使用之子彈為鋼彈而非鉛彈。日本作家上坂冬子訪問汪氏子女後寫的書支持病死之說。一說是其妻陳璧君誤信中醫才造成汪兆銘病死。另一說則是汪兆銘遭日本軍下毒謀殺,但被汪兆銘長女汪文惺、女婿何文傑斷然否認[15];何文傑表示汪精衛患的是「多發性脊骨瘤腫」[16]

身後墓地[編輯]

日本投降後,1946年1月21日國民革命軍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奉命將汪墳炸毀;打開棺木時,見汪精衛的遺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頭戴禮帽。由於使用過防腐劑,遺體尚未腐爛[17]。汪精衛遺體被送往清涼山火葬場火化,骨灰被拋到長江里。1994年,原汪墓所在的梅花山頂放置一座汪精衛跪像[18],因被遊客吐痰便溺污穢不堪,於1997年被移走。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紹興市市區挖出一個汪精衛跪像[19],上刻有「汪逆精衛」四字。

身後評價[編輯]

正面評價[編輯]

汪兆銘為朱執信先生撰並書的墓表,位於廣州先烈東路

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教授、中日戰爭史專家約翰·亨特博伊爾在《中日戰爭時期通敵內幕》一書中稱:汪政府和法國維希政府相似,「當他們認為軸心國會取得勝利時,他們設法為自己的國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較為有利的地位。當戰爭勝利誰屬已經沒有把握的時候,他採取哄騙、拖延的辦法來避開日本的勒索,並且多少為自己的管轄區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樣。」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走投無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對汪政權的勢力重視起來,「汪就越來越有可能為同胞爭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敵軍進攻。在享有中國物產和資源方面同日本人競爭。在汪看來,簽訂一些協定和條約,都是一種競爭的方法。一旦戰爭結束,假如同盟國獲勝,反正這些條約也不過是一堆廢紙而已。」「汪出走時留函給蔣說:從此以後他要挑起較重的擔子,讓蔣挑較輕的。究竟這封信有沒有感動過蔣則很難說,但是汪在此後六年的餘生裏,的確是挑起了很重的擔子,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20]

抗日名將李宗仁在《李宗仁回憶錄》一書中稱:說一句公道話,汪兆銘當了漢奸,卻沒有做積極破壞抗戰的勾當。他投敵後,向與其淵源最深的將領,也未嘗作片紙隻字招降,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五戰區內第十一集團軍司令黃琪翔。大義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21]

抗日名將張發奎曾經負責接收廣東地區,他說:我沒有聽到廣州民眾對汪偽政府的抱怨或抨擊,也沒有廣州民眾對偽政府懷抱惡感的印象。……無論廣州抑或上海,這些偽府政要都是汪精衛的追隨者,他們鼓吹所謂的「和平」,其叛國理由就是「中國打不過日本」,汪精衛組織偽府就是基於這一理念。事實上,日本人並不是平等對待他們,他們充當了傀儡。然而他們宣稱,即使他們僅僅是傀儡,也要為老百姓爭回一點權益。我沒有見到偽府在廣東壓迫民眾的任何證據。[22]

負面評價[編輯]

作家老舍在《四世同堂》第56章時,評論道:「他的投降,即使無礙於抗戰,也足以教全世界懷疑中國人,輕看中國人。……(他)比敵人還更可恨」。重慶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後曾於1946年炸毀位於南京梅花山的汪墓,取出汪精衛遺體重新火化並使用鼓風機吹散其骨灰。[23]

陳寅恪: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毛澤東: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衛大會,並發表題為《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的演說。這篇演說在建國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改題為《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汪精衛集團於1939年12月30日於日本秘密簽訂了旨在出賣民族利益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1940年1月,這件事被揭露後,中共中央於1月28日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的黨內指示,指示各地應普遍舉行民眾大會,掀起全國反投降、反漢奸、反磨擦的熱潮。於是,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衛大會於2月1日召開。

妻子辯護[編輯]

汪兆銘為烈士王昌題之墓碑,位於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在汪兆銘死後,其妻陳璧君在法庭上為汪的責任與行為辯護:「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領導無力護民,國土淪喪,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於鐵蹄下,這是蔣中正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有那一吋國土是汪先生賣去日寇的?反而重慶統治下的地區,汪先生從未向一將一兵招降。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險,忍辱負重,在敵前為國民生存謀福祉,每天生活在敵人槍口下,這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與日本人往還。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24]

汪兆銘與蔣中正[編輯]

部份史料與說法指出,汪兆銘出走河內,與日本人和談,此事是由蔣中正策劃(戴笠汪兆銘政權之間的緊密連繫,也被當成這個說法的重要旁證之一[25])。這個說法,主要來自汪兆銘的幕僚胡蘭成,以及馮玉祥

家庭[編輯]

汪兆銘與陳璧君夫婦育有6名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他5名為:[26]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聞少華. 汪精衛傳 2016年1月第一版. 中國北京: 團結出版社. ISBN 9787512636972.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陳大為. 楊寧, 編. 汪精衛大傳 第1版 (2010年5月1日). 中國北京: 華文出版社. ISBN 9787507531114. 
  3. ^ 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臺北:遠流,2009年,頁232
  4. ^ 徐忱. 袁世凱全傳. 北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7: 312-315. ISBN 9787503483844. 
  5. ^ 金雄白.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風雲時代. 2014-2-21. ISBN 9789865803858. 
  6. ^ 徐志摩日記·1918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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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
  9. ^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韓信夫、姜克夫主編 (編). 《中華民國史大事記》.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 ISBN 9787101079982. 
  10. ^ 羅敏:〈蔣介石的政治空間戰略觀念研究——以其「安內」政策為中心的探討〉,刊呂芳上主編:《蔣介石的日常生活》,香港:天地圖書,2014年1月
  11. ^ 王克文:〈是歷史還是神話?〉,《明報月刊》,香港明報報業有限公司,1998年4月號
  12. ^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593頁
  13. ^ 陶恒生. 日汪談判正式開鑼. [2018-07-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7-08). 
  14. ^ 當時板垣征四郎任在華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日本國內米內光政為內閣首相
  15. ^ 高伐林p82
  16. ^ 高伐林p85
  17. ^ 汪精衛棺材被炸開:屍體未腐 口袋裝4字神秘紙條 網際網路檔案館存檔,存檔日期2016-08-16.
  18. ^ 南京梅花山發現汪兆銘跪像 曾面朝孫中山靈堂 網際網路檔案館存檔,存檔日期2005-12-07.網易,2005-03-17
  19. ^ 150公斤TNT炸墓劈棺:大漢奸汪精衛的末日結局 網際網路檔案館存檔,存檔日期2007-02-11.
  20. ^ John Hunter Boyle .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1937-1945 :商務印書館 , 1978
  21. ^ 李宗仁評汪精衛:雖當漢奸卻沒做積破壞抗戰的勾當 鳳凰網歷史 網際網路檔案館存檔,存檔日期2015-05-11.
  22. ^ 張發奎口述自傳,當代中國出版社,318頁
  23. ^ 150公斤TNT炸墓劈棺:大漢奸汪精衛的末日結局 網際網路檔案館存檔,存檔日期2013-12-14.
  24. ^ 《本期社會要聞之二「盪氣迴腸」的新式婚戀——陳璧君初識汪精衛》載於張研:《1908帝國往事》,重慶出版集團出版
  25. ^ 兩岸史話-汪兆銘是漢奸還是英雄. 旺報. 2013-04-21 [2013-05-16] (中文(台灣)‎). 
  26. ^ 國家文化資料庫[失效連結]
  27. ^ 27.0 27.1 27.2 27.3 27.4 汪精衛女兒女婿細述往事:一生與刺殺結緣,2009-12-08

來源[編輯]

書籍
  • 林思云:《真實的汪精衛》.
  • 黃美真、張云:《汪精衛集團投敵-汪偽政權資料選編》.
  • 高伐林:《歷史塵埃——袁世凱、汪精衛、林彪後人訪談錄》. 明鏡出版社. ISBN 9781932138382.

延伸閱讀[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官銜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首任
前任:
胡漢民
(陸海軍大元帥(代理))
國民政府主席
第一任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繼任:
譚延闓
前任:
孫科
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
第四任
1932年1月29日 - 1935年12月16日
繼任:
蔣中正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汪兆銘政權創立者 「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
第一任
1940年3月20日 - 1944年11月10日
繼任:
陳公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