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蘇中立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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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日中立條約》的正式文本
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簽署《蘇日中立條約》
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簽署《蘇日中立條約》

蘇日中立條約(日語:日ソ中立条約にっソちゅうりつじょうやく Nisso Chūritsu Jōyaku,俄語:Пакт о нейтралитете между СССР и Японией),又稱日蘇中立條約蘇日互不侵犯條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是蘇聯日本帝國於1941年4月13日簽署的一項互不侵犯條約,也就是蘇日邊界衝突結束兩年後。該協議意味着蘇聯和日本分別承認其在中國的占領區的利益(雙方互相承認了各自在中國占領區扶植的傀儡政權蒙古國和滿洲國),同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部分時間裡,兩國都在與對方的盟友作戰,但沒有對抗對方。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蘇聯撕毀條約對日宣戰。

背景[編輯]

法國淪陷後,軸心國不斷擴張,對蘇聯虎視眈眈。蘇聯希望修復其在遠東的外交關係,以保護其東部邊界,並專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避免陷入兩線作戰。另一方面,日本帝國陷入了一場看似無休止的對華戰爭,與美國的外交關係迅速惡化。這些因素使日本尋求與蘇聯達成和解,以提高其國際地位,並確保滿洲國北部邊境免受蘇聯可能的入侵。

蘇聯總理約瑟夫·斯大林最初並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向他的將軍們通報說,歐洲軸心國對蘇聯的進攻會讓日本公然挑戰美國。這份簡報是基於這樣一種信念,即如果發生這樣的襲擊,蘇聯將過於專注於與納粹德國作戰。這將減少日本對蘇聯入侵滿洲國的威脅,並使日本有足夠的物資和能力對美國發動戰爭。該協議將使得日本和蘇聯避免在多條戰線上作戰。故而斯大林認為,「如果蘇聯和日本合作,他的問題可以以自然的方式解決」。

1941年元旦,日本駐蘇大使建川美次日語建川美次提議:兩國可以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因蘇聯所提出的各項條件均不能使日本同意,談判結束。1941年3月12日外相松岡洋右赴蘇訪問。3月22日,松岡一行抵達莫斯科,與蘇聯多位領導人會晤。 

簽署[編輯]

條約於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簽署,由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和日本大使與蘇聯外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簽署。[1]

條約共有四款,主要內容包括蘇日雙方保持和平友好關係,相互尊重對方之領土完整,不予侵犯;如果締約一方成為第三者的戰爭對象,另一方應在整個衝突過程中保持中立。本條約自雙方批准之日起生效,並保持五年有效期。如果條約雙方都未能在條約到期一年前宣布無效,則視為自動再延長五年。

在簽約當天,蘇日兩國發表共同聲明,聲明中關於滿蒙問題雙方再次確認: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2]

條約在形式上,避免讓蘇軍和日軍發生直接軍事對壘。對於蘇聯,避免了在東西兩面同時受到1940年形成的軸心國對其可能的軍事進攻的威脅;對於日本,此條約的簽定,使蘇聯在中日戰爭中,由支持中國轉向中立的立場。蘇聯對日本的保證,不但促成日軍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更使得日本可以無後顧之憂策劃南方作戰,入侵東南亞奪取當地資源,故此蘇日中立條約成爲日本下定決心對美國及英國開戰的原因之一[3]

當事方反應[編輯]

蘇聯表態[編輯]

1941年4月15日,莫洛托夫約見中國駐蘇大使邵力子,表示此次蘇日訂約乃是基於保持蘇聯和平的考慮,並不涉及中國問題,蘇日雙方談判時亦毫無提及中國關係。蘇方並表示「對中國繼續抗戰問題毫無變更」。4月19日,潘友新再次向蔣介石當面重申,條約並不涉及中國問題,蘇聯對華政策與態度始終一致、毫無變更,仍將繼續支持中國抗戰。[4]

4月19日,蘇駐華大使潘友新向蔣介石說明,日蘇條約與中國無礙,「蘇聯對中國的政策與態度始終一貫,毫無改變」。

中國國內的反應[編輯]

日蘇條約簽字後第二天,國民黨中常會研討蘇日協定,會議多數意見主張應避免發表刺激性言論刺激蘇聯,但滿蒙問題應明確表態[5]。當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寵惠發表聲明,該聲明只針對蘇日共同宣言,而不涉及中立條約。聲明指出:

查東北四省及外蒙之為中華民國之一部,而為中華民國之領土,無待贅言。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第三國間所為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並鄭重聲明,蘇日兩國公布之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

4月15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世傑召集宣傳口負責人談話,要求各方言論「務極慎重,以免造成反蘇之印象」[6]

4月19日,蔣介石約見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表示:「蘇日締結此約,自表面上觀之,蘇聯已與日本妥協矣,此在余個人固能對蘇了解,惟一般民眾與前方軍隊,則不免受其影響。」「吾人對於史達林先生個人之景仰,絕不因此次之條約而減少也。」[7]

1941年4月19日中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王造時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樸沙千里等人向蘇聯發了一個公開抗議聲明,即《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指出條約損害了中國領土完整。國民政府出於維護對蘇關係的考慮,只是把它拿到香港媒體發表。不久,該公開信的9位簽名者,除起草抗議書的王造時正在江西外,只有章乃器一個人繼續堅持公開信的觀點,其餘七人從大局出發,公開宣布撤銷簽名。沈鈞儒「先生基於單純愛國主義思想,亦簽了名。周恩來得悉後,將當時國內外形勢及該聲明在客觀上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告知先生。薩空了和李公朴亦同訪先生和沙千里,提出當時發表這樣的聲明有不妥之處,不利於國際上的統一戰線。先生聽後,認為意見很對,當即表示撤銷簽名。事後,還多次就此事躬身自責。」[8]救國會的領導成員錢俊瑞回憶《日蘇中立條約》簽訂後沈鈞儒態度的轉變:「當1941年4月,蘇聯政府出於應付形勢的必要,曾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中立協定。中國有些人起來反對,衡老由於了解情況不夠,也附和簽了名。後來,恩來同志找他談,把當時國內外形勢詳細講清楚,對他參加簽名提出了批評。沈衡老立即表示『我一時糊塗,錯了。』並說『我立即撤銷我的簽名,當眾認錯,還可做一番宣傳。」[9]王造時本人後來回憶:「我也覺得錯了,但是沒有向黨在重慶的負責同志表示過。我從什麼時候覺得斯大林同志做對了,我們做錯了呢?是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進攻開始之後,我才恍然大悟,蘇聯一定早就掌握有希特勒攻蘇陰謀的情報,為避免日本帝國主義的夾攻,造 成兩面作戰不利的形勢,不能不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使日本帝國主義的箭頭向南而不是向北,這正是英明的一着。」[10]

4月26日,蔣介石自撰長文密電各地軍政大員,表示「此約之訂立,其主動全在蘇聯,亦可謂蘇聯對日計劃之成功。其於敵寇,實有害無利,且適足以增加其失敗之因素。」[11]

中共的反應[編輯]

4月15日,重慶中共《新華日報》社論「論蘇日中立條約」[12]

4月20日,陝甘寧中共《新中華報》發表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見」(文件所署日期為4月16日):

4月27日,延安中共《解放》期刊「蘇日條約之偉大意義」:

影響[編輯]

在締結條約後,斯大林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在火車站為日本外相松岡洋介送行。這象徵着很少出現在外國外交官面前的斯大林對該條約的重視。它還為他提供了一個機會,在整個外交使團在場的情況下,邀請他與德國談判,並炫耀他日益增強的議價能力。[13]

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蘇聯逐步停止對華官方援助,使中國至此失去了僅有的外界官方援助,成爲中國抗戰陷入最困難時期的重要國際因素之一。[14]。直到同年12月,日本策動珍珠港事件引發太平洋戰爭,美國參戰及軍援中國,中國抗戰的外部國際形勢才得以緩解,走出低谷。此外,《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客觀上加劇了中國抗戰勢力的分裂,促使中國國內抗戰局勢的複雜化。

日本不顧納粹德國的反對而獨自與蘇聯媾和,極大地破壞了軸心三國同盟。《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僅僅兩個月後,6月22日納粹德國在沒有通知日本的情況下就發動突襲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二戰蘇德戰場爆發。日本一度考慮撕毀《蘇日中立條約》,尤其是在巴巴羅薩行動之後,但面最終決定保留該條約,並通過入侵東南亞的歐洲殖民地向南擴張。這對莫斯科戰役有着直接的影響,因為在沒有日本威脅的情況下,蘇聯可以從西伯利亞調動大批部隊,並將他們派往前線對抗德國人。

如果德國人贏得了斯大林格勒戰役,日本可能會入侵西伯利亞。例如在新加坡戰役中取得的成就而聞名的山下奉文將軍於1942年7月被派往滿洲,負責組織入侵部隊。[15]

條約終止[編輯]

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同意參加對日戰爭,以換取美國英國承認蘇聯在亞洲的某些領土主張。蘇聯的進攻將在歐洲戰爭結束後的三個月內開始。

1945年4月5日,蘇聯通過通知日本政府「根據上述條約第三條規定,蘇聯政府特此向日本政府表明其希望退出1941年4月13日的條約,該條規定了在條約五年有效期屆滿前一年退出的權利。」譴責的措辭表明,蘇聯希望該條約立即失效,《時代》雜誌報道稱,蘇聯外交委員的語氣表明,蘇聯可能很快對日開戰。[16]

條約文本規定,該條約「有效期為五年」(1941年4月13日至1946年4月十三日)。當日本大使佐藤直武向他施壓時,莫洛托夫向他保證,該條約將一直有效到1946年4月。[17]該條約還表示,「如果締約國在任期屆滿前一年都不退出該條約,則該條約將被視為自動延長至下一個五年」。1945年4月5日,根據這些條款,條約將不會在1946年4月13日續簽。

1945年5月8日或9日,根據時區的不同,納粹德國投降,結束了歐洲戰爭,並開始了蘇聯對日敵對行動的秘密倒計時三個月。1945年8月9日,就在滿洲午夜過後,蘇聯發動「八月風暴行動」,三面進攻滿洲華北。將近六個小時後,對日宣戰。由於時差為7小時,[18]宣戰日期仍然可以是1945年8月8日,並於莫斯科時間晚上11點提交給日本駐莫斯科大使。[19]

在蘇聯進攻期間,日方軍隊沒有做好抵抗準備,很快就被打敗。經此一役,日本帝國宣布投降,其傀儡滿洲國蒙疆政權覆滅。蘇聯占領中國東北華北一部及朝鮮半島北部等地。

參考文獻[編輯]

  1. ^ The Avalon Project : Soviet-Japanese Neutrality Pact. avalon.law.yale.edu. [2023-04-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5-28). 
  2. ^ The Avalon Project : Declaration Regarding Mongolia. avalon.law.yale.edu. [2023-04-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5-02). 
  3. ^ Boris Nikolaevich Slavinskiĭ. The Japanese-Soviet Neutrality Pact: A Diplomatic History, 1941-1945. Psychology Press. 2004: 103. ISBN 978-0-415-32292-8. 
  4. ^ 王建朗. 中国抗日战争史 第5卷 战时外交.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 163. ISBN 978-7-5097-8253-8. 
  5. ^ 王世傑日記,1941年4月14日
  6. ^ 王世傑日記,1941年4月15日
  7. ^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46. 台北: 國史館. 2010: 101–105. 
  8. ^ 《沈鈞儒年譜》第236頁,中國文史出版社。
  9. ^ 《沈鈞儒紀念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83頁。
  10. ^ 葉永烈編:《王造時:我的當場答覆》,中國青年出版社,第217-218頁。
  11. ^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46. 台北: 國史館. 2010: 121–126. 
  12. ^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 [2016-08-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1-12). 
  13. ^ Kissinger, Henry, "Diplomacy," page 365 and 366
  14. ^ 李嘉穀,蘇日中立條約簽訂的國際背景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世界歷史,2002年第4期.
  15. ^ Slavinskiĭ, Boris Nikolaevich. The Japanese-Soviet Neutrality Pact: A Diplomatic History, 1941-1945. Psychology Press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rddhxSKGQ9oC. 2004. ISBN 978-0-415-32292-8 (英語).  缺少或|title=為空 (幫助)
  16. ^ So Sorry, Mr. Sato -- Page 1 -- TIME. web.archive.org. 2007-03-10 [2023-04-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3-10). 
  17. ^ Tsuyoshi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6-7.
  18. ^ Large detailed Time Zones map of the USSR - 1982 | U.S.S.R. | Europe | Mapsland | Maps of the World. www.mapsland.com. [2023-04-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4-21) (美國英語). 
  19. ^ Glantz, David M. The Soviet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1945: August Storm. Frank Cass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G8cJUkAHFm0C&pg=PA182. 2003. ISBN 978-0-7146-5279-5 (英語).  缺少或|title=為空 (幫助)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