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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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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導向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簡稱清查五一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於1970年初大規模展開的一場政治運動[1][2][3][4]。「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原指於文革初期1967年在北京市一度存在的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組織,該組織被官方認為利用了《五·一六通知》來散發反對周恩來的傳單[1][2][3][4]。1967年9月毛澤東提出「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中共中央於1968年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並於1970年初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1][2][3][5]。清查五一六運動導致數以百萬計的幹部、群眾和學生遭到迫害,許多文革初期活躍的造反派成員亦遭到整肅,被打成「五·一六分子」[1][3][6][7]。另有學者估計受到清查的人以千萬計,整死人以十萬計[8]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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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央文革小組周恩來的態度模稜兩可,北京的造反派中始終有一股反對周恩來的暗流[a][7]。「二月逆流」發生後,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炮打周恩來」的思潮[9]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

1967年5月16日,北京外語學院「六·一六紅衛兵獨立營」貼出大字報《戳穿一個大陰謀》,攻擊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面派」[7]。1967年5月17日的《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的基礎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一些學生據此認為將「揪出第二個劉少奇[10],周恩來將被打倒[7]。反對周恩來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張建旗等人遂以貫徹《五一六通知》的名義,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成員共7人[7]。6月2日,張建旗貼出大字報《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認為周是「二月黑風」的總後台[7]

「炮打周恩來」的行動並未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5月24日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發表聲明,稱:「誰要是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就打倒誰!」5月27日,外交部唐聞生王海容給毛澤東寫信稱:「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攻擊周總理的風氣,同時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及所屬各戰鬥隊內部,爭論頗為激烈。」[b]毛澤東亦反對炮打周恩來的行動,於5月29日在唐、王二人的信上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7]得到批示的中央文革小組遂於5月29日和6月3日兩次接見北京高校的造反派,指出:「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總管事務的參謀,反對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中3人宣佈退出該組織[7]

此後,張建旗與北京農業大學師範大學商學院一〇一中學的一些人繼續串聯[c],於1967年7月1日,在北京外語學院成立了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群眾組織,骨幹約有20餘人[7]。成立大會上通過了《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第一屆代表大會決議》,其中將周恩來稱為「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是中國最大的賣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之一」,並稱他為「我國黨內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暗流的總後台之一」、「中國第二個赫魯曉夫式的個人野心家」,聲稱「誓與以周恩來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干將譚震林李先念陳毅余秋里谷牧等決一死戰」[8]。自7月起至8月初,「五·一六紅衛兵團」頻繁活動,在北京鬧市區西單王府井貼大字報、發傳單,繼續攻擊周恩來[7]

8月11日,中央文革小組召開座談會,點名「五·一六紅衛兵團」為「反革命組織」,各造反組織旋即成立「專揪反革命五一六兵團聯絡站」,揪斗張建旗等人。8月26日,北京及全國的一千多個單位在北京鋼鐵學院召開「徹底砸爛反動組織五一六黑匪兵團大會」,張建旗等5人被揪斗、逮捕[7]。9月12日,北京紅衛兵召開10萬人大會,慶祝粉碎「五·一六」分子的勝利。至1967年10月,人數本就不多的「五·一六紅衛兵團」的活動已經基本偃旗息鼓[8]

擴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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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9月8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了一段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組織。應予以徹底揭露。」「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公開在報刊上提出要在全國徹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清查五·一六中出現的自殺現象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後被列為「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任組長,公安部副部長李震為辦公室主任,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 ,進一步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說:「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10月,毛澤東作出批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已經一風吹了,例如外語學院。」

1971年2月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專案聯合小組以吳德為組長,李震為副組長,組員有13人。《決定》指出:在清查過程中「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此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更加「深化」。

這場清查運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之後不了了之。清查運動不僅嚴重擴大化,而且演變成全國性的兩派群眾組織大混戰。[12][13]

江蘇省的「清查五·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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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蘇省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省革委會主任許世友主張「深挖」,藉機打擊異己[14],其主政的江蘇省革委會45名常委中25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在持續3年多的清查過程中,全省25萬多人[15]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超過2000人死亡[16]

江蘇省委書記吳大勝南京大學為突破口,派出「調查組」進駐清查。南京大學先後被莫須有地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師生員工達1560人,占當時師生員工總數(4950人)的近三分之一。其中被關押批鬥的有389人,被判刑的16人,被迫害致死多達28人[15]

江蘇省農業局64名「留守人員」,有39人打成「五·一六」。打成「五·一六」的局領導佔60%,處室負責人佔62%,黨支部委員佔80%,黨員佔64%,黨支部幾乎成了「五·一六」支部[16]。據記載[17]:江蘇省農業局有一個受吳大勝影響的局領導,自稱會「相面」,他不時深入各個「深挖小組」,以至飯廳、會議室,以「相」出哪個人是「五一六」——講話多的,是「若無其事」;講話少的,是「故作鎮靜」;吃飯多的,是「準備頑抗」;吃飯少的,是「心中有鬼」;戴一頂普通帽子,成了「聯絡暗號」;哼一句樣板戲,是為同夥「打氣」,制訂「攻守同盟」;進會場時走慢了,是「包袱沉重」;走快了,則又是「內心空虛」;看報紙,是「思想不集中」;學習毛主席著作,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反正不管怎樣,一舉一動都可以成為判定的證據。

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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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曾說[8]:「我雖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對清查「五·一六」一直不清楚。為什麼1967年對「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問題已經解決之後還要清查「五·一六」?為什麼九大以後還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是怎樣進行的?為什麼專案組長李震自殺?這些問題都不清楚。清查「五·一六」是個迷。將來檔案公開了,也許能解這個謎。「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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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戚本禹在1967年4月曾對紅衛兵表示:」不能反對毛主席、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同志,如果反對他們,我們就要反對他,可依法處理,反對我們這些人,堅決不能把他當成反革命處理。「 略去周恩來不提。
  2. ^ 因周恩來在二月逆流後對外交部長陳毅的保護態度,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首領王中琪等人公開貼出了反對周恩來的大字報。[11]
  3. ^ 張建旗與北京商學院程鎮華、師範大學蘇東海、農業大學郭樹忠、劉秉傑等5人後成為五·一六兵團的常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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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陳益南. 读《外交部文革纪实》. 華夏文摘增刊. 2006-03-22,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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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15.0 15.1 王春南. “文革”中批判清查“五·一六”运动. 華夏文摘增刊 (中國新聞電腦網絡). 2015-02-03, (978) [2023-04-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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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陳白塵. 缄口日记(1966—1972,1974—1979).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186. ISBN 7-5347-37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