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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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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聲援六四學生運動的橫幅.jpg
學生在北京市天安門廣場發起抗議活動後，於上海市所擺置的聲援學生運動之橫幅。
日期 1989年4月15日－1989年6月4日（51天）
地點 包含北京市在內中華人民共和國400多個城市。
起因
目標 追求社會平等、解決中國共產黨貪腐問題、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支持中國西方式民主化
方法 絕食、靜坐、佔領廣場、設置路障、焚燒車輛
結果
  • 中國人民解放軍干預並且驅散抗議群眾
  • 趙紫陽被罷免，民主改革派遠離政治核心
  • 江澤民成為總書記，保守派獲得提拔機會
  •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停止
  • 中國共產黨加強對媒體的控制
  • 市場經濟改革速度放緩
衝突方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等民間組織
北京市和中國大陸各地大學院校學生
部分工廠員工
知識分子
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市民
指揮人物
傷亡
死亡 沒有任何死亡至2600人（各方估計並不相同[1][2][3]）

六四事件又被稱作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或是八九學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要稱作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歐美國家則以天安門廣場抗議（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或天安門廣場屠殺（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稱呼這次事件。狹義的六四事件指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中國政府被指派遣解放軍至北京市的天安門廣場，並在途中和試圖阻攔部隊的民眾發生流血衝突，即六四清場（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指廣場學生和平撤去）。廣義的六四事件則指自1989年4月開始，由大學學生在北京市天安門廣場發起，並持續2個月的全國性示威活動[4][5]。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猝逝，許多北京市的學生與民眾便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6]。在部分大學生主導下，原本的悼念活動轉向要求對抗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官員貪腐、政府問責、新聞自由與結社自由等[7][8][9]。期間，最多有10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參與示威活動[10]。中國政府曾希望與示威群眾展開談判達成和解[11]。不過在5月中旬，學生發起更為激進的絕食行動，促使中國400多個各地城市陸續集結抗議，藉此表達支持態度[12]。一連串的遊行活動導致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和以李鵬為首的保守派最後決定以武力解決問題[13]。5月20日，中國政府宣佈北京市實施戒嚴[14][15]，並調動多達30萬兵力前往北京市[12]。最終解放軍在6月4日控制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之後，中國政府大規模逮捕示威民眾和支持者，並鎮壓其他地區進行的抗議活動。中國政府還嚴格控制國內新聞媒體的事件報導，並禁止外國記者將相關照片和採訪影像發送至國外，而國際社會則譴責中國政府以武力驅離示威群眾，許多西方國家亦決定採取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等政策[8]。

六四事件導致趙紫陽被免去所有職務[16]，許多同情抗議活動的官員也被降級或免職，江澤民成為新任總書記[17]。許多參與六四事件的人士則流亡海外，並被禁止返回中國大陸[18]。這次風波很大程度讓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停滯，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重新恢復；原先在1980年代逐漸開放的人權、民主政策等政治改革也暫止進行[19][20]。中國曾譴責這次抗議為「反革命暴亂」，而今日六四事件在中國大陸仍為敏感話題，禁止討論或悼念[21]，不過亦有許多人主張平反六四[22][23]。由於中國政府未提供更多事件資料，導致六四事件數據模糊，出現多種版本，光是死亡人數的估計便從數百人至數千人都有[24]。

名稱[編輯]

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維園六四21週年燭光晚會所擺設的標誌。

在描述1989年於北京市發起的抗議活動時，中文世界經常稱呼為「六四事件」，有時候會直接簡稱「六四」。抗議的命名依據，一方面是要和過去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重要活動有一致的命名習慣，包括1919年的五四運動、1976年的四五運動等。另一方面「六四」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天安門廣場、要求抗議群眾撤離的日子，不過軍隊早在6月3日晚上便展開清場行動。除了以「六四」稱呼軍隊執行清場任務外，亦有人使用「六四運動」等詞彙描述整起示威活動。另外描述事件發展過程，有時候會用「八九民運」、「八九學運」等稱呼；批評中國政府鎮壓抗議事件時，中國大陸以外的中文地區則將事件稱作「六四屠殺」或「六四鎮壓」。

不過在中國境內，上述名稱皆於搜尋引擎或公開論壇上被列為「敏感」字詞。為了要繞過網絡審查，互聯網上出現許多形容六四事件的替代稱呼[25]，包括有「5月35日」、「VIIV」（「6」和「4」的羅馬數字寫法）和「8平方」（82 = 64）等[22][26]。隨着上述字詞在中國網站上傳播甚廣，現在中國境內的多數著名網站也將這些視為審查詞彙。又如，在QQ中輸入「六四事件」會顯示「敏感詞彙」，在百度中搜索「六四事件」則直接顯示「四五運動」（六四事件和四五運動都是天安門廣場事件）。在百度貼吧裏面搜索「六四事件」「5月35日」「8平方事件」「VIIV事件」都會顯示「抱歉，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相關結果不予展現」。而自198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用數個名稱指稱六四事件，並藉由修改事件稱呼的方式，逐漸降低事件對往後社會大眾的影響[23]。在事件剛發生之際，中國政府將其命名為「反革命暴亂」或「動亂」，事件結束後以「六四風波」指稱。最後政府將當天的衝突全部改成更為中性的名稱，也就是今日持續使用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這類短語[23][27]。

西方世界在描述一系列事件經過時，經常使用「天安門廣場抗議」（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或「天安門事件」（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過去新聞媒體還經常使用「天安門大屠殺」（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這類字詞[28]，但在近年的相關報導中則逐漸減少[13]；主要是因為絕大部分暴力衝突並非發生在天安門廣場，而是在廣場附近的木樨地周遭出現大量的死傷[13]。不過「天安門廣場抗議」或是「天安門事件」等字詞，容易讓人理解為四五運動或者以為整個示威活動只發生在北京市，然而當時中國許多城市都有出現相關的抗議活動[13]。

背景[編輯]

經濟危機[編輯]

參見：改革開放、官倒及價格闖關
鄧小平重新獲得政治權力後，在其主張下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政策。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1978年12月召開後，重新獲得權力的鄧小平將改革開放列為重要政策[29]。同時鄧小平提拔改革派成員擔任重要的政府官員，其中胡耀邦在1980年2月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同年9月趙紫陽則接替華國鋒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儘管市場化的經濟政策普遍受到中國市民的歡迎，但官員腐敗和裙帶關係的擔憂也不斷增長[30][31]。

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便長期透過國家制定的定價機制，讓商品的價格穩定處在較低水平，但也減少製造者對增加產量的誘因。在最初的經濟改革中，中國政府採取部分產品價格固定、部分商品允許價格波動的價格雙軌制作法。但在市場長期產品短缺的情況下，反而讓具大量購買能力者能以低廉的價格購入產品，之後改以市場價格販售[32]。此外，政府的貨幣供應量過多且過快，造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廠無法獲得利潤；但1988年減少供應貨幣後，又讓許多金融貸款無法正常兌現[32]。1988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在北戴河會議上同意以市場經濟為基礎，讓價格體系得以恢復正常[33][34]。

但價格管制將放鬆的消息傳開後，隨即引起民間恐慌，中國各地民眾大量提領現金並購買商品囤積[33]。中國政府對於民間的反應感到驚慌，不到2週內便立即撤銷價格改革的政策，但價格闖關帶來的影響明顯延續一段時間，民間社會面臨快速通貨膨脹的問題。在官方提出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報告中，指出北京市的物價於1987年至1988年期間增長30%，許多領薪工人因為無法購買大眾商品而感到恐慌[35]。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許多無法獲益的國有企業也被迫削減成本，讓過去擁有工作保障與社會福利的鐵飯碗開始面臨生活的壓力[35][36]。

問題浮現[編輯]

自1978年以後，改革派領導人原本設想知識分子會在往後發揮主導的功用，領導國家實施更多的經濟改革政策，但該情況並未如計劃設想般實際發生[37]。儘管政府陸續設立新的大學，並增加各校的招生名額[38]。但一方面由國家所指導的教育體制，並未充分和市場需求不斷增長的農業、輕工業、服務業、外國投資等領域結合[39]；另外一方面專精於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學生，則必須進入有限的就業市場[38]。許多私人公司也不再接受國家分配的學生，高收入的工作則由具裙帶關係、或與高層親近者取得[40]。條件優渥的工作都先被取得後，剩下的職缺往往是當時績效十分差的部門，掌握實質權力者則在該領域並無專長[35]。

面對慘淡的就業市場和有限的出國機會，知識分子與學生們認為憑藉着處理政治問題，將能解決以上問題。這讓北京市各個大學校園出現了研究政治為主的小規模「民主沙龍」社團[41][42]，這些組織逐漸激發學生參與政治的興趣[33]。受到中國的經濟社會逐漸朝向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名義上仍保留的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也面臨信任危機[43]。對於民營企業的審核制度，則讓許多不良的商人能以寬鬆的法律優勢致富，甚至常在過去強調「沒有窮人」的社會中炫耀擁有的財富[35][44]。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引起民眾強烈的不滿，也普遍對於國家的未來感到幻滅[45]。

然而當人們希望中國政府能有其他改變的作為時，尚未決定「正確道路」的政府部門遲遲沒有進一步的動作[43]。在改革開放的政策制定和實施後，面對伴隨而來浮現的種種問題，領導高層之間在處理辦法上出現分歧。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為首的改革派（又被稱作「右派」），主張進一步實施政治自由化的方針，藉由設立允許多種想法的渠道，讓民眾能夠表達不滿、並進一步支持改革；但以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為首的激進反改革派（又被稱作「左派」），則認為改革開放已經施行過多政策，因而認為重新加強控制以確保社會穩定，並與中國共產黨主張的社會主義主張一致。但儘管中國共產黨內部因為意識形態而浮現派系衝突，雙方人馬都需要獲得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支持，才能實施各項重要決策[4]。

新思潮引入[編輯]

參見：第五個現代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八六學潮及胡耀邦下台

中國人民要現代化，首先必須實行民主，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現代化。民主並不完全象列寧編造的那樣，僅僅是社會發達的結果。它不僅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達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這個發達階段以及更加發達的階段中得以存在的條件。

「
」
——魏京生

早在1978年，魏京生等中國知識分子便開始呼籲政治改革，並在北京市西單民主牆張貼不同政見的大字報[46][47][48]。此時允許民眾宣傳政治自由和民主化的短暫時期，又被稱作「北京之春」。但爾後魏京生在1979年3月遭到逮捕[49]，西單民主牆也於同年12月時被迫封閉[50]。到了1986年夏天，曾於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天體物理學教授方勵之開始在中國各地大學展開個人訪談之旅，主要談論的內容包括自由、人權、權力分立等內容[51]。隨後方勵之成為當時社會大受歡迎的人物[52]，他的發言記錄也在學生間廣為流傳[53]。

對此鄧小平曾警告方勵之主張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資本主義和多黨制度，將意味着損害中國的傳統價值觀、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53]。受到方勵之的演講、以及世界各地爆發的群眾運動影響，學生在1986年12月發起抗議活動，反對改革開放的步伐過於緩慢。其中參與示威遊行的學生提出許多訴求，這包括有經濟自由化、民主、法治等要求[54]。雖然這次抗議最初是在合肥市附近進行，但很快地學生運動便蔓延至北京市等各大城市。對此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階層感到驚慌，並開始指責抗議學生試圖煽動文革式的動亂[55]。

之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被指責對抗議活動的態度過於軟弱，並且因為沒有適當處理這次事件而引起社會動亂。胡耀邦遭到保守派人士大力譴責後，在1987年1月16日被迫辭去總書記的職務[55][56][57]。在胡耀邦辭職後，中國共產黨則進行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開始針對支持胡耀邦觀點、政治自由化和西方風格者進行打壓[58][59]。這項運動也制止了學生運動的發展，並且使得政治環境一度封閉起來，但胡耀邦也因而獲得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改革派人士、知識分子以及學生們的歡迎[60][61]。

發起[編輯]

胡耀邦逝世[編輯]

參見：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
胡耀邦逝世後，各地民眾陸陸續續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悼念。

1989年4月15日，曾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而猝逝，隨後引起許多學生強烈迴響，並成為群眾聚集的最初動力[7]。大學校園裏陸續出現許多歌頌胡耀邦的宣傳海報，呼籲政府重新審視胡耀邦的觀點[62]。幾天過後，大多數海報開始提到更加廣泛的政治問題，包括有新聞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員貪污問題等[63]。4月15日以後，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眾也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組織小規模的自發性集會。同一天，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也在校園內設立胡耀邦的靈堂，北京當地學生陸陸續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4月16日，位於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學生也開始組織類似的小規模學生聚會[64]。

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為了紀念胡耀邦而製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眾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65]。下午5時，500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共同抵達靠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門，表達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後來自不同背景的演講者舉辦公開演說，內容包括有紀念胡耀邦、討論社會問題等。由於被視為將阻礙人民大會堂的運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眾的聚會，並試圖說服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到了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學校學生的遊行活動，很快地近千名來自清華大學的大學學生也參加遊行[64]。兩隊學生抵達天安門廣場後，很快就與先前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會合。隨着活動規模的增長，聚會活動逐漸演變成為示威抗議，學生們開始向政府起草並提出7項要求：

  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2.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3. 盡快公佈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4.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佈詳情。
  5.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6.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7. 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65][66][67]。

新華門事件[編輯]

示威學生曾一度聚集在中南海新華門靜坐抗議，但最終遭到驅離。

4月18日上午，學生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一些群眾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吟唱愛國歌曲，另外學生也在天安門廣場上主辦演講活動[68]。與此同時，數千名學生則聚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居住的中南海入口新華門處，要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高層和學生之間展開對話[69]。警方隨即限制學生進入建築物內部，學生則決定原地靜坐示威以表達不滿。到了4月20日，大部分學生已經被說服離開新華門；不過之後警方便以警棍強制驅散仍堅持繼續靜坐的200名學生，雙方之間隨即爆發小規模的暴力衝突[70][71][72]。許多學生認為他們遭到警方虐待，有關警察採取暴力驅離的傳聞也迅速蔓延開來[73]。

新華門事件激怒了許多校園裏的學生，許多過去沒有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學生也因為這次事件，而決定加入抗議活動[74]。在這段期間，一群自稱「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到處發佈兩份具挑戰中央領導集團統治的傳單[75]。另外上海市當地大學的學生也走上街頭，藉此紀念胡耀邦逝世並抗議政府的部分政策。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這類行動獲得各個大學的中國共產黨相關社團支持。當時擔任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書記的江澤民一方面表示理解學生的示威活動，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派遣警察部隊迅速控制街道秩序，並排除支持學生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4月19日，立場靠近改革派的報紙《世界經濟導報》決定出版紀念胡耀邦的專題報導。其中一篇由嚴家其所撰寫的文章中，便對北京市學生發起的抗議活動給予正面評價，並且呼籲重新審視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臺的作為。不過在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場漸趨保守後，江澤民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刪除相關的長篇敏感報導內容，但《世界經濟導報》則以空白頁刊登的方式抗議文字審查[76]。最後江澤民馬上解除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77]，其果斷的行動竟贏得中國共產黨黨內元老的正面評價[78]。

學運組成[編輯]

趙紫陽
李鵬
主張持續與學生進行溝通的趙紫陽（左）和主張對示威活動保持強硬態度的李鵬（右）。

胡耀邦的國葬儀式最後決定在4月22日舉行，約有10萬名學生則在前一天晚上不理會北京市政府封閉廣場以舉辦葬禮的命令，遊行進駐至天安門廣場[79]。在4月22日當天，中國政府的領導高層皆前往人民大會堂內部參加典禮，並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趙紫陽發表悼念詞。儘管整個國葬過程向學生直接播出，然而由於紀念活動只持續了40分鐘便宣告結束，使得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情緒更為高漲[4][80][81][82]。雖然保安人員封鎖人民大會堂的東大門，但仍有數名學生共同突破封鎖線。隨後有3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的階梯上，表示要提交請願書，並要求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接見[83]。然而沒有任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自人民大會堂內出現，這使得絕大部分學生感到失望與不滿[83][84]。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間，學生們開始籌畫成立真正的活動組織[64]。在4月23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並選舉當時就讀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擔任主席，而北京大學學生王丹、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也被推舉為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隨後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呼籲所有北京市的大學院校全面並無限期的罷課，以表示抗議的訴求[85]；然而這樣一個獨立於管轄範圍外的組織成立，亦影響到中國共產黨的管理地位[86]。另外一方面，位於湘潭市的湘潭大學學生也發起抗議行動，並且獲得許多學校教授支持。同時武漢市當地的大學學生也組織起來，共同抗議湖北省省政府[87]。

不過在4月22日黃昏，在長沙市和西安市爆發了嚴重的騷亂事故。其中在西安市有暴徒縱火毀壞車輛、房子，並且搶劫靠近西華門的商店[88][89]；而在長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到暴徒搶劫，最後這兩個城市共有超過350人遭到逮捕[90]。隨着國家局勢變得更加動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趙紫陽立即與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召開多次會議。對此趙紫陽強調要求學生停止進一步的抗議活動，而各自回到大學就讀；他亦要求動用所有必要措施來解決動亂行為，而不同級別的政府應該與學生進行開放式對話[5]。但儘管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要求趙紫陽譴責示威群眾，並認為應該要採取更加積極的防治措施，不過趙紫陽最後駁回李鵬的看法。但儘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高層就回應學生運動的方式意見分歧，而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等人也建議趙紫陽繼續留在北京市，才能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64]。不過趙紫陽仍然依照計劃，於4月23日飛往朝鮮進行國事訪問[91]。

四二六社論[編輯]

主條目：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為了抗議在四二六社論的定性問題，數百萬名學生與群眾發起了四二七遊行活動，在照片中可以看見遊行隊伍紛紛舉起如「民主萬歲，人民萬歲！」、「廉潔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的橫幅標語。

趙紫陽前往朝鮮後，便由留在北京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代理領導行政機關。4月24日，李鵬和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書記李錫銘、以及北京市市長陳希同會面，希望能了解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對此北京市政府的官員想盡快解決危機，並認定抗議活動實際上是為了推翻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以及包括鄧小平在內主要政黨領導人的陰謀。在總書記趙紫陽缺席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認為必須立刻向示威群眾採取態度堅決的行動[91]。4月25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前往鄧小平的住處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同意政府採取強硬立場。鄧小平還表示應該藉由大眾媒體適當地發佈「警告」，藉此抑制示威活動因為不斷傳播而擴大[92]。

這次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高層首次對抗議活動的正式評估，而重要問題的決定仍然以鄧小平的意見為準。李鵬隨後依照鄧小平的意見下令起草一份公報，並向中國共產黨各個機構和高階官員要求應該設法對付示威群眾[93]。4月26日時，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94][95][96]。然而這項聲明激怒了學生，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故意要對付抗議活動。最後社論並沒有成功嚇唬學生放棄示威活動，反而促成更多學生願意團結，並共同表態支持學生活動[92][97]。

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下[98][99]，有50,000名至100,000名來自北京市各大學的學生在4月27日集結遊行，經由北京街道前往天安門廣場[100]。學生團體成功通過警方設立的封鎖線，並沿途接受以工廠工人團體為首的市民廣泛支持[4]。組織這次活動的學生領袖希望藉由這次遊行展現其愛國性質，並特意淡化有關反對共產主義的口號；其中遊行學生主要強調「反官僚、反貪腐、反任人唯親」這一問題，不過學生仍強調會繼續「擁護共產黨」[97]。這次示威遊行迫使中國政府做出讓步，同意與學生代表會面。4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會見了由政府批准的學生社團代表[101]。儘管會談中討論了包括報刊編輯、新華門事件、民主自由等廣泛議題，並獲得一些實質性成果，然而包括吾爾開希等獲獨立推舉的學生領袖則表態拒絕出席[102][103][104]。

局勢緩和[編輯]

4月30日，趙紫陽從北韓平壤返國並重新掌握行政權力後，隨着要求中國政府對學生示威活動的態度更為軟化後，內部相關的討論衝突反而更為加劇。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主張繼續與學生展開對話話；然而以國務院總理李鵬為首的強硬派，則主張應該要強硬地反對抗議活動繼續進行。在5月1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上，趙紫陽和李鵬再度針對這一議題有所衝突。當中趙紫陽認為先前強硬派的作法已經證明並無實際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別允許這次活動才是唯一的選擇[105]。

對於李鵬認為國家的穩定發展應該優先於任何事項，趙紫陽則反駁說中國共產黨應該表態支持強化民主和透明度的要求。最後在趙紫陽強力推行下，政府決定展開進一步的對話[106]。趙紫陽隨後開放新聞媒體積極報導抗議活動的發展，並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間發表了2次同情示威群眾的演講[107]。趙紫陽發言中提到學生關切政府官員貪腐的問題是正當的，同時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應該被視為一種愛國表現[108][106]。儘管在5月4日當天，仍然有10萬名學生在北京街頭遊行以紀念五四運動[109]，同時再度重申先前示威遊行所提出的要求[110]；但是趙紫陽的發言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發表的社論內容[111]，這讓很多大學學生都滿意政府所做的讓步[112]。到了5月4日結束時，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學皆宣佈罷課行動結束，隨後大部分學生也逐漸失去參與抗議活動的興趣[112]。

升級[編輯]

學生分歧與絕食[編輯]

戈巴卓夫訪問中國前夕，遊行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拉起橫幅宣揚民主。

正當學生自治會所選舉出來的正式對話代表團已經準備和中國政府展開對話之際[93]，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領袖不願意由正式對話代表團單方面控制整個抗議活動[113]。在面對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群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包括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具有個人魅力的學生領袖呼籲採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其中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對話」只不過是一種誘騙學生就範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113]，希望能夠改變《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的定性[114]。

最後學生決定在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卓夫高調進行國事訪問的前兩天，自5月13日開始展開絕食抗議[115][116]；其中學生領袖認為歡迎戈巴卓夫的儀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因此藉由絕食抗議便能作為籌碼來迫使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此外絕食獲得社會大眾廣泛的同情，進而使得學生運動成為一種道德行為並且受到群眾的追捧[117]。而北京的抗議活動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學也陸續組織了抗議和罷課行動，同時有很多學生也紛紛前往北京市參加示威遊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約有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118]。整體來說於天安門廣場上進行的示威活動仍保有秩序，來自北京不同地區的大學學生每天發起遊行以表達抗議要求並且表示團結，同時許多學生也會在行進過程中齊唱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著名的《國際歌》[119]。

戈巴卓夫訪華[編輯]

1989年5月10日，浦志強參加北京學運遊行，要求「辦報自由」和「結社自由」。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時有關採訪六四事件抗議群眾的審查限制獲得明顯地開放，國家媒體開始播放包括絕食在內關於同情抗議群眾的影像。然而由於擔心示威活動將會失控，鄧小平要求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卓夫訪問中國期間應該清除廣場上的抗議群眾。為了達成鄧小平的要求，趙紫陽決定仍使用柔性辦法並且指示他的下屬馬上與學生進行談判[117]。趙紫陽相信此時仍能夠成功藉由愛國主義吸引學生的關切，並且讓學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蘇首腦會議期間讓其他人士知悉內部有動亂跡象的話會使得全國難堪。5月13日上午民主黨派負責人閻明復召開緊急會議[120]，並且邀請到重要的學生領袖以及包括劉曉波、陳子明以及王軍濤等知識分子[121]。閻明復說表示政府已經準備與學生代表展開直接對話，但前提是學生必須先撤離天安門廣場以舉辦戈巴卓夫訪問中國的歡迎儀式，這樣也使學生領袖們之間陷入分歧[122]。

5月14日時，以戴晴為首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胡啟立的許可之下直接通過政府審查在《光明日報》提出意見，呼籲學生應該要盡快離開天安門廣場，但是許多學生卻認為知識分子是為了政府發言而拒絕做出讓步[118]。當天晚上，以閻明復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與擔任學生代表的沈彤和項小吉展開正式談判，其中閻明復肯定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並且懇求學生從天安門廣場上撤出[122]。雖然閻明復的誠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學生願意達成妥協，但是隨着不同派系的學生間無法事先進行協調或者提出連貫的要求而使得會議變得越來越混亂，不久學生領袖在得知政府並不願意承諾公開直播問題的談判過程後宣告會議無限期中止[123]。之後閻明復直接前往天安門廣場嘗試勸離學生，甚至表示自己願意被學生挾持以換取撤離的決定，然而學生之間並沒有理會其勸告[4]。而在隔天閻明復還向李鵬詢問是否願意應學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論的內容、並且將學生運動定調「愛國民主運動」，但這些建議都一一遭到李鵬的駁回[82]。

最後戈巴卓夫訪問中國期間學生仍然決定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也使得戈巴卓夫訪華的歡迎儀式上改在機場內進行。這次中蘇首腦會晤是中蘇交惡後相隔30年後進行的國事訪問，除了標誌着中國與蘇聯關係的正常化外，同時也被視為中國領導人其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突破[124]。然而相比之下由於學生運動仍然堅持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而為這次會談帶來尷尬，進而促使得許多原本偏向溫和派的領導高層也開始轉向願意實施「強硬派」的作法[125]。其中鄧小平與戈巴卓夫在人民大會堂內舉行中國領導人和蘇聯領導人之間的高峰會時，學生群眾則在附近天安門廣場上發起騷動和示威活動[117]。而在5月16日戈巴卓夫與趙紫陽會面後，趙紫陽則在國際新聞媒體前告訴戈巴卓夫表示鄧小平在中國仍然是「至關重要的」。對此鄧小平認為趙紫陽的這句話是要將處理學生運動失當的過錯歸咎於他[126]，隨後這項言論標誌着鄧小平和趙紫陽2個中國最高層領導人之間決定性的分裂[117]。

局勢升級[編輯]

5月19日，北京戒嚴前，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呼籲學生停止絕食。

絕食抗議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國各地對於學生的支持和同情[127]，並且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間數百萬名居住於北京市的各行各業居民共同發起示威遊行；而參與者還包括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成員、警察人員、中國共產黨黨員政或者是低階的政府官員[10]，同時許多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政府資助的工會也鼓勵其成員公開參與遊行活動[10]。此外一些中國民主黨派成員學生致信給李鵬以表達意見，而中國紅十字會也特別下達通知並且安排大量人員前往天安門廣場為絕食群眾提供醫療服務。而在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卓夫離開中國後，許多外國記者仍決定繼續留在中國並且報導於首都北京市進行的抗議活動，這使得學生運動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並且也讓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呼籲中國政府保持克制。

至此原本於4月底聲勢衰退的抗議行動重新獲得聲望，5月17日時來自中國各地的學生陸陸續續湧進首都北京市以參與學生運動；而在中國各地400多個城市也爆發規模不一的抗議活動，其中包括福建省、湖北省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當地的中國共產黨黨部都遭遇學生示威遊行影響[12]。但是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高層遲遲沒有針對北京發起的示威活動有明確的定位，這使得地方當局不知道如何處理於地區發起的學生運動。其中由於示威活動已經合併了許多範圍廣泛且關注不同議題的社會議題，這使得中國政府無法清楚分析哪些議題可以談判乃至於示威活動提出那些要求。與此同時由於絕食抗議的行動其本身便具有「犧牲特質」，這使得無論是權威性還是合法性都因而逐漸喪失的中國政府無法處理這一情況[10]。在種種因素所形成龐大的壓力情況下，中國政府內部開始討論將戒嚴作為一種可行的應對示威活動之手段[128]。

到了5月18日時，李鵬首次與學生會面並且希望能夠安撫受到大眾關注的絕食行為[128]。在會談中學生領袖再次要求中國政府撤銷四二六社論並且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舉動」，但對此李鵬則表示政府主要關切的是因為絕食而送往醫院診治的患者。儘管這次討論僅取得了少數實質性成果，但是學生領袖也因而得以在國家電視臺重要節目上有出現的機會[129]。而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則在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而聽聞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鵬則是抵達廣場後馬上離開。趙紫陽在4時50分時藉由擴音器直接呼籲學生結束絕食的舉動，並且告訴學生應該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130]。這個時候的趙紫陽已是心力交瘁，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130][131]。

戒嚴[編輯]

頒佈戒嚴令[編輯]

參見：中共八大元老
5月19日，李鵬宣佈隔天北京市進入戒嚴狀態，楊尚昆同時通報調兵情況。此時趙紫陽則稱病請假而沒有出席大會，拒絕接受戒嚴令發佈。

隨着示威活動不斷升級並且擴大，最後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決定採取果斷行動。5月1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鄧小平的住所召開會議[82][132]。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不斷讓步的處理方針遭到其他成員的批評，其中李鵬和鄧小平宣稱趙紫陽於5月4日發表的和解談話使得學生不再懼怕中國政府[132]。鄧小平警告說如果北京市進行中的抗議活動不迅速平息的話，意味着中國將冒着另外一次內戰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風險，而他的意見亦得到其他中國共產黨黨內元老的支持[133]。鄧小平隨後表示應該宣佈戒嚴以表達政府無法容忍抗議活動持續進行的立場[134]，同時為了證明戒嚴有其作用性而決定將示威群眾描述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倡導者的「打手」，並且指稱是幕後籌劃的人士試圖打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並且進一步實現他們個人的野心[135]。

同日傍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中南海制定了有關戒嚴之計劃，期間趙紫陽趙表示由於無法同時實施戒嚴而準備辭去職務[136]，同時他也不確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嚴決定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137]。之後胡啟立亦表示他並不願意實施戒嚴，但相對的李鵬以及姚依林都表態支持宣佈戒嚴的決定。喬石則提到雖然他反對政府再做出進一步的讓步，但是他本人並不認為實施戒嚴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方法[138]。而出席此次會議元老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和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則強烈要求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必須遵循鄧小平的命令，之後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秘書長的楊尚昆更動用其權限開始調動軍隊進入首都北京市[138]。

5月1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與軍方領導人以及中國共產黨黨內元老會面。鄧小平親自主持會議並表示實施戒嚴是唯一的選擇，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宣佈他「錯誤地」選擇胡耀邦和趙紫陽擔任他的繼任者，並且決定從將趙紫陽隔除在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會議外。鄧小平還發誓要要強硬處理趙紫陽的支持者，並且對此開始進行宣傳工作[82]。到了5月20日時中國政府正式宣佈實施戒嚴[14][15][94]，並且從5個大軍區中動員了至少30個師[139]，其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24個集團軍中便至少有14個被要求部署軍隊[139]。其中多達250,000名士兵藉由最終被送往首都北京市進行部署，其中有一部分軍隊則藉由空運和鐵路運輸前往各自的目的地[140]，而廣州民航當局甚至還事先安排普通機票以準備隨時運輸部隊[141]。然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部隊進入城市後隨即遭到大量集結的群眾攔阻，在受到大量群眾包圍軍車隊伍並且阻止其進退的情況下使得部隊在郊區無法繼續前進[142][143]。抗議群眾也紛紛向士兵發表演講並且呼籲後者加入他們的行動，同時示威群眾還提供士兵食物、飲用水和相關用品。在部隊遲遲無法向城市內部推進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於5月24日下令所有軍隊撤退至各個城市外的基地駐紮着[12][144]。然而儘管示威群眾成功逼使軍事部隊撤離被視為抗議活動「扭轉頹勢」的表現，但是中國政府仍然不斷於中國各地調動部隊以準備展開之後的行動[141]。

撤退與留守[編輯]

5月23日毛澤東肖像被六四抗議者潑墨

與此同時學生運動的內部分裂則更為加劇，5月下旬時學生所組織的抗議活動由於沒有明確的領導人或者是一致性的活動使得情況變得越來越混亂[145]，同時伴隨着天安門廣場上聚集著大量群眾使得示威隊伍出現嚴重的衛生問題[146][147]。侯德健建議學生領袖進行公開選舉以選出學生運動的發言人，但是遭到學生團體的反對[4]。另外一方面王丹則認為近期中國政府將有可能發起軍事行動以鎮壓示威活動，因此主張讓學生先從天安門廣場暫時撤回校園並且另外組成相關團體，但這個建議則遭到主張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的強硬派學生反對。隨着派系衝突日益增加，各個派系開始爭奪位在廣場中央的學生廣播中心，期望能夠藉由控制擴音器的方式掌握學生運動的控制權。各個派系也開始派遣一些學生前往火車站迎接來自全國各地聲援的學生們，並趁機將他們拉到自己的派系之中以獲得支持[4]。學生團體開始指責其他派系的成員別有用心，這包括有勾結政府成員並且試圖藉由學生運動以獲得個人成就[4]。

在5月27日時，香港將近300,000人則參與在跑馬地馬場舉辦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不少香港名人應歌唱邀並且表示對北京學生的支持。到了隔天在李柱銘、司徒華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領導下，香港150萬名群眾聚集在於香港島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而同一天在世界各地也發起了全球華人大遊行的活動[148]。而在這期間，包括美國日本等政府也針對中國發出旅遊警告。之後北京市的報刊上則陸續發表許多呼籲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並且結束抗學生運動的文章，其中在6月1日於《北京日報》刊載的《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這篇文章中指稱由於示威運動內部混亂和無序而使得作者感到失望[149]；但是這些文章也使得許多不願意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感到憤怒並且開始組織抗議行動[149]，數千名學生便列隊自行遊行至北京街頭以表達不願意撤離天安門廣場[150]。隨後劉曉波、周舵與高新3名知識分子以及臺灣歌手侯德健宣佈發起第二次絕食活動[151][152]，並且希望能夠藉此重新提振民主運動[153]。而由於長期佔領天安門廣場後許多學生都漸漸感到疲累，這使得原先學生內部的溫和派與強硬派之衝突也漸漸停息並且開始展開對話[154]。之後劉曉波等人在發表的聲明中提到絕食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公開批評政府，同時提醒學生們他們現在的事業是值得奮鬥的，並且促進學生能夠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以提出繼續改革的要求[155]。

到了6月2日晚間，一輛警方吉普車在行進時不慎撞擊4名平民並且造成3人死亡，這件事造成示威群眾開始擔心軍隊和警察試圖進駐天安門廣場[156]。對此學生領袖隨即發出緊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設置路障以防止部隊進入城市中心[156]。到了6月3日上午，學生和居民則發現有身穿便衣的軍隊試圖走私武器進入城市[4]，學生團體隨即將其抓住並且把武器交還給北京市警方[157]。學生隨後於中南海的門口外進行抗議活動，但是遭到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驅趕[158]。另外一批沒有攜帶武器的部隊從人民大會堂出現後很快遭到抗議群眾包圍，並且在混亂中造成數人受傷[4][159]；之後雙方原地坐下並且開始吟唱歌曲，最後部隊撤退回到人民大會堂大廳內[144]。

清場[編輯]

主條目：六四清場

清場令[編輯]

劉華清
遲浩田
戒嚴部隊總指揮劉華清（左）上將和副指揮遲浩田（右）上將。

6月1日，李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關於動亂的實質》報告，指稱示威群眾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160]，還指出抗議學生並不打算撤離天安門廣場，同時示威活動也獲得廣泛支持[161]。隨後國安部也提交報告，強調資產階級與自由主義已滲透到中國各處，西方觀念給學生帶來負面影響[162]。國安部亦認為美軍部隊介入學生運動，期望藉此推翻中國共產黨的統治[163]。這份報告在中國共產黨黨內成功營造出脅迫感，為之後的軍事行動提供理由[162]。同時中央政治局也收到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報告，指出部隊已經做好協助穩定首都現狀的必要準備。種種因素讓大多數中央政治局委員接受了戒嚴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說法，也同意之後藉由武力清場以解決政治危機的方案[164]。

6月2日，隨着學生的抗議運動有所增加，中共高層以武力解決政治危機的看法更加鞏固。同日，中共高層再度召開會議，最終同意實施清場以「能夠結束暴亂並且恢復首都秩序」[165][166]。他們一致認為應盡可能和平地完成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但如果示威群眾不願配合的話，部隊也被授權得以使用武力完成任務。國內報紙當天還報導軍隊部署於北京市十大重要關鍵地區[150][154]，第27集團軍、第65集團軍和第24集團軍則秘密轉移至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和東側的公安部大樓內[167]。6月3日下午4時30分，李鵬、喬石和姚依林3名中常委會見軍方領導人、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長陳希同和國務院秘書長羅幹[168]，最後確定有關戒嚴實施的具體辦法[165][169]。儘管命令中並沒有明確提到開槍射擊的相關指令，但是任務中允許「使用任何手段」的說詞。在清場的當天晚上，中共領導人分別於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監督執行狀況[165][170]。

木樨地衝突[編輯]

6月3日晚間，國營電視臺陸陸續續警告北京市居民留在室內[171][172]；但受到前兩週成功阻擋軍隊的激勵，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頭以阻止部隊行進[173]。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從北京市各個方位逐步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分別由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和第28集團軍負責西面；空降兵第15軍、第20集團軍、第26集團軍和第54集團軍負責南面；第39集團軍和衛戍第1師負責東面；以及第40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負責北面[157]。大約晚上10時，第38集團軍在廣場西方約10公里的長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開始向示威群眾開槍[1][157]。群眾對於軍隊下令實彈射擊感到驚訝外，轉而開始向部隊丟擲物品[157]。當天晚上，32歲的航天技術人員宋曉明成為首位經證實的死者[157]。之後軍隊遭指控使用射入人體會碎裂，進而造成嚴重創傷的達姆彈[12]。

10時30分，由於民眾將雙節無軌電車推到路上並放火焚燒，行進中的軍隊被迫暫時停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約5公里的木樨地，試圖清除這些臨時路障[174][175]。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試圖攔阻軍方車隊，但第38集團軍再度開火，並造成重大人員傷亡[12][67][170]。跟據天安門母親運動調查後提出的死者報告中，共有36人在木樨地死亡[170][1][174]。另外士兵還向木樨地附近的公寓開火，造成在建築陽台或室內有人因而遭到槍殺[144][170]，這包括數名在公寓觀察事態發展的中國共產黨高級黨政官員[170]。第38集團軍最後以裝甲運兵車將電車車廂撞開，並持續與嘗試倉促搭建路障或組織人鏈的示威群眾對峙[170][176]，之後部隊行經長安街經過南禮士路、復興門、西單到天安門期間都有造成傷亡[157][177]。而負責南面的空降兵第15軍傘兵也使用實彈進行射擊，並且在珠市口、北京天橋和正陽門等地也造成平民傷亡[1]。

部隊使用實彈進行射擊並且造成死傷反而激怒了北京市的居民，其中一些人開始以棍棒、石塊和自製的汽油彈攻擊士兵[178]，甚至縱火焚燒軍車[179]。中國政府以及其支持者表示軍隊主要是為了自我防衛而動用武力，並且提出部隊的傷亡證明使用武器的正當性，而在報告中便有士兵在街上遭到活活燒死或者是被其他人毆打致死的紀錄[180]。而根據吳仁華的研究指出在6月3日晚上10時軍方開火後群眾才開始向部隊做出反擊，並且相較於數百名平民因為槍擊而死亡相比，因為示威群眾暴動而死亡的軍事人員則僅有7人[181][182]。不過在驅離過程中，亦有學生和居民試圖保護遭暴徒攻擊的士兵，也有軍事單位拒絕向平民執行開槍命令。

進駐天安門[編輯]

天安門廣場於晚間的場景。

晚上8時30分時，由於軍隊的直升機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空使得示威學生在各個大學校園呼籲學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時，示威學生依照預定時間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舉辦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成立儀式[183]。但是10時16分時，由政府控制的擴音器警告說部隊可以在實施戒嚴期間採取任何強制執行的措施[183]。到了晚上10時30分，隨着看見軍隊以實彈射擊的目擊者陸陸續續從北京市市區西側和南側進入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也瞭解到有關暴力事件的消息[183]。在午夜時分，學生擴音器則宣佈一名學生在靠近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西長安街遭到殺害，這使得待在廣場上的群眾陷入憂鬱情緒[183]。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錄隨即要求學生保持團結，並且堅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爭取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183]；凌晨0時30分，吾爾開希則指控一名北京師範大學女學生在晚間離開校園後遭到殺害，之後吾爾開希便因為昏厥而被救護車帶離廣場[183]。而在這時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上[183]。

大約凌晨12時15分軍方開始發射了照明彈以提供夜間照明[184]，並且第一輛63式裝甲運兵車自天安門廣場西側出現並且從廣場前的道路快速通過[183]。到了凌晨12時30分左右則有2輛裝甲運兵車抵達天安門廣南側，學生便陸陸續續向軍方車輛丟擲水泥塊[183][185]。之後其中一輛裝甲運兵車突然發生故障而無法移動，示威群眾便用棍棒破壞車輛並且以澆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燒。而因為車輛遭到焚燒而緊急逃出的3名乘客則被示威群眾毆打，但學生則組織警戒線並且護送3人到位於廣場東側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急救站醫治[183]。之後在承受極大壓力的情況下學生領袖曾經一度放棄非暴力手段並且準備展開報復行動[186]，其中柴玲便曾一度使用擴音器呼籲學生準備對抗「無恥的政府」[186]。但最後她和李錄同意繼續維持和平手段的做法，並且沒收學生所持有的棍棒、石塊和玻璃瓶等可能被視為武器的物品[186]。

到了凌晨約1時30分，第38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的隊伍前沿分別到達天安門廣場的南北兩側[187]。他們開始封鎖天安門廣場四周並且將裏面的示威學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開離，而在過程中也殺死數名示威群眾[13]。同時第27集團軍與第65集團軍從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出現，而第24集團軍也於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始進行部署[186][188]。在遭到軍隊包圍之後，數千名仍然留在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則開始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聚集[189]。到了凌晨2時後，部隊開始嘗試對人民英雄紀念碑旁的示威群眾施加壓力[190]；而學生廣播則不斷呼籲軍隊放棄使用武力，並且提到：「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請你們順從人民的意願，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採取武力……[187]」大約凌晨2時30分，幾名工人則開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架設其從裝甲運兵車上拆解的機槍，並且發誓要向殺害許多示威群眾的部隊報仇[191]。之後在侯德健勸說下工人們選擇放棄武器[191]，而劉曉波則在紀念碑的欄杆公開砸壞另外一枝沒有子彈的步槍以重申非暴力運動的立場[191]。

群眾撤離[編輯]

6月4日凌晨4時後，部隊開始於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指示，可以看見背景處的人民大會堂以及地上的燃燒物。

之後曾在木樨地看見軍隊槍殺民眾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邵江呼籲由知識分子帶領示威學生與群眾撤離廣場，並且表示已經有太多人喪生。劉曉波原本表示不願意撤離廣場，但最後仍被說服並且和周舵、高新和侯德健一同與學生領袖商討撤離問題[187]，不過包括柴玲、李錄和封從德等人在聽到撤離意見後最初都拒絕撤離[187]。凌晨3時30分，在隸屬於中國紅十字會的2兩名醫生建議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嘗試與士兵進行談判[191][192]。他們隨即乘坐救護車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北角並且與第38集團軍336軍團政治委員季新國會面[189]，季新國隨即向戒嚴部隊指揮總部轉達請求並且獲得同意為學生開闢往東南方安全撤離的通路[191][189]。凌晨4點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突然熄滅，同時官方的擴音器宣佈：「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187][193]」不過此時學生們則是一同唱起了《國際歌》[194]，並且認為軍隊準備執行最後一項清場任務[191]。

凌晨4點30分時，天安門廣場上的重新開啟了照明並且部隊開始從四面八方逼近紀念碑[94][195]，隨後部隊在聚集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示威群眾周圍10公尺處重新部署[195]。而侯德健回來後先是嘗試說服事先知情的學生領袖接受他與部隊的協議，在大約4時32分侯德健透過學生的廣播表示他先行和部隊達成談判[195]，然而許多第一次知道這次會談的學生則氣憤地指責他過於膽怯[195]。封從德之後則在廣播中解釋由於已經沒有時間召開緊急會議，而將以口頭表決的方式決定示威學生之後的集體行動。但儘管「堅守」的聲音比起「撤離」還要來得更加響亮，封從德仍然表示「撤離」意見較為多數而決定帶領群眾撤離天安門廣場[174]。不過大約在4時40分時，穿着迷彩服的士兵衝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並且破壞學生的廣播設施[195][196]；而其他部隊則毆打數十名在紀念碑旁的學生，並且扣押或者破壞他們的相機和錄音設備[195]。隨後士兵開始以棍棒、槍托和刺刀來強制驅散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的群眾，之後也有學生和教授嘗試說服仍然堅持坐在紀念碑底層的學生離開[195]。

大約早晨5時10分學生們開始離開紀念碑，示威群眾們手牽着手往廣場東南角安排的通道撤離[94][174][197]，不過也有些學生則是從廣場北側離去[195]。而這時軍方則要求那些拒絕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必須加入撤離行列[196]，除了以對空開槍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眾撤出廣場外[195][198]，並且還調動59式戰車部隊封鎖前往廣場的道路[199][200]。在確認所有示威群眾都離開廣場後，軍方派遣軍用直升機運送大型塑膠袋並且命令士兵開始清理廣場[200]。而6月4日早上6時，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在沿着長安街自行車車道上準備走回校園時，3輛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的坦克發射催淚彈並且衝撞人群，造成11名學生受傷[201][202][203][204]。到了6月4日上午數千名先前撤離的示威群眾、清場行動中傷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舉動激怒的工人嘗試從東長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門廣場[12]，但是當人群靠近部隊時士兵則隨即往群眾處開槍射擊作為警告[12][205]。然而由於有數人因而遭到部隊槍擊，之後暫時撤離該處的不滿群眾便又會嘗試重新前往佔領廣場空地[12][206]。之後群眾多次嘗試進入天安門廣場內，但是軍隊則持續負責管理廣場並且持續兩周都不向大眾開放[207]。

後續[編輯]

後續示威[編輯]

參見：王維林
6月5日時上午，王維林在長安街上阻擋行進中的59式戰車隊伍，可以看見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仍然在天安門廣場附近部署大量軍力。

北京市市區自6月4日軍隊已經控制天安門廣場後便逐漸恢復穩定狀態，不過在6月5日時西方媒體所拍攝和錄製的王維林於長安街阻擋坦克行進的影像於世界各地引起轟動，並且被視為整個六四事件標誌性的照片之一[208]。之後香港隨即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以聲援北京的示威群眾，而許多國家也對於軍隊清場一事發起抗議活動。而在曾經加入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學生返回原本校園以及部隊實施清場的消息傳開後，中國內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漢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廣州市等城市都在都爆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並且持續數天。其中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在6月5日時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喪生。其中成都市當地部隊使用震撼手榴彈、警棍、刺刀和電擊棒攻擊平民，而當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醫院不能接受學生或者是提供救護車服務[209]。而西安市在6月5日到6月6日期間，當地學生也發起大規模遊行活動，並且聯合參與罷工的工人開始設置路障[210][211]。不過到了6月8日時陝西省省政府便表示城市已經穩定下來，並且提出「先穩住動亂分子，盡量避免發生正面衝突、激化矛盾」的執行方針[212]。

上海則是在6月5日時由學生發起示威遊行並且開始擺設路障，工廠工人亦發起大規模的罷工抗議行動[213]。這些舉動使得鐵路與道路交通陷入癱瘓，同時早上許多大眾交通工具也無法正常提供服務[213]，英國廣播公司則報導說：「數萬名工作人士因而無法正常上下班。[214]」第二天在上海市委要求下，上海市市政府派遣6,500人清除道路上的路障以恢復通行[215]。然而由於當天晚上8時20分時，一輛來自北京的列車撞死5名嘗試要封鎖火車來往的群眾，到了晚上10時時現場便聚集超過30萬人並導致造成交通中斷，而群眾也開始毆打火車司機以及工作人員並且焚毀數輛火車車廂以表達不滿[215]。6月7日時，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理工大學等學校學生紛紛強佔各自學校的禮堂以及教學大樓，並且將其安排成靈堂以悼念六四事件的傷亡者[216]。越來越多學生們參與架設路障阻礙交通的行動，但在聽聞上海也有可能戒嚴後便有3,000多人決定暫時離開校園。當天晚上上海市市長朱鎔基發表電視談話，並且提到：「作為市長，在此鄭重聲明，市委、市政府從來沒有考慮過要使用軍隊，從來沒有打算實行軍管或戒嚴。我們只追求穩定上海、穩定大局，堅持生產、保障生活。[212]」

6月5日時，武漢當地約有20,000名大學學生決定遊行到天安門廣場表達不滿[217]，另外示威群眾也分別封鎖武漢長江大橋的交通以及集結在武漢站前的廣場[217]。第二天學生繼續在街頭遊行示威並使當地交通被迫中斷，同時約有10,000名學生決定直接在鐵軌上靜坐抗議，這導致來往北京、武漢到廣州的鐵路路線被迫中斷[218]，此外學生還鼓勵當地各大大企業的工人發起罷工活動[218]。6月7日凌晨學生們開始以公車和路障阻礙交通，並紛紛於各處架設靈堂來紀念六四事件的傷亡者[219]。然而一小群激進的學生攔下一輛貨運列車並且開始在列車上潑灑汽油，不過在準備焚燒時成功被警方阻止[219]。但這使得當地警方與居民關係漸趨緊張，居民開始提領現金並且搶購物資[219]。而6月5日、6月6日到6月7日，南京當地學生發起遊行活動並四處發表演講，此外示威學生亦封鎖附近聯絡交通並嘗試聯合工人發起罷工。6月7日早上7時左右，包括河海大學在內幾間大學400多名學生以4輛公共汽車駕封鎖南京長江大橋持續到傍晚[220]，而南京大學為主的在校學生則在中央門各處擺放路障[220]。一直到當天下午4時以後學生與群眾才被說服並且撤離[220]，也讓交通一度恢復[220]。然而到了6月8日，包括南京大學與河海大學等校學生重新控制了南京站周遭1公里的交通[221]，同時學生們也陸陸續續於南京長江大橋上靜坐表達不滿[221]。對於學生激烈的反應江蘇省省委認為當地局勢以漸趨失控，並陸續向學生表示公安部將會嚴懲行動的策劃人[221]。

強化控制[編輯]

6月9日，長期擔任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發表公開談話，並批評示威活動者的目的。

軍隊在6月4日鎮壓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群眾後，中國政府開始強化有關新聞媒體和公民言論種種自由的控制，同時許多國內外媒體工作者也因為六四事件遭到懲處[222]。儘管國家媒體在軍隊實施清場剛發生後大多報導同情學生的內容，但是之後所有負責人遭到撤離職位作為處分。其中在6月4日當天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新聞聯播》上，負責報導此次事件的2名新聞主播杜憲與張宏民因為表現出悲痛情緒而遭到停職，而杜憲與另一位同情學生的主播薛飛更被調離節目組並且辭職。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節目負責人、同時也是前中國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兒子的吳曉鏞也因為其負責的節目對示威群眾表示同情之意[223]，隨即被調離職位並重新進行審查[224]。而《人民日報》由於發表同情示威群眾的報導，包括社長錢李仁與總編輯譚文瑞等編輯都因而撤職[184]。而包括吳學燦等編輯人員則是因為在未經核可的情況下出版特別相關報導，紛紛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225]。

所有國際新聞媒體在北京市實施軍事行動期間被勒令停止廣播，同時中國政府還關閉了衛星傳播的線路。然而許多廣播公司仍然無視這些禁令而嘗試藉由試電話向外界報告情況，而許多相關的拍攝影片紀錄也很快被偷偷地運出中國，這也包括西班牙電視台在6月4日凌晨所拍攝天安門廣場情況的獨家紀錄[226]。而在軍事行動期間一些外國記者則遭到中國有關當局的騷擾，其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理察·羅斯（Richard Roth）以及搭檔攝影師便遭到中國政府拘留，然而在他仍然不斷透過流動電話報導天安門廣場的情況[227]。之後幾名因為報導中國政府派遣部隊清場的外國記者在隨後幾個禮拜遭到驅逐出境，而其他記者則持續遭到中國政府騷擾或者是被列入黑名單之中[228][229]。設在上海的外國領事館則被中國政府告知並無法保證記者的人身安全，並開始要求每家新聞媒體必須遵從新頒佈的準則內容[230]。

6月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在其他黨政高層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幹部，而這也是自從學生發起示威活動以來鄧小平首次於公開場合出現[94][231][94]。鄧小平在之後演講中稱呼因為六四事件而喪生的解放軍士兵為「烈士」[232][233]，並且指出示威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推翻共產黨以及國家，希望能進一步「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234]。鄧小平認為示威者之所以不斷強調包括官員貪污等等有關的投訴，便是為了掩蓋其底下試圖將當前社會主義制度加以取而代之的真正動機[235]。他之後還以此觀點表示：「這整個都是仍堅持帝國主義之西方世界的計劃，他們企圖讓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逐一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然後將它們帶往另一條充斥着國際資本以及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236]」

為了排除同情天安門廣場示威群眾的中國共產黨黨內人士，中國共產黨領導高層發起了長達1年半的整頓方案以「嚴格處理內部強烈傾向資產階級自由化道路的黨員」。根據報導有將近40,000名中國政府官員被調查其在抗議期間的作為，有超過30,000名中國共產黨黨員的職位因此被迫調動，甚至估計有超過1,000,000名官員其政治可靠程度遭重新評估[237]。而在這一期間，幾名中國外交部大使則前往國外要求提供政治庇護[238]。而抗議行動造成中國政府決定強化其作用，在六四事件發生後許多在1980年代引入的自由作法遭到撤銷，同時中國共產黨回到傳統列寧主義的模式並且重新控制新聞出版和大眾媒體。不過六四事件使得中國政府瞭解到無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或者是北京警方都缺乏如橡皮子彈和催淚瓦斯等充足的鎮暴設備，因此在這次抗議行動結束後中國各個城市的鎮暴警察陸續獲得非致命性的相關裝備。同時六四事件還促使得中國政府決定增加國內安全開支，並且擴大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在鎮壓城市抗議活動時的權限。

逮捕行動[編輯]

在所有被通緝學生領袖中排行第一位的王丹，同時他也是幾位曾遭到中國政府關押的學生領袖之一。
參見：黃雀行動及六四綠卡

在軍隊成功控制天安門廣場後，中國政府開始針對參與示威抗議的群眾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並且也撤除相關工作或者支持抗議群眾的政府官員的職務[239]。其中許多工人在經過簡單的審判後就遭到處決，但是許多來自相對富裕背景或者和重要人物有所關聯的學生則獲得較輕的懲處，不過許多遭到牽連的學生和大學教職人員則被永久政治污名化並且不再被重用[240]。許多參與六四事件的人士之後陸續流亡海外，包括柴玲、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便透過香港組織的黃雀行動，逃往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241][242][243]，之後則被中國政府長期禁止返回中國大陸境內[18]。不過陳子明和王軍濤則是在1989年年底準備流亡時遭到逮捕，中國政府指控他們為整起抗議活動的「幕後黑手」並且於1990年判處13年有期徒刑。

中國有關當局陸續逮捕或者拘留了共計數萬名來自中國各地的群眾，而根據對話基金會援引各個省政府的資料指出在1989年春天時有1,602名與抗議活動有關的人士被判處有期徒刑[244]。許多人被安排至監獄監禁或者是送往勞改營，並且被禁止與他們的家人會面。而相關單位除了時常對這些涉嫌參與示威活動的群眾以酷刑施壓外，還將這些持有不同意見者與殺人犯或者強姦犯安排在同一個牢房內；同時由於許多人遭到逮捕使得牢房空間不足，甚至沒有足夠的空間讓每個人都可以入睡[245]。截至2012年5月為止，仍然至少有2名參與抗議活動人士仍然關押在北京市，另外還有5人則下落不明[244]。另外曾經擔任趙紫陽助手的鮑彤則是被指控在1989年抗議活動期間洩露國家機密和反革命宣傳，並且在1992年被判7年的有期徒刑。

王丹和趙長青則是少數幾位被列為通緝犯並遭到逮捕的學生領袖，被列為學生領袖通緝名單之首的王丹先是被判處4年的有期徒刑[246]，在1998年以保外就醫的理由，離開監獄並獲准移民前往美國居住[247]；他在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主要從事學術的工作[248]。趙常青因為被視為在抗議活動中影響力較小的公眾人物，在為期6個月的監禁後獲得釋放，但之後由於繼續要求中國展開政治改革而再度遭關押。吾爾開希在事件後逃往臺灣，並長期在中央廣播電臺從事政治評論員的工作[249]；之後他曾三度表態願意自首[250]，並希望返回中國大陸探視親人，不過最後都被遣返回臺灣[251]。李錄則在華爾街成為投資銀行家，並且成立一家公司[248]。柴玲先是流亡法國，之後再轉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後來她於美國高科技公司工作，並成立了關注中國女性權益和計劃生育問題的非營利組織女童之聲（All Girls Allowed）[248][252]。

2008年11月3日至11月21日期間，禁止酷刑委員會舉辦第四十一屆會議，並根據《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第19條審議會員國提交的報告。當中禁止酷刑委員會對於中國政府處理六四事件的方式感到擔憂，認為儘管許多家屬提出「在1989年6月4日於北京鎮壓行動中遭殺害、逮捕或失蹤」的申訴，但中國政府卻遲遲沒有展開調查[253]。同時禁止酷刑委員會也提到中國政府並未告訴家屬相關人士的下落，而對過度動用武力的負責人也無任何行政或者刑事處分[253]。不過在2009年12月，中國政府回應禁止酷刑委員會建議時表示已經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完全結案[254]，並強調當時採取及時且果斷的手段是必要和正確的[254]。同時中國政府認為將六四事件形容成「民主運動」已經扭曲了事件本質[254]，並且認為這些意見與禁止酷刑委員會的職責並不符合[254]。

傷亡[編輯]

死傷人數[編輯]

1989年6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官員召開新聞發表會，發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統計」包括部隊士兵、大學學生、非法份子和誤殺群眾在內，有近300人死亡[255][256]。袁木還提到有5,000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士官和士兵受傷，而包括違法暴徒和圍觀群眾在內、有2,000名平民受傷[255][257]。根據北京市警方的調查，在北京市遭到殺害的平民「包括大學教授、技術人員、政府官員、工廠工人、小型私營企業擁有人、退休工人、高中學生和小學學生等，其中最年輕的僅有9歲」[258]。而自中國政府於6月6日召開新聞發表會後，六四事件的實際死亡人數和天安門廣場傷亡問題便不斷出現爭論。原因在於中國政府展開軍事鎮壓後，便不斷控制任何資訊的發佈；之後則嚴格禁止在中國境內研究相關主題，使得今日對於實際死亡和受傷人數仍然不清楚。各方來源提供的傷亡估計亦有很大的出入，聲稱人數從數百人喪生至數千人喪生的說法都有[2]。

6月21日，紀思道在《紐約時報》專欄提到因為缺乏實物證據，而很難確認傷亡的實際人數，但也提到「合理數字應該是大約有50名士兵或警察死亡，以及400名至800名平民喪生」[259]。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則表示美國國務院外交官看見軍隊向未持有武器的群眾開火，走訪北京附近醫院後認為至少有數百人遭到槍殺[260]，而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員工也曾前往現場蒐集部隊殺害民眾的證據[261]。子女因為這次事件喪生的丁子霖、張先玲等人則共同成立天安門母親運動後，在中國政府阻止下持續嘗試調查死者家屬，並記錄死者相關資訊[1]；天安門母親運動確認的死者清單從1999年提出的155人、2005年提出的187人、2010年提出的195人[1]，在2011年8月共有202人獲得確認[1]。在天安門母親運動所蒐集的死者資料中，除了因事件而直接喪生的民眾外，還包括4名自殺人士、以及6月4日後因抗議活動而遭殺害者[1][262]。

另一方面，根據吳仁華對於戒嚴執法行動的相關研究，只有15名軍事人員經確認是因為遭到殺害而喪生[181]。在已經確認死亡原因的15名軍事人員中，有6名士兵是因為搭乘的卡車翻覆，車體隨後燃燒而喪生[67]；一名隸屬第39集團軍宣傳單位的攝影師因為沒有穿着制服，在拍照過程中遭到槍殺；以及在同年7月4日，一名第24集團軍排長因為心臟麻痺逝世[181]。剩下7名軍事人員的死亡原因，吳仁華認為應該是排除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群眾時，在任務過程中陣亡[181]。

地點爭議[編輯]

香港在2010年舉辦的平反六四大遊行所使用的抗議牌子。

至今大多認為絕大部分的槍擊事件，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以外處。另外也有報導指稱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後，軍隊仍在北京音樂廳附近向學生開火[259]。而中國政府在6月6日召開的新聞發表會上，軍事發言人張工堅持表示並無民眾於天安門廣場上遭到槍殺，軍隊亦沒有使用坦克輾壓在廣場的民眾[255][257]。鄧小平在6月9日的談話中提到：「讓大家看看，解放軍究竟是什麼人，有沒有血洗天安門，流血的到底是誰。這個問題清楚了，就使我們取得了主動。[232]」清場期間負責監督執行狀況的戒嚴部隊副指揮遲浩田，則在1996年訪問美國時堅持強調天安門廣場上並沒有人死亡[263]。相比之下，西方的新聞媒體則廣泛報導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264]。柴玲便表示坦克進入天安門廣場後輾壓帳篷，並殺害堅持不肯離去的學生；一些從廣場撤離的學生則認為，有群眾因待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而遭到殺害。之後軍方出動直升機清理天安門廣場，更讓懷疑論者認為中國政府試圖掩蓋廣場發生屠殺的事實[265]。

但侯德健、潘文等同樣在待在紀念碑旁的人士，紛紛表示儘管在天安門廣場有聽到槍聲，但並沒有看到任何針對示威群眾的大規模持槍射擊，或是坦克輾壓群眾的情況發生[266]。美國國務院內部針對事件提出總結時，則提到：「屠殺發生在長安街等北京主要幹道，而不是在天安門廣場本身。[267]」這些說法使得之後記者依照現有證據進行判斷，認定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並沒有民眾於天安門廣場上喪生[268]。在維基解密所泄露的外交電報中，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待在天安門廣場東北角的智利外交官卡洛斯·加洛（Carlos Gallo），便告知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在廣場上並未目擊到群眾遭遇槍擊，在這期間只有聽到零星的槍聲[200]。不過另一篇外交電報提到一名執行清場任務士兵的母親，從自己兒子口中得知當時隸屬的部隊安排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並曾使用機槍掃射而造成許多平民喪生[269]。儘管電報中提到無法驗證來源的真實性，但仍然被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當作目擊者報告看待[269]。

反應[編輯]

主條目：六四事件反應

各地反應[編輯]

對於中國政府通過武力鎮壓處理抗議活動的方式引起來自西歐、東歐、北美洲、澳洲和一些西亞與拉丁美洲國家的批評[270]，其中西方國家政府和新聞媒體更是對此嚴厲譴責[27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亞洲國家則在抗議期間持續保持沉默，其中印度政府一方面下令國家電視臺減少相關報導以免損害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但是另一方面也對於因為中國軍隊清場而死亡的民眾表達同情之意[272]。而包括朝鮮、巴基斯坦、古巴、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等國家則表態支持中國政府的作法，並且譴責相關的抗議活動進行[271]。許多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為了表示支持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活動，於歐洲、美洲、中東和亞洲等地的城市發起示威活動，並且開始在互聯網上架構提供新聞服務的《華夏文摘》和創建非政府組織中國民主後援國際（英語：China Support Network）；而在中國軍隊以武力驅散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群眾後，這些海外華人則組織如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和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等團體，並且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擁有一定的政治影響[273]。

然而對於許多西方國家來說，中國政府對於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活動的處理方式破壞了自身的國際聲譽。許多西方國家新聞媒體從原本計劃採訪5月舉行的中蘇首腦會議而轉向報導有關早期戒嚴行動的情況，示威群眾抓住這個機會並且開始為國際電視臺的觀眾製作標誌和旗幟，而這也使得西方社會對於中國學生的抗議活動多表示同情。而在中國政府對於如何處理媒體報導示威活動而猶豫不決時，也意味着為中國和海外記者報導抗議活動時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抗議活動的影像紀錄在事件之後20年強烈影響了西方對於中國的看法和相關政策[274]，其中阻擋坦克行進的王維林圖像變成該事件重要的標誌且長期在西方社會成為公民反抗專制政權的象徵[275]，而《時代》雜誌更是以「無名的反抗者」將其列入20世紀100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276]。

另外一方面對於仍然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來說，六四事件的發生使得社會大眾恐懼在1997年主權移後中國是否會違背一國兩制的承諾[277]。對此香港總督彭定康試圖針對立法局展開政治改革，但這讓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間發生摩擦。而對於許多香港民眾來說，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遭到鎮壓成為轉捩點，許多民眾因而對中國政府失去信任[278]；再加上當時香港市民普遍對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地位感到不確定感，使得1997年出現大規模的移民潮，許多人希望能前往加拿大或澳洲等西方國家生活。英國政府為了阻止人才隨着移民潮而外流，同意讓香港政府施行居英權計劃，授予部分香港民眾正式的英國公民身份[279]。而自1990年後，香港每年都有數萬名民眾參與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辦的大型「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活動。香港在1997年主權轉移給中國後，仍持續進行相關的紀念活動[280]。

制裁行動[編輯]

參見：歐盟對中國武器禁運
六四事件後，包括颱風戰鬥機等歐洲製軍事裝備受到武器禁令的限制，皆無法出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國的形象從原本是一個展開現代化改革並反對蘇聯的盟友，轉變成為鎮壓示威群眾的威權主義國家。之後反對美國與中國大陸貿易自由化的藍隊也多次提及六四事件，並且以此認為中國對於維護世界和平和美國自身利益都將構成威脅。軍隊以武力實施清場的消息也對中國經濟產生顯著的影響，包括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部分外國政府都要求暫停給中國提供貸款[281]；而除了許多外國直接投資的承諾遭到取消外，中國的觀光收入也從原先的22億美元減少至18億美元[282]。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在1992年1月31日訪問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時，就表示針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政策嚴重妨礙國家主權[283]。

同時歐洲聯盟與美國都決定針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政策，並且持續到今日。作為因應，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國防支出從原先1986年的8.6%提升至1990年的15.5%，這扭轉了過去10年以來國防經費開支不斷減少的情況[282]。中國長期呼籲歐洲聯盟和美國解除禁令，並獲得一定數量的歐洲聯盟成員國支持。2004年時，法國總統傑克·希拉克便提議歐洲聯盟解除禁令，同時獲得德國總理格哈特·施羅德的支持。而自2004年以來，中國則開始形容武器禁令「已經過時」，進而損害中國與歐洲聯盟間的關係。但中國在2005年3月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後，使得中國大陸和臺灣間陷入緊張局勢，數個歐盟理事會成員退回原先有關解除武器禁令的支持[284]。

之後施羅德的繼任者安格拉·默克爾公開反對解除禁令，而美國國會議員還建議如果歐洲聯盟解除禁令的話應該對歐洲聯盟實施軍事技術的轉讓限制。到了2005年7月時，擔任歐洲聯盟輪值主席國的英國政府也反對解除禁運，之後在多次批評中國人權紀錄的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當選成為歐盟委員會主席也使得解除歐洲聯盟的武器禁令更加困難[285]。另外一方面歐洲議會則長期反對解除針對中國的武器禁運限制，雖然每次提案反對理由多是註明沒有必要解除禁令。在歐洲議會多次反對解除任何有關中國武器禁運的提案下，這使得中國只能夠向其他國家尋求軍事裝備的供應。儘管過去中國與蘇聯一度處於分裂的緊張關係，但是中國仍然長期和東方集團中國家購買武器裝備並且成為主要來源。其他曾願意供應武器裝備給中國的國家還包括有以色列和南非，但是在美國的壓力下也漸漸停止了這類合作關係[286]。

影響[編輯]

政治發展[編輯]

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江澤民
李瑞環
六四事件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左）和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右）獲得提拔而進入中央領導高層。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中國共產黨領導高層撤除了反對實施戒嚴的趙紫陽其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職位[287]，而同樣反對戒嚴並且在決定是否戒嚴時投下棄權票的胡啟立也遭到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撤職[94][231]。不過相對於趙紫陽隨後遭到軟禁並且持續到2005年逝世為止[288]，胡啟立仍然保留黨籍並且在「改變他的意見」後重新被任命為機械電子工業部副部長。而同樣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國領導人萬里在提前從海外返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後，中國政府便以健康理由將其拘留並且實施軟禁。同樣在「改變自身想法」後萬里從軟禁中獲釋，之後中國共產黨將其安排在另一個名義上與作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喬石相同級別、但主要是禮儀性質的職位。

而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書記江澤民之後取代趙紫陽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289]，其中江澤民在上海市處理具有改革派傾向刊物和積極響應四二六社論的作法使得他贏得中國共產黨黨內保守勢力的支持[94][231]。這次抗議活動也讓原本依照1982年憲法與往常慣例採取的權力分立有所修正，過去為了防止毛澤東的個人統治以及相關的過激行為，中國共產黨決定廢除毛澤東終身擔任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同時將重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列為象徵性的虛位元首職務，同時實際上真正擁有政治權力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總理以及中央軍委主席則由不同人擔任。然而在六四事件期間，擔任國家主席的中共元老楊尚昆同時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秘書長掌握軍權，並且公然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趙紫陽決裂，並且轉向主張使用軍事武力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一派，這使得官方政策變得不一致和不連貫並且明顯阻礙行使權力。為了對外交流的身份需要，自1993年起，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兼任國家主席的職務[290][291][292]。

此時受到示威抗議的影響使得中國政府在改革政策制定上採取保守態度，並且認為示威抗議的原因便是由於改革速度過快的結果[20]。而主持改革開放政策的鄧小平在示威活動爆發後其影響力則顯著降低，這迫使他必須與堅持社會主義的強硬派做出妥協[293]。但之後同樣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趙紫陽被迫遠離政治核心，同時在保守陣營的壓力下鄧小平也與國家政策決定開始疏遠[20]。在以江澤民為首的領導集體確立後[82]，鄧小平便在稍後以江澤民為「合格的黨總書記」為由讓其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自己則退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高層[294]。然而政府改革開放腳步過慢一方面引起地方省長的強烈批評，另一方面受到1990年代蘇聯解體使得鄧小平影響力在保守派勢力中逐漸恢復。之後鄧小平藉由1992年南巡發表的聲明作為要求恢復其經濟改革政策的手段，其中鄧小平批評在示威抗議結束後掌權的社會主義強硬派，並且稱讚創業精神和其他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最初該意見遭到中國共產黨相關媒體的忽視，但是最後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則發佈正式命令確立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作法[20][295]。

事件定調[編輯]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

……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人民要求反腐敗，我們當然接受。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謂反腐敗的口號，我們也要當好話來接受。當然，這個口號僅僅是他們的一個陪襯，而其核心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錯了沒有？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

……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要認真總結經驗，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總之，要總結現在，看到未來。

——鄧小平1989年6月9日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296]

中國共產黨對六四事件的官方立場認為為了控制「政治風波」、因此使用武力是必要的[297]，而這也確保了經濟成功發展所必須擁有的穩定社會[298][299][300]；包括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等中國領導人在被外國記者問到這類問題時，都會不斷重申中國共產黨的官方立場[301]。同時中國政府也不斷控制有關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抗議活動的大眾印象，當有提及到這次抗議活動的印刷媒體必須與中國政府對於六四事件的說法保持一致[297]。另外中國政府還準備了一份白皮書以說明政府對於抗議活動的觀點，之後中國政府內部匿名人士將這些檔案運出海外並且在2001年時由公共議題（英語：PublicAffairs）出版《天安門文件》。但對於六四事件許多當時的政府官員也存在有各自不同的見解，其中當時擔任北京市市長並且宣讀戒嚴令的陳希同在2012年逝世前便多次對於流血事件感到遺憾[302]，而當時擔任趙紫陽政治祕書的鮑彤則多次呼籲中國政府應該平反示威活動。而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楊尚昆則在1998年逝世前向軍醫蔣彥永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國共產黨犯下最嚴重的錯誤，並且認為將來有一天該事件將會獲得糾正[303][304]。

一名於天安門廣場戒備着的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上等兵，其後便是天安門城樓上所掛着的毛澤東肖像。

到了今日，由於許多潛在因素使得很多中國公民都不願意談論抗議活動的進行[305]。這使得許多在1980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人完全不熟悉六四事件並且不關心政治[306]，而較為年長的​知識分子則不再渴望政治變革並且轉而專注在經濟改革方面[307]。而許多中國青年一般都不敢提或者不知道有關抗議活動的經過、王維林等著名象徵乃至於6月4日當天的事件等[308]。但儘管如此每年6月4日當天中國政府也不允許有關於六四事件的活動存在[297][309][310][311]，例如在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的2009年6月4日當天中國共產黨相關機關便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加強警備，其中除了穿着制服的公安機關和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成員外還有數百名便衣工作人員出現在廣場上[312]。之後新聞媒體工作人員被拒絕進入廣場內[312]，那些試圖在廣場上拍攝或者採訪持不同政見者的記者則遭到短暫拘留[313][314]。而在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前夕，包括高瑜[315]、浦志強、徐友漁、郝建、劉荻、胡石根等人則因為參與相關紀念活動而遭到逮捕[316][317][318]。另外每年六四事件週年紀念期間，中國政府亦會關閉全球社群網絡服務的網站連結並且加強對於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監視[319][320][321]。

但在這般情況下包括丁子霖的天安門母親運動等人士或者組織仍然會繼續報導有關六四事件的經過[322]，而多年來一些中國民眾也呼籲中國政府重新評估抗議活動並且補償遇難者家屬[323]。特別是天安門母親運動便要求賠償、平反受害者並且歸還在中國與海外所籌到的募款金額[300][324]。而曾經參與軍事鎮壓的前軍人張世軍更是向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了公開信，期望政府能夠就六四事件重新評估其歷史價值，但隨後他便在自己的家中遭到逮捕[325]。不過雖然中國政府從未正式承認在六四事件期間有從事不法行為，但在2006年4月時則在政府首次公開的情況下接受六四事件相關受害人家屬的申訴，並且以「困難補助」的名義向在四川死亡周國聰的母親唐德英賠償將近70,000元人民幣，其中周國聰在1989年6月6日時遭到警方拘押在成都市並且在2天後逝世[326]。這一舉動獲得中國許多活動家的歡迎，但是一些人則將這案例視為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的舉動，並不認為是預告中國共產黨官方立場將有所變化的行動[327][328]。

審查制度[編輯]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審查辭彙列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物審查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電視審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審查
在2010年Google退出中國之前，可以看見谷歌中國（左側）和一般Google搜尋（右側）在尋找「Tiananmen」時的結果差異，包含阻擋坦克在內的六四事件照片都因為審查制度而遭到過濾。

中國共產黨禁止有關六四事件的討論，並且已經採取措施阻止或者審查相關資訊信息[329]。其中教科書幾乎沒有任何相關的訊息[330]；即使有所提及，相關內容也多是以中國共產黨官方觀點編寫而成[331]。而在抗議活動結束後，政府官員查禁許多有爭議的電影和書籍並且關閉多家報刊出版社。在往後1年內，中國便有將近12%的報紙、13%的社會科學期刊以及150部電影遭到取締，還有將近8%的出版公司也被迫關閉歇業，此外政府還宣佈他們已經查獲3,200萬本違規的書籍刊物和240萬片違禁的影像記錄[332]。之後有關六四事件的新聞媒體內容和互聯網資源都因為實施審查制度而遭到限制或者是封鎖，而其中受到金盾工程的影響使得包含六四事件等互聯網內容在中國境內遭到封鎖而無法瀏覽[320]。

其中在中國大陸有許多文學作品因為與六四事件相關而遭到禁止出版，例如收集許多六四事件期間抗議詩集的《六四詩集》便遭到禁止，而在2006年時小說《紫禁城（英語：Forbidden City (novel)）》也因為其相關內容而遭到查禁[333]。此外有關採訪趙紫陽或者是鮑彤的書籍也遭到禁止[334][335]，其中包括由楊繼繩於秘密採訪趙紫陽並且整理其他否決中國政府決定之資料所撰寫而成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336]，以及受到政府壓力而無法出版的宗鳳鳴著作《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等書[337]。比較特別的是在2009年5月時，趙紫陽祕密錄下的錄音紀錄成功偷運至海外，並且另外編寫出版了《改革歷程》一書[338]；而在2010年時，另一本依據李鵬在六四事件期間的日記整理後也以《李鵬六四日記》為名出版[339]。

而在中國的互聯網上搜尋「六四」或者是「天安門」等相關詞語，則只會提供經過審查後的結果，甚至在有的時候則會短暫切斷與伺服器的連接[322][331]。其中有一部分是藉由關鍵字審查來將網站的特定頁面加以封鎖，但是對於像海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等網站則會直接遭到中國政府完全禁止進入[322]。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審查制度卻往往並不一致，包括YouTube、維基百科和Flickr等許多網站長期以來便多次遭到封鎖然後又獲得解禁；此外審查制度對於中文網站來說也比外語網站還要來得嚴格許多[340]。在2006年1月時，Google同意在其中國大陸頁面審查有關六四事件和其他中國政府認為「敏感」之內容[341]，不過到了2010年1月時宣佈撤除相關的審查合作[342]。

中國大陸的許多網站也對六四事件進行審查（另見「名稱」段落）。在QQ中的暱稱、群標籤、介紹、投票、說說等信息中都不允許出現「六四」「八九民運」「八九學運」（但是「8平方事件」「VIIV事件」「5月35日」「1989年春夏之交」和繁簡混合的「八九學运」或「八九学運」是允許的），高德地圖的用戶名也是如此。在必應中搜索則會顯示「為符合當地法律要求，部分結果未予顯示」，但依然顯示部分內容。百度對六四事件的審查最嚴，在百度貼吧中「六四事件」「八九民運」「5月35日」「8平方事件」「VIIV事件」等幾乎所有有關六四事件的名稱都會禁止，在百度搜索中搜索六四事件則顯示四五運動（六四事件和四五運動都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在百度知道中輸入「六七事件，七改為四」也會被系統自動發現含有違規內容。新浪微博也不允許輸入六四事件，但似乎對「八九民運」沒有過多的審查。

文化[編輯]

一張紀念六四事件的塗鴉，可以看見其上有着王維林阻擋坦克事件的圖像。

在學生示威活動遭到鎮壓後，於1989年6月4日當天正在羅馬舉辦演唱會的英國搖滾樂團治療樂隊，在最後安可曲中將「信仰」（Faith）一詞改為「今日於中國死去的每個人」（everyone that died today in China）[343]。比利·喬在其1989年9月發佈的單曲專輯《火不是我們放的（英語：We Didn't Start the Fire）》中，則以「中國戒嚴著」（China's under martial law）一詞來將六四事件作為倒數第二個引用的歷史事件[344]。而前衛搖滾樂團海獅合唱團（英語：Marillion）則在創作的歌曲《日落城之王（英語：Seasons End）》中使用了天安門廣場來作為印象圖片，同時歌曲內也出現「六四的魁儡皇帝」（a puppet king on the Fourth of June）等歌詞[345]。同年11月時鍾·拜亞在她的專輯《Speaking of Dreams（英語：Speaking of Dreams）》中亦以歌曲《中國》（China）來紀念六四事件，之後她亦說到專輯是為了「堅持非暴力手段而付出巨大代價、已經永遠改變中國面貌」的天安門廣場上之學生[346]。R.E.M.則是在1991年推出了《閃亮快樂的人（英語：Shiny Happy People）》，在專輯歌曲上諷刺性的安排有關中國政府對於六四事件的宣傳內容翻譯[347]。1992年時，羅渣·沃特斯也推出了專輯《歡愉致死（英語：Amused to Death）》，其中在歌曲《看電視》（Watching TV）中對於西方世界就六四事件的反應進行沉思[348]。

1989年時，湯·布洛考（英語：Tom Brokaw）在自己主持的黃金時段上將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活動與柏林圍牆倒塌同樣列為當年度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權事件之一[349]。而2009年6月3日時，英國廣播公司則播出了紀錄片《重返天安門》（Kate Adie Returns to Tiananmen Square），由記者姬蒂·阿迪（英語：Kate Adie）再度前往中國並且回憶在1989年所目睹的事件發生經過[350]。另外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在2009年製作的電視劇《天與地》，其編審周旭明表示劇本在創作時受到六四事件的啟發，而這部電視劇後來則在2011年時遭到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下令禁止播出。而在1992年時，由李國豪主演的電影《龍霸天下（英語：Rapid Fire (1992 film)）》則於電影中出現了六四事件的部分場景，在電影中李國豪扮演一個在六四事件期間死亡的美國政府僱員其兒子[351][352]。

到了2006年時由中國導演婁燁執導拍攝的《頤和園》同樣也提及了六四事件，並且有數個影像便是在實際的北京街道上拍攝[353]。然而該片在中國大陸被以電影尚未經過審核而禁止公開上映，但也有一部分原因被認為是因為電影內容涉及到六四事件[354]。2014年時，在由馬田·史柯西斯監製、劉偉強執導的黑幫電影《青龍復仇》中，也有情節描述黑幫成員們一同觀看和討論六四事件的新聞。另外在藝術作品部分，中國藝術家岳敏君以六四事件為靈感而創作的油畫作品《處決》在2007年時成為拍賣價格最為昂貴的中國當代藝術作品[355][356]。而同樣是中國藝術家的王興偉則將原本受傷學生躺在單車上抬離現場的新聞照片，以企鵝圖像加以取代並且重新繪製出油畫作品《新北京》[357]。

參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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