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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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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英租界
British concession in Tientsin
20世紀初的戈登堂.jpg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
地理位置
位置 Tianjin 20051107 concessions coloured.jpg
  天津英租界
信息摘要
出租方 大清(1860年12月17日)
租借方  英國(1860年-1945年)
收回方 汪精衛政權(1942年3月29日)
中華民國(1945年)

天津英租界(英語:British concession in Tientsin),是英國設在天津的專管租界。它是近代中國七個在華英租界之一,同時也是天津的九國租界中設立最早、發展最繁榮的租界,因與天津法租界毗鄰位於天津紫竹林附近,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稱。1923年6月,黎元洪曾宣佈將民國政府遷往天津英租界,使這裏一度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及政府所在地。[1]1930年代,英國與日本曾因天津英租界相關問題而爆發衝突和外交糾紛,並導致天津英租界危機。英國租界在天津自1860年起共存在了八十餘年。

歷史[編輯]

設立[編輯]

北京條約部份內容

清咸豐十年(1860年)9月11日中英雙方交換了中英《天津條約》批准書,同時簽訂《續增條約》(《北京條約》)。《續增條約》第四款規定:「續增條約畫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貿易,均照經准各條所開各口章程,比例劃一無別。」成為英國在天津強劃租界的依據。1860年12月,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依據《北京條約》中「准許英國僑民在通商口岸租地賃屋」規定,照會直隸總督恆福,強令劃出英租界。1860年12月17日英租界開闢,初期面積約460畝。位置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一帶,因而英租界及此後在這周邊的德租界等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稱。後來不斷擴展,形成東臨海河,北面沿寶土徒道(現營口道)與天津法租界毗鄰,西到海光寺大道(現西康路),南沿馬場道到佟樓[2]

發展初期[編輯]

天津英租界的主要規劃設計者查理·喬治·戈登

為了避免填築土地等方面的開支,起初旅津的英商大多不願入居租界,而是在天津城內外租地買屋。儘管如此,由於當地的中英貿易發展迅速,1861年已有41艘英國商船在英租界新建的碼頭停靠,1862年增至69艘,故而英租界在開闢初期即得到較快的發展。[3]界內很快建成一批洋行,建成英國普魯士丹麥葡萄牙等國的領事館,還建成桌球房、籃球場、俱樂部等娛樂設施。[4]

天津租界的較大發展始於1870年。當年6月,天津教案發生。憤怒的天津民眾打死法國領事豐大業等人,並燒毀望海樓教堂法國駐天津領事館。事後心有餘悸的外國僑民們認為,入居租界要比在華界雜居安全得多,因而紛紛遷入租界,使紫竹林租界加快了發展步伐。此時,英租界內已設有英商的高林洋行、滙豐銀行,德商的禮和洋行、禪臣詳打粵眾多的洋行、銀行。其中尤為著名的是被稱為英國「皇家四大行」的怡和、太古、仁記、新泰興洋行。為了促進貿易的發達,英租界當局致力於興建新式碼頭,並安置了各種港口設施。

1883年,天津地方官府也用得自租界碼頭的碼頭捐捐款,建成自租界碼頭至天津城的沿河石路,大大便利了城區與租界的交通。於是,天津原來的航運中心三岔河口嘈運碼頭逐步衰落,英租界成了天津的貿易、航運中心。此後,天津的對外貿易增長得更為迅速。18世紀70年代初期,天津的對外貿易總值為1000多萬海關兩,1889年增至3124萬海關兩,1894年又增至4427萬海關兩。這樣,天津一躍成為全國名列前茅的重要通商口岸,天津英租界也成了所有英國專管租界中最繁榮的一個。界內建成成排的高樓大廈,建成維多利亞道等交通幹道,還建成作為工部局所在地的巨型公共建築戈登堂。不過在此期間,天津法租界天津美租界仍沒有多大變化。從1870年起,法國在普法戰爭中一敗塗地,隨後長期陷入侵略越南和中國的戰爭,對華貿易便一蹶不振。在19世紀70年代及80年代,每年抵達天津的法國商船至多只有數艘,有時甚至沒有一艘。在這種情況下,法租界就失去了興盛的基礎。美租界的情況尤為特殊。於是,在第一個時期即發展時期中,天津的租界中始終是英租界一枝獨秀。

曾宣佈將民國政府遷往天津英租界的黎元洪

全盛時期[編輯]

從1895年起,天津租界進入第二時期即全盛時期。從這一年起的8年間,德、日、俄、比、意、奧等6國先後在天津開闢租界,英、法、德、日等4國的租界分別得到一次或數次的拓展,使天津形成幅員為縣城8倍的8國租界夾峙海河的形勢。同時,隨着中國與有關各國大規模地開展修治海河的工程,較大的外國商船已可直接駛抵天津租界;而從海河中挖出的大量泥沙又填平了英、法、日等國租界中的成片沼澤,使得天津租界的投資環境得到很大改善。

1897年3月31日,天津英租界向西擴展到牆子河。這個擴充界(英語:British Municipal Extension)有1630畝。1902年10月23日,面積131畝的天津美租界併入,成為天津英租界的南擴充界(英語:Southern Extension)。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再度向牆子河以西擴展了3928畝,稱為推廣界(英語:British Extra Rural Extension)。

1923年6月,黎元洪曾宣佈將民國政府遷往天津,實際是天津英租界,並在當地發佈總統指令和總統任命,並設立議員招待所,使天津英租界一度成為民國大總統的駐地以及沒有內閣的政府所在地。[1]

英日矛盾與租界危機[編輯]

日本侵華戰爭開始後,對英國積極援華、道義譴責日本的態度極為不滿。同時,日本的侵略使其與英國在租界的矛盾迅速發展,國際租界的存在已然成為日本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巨大障礙。於是,1939年,日軍幾乎同時對天津英租界以及鼓浪嶼的租界發起進攻。由於天津英租界地處華北一直是中國民族主義者開展反日活動的理想基地,且流通中國官方法幣並存有相當數量中國政府的白銀儲備,因而日本將天津英租界作為突破口。

英國與日本關於天津英租界的矛盾早在1938年9月即初現端倪。9月底,英租界當局根據日本軍事當局建議,逮捕了一名據稱是抗日游擊隊領導人的蘇清武。日方要求英租界當局將此人予以引渡,英方卻稱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此人將租界作為反日活動的基地,於是,雙方僵持不下。而英國政府內部也就是否向日方移交蘇清武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和英國駐天津總領事賈米森認為「如果蘇清武被證明有罪,就應該交出他」。但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和英國外交部遠東司的大多數成員卻不贊同,他們認為「日本在天津事件上的施壓是其『新秩序』方針指導下的一個龐大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這個政策旨在把英國在華勢力及利益完全排擠出去。因此,英國方面應當對此持強硬態度。」英國外交部傾向於卡爾的意見,以證據不足為由拒絕移交。

關於程錫庚事件的外交函件

在英國與日本圍繞着移交蘇清武的問題爭執時,著名的親日派人士、天津海關監督兼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天津支行經理程錫庚於1939年4月9日晚在天津英租界內的大光明戲院遭遇狙擊暗殺。[5]英租界逮捕了四名嫌疑犯。日本當局要求將此四人移交日方。克萊琪和賈米森擔心日本可能會武力佔領租界,認為「如果武力佔領真的發生,那麼,我們將不能像在上海的情況那樣指望得到美國的援助。」他們要求外交部同意交出這四人。但卡爾表示反對:「採取這一行動良心難安,而且將很難向重慶交待。」外交部最終認同卡爾的觀點,遲遲不肯移交四人。6月5日,日方向天津英當局發出最後通牒,稱英方若不在二日內將暗殺程錫庚之嫌疑犯交出,則日方將採取必要步驟,封鎖英租界。[6]賈米森和克萊琪要求向日本做出讓步。克萊琪說:「在這最不適當的時候,我們用自己在華北的地位冒險,僅僅為了法律上的細節捲入與日本的嚴重衝突當中,坦率地說,我不能理解。」卡爾卻反駁說:「這個問題更主要是道義問題,而不僅僅是法律上的問題。」最終,哈里法克斯指示賈米森:「如果沒有明確犯罪事實的令人信服的,而不是在日本人威脅下產生的供詞之外的證據,我將不打算移交刺程案四嫌犯。」他決定採納卡爾的建議,由英國、日本、美國各出一人組成調查委員會。但這一建議並未被日本接受。6月14日,日本正式封鎖天津英租界,造成英租界內正常生活的停頓,史稱「天津英租界危機」。

日本此舉引起了英國的強烈反應。日軍對出入英租界的英國人不分男女都要脫衣檢查,致使英國輿論為之譁然。[7]英國開始考慮對日經濟制裁的問題,首相張伯倫下議院暗示,除非日本解除封鎖,否則英國有可能進行經濟報復。[8]15日,英國商務部向外交部提交對日經濟制裁的若干建議,其中最重要的是廢止1911年的英日條約。17日,英國官方對外宣稱,如果天津局勢至本周周末仍未改善,則英國可能有三種經濟報復的方式:

然而,隨後的歐洲的局勢對英國日益不利,德國的閃電戰屢屢得手,西歐、北歐相繼淪陷,6月,號稱擁有「歐洲最強大的陸軍」的法國也向德國投降,英國在歐洲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新任首相丘吉爾領導下的英國更力主對日妥協,儘快解決天津危機。最終,英國不顧中國的反對,於1940年6月12日與日本正式簽訂天津協定,在天津存銀問題上向日本妥協。至此,英日在天津問題上達成一致。日軍解除了對天津英租界長達372天的封鎖,天津租界危機由此平息。[9]

收回[編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當日,日軍進駐天津英租界。1942年2月18日,日本宣佈將天津英租界移交給汪精衛政府。3月29日,舉行了移交儀式。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國民政府宣佈正式收回天津英租界。[1]

政治[編輯]

英國仿照本國制度,設計了天津英租界的政治制度,使得英租界成為僑民自治程度最高的租界。天津的英國領事不擔任工部局董事會的總董,在一般情況下都不干預工部局負責的日常行政事務。對於租界納稅人會議作出的改革租界現狀的決議,英國領事也只能在決議作出後的數天內加以否決,過後則無權推翻。同時,英租界的租界警察不受領事指揮,而是直接受工部局節制的少數租界之一[10]。正因為如此,英租界被稱為由僑民「自治」的租界[11]

英租界工部局[編輯]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徽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成立於1862年,總部設在戈登堂,間接地受英國駐中國領事館英國外交部的領導。1899年,天津英租界推廣租界的董事會下也成立天津英租界推廣租界工部局,組織狀況與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基本相同[12]。1919年1月,天津英租界原訂租界、天津英租界推廣租界與天津英租界牆外租界合併,組成一個統一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其組織狀況與原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基本相同。天津英租界董事會設立之後,也相繼成立了董事會的執行機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當時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設財政處、工程處、警務處、電處務、水道處和衛生醫官處等處。[13]

此外,天津英租界內還先後設立過六個由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和其訂立保管契約的保管團,分別為:紅牆道球場保管團、債券保管團、空地保管團、英文學堂保管團、天津公學保管團和養老金保管團。[13]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還設有八個市政委員會:電氣委員會、醫務委員會、自來水委員會、工程委員會、機要會計委員會、學校委員會、警備委員會、義勇隊委員會。這八個市政委員會的委員由天津英租界董事分別兼任,董事長兼任各委員會委員[2]

英租界董事會[編輯]

天津英租界華人董事莊樂峰

天津英租界董事為天津英租界內的統治主體和決策機關,董事由天津英租界裏的納稅人推選產生,任期為一年,任滿全體董事改選。1899年以前,天津英租界董事會由五名董事組成,均為英籍人士,後來董事名額增至九名。1902年,天津美租界併入天津英租界時,英美雙方規定董事會中至少有五人為英籍,一人為美籍。後來,《駐津英國工部局1918年章程》規定,天津英租界董事會的董事名額必須為五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五名為英籍。1926年,天津英租界董事會設中籍董事二人。1927年,天津英租界董事會中中籍董事席位增至三個。1930年以後,又增加一名中國籍副董事長。天津英租界董事會負責天津英租界中的一切應行事務,如:租界章程、任免官吏、買賣公產、籌措財政、捐稅和經營公有設備及公用事業等事務[2]

英國兵營[編輯]

天津英國兵營始建於1900年,坐落在當時的天津英租界推廣界內[14]。最初建立時該兵營佔地面積為124市畝,建築面積為23500平方米。兵營的最初駐軍為1400人。1902年,八國聯軍結束佔領天津時,又駐紮806人,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兵營的駐軍數為3000餘人。當時,原天津英國兵營的駐軍為旅的建制,司令官為少將軍銜。1937年,原天津英國兵營被日軍佔據。1945年,日本投降後,該兵營又被美軍駐用。1947年,天津市立中學在該舊址上建立,目前該建築已被拆除。[15]

經濟[編輯]

由租界發起的基礎設施建設,解決了集中供水供電、道路橋樑、公共交通、商業及住宅建築等城市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問題,為中外資本提供了適宜的投資環境。因而天津英租界的經濟日漸繁榮,天津當地的經濟重心也由華界的天津老城逐漸轉移至英租界。由於英租界積極疏浚海河,修建碼頭設施,天津三岔河口的航運中心的位置也逐漸被英租界取代。[1]1937年前後,天津483家較大的洋行,有404家集中於這一租界。[1]包括天津英租界在內,在華的各國租界中英租界大多繁榮興盛,而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英國是當時國力最強盛、商業最發達的國家,在很長的時期中它與中國的貿易額佔中外貿易總額的絕大部分。因此,來華的英國商民人數眾多、財力雄厚,在一開始就有足夠的金錢來向本國租界投資。第二,由於英租界大多開闢最早,天津英租界也不例外,是天津九國租界中最早開闢的。因此,英人往往可以選擇有利於貿易發展的地段作為租界的界址。第三,在各地英租界開闢之際,其他外國租界屈指可數,而九江、鎮江等地則始終只有一個英租界。即使在天津,雖然法租界幾乎與英租界同時劃定界址,但法租界則是在劃定約二三十年後才具有規模。[1]

工業[編輯]

天津英租界在成立初期開設過一些全系外資而且不具備獨立的工業企業性質的工廠,這些工廠一些是為進出口貿易服務的機器打包,一些是為天津英租界居民服務的供水供電企業[2]。1874年,大沽駁船公司作為近代天津第一家外資企業在天津英租界河壩道成立。作為英租界裏最早出現的外資工業,打包與包裝業是與進出口貿易有密切聯繫的工業,而且一些在天津從事掠取原料和特產的外國洋行都附設有打包廠,如:高林洋行打包廠、德隆洋行打包廠、世昌洋行打包廠等。隨着天津英租界的不斷發展,其工業種類和數量也不斷增加,在食品工業方面,天津萬國汽水股份公司、屈臣氏藥房製冰廠、心樂冰廠、華北飲水公司、米各士公司、美國制乳廠相繼在天津英租界界內成立。在捲菸工業方面,坐落於英租界的英美煙草公司天津公司、高林洋行捲菸廠一直壟斷着華北地區的捲菸市場。在紡織工業和機械工業方面,海京洋行毛織廠、華士洋行絨氈廠、車輪公司、東方機器工廠、拔柏葛鍋火爐公司、泰民電機廠、捷隆汽車行、美最時機器公司、西門子電氣廠相繼在英租界內設立[2]。此外,天津英租界裏的華資工業出現於19世紀70年代末,多為當時一些參加洋務運動的官僚投資興建而成的,其中包括麵粉、機器修配、織呢、地毯、毛紡等工業,其中,規模比較大的有:萬順鐵工廠、北洋織絨廠、仁立毛紡廠、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等[2]

金融業[編輯]

天津英租界作為天津銀行業的集中地之一不僅聚集着眾多的外國銀行,也集中了許多的華資銀行。1882年,滙豐銀行天津分行在天津英租界成立,成為最早在天津租界設立的外國銀行。之後,麥加利銀行華俄道勝銀行德華銀行花旗銀行橫濱正金銀行華比銀行等相繼在天津英租界設分行。在當時各國租界中,天津英租界貿易發達、經濟繁榮,行政制度和市政管理也較其他租界先進,因此,當時的外國銀行多集中在天津英租界的維多利亞道[2]

商貿[編輯]

天津英租界設立伊始,商業不是十分興盛,天津教案發生後,外國人及洋行紛紛從天津城廂遷入租界。天津設立最早的洋行多為英商經營,地點也多設於天津英租界。後來隨着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和天津英租界環境的不斷改善,洋行數量逐年增多。1936年,英國在天津開設的各類洋行達68家[2]。在天津英租界的英商洋行經營範圍廣,涉及範圍從鴉片到各種機器、軍火,因此英商洋行在進出口貿易方面,長時間處於主導地位。其中,英商的怡和和太古兩家洋行壟斷着天津的航運事業並在英租界河壩設有專門的碼頭和倉庫。當時,天津英租界界內比較著名的洋行有:高林洋行、怡和洋行天津分行、太古洋行天津分行、新泰興洋行、仁記洋行鴉天津分行、安利洋行、永豐洋行、永昌泰洋行、亞細亞火油公司天津分公司、永盛洋行、保祿洋行、英瑞公司等[2]

天津英租界擁有兩處商業區:東南部邊緣的小白樓和中部的黃家花園。小白樓商業區為白俄聚集區,開設有眾多服務於各國駐軍的酒吧、舞廳、西餐館、服裝店、美容店等,俄國色彩濃烈。[1]而天津租界早期的餐飲、服務業多集中於英租界,19世紀90年代前後,天津英租界已出現彌納客店、施磨斯客店、蘭士顛茶點店等西式餐飲、服務行業[2]。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利順德飯店皇宮飯店泰萊飯店英國鄉誼俱樂部、維克多力餐廳和西湖別墅等[2]

房地產業[編輯]

天律英租界內最集中的投資項目是以高級住宅為代表的房地產業。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隨着租界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同時為了躲避戰亂,尋求庇護,中國的商人、企業家、買辦、軍閥、官僚、政客等爭相在租界購地建房,置產興業。這股熱潮致使天津英租界在1913至1923年間,地價又每畝由300兩銀漲至3,000兩。英租界的推廣界更是成為雲集各屆名流的高級住宅區,日後這裏成為五大道歷史風貌街區[1]

文化[編輯]

教育[編輯]

在教會和租界華人的影響與參與下,天津的近代教育蓬勃發展。天津英租界作為天津租界中最繁榮租界,在教育方面的成績更是天津近代教育的一個縮影。1911年,北洋女師範學堂狀元、畢業生汪芸在英租界內創辦了天津私立競存女子學校,是天津第一所女子小學[16]。1927年,在時任天津英租界華人納稅會董事莊樂峰先生的倡導下利用華人納稅額的18%在英租界內創辦了耀華學校並聘請北洋大學學監王龍光為校長,校址位於戈登路(今湖北路),是一所英式的私立精英學校,故根據英國傳統最初命名為「天津公學」。創辦次年由於學生日增,莊樂峰英租界工部局提出劃地擴建的要求,覓得牆子河畔一片53畝的窪地學校擴建的新校址,並聘請英國建築設計設計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設施齊全的學校,後遷至牆子河畔的現址。此外,英租界內的學下還有英國文法學校等。袁世凱稱當時天津「學堂林立,成效昭然,洵為通商各屬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稱讚」。[17]

英租界《中國時報》撰稿人丁韙良

傳媒[編輯]

在租界的教會和華人推廣教育的同時,由洋人創辦的報刊雜誌也紛紛湧現,報社大多位於英租界和法租界。1886年11月6日,英籍德人德璀琳在天津英租界內創辦了天津第一份報紙《中國時報》。[1]這份報紙最初為英文周刊,撰稿人多為如丁韙良丁家立等精通中國文化的傳教士,最具特色的是其專門翻譯刊登中國的新聞、上諭以及「其它一些任何中國報紙都無法與之相比的消息」,在當時被稱為「遠東地區最好的報紙」。1894年3月,英國建築師裴令漢(William Bellingham)在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下創辦《京津泰晤士報》(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直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停刊。[1]

到20世紀30年代,洋人在天津創辦的報紙達40餘種,其中絕大多數辦在英、法租界並有教會背景。[18]這些報刊雜誌在傳播新聞的同時,也起到了開民智的作用。19世紀末至20世界初,隨着社會各階層逐漸認識到開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費閱讀報紙、雜誌和書籍的閱報處大量出現。[19]到20世紀30年代初,天津有近30家中外通訊社,發行報紙30餘種,總發行量超過29萬份,本地發行達18.7萬份。如果按當時天津有閱讀能力的人計算,日均2.5人就擁有一份報紙。此外,還有多如牛毛的各種小報。[20]

體育[編輯]

英租界內的校園足球賽

天津租界成立之後,隨着英國僑民的不斷到來,各種近代體育活動首先在天津英租界得到廣泛的開展,各種運動協會和運動俱樂部紛紛在天津建立,天津最早的公共體育場也開始在英租界出現,二十世紀前期,天津英租界成為天津近代體育運動的中心。[21]

1862年,天津賽馬會成立並舉行了天津的首次賽馬運動,天津賽馬會也成為天津英租界裏最早的運動俱樂部。此後,撒紙賽跑會、天津草地網球會、天津婦女草地網球會、天津草地網球協會、天津浮水會、天津冰球會、天津壘球會、天津馬球會、天津板球會、天津高爾夫球會、天津青年體育協會和天津業餘無線電協會等運動協會相繼在天津英租界成立。在運動場地方面,1895年1月由英租界納地捐者集資所設俗稱為「英國球場」的公共體育場在英租界落成,1926年,民園體育場落成,並舉辦過多項大型賽事[2]

市政建設[編輯]

天津英租界維多利亞道

道路[編輯]

1870年,天津英租界建成了第一條馬路——從老海關大樓到利順德飯店的中街(今解放北路),這也是天津各國租界中修築的第一條路。[22]1887年,在英租界董事長德璀琳住宅前,英工部局用碎石塊鋪設了一條道路,成為天津第一條碎石路,雖然技術並不先進,但與當年一般的土路、爐灰路相比,顯然進步了許多。此後,又相繼修築了馬場道、海大道(今大沽路)等道路,但都是簡陋的土路或碎石路。天津英租界初期規模不大,只有3條南北向道路,即中間的維多利亞道,東側的河壩道,以及西側的海大道;東西向道路雖有六七條,但都極短。其中怡和道及寶順道均以洋行命名。至19世紀末租界擴展以後,陸續建成的街道達到70多條。其中許多路名以英國本土或屬地城市命名,例如新加坡道、劍橋道、愛丁堡道、倫敦道、都柏林道等。

園林景觀[編輯]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結合海河清淤工程,對部分泥沼地區進行填築使之成為城市公園,如天津英租界最早的園林景觀維多利亞公園。1887年6月21日,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女皇登基50周年之日,該公園正式開放,故稱「維多利亞公園」,在當時有「英國公園」的別稱。[23]維多利亞公園佔地18.5畝,全園規劃採取西方傳統園林的規則式佈局,但在風格方面則具有非常明顯的折衷主義風格。其在植物配置,佈局建築和園林管理方面在當時都較為先進,並對天津後世園林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4]此外,英租界內的公園還有皇后花園、久布利公園、義路金花園等。

供水[編輯]

天津英租界的第一家自來水廠建於1898年,由英商仁記洋行建在今保定道與建設路口位置,是繼上海、旅順兩家水廠之後中國的第三家自來水廠。[25]創辦人投資198,000兩白銀,1898年11月完成鋪管工程,次年1月開始投產。後來隨着英租界不斷擴大,英租界工部局於1923年1月收購了這家自來水廠,將其改名為「英租界工部局水道處」。因當時的海河水污染嚴重,1925年,英租界工部局該處在擴建水廠的同時,開始用深井產水的嘗試,提高了出水的水質。截至1941年2月,該處下屬自來水廠有巴克斯道機廠、達克拉道機廠、皇后花園機廠及河壩進水機廠。四廠總生產能力為河水1,363立方米,井水11,818立方米。在該處管理期間,共鋪設供水管道5.57公里。英租界總面積為3.7平方公里,供水管道每平方公里為14.58公里,普及率幾乎達百分之百。當時牆子河西住宅建築雖不多,但均已在鋪路之前埋設了供水管道和消防栓,可以做到基礎設施超前施工。[26]

供電[編輯]

天津英租界自1906年起可以供電。租界當局委託仁記洋行,集資25萬元,在黃家花園一帶,建立一個小型直流發電廠。1923年自裝1,000千瓦汽輪發電機兩台,改為交流供電。電燈廠剛開辦時,實際接線的用戶的負荷總數大概剛好1,000千瓦。到1936年,該廠發電總容量增長為7,000千瓦,供應範圍為除英租界外還向天津德租界供電。[26]

社會[編輯]

人口[編輯]

英租界開闢之前,原是一片荒地,並無村落,只有零星散居華人住戶,人數不足20人。英租界開闢初期,人口增長速度緩慢,1867年,居住在界內的外國人有112人。到19世紀末,開始有大批外商入住英租界,到1906年,界內外國人總數達到1970人。20世紀初,大批華人開始進入英租界居住。此後人數繼續增加,到1938年外籍居民已達到4728人。到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已無英美僑民居住,除回國者,均押往山東濰坊樂道院集中營。1937年七七事變後,天津華界大批居民移居到較為安全的英租界,以至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的人口猛增到76815人,其中華人72087人[2]。出生於天津的英租界居民埃里克·利德爾在1924年巴黎舉辦的第八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獲得田徑400米跑金牌和200米跑銅牌。此外,曾經在天津英租界寓居過的各界名流有:原英國軍官、蘇丹總督查理·喬治·戈登,天津英租界董事長德璀琳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慶親王奕劻長子,農工商部尚書載振中華民國外交家顧維鈞,北洋直系軍閥領導人孫傳芳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原天津市市長張自忠直系軍閥首領、第六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曹錕中華民國政府總理顏惠慶[27]

宗教[編輯]

在天津英租界內,集中了幾座服務於外國僑民的宗教場所,包括英國國教聖公會教徒的諸聖堂;英國各個非國教教派教徒聯合使用的合眾會堂以及猶太會堂[28]1937年,循道公會在英租界倫敦道(今成都道201、203號)設有聖道堂,但遲至戰後租界交還後才完工。

在教會組織方面,自天津英租界開闢以後,聖公會華北教區主教決定成立直屬英國國外佈道會和聖公會華北教區主教領導的天津英國教會,該教會是一個在中國境內的純英國教會。此後,位於天津英租界的倫敦國外佈道會、救世軍基督教、安立甘教會、基督教女青年會等相繼成立。其中,在義和團運動以前,安立甘教會就派傳教士來天津籌劃建立教會之事,並得到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1893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將英租界咪哆士道與馬廠道拐角處的一塊空地以「名義租金」租給教會,使之在天津英租界佔有一塊地皮,之後,這塊地皮上便建起天津諸聖堂[2]

治安[編輯]

由於在當時擁有租界的國家中,英國國力最為強盛,因此英國對租界的治理與其他國家租界不同,從不依靠黑道[1]英租界當局都力圖維持良好的社會風氣,實行禁止在界內開設鴉片煙館、賭場與妓院的制度。當英租界進行拓展時,租界當局對擴展區所實行的重要政策之一,便是取締當地原有的妓院、賭館等「傷風敗俗」的場所。[29]天津日租界相比,由於英租界內沒有公開的煙館、賭場、妓院,相對來說英租界內黑社會的活動較少,犯罪率較低,社會治安較好。[1]

衛生[編輯]

天津英租界設立之後,陸續建立起一些醫院以方便英租界僑民就醫診治。其中,天津英租界的一些醫院為教會所建。後來,隨着天津英租界的不斷擴張和人口的迅速增加,一些華界的天津華人醫生也來到天津英租界建立醫院和診所。因此,天津英租界這些現代醫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為天津近代醫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在當時天津英租界開辦的醫院中,有1890年為京津及附近地區英國僑民集資建造的維多利亞醫院,凡英租界內的居民及納稅人,在此就診的診費較低,而英租界以外的居民的收費較高。[30]

在環境衛生和垃圾處理方面,天津英租界當局對傾倒髒土和清掃街道有着嚴格的規章制度,制度要求凡居住於英租界各戶人家的垃圾不准倒在街上,要先倒入自家設有的木製垃圾箱中,天津英租界當局雇清道夫每日清掃街道並要求住戶每日按照規定時間將自家垃圾箱中的垃圾倒入公共土車內並讓清道夫將公共土車運至河沿,倒入河中。在糞便處理方面,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採取強制措施規定居住於英租界的每戶居民必需建立一種經過試驗而且性能良好的化糞池,並將自家的污水管道與英租界內的下水道連接起來。後來,天津英租界當局決定在租界內停用糞車,戶主和地段業主必需按天津英租界新章程的規定修建與化糞池配套的新式衛生的廁所設備[2]

現狀[編輯]

原天津英租界所在地域目前仍為天津市中心城區的核心區域,大部分建築得到保留,部分維持着原貌,目前原屬於英租界的泰安道地區、五大道地區和解放北路地區已被列納入天津歷史文化街區。2010年3月起,天津市開始在原天津英租界以解放北路為核心,對泰安道及周邊地區的歷史街區進行修繕並建設配套建築,將形成泰安道英式風情區,該工程已於2011年成型。[31]

相關著作[編輯]

  • 天津市檔案館.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史料選編.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ISBN 9787552800678. 
  • 費成康. 《中國租界史》.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2年. ISBN 7-80515649-2 (中文). 

相關條目[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費成康. 中國租界史.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2年. ISBN 7-80515649-2.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天津通志·附志·租界. 天津: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6. 
  3. ^ 李華彬. 天津港史(古、近代部分).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8年版: 第82頁. 
  4. ^ 梅輝立. 《中國和日本的通商口岸》. : 第474頁. 
  5. ^ 萬仁元、方慶秋. 《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第53冊. : 第462 頁. 
  6. ^ 津租界情勢突緊. 《重慶各報聯合版》. 1939年6月9日. 
  7. ^ 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 《重光葵外交回憶錄》. 知識出版社. 1982年版: 第172 頁. 
  8.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顧維鈞回憶錄》第3冊. 中華書局. 1985 年版: 第477 頁. 
  9. ^ 傅敏. 英國在遠東的雙重外交與天津租界危機. 民國檔案. 2009年3月. 
  10. ^ 費成康. 中國租界史.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1: 165, 243. ISBN 978-7-80515-649-1. 
  11. ^ 天津通志 大事記 (1979-2008).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9: 81. 
  12. ^ 天津租界社會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88. 
  13. ^ 13.0 13.1 天津市檔案館.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史料選編.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ISBN 9787552800678. 
  14. ^ 譚汝為. 天津地名文化.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187. ISBN 978-7-80696-179-7. 
  15. ^ 天津租界的駐軍
  16. ^ 天津市志·基礎教育志. 天津: 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辦公室. 2007. 
  17. ^ 台灣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袁世凱奏摺專輯[M].台北:廣文書局,1970.1676.
  18. ^ 於樹香.外國人在天津租界所辦報刊考略[J].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2,(3).
  19. ^ 侯振彤.試論天津近代教育的開端[J].天津師範大學學報,1982,(2).
  20. ^ 俞志厚.1927年至抗戰前天津新聞界概況[J].天津文史資料選輯,1982,(2).
  21. ^ 天津近代精緻馬球生活的延續. 新京報. 2014-01-15 [2015-04-26]. 
  22. ^ 王和平. 天津有座「戒酒樓」. 渤海早報. [2015-04-26]. 
  23. ^ 維多利亞公園. 城市快報. 2009-05-10 [2015-04-26]. 
  24. ^ 張亦弛. 天津首座英租界公園 —— 維多利亞花園. 園林景觀評論. 2010, 5. 
  25. ^ 津沽自來水談往. 天津日報. 2007-04-18 [2015-04-26]. 
  26. ^ 26.0 26.1 趙津. 租界與天津城市近代化. 天津社會科學. 1987, 5. 
  27. ^ 李正中,趙黎,《近代天津名人故居》,天津人民出版社
  28. ^ 合眾會堂建築主體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毀壞
  29. ^ 《天津英租界擴充界土地章提》所錄天津海關道1897年3月1日的告示及該章程的第2條
  30. ^ 蘇莉鵬. 民國時期的看病難看病貴. 城市快報. 2015-03-24 [2015-04-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31. ^ 泰安道改造工程拉開序幕 「英倫風情」明年見. 北方網. 2010-03-01 [2011-03-04] (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