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拉鐵摩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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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文·拉鐵摩爾
夫人埃莉諾·霍爾蓋特與歐文·拉鐵摩爾
出生1900年7月29日
 美國華盛頓特區
逝世1989年5月31日(1989歲—05—31)（88歲）
 美國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
職業學者

歐文·拉鐵摩爾（英語：Owen Lattimore，1900年7月29日—1989年5月31日），是美國東方學研究者、中國邊疆問題研究者、外交家。

生平[編輯]

早年[編輯]

生於美國華盛頓特區Sibley醫院。，不滿周歲就隨父親David與母親Margaret來到中國，其父親精通法語、德語、拉丁語、古希臘語，先後在上海南洋公學、位於保定的直隸優級師範學堂、天津北洋大學教英文。他的弟弟Richmond Lattimore（英語：Richmond Lattimore）是著名的古希臘文學翻譯家，他的一個妹妹Eleanor Frances Lattimore（英語：Eleanor Frances Lattimore）是兒童文學作家。

從小在家中接受母親的教育。12歲時離開中國前往瑞士洛桑附近的Collège Classique Cantonal就讀。1914年前往英國就讀St Bees School（英語：St Bees School） (1915–1919)，該校培養優秀的文科生升入牛津大學。沉迷於古典文學，特別是詩歌，並皈依了天主教。牛津大學入學成績優異，但沒有足夠的學費而於1919年返回中國。[1]

在天津英租界為一家做進出口業務的英商安利洋行工作，後來為英商安利洋行在上海的保險部工作。1920年在《京津泰晤士報》做過一年的副編輯。1921年在天津又為英商安利洋行保險部工作，負責押送運輸商隊。這給他游遍中國的機會並跟隨一個老派的儒學人士學習中文。商業旅行也讓他能跟真實地認識生活與經濟。轉折點是1925年在兩個交戰的軍閥間交涉以讓從歸綏運輸羊毛的火車通過。這場經歷讓他計劃於1926年跟隨一個駝隊從內蒙古走到新疆。[2]他在保險部的經理認為資助其在中國邊疆的旅行並無益處，但仍建議打算辭職的歐文·拉鐵摩爾在北京再為洋行擔任一年的政府聯絡人。在北京開始其邊疆遠征前，遇到了他後來的妻子：埃莉諾·霍爾蓋特（Eleanor Holgate）。二人決定從北京旅行到印度度蜜月。歐文經由陸路，埃莉諾乘火車穿過西伯利亞到達當時興建中的土西鐵路終點塞米巴拉金斯克會合。但最終計劃未能完成，由於美國拒絕外交承認蘇聯，對途經美國赴墨西哥的蘇聯外交官拒簽，蘇聯作為報復措施也對美國人拒簽。拉鐵摩爾1926年8月20日從歸綏出發，隨駝隊穿越戈壁沙漠，歷經1,587英里（2,554公里），1927年1月3日抵達新疆古城子，無法得到前往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簽證。埃莉諾在1927年2月份被迫乘馬拉雪橇奔波17天400英里（640公里）去搜尋拉鐵摩爾。二人在塔城相會。隨後二人在新疆從北向南經天山北麓、哈密、繞道天山南麓、吐魯番、阿克蘇、喀什、莎車、和田，1927年10月翻越喀喇崑崙山口抵達英屬克什米爾，並從英屬印度繼續前往羅馬。埃莉諾後來把她的這一旅程寫成了《突厥斯坦重逢 Turkestan Reunion》 (1934)一書；歐文則寫了《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1928)與《高地韃靼 High Tartary》(1930)。這次旅行形成了拉鐵摩爾對內亞（Inner Asia）的終身研究興趣。

當歐文1928年回到美國，因《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一書獲得了很高的學術評價，英國皇家地理學會邀請其發表學術演講。還獲得了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英語：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資助在1928/1929學年成為哈佛大學人類學學院人類地理學專業進修一年以及赴滿洲旅行一年。1929-1930年東北9個月考察活動結束後寫成的《滿洲：衝突的搖籃》一書中，「認為中共只是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農民起義在20世紀的表現形式」[3]。但歐文並沒有正式進入攻讀博士的程序，而是在1930/1931年哈佛燕京學社的研究資助，1931/1933年約翰·西蒙·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兩次一年期的研究資助回到中國。因其在中亞的旅行與研究，1942年獲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佩特倫（Patron）金質獎章（英語：Gold Medal (RGS)）。[4]

太平洋國際學會與《太平洋事務》[編輯]

1934年，在《京津泰晤士報》總編輯H.G.E. Woodhead推薦下，歐文·拉鐵摩爾被委任為太平洋國際學會出版的學術季刊《太平洋事務（英語：Pacific Affairs）》的編輯，在北平工作。儘管有溫和的官方聲明，當時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使得學會的雜誌成為矛盾的論壇。拉鐵摩爾後來回憶：「工作水深活熱，特別是日本理事認為我太反帝，而蘇聯理事認為他們自己才是唯一真正的反帝戰線」。[5]如後文所述，其他人後來指責拉鐵摩爾的動機使得學術讓步於政治。拉鐵摩爾從非常寬廣的視野尋找投稿文章，使得雜誌稱為新觀念的論壇，特別是社會科學或者社會哲學。學者與作家都被勸說成為投稿人，包括賽珍珠、一些中國文化人、職業馬克思主義者。

太平洋國際學會總幹事愛德華·克拉克·卡特（英語：Edward Clark Carter）熱衷於吸引蘇聯的學者的參與，要求拉鐵摩爾去莫斯科與他會面。拉鐵摩爾從未去過蘇聯，過去申請簽證被拒，也非常熱切希望獲得蘇聯學者的投稿，這些人在內亞研究上有卓越的傳統。但拉鐵摩爾擔心蘇聯學者對他曾經的抨擊：拉鐵摩爾的"經院哲學類似於哈姆雷特的發瘋" ；拉鐵摩爾還曾出版過伊羅生的一篇文章《中國革命之展望》，此人是三十年代在華的著名托派分子。拉鐵摩爾帶着五歲的兒子，在西伯利亞大鐵路花了2周時間抵達莫斯科，並在莫斯科待了2周，直至1936年3月底。蘇聯要求太平洋國際學會及其雜誌支持針對日本的集體安全倡議。拉鐵摩爾回復《太平洋事務（英語：Pacific Affairs）》有義務服務於各國的學會，包括日本，政治上不能選邊。拉鐵摩爾請求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訪問被拒，因為「外蒙古處於備戰狀態，形勢非常不穩定」。最終，蘇聯學者只投了一篇稿件。[6] 在繼續旅行到倫敦與紐約之後，1937年初拉鐵爾摩爾回到北平。埃德加·斯諾首次採訪陝北蘇區引起的轟動，使拉鐵摩爾在1937年春產生了極大興趣。恰好此時，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正在對中日關係進行考察研究的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托馬斯·阿瑟·畢森（英語：T. A. Bisson）（畢恩來）來到北平，拉鐵摩爾向畢恩來建議共同做一次與斯諾相類似的冒險旅行。美國《美亞雜誌（英語：Amerasia）》主編菲利普·賈菲（英語：Philip Jaffe）和夫人艾格尼斯·賈菲恰在此時也來到北平。拉鐵摩爾、畢恩來等人兼任《美亞雜誌（英語：Amerasia）》編輯部成員。四人組成了「《美亞（英語：Amerasia）》小組」，拉鐵摩爾作為賈菲（英語：Philip Jaffe）與畢恩來的嚮導和翻譯一同前往，費用被全包。1937年6月7日四人乘火車離開北平，經石家莊、太原、潼關，於6月10日晚抵達西安。作為一群外國人只能自行解決前往延安的交通工具，拉鐵摩爾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瑞典人埃菲·希爾（Effie Hill），此人作為來華傳教的瑞典路德派傳教士的兒子，在中國西北長大，三教九流、八面玲瓏、神通廣大，在西安開了一家出租並維修汽車的商行，承諾用他的老式道奇車把《美亞（英語：Amerasia）》小組送到延安。6月18日乘車離開西安，路上用了4天時間，成為第七批進入陝北蘇區的外國人。抵達延安的當晚，毛澤東、董必武和丁玲等人就來到他們的住地，為他們舉行了臨時的歡迎晚會。隨後，朱德在抗日軍政大學、毛澤東在鳳凰山所住的窯洞裏分別會見了「《美亞（英語：Amerasia）》小組」。博古、周恩來接受了正式訪談。在有2000多人參加的抗大與延安「主要是統一戰線的同情者而不是今天所稱的堅強核心的共產黨人」的大會上，《美亞（英語：Amerasia）》小組三人分別發表了演講並回答了聽眾提問。6月24日晚離開延安。拉鐵摩爾為英國《泰晤士報》撰寫了《中國共產主義的基地：赴陝北之行》和《中國共產主義的今天和昨天：統一戰線理論》，但當時未能發表。[7]如果沒有這三天的延安之旅，拉鐵摩爾對中國社會與中國政治的認識與思考將是不完整的，延安之旅使拉鐵摩爾認識到中國社會中曾經被誤解和掩蓋了的力量：「在回西安的路上，當我們等待汽車發動機冷卻下來時，我問希爾：『埃菲，你見過各種各樣的中國人。你認為這些人怎樣？』因為他在延安四處走動，跟人們攀談過，我想聽聽他的反應。他說：『告訴你吧。我遇見過很多國民黨知識分子。我也曾跟軍閥有來往。幾乎沒有什麼樣的中國人我沒有打過交道。但是在延安，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能夠領導中國的人。』」[3]

1937年底拉鐵摩爾離開中國，在柏克萊用6個月寫完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中國的內亞邊疆》）的手稿，並繼續主編《太平洋事務》。[8][9][10]該書作為美國地理學會研究叢書第21本，1940年在紐約首版。1941年12月趙敏求中譯本《中國的邊疆》由正中書局在重慶首版[11]。拉鐵摩爾發現「對漢族是邊緣的長城，對整個的亞洲內陸卻是一個中心」。 1938-1963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係學院任教，1939年擔任院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編輯]

蘇德戰爭爆發後，1941年6月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推薦拉鐵摩爾擔任蔣介石的私人顧問，於當年7月到中國履職。美國學者米高・沙勒在《美國十字軍在中國》一書中寫道：「蔣本人雖然在拉鐵摩爾到達時親自熱烈歡迎，此後卻沒有同他多打交道。事實上，國民黨的報刊立即發表一些文章，暗示拉鐵摩爾持親共產黨的觀點，這次來華是要迫使重慶同延安達成妥協。」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認為拉鐵摩爾低估了蘇聯對新疆的干涉。[12]半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羅斯福總統派遣史迪威將軍擔任蔣介石和中國戰區的參謀長。1942年底拉鐵摩爾結束了他在中國的一年半的使命。

1943年任美國戰時新聞局設在洛杉磯的太平洋區負責人。並在1944年6月再次由羅斯福總統推薦，擔任亨利·華萊士副總統從阿拉斯加出發，經蘇聯遠東、西伯利亞、中亞、新疆至重慶，再經外蒙古、蘇聯遠東馬加丹訪問期間陪同出行的美國戰時新聞局觀察員。美國聯邦調查局從1942年起一直在秘密調查拉鐵摩爾的政治活動與社會關係達兩年之久，並建議根據國家緊急狀態對其預防性拘留。[13]

1945年，拉鐵摩爾出版了《亞洲的解決方案》（Solution in Asia），着重分析了戰後亞洲面臨的新形勢，希望能出現一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期待中國能在戰後的亞洲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拉鐵摩爾作為美國戰爭賠款的波利使團成員，曾一同前往日本，參與戰後工作。[14]

共產間諜指控[編輯]

1948年12月1日，亞歷山大·格奧爾基·巴爾明（英語：Alexander Barmine），1937年叛逃的蘇聯駐希臘全權代辦， 告訴聯邦調查局的特工：蘇聯格魯烏總局長揚·卡爾洛維奇·別爾津曾對他說拉鐵摩爾是個蘇聯特務。巴爾明堅持這一說法，並在麥卡錫參議院領導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上反覆作證。[15][16][17]

1950年3月，參議員麥卡錫在參議院泰丁斯委員會（英語：Tydings Committee）上指控拉鐵摩爾在美國或者在國務院，或者兩者兼有的最高級別的蘇聯特務。[18]這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由參議員米拉德·泰丁斯（英語：Millard Tydings）為主席，負責調查麥卡錫指控的蘇聯對國務院的廣泛滲透與國務院僱員的忠誠度。

拉鐵摩爾當時正在阿富汗喀布爾從事一項聯合國文化任務，回應稱對他的指控純是「扯淡」，並立即辭職趕回美國參議院泰丁斯委員會（英語：Tydings Committee）上答辯。[19]

麥卡錫參議員並沒有直接證據；為了證明拉鐵摩爾是個隱藏的共產黨員，1950年4月說服路易斯·F·比登茲（英語：Louis F. Budenz），一位已經變節反共的美共《工人日報》前編輯，在參議員派特·麥卡蘭為主席的參議院內部安全小組委員會（英語：Senat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SISS)上指證歐文·拉鐵摩爾既是蘇聯間諜同時還是秘密共產黨員。比登茲也沒有拉鐵摩爾是共產黨的第一手證據，在此前數年間被FBI反覆訊問的筆錄中也從未說過拉鐵摩爾是共產黨。比登茲1947年告訴國務院調查員關於拉鐵摩爾的共產黨嫌疑「沒想到任何實例」。[20] 但在1951年參議院聽證會上，比登茲作證他在美共的上級曾說拉鐵摩爾具有極大價值因為他能強調並支持蘇聯的政策。[21]泰丁斯委員會（英語：Tydings Committee）多數派報告澄清了對拉鐵摩爾所有指控均不成立；但少數派報告全盤接受了比登茲的指控。

1952年2月，拉鐵摩爾被傳喚到參議院內部安全小組委員會（英語：Senat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SISS)聆訊，該委員會由麥卡錫的同道派特·麥卡蘭（英語：Pat McCarran）參議院為主席。此前，SISS的調查員已經沒收了太平洋國際學會的所有文檔。聽證會持續了12天，麥卡錫、麥卡蘭與拉鐵摩爾展開激烈交鋒，拉鐵摩爾的自辯不斷被麥卡蘭主席打斷並被逐點駁斥。SISS也傳訊了一批學者，如著名蒙古學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鮑培，作證拉鐵摩爾既無學歷，所作的研究也是膚淺的、無批判力的。最致命的作證來自於前共產黨員魏復古以及其在華盛頓大學的同事，華盛頓大學遠東研究所所長戴德華（英語：George E. Taylor (historian)）教授（二戰時任美國戰時新聞局負責遠東地區的副局長）。魏復古作證在三十年代與拉鐵摩爾共同編輯《太平洋事務》雜誌時，拉鐵摩爾知道魏復古的共產黨身份，雖然二人對此沒有交換過看法，但拉鐵摩爾給了魏復古「會心的微笑」（knowing smile）。拉鐵摩爾後來幫助魏復古以非共產黨知識分子難民的身份移民進入美國。魏復古與戴德華（英語：George E. Taylor (historian)）指控拉鐵摩爾不關心把戰勝共產世界作為第一優先級的行為極大危害了自由世界。他們還斷言共產主義對拉鐵摩爾的影響的一個佐證是他使用封建（feudal）這個詞。拉鐵摩爾自辯稱他不認為這個詞是馬克思分子的專利。[22]

1952年，經過17個月的調查與聽證，66名證人出席作證，形成數千本卷宗，麥卡蘭小組委員會簽發226頁的全體一致通過的最終報告，宣佈「歐文·拉鐵摩爾，從1930年代初期某個時候，是蘇聯陰謀的自覺的發聲工具」；「在至少五個獨立事務上」拉鐵摩爾沒有講出全部真相，例如「證據...確鑿地展現了拉鐵摩爾知道弗雷德里克·范德比爾德·菲爾德（英語：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是個共產黨，但拉鐵摩爾知道這事後仍與其合作，並對小組委員會沒有講出與菲爾德的關係的全部真相...」[23]

1952年底，麥卡蘭委員會建議以8條偽證罪起訴拉鐵摩爾。時任司法部長麥克格雷納里（英語：James P. McGerenery）鑑於1950年參議院泰丁斯委員會調查拉鐵摩爾時FBI拿不出證據而擔心起訴拉鐵摩爾會導致公眾對他的同情。最終於1953年初司法部任命堅定追隨麥卡錫參議員的強硬反共的部長助理羅伊·科恩（英語：Roy Cohn）為公訴檢察官，以消除外界特別是國會共和黨議員對司法部公訴拉鐵摩爾熱情的懷疑。拉鐵摩爾被7個法庭指控犯有偽證罪。其中六個法庭是關於拉鐵摩爾的證詞與太平洋國際學會的文檔之間的差異，第七個法庭指控拉鐵摩爾尋求精心欺騙參議院麥卡蘭小組委員會（SISS）。拉鐵摩爾的辯護人，如律師亞伯拉罕·亞伯·方特斯，聲稱這種差異是由於麥卡蘭參議員精心訊問發生在三十年代的晦澀模糊的問題。

1953年1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哲學教授George Boas（英語：George Boas）倡議組建了拉鐵摩爾辯護基金會（Lattimore Defense Fund）為其募集刑事辯護的法律資金，[24]並寫信給西方漢學界39名著名學者，請求他們對拉鐵摩爾的學術能力做出個人評價，並希望能出版這些觀點；1953年《Lattimore the Scholar》正式出版。在三年時間裏，聯邦法官盧瑟·揚德爾（英語：Luther Youngdahl）駁回了這些控罪。四起控罪被駁回因為無實體的且無法審判的，「這些控罪是如此的不明確，甚至可以說是無效的」；拉鐵摩爾是否同情共產主義是個太模糊的問題從而法庭無法公正地做出回答；其他法庭的控罪不太受關注，如陪審團不喜歡對政治立場判罪。[25] 受其牽連，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係學院關門。

麥卡錫主義在國會對拉鐵摩爾的指控與宣傳，使他的名字成為在全美家喻戶曉的「叛國罪」的代名詞。1952年總統大選的共和黨全國大會大力宣揚三個標誌性的人名：拉鐵摩爾、艾奇遜和杜魯門。拉鐵摩爾夫婦駕車旅行時，汽車旅館的經理在認出他們後甚至拒絕提供住宿服務。[26]

拉鐵摩爾1967年在阿姆斯特丹
1967年中國學研究，在阿姆斯特丹。前排左起：K.S. Karol (=Karol Kewes), Bertus Hendriks, George Cammelbeeck, 斯圖爾特·施拉姆，歐文·拉鐵摩爾

1963年，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退休，前往利茲大學創建了中國研究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現為East Asian Studies）。幾乎保持了每年一次的到外蒙古的考察旅行。1968年他還開創了蒙古學研究。1969年被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院授予外籍院士。1970年作為榮譽退休教授。1984年，利茲大學授予其文學博士榮譽學位。[27]查爾斯·比爾德指出：「儘管時而有人指控拉鐵摩爾是蘇聯間諜，但在他的控告者心中，他的真正罪行是他提倡的觀點類似於蘇聯的觀點。更糟糕的是，有心人認為他的作品的純粹影響證明，他對美國決策人和輿論具有明確而有害的影響，進而試圖對他加以清算。」[28]

1987年因為中風停止了外出考察旅行。晚年居住於波塔基特 (羅得島州)。[29]

影響[編輯]

1979年，成為第一個西方人被蒙古人民共和國授予了外國人能獲得的最高榮譽北極星勳章。1986年烏蘭巴托國家博物館以其命名了新發現的恐龍。[30]

2008年8月20日至21日，蒙古學研究美國中心（英語：American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蒙古學研究國際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ongolian Studies）、蒙古國立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在烏蘭巴托組織了國際會議：「歐文·拉鐵摩爾：內亞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31]

理論[編輯]

1947年發表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的內亞路徑》（An Inner Asi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探討了人對自然環境影響的系統，並得出結論文明被其自身對環境的作用所塑造。列出了下述模式：

  1. 一個原始社會追求農業活動，並知道其自身很多地方受限
  2. 隨着成長與演進，社會開始改變環境。例如，耗盡了狩獵供應與野生作物之後，開始了馴養動物與植物。砍伐森林為其活動開闢空間
  3. 隨着環境改變，提供了新的機會，如變成草原
  4. 隨着新的機會，社會發生改變，形成新社會。例如，游牧部落建立起永久定居點，從狩獵採集變為農耕文化。
  5. 逆過程也可發生

拉鐵摩爾認為，在亞洲大陸，當南方農業社會未成熟壯大之前，無論哪裏，都是種植、養畜的混合經濟。不能種植的地方，則幾乎沒有人煙，不存在單純的游牧經濟。北方的人們聚集在草原邊緣的山地林莽之內。後來，南方農業社會發展，在地域上不斷壯大，向四面八方可能進行農業拓展。一些部落被驅趕到幾乎不能進行任何種植的草原地帶，放棄混合經濟而轉為完全的純畜牧經濟，完全依賴天然牧場，最終形成了游牧社會的一套組織辦法。在司馬遷的記錄中，「戎」—「狄」—「匈奴」名稱的變更正反映了這一過程。「中國從有利於建立中國社會的精耕農業的環境中，逐出了一些原來與漢族祖先同族的『落後』部落，促成了草原社會的建立」。草原社會與南方農業社會之間的地域遂呈現「邊疆形態」，包括巨大的自然差別和社會差別。秦長城的修建，加強了邊疆地帶的政治分割強度，加速了草原社會的政治發展與統一，最後是由頭曼—冒頓整合起來的草原帝國。

作品[編輯]

  • 1928: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London: Methuen, 1928. Reprint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29;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5.
  • 1930: High Tarta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30. Reprinted: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4.
  • 1932: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rev. ed. 1935.
  • 1934: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 with maps. New York: John Day, 1934; reprint: New York: H. Fertig, 1969.
  • 1934: "China and the Barbarians," in Joseph Barnes, ed.Empire In The Eas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New York: Doubleday, 1934; repr. 1970 ISBN 0-8369-1863-0.
  • 1940: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Reprinted: Boston: Beacon, 1967.
  • 1941: Mongol Journeys.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1941.
  • 1942: "China Opens Her Wild Wes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Vol 82:3, September, 1942
  • 1944: with Eleanor Holgate Lattimo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1944. Reprinted: Washington, DC: Infantry Journal, 1944.
  • 1945: Solution in A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45.
  • 1947: with Eleanor Holgate Lattimore, Chin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New and rev., 1947.
  • 1949: The Situation in Asi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Boston: Little Brown, 1949.
  • 1950: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50.
  • 1950: Ordeal by Slander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Boston: Little Brown, 1950. Reprinted: New York: Carroll & Graf, 2004; introduction by Blanche Wiessen Cook; preface by David Lattimore.
  • 1953 The New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nner Asia. Great Britai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CXIX Part 1, March 1953. Reprinted:-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Limited.
  • 1955: with Sh. Nachukdorgi,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 1962: 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1962: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ris: Mouton, 1962.
  • 1964: From China Looking Outward: An Inaugural lecture. [Leeds]: Leeds University Press, 1964.
  • 1968: with Eleanor Holgate Lattimore, Silks, Spices, and Empire: Asia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Its Discoverers. New York: Delacorte, 1968.
  • 1970: History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Lund: Studentlitteratur, 1970.
  • 1990: Compiled by Fujiko Isono, China Memoirs: 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參考文獻[編輯]

  1. ^ Newman (1992)，第5-6頁.
  2. ^ Lattimore, Owen (1928)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pp. 5-8. He euphemistically describes the experience as being "sent 'up-country' once to try to get hold of some wool".
  3. ^ 3.0 3.1 [日]磯野富士子整理，吳心伯譯：《蔣介石的美國顧問——歐文·拉鐵摩爾回憶錄》，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2頁
  4. ^ List of Past Gold Medal Winners (PDF).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2015-08-24].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1-09-27）. 
  5. ^ Lattimore later recalled, he was "continually in hot water, especially with the Japan Council, which thought I was too anti-imperialist, and the Soviet Council, which thought that its own anti-imperialist line was the only permissible one...."
  6. ^ Newman (1992)，第28-29頁.
  7. ^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London 1962, p. 12-20
  8. ^ Newman 40-4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9. ^ Lattimore, 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eries No. 21.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年2月21日 [2023年2月21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年2月21日） –透過Google Books. 
  10. ^ 歐文·拉鐵摩爾.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由唐曉峰翻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年 [2023-02-21]. ISBN 978721404215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2-21）. 
  11. ^ 中國的邊疆. WorldCat.org. [2023-02-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2-23）. 
  12. ^ Liu, Xiaoyuan. Recast All Under Heaven: Revolution, War, Diplomacy, and Frontier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Continuum. 2010: 88–89 [2023-02-21]. ISBN 978144113489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2-21）. 
  13. ^ FBI Report, "Owen Lattimore, Internal Security - R, Espionage - R," September 8, 1949 (FBI file: Owen Lattimor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p. 7 (PDF p. 12): Six years prior to Barmine's 1948 FBI interview, the agency had already compiled a thick security dossier at the onset of World War II on Lattimore, recommending that he be put under "Custodial Detention in case of National Emergency."
  14. ^ John Thomas, Ch. 2, "Kohlberg and the China Lobby,"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esp. pp 39-40.
  15. ^ FBI Report, Owen Lattimore, Internal Security - R, Espionage - R, September 8, 1949 (FBI File: Owen Lattimore, Part 1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p. 2 (PDF p. 7)
  16. ^ Absent-Minded Professor? Archive.is的存檔，存檔日期2012-05-29, Time magazine, Monday, Mar. 10, 1952
  17. ^ Testimony of Alexander Barmine, July 31, 1951, U. 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Hearings, 82n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1), Part 1, pp. 199-200
  18. ^ Evans, M. Stanton. McCarthyism: Waging the Cold War in America. Human Events. 1997-05-30 [2009-12-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10-12）. This was McCarthy's showdown with Prof. Lattimore,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 long-time official of IPR, and noted authority on Far Eastern questions. Of all the internal security battles that McCarthy fought, this was by far the most explosive. 
  19. ^ Quotes from "Owen Lattimore, Espionage -- R," Ch 29 of M. Stanton Evans's Blacklisted by History: The untold story of Senator Joe McCarthy and his fight against America's enemies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pp. 385-398. Further documentation of specifics charges is to be found in: FBI Report, "Owen Lattimore, Internal Security - R, Espionage - R," September 8, 1949 (FBI file: Owen Lattimor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p. 1 (PDF p. 2); 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ISBN 0-520-07388-6, p. 52; On December 14, 1948, Alexander Barmine, former Charge d'Affairs at the Soviet Embassy in Athens, Greece, advised FBI investigators that then-GRU (Soviet Military Intelligence) chief General Berzin informed him prior to his 1937 defection that Owen Lattimore was a Soviet agent; FBI Report, "Owen Lattimore, Internal Security - R, Espionage - R," September 8, 1949 (FBI File: Owen Lattimore, Part 1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p. 2 (PDF p. 7)
  20. ^ Navasky, Victor S., Naming Names, p.13. Viking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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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Report on the IPR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Time, July 14, 1952
  24. ^ Levallois, Clement. Why Were Biological Analogies in Economics "A Bad Thing"? Edith Penrose's Battles against Social Darwinism and McCarthyism. Science in Context. 2011, 24 (04): 465–485. ISSN 0269-8897. doi:10.1017/S0269889711000196. 
  25. ^ Haynes & Klehr Early Cold War Spies; p. 47; US Senate, 82nd Congress, 2nd Session,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port No. 2050, p.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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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Newman, Robert P.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584 [2015-12-24]. ISBN 9780520073883. 
  31. ^ The conference website includes links on the conference and Owen Lattimore: "Who was Owen Lattimore?"; Digital Books; Articles; Archives; Bibliography: Bookshop; Conference Presentations [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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