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的衰落
羅馬帝國的衰落（英語：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亦稱西羅馬帝國的衰亡（英語：The Fall of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是指羅馬帝國社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社會機構等的逐步瓦解和崩潰，最終使西歐遭受蠻族入侵和佔據的厄運，終結了西羅馬帝國，並且開始進入歐洲中世紀時期。
《羅馬帝國衰亡史》（1776年）的作者愛德華·吉朋所做的定義如上，但吉朋不是第一個對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和具體時間提出質疑的人。「從十八世紀起」，吉朋評論說，「我們開始沉迷於它的衰落史；我們將它捧為可知的沒落史的範本，也因此，作為我們對現實擔憂的一個像徵」。[1]羅馬帝國的衰落已經成為最大的歷史話題之一而被廣泛討論，吸引了眾多學者的興趣。1984年，德國歷史教授亞歷山大·德曼特出版的專著中列舉了前人給羅馬衰亡的210種解釋，而新的理論也從那時起紛紛被提出。[2][3]
羅馬帝國的衰落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標誌着古典時代的終結和歐洲中世紀的開始。大衰退持續了約320年，告終於西元476年9月4日，即西羅馬帝國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被日耳曼將軍奧多亞塞廢黜之日，但被東羅馬帝國承認的皇帝尼波斯政權在達爾馬提亞苟延殘喘到480年。[4]根據吉朋的評述，東羅馬帝國從此卻越來越強大，一直存在到君士坦丁堡的淪陷（1453年5月29日）。關於羅馬帝國終結的標志性時間還有：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戰役；狄奧多西一世去世的395年，也是羅馬帝國政治統一的最後一年；日耳曼部落大規模穿越萊茵河的406年（羅馬軍團因意大利告急而撤出了邊境）；410年，近八百年牢牢掌控在羅馬人手裏的羅馬城淪於蠻族；最後一位努力恢復西方失地的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65年的去世；632年伊斯蘭勢力的崛起。
長期以來關於羅馬的衰落的理論汗牛充棟，也有關於歸根到底是不是衰落的爭論。不少學者主張與其說是衰落，不如把這個過程概括為「曲折的發展」更加的確切。[5]
概覽[編輯]
政治[編輯]
羅馬帝國在3世紀又發生了嚴重的政治危機，這表現為政治混亂和內亂外患加劇、中央集權的帝國政府陷入分裂和癱瘓狀態。安敦尼王朝末代皇帝康茂德被殺後，羅馬就發生了皇位爭奪戰，近衛軍、各行省紛紛擁帝自立。經過四年的混亂，潘諾尼亞總督塞維魯得勝登基，建立塞維魯王朝（193年—235年）。235年，皇帝亞歷山大被政變的軍人殺害。在災難深重的235年—285年，大約有20多個人當過皇帝，其中只有一位不是因謀殺、戰死或被俘而亡的。到70年代，分裂出來的帕米拉王國和高盧帝國重新合併，帝國暫歸統一。[6]3世紀末、4世紀初的帝制改革多少拯救了帝國的命運：長期對蠻族和波斯人作戰，收復了一些失地；穩定物價、為職業定級；還加強了城市的權力。此外，戴克里先用繁瑣、莊重的宮廷禮儀，摒棄了「元首」的幌子，提升皇帝的權威。戴克里先皇帝和君士坦丁大帝力圖求新，將鬆散的帝國建成有龐大的軍隊和官僚機構支持的專制國家。然而，這時期的行政人員過於強調帝國東西方差異，對後來的「中世紀西方」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7]330年，君士坦丁將首都東移至拜占庭，取名「君士坦丁堡」，帝國的權力中心實際東移了。他還在新都建立了一個與羅馬的並列的元老院，實際上並不起作用，君主專制已經最終確立。然而，君士坦丁死後，皇位爭奪戰再次爆發。儘管在狄奧多西一世時期國家得到短暫的統一了，但395年後帝國永久分裂為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408年斯提利科死後西部帝國失去了強勢的將領，皇帝成了日耳曼僱傭軍下的傀儡。
經濟社會[編輯]
羅馬帝國在3世紀時出現了明顯的社會經濟崩潰的情況，饑荒、疾病和洪水比以前更多見了。幾代以來，羅馬吸收並壟斷了那流通於地中海地區的貨幣，建立了持久的投機方法和成功的高利貸制度。巨富的豪華生活引起了奢侈的大量消費，而這種奢侈品的貿易又使大批貴金屬尤其是白銀，流入西亞、印度，甚至中國。羅馬帝國不能以相應的國內產品來抵消進口商品，結果出現經常超支，3世紀中期以後的金銀礦產出不足以彌補虧空。[8]貨幣危機使商業蕭條、城市沒落，增強農業經濟實體的獨立。處於苛政、重稅和戰爭之下的小農，難以維持其地位，紛紛把土地獻給大地主以求庇護，然後再從地主手中租種土地，變成佃農。因此庇護制逐漸盛行，成為貧苦農民向隸農轉化的新途徑。在高盧、北非和埃及等行省中，大批隸農從庇護制中產生。在此時期，隸農制獲得進一步發展，其來源除了貧苦農民和奴隸以外，又增加了遷入羅馬帝國境內的日耳曼部落居民。[6]生活費用從256年到280年漲了整整10倍，軍費暴漲，苛捐重稅。[7]中等階級上層為了逃避岢稅，爬上元老地位；而中產階級的下層，遭受着社會不景氣和貧困的災難。在帝國後期，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羅馬皇帝越來越靠富人，換句話說，富人階層逐漸控制了政府。於是，大地主不斷吞併小土地，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本已在經濟危機中增加，在此時大領地越來越像國家中的半獨立政體。貴族們不再喜歡居住在破敗的城市而選擇鄉村，遠離一團糟的公共事務。這破壞了帝國結構的完整和深刻改變了帝國社會結構。[8]4世紀前期，帝國中心從西部轉移到東部後，東部的新興城市和較為活躍的商貿加大了東西差異。東部對西部輸送絲綢、辣椒、珠寶和穀物，西部卻只有奴隸、戰馬此外便沒什麼可以交換了，金幣的數量也越來越少。[7]
科技文化[編輯]
帝國時代起哲學和科學發展就趨於停滯。3世紀起羅馬的藝術和工藝水準也開始下滑。修建於312年的君士坦丁凱旋門已需要從羅馬城其餘的公共建築上拆卸浮雕來裝飾。古典時代基於透視和解剖學的雕塑藝術漸漸失傳，直到中世紀晚期到文藝復興才慢慢恢復。
民眾暴亂[編輯]
混亂的政治和經濟社會秩序難免使暴亂頻發，流氓、強盜橫行，更重要的是，奴隸和隸農的暴亂摧殘着這個國家。269年在高盧地區爆發奴隸和隸農起義的巴高達運動規模最大，起義者自立皇帝，自鑄錢幣，運動持續到286年才被鎮壓下去。4世紀30年代興起的阿哥尼斯特運動，參加者有奴隸、隸農和農民，還有反對羅馬統治的土著居民柏柏爾人。阿哥尼斯特運動與多那圖斯教有着密切聯繫，帶有明顯的宗教色彩。他們襲擊大地主和高利貸者，摧毀大莊園，焚燒奴隸的名單和債券。運動在40年代發展到高潮，後為羅馬軍隊鎮壓。368年—369年在不列顛發生了納稅人的暴動，巴高達運動在高盧余焰重燃。372年，毛里塔尼亞發生費爾姆領導的起義。由於費爾姆和阿哥尼斯特聯合起來進行鬥爭，起義聲勢浩大，席捲毛里塔尼亞大部分地區，後經兩年戰爭才被羅馬鎮壓。[6]
蠻族入侵[編輯]
在羅馬帝國北方邊境外的蠻族，自始就是對羅馬帝國的威脅。他們早在1世紀就曾擊敗過羅馬軍隊；在2世紀到3世紀中期，已有不少蠻族人深入帝國活動，或充當僱傭軍，或在邊境請求賜予土地耕種。但在4世紀晚期以前，羅馬人總能夠成功將他們驅逐，或將他們同化到自己的社會結構中來。羅馬採取以蠻制蠻的政策，吸收蠻族人入伍，導致羅馬軍隊逐漸蠻族化，把大批蠻族部落居民以軍事移民方式遷到羅馬邊境，又為後來蠻族大規模入侵開方便之門。4世紀後期，匈人從裏海附近西遷，推動日耳曼部落大遷徙浪潮。最先是西哥德人，為躲避匈人的鐵蹄進入帝國東部避難。但西哥德人不甘羅馬官員的欺壓，發動暴亂，在阿德里安堡戰役中戰勝羅馬軍隊，皇帝瓦倫斯戰死。繼位的狄奧多西一世被迫與西哥德人訂立和約，將色雷斯和馬其頓的土地劃分他們定居，供給糧食，起義才平息下來。4世紀末，西哥德人在其首領阿拉里克率領下，蹂躪巴爾幹半島，然後進軍意大利，沿途許多奴隸、隸農和農民加入西哥德人隊伍，聲勢浩大。羅馬406年從萊茵河調軍回援，卻引起更大規模的其他日耳曼部落的入境。408年阿拉里克包圍羅馬，勒索大量錢財才暫時退兵。410年阿拉里克再次圍困羅馬，城內起義的奴隸打開城門，放進西哥德人，於是這座譽為「永恆之城」的羅馬城在奴隸和蠻族的內外夾攻下首次陷落。西哥德人入城後大肆劫掠。不久，他們向西進入高盧南部，繼而將前已佔領西班牙的汪達爾人逐走，於419年建立以土魯斯為都城的西哥德王國。而汪達爾人在5世紀初越過萊茵河侵入高盧，後又南下西班牙，被西哥德人打敗後，渡海進入北非，於439年攻克迦太基城，建立汪達爾王國。他們佔領北非，等於切斷羅馬的一個重要的糧食來源；汪達爾人的海盜行為也打破地中海地區平靜，進而破壞羅馬帝國本身本已十分脆弱的商業網。455年，汪達爾國王蓋薩里克率領大批艦隊渡海北上，攻陷羅馬，又把羅馬洗劫一空。劫後羅馬僅存居民7000人。此時，法蘭克部落和勃艮第人已經成為高盧的新居民和征服者。5世紀中期，匈人在阿提拉的領導下跟蹤而進，狂掃東羅馬帝國、意大利和高盧，以求和之名勒索錢財，進行殺戮和劫掠。羅馬人聯合西哥德人、法蘭克人和勃艮第人進行抗擊。後軍中瘟疫，又逢阿提拉去世，匈人便引兵而退。西羅馬帝國在其風蝕殘年裏的勢力僅限於亞平寧半島，在其他地方已經完全被蠻族出身的軍事冒險家所佔領。懦弱的皇帝被掌握意大利實權的蠻族將領廢黜，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基督教的興起[編輯]
宗教的創立，與其說是由於神學，不如說由於社會原因和經濟條件。[8]吉爾柏·墨累勳爵在他的一本出色的書裏，指出早期基督教的城市性質：「當我企圖從大堆教義，如諾斯底主義、三位一體說、一性論、阿里阿教派等的教義了解基督教的時候，我一無所得…基督教起初流傳於安提阿和利凡得的許多商業和製造業城市的下層社會，然後由於本能的同情，它傳入羅馬和西方的類似階層中間，並且和其他一些神秘教派一樣，它的影響就擴大了起來」。[9]基督教產生後其信徒的社會成分有自由民，也有奴隸和被釋放的奴隸，但主要以下層民眾為主。在基督教早期階段，基督教會曾實行財產共有，外界視其為一種秘密宗教組織。[8]到尼祿皇帝（54年—68年）在位時，教會的人數已增長到不可忽視的程度，從公元60年代中期羅馬帝國政府的逼害就開始了。當時教徒普遍不分種族及社會階層，就連當時的奴隸在信主以後亦可即時被接納為弟兄。在此後的幾個世紀，社會各階層愈來愈多人加入教會，二世紀末羅馬社會上層也開始有人信教。到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時，在不少省份中已有不少基督徒擔任重要職務，擁有能左右國家事務的權力。為了得到基督徒的支持，並期望以一神論代替多神論來重建一個統一的羅馬帝國，313年君士坦丁發佈了米蘭詔令，基督教從此成為合法宗教，基督徒的人身和財產獲得了法律的保護。[10]這樣，羅馬人民不論貧富都可拜在基督門下。基督教會反對民族區別，因此有不少外族包括日耳曼人、哥德人都開始信奉基督教。傳統希臘羅馬神話的多神信仰仍然存活了一個多世紀，但和一神教的基督教衝突日增，在亞歷山大城在宗主教區利羅治下，驅逐了猶太教人、焚燒了亞歷山大圖書館，自稱信奉基督的暴徒更殺害了希臘哲學家希帕提婭，進一步標誌着古典哲學輝煌的時期告一段落，代之而起的是基督教神學的時代。但一神論並沒有帶來一統的羅馬帝國，反而宗教的爭端漸多。在君士坦丁堡及帝國的東部，希臘語仍然是流通的語言，新約聖經亦是以希臘語流傳。在羅馬及帝國的西部，則以拉丁文傳教。在羅馬、君士坦丁堡、安提亞、亞歷山大城、耶路撒冷的牧區互不統屬。在幾次的大公會議中，基督教被國教化，三位一體被確立為正統，但其他學說則被視為異端，聶斯脫利被逐出教會在中東形成東方亞述教會，阿里烏教派亦被逐出教會。教會不復是一個由窮人和中等階層的人所組成的宗教社會，而變成為統治勢力，組成階層式和官僚式組織的團體，崇尚奢靡、爭權奪利。[8]但亦有學者認為在羅馬帝國衰落的時期以至中世紀，基督教的死後永生和救贖論是在充滿動亂的時代人們的慰藉，而部份希臘羅馬的傳統亦被基督教吸收，因此羅馬時代遺留的一些社會結構痕跡亦隱約地保存下來。[11]
要事年表[編輯]
3世紀[編輯]
4世紀[編輯]
5世紀[編輯]
- 406年，汪達爾人、蘇維匯人和阿蘭人大規模地越過萊茵河，發動入侵。
- 410年，西哥德人洗劫了羅馬城。
- 434年—453年，阿提拉領導下的匈人大入侵。
- 455年，羅馬城再度被洗劫，這次的征服者是汪達爾人。
- 461年—468年，西羅馬對汪達爾人的大規模反擊失利。
- 476年，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被奧多亞塞廢黜。
- 480年，尼波斯被殺。
- 493年，東哥德王國建立。
部分有關論述[編輯]
通貨膨脹說[編輯]
羅馬帝國後期給世人留下最長久的證物是它的鑄幣。西羅馬帝國晚年的硬幣提供了鑄幣成分摻假的證據，銀鑄幣的情況尤甚。在那些年，與以前同樣面值的貨幣含有更多的低廉金屬，僅僅在表層鍍上貴金屬。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帝國在短時期內快速擴張，出現了通貨膨脹，加速了帝國的衰落趨勢。由於帝國幅員遼闊，財政需要龐大的預算，去維持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設施，包括道路（通信、運輸、軍事所必不可少的）、水渠（許多城市需要供水）。此外，因帝國征服別國和民族的土地而不得不面對周邊敵人，故大量的黃金、白銀須消耗在軍費上。為了應付上述問題，國家不得不頻繁加稅，也因此發行了劣質貨幣，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相反地，帝國征服的做法更加劇了政府和社會的經濟壓力，一些歷史學家因此認為通貨膨脹是羅馬衰落的關鍵所在。
維吉提烏斯的軍事退步說[編輯]
5世紀的軍事思想家維吉提烏斯呼籲改革，以去除削弱軍隊戰鬥力的不利因素。歷史學家亞瑟·費里爾認為羅馬帝國，特別是軍事方面的沒落很大程度上由於日耳曼僱傭兵湧入軍隊行列。「日耳曼化」引起軍隊文化水平下降，即「野蠻化」，不僅導致軍備廢弛和軍事訓練水平下降，還對士兵們對羅馬政府和將軍的忠誠產生負面影響。費里爾認同羅馬史學家阿諾德·瓊斯的觀點：
| “ | 貿易和手工業的蕭條並不是羅馬沒落的原因。農業也有衰退的趨勢，一些從前的耕地被擱到一邊，有些地方這種棄置還是很大的規模，儘管有時候確實蠻族的入侵所致。然而，引起這種窘迫的主要原因是對小土地（相對於大地主領地而言）過高的稅率，因此小土地荒廢。 | ” |
瓊斯十分肯定的是，龐大的軍費開支刺激高稅收，間接地引起蠻族的入侵。[12]
環境退化[編輯]
有一種說法是，環境退化導致了人口下降和經濟蕭條。森林開伐和過度放牧致使農田和草原退化，不合理的灌溉和排水系統泛濫也產生了土地鹽漬化問題，在北非尤為嚴重。這些人為活動的後果是，原本肥沃的土地變得不宜耕作，在有些地區最終出現了荒漠化，許多野生動物滅絕。[13]上述論斷是賈德·戴蒙在《大崩壞》一書中所探究的。另外，高稅收和徭役使人們被要求在原有的農田上，產出更多用於交易和供給人口稠密的城市的糧食。羅馬的城市裏有着大量從事各種專門工商業的人口，一旦沒有了資源補給，糧食和水的短缺、疾病便蔓延了。
古代晚期說[編輯]
由彼得·R·L·布朗首創的「古代晚期」研究領域學者們，繼承了亨利·皮朗的相關觀點。他們認為，羅馬的後期文明的轉化歷時幾個世紀，中世紀文化是建立在羅馬文化基礎之上的，古典文明和中世紀文明有着一脈相承的聯繫。故而這個轉化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進程而不是歷史的突然斷層。布朗在他的書裏寫道：
- 「我們自然所想到的造成羅馬後期危機的因素：城市化帶來的問題，公共災害，外來宗教思想的侵蝕，宗教信徒們的期望提高和恐懼加深——在2世紀晚期和3世紀也許沒有人們想像的嚴重。地中海的城鎮本來是小城鎮，而裏面的居民與農村村民們的生活方式是迥異的，故而鄉村化的趨勢也是不明顯。」[14]
鉛中毒說[編輯]
古羅馬自來水系統以使用鉛管而聞名，但古羅馬人體鉛的主要來源並非自來水；古羅馬工程師在建設供水系統時、已經盡量的減少鉛管的使用，而古羅馬供水系統長年流動又多輸送硬水、會大幅減少鉛的溶出量，古羅馬自來水平均含鉛量仍符合現代衛生標準；供水系統禁用鉛管是現代才開始實施的，目前許多國家也尚未全面汰換舊有的鉛管。
除了蜂蜜以外，古羅馬人的甜味劑是寥寥無幾的。他們會在鉛鍋裏做一種甜味的濃果漿，可調甜酒和食物。而煮沸的糖漿裏含有醋酸鉛[15]
這種糖漿的主要烹調用途是為葡萄酒調味，但也會用作瓜果和肉菜的添加劑、酸化劑，甚至還被用來餵食動物以使他們的肉更加美味。糖漿加在加隆醬汁上是當時盛行的調味料。糖漿又可與蜂蜜、水一起醃製木瓜、甜瓜，有些羅馬婦女也用作美容，在軍隊的儲糧中也常常作為食品防腐劑。[16]以下列表是對羅馬帝國民眾生活中的鉛攝入量的估計：[17][18]
| 人群 | 來源 | 鉛濃度 | 每日攝入量 | 吸收率 | 每日吸收量 |
|---|---|---|---|---|---|
| 貴族 | |||||
| 空氣 | 0.05 µg/m3 | 20 m3 | 0.4 | 0.4 µg/天 | |
| 水 | 50（50-200）µg/l | 1.0 L | 0.1 | 5（5-20）µg/天 | |
| 酒 | 300（200-1500） | 2.0 L | 0.3 | 180（120-900）µg/天 | |
| 食物 | 0.2（0.1-2.0）µg/g | 3 kg | 0.1 | 60（30-600）µg/天 | |
| 其他 | 5.0 µg/天 | ||||
| 總計 | 250（160-1250）µg/天 | ||||
| 平民 | |||||
| 食物較少，酒消耗相同 | 35（35-320）µg/天 | ||||
| 奴隸 | |||||
| 食物更少，酒0.75L | 15（15-77）µg/天 | ||||
鉛不會快速從人體內排出，而是形成磷酸鹽累積在骨中。[19]這種物質在現存的骨骼中已被檢測出來。[20]來自明尼蘇達大學的薩拉·比塞爾博士對赫庫蘭努姆發現的骨骼所進行的化學分析發現，鉛濃度達到了84 ppm[註 1]，這個數據相對於古希臘山洞發現的含3 ppm鉛的骨骼，以及現代美國人和英國人骨骼中20—50 ppm的鉛含量，被認為是很高的。[20]
鉛中毒對羅馬帝國的衰落影響有多大，現在還存在巨大的爭議。相對於鉛中毒說，一些歷史學者仍引用其他因素作為羅馬衰亡的更重要原因。[15]
註釋[編輯]
- ^ ppm是指相關物質質量佔全體質量百萬分比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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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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