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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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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鄧小平
鄧先聖、鄧希賢
Deng Xiaoping and Jimmy Carter at the arrival ceremony for the Vice Premier of China. - NARA - 183157-restored(cropped).jpg
1979年1月的鄧小平,背景為時任美國總統占美·卡特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自十一屆三中全會起)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至十三屆五中全會)
任期
1978年12月22日-1989年11月9日
總理華國鋒 趙紫陽 李鵬
主席李先念 楊尚昆
副主席烏蘭夫 王震
總書記胡耀邦 趙紫陽 江澤民
黨主席華國鋒 胡耀邦
委員長葉劍英 彭真 萬里
政協主席鄧小平 鄧穎超 李先念
軍委主席華國鋒 → 鄧小平
前任華國鋒
繼任江澤民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81年6月28日-1989年11月9日
副主席葉劍英趙紫陽楊尚昆
秘書長楊尚昆
前任華國鋒
繼任江澤民
中國第1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83年6月6日-1990年3月19日
領袖鄧小平 江澤民
副主席葉劍英趙紫陽楊尚昆
秘書長楊尚昆
前任首任
繼任江澤民
Char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logo.svg 第3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78年3月8日-1983年6月17日
副主席烏蘭夫韋國清彭沖
秘書長齊燕銘 劉瀾濤
前任周恩來
繼任鄧穎超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任期
1975年1月5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7月17日-1980年3月2日
副職伍修權王錚遲浩田
前任黃永勝
繼任楊得志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排名第四 → 第三 → 第一)
任期
1954年3月-1968年10月
1973年2月-1976年4月
1977年7月17日-1980年9月10日
總理周恩來 華國鋒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任期
1975年1月10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7月17日-1982年9月12日
主席毛澤東 華國鋒 胡耀邦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任期
1975年1月5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7月17日-1981年6月28日
主席毛澤東 華國鋒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任期
1982年9月13日-1987年11月2日
副職薄一波許世友譚震林李維漢
前任首任
繼任陳雲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
任期
1977年7月17日-1987年11月2日
主席華國鋒(1977-1981) 胡耀邦(1981-1982)
總書記胡耀邦(1982-1987) 趙紫陽(1987-1987)
任期
1975年1月10日-1976年4月7日
主席毛澤東
任期
1945年6月19日-1968年10月31日
主席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1]
任期
1956年9月13日-1967年3月25日
黨主席毛澤東
前任職務設立
繼任胡耀邦(1980年)
個人資料
性別
出生(1904-08-22)1904年8月22日(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二日)
 大清四川省廣安州[註 1]協興鄉牌坊村
(今 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川省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牌坊村
逝世1997年2月19日(1997歲-02-19)(92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海淀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
死因帕金森病
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黨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配偶唐氏
張錫媛(1928年-1929年結婚)[2]:218
金維映(1931年-1933年結婚)[3]:24
卓琳(1939年-1997年結婚)[4]:22-23
兒女鄧林
(1941-09-12) 1941年9月12日80歲)
鄧樸方
(1944-04-16) 1944年4月16日77歲)
鄧楠
(1945-10-15) 1945年10月15日76歲)
鄧榕
(1950-01-25) 1950年1月25日71歲)
鄧質方
(1952-08-26) 1952年8月26日69歲)
居住地北京市西城區米糧庫胡同5號院
學歷廣安縣立中學(中途轉學)[5]
重慶留法半工半讀預備學校(畢業)[6]
巴耶中學(輟學)
[7]
莫斯科中山大學(短期學習)[8]
學位
坦普爾大學名譽法學博士[9]
母校廣安縣立中學(現廣安中學)
重慶留法半工半讀預備學校
(校址現為重慶市第二十九中學)
巴耶中學(現名阿蘭·沙巴梯耶中學)
莫斯科中山大學
職業軍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革命家
宗教信仰
軍事背景
參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國共內戰
對越自衛反擊戰
鄧小平
Deng Xiaoping (Chinese characters).svg
繁體字 鄧小平
簡化字 邓小平
學名(希賢)
繁體字 希賢
簡化字 希贤

鄧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鄧先聖[10]:19學名鄧希賢[11]:8,1927年正式改名為鄧小平,四川廣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革命家及外交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78年至1989年間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將鄧小平定位為黨和國家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12][13]

鄧小平1904年出生於中國四川省廣安州協興鄉牌坊村[註 1]祖籍江西吉水。鄧小平的政治生涯經歷了「三落三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4年出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同年起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直至1956年中共八大後改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期間參與了對高崗饒漱石鬥爭,1957年還參與了反右運動並扮演重要角色[14]。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死後,鄧小平於1973年第二次復出政壇,再次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協助總理周恩來工作。而後因其整頓文革混亂引發毛澤東和「四人幫」不滿,在1976年四五事件後再次被撤銷所有職務,保留黨籍;毛澤東死後,於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中第三次復出政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黨政軍職務,合稱三副一長。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立領導地位,取代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鄧小平主導撥亂反正、提出改革開放、領導中越戰爭、推行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註 2]、倡導計劃生育、推行義務教育,提出一國兩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5];1982年主持重新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簡稱《八二憲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和現行的憲法,突出了憲政主義的精神和思想[16][17][18][19][20]。1985年,他主導了解放軍百萬大裁軍。1986年,他啟動了中國高新技術發展的「863計劃」,曾有意進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便對此避諱不提,使之流產,鄧小平也於同年11月辭職;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使得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重新提速。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同年3月2日其骨灰撒入大海[21]。鄧小平一生未擔任中國國家元首中國政府首腦中共最高領導職務,但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9年11月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一職前,普遍認為他是中國實際的最高領導人,並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予以確認[22]。中國共產黨稱他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稱以其部分政治理念為核心的政治理論為「鄧小平理論」,是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第一部分,具體包括「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一國兩制」等。鄧小平的政策影響了20世紀後期的每個中國人,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他推動的改革還締造了「中國矽谷深圳[23][24][25][26][27]。他於1978年和1985年兩次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為「年度風雲人物[28][29]美國總統占美·卡特[30]喬治·布殊[31]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32]馬來西亞第四任及第七任首相馬哈迪·莫哈末[33]等人也對他有高度的評價;卻也因為未能徹底清算文革以及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受到爭議,後者被有些人認為是其晚年的污點[34][35][36]

生平

早年經歷

家族背景

鄧氏親族鄧時敏曾任擔任朝廷要員,位至大理寺正卿[37]:17。鄧時敏雍正十年中舉,乾隆元年進士及第,進入翰林院被授以編修,後升為侍講,乾隆十年升大理寺正卿[10]:23。嘉慶年間朝廷為褒獎他和鄭人慶,在村中敕建兩塊神道碑和一座牌坊,「牌坊村」因此而名[10]:23-24。「鄧家老院子」在廣安縣城北面約7公里處,是農家三合院,坐東朝西,為木穿斗結構[10]:19

1904年8月22日(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二日),鄧小平出生在中國四川省廣安州[註 1]望安州望溪鄉姚坪里(今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牌坊村)一個小地主家庭[10]:19,是長子[38]:9

少年時期

1909年農曆正月十五剛過不久,鄧小平被送到本村私塾發蒙念書,當地人稱「翰林院子」,是鄧時敏修建[10]:23。六歲轉入協興鎮一家較大之私塾[37]:18。私塾先生鄧紹明對同輩鄧紹昌說,孩子名叫「先聖」對孔子有些不恭,自作主張將「先聖」改為「希賢」,鄧紹昌認可[10]:24。鄧小平毛筆字作業常被先生畫大紅圈圈,常得到母親獎勵煮雞蛋[10]:24。鄧小平在私塾念一年多後,鄧紹昌決定把鄧小平送到在協興場開辦之初等小學讀書,離鄧家大約2公里,由當地曾留學日本之革命黨人胡光白和鄧紹昌等創辦起來,屬於新式學堂[10]:24-25。鄧小平懂得孝敬大人,在家裏經常幫母親幹家務和照看弟妹,時常背誦詩文給姐姐弟妹聽[10]:26。1915年下半年,鄧小平考入縣立高等小學[10]:28

1918年高級小學畢業[38]:11。1918年夏,鄧小平考入位於縣城西秀屏山下之廣安縣立中學[10]:29。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表「勞工神聖」演說,口號很快在社會上尤其是青年學生中流傳;隨後社會上出現「工學會」和「工讀互助團」等團體,主張亦工亦學、亦工亦讀,工讀結合、學問和生計結合,消滅勞心與勞力之差別,改造中國和世界;「工讀主義」思潮帶有空想和改良主義,推動不少青年學生赴法勤工儉學[10]:34

1919年五四運動後,鄧小平同全校同學一起參加抵制日貨活動,他當時只有「工業救國」思想,希望能到法國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學,學點本事回國[39]:2。6月以後,由於學校已罷課,加之暑假即將來到,鄧小平決定離校回家,等秋季再回校上課;鄧小平回到家裏不久,鄧紹昌從重慶捎回口信,使鄧小平去重慶報考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10]:31。9月,鄧小平和遠房叔叔鄧紹聖及同學胡明德(又名胡倫)同行[10]:35。鄧15歲,與只比他大3歲的族叔鄧紹聖一起離開廣安[11]:16,22,往重慶勤工儉學預備學校[10]:37,鄧小平是當時班上年齡最小的學員[11]:14。學校共招收學生110人,分為初級班和高級班,學制均為一年[10]:37。鄧小平後來稱,預備學校當時在重慶已算是最高學校,不容易考進去[10]:37

1920年7月19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在重慶總商會舉行畢業典禮,83名學生獲准赴法,其中37人為自費生,鄧小平是其中一位[10]:38-39。1994年5月鄧墾稱,這時鄧家境已「日漸困難」,「到法國的路費百多元的籌集,都不容易」[10]:39。8月27日,鄧小平等83名學生登上「吉慶」號客輪,8月28日啟航沿長江東下,9月6日到達上海暫住「名利」大旅社[10]:39-41。9月10日,鄧小平等80多名重慶學生登上法國郵輪「盎特萊蓬」號,9月11日起錨[10]:42-43。10月19日[37]:20,抵達法國馬賽[39]:2

1964年2月16、17日,鄧小平同泰國前總理乃比里談話:「其實我們當時去法國,也只是抱着一個『工業救國』的思想。當時我才十六歲,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就想出洋學點本領,回來搞工業以工業救國。」[10]:33-34鄧小平願意去法國,認為自己能夠謀生,可以減輕家庭負擔[10]:34

勤工儉學

1920年10月19日,鄧小平與叔父鄧紹聖乘船抵法國馬賽[38]:12。歷時39天航行後,鄧小平和同學們乘汽車前往巴黎[10]:44。在法華教育協會安排下,以鄧希賢名字到諾曼第小城巴約(又譯「巴耶」)的巴約男子中學就讀[38]:12。10月21日晚,鄧小平等24名學生來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巴約,進入巴約中學學習,鄧小平的學號是1421[10]:45。巴約中學沒有設立「附屬高級初等學校」,校長把20多名中國學生安排在學校商務系學習,單獨開班[10]:46

鄧攝於16歲,1921年3月

到1921年3月,鄧小平身上錢所剩無幾;學費成問題,而做工也不容易[10]:46一戰後,在法國大面積失業,法郎大幅貶值[10]:46-47。狀況嚴重影響中國半工半讀生學習和生活,而華法教育會「虧竭已極。萬難為繼。惟有竭誠通告。……脫卸一切經濟上之責任,只負精神上之援助」[10]:47。2月28日,400多名學生在蔡和森等人組織下,到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法國政府提出和中國駐法公使代表聯合組成「留法中國青年法中監護處」,決定暫時給無工無學之學生每日6法郎生活維持費[10]:48。3月13日,鄧小平和18位勤工儉學之同胞離開巴約中學[37]:20。他們欠下學費由法中救濟委員會代付[10]:48。鄧小平離開巴約中學,結束法國「儉學」生活[10]:48

經華法教育會介紹,鄧小平到勒克勒佐(又譯「克魯梭」),4月初在勒克勒佐的施奈德鋼鐵廠做工[10]:49。鄧小平與叔父到處做工,開始4年勞工生涯,當時鄧小平只有16歲,只能當學徒工,每天工資只有10法郎,生活拮据,連飯都吃不飽[38]:12。剛進廠鄧小平被分配到軋鋼車間做散工,工作是人工推送熱軋的鋼材[10]:50。工人通常是麵包和水,有時加一塊巧克力糖,雜費開支不小[10]:52。鄧小平在工廠做20多天苦工,倒賠100多法郎[10]:52。4月23日,鄧小平辭去施奈德工廠工作,辭職理由是:體力不支,自願離開[10]:52。日後他多次對人說,他個子不高的原因是在法國做工時幹活太累,吃不飽飯[10]:52。在施耐德鋼鐵廠做工期間,鄧小平嘗到艱辛勞動和生活,結識日後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半工半讀生趙世炎李立三[10]:52

辭職後,鄧小平暫居巴黎華僑協社,自4月26日起從中國駐法公使館領取每天6法郎生活維持費[10]:52-53。生活維持費不能維持生活,鄧小平開始打短工,在火車站、碼頭搬運貨物、行李,在建築工地推磚、扛水泥,還做過清潔工[10]:53。10月22日,鄧小平等11人被法中救濟委員會介紹到巴黎第十區一家製作紙扇和紙花的工廠做扎花工,約兩個星期後因活做完,鄧小平等105名中國學生即被解僱[10]:53-54。1921年底,經旅法半工半讀同鄉會(後改名旅法勤工儉學同學會)數月間幾十次電函求援,重慶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30多萬法郎匯至巴黎[10]:54。鄧小平等四川籍同學每人領到400法郎,勉強熬過1921年冬天[10]:54

1922年2月13日,鄧小平從拉加雷訥科隆布到達蒙塔日(又譯「蒙達爾紀」),到小城沙萊特(又譯「夏萊特」)[10]:54,次日進入哈金森橡膠廠英語Hutchinson SA工作[40]:77-78。他被分配到製鞋車間,每天工作10小時,成為熟練工以後由計時工資改為計件工資。一天做20多雙鞋,賺15、6法朗,做9個月[38]:12。據同在哈金森做工的鄭超麟回憶,鄧小平每個月除去開支還可以結餘200多法郎[10]:55。在巴黎時,鄧小平不得已給家裏寫信希望能寄些錢來[10]:55。父母收到信後賣掉些穀子湊錢寄給鄧小平,1922年秋冬鄧小平收到這筆錢[10]:55。父母接濟加上在哈金森做工積蓄,鄧小平又萌生求學念頭[10]:55。10月17日,鄧小平辭去哈金森橡膠廠工作,10月23日去上塞納省沙蒂永(又譯「夏狄戎」),想進入沙蒂永中學上學,最終因為錢不夠沒能入學,鄧小平求學之夢徹底破滅[10]:55。1923年2月1日,鄧小平又回到了沙萊特,再次進入哈金森橡膠廠,繼續在製鞋車間做工[10]:56。一個多月後,3月7日鄧小平離開工廠,工卡上註明離開原因「拒絕工作。」[10]:56或許廠方不滿鄧小平突然離廠,鄧小平工卡上寫明「永不錄用」[10]:56

從事革命

鄧小平在法國哈金森橡膠廠的就業卡

1922年6月3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簡稱「少共」[39]:3)成立[10]:56。8月1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創刊[39]:3。趙世炎經常到哈金森橡膠廠,王若飛也到工廠做工常與鄧小平接觸,鄧小平開始閱讀《新青年》、《嚮導》等「關於社會主義的書報」[10]:57

1923年2月17日至19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其領導機構改稱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周恩來黨選為執行委員會書記[10]:58。離廠後不久,經汪澤楷、穆清、舒輝璋介紹,鄧小平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0]:59。在法國時,鄧小平就加入到一小群為共產主義青年運動思考整體戰略的知識分子中[37]:5。6月11日,鄧小平離開沙萊特來到巴黎[10]:59。到巴黎後,鄧小平一面在工廠做工,一面在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支部)擔任宣傳幹事[10]:59。1923年底因執行委員會書記部需要人手,他離開工廠到書記部工作[10]:59。鄧小平到書記部後主要工作是參與編輯出版旅歐共青團機關刊物《少年》,每月一期[10]:59。雜誌宣稱要反對軍閥統治和帝國主義,讀者對是留法中國學生[37]:22。秋,中共旅歐支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將機關刊物《少年》改為《赤光》[39]:3。《赤光》多數是半月刊,影響半工半讀生、華工和各界華人[10]:59-60。《赤光》更着重於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壓迫,闡述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任務,以配合國內推動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10]:60。由周恩來負責編輯、發行和主要撰稿;鄧小平以「希賢」等筆名寫文章,並負責刻蠟板和油印[38]:14,所以獲得綽號「油印博士」[37]:5。鄧小平白天做工,下工後即趕到《赤光》編輯部工作[10]:60。鄧小平寫不少文章,攻擊曾琦李璜等「國家主義派[10]:60-62。鄧小平和周恩來經常工作到深夜,常在編輯部小房間裏打地鋪;鄧很敬重周恩來,耳濡目染,獲益良多;從此友誼逾半世紀[10]:60。鄧實際上變成青年領袖周恩來的徒弟,能觀察其如何建立組織[37]:5。鄧小平往家裏寄七八期《赤光》;期間給家裏寫信講退婚,鄧小平父母沒有辦法,只好說通唐家女兒,由鄧家置辦嫁妝,把她作為鄧家女兒嫁出去[10]:62-63。從此,通過和中國革命的大戰略家交往,鄧小平培養看問題的獨特眼光,能夠從一個「統領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將理論加以落實、如何用理論來影響社會[37]:5

1924年,周恩來擔任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代理執行部部長;4月,鄧小平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10]:63。7月,國內黨組織召周恩來回國工作[10]:63。7月13日至15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改選執行委員會[10]:63。鄧小平、周唯真、余增生、李俊傑、徐樹屏5人當選為新的執行委員會(支部)委員[10]:63。7月16日,在執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組成執行委員會書記局,負責旅歐共青團的日常工作;鄧小平負責抄寫、油印和財務管理[10]:63。按照中共的決定,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委會包括鄧在內的全部成員,自動成為中共黨員[37]:22。9月、10月間,鄧小平染上傷寒,病倒;在醫院和療養院住兩個月[10]:65。期間鄧小平還在《赤光》上撰文,攻擊「國家主義派」和帝國主義[10]:65-66。12月,鄧小平參加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鄧小平被選入執委會(支部)監察處和工會運動委員會;會後又被委任為6位宣傳部副主任之一,司理工人運動事宜[10]:66

1925年春天,鄧小平受黨組織委派擔任中共里昂區黨特派員,領導里昂地區的黨團工作和華工運動[39]:4。鄧小平作為支部特派員,任共青團里昂支部訓練幹事;4月兼任黨的里昂小組書記,成為里昂黨團組織的主要負責人;鄧小平同時在里昂做工[10]:66五卅運動後,中共旅歐黨團組織聲援反對帝國主義;6月21日,幾百名旅歐華人到達中國駐法公使館示威[10]:66-67。隨後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任卓宣李大章等20多人相繼被捕;鄧小平回到巴黎,接替黨團組織的領導工作[10]:67。6月30日,鄧小平與傅鍾、毛遇順三人組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區臨時執行委員會書記局[10]:67。8月16日,鄧小平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10]:68。此間鄧小平還與傅鍾、鄧小平紹聖等擔任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在巴黎主辦的報紙《國民》的撰稿人[10]:68。次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七次代表大會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鄧小平、傅鍾、施去病三人組成書記局,傅鍾任書記[10]:68。鄧小平的頻繁活動引起法國政府注意;8月20日,法國警方查明鄧小平在布洛涅-比揚古住,並偵察到鄧小平領導旅歐共青團執委會活動[10]:68。9月15日,鄧小平參與組織召開1,000多旅法華人參加的反帝大會[10]:69。11月6日,為掩護身份,鄧小平進入雷諾汽車廠做工,分配在鉗工車間,工號82409A;鄧小平在雷諾學到一些鉗工技術[10]:69。「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被送到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監督勞動時,重操鉗工[10]:69。11月15日,鄧小平主持召開會議,紀念不久前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回國途中病逝於海輪上的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負責人王京岐[10]:69。法國政府監視會議[10]:70

1926年1月3日,鄧小平在旅法中國行動委員會秘密會議上發表講話,主張支持馮玉祥與蘇聯建立良好關係,以推進反帝反軍閥鬥爭;法國警方掌握鄧小平等人活動詳情[10]:70。1月8日,巴黎警察局長發出命令搜查鄧小平等人住處,並將鄧小平等三人驅逐出境[10]:71。法國警方在鄧小平住處找到大量法文和中文宣傳共產主義小冊子、中文報紙及印刷設備[10]:71。鄧小平等已於前一天晚上離開法國去前往莫斯科[10]:71。早於1925年5月,中共旅歐支部決定鄧小平前往莫斯科,選送他們先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培訓一段時間,然後回國參加大革命[10]:72。鄧小平結束5年零3個月的旅法生活[10]:72。鄧小平旅法5年,喜歡馬鈴薯芝士牛角麵包,嗜飲葡萄酒咖啡,同時愛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5法郎(1天飯錢)買一張最便宜門票看足球比賽[38]:13

職業革命者

鄧小平一行在德國柏林停留一週,受到中共旅德支部和德國共產黨組織熱情接待,還參加德共組織召開群眾會議[10]:72

1926年1月17日,鄧小平等人到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隨後轉入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簡稱「莫斯科中山大學」)[10]:73。鄧小平俄文名字叫多佐羅夫(Дозоров[41]:25),學員證號碼為233[10]:76。其中一個「理論家小組」,雲集國共兩黨學員,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員鄧小平和中國國民黨黨員谷正綱[38]:13。鄧小平曾和蔣經國分在一個團小組[10]:81,不過蔣經國與鄧小平不同班[38]:13。鄧小平開始被分在第9班,後來編入第1、2、11和7班[10]:78。學校課程主要有:政治經濟學(以《資本論》為主)、現代世界觀、俄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中國革命運動史、世界通史(革命運動部分)、社會發展史、哲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地理、列寧主義(主要學習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軍事課、俄語[10]:76。鄧小平專心讀書,鑽研馬列主義基本理論[39]:5。因為刻苦鑽研、敢言善辯的作風,鄧小平又被同學們戲稱為「小火炮」[40]:114。3月,馮玉祥在李大釗安排下訪問蘇聯,5月抵達莫斯科[10]:83。在馮玉祥堅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東方大學商量選出鄧小平等20多人[10]:84。9月16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鄧小平陪同訪問蘇聯的馮玉祥將軍返回中國[42]:28。1926年底,鄧小平奉命回國參加革命活動[38]:13

在法國五年和在蘇聯一年,使鄧小平比毛澤東更瞭解世界發展之大勢,對中國更有洞察力[37]:5。鄧小平有機會觀察一個現代國家之工商業;鄧小平在蘇聯一年得以觀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應對現代化[37]:5

漸露鋒芒

1926年8月,馮玉祥同蘇聯顧問團和中共黨員劉伯堅等一起從莫斯科回中國,之前所部已被直奉聯軍打敗;9月,蘇聯顧問團和劉伯堅等幫助馮,率部脫離北洋軍閥,在五原組建國民軍聯軍並宣誓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馮玉祥任命劉伯堅為國民軍聯軍政治部副部長,並聘請蘇聯顧問團成員烏斯曼諾夫為國民軍聯軍政治軍事顧問[10]:88

1927年春,鄧小平由蘇聯途經蒙古回到中國[39]:5。在庫倫待一個月後,鄧小平等人登程西安,是馮玉祥和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10]:86。1月12日,鄧小平和其他20名年輕共產主義政治教導員一起,被共產國際派往馮玉祥那裏[37]:25。2月,中山軍事政治學校在西安成立,中國共產黨員史可軒為校長,鄧為政治部主任,劉志丹等擔任教官[43]:2637。2月底,鄧小平一行離開寧夏城,騎馬於3月底到達西安[10]:87。3月[39]:5,鄧小平被分配到剛成立之西安中山軍事學校任政治處長兼政治教官,同時兼任該校共產黨組織書記;學校是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于右任創辦,實際上由劉伯堅等幾位中國共產黨人幫助籌建[10]:89。回國後,鄧小平奉命同馮玉祥到內蒙古,並在馮玉祥手下擔任第七團政治委員[44]:343-345。7月間史可軒帶領千餘人離開西安,該校宣告結束[43]:2637。另外西安中山學院被譽為「西北革命學府」,鄧小平一般在週六到學院作專題報告;西北軍官學校後改名「國民軍聯軍軍事政治學校」,續範亭任校長,鄧和劉伯堅等兼任過教官[10]:91-92。4月,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37]:25。6月徐州會議後,馮玉祥追隨蔣介石反共,將鄧小平等遣送別處[43]:2637。6月,因中國政局發生突變,馮玉祥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隊工作的共產黨員集中到開封,名曰訓練,其實是「禮送出境」[39]:6。6月底,鄧小平離開西安經鄭州去武漢[10]:93。7月初,鄧小平到達武漢,見到周恩來和聶榮臻,經中央軍委介紹,鄧小平到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任中央秘書;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機要等,在中央重要會議作記錄和起草一些次要文件[10]:94。鄧小平隨黨中央機關,為適應秘密工作,把自己名字由「希賢」改為「小平」;當時黨中央與全國大多數黨組織失去聯繫,中央機關工作不多[10]:95。8月7日,為檢查和糾正黨在大革命後期錯誤,制定新路線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10]:95-96。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10]:97。鄧小平擔任會議記錄工作[10]:98[45]。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列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批判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總結大革命失敗經驗教訓,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之總方針[39]:6。中共中央於9月21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中共中央遷往上海;10月,中共中央秘密遷往上海[10]:100。同年底,中共中央秘密遷到上海後,鄧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要管理中央機關文書、機要、交通、財務等工作[39]:6

1928年1月,周恩來任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鄧小平協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列席中央各種會議並做記錄[10]:104。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在國內協助李維漢任弼時處理中央日常工作[39]:7。為保證安全,中央負責人不斷變換住址,彼此都不知道,由鄧單線聯繫;為適應秘密工作,並有效開始工作,中共中央提出「以絕對秘密為原則」,秘密機關群眾化、黨之「負責幹部職業化」,幹部以某種職業為掩護;鄧小平開過雜貨舖作為黨中央開會地方,後來又開過古董店作為黨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之聯絡點[10]:106。5月18日,鄧小平等留守中央組織起草第47號通告,規定對黨組織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並提出若干具體辦法;5月31日,中共中央組織科又印發《秘密工作常識》,作為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秘密工作守則[10]:110。6月底,鄧小平被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副書記,幫助新的中共中央書記向忠發工作[46]:82-92。由於鄧小平從來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學會上海話,因此成為地下活動理想接頭人[42]:29。8月29日,鄧小平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別會議,聽取李立三代表中央政治局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情況、新中央組織機構設立和政治局常委分工等[10]:114。9月,在上海,鄧小平與張錫璦介紹張曉梅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張曉梅被分配在黨中央機關工作,為中央職工部整理材料,並擔任中央翻譯科的機要交通[39]:7。11月13日,向忠發主持召開六大後第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各部工作分配及中央工作計劃,特別討論中央秘書長;周恩來提出,中央秘書長主要是技術、事務性秘書長,不一定要中央委員來做;會議決定中央秘書長改稱中央事務秘書長;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常委會決定鄧小平任中央事務秘書長[10]:114。鄧小平安排會議議程,列出討論議題,會議後對決定事項檢查作實[10]:115

1928年冬,鄧小平在上海與中共黨員張錫媛結婚[2]:218[3]:27。鄧小平和張錫媛跟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成為鄰居,一起從事地下工作[37]:26

鄧小平攝於1929年

1929年,在一次討論李立三主張奪取中心城市時,鄧小平稱:國民黨有幾百萬軍隊,現在革命正處在低潮,我們剛剛組織起來,沒有足夠的武裝,土槍土炮的怎麼打得贏[10]:116。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鄧小平去四川巡視一次,為期三個月[10]:116。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調趙容接替鄧小平工作,後因故作罷[10]:118。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組織四川問題委員會,由楊殷、鄧小平等5人組成,8月24日楊殷和彭湃等被捕;8月27日,中共中央決定由曉野接替鄧小平任中央事務秘書長[10]:118。中共中央決定,派鄧小平為中央代表,到廣西與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做統戰工作,並全面領導廣西黨工,準備武裝起義,在龔飲冰陪同下,由上海到香港,聽取廣東省委軍委書記聶榮臻介紹情況,然後到南寧,是鄧小平開始獨立擔負一個地區領導重任[39]:7-8。8月底,鄧小平化裝成商人,匆匆離開上海,受命前往廣西[10]:119-120。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身份,化名「鄧斌」從上海乘船到香港,又趕赴海防,由陸路潛入廣西省[47]:24。鄧小平公開身份是廣西省政府秘書,與南寧市公安局長、中國共產黨員龔楚住在一棟樓[10]:123。在南寧,鄧以黨中央代表身份做俞、李工作,一方面以秘密方式同廣西黨組織負責同志聯繫,傳達黨中央指示;另一方面以半合法地位做好俞、李工作,使俞、李任用不少中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人士[39]:8。鄧小平奉命到廣西右江左江地區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積極參與與張雲逸韋拔群等人領導百色暴動政治活動[42]:30。由於中央和廣東省委受左傾情緒影響,對鄧在廣西與俞作柏、李明瑞合作不相信也不放心,幾次發指示信提出批評,但是鄧小平堅持從廣西實際出發,認為俞、李與蔣、桂矛盾完全可以利用[39]:8。9月1日,鄧小平在南寧主持召開廣西省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武裝農民、推翻國民黨政權、建設工農民主政權、創立工農紅軍」[47]:25。9月10日至9月14日,在鄧小平指導下,中共廣西特委在南寧市郊津頭村召開代表大會[10]:124。10月1日,俞、李率部出發,鄧調遣部隊作應變:通知警備第四大隊派一個營先去右江地區,警備第五大隊派一個營先去左江地區;派雷經天等去右江,何健南等去左江[39]:8-9。10月初,中共黨組織按照預定計劃,將留守南寧部隊拉到左、右江地區[47]:26。鄧小平指示張雲逸以南寧警備司令名義接管省軍械庫,並徵集船隻,以備一旦有變,即把軍械庫幾千支槍和彈藥裝船外運;又令在南寧受訓之韋撥群農軍營趕回東蘭,準備起義;並派龔飲冰去上海向中央滙報行動計劃[39]:9。10月13日晚,南寧市區內槍聲大作,兵變部隊搬走所有槍炮和彈藥;10月14日,鄧小平指揮部隊將軍械搬上船隻[10]:130-131。10月17日,鄧小平、陳豪人等帶着警衛部隊,指揮船隊溯右江駛向百色,張雲逸率警備第四大隊和教導總隊從陸路掩護前進[39]:9。在恩隆縣平馬鎮,鄧會合張雲逸;10月22日,鄧小平和張雲逸率部進駐百色縣[10]:132。鄧小平和張雲逸等住在百色城內粵東會館,10月23日鄧主持會議,籌劃起義[10]:133。會後以俞作柏名義,宣佈張雲逸為右江清鄉督辦公署督辦,利用舊督辦機構通令各縣上繳款項,作為起義經費[10]:134。10月30日,中共廣東省委通知廣西特委:決定建立中共廣西前敵委員會,統一左右江之指揮,前委直屬於省委領導,由鄧擔任前委書記[10]:137。11月初,中央電召鄧小平回上海[39]:10。鄧小平在左江龍州對龍州暴動做了佈置後,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48]。在鄧小平離開期間,陳豪人、張雲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別於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發動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建立左江和右江兩塊根據地,創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46]:110。在百色,鄧親自組織發展工會,發動先後建立各行業工會19個,在12月初還建立百色總工會,並組建百色工人赤衛營[10]:135。12月1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在百色縣城廣場集結,宣佈成立[47]:26。同時,在左江宣佈成立蘇維埃政府,張雲逸和鄧小平分別就任紅七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47]:26-27。12月上旬,鄧小平從龍州動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參加中央軍委召開之「對廣西紅軍工作佈置的討論」會,在會上作「補充報告」[39]:10

1930年2月1日,鄧小平在龍州領導右江起義,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47]:27。俞作豫任軍長,鄧兼政治委員,李明瑞任第七軍和第八軍總指揮[39]:11。年初,鄧小平回到上海,妻子張錫媛於1月因難產而病故[47]:26-27。2月7日,鄧小平從上海回到龍州,電告紅七軍停止攻打南寧,命紅八軍撤回龍州[39]:11。2月9日,鄧小平在龍州召集幹部會議,決定改組紅八軍軍委為紅八軍臨時前委,鄧任書記,委員有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塗鏡吾[10]:148。2月下旬,鄧小平兼任紅八軍政治委員[10]:152。10月2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紅七軍前委會議[10]:169;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鄧崗推行「立三路線」,到達右江傳達命令,要紅七軍主力7,000餘人攻打柳州、建立廣東北小江根據地、阻止國軍北上[47]:27。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項英毛澤東任弼時朱德彭德懷葉劍英鄧中夏曾中生、鄧小平、周恩來、劉伯承惲代英李富春等25人組成蘇區軍委[39]:13。紅七軍在戰鬥中損失嚴重,決定放棄攻打柳州,為保存實力,繞過柳州、桂林,轉戰在粵贛湘桂邊界地區[47]:27-28。11月,紅七軍和紅八軍合編為紅七軍,奉命北上,此後轉戰桂、粵、贛、湘邊境[39]:14

1931年1月14日,部隊到達桂嶺,全軍僅剩3,500多人;部隊整編後:總指揮李明瑞、軍長張雲逸、政委鄧小平、參謀長龔鶴村[10]:181-182。2月,鄧小平從部隊情況出發,決定取消紅七軍前委,成立團委,並任團委書記[10]:185。3月,鄧小平去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等人誣陷為「逃兵」;1969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九大秘書處和各大組召集人會議上稱「鄧小平是沒有歷史問題的材料。」[10]:1876月,鄧小平接到通知去中央蘇區工作[10]:194。7月14日,鄧小平離開上海[10]:195。經約10個月苦戰,終於在7月到達目的地與中央紅軍會合[47]:28。7月,中央將紅七軍調到中央根據地,紅七軍與中央紅軍會合,編入紅三集團軍[39]:15。紅七軍進入江西時,只剩下2個團不足2,000人[49]:143。在崇義,紅軍遭國民黨軍猛攻,鄧小平與許卓商定,由許代理前委書記並帶領部隊尋機前往井岡山,鄧小平則去上海匯報[48]。30多年後,鄧小平在文革期間自我檢討時承認,在1931年初部隊被分割的危急情況下,作為主要負責人,他不應該離開,「儘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是他「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50][48]

第一次下台

鄧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維映

1931年8月,鄧小平擔任中共江西瑞金縣委書記[39]:15,同時兼管黨在尋烏縣安遠縣之工作[37]:28。9月初到10月初,瑞金縣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鄧小平代表贛東特委在會上宣佈,撤銷李添富縣委書記、縣肅反委員會主任之職務並予以拘捕[10]:197-198。剛到任就憑其出色調解能力和裁決能力,平息當地政治迫害性質肅反運動[42]:34[51]:50-83。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村謝氏祠堂隆重開幕;11月20日會議選舉產生由毛澤東、項英、朱德等54人組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會議決定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瑞金[10]:200。不久,瑞金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鄧小平離開了黨委書記職位,成為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42]:34

1932年6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決定,在會昌建立中共會昌中心縣委,也稱會尋安中心縣委,由鄧小平擔任書記[10]:201。鄧小平積極推行毛澤東「富農路線」,組織地區武裝力量,是當時黨內毛澤東支持者之一[52]:290[3]:41-42。鄧小平對毛澤東產生極大崇敬[37]:28。1932年夏天,鄧小平第二次結婚,與在會昌認識的金維映結婚[3]:24。冬,鄧小平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縣工作,半年後又調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長[39]:16

1936年2月,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部分領導幹部在陝西淳化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楊尚昆聶榮臻徐海東。後排左起:羅瑞卿程子華陳光、鄧小平

1933年,由於反羅明路線運動開展以及尋烏事件,鄧小平第一次被打倒[10]:206。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在鄧小平下放幾個月後把鄧小平叫回來,委任為江西省委宣傳幹事[37]:28-29。3月中旬,李富春安排鄧到江西省委擔任宣傳部長[10]:207-208。4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辦《鬥爭》報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批判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39]:16-17。他們擁護毛澤東提出的正確主張,反對和抵制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反對「城市中心論」,主張發展敵人力量薄弱之廣大農村;反對軍事冒險主義,主張誘敵深入;反對削弱地方武裝來擴大主力紅軍,主張發展各種武器力量;反對「左」之土地分配政策,主張平均分配土地,「給富農以經濟出路」[10]:211。鄧小平受中共內部王明派打擊和批判[38]:14。鄧小平儘管承受着極大壓力,被迫作檢查,但沒有絲毫放棄原則[10]:211李維漢等極左勢力抨擊羅明、鄧小平政治路線,實質是批評毛澤東戰略方針,歷史上稱之為鄧、毛、謝、古事件[42]:34[53]:154。此後,鄧小平被一步步剝奪權力,從省黨委書記被撤職[54]:12。鄧小平被撤銷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之職,調到紅軍總政治部,主編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38]:14。並迫於壓力,做出自我批評,被關進拘留所[55]:67。鄧小平受到嚴厲指責,被稱為「毛派頭子」,甚至鄧小平第二任妻子金維映也加入批判鄧[37]:28。此時金維映提出離婚,隨後改嫁於李維漢[3]:98[42]:20。批判鬥爭結束後,鄧小平受到撤銷省委宣傳部長職務和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被下派到樂安縣南村區委當巡視員[10]:215。半個月後又被調回紅軍總政治部[54]:12。鄧小平回寧都後,到七里村監管勞動;第五次反圍剿,紅軍總政治部缺人手,臨時負責人賀昌是鄧老友,向王稼祥推薦鄧小平擔任總政治部秘書長;鄧小平於6月回到瑞金,是「三起三落」之第一次「落」和「起」[10]:216-217

第五次反圍剿中,中國國民黨把中國共產黨趕出根據地[37]:29。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機關撤離瑞金前夕,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李富春決定,鄧小平隨軍轉移[10]:224。1934年10月21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鄧小平參加長征[39]:18。長征初期,鄧小平負責《紅星報》編輯出版[56]:18-20。12月18日黎平會議後,鄧小平調任中央縱隊秘書長,也就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原任鄧穎超患上肺結核病,向中央請求不再擔任中央秘書長[10]:

1935年1月,在毛澤東、周恩來推薦下[42]:19,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並擔任會議記錄工作[10]:232。鄧小平作為書記員得以出席會議[37]:29。5月12日,鄧小平出席在四川省會理縣城郊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39]:19。6月26日兩河口會議後,中央決定調鄧擔任紅一集團軍政治部宣傳部長,由劉英接替鄧擔任中央秘書長[10]:235。在黨內發生張國燾分裂事件後,彭德懷、鄧小平承擔紅軍右路軍主要指揮工作[57]:97。9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軍委縱隊和紅一方面軍主力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鄧所在的紅一軍(7月21日,根據中革軍委決定,一集團軍改為第一軍[10]:237)被編為第一縱隊[10]:239。10月19日,鄧小平隨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吳起鎮[10]:240。10月29日,長征部隊到達陝西北部時,鄧小平患上嚴重瘧疾[57]:97,後因張學良調撥藥品及物資幫助才得以擺脫生命危險[58]:360。長征給中共造成重創,從江西出發時軍隊大約86,000人,很多人死在路上,還有一些人開小差,1935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區時只剩下不足10,000人;據鄧小平的女兒說,隨着部隊日益減員,鄧小平在長征途中負責宣傳以維持紀律,有不少機會與毛澤東交談[37]:29直羅鎮戰役打響後,鄧小平隨紅一集團軍(由陝甘支隊編成[10]:241)政治部負責人到前線了解戰況[10]:241

鄧小平把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為紅一集團軍政治部宣傳部最重要工作[10]:242。1936年2月5日,鄧小平隨紅一方面軍東征[39]:20。5月,中共中央決定東征紅軍撤回黃以西的陝北地區[10]:245。5月1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太相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羅榮桓調到紅軍大學任教員,鄧小平接替羅榮桓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10]:245。5月19日,鄧小平隨紅一集團軍從延川地區出發,參加西征[10]:245。鄧小平曾親自編寫紅一軍團許多重要材料和《戰士報》社論[38]:14。7月9日至7月19日,鄧小平受中革軍委委託,到紅十五集團軍八十一師和七十五師巡視政治工作[10]:248。這年冬天,鄧小平染上傷寒,長時間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多虧張學良部隊給紅一集團軍慰問品中有一批罐裝煉乳,鄧小平靠吃煉乳支撐才恢復[10]:252-253。12月14日,中革軍委決定,調朱瑞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鄧小平接替朱瑞任紅一集團軍政治部主任[10]:253

抗日戰爭

1938年1月,鄧任八路軍129師政訓處主任。這是129師領導人在山西遼縣(今左權縣桐峪鎮合影。左起:李達、鄧小平、劉伯承蔡樹藩

1936年12月,軍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囚禁蔣介石總司令,給中國共產黨帶來良機;蔣介石為使自己獲釋,被迫同意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鄧在延安作為第一集團軍宣傳部長領導文工團,並通過演講教育軍政幹部[37]:29-30

1937年2月10日,為實現國共兩黨合作,中共中央致電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五項要求,並表示中國共產黨願意實行如下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統一戰線的綱領[10]:253。6月14日,中革軍委決定鄧接替楊尚昆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10]:255。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全國抗日戰爭開始[39]:20。7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紅軍8月15日完成改編,8月20日出動抗日;紅軍改編後設總指揮部,朱德為正指揮,彭德懷為副指揮,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10]:260。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鄧小平赴南京參加蔣召開之最高國防會議,同時進行國共談判[39]:20。中國共產黨同意與中國國民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後,其軍隊被改編為「第八路軍」,成為全中國軍隊之一部分,形式上接受蔣介石的統一指揮[37]:30。根據第二次國共合作雙方協議,8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鄧小平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與周恩來等,到太原統一戰線工作[59]:51-52。8月25日,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中革軍委決定:紅軍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為副主任[10]:262。9月,鄧小平奉周恩來派遣,以八路軍政治部和動委會名義赴五台山動員蒲路東,正太鐵路北各縣民眾裝起來發展游擊戰爭[39]:22。9月5日,八路軍總部出師抗日誓師大會在雲陽舉行,鄧主持大會[10]:264-265;朱德總指揮領誦《八路軍出師抗日誓詞》:「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它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殺害我們父母兄弟,姦淫我們母妻姊妹,燒我們的莊稼房屋,毀我們耕具牲口。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同胞,為了子孫,我們只有抗戰到底。我們是工農出身,不侵犯群眾一針一線,替民眾謀福利,對友軍要親愛,對革命要忠實。如果違反民族利益,願受革命紀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責。謹此宣誓。」[60]:146[10]:2659月20日,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動委會、戰委會[39]:22)在太原成立,動委會是周、彭德懷同閻錫山商談決定建立[39]:22,國軍愛國將領續範亭任主任委員、中共代表程子華任人民武裝部部長,南漢宸任組織部部長、武新宇任動員分配部副部長;鄧小平、彭雪楓為八路軍代表,不駐戰動總會領導機關等參加領導工作[10]:269。9月21日,鄧小平等到達八路軍駐晉辦事處太原成成中學[10]:268。9月23日,朱德、任弼時、鄧小平、左權率領八路軍總指揮部駐進五台縣南茹村[39]:22。10月,鄧小平、傅鍾韋國清率八路軍總政治部一部分同志到山西孝義縣,開辟晉西地方工作;鄧召開會議佈置擴軍、籌糧籌款和幫助地方建黨建政等,同時派幹部幫助縣犧盟會訓練抗日自衛隊、建立抗日游擊隊,組建「八路軍晉西遊擊支隊」,不久從統一戰線大局出發,改名為「犧盟晉西遊擊支隊」[39]:22-23。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鄧接替張浩任第129師政訓處主任,張浩因患嚴重腦病回延安療養[10]:286

1937年,鄧小平身着國民革命軍軍服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正式任命鄧為第129師政訓處主任[10]:286。鄧小平與師長劉伯承一起抗日[59]:400[42]:6。1月初,鄧小平寫成《動員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10]:284。鄧小平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使鄧小平權力更大,有權判斷部隊戰前政治準備和周圍環境[37]:30。1月7日,鄧小平在洪洞參加北方局和集總(八路軍番號為第十八集團軍,故八路軍總部簡稱「集總」)召開的中央軍委華北軍分會會議[39]:24。1月18日,到達129師任職視事[39]:24。實際上,鄧小平在八年抗戰時期為山西太行山區的最高政治領導人[37]:31。2月2日至2月3日,鄧小平主持召開129師軍政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會議決定師主力向平漢路東發展,首先進擊昔陽之敵,爾後乘勝東進,在平漢路兩側建立新游擊區[10]:294-295。2月6日,鄧小平在遼縣主持召開129師團以上幹部會議[39]:24。2月25日,鄧小平和徐向前副師長到拐兒村參加集總召開會議[39]:25。4月26日,鄧小平與劉伯承等送徐向前去河北南部開辟冀南軍區,發展平原游擊戰爭[39]:26。鄧小平要建立自給自足之經濟,為當地數萬居民和部隊提供足夠之口糧,同時還要生產足夠的經濟作物,並使當地工業能夠生產出足夠之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鄧小平還要為正規軍徵募兵員,評估軍事行動之政治意義;鄧小平設計一種鼓勵當地生產的稅收制度:「向老百姓徵稅要根據當地最近幾年的平均收成,超出這一平均數的部分完全歸生產者所有。」[37]:31。劉鄧二人率軍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區開闢抗日根據地[61]:250,1至9月,劉鄧二人共創「麻雀戰術」卓有成效[62]:242。5月以後,鄧多次走出太行山,同劉伯承、徐向前一起指揮129師主力東進冀南,開展平原遊擊戰爭[10]:312。7月16日,鄧小平與徐向前、宋任窮等會見美國駐華大使館海軍武官伊·福·卡爾遜英語Evans Carlson,向他介紹冀南抗日情況[39]:26。當時來訪的美國海軍少校、駐中國國共軍隊運動觀察員伊·福·卡爾遜評論鄧小平:「是一個矮小、健壯和健談的人,他對事物的理解就像芥末那樣銳利(as keen as mustard)。」[11]:907月28日,鄧小平親自領導冀南抗日武裝整編[39]:26。8月14日,鄧小平指導冀魯豫邊區省委召開各地縣代表會議,將冀南軍政委員會改選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楊秀峰任主任,宋任窮任副主任;8月25日,離開冀南[39]:27。9月29日至11月6日,鄧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擴大六屆六中全會,並在會上報告地方工作[39]:27。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北方局及分局委員的通知》,決定:以朱德、彭德懷、楊尚昆、聶榮臻、關向應、鄧小平、彭真、程子華、郭洪濤為北方局委員,楊尚昆兼北方局書記[39]:27。11月23日,鄧從延安到達西安,準備返回太行前線[10]:334。12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全國我軍中黨務委員會由王稼祥、朱德、彭德懷、譚政、項英、陳毅、聶榮臻、鄧小平、關向應、程子華、林彪、劉伯承、賀龍、蕭勁光等26人組成[39]:27-28

隨後13年,鄧小平和劉伯承一直並肩戰鬥[63]:185-189,129師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即第二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後來被稱為「劉鄧大軍」而留名史冊[64]:70。劉伯承有善待部下之名聲,鄧則對部下要求甚嚴,打起仗來不顧一切;在處決懷疑給中國國民黨做奸細之士兵時,劉伯承也要比鄧小平更慎重[37]:30。比起毛澤東在延安遠離敵人,有時間研究黨的理論和全局性戰略,又有閒暇暢遊於歷史、哲學和詩詞當中;鄧小平政委住在太行山區,更接近日本人前線,幾乎沒有時間研究理論,鄧得擔起實際責任,處理和居民有關的各種問題[37]:31。從1937年到1945年,劉鄧小平開闢了晉冀魯豫根據地,鄧小平任根據地黨委第一書記。他主張宣傳中國共產黨思想[65]:99,推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團結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42]:42

鄧小平攝於1941年

1939年4月29日,鄧小平抵達延安[10]:349。7月,鄧小平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39]:29。8月,同卓琳在延安結婚[39]:30。卓琳曾就讀於北京大學物系,曾說過鄧小平在大多數共產黨幹部中是個出類拔萃者[37]:31

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懷、左權聯名致電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劉伯承、鄧等,下達《戰役預備命令》[10]:395。8月20日,按劉伯承、鄧小平部署,在正太路西段開始破路作戰[10]:399。8月22日,劉伯承、鄧收到彭德懷、左權簽發第一份戰鬥通報,首次使用「百團大戰」一詞[10]:400。鄧小平沒有實質參與戰役,但默許其部隊參加[11]:91。8月至2月,鄧小平與劉伯承率129師參加八路軍總部發起「百團大戰」[39]:34。勝利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立即致電彭德懷:「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10]:402蔣介石也致電嘉獎朱德、彭德懷[10]:402。但這次戰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紅衛兵口實,指責鄧小平反對毛澤東遊擊戰方針[46]:58-56

1942年末,鄧小平回到延安,支持毛澤東整風運動[41]:75-76[66]:86,在抗日根據地推行三三制[66]:8。1942年,鄧小平成為中國共產黨北方局書記[67]:49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1日,太行分局在涉縣溫村一個教堂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史稱「溫村會議」,由鄧主持[68]:73。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電北方局、太行分局等,決定在彭德懷到延安參加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由鄧小平任北方局代理書記[68]:102。10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太行分局與北方局合併,撤銷太行分局,由北方局直接領導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區黨委的工作;同日,根據中央軍委決定,129師與八路軍總部合併,保留129師番號,另建太行軍區;八路軍總部機關和129師師部機關合併辦公,全部合併八路軍總部、129師師部、太行軍區的後勤工作;八路軍總部直接領導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軍區工作[68]:102-103

1945年6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69]:189-190。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鄧任書記、薄一波任副書記,同時成立晉冀魯豫軍區,任劉伯承為司令員、鄧小平為政治委員[43]:7793。8月20日,129師太行、太岳軍區與冀魯豫軍區合併為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68]:143滕代遠王宏坤為副司令員,薄一波、張際春為副政治委員[39]:51

第二次國共內戰

1949年渡江戰役期間,鄧小平與劉伯承親臨前沿部署作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簽字投降[68]:143。中國因國民政府及中共政治談判失敗,隨即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1945年冬,晉冀魯豫野戰軍(後改稱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建立,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39]:54。1945年9月,劉鄧大軍上黨戰役中成功運用「圍三闕一,網開一面。虛留生路,暗設口袋」的戰術殲滅閻錫山3.5萬中華民國國軍[70]:32,隨後發起平漢戰役同樣取勝,配合毛澤東在重慶進行談判[71]:44-45

1946年8月,劉鄧大軍與陳毅華東野戰軍協同作戰,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原局第一書記[54]:223。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鄧小平任書記,鄭位三李先念李雪峰為副書記[39]:59。劉和鄧奉命率軍進入華中平原一側之大別山,毛澤東調動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國軍趕出西北地方,還希望在華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塊根據地[37]:32。6月30日,劉鄧率軍南渡黃河,進入大別山地區[66]:94,在此期間鄧小平與劉伯承關係極度不合,在大別山區土改問題上鄧小平與劉伯承矛盾嚴重[72],但在80年代突然有了劉鄧的說法。劉鄧大軍很多人戰死或饑寒交迫;倖存者處境艱險,極易受到敵人攻擊,或因缺少給養而損失[37]:32

1948年3月,鄧小平同劉伯承率主力出大別山與陳毅粟裕野戰軍陳賡謝富治集團會師中原[39]:73。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作出《關於改變華北、中原解放區的組織,管轄地及人選的決定》,決定將晉察冀及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兩中央局合並為華北中央局,兩軍區合並為華北軍區,兩邊區政府合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以劉少奇兼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為第二書記、聶榮臻為第三書記,聶榮臻為華北軍區司令員、薄一波為政治委員,董必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主席,鄧為中原中央局第一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司令、鄧為政治委員[39]:74。9月8日至8月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又稱「九月會議」,鄧小平作為中央委員、中原局第一書記參加會議[68]:263。10月22日晚,中原野戰軍佔領鄭州;鄧小平和陳毅當晚趕到鄭州,住大同路原國軍鄭州綏靖公署,立即指揮部隊東進開封,國軍棄城,第二天直取開封[68]:269

鑒於淮海戰役規模擴大,加強統一指揮,中央軍委接受粟裕建議,11月1日電告陳毅、鄧小平、粟裕並告華東局、中原局:「整個戰役統一受陳鄧指揮」[68]:272。淮海戰役,中共在投入兵力外,還動員100多萬農民為部隊運送糧草軍需,徵用70多萬頭牲口作為運輸工具;在淮海戰役的最後階段,毛澤東下令成立總前委,將50萬解放軍納入鄧總書記的統一領導[37]:33。在對國共第二次內戰具有重大意義的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鄧小平任總前委書記[73]:149[42]:6,負責對前線軍隊戰略指揮[66]:130-133,並對不同解放區進行有針對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66]:108,124。劉伯承擔心部隊安全,試圖挖更多戰壕以抵禦國軍優勢火力,鄧小平卻堅持進攻;後來有人批評鄧小平說,鄧小平在戰役初期把部隊置於危險,造成不必要傷亡,也沒有挖築更多防禦工事[37]:33

1949年3月14日,中央決定:鄧小平為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第二書記兼上海市委書記,陳毅為第三書記兼上海市長,劉伯承為南京市長兼市委書記[39]:84。4月21日,解放軍輕鬆擊潰抵抗渡過寬闊之長江[37]:33,旋即佔領中華民國首都南京[74]:37。7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由鄧小平、劉伯承、賀龍等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鄧小平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賀龍任第三書記,正式成立是11月23日[39]:87-88。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鄧小平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39]:90

1949年,鄧小平(左一)與賀龍、朱德一同出席全軍「八一」建軍節二十五周年體育運動大會開幕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建政初期

1950年,西南軍區軍隊整編會議與會者合影。前排左起:孔從洲李達張子意賀龍、鄧小平、陳賡陳鶴橋韋傑。第三排右五尹先炳,第四排右六為秦基偉、右七杜義德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39]:90,作為中原局第一書記和第二野戰軍代表,鄧小平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73]:6,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委員和中蘇友好協會執行委員會成員[75]:203。10月19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為副主席,賀龍、劉伯承、陳毅、林彪、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高崗、粟裕、張雲逸、鄧小平、李先念、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勳羅瑞卿薩鎮冰張治中傅作義蔡廷鍇龍雲劉斐為委員[39]:90。隨後,鄧小平又和劉伯承率軍攻下雲南貴州西康等西南省份[76]:46。1949年12月2日,鄧小平出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39]:92。1949年底,鄧小平擔任西南軍區政委、西南地區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77]:423[61]:313。在任期間,他徹底清除雲南的鴉片煙館、平衡少數民族和漢族關係[66]:161-165,實施土地改革[78]:389-392[66]:141,151,173

1950年1月8日,二野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確定由十八軍擔任入藏任務[39]:93。鄧小平和周恩來堅定站在毛澤東一邊[79]:2472。1951年,鄧小平從西南和西北軍區抽調兵力控制西藏並建立秩序[37]:35

在回北京任職前,鄧小平參加成渝鐵路竣工儀式[37]:35。1952年7月,鄧小平調到中央工作,他先任政務院常務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任過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長[39]:102。毛澤東下達書面命令:凡提交黨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經鄧小平過目[37]:35-36。7月,周恩來提議鄧小平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務院日常工作,劉少奇提出希望鄧小平將西南工作佈置後即到中央[80]:7-8。8月7日,朱德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任命鄧小平為政務院副總理[80]:7。8月,鄧小平被調派北京,全家住進中南海[79]:2472。8月10日,周恩來提出政務院黨組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以周為任政府黨組書記,陳雲、鄧小平分任第一、第二副書記[80]:8。8月13日,鄧小平正式上任,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48次會議,周在會上宣佈:在我奉毛澤東主席的命赴蘇聯期間,由鄧小平代理總理職務[80]:8。鄧小平和毛澤東一起參加會議,研究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把個體農業和小工商業集體化、把大工業國有化之「社會主義改造」方案[37]:36。10月22日,鄧小平給毛澤東、周寫信,提出「『三反』、『五反』,可以結束」,經毛澤東、周審閱同意,10月25日「三反」、「五反」運動正式結束[80]:16。通過和毛澤東、周一起參加會議,鄧小平得以學習兩位領導人如何評估國家大事;鄧小平也瞭解作出重大決定之理由,思考根本變革之大框架[37]:36

從1953年到1954年,鄧小平不僅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而且擔任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還擔任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稍後又被任命為該委員會秘書長[80]:30。1953年2月28日,西南軍政委員會改為西南行政委員會,鄧小平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39]:103。3月3日,毛澤東指定:「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80]:103月10日,政府工作領導分工,明確鄧分管監察、民族和人事工作;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調整分工,明確鐵道、交通、郵電由鄧小平領導[80]:15。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鄧小平兼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部長[80]:38。鄧小平主導著與各省協商,以確定各省要上繳多少糧食和稅收,以及中央政府要向各省份配多少[37]:36。從1953年9月18日起,鄧擔任1年財政部長,主持中央財政工作[42]:52[66]:193-197。鄧小平必須作出重大判斷,向毛澤東和周彙報各省完成糧食配額和上繳稅收之能力[37]:36。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39]:104,鄧小平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81]:148兼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80]:65。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鄧小平出席在北京舉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根據周總理提名,大會決定陳雲、彭德懷、鄧小平等10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名,大會決定朱德、彭德懷、鄧小平等15人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39]:105[81]:148。9月29日,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國務院副總理[80]:35。直到12月大區黨政機構撤銷,鄧小平一直兼任西南局第一書記[80]:11。12月28日,鄧小平又根據他主持召開之會議討論意見,向中共中央提交書面報告,提出撤銷中央地區工作部,成立中央書記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個辦公室幫助中央工作[80]:66。毛澤東對鄧小平說:「中央的事由你們做,對外一律用中央名義,不用秘書長、副秘書長名義。」[80]:66-67

1953年,陳雲、鄧小平將高崗的活動情況向毛澤東反映,引起毛澤東的警覺[80]:61。年底鄧小平和陳雲向毛澤東密報:高崗有分裂黨的危險;毛澤東聽取警告[37]:36。1954年發生「高饒反黨集團事件」,高崗和饒漱石兩人企圖與劉少奇、周奪權[42]:51。按毛澤東之意見,1月25日和2月5日,鄧小平同劉少奇、周一起兩次找高崗談話,點出他的問題;2月3日,鄧小平同劉少奇、周、朱德、陳雲一起又找饒漱石談話,點出他的問題[80]:62。四中全會之後,2月15日至2月25日,高崗問題座談會由周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80]:63。2月23日,鄧小平和陳毅發言,鄧小平希望饒漱石抱着拋棄錯誤的態度,在座談會後向中央徹底交代,以便改正錯誤[80]:63。鄧小平專門負責對饒漱石調查[74]:314-315,並在1955年3月召開黨內會議上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81]:335-338。1955年4月,中國共產黨七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與林彪同時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補任弼時、高崗之缺)委員,進入黨的最高領導機構[82]:98

鄧小平歡迎達賴班禪,1954年

鄧小平是中共代表團團長,參加蘇共二十大,會議上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37]:37。1956年2月11日,鄧小平同譚震林、王稼祥抵達莫斯科,與朱德、劉少奇曉會合[80]:72;鄧小平和朱德等在莫斯科參加蘇共二十大[80]:71,鄧小平、譚震林於3月3日回到北京[80]:74。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宣佈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83]:4192。鄧不大贊成,認為可能引發一場反對中共的群眾運動[84]:35

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八大要把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作風切實反一下[80]:101。9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81]:371[66]:212-256。其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黨,容易產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危險,必須堅持群眾路線,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個人崇拜,加強黨與群眾的聯繫[85]:6。但這次報告只是抽象批判個人崇拜,沒有觸及毛澤東的權威和權力[86]:21。在開幕式上,鄧小平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成員、大會秘書長[80]:88。中共八大提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80]:100。9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第十二次會議,鄧小平當選中央委員[39]:109。9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39]:109,成為黨內排名第六的領導人,開始與劉少奇、周等一起負責日常工作[87]:98。鄧小平每周召開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需要處理黨政工作,重大問題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討論,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口負責人都在鄧小平領導之下[88]。10月,中共中央表示,反對蘇聯武裝干涉波蘭內政,主張協商解決問題;10月23日,劉少奇、鄧小平一行抵達莫斯科,11月1日回到北京[80]:97-98。11月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中國政府從波匈事件中注意到,「加強民主、獨立和平等以及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人民物質福利的要求」,「不但有利於這些國家人民民主制度的鞏固,而且有利於社會主義各國相互之間的團結」[80]:98。11月10日至11月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召開,確定在1957年開展一次新全黨整風運動[80]:102-103

反右運動

反右運動

鄧小平在「雙百」運動中曾對地方幹部說,要聽得進批評意見,不要打擊報復[37]:38。從1957年春開始,很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領導人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鼓舞下暢所欲言,批評的嚴重令毛澤東感到意外[37]:38。毛澤東怒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資本家雖然已被消滅,但他們還是脫不掉自己之階級本性[37]:38。5月,鄧小平兩次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準備反擊右派進攻問題;5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小平在會上作關於最近整風「嗚放」情況和整風運動部署的報告[80]:121。6月5日,鄧小平離開北京到各地指導整風運動;鄧小平分別在瀋陽、西安、成都和濟南作4個報告,是在反右鬥爭正式開展之際所作,從報告中可以看出,鄧小平同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一樣,對當時思想政治領域的形勢和反右鬥爭的形勢,估計過分嚴重[80]:124

毛澤東在1957年夏發動「反右運動」,羞辱所有嚴厲批評中共者[37]:38。隨後在1957年到1958年間,中國共產黨開展反右運動[89]:121-123,鄧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主持並積極推進反右運動[42]:19。毛澤東帶頭整大約55萬知識分子,把他們劃為右派,並吩咐鄧小平具體操辦運動[37]:38。在1957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把反右作為整風運動第二階段[90]。在反右運動中,有的知識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批評幹部使鄧小平感到惱怒[37]:38。反右鬥爭出現嚴重的擴大化和簡單粗暴的做法,使各界人士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提批評意見的積極性受到打擊,從而對擴大社會民主造成很大負面影響,鄧小平覺得應該做好善後工作,在報告中指出:「反右派鬥爭是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掃清道路的,我們決不能允許任何人用反右派鬥爭來阻塞人民內部的言路,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80]:131-132鄧小平在反右運動中力挺毛澤東,維護黨的權威,打擊敢言的知識分子[37]:38。在八屆三中全會前,鄧小平主持起草《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草案),鄧小平在9月23日之報告中介紹此文件時說:對於右派,「經常要排一排,開始鬥爭右派中,有一部分是搞得不對的,搞過了」[80]:132。鄧小平後來對女兒說,他很後悔自己沒有作出更多努力,阻止毛澤東犯下嚴重錯誤[37]:38。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並在通知中規定:「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對於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屬於根本原則的政策、工作中的問題、學術性的問題、共產黨的個別組織、個別工作人員表示不滿,提出批評的人,即使意見錯誤、措辭尖銳,也不應劃分為右派分子;同樣,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在思想意識上有某些錯誤的人,也不應劃分為右派分子。」[80]:132-13323年後,鄧小平承認自己對反右擴大化負有責任[91]:274-283,但他仍主張發起這場運動並沒有錯[92]:736[63]:194-197,只是運動被錯誤擴大[63]:253-257。由於在工作中普遍採取規定百分比,比例不夠就硬湊,造成主觀把一大批人錯誤劃成右派分子;許多正直有才華的知識分子,敢講真話的優秀黨員、幹部,還有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之愛國人士,長期受到委屈、壓制和不幸,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應有作用,是令人痛心的教訓[80]:133。反右運動中有55萬人被劃為「右派分子」[93],是毛澤東最初估計右派人數100多倍[94][95]:1204。在鄧小平直接關心、指導下,到1981年底,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者全部得到改正,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得到徹底糾正[80]:135

藏區騷亂

1957年3月8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西藏工委書記、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張經武彙報西藏工作情況;鄧小平要求積極做好西藏上層人士之統戰工作,說:「在西藏,分別左中右,以是否愛國為標準,不能以土改為標準。我們是依靠左派,爭取中間派。右派是分離派,只要沒有叛國,對右派也要做工作。」[80]:199-2001958年9月8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張國華關於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局部叛亂情況之彙報時,指示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冷靜、理智處置,「在叛匪威脅黨政機關和主要交通線時就打,有把握的就打,沒有把握就不打」[80]:201。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與國外干涉勢力相互勾結,公然撕毀《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發動以拉薩地區為中心之武裝叛亂;3月11日、12日、14日、17日,鄧小平連續參加劉少奇召集之會議,研究處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叛亂問題[80]:201。劉少奇和鄧小平在會上稱:和平解放西藏已經八年,我們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是為了等待上層人物覺悟;現在一些上層人物要叛亂,逼得我們不得不進行改革[80]:201

出訪蘇聯

1957年11月,鄧小平和毛澤東、宋慶齡去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並與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會面[96]:120-125。鄧小平有理有據嚴辭反駁蘇共理論家蘇斯洛夫,令毛澤東大為激賞,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指著鄧小平說:「看見那個小個子嗎?他非常有見識,前程遠大。」[37]:3711月10日,中方和蘇方代表就《宣言草案》再次磋商,鄧小平首先宣讀中方《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一、對於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問題,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兩種可能性,不是單一提一種可能性。……二、按照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狀況,從策略觀點出發,提出和平過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三、取得議會的多數,並不等於舊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毀,新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四、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的含義,不應該只解釋為通過議會的多數。主要的問題是關於國家機器的問題。……五、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我們同社會黨的立場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這種界限。」[80]:137-138

大躍進

1958年初,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幾次會議,批評反冒進,發動「大躍進」;1月11日至1月22日,毛澤東在南寧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80]:142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由鄧小平抓石油工業[80]:144。「大躍進」興起後,很快便普遍採取革命戰爭和政治鬥爭慣用之群眾運動辦法搞經濟建設,嚴重脫離實際,違背經濟發展之客觀規律,挫傷人民群眾之積極性,從而造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巨大損失[80]:150。3月25日,鄧小平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黨內圍繞這個問題(反冒進)的思想鬥爭,「是關於建設方法和建設方針的鬥爭,不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用甚麼方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黨內有一些人跟着反冒進,「有一些是屬於對情況分析不夠的方法問題」;「兩種方法的鬥爭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是有區別的」;避免將問題再無限上綱,對於當時有重要作用[80]:151。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80]:153。會議通過毛澤東提出「三面紅旗」的總路線,全面發動「大躍進」運動,鄧小平對此贊成[42]:19[97]:214-215。會議結束後,鄧小平作為總書記,積極推動「大躍進」各項工作,陳雲後來說,「有些人到書記處找幹勁,到總理那兒講困難」[98]:72。6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經毛澤東審閱並修改之《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作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80]:157經濟決策權高度集中,再加上黨內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使黨中央和國務院之綜合協調部門再難以發揮作用[80]:157。6月,鄧小平出席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也到會講話,批評軍事工作上之教條主義;7月,鄧小平出來保護劉伯承,向毛澤東建議保留劉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80]:162-163。7月31日,赫魯曉夫秘密到北京,毛澤東在鄧小平陪同下同赫魯曉夫舉行會談[80]:217。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常稱北戴河會議);毛澤東要集中統一,保證重點放在工業上,工業主要是抓鋼鐵,「馬克思秦始皇要結合起來」;鄧小平要求嚴格執行全國統一計劃,並「先保證重點」,「其他零星的不搞」[80]:164-165。毛澤東說農村人民公社是人民群眾自發搞起來;鄧小平贊成毛澤東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性質之意見[80]:165-166。北戴河會議後,全國各地迅速掀起大辦鋼鐵之高潮;同時,全國農村迅速開展人民公社化運動,嚴重氾濫以高指標、浮誇風、瞎指揮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之「左」之錯誤[80]:167。9月至11月,鄧小平考察東北、華北和大西南,是從1952年調中央工作後時間最長、接觸地方和單位最多之調查考察[80]:175。11月6日,鄧小平到達鄭州,參加毛澤東主持召開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80]:176。11月7日,鄧小平在會議中說:「人民公社還不是共產主義的,連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怎麼就是共產主義呢?」[80]:178

1958年12月,鄧小平視察武漢鋼鐵公司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澤東在鄭州專列上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稱「第二次鄭州會議」;鄧小平向毛澤東彙報關於人民公社之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多勞多得,承認差別」;根據毛意見,會議將「多勞多得」改為「按勞分配」,又加上「物資勞動,等價交換」[80]:193-194。中共中央決定於4月初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80]:194。4月5日,毛澤東談到權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之問題:「權力集中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之外,還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為副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80]:197在黨內,鄧小平領導地位更為突出[88]。鄧小平在一次打桌球時意外摔斷腿,恢復了很長時間[57]:138。7月2日至8月1日,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一些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之意見使毛澤東不能接受,而改變繼續糾「左」之初衷;根據毛澤東建議,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以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全會最後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隨即在黨內開展「反右傾」運動[80]:207。鄧小平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療而沒有出席會議,但他非常關心廬山會議;當時鄧小平對批判彭德懷表示不同看法[80]:207。這使他免於陷入廬山會議的漩渦,只是發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對彭德懷、擁護大躍進的立場[99]:156。「反右傾、鼓幹勁,掀起新的大躍進高潮」成為中心口號,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重新颳起來,從而導致國民經濟比例關係更加嚴重失調[80]:208。12月28日,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黨的根本隊伍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幾是好的,要相信這一點。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原則是不要比賽,劃不劃,都要慎重。」[80]:209

1960年,他對大躍進產生疑慮[97]:214-215。經過到基層視察,他和國家主席劉少奇成立緊急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66]:322-327。3月24日,鄧小平乘火車抵達天津,參加毛澤東召集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天津會議」[80]:209。3月25日,鄧小平主持會議說:「還有一個集體領導問題,也要在適當的會議上說一說。我們黨是集體領導,毛澤東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是我們黨的領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裏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80]:212因為沒有解決好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存在之嚴重問題,再加上一些別的原因,後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個人崇拜盛行,導致「左」的錯誤,最終釀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災難,給中國造成損失[80]:212。9月16日,以鄧小平為團長、彭真為副團長之中共代表團離開北京,赴莫斯科參加中蘇兩黨會談;9月23日回到北京[80]:220-221。9月30日,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再次飛赴莫斯科,參加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文件起草委員會會議[80]:221-222

1961年3月19日,在中央工作小組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央書記處對中央在「大躍進」中問題主動自我批評,表示「(書記處)日常工作做得不壞,但方針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100]。此後,鄧小平積極參與調整和整頓國民經濟,在9月提出「工業工作七十條」,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實用主義[97]:214-215[66]:318-321,334-337

1963年3月,鄧小平(左一)與李先念周恩來在北京西郊機場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80]:292。鄧小平在會上稱「更加注意堅持黨的優良傳統」,「避免沾染官氣」,「避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80]:294。鄧小平說:「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們傳統的制度。」[80]:294鄧小平說:「指標過高,要求過急,既助長了分散主義,又助長了命令主義,黨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當大的削弱。」[80]:294-295會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對工作中之缺點和錯誤承擔責任,對黨之民主建設產生深遠影響[80]:295。會議仍然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沒有根本改變「左」之指導思想[80]:296。毛澤東點名批評鄧小平的經濟措施,這使鄧小平與毛澤東關係開始破裂[83]:4607。8月11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毛)主席這次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很及時。不只是講國內問題和單幹問題,內容是很廣泛的,包括整個國際國內的一個歷史時期,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或叫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問題。直到共產主義,消滅三個差別,都管用。」[80]:310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修正主義之根源,使黨之指導思想日益陷入以階級鬥爭為綱之「左」之錯誤[80]:310。會議還抵消七千人大會力倡在黨內加強民主集中制之努力,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之現象日益嚴重,破壞實事求是之作風[80]:310

1963年7月6日,中蘇兩黨舉行第一次會談,蘇方代表團團長蘇斯洛夫擔任會議主席,並作長篇發言[80]:327。7月14日,蘇方不顧中蘇會談前雙方關於「在會談期間不發佈會談消息」之約定,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答覆中共中央6月14日信[80]:332。鄧小平回覆:「我黨歷來就主張不要把兄弟黨之間的分歧公開在敵人面前,但是,既然公開爭論已被挑起,就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我們從來是出於被迫的,從來沒有首先攻擊過任何別的黨。我們受到公開攻擊,就不能不作答覆。我們認為,在這次會談告一段落到下次會談過程中,我們能夠討論出一個能為大家所接受的停止公開的論戰的決議。」[101]:329-332[102][103]

第二次下台

文革時期批評劉少奇、鄧小平的宣傳畫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80]:381

1965年古巴切·格瓦拉訪問中國,鄧小平接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標誌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80]:388。鄧小平為維持穩定局面,恢復秩序而奔波[47]:103劉少奇、鄧小平立即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並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工作[47]:105。劉少奇、鄧小平回到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對策,制定出「大字報只限於校內」、「校內校外有別」、「集會限於校內」、「不准示威遊行」、「不准大規模的集會」等「八條決定」[47]:105。並得到毛澤東同意,派遣「工作組」到各個學校,但工作組所到之處遭到文革派操縱學生們猛烈攻擊[47]:105。幾乎每個學校都分為兩派或幾派,互相攻擊,亂揪、亂批、亂鬥之風盛行,抄家、打人時有發生[80]:395。7月16日,毛澤東橫渡長江,7月18日回到北京[47]:105-106。劉少奇立即要求會見毛澤東,但被毛澤東拒絕[47]:106。7月19日,毛澤東說派遣工作組是錯誤[47]:106。揚言說不僅僅是認識問題,而是路線問題[47]:106。7月21日,毛澤東正式下達指示撤回工作組[47]:106。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決定撤銷工作組[39]:150。毛澤東對此非常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104]:59[105]:377。7月29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及中學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發佈決定撤銷工作組,批評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派遣工作組[47]:106。8月1日至8月21日,鄧小平出席在北京舉行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並講話,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全會選舉毛、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在全會小組會上,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攻擊劉少奇,謝富治則攻擊鄧小平,說他在全國解放後變了[39]:150。劉少奇、鄧小平被作為「資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物受到批判,陳伯達趁機向毛澤東揭發鄧小平[80]:400。鄧小平由於被指責犯「路線錯誤」,實際上已不參與中央領導工作[80]:401。為貫徹全會精神,8月13日至23日,林彪受毛澤東委託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鄧小平受到批判,會後鄧小平向康生移交他分管之中聯部、中調部等部門工作[80]:401。鄧小平事實上已被停止和剝奪職權,大多數時間待在家裏看文件、寫檢查和接受批判[80]:401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被選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鄧小平保留了總書記的位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保持在第六位(國家主席劉少奇跌至第八位)[106]:255。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在會上講話,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會後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39]:150-151。10月1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表達了自己對於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但是遭到了陳伯達、林彪等人的批評,而他的書記處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架空[107]:47-51。10月23日,毛澤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作報告批判劉少奇、鄧小平[47]:110。結果劉少奇與鄧小平作自我檢討[47]:110。11月7日,鄧小平首次被點名批評,在北京市內大字報上,標題為「第二號走資派」[47]:110。隨後大字報、黨報陸續開始了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評,鄧小平被說成是劉少奇之外「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69]:6,「中國的二號修正主義分子」[42]:19,「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根子」[69]:6。12月13日,毛澤東指使「文革派」把鄧小平與劉少奇作為「反動分子」點名批判[47]:112。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38]:19。以後劉少奇、鄧小平就不公開露面[47]:112。鄧小平被軟禁在中南海自住[47]:112

1967年元旦,文革小組動員北京市各大專院校數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批判劉少奇、鄧小平[47]:112。那時候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成「黨內最大的走資派」,被解除一切職務[38]:19。3月15日,鄧小平的弟弟鄧蜀平因為絕望而自殺[108]:84-85。3月底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他被免去了總書記的職務[109]:6。之後紅衛兵對他進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擊[99]:208:認為他是「階級鬥爭熄滅論」的代表;反對毛主席;生活作風腐化(主要是指責他喜歡打橋牌)。5月,汪東興到鄧家告訴鄧小平,毛澤東讓他轉告:一、要忍,不要着急;二、劉、鄧可以分開;三、有事可以給他(毛澤東)寫信[80]:410。到8月對鄧小平的批鬥已經升級到武鬥,紅衛兵到鄧小平在中南海的家裏開批鬥會,鄧小平被逼着下跪,坐「噴氣式」[82]:118。8月5日,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各自住宅中被批判鬥爭[47]:111。9月,劉少奇與鄧小平子女都被趕出中南海[47]:111。毛澤東把鄧小平夫婦軟禁在中南海之家中[37]:40。兩名年齡較小之孩子鄧榕鄧質方(和鄧小平繼母夏伯根一起)被趕到北京擁擠之工人宿舍,不許和父母見面[37]:40-41。鄧小平的三個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與鄧小平的繼母和他在一起[42]:23

1968年5月16日,「鄧小平專案組」正式成立,由康生和黃永勝吳法憲等主管[80]:415。5月20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等談話:「鄧小平,你們總要打倒,又沒有拿出多少材料來,你們總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錯誤,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嘛。」[80]:4176月30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其他中央負責人談話:「對鄧小平,我的觀點還是同以前一樣。有人說他與敵人有勾結,我就不相信。你們那樣怕鄧小平,可見這人厲害。」[80]:417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鄧小平被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79]:2289。在10月13日會上,毛澤東說: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歷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麼問題[39]:153。隨着鄧小平倒台,他的家庭成員也受到了迫害[79]:2481

1968年9月,鄧小平長子、物理系學生鄧樸方北京大學「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批鬥時,由四層樓上摔下來[47]:120。鄧樸方被在場的紅衛兵及時送到醫院,但因胸椎壓縮性骨折導致鄧樸方從此腰部以下癱瘓[110]:1441。1969年,鄧小平子女被允許回中南海家中探望鄧小平夫婦,從鄧楠口中知道鄧樸方傷殘;卓琳傷心難忍,哭了幾天幾夜,鄧小平則依舊無言,只是不停抽煙[80]:420。1970年,鄧小平寫信給黨中央,請求把鄧樸方調來江西一起生活,1971年鄧樸方獲准與父母團聚[47]:131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發佈「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39]:153。10月18日,林彪向全軍發出「第一號令」,進入緊急戰爭狀態[47]:124。由總參謀長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39]:153。10月20日,鄧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37]:60[111]:34,被軟禁在新建縣望城崗,坐車到南昌約20分鐘路程[47]:129。鄧小平之宿舍為原步兵學校校長辦公室[47]:129。10月23日,鄧小平遭暗殺未遂,警衛人員反擊,擊斃數名殺手[112][113][114]。從1970年1月起不發工資,鄧小平原來月工資402元,卓琳165元;改發生活費後,鄧小平每月生活費120元,卓琳60元,繼母夏伯根25元[39]:154。夏天開始,根據本人申請,允許鄧小平上午到拖拉機廠勞動[47]:129。卓琳承擔起洗滌工作,沒有強制勞動[47]:129。這段時間被鄧小平視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時期[63]:54-55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其發動武裝政變未遂,乘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39]:154。鄧小平說:「林彪不亡,天理不容!」[80]:440林彪集團政變失敗,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敘述對林彪事件看法[38]:19。11月8日[80]:440,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表示願為黨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39]:154。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上,與陳毅夫人談話時,曾表示過鄧小平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47]:136王震曾向毛澤東上書,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47]:136。6月,鄧小平夫婦接到通知,他們工資開始照發[80]:443。8月3日,鄧小平寫一封長信給毛澤東[80]:443:「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115]:37並要求恢復工作[116]:25。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來信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80]:444-446從這個批示開始,鄧小平第二次受批判命運有轉機[38]:19。周恩來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佈對鄧小平立即解除監督勞動,鄧小平可以做調查研究工作[80]:446-447。年底鄧小平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岡山等地參觀,游歷井岡山,憑吊遺跡,重訪瑞金等地[39]:155。1973年2月20日,在周的力薦和支持下[117],鄧小平離開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舊居[47]:138。3月10日,根據毛澤東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39]:155。3月28日晚,周遵照毛澤東之指示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宣佈要鄧小平擔任負責外交之副總理[37]:63。作為周之助手,鄧小平從1973年4月開始,陪同周在機場送往迎來,會見其他國家客人;鄧小平還參加一些會見外賓之活動,但尚未擔負起與他們會談之工作[37]:64。4月12日,鄧小平以副總理身份出席為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舉行之宴會[37]:63。在8月24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2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調動各大軍區司令員[47]:142,正式提議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118]:57,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再次進入領導核心[119]:263。12月18日,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討論決定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80]:467-468。12月22日,鄧小平代表軍事委員會宣佈各大軍區司令員大調動[47]:142

1975年,鄧小平與來訪的美國總統傑拉德·福特夫婦會談

1974年4月,鄧小平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47]:144。4月10日鄧小平在大會上發言,闡明中國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之主張,指出:國家之間之政治和經濟關係,都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基礎上;國際經濟事務應該由世界各國共同來管,而不應該由少數國家來壟斷[39]:166。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論」[47]:144。由於在鄧小平發言中關於第三世界之基本思想全是來自毛澤東,也由於美國人並不喜歡有人把自己跟蘇聯聯繫在一起,所以這篇發言並沒有收進《鄧小平文選[37]:75。鄧小平1974年會見一個美國大學代表團時說:「我沒有上過大學,但我一向認為,從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著人生這所大學。它沒有畢業的一天,直到去見上帝。」[37]:13

1974年初,周病情惡化[47]:145。到5月、6月,周健康更為惡化[47]:146。6月1日,周住進解放軍三〇五醫院治療[80]:476。當時周已住進醫院,但名義上仍保留着職務,在他親自指導下,鄧小平成事實上之代總理[37]:74。同時,1974年初以江青為首四人幫發動「批林批孔運動」,致使鄧小平與四人幫的矛盾進一步激化[119]:263。10月20日,毛澤東建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39]:174。12月23日,已經屢現尿血的周乘機前往長沙,與毛澤東討論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籌備事項,支持鄧小平工作,並挫敗四人幫「組閣計劃」[119]:260。毛澤東同周、王洪文談話時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39]:177。此後,毛澤東幾次在黨內批評四人幫,王洪文也被調回上海[53]:570

「三副一長」

國務院總理周病重住院後,1975年1月,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日常工作[38]:19-20。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正式任命鄧小平為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47]:147。此後,他立即着手整頓全國範圍內之極左浪潮[38]:20。1月8日起,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周帶病主持會議[47]:147-148。會上選出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47]:148。1月13日起,周主持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47]:148。鄧小平在幕後主持起草周之報告[37]:83。會上通過周提出主要目標,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47]:148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大會決定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47]:148。3月5日,副總理鄧小平代替周出席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工業書記會議[47]:153。會中,鄧小平指出「必須反對派系鬥爭的發起者」[47]:153。5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張春橋等人只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決定讓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人[39]:183。5月12日,鄧小平率領中國代表團國事訪問法國[47]:154。5月27日,根據毛澤東之意見,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39]:183。9月7日,周和鄧小平等在醫院會見羅馬尼亞代表團[47]:155。9月13日,代總理鄧小平在山西召開「農業學大寨」中央農業會議[47]:155-156。會議中,與四人幫鬥爭已經白熱化[47]:156。鄧小平着手對當時極端混亂的經濟局勢[91]:4-11,25-27、軍隊建設[91]:1-3,15-24、科研工作[91]:32-34等進行全面整頓[79]:2521[91]:35-37,並同當時擁有很大權力的江青集團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63]:81-82。同月,鄧小平散步時遭刺殺未遂,殺手至今未被逮捕[112][113][114]。10月,鄧小平在領導「整頓」時制定三個綱領文件,分別是:一、《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草稿)》;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草稿)》;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鄧小平又提出要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即: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二、促進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120]:141。由於毛澤東的侄兒兼聯絡員毛遠新多次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又說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毛澤東遂於11月決定要解決鄧小平的所謂「右傾」問題[120]:141。他在批評鄧小平時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120]:141。毛澤東又指出「有些人總是要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由此展開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20]:141。同時極左派也批評鄧小平喜歡資本主義的東西,企圖「資產階級復辟」,雙方矛盾日趨激烈[119]:263

第三次下台

鄧小平的行動遭到「四人幫」的反對,被稱為「右傾翻案風」[38]:20。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去世[47]:158。1月15日下午3時起,在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準備舉行追悼會[47]:159。第一副總理鄧小平致悼詞[47]:159,並主持會議[121]。在追悼會閉幕後,毛澤東保鏢汪東興率領「八三四一」部隊拘留鄧小平,軟禁在中南海住宅裏[47]:159。鄧小平與外界隔絕,只能與小外孫接觸[47]:167。而毛澤東鑑於鄧小平和四人幫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後鄧小平會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將最有可能繼任國務院總理的鄧小平和張春橋排除在外[79]:2656。2月2日,鄧小平提出辭職兩周後,黨中央向中國高層幹部宣佈:經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華國鋒代總理[37]:143。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的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對華表示:「你辦事,我放心」[120]:141。可以說,華的任命是毛澤東力圖調和「四人幫」與務實派幹部、軍人之間的矛盾的結果[120]:141。2月15日,華國鋒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書記會議上,講過「當前的緊急任務是批判鄧小平、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在這個目標下,幹部、群眾應該團結起來」[47]:162。不過華國鋒和毛澤東一樣,對批鄧運動作限制:不要上街張貼批鄧的大字報,不要在廣播電台上批判[37]:145。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47]:160,江青指名道姓攻擊鄧小平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122]:38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發大字報反對江青,擁護周、鄧小平[47]:163。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國人民傳統「掃墓」的日子「清明節」,有200萬以上群眾到天安門廣場,周悼念活動達到頂點[47]:165。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47]:165;會上,華國鋒攻擊鄧小平一派「是一批壞人跳出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很多攻擊黨中央,很惡毒」[47]:165。北京市市長吳德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精心策劃的結果。……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47]:165。政治局會議指控鄧小平是幕後指揮者,並決定強行清除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花圈[47]:165。4月5日,北京發生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擁護鄧小平的「天安門四五」事件[38]:20,群眾有人貼出大字報要鄧小平接班[123]。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動民兵、公安清理現場所有花圈,還逮捕了一些人;群眾提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最後遭到鎮壓[120]:142。4月6日,由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澤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124]

4月7日,在沒有鄧小平參加的情況下[125]:2-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126]鄧小平被指為這個事件「總後台」,再一次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38]:20。毛澤東託付汪東興對鄧小平加以保護[127]。4月8日,《人民日報》批判天安門事件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120]:142

4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將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定性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並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119]:279。同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著名寫作組梁效的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其中稱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它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鬥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黨內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128]:111

8月,開展「批鄧」運動;鄧小平的三個「整頓」文件被誣蔑為「三株大毒草」[120]:142。9月3日,江青趕赴大寨,為批判鄧小平作準備[47]:169。9月9日,毛澤東逝世[47]:167。毛澤東在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120]:142。毛澤東又指出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第一,趕走蔣介石和日本人,並沒有爭議性;第二,發動「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120]:142。10月6日,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兵不血刃地結束文化大革命[47]:173。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四人幫」倒台[38]:20。10月7日下午,召開政治局會議[47]:173。會議決定華國鋒就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47]:173。十年動亂雖已過去,中國卻面對「三信危機」(「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120]:142

10月10日,鄧小平寫信通過汪東興交給華國鋒[47]:181。鄧小平在信中寫道:「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以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我同全國人民一樣……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訊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47]:181但是華國鋒回應:「……你犯過錯誤,必須繼續接受批判。」[122]:38四人幫被捕後,中共中央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但是關於為鄧小平的平反,中央卻發生了分歧[129]:2。華國鋒在10月26日宣佈,當前要批判「四人幫」,可以附帶批鄧小平[37]:159。12月,華國鋒在會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全國農業會議代表時說:「鄧小平雖然同『四人幫』反黨集團之間存在着尖銳的矛盾,但其本質仍是修正主義,他們之間沒有本質區別。都具有各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毛主席的罪行。打倒『四人幫』後同樣不能放過鄧小平」[47]:181

文革結束後

撥亂反正與再次上台

1977年3月10日,打倒「四人幫」後,第一次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有人提出鄧小平恢復工作,引起爭論[47]:183。2月,華國鋒支持《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正式提出「兩個凡是」之觀點,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20]:149極力反對鄧小平復出[47]:183。4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第二次寫信,表示「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麼,什麼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黨中央決定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會主席的時候,我知道了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確的方式戰勝四人幫……」[47]:185。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號文件》轉發鄧小平兩封信[47]:185。政治局討論了這封信,同意了鄧小平的建議[130]:6。7月16日至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47]:185。7月17日,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37]:173。會議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之職[47]:185-186。鄧小平被恢復撤職前的一切黨政軍職務後[129]:3,入住位於米糧庫胡同的宅邸,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萬里趙紫陽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131]:239。在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時候,1977年7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恢復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職務[38]:20。鄧小平復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8月12日,召開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鄧小平大力整頓軍隊,整治教育制度,平反寃、假、錯案[47]:188

1978年底以前,鄧小平還不是黨內最高領導人,華國鋒掌握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最高領導身份[47]:188。華國鋒被認為與鄧小平在政治路線上相左[132]:10。「兩個凡是」的演變結果則是華國鋒遭到了黨內以鄧小平為首的抵制[91]:42-47,38-39

1979年1月31日,鄧小平在白宮簽署文件
1979年鄧小平在出訪美國期間參觀美國太空總署

在1977年8月3日召開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鄧小平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在1977年舉行高考[37]:179,中國的高等學校得以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91]:48-58。12月,鄧小平極力推薦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47]:190。在1978年初,鄧小平在當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將知識分子的政治定位從文革時期的底層扭轉稱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91]:85-100,改變了自文革以來知識分子飽受歧視的現象[91]:41。此舉由於在實質上是改變了共產黨在文革時期的一大政策[91]:66-71

1978年2月26日,召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47]:190。華國鋒作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堅持階級鬥爭和加強「四個現代化」建設[47]:190。會議確認華國鋒總理、鄧小平副總理、葉劍英委員長之人事決定[47]:190。但鄧小平在實施自己戰略前,必須先解決他和華國鋒之間路線分歧[91]:111-112。5月11日,《光明日報》轉載由胡耀邦同意、署名「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得到鄧小平及其部下支持);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是在攻擊「兩個凡是」,並且是在暗指應當對此負責之華國鋒和汪東興[37]:184-185。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也轉載這篇文章,隨即又被許多地方報紙轉載[37]:184。深具現實主義特點的政治理念被人認為是鄧小平贏得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91]:140-153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佈開始平反1958年以來被錯劃之「右派分子」[47]:191。這個由胡耀邦帶頭的行動得到了當時大部分中國人的讚許,也令胡耀邦改革者身份得到廣泛傳播[133]:41。這一工作在1980年基本結束,占原「右派」總人數97%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134]:342。平反活動中質疑共產黨的聲音被更多的讚許聲所壓制,因而改革取得的進展和成效都令人滿意[135]:8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之後[47]:191,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37]:199。會議平反1976年4月5日發生之天安門事件,表明鄧小平在現階段之鬥爭中已佔上風[120]:151。會上嚴厲批評華國鋒[47]:197,華國鋒承認,應當從事實出發,按照「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原則解決政治問題[37]:205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日在京西賓館召開[37]:212。是次全會上,鄧小平批判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把全國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鄧小平批判「凡是派」(凡是毛澤東説過的就要執行)之思想路線,樹立實事求是之指導方針;鄧小平否定毛澤東「打倒一切」之組織路線,為文化大革命及「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1976年天安門事件之寃假錯案平反(會議結束前由北京市委宣佈);在政治上否定毛澤東晚年錯誤之同時,鄧小平着手改革毛澤東時代建立之計劃經濟體制,當時並未訂出完整改革方案,十多年來,實行「摸着石頭過河」[38]:22。12月25日,政治局會議發佈決定設立中央秘書處,代替汪東興一手掌管之「中央辦公廳」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公務[47]:193。任命胡耀邦為中共中央秘書長[47]:193。華國鋒依照傳統形式進行了自我批評,結束了他的最高領導生涯[136]:140。會上批評華國鋒之「兩個凡是」,又批評他之「洋躍進[120]:151。會議再度重申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兩個凡是」,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提出要實施「四個現代化」與「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並提出「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社會水平」的目標[91]:237-238。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標誌着華國鋒過渡時期之終結與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之開始[120]:151。這次會議上,陳雲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陳雲被推薦為中共中央副主席[37]:207。鄧小平後來稱,「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120]:151

鄧小平設計之改革方案,首先從農村開始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把原本屬於「人民公社」之土地,分給千家萬戶農民承包,農民自主生產和經營,迅速發展農村經濟,解決城鄉生活供應問題[38]:22。農村改革從1979年開展,它體現於農村經濟形態之根本轉變,即由一個「指令經濟」轉化為一個以「承包製」為基礎之經濟[120]:152。中國共產黨不再以階級鬥爭為政策中心,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91]:182。鄧小平主張中國對外開放,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提出在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引進海外資金和技術,加速中國現代化;鄧小平支持建立經濟特區,對外開放[38]:22。1979年至1980年間,中共中央創立4個經濟特區,即廣東省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以及福建省廈門市;即中央用來試行特殊經濟政策之區域,包括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試辦中外合資企業,以及發展對外貿易[120]:154。作為「總設計師」,鄧小平曾提出設想實現中國基本現代化:「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礎上翻一番,首先解決十一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到二十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38]:23他繼續主持並制定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129]:3[63]:77

1979年中越戰爭[129]:11,精簡軍隊的工作隨之進入了改革日程中[91]:284-290。1980年2月23日,鄧小平主持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47]:200-201。會議決定為劉少奇恢復名譽[47]:201。胡耀邦和趙紫陽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47]:201,並且開始進行法制化建設[91]:189。恢復中央書記處,胡耀邦就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47]:201。5月17日,鄧小平參加劉少奇追悼會並致悼詞[39]:231。1980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辭去副總理職位[47]:201,趙紫陽取代華國鋒出任國務院總理[129]:8

1980年3月,鄧小平視察濟南軍區時,值勤警衛邊喊着「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打倒鄧小平!」,邊向鄧小平座位連開數槍,鄧小平因警衛遮蔽而避過一劫,槍手被制服[112][113][114]

1981年3月,鄧小平點名批判白樺寫《苦戀》,並指出「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120]:155。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黨中央主席[37]:325。鄧小平親自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47]:202

改革開放

1980年的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137][138] ,指出中國必須實行「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改革」有分別;改革目的並非要取締現行之社會主義政體,而是要使它更趨完善,以提高行政效率,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即外界所稱之「行政改革」[120]:150-160。在此次會議上,鄧小平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全面修憲建議,這也直接促成了後來《八二憲法》的誕生[139][140]。1981年6月,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此前長達18個月商議、4,000餘人參加、9次大規模修改完善[91]:291-310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指出毛澤東的領導以1957年為分界線:前期一貫正確;後期犯一連串「左」傾錯誤,包括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以及「錯誤發動」一場「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120]:157。他指出要糾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91]:42,克服個人崇拜[91]:334,同時正確地和充分地評價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貢獻[91]:148。他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66]:278,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91]:140-153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29]:10。之後,他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作為解決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方案[63]:49-50,58-59

從1982年以來,鄧小平致力於國內的改革[91]:408-412[63]:9-10。2月20日,黨中央通過老幹部的退休規定,以保證幹部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並建立「顧問委員會」來安置這些老幹部[129]:5[63]:5-8。鄧小平希望中央顧員委員會成員辭去(在黨和政府中)正式職務;鄧小平宣佈中顧委只會存在十到十五年;他解釋之所以成立中顧委,是因為委員擁有過渡期所需之特殊革命經驗[37]:502[91]:413-414。鄧小平主持中共十二大,推動中共領導層新老交替,設立「老同志」退休顧問機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在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宣佈撤銷中顧委後,中共第一代元老全部退下官位[38]:22。同時開始精簡機構,裁減政府工作人員[91]:396-401。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20]:157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並發出清污指示,於是展開一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主要由胡喬木鄧力群王震領導[120]:159。鄧小平因為擔心繼續批右會導致「左」傾回潮,嚴重影響快將上馬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所以在1984年5月便結束清污運動[120]:159

對內經濟方面,經濟改革首先在農村地區展開[63]:115-118。農業方面,在鄧小平和趙紫陽的經濟改革方針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包產到戶,提高農民的積極性[91]:315-316。農業生產總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農民純收入也大幅提高,經濟改革初見成效[129]:14習仲勳和廣東領導班子於1979年4月17日帶着方案草稿赴北京,在最後定稿前與鄧小平等人作討論[37]:348。廣東之方案於7月15日得到批准,成為中央第50號文件,它同意給予廣東和福建吸引外資之「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按鄧小平建議,這些地區稱為「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特區於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37]:348-349。1980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這些經濟特區相繼興建[129]:13

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在冬季「假期」乘專列到達廣州;他用兩周時間視察廣東和福建,包括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還視察中山和順德兩個珠海附近發展迅猛之縣[37]:364。鄧小平並鼓勵特區建設,提議增加對外開放城市[63]:51-52。對外方面,中國決定擴大對外開放地程度[63]:32:擴大進口的數量及進口國範圍[63]:119;改善進口產品結構,重點為技術輸入;提供外資直接進入中國設廠,改善中國生產結構以及派遣大量留學生赴西方學習科技[132]:142。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着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之開展[120]:160

1984年,鄧小平分析和判斷當時國際戰略格局和周邊態勢的發展趨勢,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63]:96,提出「反對霸權主義」[63]:56-57、「中國不當頭」的韜光養晦對外政策[91]:415-417。同時,指導軍隊建設思想戰略性轉變,軍隊要為經濟建設讓路,同時宣佈中國軍隊將裁軍一百萬[63]:126[37]:527,在士兵中大力開展人才培訓,軍事工業大規模關停並由軍轉民[63]:98。雖然鄧小平在1980年代對國防工業和軍企之調整取得一定進步,但軍企從內陸地區向沿海之轉移、克服官僚作風和提升人員水平之過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37]:497。不論軍隊商業化有多少好處,把軍隊與私人利益攪在一起,也造成腐敗和貪婪之機,背離軍隊奉獻於自身使命之精神[37]:498。反對這一政策的張愛萍曾說,「(軍隊)熱衷於經商,必然導致腐敗」、「無異於自毀長城」[141]

1986年9月3日,鄧小平談到政治體制改革之迫切性時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120]:1639月13日,鄧小平在另一次談話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之目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120]:164 9月18日,「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142]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開之中共十三大上,鄧小平辭去所有黨政職務並不再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保留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家軍委主席之職務;陳雲獲准取代鄧小平成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第一線工作則交給趙紫陽[37]:528

對外關係

左方為金日成銅像,建於1972年
鄧小平和占美·卡特在1979年訪美抵達儀式上

對外方面,1978年9月,鄧小平訪問朝鮮,期間朝鮮方面安排鄧小平前往參觀金日成萬壽台雕像,該雕像十分巨大且表面鍍金,據報道,鄧小平「勃然大怒」,他私下對朝鮮人說這個雕像是他見過的最浪費的東西之一,並對金日成把中國給朝鮮的援助用在這樣的事上深感惱火[143]:323[47]:196。10月,繼續到日本[47]:196。11月,先後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47]:196,並且接受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建議,停止革命輸出,不再支持東南亞地區的共產主義游擊隊[144]。12月16日,中美兩國正式發表建交聲明[47]:197。1979年1月,鄧小平出訪美國期間參觀美國太空總署[145]:13,並在華盛頓美國總統占美·卡特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等會談[47]:197-198,就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深入進行交流[145]:15。訪問期間,他試探了這些國家元首對中國進攻越南的態度[145]:13

1979年2月4日,鄧小平回國[47]:198。2月17日,在雲南、廣西邊境對越南反擊,中越戰爭爆發[47]:198。中國軍隊人多勢眾,決心堅定,確實攻下五個省會[37]:482。3月6日攻下諒山後,中國立即宣佈取得勝利並開始撤軍,並在撤退過程中盡量破壞越南之基礎設施[37]:482。由於雙方在戰場上沒有使用空、海軍直接交戰,僅限於地面部隊作戰,不同於一般戰爭,加之,中國邊防部隊已多年沒有打過仗,部隊絕大多數中下級指揮員缺乏實戰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幫」干擾破壞,部隊訓練少,軍事素質差,在戰鬥中也暴露諸如指揮失當,協同失調,編制不合理,武器裝備不配套等問題;但通過實戰,解放軍在戰役指導、戰術運用、指揮協調、組織各種保障和民兵參戰支前等方面,取得一些可貴經驗,對加強解放軍建設和指導未來反侵略戰爭有重要借鑒意義[146]:411

中英香港主權移交談判
位於深圳市的一個鄧小平於1984年會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的模型重建

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首度訪問中國,並首次向鄧小平提出香港前途問題[147]。鄧小平提出中國必定會在適當時候收回香港[148]:294

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人保留治權[149]。鄧小平則提出在收回主權和治權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150][151],並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樣政策亦適用於澳門,此政策被稱為一國兩制[152]

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1982年6月之福克蘭戰爭取得勝利後不久,於9月22日抵達北京[37]:452。9月24日,她在北京與鄧小平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153]:501。她堅持按照《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九龍半島的主權[154]:221,但鄧小平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155]:117[63]:12-15。離開中國前撒切爾夫人在英國廣播公司之採訪中說,「如果簽約一方對(現存的)條約或協議說,『我不同意,我打算違約』,那麼你也很難相信他們會尊重新的條約。」[37]:454。隨後,撒切爾夫人訪問香港,並重申三條條約的合法性,並指出所有國家都須要尊重國際條約,否則任何談判皆無法進行[156]。其後,英方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名義上承認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以換取英國管治香港的權利[157]。1983年7月12日,中英兩國正式展開香港前途的第二輪談判,中方團長為中國副外長姚廣[158],英方團長則是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香港總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員身份參加談判[159]:53。英方未放棄「以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中方則堅持主權治權不可分開[157]

第12輪談判之後,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飛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鄧小平會談兩小時[37]:458。傑弗里·豪外相在從北京去香港時,第一次公開承認政治上敏感之香港人早就明白之事情:「想達成一個讓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治理香港的協議是不現實的。」[37]:4585月25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東大樓會見香港和澳門政協代表,並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47]:204。席上,鄧小平說:「中央政府有關香港發言,我和趙紫陽的是正式的,還有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是正式的。而黃華耿飈二人所謂不駐兵香港簡直是胡說八道」[47]:204-205。9月26日,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和中國副外長周南正式簽署最後文件[37]:460

1984年12月18日撒切爾夫人飛到北京,在次日簡短儀式上,和趙紫陽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明[37]:460

改革中的問題

1980年代初,隨着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動程度加劇,大量流氓團伙出現、各類經濟犯罪也開始顯現,而當時中國法制尚處於早期建設時期(文革破壞了傳統道德秩序及法治觀念),1983年起鄧小平主張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63]:33-34。此次嚴打維持了3年5個月,在提升了社會治安、經濟安全的同時,諸多冤假錯案也開始湧現,對中國的法制建設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160]

鄧小平以鐵腕手法維護政權統治[38]:22。關於中蘇關係中美關係的問題,鄧小平明顯感受到來自左派及右派的壓力[129]:20[63]:134。隨着中國的開放,中國人開始更多地接觸西方民主人權思想,右派主張改革應該擴大到政治領域,對此他公開批評這些行動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堅持認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應繼續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並堅稱中國發展最需要的是社會穩定,「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63]:123-124;左派則強調應當限制改革,並返回到當時的蘇聯模式[129]:18

1983年,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加強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克服自由主義[161]。1985年5月,鄧小平提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產階級道路[162][163]。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164][165]

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63]:110,118,190-1911986年12月4日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講話後,爆發大規模學生示威[37]:519。面對激烈學潮,鄧小平遂於12月30日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及李鵬等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66],批評他們未能平息學潮:「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120]:165鄧小平繼而作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示:「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120]:165由於胡耀邦同情挑戰意識形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被撤銷總書記職務[38]:22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批評胡耀邦後接受他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的請求,但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政治局又將一批進行「自由化」活動的黨內知識分子開除出黨;到1月底,持續一個多月的學潮終於平息[120]:165。胡耀邦意識到自己要對「態度不堅決」負責,他知道是時候遞交辭呈[37]:520,胡耀邦總書記的職務由鄧小平另一位助手趙紫陽接任[129]:18,而持經濟保守思想的李鵬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129]:22。1987年4、5月間,當鄧小平覺察到黨內「保守」勢力企圖利用反資運動來攻擊整條改革開放路線時,他便公開表示「搞四個現代化……着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左』」,「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120]:166鄧小平隨後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63]:198-200,表示「左是主要危險」,堅持繼續改革[63]:226-229,248-250。鄧小平再次當機立斷結束反資運動,阻止「左」傾回潮;從5月開始,改革開放的言論又高唱入雲[120]:166

1988年,鄧小平的經濟顧問警告說,物價改革時機不對,因為在通貨膨脹壓力下,很多商品已供不應求[37]:430[63]:262。1988年官方的零售價格指數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價格指數則較去年上漲26%[37]:431。而1988年底政府的經濟整頓計劃並未收到實效[129]:24。嚴重通貨膨脹引起中國社會對「官倒」等腐敗行為的廣泛憤怒[129]:24,鄧小平的子女被認為是最臭名昭著的「官倒」之一[167]

1989年六四事件

1989年春天,中國出現社會動盪[63]:271-272。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學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別向人大代表及總理李鵬提出政治理想和要求,學潮再起,並迅速蔓延到西安、長沙等大城市[120]:169。4月16日,大約800名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廣場中央之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獻花圈;警察並未干預從大學前來悼念者[37]:538-539。4月22日,胡耀邦官方悼念會舉行,趙紫陽、鄧、楊尚昆等全體中國高層領導人出席[168]:232-233。運動遂向社會蔓延,形勢急轉直下[120]:169

4月24日,即在趙紫陽出訪朝鮮之次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學運定性為「動亂」[120]:169。4月26日,《人民日報》根據這個決定之精神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之社論[120]:169[169]。然而令鄧小平失望,結果適得其反,學生領袖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愈發堅定,並且動員更多學生加入他們行列[37]:541。據稱將這次風波定性為動亂是鄧小平的決定[170]:42-43,也有人認為鄧小平受到當時向他報告事件動態的高層領導人(指總理李鵬等中央領導和陳希同等北京市領導)的影響[171]:365。5月13日,數千北京學生藉蘇聯改革派領袖戈爾巴喬夫快將訪華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藉此行動向中央施壓,以爭取成立壓力團體;儘管趙紫陽勸說學生必須克制,以免破壞中蘇高峰會議之進行,學生情緒卻轉趨激烈,並否定所有妥協之主張[120]:169。由於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學生和官方的失敗互動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63]:302-308。5月15日,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5月16日,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晤時公開表示:「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5月17日,北京爆發百多萬人上街聲援絕食之大遊行,不少人將矛頭直指鄧小平[120]:170。在鄧小平的首肯下,中共中央決定以武力鎮壓[172]。6月3日下午喬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清場之最後方案;楊尚昆把方案交給鄧,立刻得到批准;即使開始使用真槍實彈,以致命武器對付同胞,部隊仍然用大約4個小時,才走完從木樨地到天安門約4英哩路程[37]:561-562。即震驚中外的「六四天安門事件[42]:3。鄧小平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之「十六字方針」,帶領中共渡過難關[120]:170

6月9日,鄧小平首先對在衝突中死去的軍人、武警與公安警察的烈士表示沉痛哀悼,對受傷的官兵與警察表示慰問,接着,他要求在場所有人起立,替「這些烈士」默哀[173]

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稱:「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120]:170-171鄧小平稱:「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120]:171[63]:302-308。由於趙紫陽同情「六四民運」,結果被撤銷總書記職務[38]:22。六四天安門事件導致鄧小平的另一個接班人趙紫陽(以及據說是原定接任趙紫陽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下台,趙此後一直被軟禁在家,直至2005年去世[174]。鄧小平決定不在現有的北京高層中選擇一名接班人,而是從上海召來當時的市委書記江澤民中共中央總書記[63]:301。據悉,正當鄧小平考慮由誰來接替趙紫陽時,李先念陳雲一再向鄧小平推薦上海市領導人江澤民,說江是堅持「兩個基本點」之好幹部,力主調到中央;鄧小平很快接納二人建議[120]:171。6月23至24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議決撤銷趙紫陽所有職務[120]:171;選舉江澤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75]。從此江澤民被確認為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63]:309-314。7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懲治腐敗,從國務院所屬公司做起,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176][177]

5月31日,鄧小平〈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第一,要改換領導層。新的中央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無寧日。」、「第二,要扎紮實實地做幾件事情,體現出我們是真正反對腐敗,不是假的。」、「對腐敗的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啊!」、「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這個關我們必須過,要兌現。」、「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堅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63]:296-301[178]

退休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向中央請求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63]:322。9月16日,鄧小平〈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教授時談到:「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63]:32411月8日,85歲的鄧小平在十三屆五中全會上宣佈退休[38]:22。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接任[179]。1990年3月19日,鄧小平在七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後退休,由江澤民接任。但他仍是中共精神領袖[38]:22

晚年

九二南方談話(南巡)

鄧小平南巡的時候所乘坐的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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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上被孤立,西方國家縮緊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並延長本國的中國留學生滯留期限[132]:10。鄧小平指出,「東歐蘇聯亂,我看也不可避免,至於亂到什麼程度,現在不好預料,還要很冷靜地觀察」[63]:320,基本上是因為它們推行經濟改革失敗,所以,中國若要避免遭同一命運,必須繼續走改革開放之道路[120]:172。「左」的勢力在「要分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旗號下,試圖把中國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內的重重矛盾[180]

當鄧小平的專列於1992年1月17日駛離北京站時,北京其他領導人和南方負責接待他的幹部只知道,鄧小平夫婦和4名子女(鄧質方沒有隨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門散心觀光,進行「家庭度假」[37]:597。1992年春,鄧小平考察武昌廣州深圳珠海上海[37]:598-605[181]。依靠昔日的威望,鄧小平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在考察途中發表了一系列的演講,他強調了經濟建設的重要性[63]:306-307,批評那些懷疑改革開放的人,明確表示「左」的東西對中國而言比「右」更可怕[63]:225。鄧小平還特地指出當前的基本任務是防「左」:「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120]:172-173「南巡」期間,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他說:「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63]:373,「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20]:172。他的南巡與演講使得中國重新步入改革開放的軌道[182]。由於各地傳媒紛紛發表支持改革開放,而與鄧小平一起南巡的楊尚昆又在軍中展開學習鄧的南巡講話,中共中央遂於1992年2月底整理南巡講話要點,以中共中央1992年2號文件下發全體黨員,由此結束歷時3年半的「治理整頓」,並掀起新一輪的經濟熱潮[120]:173

鄧小平南巡後不久,全國掀起搞「翻番」狂潮;所謂「翻番」,即追求當地國民產值或工業產值成倍增長的高速度發展[120]:173。中國十多年改革經濟體制,從農村到城市,儘管經歷幾次波動,但終於邁進市場經濟[38]:22。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全國颳起「鄧旋風」的氣氛中召開;江澤民在會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於「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在歷史唯物論中是處於矛盾的對立面,「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反映出中共已掙脫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束縛;從實際意義而言,「十四大」標誌着市場改革派之勝利——中共自此以「計劃」和「市場」的不同「功能」來界定兩者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不再把「計劃」和「市場」看做「主」與「輔」的關係;換言之,「計劃」不再擔當發展經濟的主導角色,它只為宏觀社會經濟發展制定理順戰略目標而已;「十四大」可說是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標竿[120]:174。中共十四大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寫進中共黨章[38]:23。「十四大」確認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求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看齊;會議又提出要審慎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並強調精簡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銷黨組[120]:174。在十四大上,鄧小平將年輕的胡錦濤提升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83]:11,24胡錦濤常被認為是鄧為江澤民安排的繼任者[184]:238[185]:91

1992年颳起「鄧旋風」,使沉寂3年多的中國經濟再度活躍,並朝着市場經濟的方向大步邁步;然而,由於市場法規未能及時建立,政府未能及時制定有效之調控經濟措施,致使中國在1992至1993年間出現經濟局部過熱及金融秩序混亂的失衡現象[120]:174。鄧小平的思想理念與政治方針以「鄧小平理論」始終得到貫徹,他被官方譽為是「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自己卻說,改革其實是「摸着石頭過河」[132]:3

在官方報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鄧小平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出現,他乘坐剛剛全線通車不久的北京地鐵,饒有興致的走遍了半個老北京[186]。11月14日,中共中央通過由朱鎔基制定的《(市場)改革五十條》,該文件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文件又為企業、金融、財稅、投資及外貿等改革訂下目標和策略,故可說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120]:175

鄧小平因身體原因自1994年開始就不管國家大事;陳雲也於同年8月動大手術,並於1995年4月逝世;到此,中國的「雙峰政治」格局正式瓦解[120]:176

逝世

1996年12月12日,鄧小平因呼吸道疾病住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南樓病房[187]中國中央電視台第一套節目於1997年1月1日起播出傳記紀錄片《鄧小平》,當時已患帕金森氏症晚期的鄧小平本人在病房收看了全部12集描寫他的傳記紀錄片[188]。1997年2月春節前夕,病情略有平穩的鄧小平向前去探望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傳達了自己對全國各族人民的節日祝賀,並希望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把今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召開黨的十五大這兩件大事辦好」[189]。2月15日,鄧小平夫人卓琳及子女致信江澤民,向其轉告鄧小平的臨終囑託[190][191]。2月19日21時08分,鄧小平去世,享耆壽92歲[37]:637鄧小平逝世,中國遂進入後鄧小平時代[120]:176。2月20日,依據聯合國1947年旗典,按例,聯合國總部降半旗[62]:692[41]:410[192]:526聯合國大會默哀[193][194]:134[195]:163。3月2日,遵其遺囑將骨灰撒入大海[41]:65,並捐出其角膜[196]。他的殯車為雙尾門的豐田Coaster。此後,中國大陸進入後鄧小平時代[197]

影響與評價

1997年9月召開「十五大」,該會肯定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將「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引導着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前進」明確寫進黨章[120]:176

鄧小平個性很強,不喜歡空談,喜歡快刀斬亂麻,是一個作風強硬務實、急於抓出成效來之強人,故有「鋼鐵公司」之稱;此外,他還是個意志堅定不移、老是按照自己一套想法去幹;葉劍英曾評論鄧小平:「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一個人打天下,不撞南牆是不會回頭的。」[120]:176

若說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群眾運動方式辦事之一人專政之極權時代,那麼鄧小平時代可說是一個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社會走向開放但仍須堅持共產黨領導之專制時代[120]:176

正面評價

對鄧小平的正面評價,是他執政後倡導改革開放政策,改變中國長期對外封閉,走向世界,大幅度改善中國國民生活,提高中國國際影響力,使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對現代中國崛起貢獻卓越[198][199]

1997年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會[194]:134

「鄧小平同志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38]:33

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毛澤東評價鄧小平:「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是比較起來,他比較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80]:87-88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評價鄧說:「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又説:「為什麼小平同志在講到警惕右時,特別指出主要是防止『左』呢?這一點很重要,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這是因為在黨的歷史上『左』的錯誤泛濫的時間很長,影響很深。在建設和改革中要開闢新的道路,要改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時,阻力常常主要是來自『左』的方面。由於『左』的東西往往帶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給人們以迷惑作用,這就更需要提醒我們的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防止『左』的干擾。」[200]:41中共中央前領導人薄一波在鄧去世後寫下輓聯評價他:「一人千古;千古一人」,並親自闡釋對聯的深刻含義:「一人千古,表達了我對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對他的評價,是說他成就大業、功勳至偉。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凡建非常之業,必賴非常之人;而壯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201]

美國總統占美·卡特評價鄧時說:「鄧小平無疑是個智勇雙全的人,我將他視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可以和鄧小平這樣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進行中美建交的談判。」[30]鄧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自信,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37]:3-4。美國總統喬治·布殊評價鄧時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巨變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鄧小平,鄧小平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31]。此外,第四任聯合國秘書長庫爾特·瓦爾德海姆、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等人也稱讚鄧的國內政策和國際關係[202]

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說:「鄧小平對整個世界最大貢獻就在於,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國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發展;而中國又能夠因此向整個世界作出何等的貢獻。」對於「一國兩制」成功解決香港問題,他說:「這無論對中國、英國、香港本身,還是對世界都是最圓滿的結果。」[32]

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之際,馬來西亞第四任及第七任首相馬哈迪·莫哈末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鄧小平對中國的政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由此開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造就了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同時也使中國在工程、建築、科學等各個領域取得了巨大進步。」他認為,中國的發展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鄧小平功不可沒。馬哈迪和鄧小平有過兩次會面,一次是1978年鄧小平訪問馬來西亞的時候,另一次則是1985年他首次訪華期間。[33]

2011年,美國《商業內幕》網站評出的「20世紀最成功的獨裁者」中鄧小平排名第八位,並指出在他統治時期中國的教育和經濟相繼改革,而且他讓落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轉型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203]

負面評價

外部影片連結
video icon 【1958新影微記錄】鄧小平站在稻子上合影:豐產稻田放衛星

批評者稱,在鄧小平和彭真控制的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織下,特別是六四事件,大量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人士被構陷下獄,造成了許多冤案[204]

1975年8月河南「75·8」水庫潰壩後,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接到急電後立即將險情報告給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紀登奎和李先念經短暫商討後認為只有動用軍隊才能化險為夷。他們決定向時任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彙報想法,請求具體指示,鄧小平當時有權力和能力調集各兵種參與搶險工作,而無需驚動毛澤東和周恩來。之後李先念向鄧小平家打電話,鄧小平女兒鄧榕稱鄧小平身體不適,已經入睡,並堅持不肯叫醒父親,但據紀登奎和李先念後來瞭解,當晚鄧小平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萬里家打麻將[205][206]

有觀點認為,鄧小平時期對撥亂反正存在局限性,例如「四項基本原則」的入憲,不許否定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207][208]。 他於1980年提出要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並一直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209][210][211]

還有學者認為,鄧小平在對毛澤東本人的評價上以及在對極權主義專制主義的反思中也體現出了鄧個人的局限性,尤其是在1980年代初《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過程中,鄧堅持要求對毛作出「功大於過」的評價、要求擁護「毛澤東思想」。[212][213][214][215]

此外,鄧小平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的角色和處理方式至今仍存在許多爭議[216]。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提到,一些幹部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時,鄧小平採取強硬措施是中國人民得以維護國家團結的唯一選擇[37]:569;香港媒體人林行止認為這是他一生中的污點和晚年的遺憾[217]:262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大陸網絡上出現了一套批評的鄧小平的話語體系「稻學」,認為鄧小平需要對三年困難時期以及改革開放後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平等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社會問題負「主要責任」[218]

鄧小平理論

改革開放並非由鄧小平啟動,它是鄧小平上台之前在華國鋒之領導下起步[37]:619。鄧小平也不是手持偉大藍圖、主宰著變革之設計師;事實上,變革時代並沒有清晰、完整、現成之設計[37]:619。不如說,鄧小平是全面領導轉型過程之總經理,梳理和總結各種想法,展示給團隊和群眾所能接受之步調和方式;鄧穩定領導最高層,使人們保持信心經歷巨變;鄧小平選拔和指導團隊,齊心協力開創並落實各項改革[37]:619-620。鄧小平解決難題,努力找出有利於國內外相關各方之解決方案;鄧小平加強統治,保持控制中國人努力適應迅速變化的新環境[37]:620

毛澤東加強中央集權制,將其深入擴展至全國;鄧小平則將統治結構拉回來,沒有制定地方必須遵守之嚴密規章制度,而是建立由上級選拔領導班子,授予他們獨立性,只要工作能使經濟快速增長即可[37]:624。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大膽取消「階級出身好」選拔幹部之標準,嚴格依照用入學考試來衡量之辦法;根據鄧小平在1977年採取之新路線,很多「階級出身不好」之家庭之子女得以通過考試進入好大學並當上幹部[37]:626。不過,一個人一旦成為幹部,升遷便不再需要通過進一步考試,而是根據工作表現;鄧小平的接班人也沿用制度[37]:627。鄧小平確實鼓勵推廣普通話教學,使各地居民能夠與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國家文化之成長並不是由計劃所致,更多來自城市之新機會和城市生活對眾多農村青年之吸引力[37]:629。鄧小平時代開始的開放性流動,與毛澤東為社會設置重重障礙相比,對社會結構產生更加深遠之革命性影響;從以農村為主向以城市為主之社會之過渡以及傳播共同之國家文化,是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統一以來發生之最根本之社會變化之一[37]:630

鄧小平很清楚,如果幹部過於嚴格執行法規,中國經濟將難以起飛;他一向更加關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辦事;他認為一定之腐敗難以避免,正如他說:「窗子打開了,難免會有蒼蠅和蚊子飛進來。」[37]:631鄧小平需要敢闖敢幹之幹部,他願意承擔蒼蠅飛進來之代價;鄧小平某些子女受到過利用個人關係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沒有證據表明鄧為自己或家人斂財[37]:631

鄧小平給接班人留下體制,沒有對公私利益作出嚴格區分;由於司法不獨立,民眾往往不願意冒險挑戰向個人撈好處之當權者;對於因建新項目而被迫搬遷的居民,中國所提供的保護極差,開發商能夠聯合政府官員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對搬遷戶或原土地使用者之補償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地方政府和建築商勾結未必不當,它可以使企業迅速開工,從而能夠更快為當地居民就業[37]:631-632

鄧小平認為,領土糾紛應當先放到一邊,讓更聰明的後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決;他所理解之大局是,不要對邊界糾紛過於激動,重要是和其他國家搞好關係;鄧小平相信,與鄰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和平發展,符合中國的利益[37]:636。1974年,作為首位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說,中國絕不稱霸,如果中國壓迫和剝削其他國家,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可以把中國視為「社會主義帝國」,與中國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1991年8月,王震給黨中央發電報,提出中國應當表示支持亞納耶夫政變,鄧小平回答:「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37]:636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鄧小平把這種社會主義叫做「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63]:252,為堅持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63]:373

鄧小平的改革還包括由政府對宏觀經濟主導和調控,其經濟改革措施也最早在農村施行[63]:115-118。同時鄧小平重視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63]:274-275,以科技帶動產業改革[63]:107-108。通過吸收國外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中國加快了自身經濟發展速度[63]:77

中共十四大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寫進中共黨章[38]:23。「十四大」確認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求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看齊;會議又提出要審慎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並強調精簡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銷黨組[120]:174

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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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並建議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舉行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國共第三次合作[63]:30-31。1984年2月22日,鄧小平稱:「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否則始終頂着,僵持下去,總會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63]:491980年代其正式向臺灣提出一國兩制政策(One Country, Two Systems),蔣經國則以一國良制(One China, Better System)回應[219]

榮譽與後世紀念

位於深圳蓮花山公園廣場的鄧小平雕像

鄧小平曾兩次登上時代雜誌年度人物,分別是1978年和1985年。

為了紀念鄧小平自1979年開始,作為深圳經濟特區發展的策劃者和貢獻者,其銅像於2000年11月14日在深圳蓮花山公園廣場豎立。這座雕像除去底座高6米,底座為3.68米。雕像刻畫了鄧自信地大步向前走的畫面。許多中共高層領導人都曾參觀此雕像。另外,在中國的幾個城市裏,鄧小平的大型宣傳幅甚至出現在了城市的主要道路旁或地標建築附近,上面寫着強調改革開放一國兩制政策的信息。

位於四川省廣安市鄧小平故里旅遊區的鄧小平銅像

2001年8月,廣安市設立鄧小平故居保護區。為深切緬懷鄧小平的豐功偉績,讓世人了解鄧小平的生平事跡,2001年10月,廣安市在保護區核心區域開工修建鄧小平故里旅遊區。鄧小平故里旅遊區佔地八百三十畝、總投資近億元,園區集山、水、池、林、亭、路等於一體。鄧小平故居、鄧小平故居陳列室、鄧小平銅像廣場、翰林院子、神道碑、德政坊等旅遊景點坐落其中。2003年5月1日,鄧小平故里旅遊區對外試開放。2003年10月1日,鄧小平故里旅遊區正式開放[220]

2004年8月13日,為了紀念鄧小平的百歲誕辰,於鄧小平故里旅遊區修建了鄧小平銅像廣場和鄧小平故居陳列館。鄧小平銅像廣場的鄧小平銅像,高2.5米,重1.2噸,基座是由黑金沙花崗石做成,正前方鐫刻着江澤民題寫的「鄧小平銅像」五個大字。這尊鑄銅座像坐北朝南,鄧面容溫和,兩頰瘦削,目光敏銳深邃,身穿短袖襯衫、軍便褲、沿口布鞋,面帶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注視着自己家鄉的山山水水[221]

坐落着鄧小平故居的四川省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轄區的牌坊村,也作為一座講述鄧小平生平事跡的博物館,同時也作為廣安區改革開放的一個精彩縮影,被保存下來。

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有一條6車道,寬25米,長3.5公里的大道:鄧小平大道。其於1997年6月18日建成。一座兩米高的紅色花崗岩紀念碑矗立在這條路線的東端,紀念鄧小平的碑文以漢語、俄語和吉爾吉斯語三種語言書寫。

中央電視台於1997年1月發行了一部名為《鄧小平》的紀錄片,講述了鄧小平從留學法國到1993年「南巡」的生活[222]。2014年,中央電視台在迎接鄧小平誕辰110周年之際,推出了一部紀念鄧小平的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223]

家庭

1945年,鄧小平夫婦及其長子長女

祖父母、父母

祖父鄧克達,勤勞、儉僕[10]:20。祖母戴氏會紡紗織布[10]:20

父親鄧紹昌,字文明,生於1886年(清光緒十二年),出生時父母已年過40[10]:20。家裏有一點田[38]:9。鄧紹昌12歲時,父親病逝,母親獨自挑起持家擔子[10]:20。由於時局不安,鄧紹昌在成都法政學校只念一年多,便回到老家務農[10]:20。鄧紹昌接受過新式教育,見過世面,加之為人豁達、講義氣,經常參與一些「場面上的事」,在當地算是小有名氣和影響[10]:20。早年曾參加「哥老會」(在四川又叫「袍哥會」),在協興場「袍哥會」中先後當過「三爺」、「掌旗大爺」(即頭領)[10]:20辛亥革命時期,率眾參加過廣安武裝起義[10]:20。鄧紹昌後來又新置一些地,到鄧小平出生時,已是一個擁有二三百挑穀之小地主[10]:20。大多數時間都在協興鎮和縣城度過[37]:18。1914年,當上廣安縣團練局長、八縣聯防副指揮[10]:21。在協興鎮開過一家小飯館[37]:18。傳到鄧紹昌手上時,有120挑穀地[10]:20。最富有時,擁有近40畝地和幾個幫他幹農活及養蠶之長工[37]:18。鄧紹昌收入有每年幾十石租及幾萬株桑,任職不到一年半就被撤換[10]:21。由於賭博輸錢,賣掉一些田地,幾陷破產,逃到外地[37]:18。鄧紹昌逃難在外,很少回家,家庭經濟亦隨之逐漸破產[10]:21。1936年,鄧紹昌客死他鄉,不滿50歲[10]:21。鄧紹昌對孩子嚴厲,動輒打罵,但有維新思想,力主把鄧小平送到國外留學;鄧小平在法國參加革命活動後生活窘迫,鄧紹昌賣穀子、賣地寄錢接濟[10]:21。後來鄧小平談到父親時說「進步黨人」[10]:21。弟弟鄧墾評價父親:「他屬舊社會的人,有舊社會的一些壞東西、壞作風。但他對舊社會不滿,對我們兄弟倆參加革命,一直採取支持、擁謢的態度,從來沒有反對過。」[10]:21鄧紹昌先後娶過四任妻子[10]:20。共生育四男五女,成年四男三女。

  • 第一任妻子張氏,婚後不到兩年就去世[10]:20。無後而死[37]:17
  • 第二任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長女鄧先烈,長子鄧先聖即鄧小平,次子鄧先修即鄧墾,三子鄧先治即鄧蜀平,次女鄧先珍(10歲時病死)[10]:20。淡氏是廣安望溪家壩人,在當地算是富裕[10]:21。據鄧榕說,鄧小平母親十分疼愛鄧小平;鄧小平後來也回憶說,非常敬重母親,父親不在家時母親總是悉心照料著家務[37]:18。淡氏雖沒有念過書,但賢惠通達,勤勞能幹[10]:22。淡氏於1926年病故[10]:20。鄧小平後來回憶說,當時家能夠保持生活,全靠母親[10]:23
  • 第三任妻子蕭氏,生子鄧先清[10]:20。生下一子後不久就死[37]:17
  • 第四任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女兒[39]:1。前夫病死後,她帶着一個女兒鄧先芙改嫁鄧紹昌,生兩個女兒[10]:20。大女兒鄧先蓉(10多歲時病死),小女兒鄧先群[10]:20。1949年鄧小平和劉伯承到重慶後,鄧小平把夏伯根從廣安老家接到重慶同住,從此和鄧小平一起生活,直到2001年去世[10]:20

妻子

鄧小平一歲時,父親鄧紹昌按照當地習俗給鄧和唐姓地主人家定下娃娃親[10]:23

鄧小平一生結婚3次,首任妻子張錫媛(1907年10月28日-1930年1月)於1930年不幸難產早逝[38]:15。張錫瑗又名西遠、希園,河北良鄉(今屬北京房山區)人,比鄧小平小4歲,父親是良鄉鐵路站站長;1922年入保定直隸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青年團,並擔任學校團組織負責人,參與學生驅趕校長,作為學生代表之一赴北京、天津宣傳學生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並任中國國民黨保定市監察委員;1925年隨父親到北京,入清明中學讀書,同時任中國國民黨北京市婦女部秘書,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活動;受李大釗影響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於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俄文名字叫多加多娃;1926年回國,1927年在保定參與領導鐵路工人罷工,後調到中共中央機關秘書處工作[10]:107-108。1930年初,鄧小平回到上海時,妻子張錫瑗臨產住進寶隆醫院;鄧小平到醫院照看妻子,張錫瑗生下孩子沒過幾天患產褥熱去世,孩子隨後夭折[10]:147

1931年7月14日,金維映(1904年8月16日-1941年)與鄧小平同行,原名金愛卿,浙江岱山人,與鄧小平同歲,1919年曾在縣立女子學校參加學生運動,畢業後任女校教員,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工運工作,1927年被選為舟山總工會執行委員[10]:195。1929年任中共江蘇省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1930年任上海絲織業工會中共黨團書記和上海工會聯合行動委員會負責人;活潑開朗,果敢幹練,風風火火[10]:195。鄧小平是在上海李維漢家中彙報工作時認識金維映,到中央蘇區後不久結為夫婦[10]:195。金維映在中央蘇區曾擔任于都縣和勝利縣縣委書記;鄧小平被審查時,金維映與鄧小平離婚[10]:215。後嫁與李維漢(1896年6月2日-1984年8月11日),1941年死於莫斯科[38]:15

鄧小平與第三任妻子卓琳(1916年4月6日-2009年7月29日)1939年在延安邂逅成婚[38]:15,育有五名子女。原名浦瓊英,1916年4月生於雲南省宣威縣一個工商業家庭;父親浦在廷經營生產宣威火腿,是當時雲南著名「火腿大王」,曾追隨孫中山參加北伐軍,1926年因生意上緣故全家搬到昆明[10]:356。在昆明,浦瓊英上小學,考入省立昆華女子中學;1931年9月北平舉辦全國運動會,浦瓊英被選為雲南省代表隊少年組60米短跑代表,到香港時九一八事變,全國運動會停辦[10]:356。浦瓊英決定隻身往北平求學,到北平一個補習班學習,次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學[10]:356-357。1935年參加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成為學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外圍組織成員[10]:357。1937年11月,和三姐浦石英到延安,考入陝北公學,數月後畢業分配到陝北公學圖書館,1938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數月後選送到陝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特別訓練班學習,改名卓琳[10]:357。與鄧小平第一次見面,鄧小平同卓琳談自己革命經歷和前兩次婚姻;第二次見面時,鄧小平誠懇說:「我有意要和你結婚。在前方戰鬥很辛苦。我年紀是大了些,又不大會說話。年紀大,這是我的缺點,但我希望能從別的方面彌補。」[10]:357卓琳「覺得這個人還可以。他有點知識,是知識分子。……他親自來找我了,說話又是那麼真誠,我就同意了。」[10]:357-3581939年8月下旬結婚[10]:358

子女

  1. 長女鄧林,1941年9月11日出生,是一位藝術家;丈夫吳建常1939年6月2日出生,曾任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副會長黨委書記、金輝集團(香港)名譽主席。現任山西太鋼不鏽鋼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兼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名譽會長。
  2. 長子鄧樸方,1944年4月16日在麻田出生,鄧小平夫婦在與麻田村一河之隔之雲頭底村找一位奶媽叫郭金梅,一年後鄧小平率部轉戰河北;郭金梅帶着孩子跟隨鄧小平夫婦到涉縣赤岸村住些日子,劉伯承為孩子取名「樸方」[68]:117。在文革中導致下半身癱瘓,中國殘聯第五屆主席團名譽主席,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在80年代後期是康華公司的負責人;妻子高蘇寧,骨科專家。
  3. 次女鄧楠,1945年10月15日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長,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書記處第一書記、常務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丈夫張宏曾任中科院科技開發局局長[224][225]:33
  4. 三女鄧榕,1950年1月25日出生,又名蕭榕,小名毛毛,著有《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曾任總政組織部副處長,駐美大使館三秘,全國人大常委會政研室副主任,民主與法制出版社社長,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丈夫賀平,1946年4月出生;少將賀彪之子,總參裝備部少將,曾任中國保利集團公司董事長、總經理[226]:146
  5. 次子鄧質方,1952年8月出生,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後在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物理系獲得博士學位,曾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直屬的中信興業公司董事長,1993年初,鄧質方正式加入建設部管理企業屬下企業「四方集團」,任最重要的上海四方公司總經理。1993年5月鄧質方連同首鋼、長實、加怡,共同收購香港上市公司「開達投資」,並易名為「首長四方」。妻子劉小元,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大學生物物理學博士[227]:139-145

孫輩

  1. 長外孫女鄧卓芮,1972年11月14日出生,小名眠眠,鄧楠之女。丈夫吳小暉,1966年10月18日出生;曾任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228]:398。吳小暉2018年5月10日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並處沒收財產人民幣105億元,違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繳[229]
  2. 外孫鄧卓溯,1974年4月30日出生,小名萌萌,鄧林之子,公開姓名為卓泝,易簡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2014年3月26日因心肌炎發作病逝。
  3. 外孫女鄧卓玥,1979年出生,小名羊羊,鄧榕之女,在孫輩中排行老三。她曾就讀美國波士頓韋斯利女校,攻讀心理學,學成回到北京,從事廣告公關。其後隨夫馮波到加拿大生活,2010年育有1子馮然。丈夫馮波,1969年10月出生,出身名門,馮波父親是國務院參事和中國民盟中央副主席馮之浚(1937年4月-2017年2月20日),馮波母親董麗惠;馮波哥哥是著名投資家馮濤;馮波1987年18歲留學美國;1992年畢業於三藩市摩雲大學電影導演專業;1997年回國,2004年合夥創建聯創策源投資基金。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為新浪、亞信融資。
  4. 孫子鄧卓棣,1986年10月17日出生,原名鄧小弟,鄧質方與劉小元1984年在美國留學所生,曾擁有和使用過美國國籍[230],是鄧小平及卓琳唯一的男孫。2008年杜克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畢業後在美國紐約一家律師樓工作,曾任廣西百色平果縣副縣長[231]。他於美國曾改姓奶奶卓琳的卓姓,英文名字為「David Zhuo」。

愛好

1959年,鄧小平在打桌球時不慎摔傷了股骨,傷愈之後為了恢復腳力,他養成了每天散步的習慣,並漸漸喜歡上了這種鍛煉方式,但從此失去了打桌球的愛好。他散步每次都要走三公里左右,而且很少說話,目不斜視,抬頭挺胸,只是一個勁地往前走[232][72]

新中國成立之初,主政西南局的鄧小平在重慶學會了打橋牌。從此,鄧小平與橋牌結下了不解之緣,打橋牌成為他工作之餘為數不多的一項娛樂活動。鄧小平打牌技藝精湛,守得緊、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穩,風度翩翩,一派大將風度[233]。世界著名的橋牌冠軍楊小燕說:「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鄧小平是一個偉人。他的打牌技術是又穩又精。」[57]:173聶衛平曾透露,鄧常在人民大會堂的118廳一起打橋牌,鄧小平經常跟丁關根為搭檔,聶衛平經常跟胡耀邦萬里為搭檔[234]:257。鄧小平打牌時雖然不愛賭錢,但是非常守規矩,輸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樣鑽桌子[71]:232。此外,鄧小平愛抽煙,其煙為「熊貓」牌香煙,由上海捲菸廠特製,以味道淡著稱。「熊貓」牌香煙因為鄧小平的緣故,價格異常昂貴[84]:224。晚年的時候鄧把香煙戒掉了[41]:398

鄧小平亦是一位資深的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訪時表示鄧最愛的是孩子和足球[235]:114。早在青年時期,他曾在法國勤工儉學,花費吃飯的錢去購買球票[74]:227[236]。鄧小平亦有要求工作人員錄製重要的足球比賽,供他在公餘時間欣賞[237]:304。1979年,鄧小平提出「足球要從娃娃抓起」的口號,並改組中國足協,提出「衝出亞洲」的目標[234]:15-17。1977年7月30日,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突然在舉行國際足球邀請賽的北京工人體育場中出現,現場八萬名球迷在賽前起身為其鼓掌致敬[238][52]:583[234]:262

注釋

  1. ^ 1.0 1.1 1.2 元代設廣安府,明清兩代設廣安州,1913年改設廣安縣[10]:19
  2. ^ 習近平2018年修憲後被改回

參考文獻

  1. ^ 中共八大_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机构及主要领导人_央视网. news.cntv.cn. [2021-07-09]. 
  2. ^ 2.0 2.1 矢吹晉. 《鄧小平的九十年》 第2卷. 知青頻道出版有限公司. 1994. ISBN 957-9061-99-8 (中文(繁體)). 
  3. ^ 3.0 3.1 3.2 3.3 3.4 凌步機. 《邓小平在贛南》.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ISBN 978-7-5073-0268-4 (中文(簡體)). 
  4. ^ 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 《永远的小平: 卓琳等人访谈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978-7-220-06760-0 (中文(簡體)). 
  5. ^ 來源:地方供稿. 石國慶 樂意 , 編. 邓小平母校广安中学庆百年. 人民網. 2014-01-03 [2014-0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7-29) (中文(簡體)). 
  6. ^ 來源:《廣安日報》;摘自《黨史博覽》. 秦晶 樂意 , 編. 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 人民網. 2016-08-16 [2016-08-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7-29) (中文(簡體)). 
  7. ^ 邓小平获封“油印博士”. 騰訊網. 2011-06-28 [2011-06-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7-29) (中文(簡體)). 
  8. ^ 來源:光明網;作者:李同成. 馬鍾鴒 , 編. 1926年邓小平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 俄文名多佐罗夫. 鳳凰網. 2012-09-06 [2012-09-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9-06) (中文(簡體)). 
  9. ^ 來源:中國網. 欒春暉 , 編. 费城坦普尔大学授予邓小平“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南方網. 2002-10-20 [2002-10-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2-11-20) (中文(簡體)). 
  10. ^ 10.000 10.001 10.002 10.003 10.004 10.005 10.006 10.007 10.008 10.009 10.010 10.011 10.012 10.013 10.014 10.015 10.016 10.017 10.018 10.019 10.020 10.021 10.022 10.023 10.024 10.025 10.026 10.027 10.028 10.029 10.030 10.031 10.032 10.033 10.034 10.035 10.036 10.037 10.038 10.039 10.040 10.041 10.042 10.043 10.044 10.045 10.046 10.047 10.048 10.049 10.050 10.051 10.052 10.053 10.054 10.055 10.056 10.057 10.058 10.059 10.060 10.061 10.062 10.063 10.064 10.065 10.066 10.067 10.068 10.069 10.070 10.071 10.072 10.073 10.074 10.075 10.076 10.077 10.078 10.079 10.080 10.081 10.082 10.083 10.084 10.085 10.086 10.087 10.088 10.089 10.090 10.091 10.092 10.093 10.094 10.095 10.096 10.097 10.098 10.099 10.100 10.101 10.102 10.103 10.104 10.105 10.106 10.107 10.108 10.109 10.110 10.111 10.112 10.113 10.114 10.115 10.116 10.117 10.118 10.119 10.120 10.121 10.122 10.123 10.124 10.125 10.126 10.127 10.128 10.129 10.130 10.131 10.132 10.133 10.134 10.135 10.136 10.137 10.138 10.139 10.140 10.141 10.142 10.143 10.144 10.145 10.146 10.147 10.148 10.149 10.150 10.151 10.152 10.153 10.154 10.155 10.156 10.157 10.158 10.159 10.160 10.161 10.162 10.163 10.164 10.165 10.166 10.167 10.168 10.169 10.170 10.171 10.172 10.173 10.174 10.175 10.176 10.177 10.178 10.179 10.180 10.181 10.182 10.183 10.184 10.185 10.186 10.187 10.188 10.189 10.190 10.191 10.192 10.193 10.194 10.195 10.196 10.197 10.198 10.199 10.200 10.201 10.202 10.203 10.204 10.205 10.206 10.207 10.208 10.209 10.210 10.211 10.212 10.213 10.214 10.215 10.216 10.217 10.218 10.219 10.220 10.221 10.222 10.223 10.224 10.225 10.226 10.227 10.228 10.229 10.23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楊勝群主編,劉金田副主編 (編). 《鄧小平傳(1904-1974)》上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4. ISBN 978-988-8284-56-6. 
  11. ^ 11.0 11.1 11.2 11.3 11.4 Benjamin Yang.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M.E. Sharpe. 1998. ISBN 978-1-56324-722-4 (英語). 
  12. ^ 宋毅軍. 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始末. 人民網. 2013-06-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31) (中文). 
  13. ^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改变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 人民網. 2020-08-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5) (中文). 
  14. ^ 邓小平生平简介.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9年.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5-25) (中文). 
  15. ^ 邓小平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新浪網. 2014-11-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30) (中文). 
  16. ^ 邓小平与拨乱反正(上篇). 中國網. 《北京日報》. 2004-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5-01-09) (中文). 
  17. ^ 王漢斌. 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 人民網. 2004-09-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8-28) (中文). 
  18. ^ 童之偉. 八二宪法与宪政. 《炎黃春秋》.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8-28) (中文). 
  19. ^ 田雷. 重读八二宪法:中国宪政的真问题. 觀察者網. [2019-10-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21). 
  20. ^ 论邓小平宪政思想. 中國知網. 《中共南昌市委黨校學報》. 2004年.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21) (中文). 
  21. ^ 1997年3月2日 邓小平骨灰撒入大海. 人民網.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2-13). 
  22. ^ 中国共产党章程,2012-11-14通过. Hprc.org.cn. [2017-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2-23). 
  23. ^ Compare: The next Silicon Valley? It could be here. Das Netz. 2017-07-11 [2018-07-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6-14). Worldwide, 16 cities are in the starting blocks in the race to become the next Silicon Valley. [...] That Shenzhen is being treated as the Chinese Silicon Valley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24. ^ Compare: Shenzhen is a hothouse of innovation. The Economist. [2018-07-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6-15) (英語). Welcome to Silicon Delta 
  25. ^ Shenzhen aims to be glob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hub - Chinadaily.com.cn. www.chinadaily.com.cn. [2018-07-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7-26). An important reason Silicon Valley in the US and Israel became world innovation hubs is that they gathered a lot of angel investments. However, Shenzhen lacks angel investments [...]. 
  26. ^ The rise of China's 'Silicon Valley' - CNN Video, [2018-12-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2-02) 
  27. ^ Matt Rivers. Inside China's Silicon Valley: From copycats to innovation.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2018-11-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8-09) (中文). 
  28. ^ 1979年1月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邓小平获选为1978年“年度风云人物”. 人民網. 《廣安日報》. 2018-06-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2-09) (中文). 
  29. ^ TIME Magazine Cover: Deng Xiaoping, Man of the Year - Jan. 6, 1986. 《時代周刊》. [2019-12-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2-09) (美國英語). 
  30. ^ 30.0 30.1 潘晶. 美国总统卡特评邓小平:他无疑是智勇双全的人. 鳳凰網. 《看歷史》. 2012-01-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1-07) (中文). 
  31. ^ 31.0 31.1 老布什谈邓小平:称老朋友不是客套 邓小平强硬而灵活. 新華網. 2004-08-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1-17) (中文). 
  32. ^ 32.0 32.1 塑造现代中国的一位杰出领袖--希思忆邓小平. 新華網. 2004-08-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04-23) (中文). 
  33. ^ 33.0 33.1 专访:邓小平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访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 新華網. 2014-08-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0) (中文). 
  34. ^ 洪振快. 「新文革」使中國人不安. 《紐約時報》. 2016-05-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6-25) (中文). 
  35. ^ 茅于軾. 邓小平的贡献和局限性. 天則經濟研究所. 2014-09-07 (中文). 
  36. ^ 山海. 改革开放40年:邓小平究竟给今日中国留下什么. 英國廣播公司(BBC). 2018-12-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5-07) (中文). 
  37. ^ 37.000 37.001 37.002 37.003 37.004 37.005 37.006 37.007 37.008 37.009 37.010 37.011 37.012 37.013 37.014 37.015 37.016 37.017 37.018 37.019 37.020 37.021 37.022 37.023 37.024 37.025 37.026 37.027 37.028 37.029 37.030 37.031 37.032 37.033 37.034 37.035 37.036 37.037 37.038 37.039 37.040 37.041 37.042 37.043 37.044 37.045 37.046 37.047 37.048 37.049 37.050 37.051 37.052 37.053 37.054 37.055 37.056 37.057 37.058 37.059 37.060 37.061 37.062 37.063 37.064 37.065 37.066 37.067 37.068 37.069 37.070 37.071 37.072 37.073 37.074 37.075 37.076 37.077 37.078 37.079 37.080 37.081 37.082 37.083 37.084 37.085 37.086 37.087 37.088 37.089 37.090 37.091 37.092 37.093 37.094 37.095 37.096 37.097 37.098 37.099 37.100 37.101 37.102 37.103 37.104 37.105 37.106 37.107 37.108 37.109 37.110 37.111 37.112 37.113 37.114 37.115 37.116 37.117 37.118 37.119 37.120 37.121 37.122 37.123 傅高義著,馮克利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譯校. 《邓小平时代》.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2. ISBN 978-962-996-498-6. 
  38. ^ 38.00 38.01 38.02 38.03 38.04 38.05 38.06 38.07 38.08 38.09 38.10 38.11 38.12 38.13 38.14 38.15 38.16 38.17 38.18 38.19 38.20 38.21 38.22 38.23 38.24 38.25 38.26 38.27 38.28 38.29 38.30 38.31 38.32 38.33 38.34 38.35 38.36 38.37 38.38 38.39 38.40 38.41 38.42 明報出版社編輯部. 《一代偉人鄧小平》. 香港: 明報出版社. 1997. ISBN 962-357-922-5 (中文(繁體)). 
  39. ^ 39.00 39.01 39.02 39.03 39.04 39.05 39.06 39.07 39.08 39.09 39.10 39.11 39.12 39.13 39.14 39.15 39.16 39.17 39.18 39.19 39.20 39.21 39.22 39.23 39.24 39.25 39.26 39.27 39.28 39.29 39.30 39.31 39.32 39.33 39.34 39.35 39.36 39.37 39.38 39.39 39.40 39.41 39.42 39.43 39.44 39.45 39.46 39.47 39.48 39.49 39.50 39.51 39.52 39.53 39.54 39.55 39.56 39.57 39.58 39.59 39.60 39.61 39.62 39.63 39.64 39.65 39.66 39.67 39.68 39.69 39.70 39.71 39.72 39.73 39.74 39.75 39.76 39.77 39.78 39.79 39.80 39.81 39.82 39.83 39.84 39.85 39.86 39.87 39.88 39.89 李辛芝、王月宗 (編). 《偉大的實踐,光輝的思想——鄧小平革命活動大事記》. 北京: 華齡出版社. 1990. ISBN 7-80082-011-4. 
  40. ^ 40.0 40.1 羅正楷. 《邓小平早期革命活动》.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2. ISBN 978-7-205-01497-1 (中文(簡體)). 
  41. ^ 41.0 41.1 41.2 41.3 41.4 趙曉光、劉傑.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978-7-205-04689-7 (中文(簡體)). 
  42. ^ 42.00 42.01 42.02 42.03 42.04 42.05 42.06 42.07 42.08 42.09 42.10 42.11 42.12 42.13 42.14 42.15 42.16 42.17 David S. G. Goodman.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2nd. Routledge. 1994. ISBN 978-0-415-11253-6 (英語). 
  43. ^ 43.0 43.1 43.2 43.3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韓信夫、姜克夫主編 (編). 《中華民國史大事記》.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 ISBN 9787101079982. 
  44. ^ 楊樹標; 楊發祥. 《冯玉祥家事》.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978-7-210-02779-9 (中文(簡體)). 
  45. ^ 王倩、高雷. 记者手记:走访八七会议会址,忆邓小平做会务工作.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7-09-27 [2010-02-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3-11) (中文(簡體)). 
  46. ^ 46.0 46.1 46.2 韓文甫. 《鄧小平傳》. 台北: 時報文化. 1993. ISBN 978-957-13-0796-1 (中文(繁體)). 
  47. ^ 47.000 47.001 47.002 47.003 47.004 47.005 47.006 47.007 47.008 47.009 47.010 47.011 47.012 47.013 47.014 47.015 47.016 47.017 47.018 47.019 47.020 47.021 47.022 47.023 47.024 47.025 47.026 47.027 47.028 47.029 47.030 47.031 47.032 47.033 47.034 47.035 47.036 47.037 47.038 47.039 47.040 47.041 47.042 47.043 47.044 47.045 47.046 47.047 47.048 47.049 47.050 47.051 47.052 47.053 47.054 47.055 47.056 47.057 47.058 47.059 47.060 47.061 47.062 47.063 47.064 47.065 47.066 47.067 47.068 47.069 47.070 47.071 47.072 47.073 47.074 47.075 47.076 47.077 47.078 47.079 47.080 47.081 47.082 47.083 47.084 47.085 47.086 47.087 47.088 47.089 47.090 47.091 47.092 47.093 47.094 47.095 47.096 47.097 47.098 47.099 47.100 47.101 47.102 47.103 47.104 47.105 47.106 47.107 47.108 47.109 寒山碧原著,伊藤潔縮譯,唐建宇、李明翻譯. 《鄧小平傳》. 香港: 東西文化事業. 1993. 
  48. ^ 48.0 48.1 48.2 鄧小平. 《我的自述》. 1968. 
  49. ^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7. ISBN 978-7-80136-096-0 (中文(簡體)). 
  50. ^ 鄧小平. 邓小平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 [2013-01-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4-08). 
  51. ^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邓小平在江西》.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4. ISBN 978-7-80023-805-5 (中文(簡體)). 
  52. ^ 52.0 52.1 陳繼安; 胡哲峰. 《邓小平之魂: 走进邓小平的精神世界》.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7. ISBN 978-7-5035-1520-0 (中文(簡體)). 
  53. ^ 53.0 53.1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硏室.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 北京: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 1985 (中文(簡體)). 
  54. ^ 54.0 54.1 54.2 曹應旺. 《邓小平的智慧》. 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5. ISBN 978-7-5035-1112-7 (中文(簡體)). 
  55. ^ 夏以溶; 趙迎生. 《中国革命史话(1919-1949)》. 長沙: 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 1995. ISBN 7-5358-1116-7. 第六卷 (中文(簡體)). 
  56. ^ 艾沐. 《评说邓小平》.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ISBN 978-7-5438-2160-6 (中文(簡體)). 
  57. ^ 57.0 57.1 57.2 57.3 弗蘭茨; 李強. 《邓小平传》. 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9. ISBN 978-7-226-00480-7 (中文(簡體)). 
  58. ^ 張學良; 竇應泰. 《张学良遗稿: 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ISBN 978-7-5063-3450-1 (中文(簡體)). 
  59. ^ 59.0 59.1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山西通志》 36卷. 北京: 中華書局. 1997 (中文(簡體)). 
  60. ^ 傅鐘. 《征途集》.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3. 
  61. ^ 61.0 61.1 楊國宇、陳斐琴、王偉. 《刘邓大军征战记》.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0 (中文(簡體)). 
  62. ^ 62.0 62.1 譚一青; 袁德金. 《军事家邓小平: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4. ISBN 978-7-5006-5432-2 (中文(簡體)). 
  63. ^ 63.00 63.01 63.02 63.03 63.04 63.05 63.06 63.07 63.08 63.09 63.10 63.11 63.12 63.13 63.14 63.15 63.16 63.17 63.18 63.19 63.20 63.21 63.22 63.23 63.24 63.25 63.26 63.27 63.28 63.29 63.30 63.31 63.32 63.33 63.34 63.35 63.36 63.37 63.38 63.39 63.40 63.41 63.42 63.43 63.44 鄧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ISBN 978-7-01-001862-1 (中文(簡體)). 
  64. ^ 唐義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 第三卷. 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7. ISBN 978-7-80021-963-4 (中文(簡體)). 
  65. ^ 吳東才. 《晋冀豫根据地》. 北京: 兵器工業出版社. 1990. ISBN 7-80038-176-5 (中文(簡體)). 
  66. ^ 66.00 66.01 66.02 66.03 66.04 66.05 66.06 66.07 66.08 66.09 66.10 66.11 鄧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ISBN 978-7-01-002066-2 (中文(簡體)). 
  67. ^ 《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 《中共中央北方局》.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2. ISBN 978-7-80136-703-7 (中文(簡體)). 
  68. ^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楊勝群主編,劉金田副主編 (編). 《鄧小平傳(1904-1974)》中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4. ISBN 978-988-8284-56-6. 
  69. ^ 69.0 69.1 69.2 《人民之子鄧小平》編寫組. 《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特别纪念》.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ISBN 978-7-5073-1679-7 (中文(簡體)). 
  70. ^ 汪霖、冷溶. 《邓小平的思想发展概述》. 北京: 國防大學出版社. 1991 (中文(簡體)). 
  71. ^ 71.0 71.1 《鄧小平與現代中國》編委會 (編). 《鄧小平与现代中国》. 現代出版社. 1997. ISBN 978-7-80028-371-0 (中文(簡體)). 
  72. ^ 72.0 72.1 北京大學井岡山兵團批鄧縱隊:《惡貫滿盈的老反革命鄧小平》
  73. ^ 73.0 73.1 余世誠. 《邓小平与毛泽东》. 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5. ISBN 978-7-5035-1318-3 (中文(簡體)). 
  74. ^ 74.0 74.1 74.2 陳繼安. 《邓小平谈邓小平:从邓小平自述谈起》.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ISBN 978-7-216-01771-8 (中文(簡體)). 
  75. ^ 《鄧小平大辭典》編委會. 《邓小平大辞典》. 北京: 紅旗出版社. 2004. ISBN 978-7-80068-553-8 (中文(簡體)). 
  76. ^ 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云南省志》 47卷.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1 (中文(簡體)). 
  77. ^ 張樹軍.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纪事》.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978-7-216-03094-6 (中文(簡體)). 
  78. ^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硏究室. 《邓小平与大西南 1949-1952》.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 ISBN 7-5073-0699-2 (中文(簡體)). 
  79. ^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袁永松. 《鄧小平評歷史》 編輯組 , 編. 《邓小平评历史》. 北京: 中國言實出版社. 1998. ISBN 978-7-80128-138-8. Volume 3 (中文(簡體)). 
  80. ^ 80.00 80.01 80.02 80.03 80.04 80.05 80.06 80.07 80.08 80.09 80.10 80.11 80.12 80.13 80.14 80.15 80.16 80.17 80.18 80.19 80.20 80.21 80.22 80.23 80.24 80.25 80.26 80.27 80.28 80.29 80.30 80.31 80.32 80.33 80.34 80.35 80.36 80.37 80.38 80.39 80.40 80.41 80.42 80.43 80.44 80.45 80.46 80.47 80.48 80.49 80.50 80.51 80.52 80.53 80.54 80.55 80.56 80.57 80.58 80.59 80.60 80.61 80.62 80.63 80.64 80.65 80.66 80.67 80.68 80.69 80.70 80.71 80.72 80.73 80.74 80.75 80.76 80.77 80.78 80.79 80.80 80.81 80.82 80.83 80.84 80.85 80.86 80.87 80.88 80.89 80.90 80.91 80.92 80.93 80.94 80.95 80.96 80.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楊勝群主編,劉金田副主編 (編). 《鄧小平傳(1904-1974)》下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4. ISBN 978-988-8284-56-6. 
  81. ^ 81.0 81.1 81.2 81.3 齊欣、佳盈. 《邓小平与六十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ISBN 978-7-208-02865-4 (中文(簡體)). 
  82. ^ 82.0 82.1 路小可. 《鄧小平的非常之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978-7-01-003396-9 (中文(簡體)). 
  83. ^ 83.0 83.1 《二十世紀中國實錄》編輯委員會 (編).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56-1977》. 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 1997. ISBN 978-7-80091-647-2 (中文(簡體)). 
  84. ^ 84.0 84.1 李健. 《邓小平三进三出中南海》. 北京: 中國大地出版社. 1993. ISBN 978-7-80097-059-7 (中文(簡體)). 
  85. ^ 楊少平、李軍. 《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 北京: 中國卓越出版公司. 1989 (中文(簡體)). 
  86. ^ 郭林佩. 《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工作文库》. 北京: 紅旗出版社. 1997. ISBN 978-7-5051-0092-3 (中文(簡體)). 
  87. ^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經濟學》編輯委員會 (編).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类I》.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 (中文(簡體)). 
  88. ^ 88.0 88.1 王雙梅. 邓小平与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 《黨的文獻》. 2011, (05) [2012-12-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9-26). 
  89. ^ 張德祥. 《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7. ISBN 978-7-80050-911-7 (中文(簡體)). 
  90. ^ 鄧小平. 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報》. 1957-10-19. 
  91. ^ 91.00 91.01 91.02 91.03 91.04 91.05 91.06 91.07 91.08 91.09 91.10 91.11 91.12 91.13 91.14 91.15 91.16 91.17 91.18 91.19 91.20 91.21 91.22 91.23 91.24 91.25 鄧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ISBN 978-7-5065-2523-7 (中文(簡體)). 
  92. ^ 李力安. 《光輝的七十年》.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1. ISBN 978-7-300-01075-5 (中文(簡體)). 
  93. ^ 羅平漢. 1959至1961年的右派摘帽工作. 《黨史研究資料》. 2000. 
  94. ^ 毛澤東. 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 1957-06-29 [2015-10-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95. ^ 蔣建農. 《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 下》.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5438-3519-3. 
  96. ^ 陳敦德. 《知情者说》.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4. ISBN 978-7-5006-5473-5 (中文(簡體)). 
  97. ^ 97.0 97.1 97.2 龍平平、張曙、李綱. 《邓小平研究述评》.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ISBN 978-7-5073-1384-0 (中文(簡體)). 
  98. ^ 林蘊輝.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乌托邦运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8. ISBN 9789881727442. 
  99. ^ 99.0 99.1 呂書正. 《解读邓小平》.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 ISBN 978-7-5073-0730-6 (中文(簡體)). 
  100. ^ 張素華.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00667922 (中文(簡體)). 
  101. ^ 陳繼安、劉金田. 《邓小平与20世纪政治人物》.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6. ISBN 978-7-200-03084-6 (中文(簡體)). 
  102. ^ 1963年7月6日 中苏两党关系恶化.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8-12-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2-09). 
  103. ^ 1963年7月5日 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人民網. [2019-01-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1-05). 
  104. ^ 當代中國研究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 《當代中國史研究》. 當代中國史硏究雜誌社. 1997. 1-6 (中文(簡體)). 
  105. ^ 許全興.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 1956-1976》.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3. ISBN 9787500053712 (中文(簡體)). 
  106. ^ 遲福林; 田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史》.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ISBN 9787503518409 (中文(簡體)). 
  107. ^ 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 《中共党史研究》. 2007. 1-6,《中央文革小組的歷史沿革及立廢原因探析》 (中文(簡體)). 
  108. ^ David Bonavia; 黃康顯. 《鄧小平傳》. 明窗出版社. 1989 (中文(繁體)). 
  109. ^ 鄭剛. 《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全录: 献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8. ISBN 9787801362490 (中文(簡體)). 
  110. ^ 京夫子. 《血色京畿》. 聯經出版. 2004. ISBN 9789570826760 (中文(繁體)). 
  111. ^ 羅石賢. 〈鄧小平與中國風雲〉. 《明報月刊》1993年11月號 (香港: 明報雜誌有限公司). 
  112. ^ 112.0 112.1 112.2 【史海】邓小平7次遭暗杀 最后一次在上海. 大紀元. 2016-03-12 [2021-03-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07). 
  113. ^ 113.0 113.1 113.2 關嶺. 邓小平七次遭遇暗杀 毛邓路线斗争何其激烈. 多維新聞. 2018-03-24 [2018-03-26]. 
  114. ^ 114.0 114.1 114.2 中南海绝密档案 揭邓小平遭7次暗杀内幕. 新唐人電視台. 2018-05-20 [2021-03-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07). 
  115. ^ 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 《學習與批判》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1-9) (中文(簡體)).  缺少或|title=為空 (幫助)
  116. ^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國防大學出版社. 1988 (中文(簡體)). 
  117. ^ 潘鈜. 强支病体从不露痛苦表情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图). 中國經濟網(轉自人民網). 2009-02-24 [2009-07-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10-06) (中文(簡體)). 
  118. ^ 羅石賢. 〈鄧小平與中國風雲〉. 《明報月刊》1993年9月號 (香港: 明報雜誌有限公司). 
  119. ^ 119.0 119.1 119.2 119.3 119.4 有林、鄭新立、王瑞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1949-1992》. Volume 3. 北京: 紅旗出版社. 1993. ISBN 978-7-80068-577-4 (中文(簡體)). 
  120. ^ 120.00 120.01 120.02 120.03 120.04 120.05 120.06 120.07 120.08 120.09 120.10 120.11 120.12 120.13 120.14 120.15 120.16 120.17 120.18 120.19 120.20 120.21 120.22 120.23 120.24 120.25 120.26 120.27 120.28 120.29 120.30 120.31 120.32 120.33 120.34 120.35 120.36 120.37 120.38 120.39 120.40 120.41 120.42 120.43 120.44 120.45 120.46 120.47 120.48 120.49 120.50 120.51 120.52 120.53 120.54 120.55 120.56 120.57 120.58 (香港大學歷史系名譽副教授)連浩鋈博士(Dr. Alfred HY Lin). 《改革-革命-再革命-繼續革命-告別革命(改革開放)的歷程(1900-2000年)》(中國歷史科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講座紀錄). 香港教育局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2009. ISBN 978-988-80069-4-6. 
  121. ^ 视频: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讲话. Ku6.com. 2009-11-11 [2010-04-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09-30) (中文(簡體)). 
  122. ^ 122.0 122.1 李正華. 《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2. ISBN 978-7-80170-061-2 (中文(簡體)). 
  123. ^ 劉天成. 1976年四五运动图集. 鳳凰網. 2008-10-09 [2009-06-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3-19) (中文(簡體)). 
  124. ^ 師東兵. 《文革史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1966-1976》. 呼和浩特: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ISBN 7-204-04402-9. 
  125. ^ 《伟大的胜利》. 香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1976 (中文(簡體)). 
  126. ^ 新華社1976年4月7日訊. 《人民日報》第1版 (北京: 人民日報社). 1976-04-08. 
  127.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098-0949-5. 
  128. ^ 程中原. 《决战 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 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2-05555-7. 
  129. ^ 129.00 129.01 129.02 129.03 129.04 129.05 129.06 129.07 129.08 129.09 129.10 129.11 129.12 129.13 129.14 Michael E. Marti. China and the Legacy of Deng Xiaoping: From Communist Revolution to Capitalist Evolution. Brassey's. 2002. ISBN 978-1-57488-540-8 (英語). 
  130. ^ 金聖基. 《聚焦人民大会堂: 见证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始末》.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6. ISBN 9787801992390 (中文(簡體)). 
  131. ^ 中共中央書記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 1978-1985》. 紅旗出版社. 1987 (中文(簡體)). 
  132. ^ 132.0 132.1 132.2 132.3 Michael Y. M. Kau; Susan H. Marsh. China in the Era of Deng Xiaoping: A Decade of Reform. M.E. Sharpe. 1993. ISBN 978-1-56324-278-6 (英語). 
  133. ^ 時報周刊. China Times. 1991, (322-327) (中文(繁體)). 
  134. ^ 溫濟澤.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9. ISBN 9787500633945 (中文(簡體)). 
  135. ^ 《新华文摘》. 人民出版社. 1984. 9-12 (中文(簡體)). 
  136. ^ 朱佳木.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9. ISBN 9787507305371 (中文(簡體)). 
  137. ^ 吳偉.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4-02-24 [2019-10-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21) (中文(簡體)). 
  138. ^ 纪念邓小平8.18讲话三十周年 政商学界呼吁重启政改. RFI -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2010-08-18 [2019-10-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23) (中文(簡體)). 
  139. ^ “八二宪法”的宪政因素——几部宪草宪法的比较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 [2019-10-22] (中文). 
  140. ^ 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 www.people.com.cn. 人民網. [2019-08-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8-28). 
  141. ^ 张爱萍痛斥军队经商.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9-10-16 [2010-04-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10-19) (中文(簡體)). 
  142. ^ 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www.yhcqw.com. 炎黃春秋. [2019-10-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24). 
  143. ^ Victor Cha. The Impossible State. 2012 [2018-04-26]. 
  144. ^ 梁衡. 揭秘:邓小平为何决定停止“输出革命”?. 《北京日報》 (2011年7月11日第19版) (鳳凰網). [2018-06-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6-29). 
  145. ^ 145.0 145.1 145.2 Whitney Stewart. Deng Xiaoping: leader in a changing China. Twenty-First Century Books. 2001. ISBN 978-0-8225-4962-8 (英語). 
  146. ^ 軍事歷史研究部、軍事圖書館等編著. 《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一卷). 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9. ISBN 7-80137-315-4. 
  147. ^ 衛奕信. 衛奕信:當年想續租新界被拒絕. 中國評論新聞網. 2007-06-21 [2009-02-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9-18) (中文(繁體)). 
  148. ^ 劉金田,張愛茹. 《影响世界改变中国的邓小平 中共党史非常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168-0316-5. 
  149. ^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王桂生大使在新中國外交五十五週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2004-09-27 [2009-02-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5-17) (中文(繁體)). 
  150. ^ 一國兩制. 香港政府. [2010-04-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3-18) (中文(繁體)). 
  151. ^ 署理保安局常任秘書長出席於香港大學舉行的國家安全立法研討會致辭全文. 香港政府. 2003-06-14 [2010-04-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11-26) (中文(繁體)). 
  152. ^ 溫家寶: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 新華網. 2008-03-05 [2010-04-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10-03) (中文(繁體)). 
  153. ^ 程林勝. 鄧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研究.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2 (中文(中國大陸)). 
  154. ^ 魯凡之. 《香港: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 香港: 廣角鏡出版社. 1982 (中文(繁體)). 
  155. ^ 程琥.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比较分析》.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3. ISBN 978-7-302-07153-2 (中文(中國大陸)). 
  156. ^ 楊碧川. 鄧小平傳. 一橋出版社. 1995. ISBN 957-99325-0-6 (中文(繁體)). 
  157. ^ 157.0 157.1 王鳳超. 《“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 鄧小平理論研究叢書. 經濟科學出版社. 1998. ISBN 978-7-5058-1577-3 (中文(簡體)). 
  158. ^ 張植榮. 《邓小平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6. ISBN 978-7-806178-00-3 (中文(中國大陸)). 
  159. ^ 李鵬飛. 《風雨三十年:李鵬飛回憶錄》. 香港: TOM (Cup Magazine)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ISBN 978-988-97754-7-6 (中文(繁體)). 
  160. ^ “严打”政策的前世今生. 中國刑事法律網. [2020-06-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6-25). 
  161. ^ 1.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Cpc.people.com.cn. 2006-06-17 [2017-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7-20). 
  162. ^ 407. 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6-10-24 [2017-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7-20). 
  163. ^ 1. 薄一波《关于整党和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6-06-17 [2017-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7-20). 
  164. ^ 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6-06-17 [2017-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7-20). 
  165. ^ 407. 江泽民在五四青年节上的讲话.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0-01-21 [2017-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7-20). 
  166. ^ 40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6-10-24 [2017-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7-20). 
  167. ^ Deborah Davis, Ezra F. Vogel.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Harvard Univ Asia Center, 1990
  168. ^ 船夫. 《十年学潮纪实》.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0 (中文(簡體)). 
  169. ^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人民日報. 1989-04-26 [2015-08-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170. ^ 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 《1989 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 (M). 北京: 北京日報出版社. 1989. 
  171. ^ 許家屯.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 香港: 香港聯合報有限公司. 1993 (中文(繁體)). 
  172. ^ James Miles. Tiananmen killings: Were the media right?. BBC. 2009-06-02 [2015-08-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7-09). 
  173. ^ [英]李察·伊文斯, 鄧小平傳. 第十四章……天安門(1984-1989).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2014: 396. ISBN 978-7-5125-0644-2. 
  174. ^ 東方. 赵紫阳去世五周年不镇压原则获高度评价. 美國之音. 2010-01-19 [2013-12-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1-01) (中文(簡體)). 
  175. ^ 黨的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召開第四次全會 審議通過李鵬代表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所犯錯誤的報告 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人民日報》. 1989-06-25. 
  176.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 [2012-11-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10-25). 
  177. ^ 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 [2012-11-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1-27). 
  178. ^ 邓小平曾选拔两个接班人 为何终定江泽民?. Qh.xinhuanet.com. [2017-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5-19). 
  179. ^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1989年11月9日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Cpc.people.com.cn. [2017-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8-23). 
  180. ^ 劉政. 改革风云中的田纪云. 南方周末. 2009-01-07 [2010-04-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11-26) (中文(簡體)). 
  181. ^ 陳錫添.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新華網轉自《深圳特區報》. 1992-03-26 [2010-04-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2-18) (中文(簡體)). 
  182. ^ 陳曉建、黃國保、杜鵑. 改革开放30年 梁广大:追忆小平南巡脚步. 新華網. 2008-12-10 [2010-04-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8-13) (中文(簡體)). 
  183. ^ 鄭宇碩;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胡錦濤的新时代》. 台北: 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2004. ISBN 978-957-29528-7-0 (中文(繁體)). 
  184. ^ 馬玲; 李銘. 《胡錦濤:他從哪裏來、將向何處去》. 香港: 明報出版社. 2002. ISBN 978-962-973-797-9 (中文(繁體)). 
  185. ^ 史衞民; 丁樹範. 《胡錦濤時代的挑戰》. 新新聞文化事業. 2005. ISBN 978-957-20265-6-4 (中文(繁體)). 
  186. ^ 劉金田、張愛茹. 邓小平最后一次视察北京. 光明網. 2004-07-09 [2018-04-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0-11) (中文(簡體)). 
  187. ^ 張悅; 趙蕾. 十年前,那个令人悲伤的夜晚. 南方周末. 2007-02-08 [2014-07-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4-12). 
  188. ^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背后的故事. 東方網. 2004-08-12 [2014-07-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7-29). 
  189. ^ 解放军总医院:怀念“老南楼”灯光. 人民日報. 1997-02-26 [2014-07-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9-24). 
  190. ^ 捐献角膜和遗体——邓小平的临终时刻与身后事. 東方網. 2004-08-13 [2014-07-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10-06). 
  191. ^ 邓小平同志的家属致江总书记并党中央的信. 新華社. 1997-02-15 [2014-07-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9-24). 
  192. ^ 楊繼繩. 《邓小平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 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ISBN 978-7-80109-306-6 (中文(簡體)). 
  193. ^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6327. United Nations. 2007-02-27 [2010-04-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8-13) (英語). 
  194. ^ 194.0 194.1 《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編委會 (編).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 第二卷.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1998. ISBN 9787560916781 (中文(簡體)). 
  195. ^ 羅石賢. 《鄧小平政海爭雄錄》. 香港: 利文出版社. 1994. ISBN 9627766291 (中文(繁體)). 
  196. ^ 捐献角膜和遗体——邓小平的临终时刻与身后事. 新浪. 2004-08-13 [2013-1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10-06) (中文(簡體)). 
  197. ^ 后邓小平时代:把“革命”进行到底. 田湘. 鳳凰網. 2004-08-20 [2015-03-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4-02) (中文(簡體)). 
  198. ^ 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Xinhuanet.com. [2017-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6-23). 
  199. ^ 邓小平:一个改变中国命运、影响世界的巨人. News.xinhuanet.com. [2017-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5-09-13). 
  200. ^ 中國社會科學院直屬編輯組編 (編). 《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201. ^ 《薄一波评邓小平为何写“一人千古 千古一人”》. 劉明鋼. 鳳凰網. [2011-09-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9-25) (中文(簡體)). 
  202. ^ 布热津斯基谈中国领导人 称最佩服邓小平. 鳳凰網. [2012-05-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2-21) (中文(中國大陸)). 
  203. ^ The Most Successful Dictators Of The Past Century. Business Insider. 2011-06-22 [2017-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5-10). 
  204. ^ 鄧小平彭真的反右角色. 開放雜誌. [2015-05-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9-24) (中文(香港)). 
  205. ^ 鄧小平打麻將不理河南告急. 開放雜誌. 2011-08-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8-20). 
  206. ^ 纪坡民:我所了解的“1975年河南水灾”── 对石磊编造对我"采访"的澄清和辩诬. 共識網. 2013-09-18 [2020-10-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4-14). 
  207. ^ “八二宪法”的宪政因素——几部宪草宪法的比较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 [2019-10-22] (中文). 
  208. ^ 周林刚: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与平等原则 (第3页). 愛思想. [2019-10-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22). 
  209. ^ 邓小平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國史網. [2019-10-30]. 
  210. ^ 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自由化. 歷史上的今天. [2019-10-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22). 
  211. ^ 邓小平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新浪. [2019-10-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30). 
  212. ^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没成功?. 中國數字時代. [2019-10-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1-05) (中文(中國大陸)). 
  213. ^ 茅于轼:邓小平的贡献和局限性. 天則經濟研究所. [2019-10-26]. 
  214. ^ 陈翰圣:究竟什么是邓小平的局限性?. 博訊新聞. [2019-10-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26). 
  215. ^ 三十年前的《决议》本来就是绊脚石. 德國之聲. [2019-10-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27) (中文(中國大陸)). 
  216. ^ 曾荫权六四言论引发风波. BBC中文網. 2009-05-14 [2009-06-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5-18) (中文(簡體)). 
  217. ^ 林行止. 《當年2004》. 香港: 天地圖書. 2005. ISBN 978-988-211-513-2 (中文(繁體)). 
  218. ^ 「稻學」與排外:為何「打倒走資派」的語言,在中國互聯網浮現?. 端傳媒. 2020-03-10 (中文(繁體)). 
  219. ^ 海基會首任秘書長陳長文. 陳長文/辜汪會談23週年:放下兩國論,追求一國良制. Ettoday東森新聞雲. 2016-05-02 [2016-1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11-29). 
  220. ^ 海峽網-廈門日報. 邓小平纪念园正式开园. 新浪微博. 2003-10-02 [2020-07-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9). 
  221. ^ 邓小平铜像广场简介. 人民網. [2020-07-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21) (中文(簡體)). 
  222. ^ 文献纪录片《邓小平》. CCTV. [2014-09-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8-15) (中文(簡體)). 
  223. ^ 邓家人谈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们心中的老爷子. 搜狐新聞. [2020-07-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21) (中文(簡體)). 
  224. ^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 中國人口出版社. 2007. 
  225.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秘書廳. 2006. 
  226.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国中央企业》. 紅旗出版社. 2007. 
  227. ^ 寒山碧. 《中共四大家族》. 香港: 東西文化事業公司. 1996. ISBN 9789627711315 (中文(繁體)). 
  228. ^ 中国金融家. 中國金融家雜誌社. 2009. 
  229. ^ 集资诈骗与职务侵占两宗罪 安邦吴小晖获刑18年. 財新網. 2018-05-10 [2018-05-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5-10). 
  230. ^ 新聞頻道. 邓小平独孙邓卓棣的美国国籍真相. Wenxuecity.com. 2014-06-28 [2017-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5-14). 
  231. ^ 邓小平唯一孙子下基层 任广西新安镇党委书记. 新華網. [2015-07-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7-01). 
  232. ^ 情趣——10集电视专题片《小平十章》第8集解说词. 人民網. [2020-07-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22) (中文(簡體)). 
  233. ^ 鄧小平的橋牌情緣. 人民網. [2020-07-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22) (中文(簡體)). 
  234. ^ 234.0 234.1 234.2 王平封、李佃強. 《邓小平轶事》.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4. ISBN 7-5033-1746-9 (中文(簡體)). 
  235. ^ 何紹銘、張曉萍、梁玉秋. 《再启航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 北京: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136-1555-6. 
  236. ^ 邓小平的足球情怀. 《黨史縱覽》2008年08. [2015-03-21]. ISSN 1005-948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3-18) (中文(簡體)). 需要付費訂閱
  237. ^ 李鳳梧. 《中国现代伟人的家事》. 濟南: 明天出版社. 1990: 304. ISBN 7-5332-0953-2. 
  238. ^ 8万足球观众鼓掌 邓小平后两次"复出"的首次露面. 新華網. 2004-08-19 [2010-04-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8-13) (中文(簡體)). 

外部連結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職務
新頭銜 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1982年-1987年
繼任:
陳雲
前任:
華國鋒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1年-1989年
繼任:
江澤民
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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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書記處主席)
自己
(中共中央秘書長)
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1956年-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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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
(1980年)
前任:
李維漢
柯慶施
任弼時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1927年12月-1929年8月
1935年1月-1935年4月
1954年2月-1956年9月
繼任:
李立三劉英
自己
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徽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前任:
周恩來
至1976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1978年-1983年
繼任:
鄧穎超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職務
新頭銜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3年-1990年
繼任:
江澤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職務
前任:
薄一波
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部長
1953年-1954年
繼任:
李先念
前任:
林彪
至1971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1975年-1976年
1977年-1980年
繼任:
萬里
自1982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職務 China Emblem PLA.svg
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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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1975年-1980年
繼任:
楊得志
 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排名順序
前任:
趙紫陽
中共中央總書記
(排名第一)
黨和國家領導人排名
(中央軍委主席;排名第二)

1988年-1989年
繼任:
楊尚昆
國家主席
(排名第三)
黨和國家領導人排名
(中央軍委主席;排名第二)

1987年-1988年
繼任:
李先念
國家主席
(排名第三)
前任:
胡耀邦
中共中央總書記
(排名第一)
黨和國家領導人排名
(中央軍委主席;排名第二)

1985年-1987年
繼任:
趙紫陽
國務院總理
(排名第三)
前任:
葉劍英
中央軍委副主席
(排名第二)
黨和國家領導人排名
(中央軍委主席;排名第三)

1982年-1985年
繼任:
趙紫陽
國務院總理
(排名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