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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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Guo Moruo in 1941.jpg
鼎堂
尚武
本名 郭開貞
性別
出生 (1892-11-16)1892年11月16日
 大清四川省樂山縣
逝世 1978年6月12日(1978-06-12)(85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
國籍  中國
籍貫 福建汀州寧化
民族 漢族
語言 漢語英語日語
職業 作家歷史學家
研究領域 中華文化中國歷史
政黨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配偶 張瓊華佐藤富子于立群
兒女 郭和夫郭博郭復生郭淑瑀郭志鴻郭漢英郭世英郭民英郭秋連郭平英郭建英
父母 父親:郭朝沛
母親:杜遨貞
學術生涯
職務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svg 中國科學院院長
(任期:1949年10月-1978年6月)
筆名 沫若、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
上海多倫路文化名人街郭沫若足印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開貞鼎堂尚武四川省樂山縣客家人。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家、劇作家、詩人,同時,還是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學者、社會活動家,致力於世界和平運動。郭沫若著述頗豐,主編《中國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編成《郭沫若全集》38卷。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人之一、中國歷史劇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唯物史觀史學的先鋒、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社會活動家,甲骨學四堂之一,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後,曾任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文聯首任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

生平[編輯]

祖籍[編輯]

根據樂山《郭氏家譜》所載,郭沫若的祖籍福建汀州府寧化縣,是為閩西客家人。先祖郭福安為郭子儀之後裔。郭沫若在《德音錄·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由閩遷蜀,世居樂山縣銅河沙灣鎮」,「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

郭沫若曾祖父郭賢惠之先輩由寧化縣來四川之時「做苧麻生意」,採集寧化野生苧麻,跟隨入川之馬幫,到今日之牛華鎮(即郭家早期之坐房)進行交易,並於後來開拓麻布生意成功後繼而開設13座驛站

早年[編輯]

郭沫若是四川省樂山縣人,少年曾就讀於成都石室中學。父親郭朝沛經營商業。母親杜遨貞,是一個沒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兒。

1914年,郭沫若留學日本,在九州帝國大學學醫。1921年1月,還在上學的郭沫若以病假名義休學3個月,以便前往京都帝國大學旁聽文科。1921年發表第一本新詩集《女神》,書中洋溢着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女神》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為中國新詩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與郁達夫等人一同創立文學學社「創造社」,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創造季刊》問世。這一時期郭沫若的詩作,同胡適等人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作品,影響了日據時期台灣的早期新詩創作。[1]郭沫若雖熱中文學,卻沒放棄自己原本的學業,1923年他獲得了九州帝國大學醫學學士學位。

1926年3月赴廣州就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兼任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中共廣東區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惲代英代表黨組織建議郭沫若去黃埔軍校做一些宣傳工作,這時北伐戰爭即將開始,郭沫若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行營秘書長。北伐軍攻克武昌後,郭沫若升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將軍銜。不久赴南昌兼任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主任,蔣介石加封郭沫若為南昌特別黨部執行委員、總司令部行營政治部主任,每月加發200元津貼。1926年到1927年兼任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九江三一七慘案與安慶三二三慘案」之後,蔣介石着手清黨,郭沫若隱蔽在朱德的家裏,寫下了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發表在《中央日報》副刊,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郭沫若於1927年8月4日深夜抵達南昌,參加八一南昌起義,這時才知道已經被推舉為革命委員會委員和七人主席團成員,兼任總政治部主任和宣傳委員會主席。8月5日,按原計劃起義部隊離開南昌南下潮汕、東江。1927年9月初,南昌起義軍到達瑞金,在一所小學校里由周恩來李一氓作介紹人,郭沫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宣誓入黨的還有賀龍。10月初,起義部隊在潮汕被打散,郭沫若等四人在普寧縣隱蔽了10天後,由神泉搭船前往香港,10月下旬抵港。一個月後由香港回上海。1927年12月23日蔣政府發出通緝郭沫若,十年後至1937年才撤銷通緝令。與周恩來會晤後安排郭赴蘇,但郭沫若患上了嚴重的斑疹傷寒,住院治療了一個多月,錯過了航班。1928年2月周恩來與郭沫若談話,令其保留黨籍出國前往日本避難,做學術研究積累聲望,將來以公開的無黨派面目做文化圈的領袖。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化名吳誠,從上海乘船赴日。

流亡日本[編輯]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間受到日本憲兵和警察的長期監視和騷擾。同時開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通過引用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證明中國同樣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但此理論後來遭到黃現璠等人的置疑,黃曾於1979年著文提出,認為中國沒有奴隸社會),郭沫若由此在中國開創了唯物史觀派,該學派在此後佔據了中國大陸學術界的主流地位。隨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綱領的中國共產黨走上執政舞臺,該書的觀點被當作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小學課本的參考教材之一。郭沫若憑藉這一時期的古文字研究,發表了《古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文字研究》、《金文叢考》、《卜辭通纂》,轟動了學界,成為與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並稱甲骨四堂,並藉此於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日期間,郭沫若還翻譯出版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

郭沫若反對國內的夏衍、周揚提出的「國防文學」主張,持堅決反蔣的態度。直至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才轉變態度,認識到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國防文學也是個正確的口號,並說:「好,黨決定了,我就照辦,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2]此後郭沫若發表了《在國防的旗幟下》等文章。1937年5月下旬,郁達夫從南京來電,謂「委員長有所借重乞速歸」,郭沫若等了一個多月遲遲不見南京方面有所動靜,給在陝北的李一氓寫信:「二萬八千里的行程,我的肉體未能直接參加,我是十二分抱歉的。但我始終和從前一樣...」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政府加緊了對郭沫若的監視。7月25日,郭沫若秘密登上加拿大籍「皇后號」郵輪潛回上海,行前未告知日籍妻子與孩子們。

抗戰和內戰時期[編輯]

1937年7月27日下午,郭沫若登陸上海,隨後創辦《救亡日報》為淞滬抗戰鼓動宣傳。回國後前往南京拜謁蔣介石,然後發表了一篇《蔣委員長會見記》,對蔣介石進行歌頌,不久拜見汪精衛。夏衍回憶:「在這一段時期內,最使我感動的是他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對周恩來同志的出自內心的敬愛。有一次對我說:和蔣介石、陳誠這些人見面,在我的感情上是很彆扭的,可是和他們談話之後,我才理解到恩來同志指示的正確。」[3]淞滬會戰失敗後,郭沫若經香港至廣州,於1938年1月1日復刊《救亡日報》。旋即接到在武漢的陳誠電報,請郭沫若立至武漢,要事相商。1月9日抵漢之後,從黃琪翔處獲悉是陳誠邀請郭就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之職。在武漢的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王明博古中共長江局領導勸說郭就職。周恩來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即指副部長是虛職,而三廳廳長是實職可以做大量實際工作。3月中旬,郭沫若接受了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職務。中共長江局決定把三廳作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機構,動員安排了大量文藝界抗日名流人士入三廳工作,包括:胡愈之陽翰笙郁達夫徐悲鴻沈鈞儒田漢冼星海洪深馮乃超等在三廳任職。1938年4月1日,政治部三廳正式在武漢工作,投入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武漢抗戰文化運動,如「擴大宣傳周」、「七七獻金」等活動,發動歌詠、話劇、電影等各界一同宣傳抗戰。郭沫若特別重視把三廳的文藝宣傳對象擴大到廠礦工人和下層民眾,貫徹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原則。這也引起了政治部主任陳誠為首的國民黨一部分人的反感。

郭沫若在武漢、重慶期間,已經恢復了黨員的秘密身份,與周恩來、鄧穎超在一個黨小組中開會。郭沫若還與鄧穎超一起作為入黨介紹人,發展於立群入黨。

1938年胡風指出當時的文化界「沒有像魯迅先生那樣一聲號召可以波動世界的大作家。」周恩來認為郭沫若適合扮演這個角色。於是周向中共中央提出這個建議。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黨內決定: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4]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夕,郭沫若隨周恩來撤離武漢,輾轉來到重慶。1940年1月11日,郭沫若在創刊兩周年的《新華日報》上批評蔣政府「連話都不如老百姓說,那是很危險的。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說話的,那力量是比長江大河還要大」。1940年9月,蔣介石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職務,調任政治部設計委員閒職,並明文要求軍委會工作人員一律加入國民黨。郭沫若以及三廳內的大批文藝界人士遞交辭呈。周恩來找到信任政治部主任的張治中勸說。蔣介石召見郭沫若、陽翰笙等人宣佈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安置以郭沫若為首的這批人,並可以不加入國民黨。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同意此項決定,借政府機關招牌開展有理有利有節鬥爭,擴大抗日統一陣線影響。1940年12月7日,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立,明文規定:文工會只能潛心研究文化,不能對外從事政治工作。郭沫若任文工會主任委員,陽翰笙、謝仁釗為副主任委員,周恩來為指導委員,除原三廳的近40人參加外,還邀請了沈雁冰翦伯贊、胡風、陶行知侯外廬王崑崙等任委員。文工會經常舉辦文藝講座、文化講座、國際問題講座、國際問題座談會和各種形式的報告會。不久,發生皖南事變,郭沫若題詩:[5]

江南一葉奇冤史,萬眾皆先天下憂;淚眼揩乾還苦笑,暫忘家難賦同仇。

中共南方局為預防四一二事變重演,疏散在重慶的一批左翼文化人赴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郭沫若奉命留在重慶,繼續主持文工會。周恩來指示文工會「勤業、勤學、勤交友」,在活動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節制,以保存力量。1941年為慶祝郭沫若五十誕辰和創作二十五周年紀念,周恩來安排陽翰笙把慶祝搞成全國性的政治活動,以振奮文化界自皖南事變與蘇德戰場慘敗以來的士氣。陽翰笙約請了孫科邵力子陳布雷、張治中、張道藩馮玉祥沈鈞儒黃炎培鄧初民、翦伯贊、章伯鈞羅隆基、王崑崙、屈武、黃琪翔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為慶祝活動的發起人,周恩來亦在列。1941年11月16日作為慶祝日(此時莫斯科會戰正處於岌岌可危的時候),《新華日報》頭版刊載了周恩來的專文《我要說的話》:

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着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

該日下午,在重慶的中蘇文化協會餐廳和院子裏舉行茶話會,參加者兩千餘人,由馮玉祥主持,老舍、張道藩、黃炎培、張申府、周恩來、沈鈞儒等大會發言;並展覽郭沫若25年來專著、譯本、手稿八十多種約兩千餘萬字,以及郭沫若各個時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當天,昆明、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也舉辦了文化界的慶祝活動。紀念文章陸續刊載了半年。慶祝活動期間,重慶上演了郭早年的話劇《棠棣之花》,周恩來建議採取「全明星」制,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員擔任,郭沫若親身參加排演與修改劇本。公映後在重慶引起轟動,周恩來觀看了七場。劇中插曲《湘纍》成為經得起歷史考驗流傳下來的歌曲。周恩來安排《新華日報》出專刊評論對《棠棣之花》和歷史劇創作。也激發了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熱情,1942年1月上旬僅用9天完成五幕話劇《屈原》的劇本。再次由重慶話劇界全明星制排演《屈原》,劇本還全文連載於《屈原》連載於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的《中央日報》副刊。 1942年2月上旬郭沫若又僅用9天創作了五幕歷史劇《虎符》。1942年五、六月,創作了五幕歷史劇《高漸離》。1942年9月上旬,僅用5天創作了歷史劇《孔雀膽》,這是郭沫若歷史劇中唯一沒有影射當時政治的作品。1943年三、四月,創作了寫夏完淳的歷史劇《南冠草》。這六齣歷史悲劇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歡迎。台大歷史系教授王遠義認為郭沫若等人這一時期的作品,開創了一條大眾形式與精英創作結合,現代性與傳統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學與文化道路。 [6]

文工會期間,郭沫若繼續從事歷史研究。1942年4月發表《殷周是奴隸社會考》、《墨子的思想》、《述吳起》、《秦漢之際的儒者》、《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呂不韋與秦代政治》、《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1943年與林語堂沈從文施蟄存展開論戰。

1945年3月30日,政治部文藝工作委員會被張治中予以解散。1945年6月,郭沫若由重慶乘美國軍用運輸機,轉道印度、伊朗,赴蘇參見蘇聯科學院二百二十周年紀念大會。6月29日出席克里姆林宮夜宴,莫洛托夫、斯大林、布爾加寧到場。還參觀了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戰爭浩劫後的城市廢墟。日本宣佈投降後,郭沫若於8月16日登機回國,在在蘇聯作訪客五十天。8月20日抵重慶。9月3日,與文化界人士拜會參加重慶談判的毛澤東。郭沫若看到毛澤東用舊懷表,便把自己手上的表送給了毛澤東。此後毛澤東長期戴這塊手錶。此間,參加了圍繞剛公開發表的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的論戰,用毛澤東原韻填詞兩闋,稱讚原詞「開生面,是堂堂大雅,謝絕妖嬈」,「何足道!縱漫天迷霧,無損晴朝」。

1946年1月10日,作為社會賢達代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在討論擴大改組政府問題時,發言:「主席權限太大,國府委員連建議權也沒有」。

1946年5月8日,全家乘飛機去上海。1947年11月按照中共安排,舉家搬到香港,擔負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的領導工作。1948年8月25日,香港《華商報》副刊《茶亭》開始連載郭的《抗戰回憶錄》(後改名《洪波曲》)持續3個月。郭沫若在日本的前妻安娜看到《華商報》後,帶兩個兒女到香港。由馮乃超出面與安娜懇談,最後安娜接受了黨組織的安排,帶着她的兒女們去解放區大連定居。

1948年11月23日,乘船離開香港,12月1日抵達遼東的安東石城島上岸。12月6日抵瀋陽。1949年2月25日乘火車進京。

1948年國共內戰期間郭沫若因為考古學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員在《知識場域的桂冠: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談起》一文敘述了這次中研院院士選舉和郭沫若的當選過程。[7]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編輯]

1952年郭沫若榮獲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郭沫若長期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兩職位,並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委員、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等職。在中國共產黨第八、九、十一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在第一至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均被選為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並任全國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屆常務委員,第二、三、五屆副主席。

1951年郭沫若獲頒蘇聯列寧和平獎

1955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對胡風的三十萬言書進行逐一批判。

1958年郭沫若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9年-1960年,郭沫若先後創作了以「翻案」為主旨的歷史劇《蔡文姬》與《武則天》。

1962年,為了紀念鄭成功逝世三百週年,郭沫若創作了電影劇本《鄭成功》,但因不久後即爆發文化大革命,未能拍攝。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前夕,郭沫若以中國文聯主席身份在全國工農兵文藝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自我批判,宣稱「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令全國知識份子驚訝恐慌。

「文革」初期,郭沫若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別保護[a]

1971年,郭沫若發表學術論著《李白與杜甫》,該書肯定了同為浪漫主義詩人的李白,同時反對將具有濃厚忠君思想的杜甫當作聖人對待。[8]

1978年3月,郭沫若發表了《科學的春天》的書面報告(內容實為原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幹部胡平起草),號召知識分子鑽研學術。

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根據其遺囑,郭的骨灰灑在山西昔陽縣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

影響及評價[編輯]

郭沫若紀念塑像

郭沫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和中國歷史學,考古學等領域享有崇高的地位,郭沫若曾以歌德自況並被文化界廣泛認可,如周揚曾對郭說「你是歌德,但你是社會主義時代新中國的歌德。」[9]沙葉新則引用恩格斯歌德的評價指出郭沫若作為偉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兩面[10]。極度推崇者有之,輕視鄙視者有之,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溫儒敏教授等一些嚴肅的研究學者將這種「學院派」中間和社會民眾間對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態度稱之為「兩極閱讀」。[11]

郭沫若在台灣的學術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廣泛的影響,除了台灣學人[誰?]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所受的浸染,不僅僅有傳統的威權時代基於政治和學術的分歧對他的批判(例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對他的批判[12]),他對於台灣的倡導改革的人群尤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李登輝認為今日台灣的成就某種程度上歸結於胡適魯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導的思想和社會變革的實踐。[13]

立場搖擺與奉承文學[編輯]

1920和1930年代,由於郭沫若和魯迅在文學上的主張和政治態度的不同,他們之間發生了一場針鋒相對的鬥爭。1928年初,後期創造社的幾位幹將馮乃超李初梨等,為了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將魯迅當成了絆腳石。他們以《藝術與社會生活》等文章,向魯迅發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魯迅開始有點莫名其妙,因為他剛從廣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與創造社組成聯合戰線。魯迅也不甘示弱,先後寫出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進行了回答。在論戰中,創造社元老郭沫若親自操刀,用杜荃的筆名,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其中寫道:「魯迅先生的時代和階級性,就此完全決定了。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建過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魯迅當時並沒有回擊,到了1932年8月,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文章中,罵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面對全國人民哀悼魯迅的形勢,正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轉向,連夜寫了《民族的傑作—紀念魯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魯迅的死,是「不可測算的重大損失」。接着,他又用日文寫了《墜落了一個巨星》的悼文。說什麼「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致」。甚至說自己是以魯迅徒孫的資格追悼魯迅。11月3日,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東京日華學會舉行悼念活動,郭沫若也匆匆趕到現場,在悼念會上高喊:「中國之偉大人物,過去人都說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魯迅。」。在「文化大革命」中紀念魯迅時,郭沫若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麼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14]

1949年11月,郭沫若在《觀察》發表了《我向你高呼萬歲(為斯大林壽辰所作)》一詩,來讚美斯大林[15]

大躍進」時期的1958年,響應文化戰線的「大躍進」,郭沫若寫了不少歌頌大躍進的詩歌。[16]如其詩《太陽問答》之一段:[17]

感謝黨呵感謝黨,黨是不落的紅太陽。東風永把西風壓,社會主義放光芒。鼓足幹勁爭上游,多快好省建天堂。紅旗插遍全世界,紅旗插在山頂上。

但在1963年11月14日,郭若沫給陳明遠寫的信中卻批判大躍進:[18]

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鬨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氾濫成災······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化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

1966年「文革」正式開始,郭沫若幾天內立即發表談話,對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盤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着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上,致閉幕詞《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並且朗誦一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 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同學」[19][20]

郭沫若以毛澤東的詩友著稱,和毛時有詩詞唱和。他曾高度讚頌毛澤東的詩詞和書法,甚至將其錯別字也作為讚美的對象[21]

「文革」期間,郭沫若的作品《李白與杜甫》是中國大陸能夠被出版的極少數非文革主題書籍,不過他在書中大舉讚頌李白,而極力挖苦杜甫,被認為是為了迎合毛澤東的個人喜好而歪曲歷史與文學。[22]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寫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23],但過了僅僅五個月零九天,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他立即又賦一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抨擊「四人幫[24]。這也是後來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質疑的主要原因。

文學成就[編輯]

郭沫若生平著作超過百萬字,集結為《郭沫若全集》38卷,分為文學編(2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歷史編(8卷,人民出版社出版)、考古編(10卷,中國科學出版社出版),然仍有大量佚文未能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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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新詩在語言上有所突破,其處女作《女神》寫作時間和胡適的《嘗試集》是同一時期,即便論發表時間也是緊隨着胡適的《嘗試集》,所以一般認為郭沫若和胡適是漢語新詩的開創者。[25]有些後輩詩人更進一步,例如聞一多在《〈女神〉之時代精神》中,認為郭沫若的詩歌創作大大超過了胡適,「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26]但也有某些研究者認為郭的這些詩歌往往不耐細讀,虛浮叫囂,浪漫濫情。[27]其名作《女神》一詩,受19世紀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影響。惠特曼的自由詩句子長而口語化,《女神》一詩亦着重詩句節奏,每行重複特定的字詞以帶出節奏,而不用押韻。[28]

  • 《「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同學」》[20]
  • 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
  • 《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 《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
  • 《太陽問答》
  • 《咒麻雀》
  • 《鋼,鐵定的一〇七〇萬噸!》
  • 《紅透專深(調寄十六字令)》
  • 《四害餘生四海逃》
  • 《流溪河水庫觀魚》
  • 《滿江紅·領袖頌》
  • 《宇宙充盈歌頌聲》
  • 《迎春序曲》
  • 《臘梅花》
  • 女神
  • 《星空》(詩、散文)
  • 《瓶》
  • 《前茅》
  • 《恢復》
  • 《戰聲集》
  • 《新華頌》
  • 《百花齊放》
  • 《駱駝集》
  • 《我向你高呼萬歲----斯大林元帥》

散文[編輯]

  • 《山中雜記》
  • 《波》
  • 《南京印象》

小說[編輯]

  • 《塔》(小說、戲劇)
  • 《漂流三部曲》
  • 《橄欖》(小說、散文)
  • 《水平線下》(小說、散文)
  • 《豕蹄》
  • 《地下的笑聲》

自傳[編輯]

  • 《沫若自傳》(4卷)

戲劇[編輯]

譯作[編輯]

史學成就[編輯]

在1930年代中期,郭沫若從理論問題轉向考証,着重考古材料而非古代文獻,也不太引用馬克思主義典籍,出版了《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甲骨文字研究》、《青銅器研究要篆》等著作,使他成為甲骨文金文最重要的專家之一。[29]郭沫若對中國早期社會的觀點,「主導」了其後中國的史學;他對「封建社會」重新下的定義,既與中世紀歐洲社會不同,甚至不關乎於馬克思的理論,卻成為日後中國史學界對「封建社會」一詞的公認定義。[30]

所受批評[編輯]

郭沫若於1930年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31]引來巨大回響和批評。郭沫若被批評機械化地套用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序言提出的社會類型及其次序,其實並不是普世的,郭沫若卻不知道馬克思想法的前後變化,運用馬克思本人已放棄的歷史分期觀,堅信所有社會的發展演化都是同一途徑的。[32]

郭沫若把原始社會氏族社會亞細亞社會等同起來,其實「亞細亞社會」的特徵是強大的國家,郭沫若卻當作是國家出現前的時期,反映了他對理論的無知。郭沫若認為西周奴隸社會,缺乏証據與實質內容,他把古希臘羅馬的奴隸制特徵,套用在周初歷史,也沒有給「奴隸社會」下明確定義,把奴隸的存在當作奴隸制生產的証據,甚至沒有區分「家內奴隸」與作為生產勞動力的奴隸。[33]

郭沫若又誤解了摩爾根家庭結構演進理論,李季批評,他錯誤地把氏族社會等同母系社會,把「雜交時期」延長到整個「蒙昧時期」,持續至中國公元前3000年,其實摩爾根只把雜交時期視為人類和動物還未區分的蒙昧早期,並認為氏族制是父系社會。後來郭沫若很少再提及商代的母系制度和氏族社會。[34]

郭沫若也被法國漢學家馬伯樂批評,運用文獻時忽略其真實性;與自己立場的不同的文獻,則斥為偽作。他把西周認定為奴隸社會,主要出於推測,証據薄弱,推論有邏輯問題,以為否定西周是封建制,就等於証明了西周是奴隸制,他甚至不能証明西周農民像奴隸那樣受到束縛和奴役。周初農業其實比郭沫若所想像的,更為先進。[35]

郭沫若後來放棄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部份的看法,他承認之前低估了商代農業水平,誇大了商周之際的社會變革,並承認井田制的存在,但他仍堅持西周並非封建社會[36]

著作[編輯]

書法[編輯]

郭沫若的行書作品,藏於山東博物館

郭沫若以書法聞名,風格獨具特色,有「郭體」之稱。在中國許多名勝地點的招牌都採用郭沫若的題字,如故宮博物院北京四中瀋陽四中遂寧中學、[浙江省桐廬縣中學]、中國銀行香島中學榮寶齋中國書店科學出版社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瀋陽故宮華清池黃帝陵半坡遺址吉林大學福州大學西南師範學院成都武侯祠濟南李清照紀念堂承德一中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州白雲山、峨嵋山《峨嵋天下秀》、都江堰《天府源》、陝西韓城《司馬遷祠》等

家庭[編輯]

張瓊華[編輯]

1912年,郭沫若與張瓊華(1890年-1980年)在父母的包辦下結婚,五天後郭沫若離家,兩人沒有離異,以後68年張瓊華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還鄉時向還在守活寡的張瓊華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張病逝於樂山,沒有留下子女。

佐藤富子[編輯]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與佐藤富子(1893年-1994年)同居,佐藤富子為此斷絕了與父母的關係,郭沫若為其取名「安娜」。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郭沫若不辭而別離開日本,與安娜斷絕了聯繫。1948年抗日戰爭結束後,佐藤富子帶着孩子來到香港見到郭沫若,當她知道郭已另有家庭後選擇離開。1949年後,佐藤富子幾次去北京找郭沫若協議離婚後權責問題,郭都是避而不見或藉故推脫。後來周恩來親自出面,表示歡迎她和五個孩子都到中國來工作。此後佐藤富子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大連,改名郭安娜,跟兒子郭和夫住在一起。郭安娜曾被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文革爆發後,受到一定影響。在此間她還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歲的母親,但在很長時間內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八十歲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國她處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過的在市川市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當時已住院的郭,這也成為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郭沫若與安娜生有五個子女:

  • 長子郭和夫(1917年-1994年)是中國科學院的化學家。
  • 次子郭博(1920年-)是建築家和攝影家,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參事、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理事、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等職。
  • 三子郭復生(亦叫佛生,1923年-)是中國科學院動物所工程師。
  • 女兒郭淑瑀(1925年-)。郭淑瑀後來與林愛信結婚,生一女林叢。林叢後留學日本,歸化為日本籍,改名藤田梨那,現任日本國士館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教授,參與創立日本郭沫若研究會[37][38]
  • 四子郭志鴻(1932年-)是中央音樂學院客座教授。

于立群[編輯]

1934年,在東京的郭沫若結識岑春煊的外孫女《大公報》記者于立忱並關係親密。1937年于立忱回到中國不久自縊身亡。同年因中日戰爭郭沫若回中國,結識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群(1916年-1979年)。1938年,郭沫若與于立群同居,並於1939年夏補辦婚禮。

兩人共生四男二女:


其他[編輯]

另外,郭沫若還有多位情人,包括彭漪蘭于立忱(1912年-1937年,于立群的胞姊)、黃定慧(黃慕蘭,1907年-?)等。郭的女性關係,譬如先後與多人結婚,對于立忱的始亂終棄(而間接甚或直接導致其自殺[39]),為不少世人所詬病。

遺蹟及紀念[編輯]

注釋[編輯]

  1. ^ 在周恩來的提議下,毛澤東批准了一個「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主要包括「高級民主人士」,郭沫若被列為第二位。完整名單如下: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1. ^ 馮慧瑛,《日據時期台灣新詩的發展與中國五四新詩革命的關係》:當我們閱讀比較中國五四時期與台灣日治時期的新詩時,即會發現早期詩人如張我軍、楊雲萍、或賴和等的詩作都深深受到五四詩人的影響,尤其是郭沫若以及胡適的影響,無論是詩作中吶喊的口吻,或是如「呀、喔、哎、喲」等情感助詞以及注音符號的運用,都可見到影響的痕跡。
  2. ^ 劉茂林、葉桂生等著:《郭沫若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頁。
  3. ^ [見夏衍:《知公此去無遺恨》原載《人民文學》1978年7月號。]
  4. ^ 曹應旺,《疾風知勁草,歲寒見後凋---周恩來與郭沫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9462510.html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5. ^ 丁正獻:《從〈洪波曲〉談起》,《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
  6. ^ 王遠義,《文學思潮與文化革命》:郭沫若他們開始將偉大的文學改編成歷史劇。……事實上當時的許多作品是為了尋求一種民族形式,既是大眾形式又是現代化的,大眾的同時不會摧殘精英,現代的同時不會拋棄傳統,民族化的同時不會盲目地反對西方變成義和團。因此三四零年代的文學作品是最重要的文學實驗,是最有個性,最講究創造力,最具有革命的火焰,最反對定於一尊的,但是海峽兩岸都看不到。
  7. ^ 潘光哲,《知識場域的桂冠: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談起》:「學者之間,對於誰可以榮膺這頂知識場域的桂冠,各有想法,各有所見;更令人驚異的是,『政治立場』居然也可以成為『封殺』某人如郭沫若列居院士候選人的理由。「知場域」里的權力關係,於此思過半矣。還好,有夏鼐的「臨門一腳」外加那十三位中研院評議員的學術理性,政治/學術的「異端」,也可以找到他們的生存空間,乃至於揚名立世(當然,郭沫若大概對此榮銜「不屑一顧」罷?他並未出席第一屆中研院院士會議)。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來看,中央研究院作為當時的學術界裏的一方學術淨土,還是自有其學術獨立自主運作的空間。待得一九四九年之後,以郭沫若為院長的中國科學院,卻顯然不是這樣學術傳統的繼承者。誰可以榮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知識場域的桂冠(及隨之而來的高級生活待遇),只有以政治為標準;至於其中轉折,那則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8. ^ 郭沫若就《李白與杜甫》一書給胡曾偉的覆信:「胡曾偉同志:您的信和《石嚎吏》譯釋,都拜讀了。我基本上同意您的見解。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聖人」,當為「它布」(taboo音譯,即禁忌),神聖不可侵犯。於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草草奉復,不能多寫,乞諒。祝 健康 七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9. ^ 吳東平. 走近現代名人的後代.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03-01 (中文(簡體)‎). 
  10. ^ [[1]]. 糞土當年郭沫若. 《鳳凰周刊》20期. 2004年 (中文(簡體)‎). 青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時,曾和田漢仿照歌德和席勒在魏瑪的塑像合拍一照,自比歌德和席勒。恩格斯說:『歌德有時候是非常偉大的,有時候是渺小的;他有時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候是謹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狹隘的小市民。』郭沫若這個中國的歌德庶幾近之。  請檢查|author-link1=值 (幫助)
  11. ^ [[2]]. 關於郭沫若的兩極閱讀現象. 《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春之卷. 2004年 (中文(簡體)‎). 社會上對郭沫若其人其詩也的確存在某些誤解或苛求,也會影響到「非專業閱讀」的評價,對郭沫若的評價也就不高。就文學接受而言,無論專業非專業,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不好輕易評判其高下。然而當今許多專家的研究論文或大學的講台對郭沫若甚表稱許,而一般讀者,甚至就是聽課的青年學生,卻對郭評價偏低,或者不感興趣。這就形成「兩極閱讀現象」,值得正視和思索。  請檢查|author-link1=值 (幫助)
  12. ^ 1982年宋美齡在給廖承志的公開信:「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國精神為基據,從未獅褻諛外,如將彼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斯,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太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13. ^ 李登輝. 台灣的主張. 遠流出版. 1988年6月11日. ISBN 9789573237242 (中文(繁體)‎). 雖然我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受過日本文化的薰陶,但對中國文學與思想,也曾多所涉獵。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後,風起雲湧的現代思潮,更對我有很深的影響。……而郭沫若以考古及歷史研究的角度,批判封建制度之害,更鼓勵了許多年輕人,起而改革。他的《十批判書》與《青銅時代》等書,借着對先秦人物與思想的評論,如推崇早期儒家孔孟的重視民本思想,貶斥韓非的「法術」、「君主本位」,和秦始皇的「極權主義」等,宣揚「以民為本」的思想,認為中國只有擺脫傳統的束縛,才有發展的希望。……就此一角度而言,今天台灣所締造的成就,也可以說是當年這些改革思潮具體實踐的成果 
  14. ^ 《文史天地》,2009年第3期,第6頁
  15. ^ 郭沫若. 我向你高呼萬歲(為斯大林壽辰所作). 觀察. 1949年12月16日 (中文). 斯大林大元帥,你全人類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你的七十歲已經是地質學上的年齡了,/已經是天文學上的年齡了,……你已經活了七千億萬恆河沙數地質年,/你還要活下七千億萬恆河沙數天文年。……我向你高呼萬歲/斯大林元帥,/你是全人類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70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細菌戰的威脅在你面前只是夢囈/你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你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 
  16. ^ 楊繼繩:《墓碑》P701~702,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ISBN 978-988-211-909-3
  17. ^ 康健:《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P275
  18. ^ 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19. ^ 郭沫若. 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 1967年6月5日 (中文). 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20. ^ 20.0 20.1 亞非作家常設局紀念《講話》二十五周年討論會勝利閉幕. 人民日報. 1967-06-06. 
  21. ^ 郭沫若. 紅旗躍過汀江 (中文). 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巖多寫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灑,多麼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了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在這裏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心理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下了我們的眼前。 
  22. ^ 郭沫若晚年的敗筆:為自保即席向江青獻詩. 新聞午報. 2006-10-16 [2009-02-01]. 
  23. ^ 郭沫若. 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1976年5月12日 (中文). 四海《通知》遍/文革捲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24. ^ 郭沫若. 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 1976年10月21日 (中文).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25. ^ 姜濤:《「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https://www.douban.com/note/358594686/
  26. ^ 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創造周報》第4號,1923年6月2日。
  27. ^ 羅青:《從徐志摩到余光中》(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頁19。
  28. ^ 羅青:《從徐志摩到余光中》,頁17。
  29. ^ Dirlik:《革命與歷史》,頁135、147。
  30. ^ Dirlik:《革命與歷史》,頁137。
  31. ^ Dirlik:《革命與歷史》,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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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Dirlik:《革命與歷史》,頁128-129。
  34. ^ Dirlik:《革命與歷史》,頁129-130、135。
  35. ^ Dirlik:《革命與歷史》,頁132-134。
  36. ^ Dirlik:《革命與歷史》,頁135-136。
  37. ^ 教員紹介|国士舘大学 文学部
  38. ^ 藤田梨那 自己紹介
  39. ^ 謝冰瑩. 於立忱之死. 《聯合報》. 1984年6月15日 (中文(繁體)‎). 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年轉載。該文亦有人提出質疑,懷疑謝冰瑩捏造。

來源[編輯]

書籍
  • Arif Dirlik 著,翁賀凱 譯:《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 余英時:〈談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第103-123頁
  • 郭沫若:《沫若自傳》第一至四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郭沫若:《德音錄·先考膏儒府君行述》,1939年
  • 崔榮昌:《四川方言與巴蜀文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外部連結[編輯]

Shang dynasty inscribed tortoise plastron.jpg 甲骨學四堂
羅雪堂 | 王觀堂 | 董彥堂 | 郭鼎堂
學術機關職務
新頭銜 中國科學院院長
1949年-1978年
繼任:
方毅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
1958年9月-1978年6月
繼任:
嚴濟慈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
1949年-1978年
繼任:
周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