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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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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
Deng Xiaoping.jpg
1979年1月29日的鄧小平
任期
1982年9月13日-1987年11月2日
副職 薄一波許世友譚震林李維漢
總書記 胡耀邦 趙紫陽(代理)
前任 首任
繼任 陳雲
任期
1981年6月28日-1989年11月9日
副主席 葉劍英、趙紫陽、楊尚昆
前任 華國鋒
繼任 江澤民
任期
1983年6月6日-1990年3月19日
副主席 葉劍英、趙紫陽、楊尚昆等
前任 劉少奇國防委員會主席,1959-1968年)
繼任 江澤民
任期
1978年3月8日-1983年6月17日
副主席 烏蘭夫韋國清彭沖、趙紫陽等
前任 周恩來
繼任 鄧穎超
任期
1975年1月5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7月17日-1980年3月2日
副職 伍修權王錚遲浩田
前任 黃永勝
繼任 楊得志
任期
1954年3月-1968年10月
1973年2月-1976年4月
1977年8月-1980年9月
總理 周恩來 → 華國鋒
任期
1975年1月10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8月19日-1982年9月12日
主席 毛澤東 → 華國鋒 → 胡耀邦
個人資料
性別
其他名字 鄧希賢
出生 1904年8月22日(1904-08-22)
 大清四川省廣安州
逝世 1997年2月19日(92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
籍貫 中國四川省廣安縣
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黨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父母 父親:鄧紹昌(1886年-1936年)
母親:鄧淡氏(1884年-1926年,待考)[1]
配偶 張錫媛(1928年-1929年結婚)[2]:218
金維映(1931年-1933年結婚)[3]:24
卓琳(1939年-1997年結婚)[4]:22-23
子女 鄧林(1941年-) «1941 (1941-start:)»"Children: 鄧林 to 鄧小平" Location: (linkback://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5%B0%8F%E5%B9%B3)
鄧朴方(1944年-) «1944 (1944-start:)»"Children: 鄧朴方 to 鄧小平" Location: (linkback://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5%B0%8F%E5%B9%B3)
鄧楠(1945年-) «1945 (1945-start:)»"Children: 鄧楠 to 鄧小平" Location: (linkback://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5%B0%8F%E5%B9%B3)
鄧榕(1950年-) «1950 (1950-start:)»"Children: 鄧榕 to 鄧小平" Location: (linkback://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5%B0%8F%E5%B9%B3)
鄧質方(1952年-) «1952 (1952-start:)»"Children: 鄧質方 to 鄧小平" Location: (linkback://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5%B0%8F%E5%B9%B3)
學歷 大學
母校 莫斯科中山大學
職業 政治家軍事家革命家外交家
信仰 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簽名 鄧小平的簽名

鄧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鄧先聖[5]:17,後由啟蒙老師改鄧希賢[6]:8。生於中國四川省廣安州[7]協興鄉(今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牌坊村[8]:93-94,在法國做工期間參加了旅法共產主義小組,並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後,復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等職。1978年,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認領導地位。1978年至1983年,任全國政協主席。1981年至1989年,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83年至1990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82年至1987年,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鄧小平一生雖然未擔任中國共產黨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職務,但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9年(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普遍認為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並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予以確認[9]。直到今天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仍保持巨大的影響力,並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稱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10]:833-841

具體來說,他提議「改革開放」及「一國兩制」,中國共產黨以他的政治理念為核心的理論稱為「鄧小平理論」。被稱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他的改革締造了新興超大城市深圳市,其政策幾乎影響到了20世紀後期每個中國人,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曾於1978年和1985年兩次當選《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11][12]

家庭背景[編輯]

父親鄧紹昌,字文明,生於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曾在成都法政學校讀書,家裏有一點田[13]:9。在廣安縣協興場袍哥會當過「三爺」,後來升為「掌旗大爺」。曾任廣安縣團練局長、鄉長等。[13]:9妻子四人:張氏(無兒女)、淡氏(三子一女,鄧小平生母)、蕭氏(一子)、夏伯根(鄧小平繼母)。

生平[編輯]

幼年生涯[編輯]

1904年,鄧小平生於中國四川省廣安州[7]協興鄉牌坊村[6]:13(今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牌坊村)的一個家庭[8]:93-94[6]:8,是長子[13]:9。五歲進私塾,六歲進初級小學[14]:34。1915年考入高級小學[14]:34。1918年高級小學畢業[13]:11

1919年春天,鄧小平15歲,與只比他大3歲的族叔鄧紹聖一起離開廣安[6]:16,22,到重慶汪雲松籌建的一所赴留學預備學校就讀[5]:21,他是當時班上年齡最小的學員[6]:14。經過18個月的努力學習,在1920年9月上旬他和其他378名學員乘船沿長江到達上海準備赴國外半工半讀[6]:27-28

旅歐生涯[編輯]

16歲時的鄧小平

1920年9月11日,鄧小平和其他85名學員一起被安排到法國半工半讀,乘坐法國安德烈·萊蓬號輪船從上海出發,駛往法國馬賽。鄧小平個子矮小,在這批留學生中被選為領頭,在旅途中表現出了出眾組織能力[5]:24。10月19日,鄧小平與叔父鄧紹聖乘船抵法國馬賽[13]:12,短暫停留後到達巴黎[15]:1-4。鄧小平在法國非常奔波忙碌,生活很少安穩,而且常常沒有工作,經濟非常拮据。鄧小平在法國第一個居住地,是卡昂以西的小城巴約[5]:25。他在法華教育協會開辦的一個法語訓練班學了3個月法語。在法華教育協會安排下,以鄧希賢名字到諾曼第巴耶男子中學就讀。[13]:12

1921年4月初,他與叔父到克魯索施耐得鋼鐵廠Schneider & Company Iron and Steel Complex)做工,開始4年勞工生涯,當時鄧小平只有16歲,只能當學徒工,每天工資只有10法朗,生活拮据,連飯都吃不飽。[13]:12由於缺錢,他工作3週[5]:26。在這裏,他掌握鉗工技術,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派上用場[16]:124。他做1個月苦工後辭職,靠領救濟金(每天5法朗)過了5個月。[13]:12他在這裏初步認識法國的無產階級,並結識一些中國共產主義者。之後又做過飯館招待和火車司機副手,期間一直住在拉加雷訥克隆布[17]:5。1922年2月14日,鄧小平到沙萊特哈金森橡膠廠製作膠鞋[18]:77-78,一天做20多雙鞋,賺15、6法朗,做9個月。[13]:12期間,他上過夜校,以及蒙塔日學校[19]:26。10月17日,他辭去工作,於同年冬天夏蒂榮學習4個月法語後,又回到原來的工廠工作。根據這個工廠領導評價,此時鄧小平顯露出倔強和反抗精神[18]:77-78。這段經歷對於他意義重大。1985年,他派兒子鄧朴方拜訪此地。1923年3月7日,他因拒絕工作而被工廠開除,失業幾個月後他去了巴黎。1925年底,他進入雷諾亞汽車廠工作,學習鉗工技術。[13]:12

鄧小平在法國哈金森橡膠廠的就業卡

1922年,鄧小平在巴黎半工半讀期間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簡稱少共),並為少共出版刊物《少年》擔任編輯,與李大章一同負責刻蠟板。[13]:141923年,少共改名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3]:146月,在第二次青年團代表會上被選為青年團領導,和周恩來及其他3名幹部一起擔任領導,但沒有具體任務。作為共產主義者,他開始從政[5]:29。1924年,《少年》改名《赤光》,由周恩來負責編輯、發行和主要撰稿。[13]:14鄧小平以「希賢」等筆名寫文章,並負責刻蠟板和油印[13]:14由於人員變動,鄧小平補選進入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成為中國共產黨正式成員。隨後,鄧小平進入雜誌赤光》編輯組[5]:30,宣傳中國革命。在此結識了主編周恩來[19]:27[20]:348。鄧小平主要負責印刷,並參與宣傳工作。所有文章都由他刻在蠟紙上再進行油印,使他得了綽號「油印博士」[5]:30[17]:5[21]:14。後來,左傾革命者與中國青年黨論戰,鄧小平發表文章參與這次爭論[22]:21

1925年秋天,他成為新當選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負責人傅鍾的助手[19]:27。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鄧出任中國國民黨內代表共產主義者的監督代表。1925年五卅慘案,在巴黎的中國人未經法國當局同意,發起一次抗議集會。6月21日,他們衝擊中國駐法使館,並逼迫大使在抗議信上簽字。這使法國當局嚴厲逮捕和遣返大批中國共產主義者回國。包括鄧小平在內留下的人,都受到法國警察嚴密監視[5]:30[23]:18-21。鄧小平等受法國警方監視並有被捕之虞。[13]:12

1926年1月7日,鄧小平根據中央指示離開法國,前往蘇聯[5]:31,上車時接到法國警方驅逐令[13]:12。鄧小平旅法5年,愛上吃土豆、奶酪、牛角麵包,愛喝法國葡萄酒咖啡,並愛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5法郎(1天飯錢)買一張最便宜門票看足球比賽。[13]:13

鄧小平起俄文名字「多佐羅夫」(Дозоров[24]:25,到專門培養中國革命者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8]:118-126,其中一個「理論家小組」,雲集國共兩黨學員,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員鄧小平和中國國民黨黨員谷正綱[13]:13。此外,當時在莫斯科同學有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25]:215,不過他與鄧小平不同班[13]:13。他在這裏學習了俄語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以及列寧主義軍事學。因為刻苦鑽研、敢言善辯的作風,他又被同學們戲稱為「小火炮」[18]:114。9月16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鄧小平陪同訪問蘇聯的馮玉祥將軍返回中國[26]:343-345[19]:28。1926年底,鄧小平奉命回國參加革命活動。[13]:13

參加革命[編輯]

漸露鋒芒[編輯]

回國後,鄧小平奉命同馮玉祥到內蒙古,並在馮玉祥手下擔任第七團政治委員[26]:343-345。1926年11月28日,隨着北伐節節勝利,馮玉祥攻下西安。鄧小平在西安由馮玉祥成立軍事學院擔任教學工作[27]:77-79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7月8日鄧小平返回武漢到中共中央機關工作,「鄧小平」的名字正是在這時改的[27]:60-62[19]:28。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從事會務工作[28]:187-199[29]。至1929年夏,他在上海從事地下活動。

1928年6月底,他被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副書記,幫助新的中央書記向忠發工作[27]:82-92。由於他從來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學會上海話,因此成為地下活動理想接頭人[19]:29。是年冬,鄧小平在上海與中共黨員張錫媛結婚[2]:218[3]:27

1929年,鄧以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身份,化名「鄧斌」從上海乘船到香港,又趕赴海防,由陸路潛入廣西省。[30]:24鄧奉命到廣西右江左江地區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積極參與與張雲逸韋拔群等人領導百色暴動政治活動。[19]:309月1日,鄧在南寧主持召開廣西省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武裝農民、推翻國民黨政權、建設工農民主政權、創立工農紅軍」[30]:25。10月初,中共黨組織按照預定計劃,將留守南寧部隊拉到左、右江地區。[30]:26。一到百色,作為中共中央代表,鄧宣佈成立「前敵委員會」,決定發動百色起義。[30]:2610月下旬,在起義前夕,鄧小平接到電報回上海。11月初,他在左江龍州對龍州暴動做了佈置後,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31]在鄧小平離開期間,陳豪人張雲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別於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發動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建立左江和右江兩塊根據地,創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27]:110。12月1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在百色県城廣場集結,宣佈成立。[30]:26同時,在左江宣佈成立蘇維埃政府,張雲逸和鄧小平分別就任紅七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30]:26-271930年2月1日,鄧小平在龍州領導右江起義,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30]:27年初,鄧小平回到上海,妻子張錫媛於1月因難產而病故。[30]:26-27中共中央令鄧小平回廣西任紅七軍政委、區委書記兼紅八軍政委。3月,鄧小平返回龍州,與袁振武將紅八軍餘部數百人帶至右江與張雲逸等領導紅七軍合併。10月,中共中央代表鄧崗推行「立三路線」,到達右江傳達命令,要紅七軍主力7000餘人攻打柳州、建立廣東北小江根據地、阻止國軍北上。[30]:27紅七軍在戰鬥中損失嚴重,決定放棄攻打柳州,為保存實力,繞過柳州、桂林,轉戰在粵贛湘桂邊界地區。[30]:27-28經約10個月苦戰,終於在1931年7月到達目的地與中央紅軍會合。[30]:28紅七軍進入江西時,只剩下2個團不足2000人[32]:143。強渡樂昌河時,鄧小平和張雲逸被國民黨軍截斷,鄧帶領先頭團於1930年底到達江西崇義。作為前委書記,鄧小平打算再次回上海向中央匯報,得到另兩名前委許卓和李明瑞的支持。在崇義,紅軍遭國民黨軍猛攻,鄧與許卓商定,由許代理前委書記並帶領部隊尋機前往井岡山,鄧則去上海匯報。[31]三十多年後,鄧小平在文革期間自我檢討時承認,在1931年初部隊被分割的危急情況下,作為主要負責人,他不應該離開,「儘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是他「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33][31][34]

第一次下台[編輯]

鄧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維映

1931年8月,鄧小平被派往江西瑞金擔任黨委書記,剛到任就憑其出色調解能力和裁決能力,平息當地政治迫害性質肅反運動[19]:34[35]:50-83[3]:46。不久,瑞金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鄧小平離開了黨委書記職位,成為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19]:34

1932年初,他被派到會昌擔任縣委書記,很快在那裏擴展中國共產黨組織[19]:34。隨後又擔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鄧小平積極推行毛澤東「富農路線」,組織地區武裝力量,是當時黨內毛澤東支持者之一[36]:290[3]:41-42。1932年夏天,鄧小平第二次結婚,與在會昌認識的金維映結婚[3]:24

1936年2月,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部分領導幹部在陝西淳化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楊尚昆聶榮臻徐海東。後排左起:羅瑞卿程子華陳光鄧小平

1933年,鄧小平第一次被打倒。鄧小平受中共內部王明派打擊和批判[13]:14李維漢等左傾勢力抨擊羅明、鄧小平政治路線,實質是批評毛澤東戰略方針,歷史上稱之為「鄧(鄧小平)、毛(毛澤覃)、謝(謝維俊)、古(古柏)」事件[19]:34[37]:154。此後,鄧小平被一步步剝奪權力,從省黨委書記被撤職[38]:12。鄧小平被撤銷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之職,調到紅軍總政治部,主編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13]:14並迫於壓力,做出自我批評,被關進拘留所[39]:67。此時金維映提出離婚,隨後改嫁於李維漢[3]:98[19]:20。不久鄧小平從拘留所放出來,並被派到處於前線南村擔任觀察員。半個月後又被調回紅軍總政治部[38]:12

1934年10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被迫長征。長征初期,鄧小平負責《紅星報》編輯出版[40]:18-20

1935年1月,在毛澤東、周恩來推薦下[19]:19,鄧小平參加貴州省遵義縣城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和中央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41]:310。這次會議後,鄧小平正式復出。4月,鄧小平被派到紅一方面軍主持宣傳部工作,中央秘書長職務交給劉英。在黨內發生張國燾分裂事件後,彭德懷、鄧小平承擔紅軍右路軍主要指揮工作[42]:97。10月29日,長征部隊到達陝西北部時,鄧小平患上嚴重瘧疾[42]:97,後因張學良調撥藥品及物資幫助才得以擺脫生命危險[43]:360。1936年,鄧小平任紅一軍政治部副主任,曾親自編寫一軍團許多重要材料和《戰士報》社論。[13]:14

前線歲月[編輯]

抗戰時期[編輯]

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根據第二次國共合作雙方協議,8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八路軍,鄧小平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與周恩來等,到太原統一戰線工作[44]:51-52。1938年,任第129師政治委員,與師長劉伯承一起抗日[44]:400[19]:6。隨後13年,鄧小平和劉伯承一直並肩戰鬥[45]:185-189,129師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即第二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後來被稱為「劉鄧大軍」而留名史冊[46]:70

1938年,劉鄧二人率軍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區開闢抗日根據地[47]:250,1至9月,劉鄧二人共創「麻雀戰術」卓有成效[48]:242。當時來訪的美國海軍少校、駐中國國共軍隊運動觀察員埃文思·卡爾遜Evans Carlson)評論鄧小平:「是一個矮小、健壯和健談的人,他對事物的理解就像對待芥末那樣敏銳(as keen as mustard)。」[6]:90

1941年的鄧小平

從1937年到1945年,劉鄧開闢了晉冀魯豫根據地,鄧小平任根據地黨委第一書記。他主張宣傳中國共產黨思想[49]:99,推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團結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19]:42。1939年9月,鄧小平第三次結婚,妻子是卓琳,也是他最後一次婚姻[6]:89。卓琳(本姓浦)是雲南人,出身富商家庭,抗戰後從北平奔赴延安求學,在延安與鄧結識[4]:22-23

1940年8月,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等對日本軍隊發動百團大戰(鄧小平沒有實質參與戰役,但默許其部隊參加[6]:91)。由於戰役勝利,毛澤東從延安發來賀電,蔣介石也從重慶發電嘉獎彭德懷。但這次戰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紅衛兵口實,指責鄧小平反對毛澤東遊擊戰方針[27]:58-56。1942年末,鄧小平回到延安,支持毛澤東整風運動[24]:75-76[50]:86,在抗日根據地推行三三制[50]:8。1942年,鄧小平成為中國共產黨北方局書記[51]:49。1945年,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52]:189-190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編輯]

1949年渡江戰役期間,鄧小平與劉伯承親臨前沿部署作戰
1948年12月17日,淮海戰役總前委成員在蕭縣蔡窪留影。左起:粟裕、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譚震林

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隨即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鄧小平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後改稱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抗戰開始時只有9000人的第129師,此時已發展成為近30萬人的大型野戰軍。1945年9月,劉鄧大軍上黨戰役中成功運用「圍三闕一,網開一面。虛留生路,暗設口袋」的戰術殲滅閻錫山3.5萬中華民國國軍[53]:32,隨後發起平漢戰役同樣取勝,配合毛澤東在重慶進行談判[54]:44-45。戰役勝利後,劉鄧大軍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

1946年8月,劉鄧大軍與陳毅華東野戰軍協同作戰,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原局第一書記[38]:223。1947年6月30日,劉鄧率軍南渡黃河,進入大別山地區[50]:94,在此期間鄧小平與劉伯承關係極度不合,在大別山區土改問題上鄧小平與劉伯承矛盾嚴重[34],但在80年代突然有了劉鄧的說法。在對國共第二次內戰具有重大意義的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中,鄧小平任總前委書記[55]:149[19]:6[14]:51,負責對前線軍隊戰略指揮[50]:130-133,並對不同解放區進行有針對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50]:108,124。1949年4月21日,他與劉伯承、陳毅指揮部隊渡過長江[14]:52,旋即佔領中華民國首都南京[56]:37

1949年10月1日,作為中原局第一書記和第二野戰軍代表,鄧小平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55]:6,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委員和中蘇友好協會執行委員會成員[57]:203。隨後,他又和劉伯承率軍攻下雲南貴州西康等西南省份[58]:46。1949年底,鄧小平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委、西南地區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59]:423[47]:313。在任期間,他徹底清除雲南的鴉片煙館、平衡少數民族和漢族關係[50]:161-165,實施土地改革[60]:389-392[50]:141,151,173

建國初期與文革歲月[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編輯]

1950年,西南軍區軍隊整編會議與會者合影。前排左起:孔從洲李達張子意賀龍、鄧小平、陳賡陳鶴橋韋傑。第三排右五尹先炳,第四排右六為秦基偉、右七杜義德

1950年,鄧小平在第二次全國軍事和政府委員會上提出立即沒收地主財產,加強對農民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會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運動發展農業。這些建議受到中央肯定。毛澤東號召用15年時間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鄧小平和周恩來堅定站在毛澤東一邊[61]:2472,雖然從以後發展來看,他們過高估計當時形勢。

1952年8月,鄧小平被調派北京,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全家住進中南海[61]:2472。此時,他作為經濟專家進入國家計劃委員會。1953年2月被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從1953年9月18日起,鄧小平擔任1年財政部長,主持中央財政工作[19]:52[50]:193-197。1954年4月,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62]:148。1954年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選舉法委員會和中央選舉委員會,鄧小平是唯一進入這3個委員會的領導。同年9月15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鄧小平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62]:148,並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54年發生「高饒反黨集團事件」,高崗饒漱石兩人企圖與劉少奇周恩來奪權[19]:51。鄧小平專門負責對饒漱石調查[56]:314-315,在4月接管饒漱石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務,並在1955年3月召開黨內會議上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62]:335-338。1955年4月,中國共產黨七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與林彪同時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補任弼時高崗之缺)委員,進入黨的最高領導機構[15]:98

1956年9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62]:371[50]:212-256。其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黨,容易產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危險,必須堅持群眾路線,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個人崇拜,加強黨與群眾的聯繫[63]:6。但這次報告只是抽象批判個人崇拜,沒有觸及毛澤東權威和權力[64]:21。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成為排名在黨主席和五位副主席之後的第七位領導人,開始與劉少奇一起負責日常工作[65]:98。鄧小平每周召開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需要處理黨政工作,重大問題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討論,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口負責人都在鄧小平領導之下。[66]

1956年5月,毛澤東宣佈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67]:4192。鄧小平不大讚成,認為可能引發一場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群眾運動[68]:35。幾個月後,毛澤東也放棄這場運動的初衷。隨後在1957年到1958年間,中國共產黨開展反右運動[69]:121-123,鄧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主持並積極推進反右運動[19]:19。反右運動中有55萬人被劃為「右派分子」[70],是毛澤東最初估計右派人數[71]的一百多倍。在1957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把反右作為整風運動第二階段[72]。23年後,鄧小平承認自己對反右擴大化負有責任[20]:274-283,但他仍主張發起這場運動並沒有錯[73]:736[45]:194-197,只是運動被錯誤擴大[45]:253-257

1957年11月,鄧小平和毛澤東去莫斯科會見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74]:120-125。雖然同赫魯曉夫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分歧,但還是欽佩蘇聯的建設成就。直到1963年,鄧小平還多次赴莫斯科,同蘇共領導人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開展論爭[75]:329-332

1958年12月,鄧小平視察武漢鋼鐵公司

1958年5月,中共第八屆全國黨代表大會的第二次會議 (不同於1956年的八屆二中全會) 通過毛澤東提出「三面紅旗」的總路線,全面發動「大躍進」運動,鄧小平對此贊成[19]:19[76]:214-215。會議確定黨政合一體制,由鄧小平領導中央書記處負責政策具體部署。會議結束後,鄧小平作為總書記,積極推動「大躍進」各項工作,陳雲後來說,「有些人到書記處找幹勁 ,到總理那兒講困難」[77]。1959年4月,權力下放地方過多出現問題,毛澤東明確提出:「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在黨內,鄧小平領導地位更為突出。[66]鄧小平在一次打桌球時意外摔斷腿,恢復了很長時間[42]:138,使他免於陷入廬山會議的漩渦,只是發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對彭德懷、擁護大躍進的立場[78]:156。1960年,他對大躍進產生疑慮[76]:214-215。經過到基層視察,他和劉少奇成立緊急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50]:322-327。1961年3月19日,在中央工作小組會上,鄧小平代表書記處對中央在「大躍進」中問題主動自我批評,表示「(書記處)日常工作做得不壞,但方針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79]。此後,鄧小平積極參與調整和整頓國民經濟, 在9月提出「工業工作七十條」,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實用主義[76]:214-215[50]:318-321,334-337。1962年,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上做關於中共黨的建設的講話,強調要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提出加強民主集中制、發揚民主、加強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毛澤東明顯感到劉、鄧執行一條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線,自己在黨內權威受挑戰。毛澤東點名批評鄧小平的經濟措施,這使鄧小平與毛澤東關係開始破裂[67]:4607

第二次下台[編輯]

文革時期批評劉少奇、鄧小平的宣傳畫

1964年初,北京大學發生的聶元梓陸平的關於教育方式的衝突中,鄧小平支持北大校長陸平的觀點,並且在3月3日的一次集會上批評了左派的學生和教師。1965年11月,圍繞《海瑞罷官》的論爭使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1966年5月,文革終於爆發,紅衛兵運動使整個中國都陷於混亂。鄧小平為維持穩定局面,恢復秩序而奔波。[30]:103劉少奇、鄧小平立即到杭州向毛匯報,並請毛回來主持工作。[30]:105劉、鄧回到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對策,制定出「大字報只限於校內」、「校內校外有別」、「集會限於校內」、「不准示威遊行」、「不准大規模的集會」等「八條決定」。[30]:105並得到毛同意,派遣「工作組」到各個學校,但工作組所到之処遭到文革派操縱學生們猛烈攻擊。[30]:1057月16日,毛橫渡長江,7月18日回到北京。[30]:105-106劉少奇立即要求會見毛,但被毛拒絕。[30]:1067月19日,毛說派遣工作組是錯誤。[30]:106揚言說不僅僅是認識問題,而是路線問題。[30]:1067月21日,毛正式下達指示撤回工作組。[30]:106毛澤東對此非常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並命令撤銷工作組[80][81]。7月29日,毛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及中學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發佈決定撤銷工作組,批評劉、鄧、周派遣工作組。[30]:106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被選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鄧小平保留了總書記的位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保持在第六位(劉少奇跌至第八位)[82]。10月1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表達了自己對於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但是遭到了陳伯達、林彪等人的批評,而他的書記處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架空[83]。10月23日,毛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作報告批判劉、鄧。[30]:110結果劉與鄧作自我檢討。[30]:11011月7日,鄧首次被點名批評,在北京市內大字報上,標題為「第二號走資派」。[30]:110隨後大字報、黨報陸續開始了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評,鄧小平被說成是劉少奇之外「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52]:6,「中國的二號修正主義分子」[19]:19,「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根子」[52]:6。12月13日,毛指使「文革派」把鄧與劉作為「反動分子」點名批判。[30]:112以後劉、鄧就不公開露面。[30]:112鄧被軟禁在中南海自住。[30]:112

1967年元旦,文革小組動員北京市各大專院校數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批判劉、鄧。[30]:1123月底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他被免去了總書記的職務[84]。之後紅衛兵對他進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擊[78]:208:認為他是「階級鬥爭熄滅論」的代表;反對毛主席;生活作風腐化(主要是指責他喜歡打橋牌)。到8月對鄧小平的批鬥已經升級到武鬥,紅衛兵到鄧小平在中南海的家裏開批鬥會,鄧小平被逼着下跪,坐「噴氣式」[15]:118。8月5日,劉和鄧在各自住宅中被批判鬥爭。[30]:1119月,劉與鄧子女都被趕出中南海。[30]:111鄧與其妻及繼母夏伯根3人一道被軟禁在住宅內。[14]:59[30]:114鄧小平的三個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與鄧小平的繼母和他在一起[19]:23。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鄧小平被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61]:2289

隨着鄧小平的倒台,他的家庭成員也受到了迫害[61]:2481。1967年3月15日,他的弟弟鄧蜀平因為絕望而自殺[85]:84-85。9月,鄧一家搬離中南海。1968年9月,鄧小平長子、物理系學生鄧朴方北京大學「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批鬥時,由四層樓上摔下來。[30]:120鄧朴方被在場的紅衛兵及時送到醫院,但因胸椎壓縮性骨折導致鄧朴方從此腰部以下癱瘓[86]。1970年,鄧寫信給黨中央,請求把朴方調來江西一起生活,1971年鄧朴方獲准與父母團聚。[30]:131

1969年10月18日,林彪向全軍發出「第一號令」,進入緊急戰爭狀態。[30]:12410月20日,鄧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14]:60[87]:34,被軟禁在新建縣望城崗,坐車到南昌約20分鈡路程。[30]:129鄧之宿舍為原步兵學校校長辦公室。[30]:1291970年夏天開始,根據本人申請,允許鄧上午到拖拉機廠勞動。[30]:129卓琳承擔起洗滌工作,沒有強制勞動。[30]:129這段時間被鄧小平視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時期[45]:54-55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引起政治局勢巨變。毛澤東原定接班人林彪在政治鬥爭中失敗,乘飛機出走時失事死於蒙古國溫都爾汗。1972年1月10日,毛在陳毅追悼會上,與陳毅夫人談話時,曾表示過鄧小平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30]:136王震曾向毛上書,要求讓鄧出來工作。[30]:1368月3日,鄧聽完傳達林彪事件後第3天,寫了一封長信託汪東興轉交給毛澤東,信中說:「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88]:37並要求恢復工作[89]:25。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來信作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汪東興)印發中央各同志。」[90]:561973年2月20日,在周恩來的力薦和支持下[91],鄧小平離開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舊居[30]:138。3月10日,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在眾多外交場合重新發揮活力[14]:82。4月20日,副總理鄧小平出席周恩來為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舉行之國宴。[14]:83[30]:138在8月24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調動各大軍區司令員[30]:142,正式提議鄧出任總參謀長[92]:57,鄧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再次進入領導核心[93]:263。12月22日,鄧代表軍事委員會宣佈各大軍區司令員大調動[30]:142

1975年,鄧小平與來訪的美國總統傑拉德·福特夫婦會談

1974年4月,鄧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30]:144。鄧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論」[30]:144[14]:94

1974年初,周恩來病情惡化。[30]:145到5月、6月,周健康更為惡化。[30]:146鄧代理主持黨和政府日常工作[14]:92。同時,1974年初以江青為首四人幫發動「批林批孔運動」,致使鄧小平與四人幫的矛盾進一步激化[93]:263。12月23日,已經屢現尿血的周恩來乘機前往長沙,與毛澤東討論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籌備事項,支持鄧小平工作,並挫敗四人幫「組閣計劃」[93]:260。此後,毛澤東幾次在黨內批評四人幫王洪文也被調回上海[37]:570

「三副一長」[編輯]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正式任命鄧小平為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30]:147。1月8日起,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周帶病主持會議。[30]:147-148會上選出鄧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30]:1481月13日起,周主持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30]:148。鄧小平在幕後主持起草了政府工作報告[14]:102。會上通過周恩來提出主要目標,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30]:148。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大會決定鄧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30]:148。3月5日,副總理鄧代替周出席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工業書記會議[30]:153。會中,鄧指出「必須反對派系鬥爭的發起者」[30]:153。5月12日,鄧率領中國代表團國事訪問法國[30]:154。9月7日,周和鄧等在醫院會見羅馬尼亞代表團。[30]:1559月13日,代總理鄧小平在山西召開「農業學大寨」中央農業會議[30]:155-156。會議中,與四人幫鬥爭已經白熱化。[30]:156鄧着手對當時極端混亂的經濟局勢[20]:4-11,25-27、軍隊建設[20]:1-3,15-24、科研工作[20]:32-34等進行全面整頓[61]:2521[20]:35-37,並同當時擁有很大權力的江青集團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45]:81-82。但是這很快遭到激進左派攻擊,他們批評鄧小平喜歡資本主義的東西,企圖「資產階級復辟」,雙方矛盾日趨激烈[93]:263

第三次下台[編輯]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去世。[30]:1581月15日下午3時起,在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準備舉行追悼會。[30]:159第一副總理鄧小平致悼詞[30]:159,並主持會議[94]。在追悼會閉幕後,毛澤東保鏢汪東興率領「八三四一」部隊拘留鄧,軟禁在中南海住宅裏[30]:159。鄧與外界隔絕,只能與小外孫接觸。[30]:167而毛澤東鑒於鄧小平和四人幫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後鄧小平會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將最有可能繼任國務院總理的鄧和張春橋排除在外,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14]:168[61]:2656。2月15日,華國鋒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書記會議上,講過「當前的緊急任務是批判鄧小平、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14]:170。在這個目標下,幹部、群眾應該團結起來」[30]:162。華國鋒批評鄧不堅持階級鬥爭。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30]:160,江青指名道姓攻擊鄧小平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95]:383月底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鄧小平。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發大字報反對江青,擁護周、鄧[30]:163。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國人民傳統「掃墓」日子「清明節」,有200萬以上群眾到天安門廣場,周悼念活動達到頂點[30]:165。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30]:165會上,華國鋒攻擊鄧小平一派「是一批壞人跳出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很多攻擊黨中央,很惡毒」[30]:165。北京市市長吳德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精心策劃的結果。……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30]:165。政治局會議指控鄧是幕後指揮者,並決定強行清除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花圈。[30]:1654月5日,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中,群眾有人貼出大字報要鄧小平接班[96]。4月6日,由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澤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97]

4月7日,在沒有鄧小平參加的情況下[98],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99]這是鄧小平被第三次打倒。毛澤東託付汪東興對鄧小平加以保護[100]。鄧小平被打倒後,居住在北京東交民巷十七號。

然而四人幫的攻擊並未因此停止。4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將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定性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並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93]:279。同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著名寫作組梁效的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其中稱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它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鬥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黨內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101]

9月3日,江青趕赴大寨,為批判鄧小平作準備[30]:169。9月9日,毛澤東逝世[30]:16710月6日,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兵不血刃地結束文化大革命[30]:173。10月7日下午,召開政治局會議。[30]:173會議決定華國鋒就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30]:173

10月10日,鄧寫信通過汪東興交給華國鋒。[30]:181鄧在信中寫道:「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以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我同全國人民一樣……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訊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30]:181但是華國鋒回應:「……你犯過錯誤,必須繼續接受批判。」[95]:38四人幫被捕後,中共中央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但是關於為鄧小平的平反,中央卻發生了分歧[102]:2。10月26日,華國鋒宣佈要批判四人幫,附帶批鄧[14]:185。12月,華國鋒在會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全國農業會議代表時說:「鄧小平雖然同『四人幫』反黨集團之間存在着尖銳的矛盾,但其本質仍是修正主義,他們之間沒有本質區別。都具有各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毛主席的罪行。打倒『四人幫』後同樣不能放過鄧小平」[30]:181

1977年3月10日,打倒「四人幫」後,第一次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有人提出鄧恢復工作,引起爭論。[30]:183有人並認為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華國鋒以「兩個凡是」為依據,強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極力反對鄧復出。[30]:1834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第二次寫信,表示「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麼,什麼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黨中央決定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會主席的時候,我知道了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確的方式戰勝四人幫……」[30]:185。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號文件》轉發鄧兩封信。[30]:185政治局討論了這封信,同意了鄧的建議[103]。7月16日至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30]:185會議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之職。[14]:202[30]:185-186鄧小平被恢復撤職前的一切黨政軍職務[102]:3,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萬里趙紫陽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104]。8月12日,召開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鄧大力整頓軍隊,整治教育制度,平反寃、假、錯案。[30]:1881978年3月,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

撥亂反正與上台[編輯]

在1978年底以前,鄧小平還不是黨內最高領導人,華國鋒掌握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最高領導身份。[30]:188,鄧則是黨內四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另三人是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華國鋒被認為與鄧小平在政治路線上相左[105]:10:華國鋒雖解決四人幫和停止文革,但文革時期許多問題並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包括自1958年以來數百萬被劃歸右派的共產黨員和文革時被打倒的大多數人,他們和他們的親屬沒有停止過對這些本質性問題的追究。華國鋒基本維持了文革後期的政治思路,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發表的《學好文件抓住綱》,此話即是後來被中國有傳聞講共產黨所批判的「兩個凡是」)作為其政治理念。「兩個凡是」的演變結果則是華國鋒遭到了黨內以鄧小平為首的抵制[20]:42-47,38-39,並成為鄧小平在接下來近兩年中對華國鋒所批評的最主要觀點。

1979年鄧小平在出訪美國期間參觀美國太空總署

1977年,鄧小平以主管科技文化的國務院副總理身份恢復了日後對中國具有深遠影響的高考[14]:209,中國的高等學校得以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20]:48-58。12月,鄧極力推薦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30]:190在1978年初,鄧小平在當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將知識分子的政治定位從文革時期的底層扭轉稱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20]:85-100,改變了自文革以來知識分子飽受歧視的現象[20]:41。此舉由於在實質上是改變了共產黨在文革時期的一大政策[20]:66-71,因而在黨內引發諸多不同聲音,鄧以及他的支持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華國鋒的默許下平息了黨內分歧,也令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召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30]:190華國鋒作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堅持階級鬥爭和加強「四個現代化」建設。[30]:190會議確認華國鋒總理、鄧小平副總理、葉劍英委員長之人事決定。[30]:190但鄧在實施自己戰略前,必須先解決他和華國鋒之間路線分歧[20]:111-112。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由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明顯是在批評擁護「兩個凡是」的華國鋒與汪東興[14]:214-216。這篇文章在全國被廣泛轉載,為鄧小平上台做好輿論基礎[14]:216。此後不久,包括中國各大軍區、各省市在內都進行了廣泛討論[14]:216。深具現實主義特點的政治理念被人認為是鄧小平贏得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20]:140-153。在黨內,葉劍英、李先念陳雲、胡耀邦等人宣佈支持鄧的理念,而華國鋒、汪東興等則成為少數。這最終導致中國共產黨內決定在本年度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由葉劍英、鄧小平接管中國的政治大權。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佈開始平反1958年以來被錯劃之「右派分子」。[30]:191這個由胡耀邦帶頭的行動得到了當時大部分中國人的讚許,也令胡耀邦改革者身份得到廣泛傳播[106]。這一工作在1980年基本結束,占原「右派」總人數97%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107]。平反活動中質疑共產黨的聲音被更多的讚許聲所壓制,因而改革取得的進展和成效都令人滿意[108]

同年11月至12月,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14]:231[30]:191會上嚴厲批評華國鋒,華國鋒被迫改變了先前的觀點。[14]:237[30]:19712月18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又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30]:19212月25日,政治局會議發佈決定設立中央秘書処,代替汪東興一手掌管之「中央辦公廳」処理中共中央日常公務。[30]:193任命胡耀邦為秘書長。[30]:193華國鋒依照傳統形式進行了自我批評,結束了他的最高領導生涯[109]。這次會議確立了鄧小平實際最高領導者的地位,也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歷史性的轉變,中國由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中國共產黨不再以階級鬥爭為政策中心,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20]:182;會議再度重申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兩個凡是」,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提出要實施「四個現代化」與「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並提出「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社會水平」的目標[20]:237-238。會議結束前北京市委又宣佈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這次會議上,陳雲被增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耀邦鄧穎超王震等鄧小平的支持者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4]:245-248

對外方面,1978年9月,鄧小平訪問朝鮮[30]:19610月,繼續到日本[30]:19611月,先後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30]:19612月16日,中美兩國正式建交聲明發表。[30]:1971979年1月,鄧小平出訪美國期間參觀美國太空總署[5]:13,並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等會談[30]:197-198,就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深入進行交流[5]:15。訪問期間,他試探了這些國家元首對中國進攻越南的態度[5]:13。1979年2月4日,鄧小平回國。[30]:1982月17日,在雲南、廣西邊境對越南反擊,中越戰爭爆發。[30]:198在短暫佔領越南北部幾個重要城市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於次月撤出越南[14]:513

中越戰爭暴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諸多弊病[102]:11,精簡軍隊的工作隨之進入了改革日程中[20]:284-290。為了貫徹幹部隊伍年輕化的路線,鄧小平辭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並提名他原來的部下、在中越戰爭中表現上佳的楊得志繼任。1980年2月23日,鄧主持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30]:200-201會議決定為劉少奇恢復名譽。[30]:201胡耀邦和趙紫陽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30]:201,並且開始進行法制化建設[20]:189。恢復中央書記処,胡耀邦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30]:2011980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辭去副總理職位[30]:201,趙紫陽取代華國鋒出任國務院總理[102]:8。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取代華國鋒中共中央主席職務。[14]:368[30]:202鄧親自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30]:202

改革開放時期[編輯]

1981年6月,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此前長達18個月商議、四千餘人參加、九次大規模修改完善[20]:291-310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確定了關於經濟為中心的基本路線。這次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又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決策人和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他指出要糾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20],克服個人崇拜[20]:334,同時正確地和充分地評價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貢獻[20]:148。他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50]:278,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20]:140-153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02]:10。之後,他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作為解決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方案[45]:49-50,58-59

位於深圳特區深南大道的著名宣傳畫「鄧小平畫像

從1982年以來,鄧小平致力於國內的改革[20]:408-412[45]:9-10。2月20日,黨中央通過老幹部的退休規定,以保證幹部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並建立「顧問委員會」來安置這些老幹部[102]:5[45]:5-8,意在作為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過渡方案[14]:535[20]:413-414。同時開始精簡機構,裁減政府工作人員[20]:396-401。1982年,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對內經濟方面,經濟改革首先在農村地區展開[45]:115-118。農業方面,在鄧小平和趙紫陽的經濟改革方針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包產到戶,提高農民的積極性[20]:315-316農業生產總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農民純收入也大幅提高,經濟改革初見成效[102]:14。城市建設方面,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和福建省廈門市試辦出口特區[14]:391。1980年5月,改稱為經濟特區。同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這些經濟特區相繼興建[102]:13。1984年,鄧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並鼓勵特區建設,提議增加對外開放城市[14]:409[45]:51-52。對外方面,中國決定擴大對外開放地程度[45]:32:擴大進口的數量及進口國範圍[45]:119;改善進口產品結構,重點為技術輸入;提供外資直接進入中國設廠,改善中國生產結構以及派遣大量留學生赴西方學習科技[105]:142

1984年,鄧小平分析和判斷當時國際戰略格局和周邊態勢的發展趨勢,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45]:96,提出「反對霸權主義」[45]:56-57、「中國不當頭」的韜光養晦對外政策[20]:415-417。同時,指導軍隊建設思想戰略性轉變,軍隊要為經濟建設讓路,同時宣佈中國軍隊將裁軍一百萬[45]:126[14]:527,在士兵中大力開展人才培訓,軍事工業大規模關停並由軍轉民[45]:98。實行這一轉變的同時,組建了其陸軍集團軍,並通過兩山戰役(老山、者陰山)及其輪防,提高了各集團軍的戰鬥力。然而,鄧小平允許並鼓勵軍隊各級部隊經商的政策造成了嚴重的後果[14]:530,反對這一政策的張愛萍曾說,「(軍隊)熱衷於經商,必然導致腐敗」、「無異於自毀長城」[110]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但辭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主任一職由另一位中共元老陳雲接任[14]:558。他繼續主持並制定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第一步,在80年代,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102]:3[45]:77

中英香港談判[編輯]

位於深圳市的一個鄧小平於1984年會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的模型重建

香港殖民地此前分別有兩項協議:香港島九龍半島分別因為《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被割讓給英國;中國大陸的另外一部分被稱為新界的地方在1898年因為香港膨脹的人口而租借給英國,租期99年。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首度訪問中國,並首次向鄧小平提出香港前途問題。[111] 由於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約將在少於20年屆滿,中國官方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立場,對香港的土地契約等安排十分關鍵。鄧小平提出中國必定會在適當時候收回香港[112]

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人保留治權[113]。鄧小平則提出在收回主權和治權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114][115],並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樣政策亦適用於澳門,此政策被稱為一國兩制[116] 一國兩制的提出最初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但最先在解決香港回歸的有關問題方面得以應用。

英國在福克蘭戰爭獲得勝利後不久,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中國[14]:479。9月24日,她在北京與鄧小平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117]。她堅持按照《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主權[118],但鄧小平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119][45]:12-15,雙方無法達成共識[14]:481。隨後,戴卓爾夫人訪問香港,並重申三條條約的合法性,並指出所有國家都須要尊重國際條約,否則任何談判皆無法進行[120]。其後,英方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名義上承認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以換取英國管治香港的權利[121],但中方拒絕接受。1983年7月12日,中英兩國正式展開香港前途的第二輪談判,中方團長為中國副外長姚廣[122],英方團長則是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香港總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員身份參加談判[123]。雙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權問題達成共識。英方未放棄「以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中方則堅持主權治權不可分開[121]。1984年4月,英國外相賀維爵士訪華,就香港主權問題讓步,會談取得重大突破。4月20日,賀維在香港發表聲明,宣佈1997年後英國不再擁有香港的主權和治權[14]:487。5月25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東大樓會見香港和澳門政協代表,並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30]:204

席上,鄧小平說:「中央政府有關香港發言,我和趙紫陽的是正式的,還有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是正式的。而黃華耿飈二人所謂不駐兵香港簡直是胡說八道」[30]:204-205。9月26日,《中英聯合聲明》的草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由當時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及時任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英國外交官)代表簽署,歷經22次的香港前途談判結束[14]:489

1984年12月1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14]:489。該《聲明》中明確規定,中國將在1997年7月1日正式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確保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該香港特別行政區得以實行,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維持50年不變。1997年7月1日,隨着中國政府正式從英國政府手中正式接管香港政權(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從英國軍隊手中和平解放香港,正式接管香港防務,與此同時,英國政府正式把其所佔領的整個香港地區正式交還給中國政府,使之成為中國的一個由中央直轄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最終正式得以在香港得以實施。

改革中的問題[編輯]

當中國在經濟領域取得巨大成就時,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動程度加劇、各類經濟犯罪開始大量出現,鄧小平主張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45]:33-34。在保證經濟安全的同時,大量冤假錯案開始湧現,對中國的法制建設構成破壞。

鄧小平對中國在政治領域的開放十分謹慎。關於中蘇關係中美關係的問題,鄧小平明顯感受到來自左派及右派的壓力[102]:20[45]:134。隨着中國的開放,中國人開始更多地接觸西方民主人權思想,右派主張改革應該擴大到政治領域,對此他公開批評這些行動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堅持認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應繼續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並堅稱中國發展最需要的是社會穩定,「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45]:123-124;左派則強調應當限制改革,並返回到當時的蘇聯模式[102]:18

1983年,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加強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克服自由主義。[124]1985年5月,鄧小平提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產階級道路,[125][126]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127][128]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45]:110,118,190-1911986年12月發生了八六學潮[14]:555。12月30日,鄧小平就學生鬧事問題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29]1987年1月,因為堅持改革擴大化的觀點,原本被鄧小平選定為接班人的胡耀邦被迫下台[14]:570,胡耀邦總書記的職務由鄧小平另一位助手趙紫陽接任[102]:18,而持經濟保守思想的李鵬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102]:22。此後,中共黨內反改革的「保守」勢力,利用胡耀邦下台的機會,又掀起一股反右浪潮。鄧小平隨後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45]:198-200,表示「左是主要危險」,堅持繼續改革[45]:226-229,248-250

1988年,中國人普遍討論的已經不再是自由化,而是嚴重的通貨膨脹[14]:456[45]:262。商品零售率從1984至1987年的7.4%驟然提升到1988年的18.5%,而1988年底政府的經濟整頓計劃並未收到實效[14]:459[102]:24。嚴重的通貨膨脹引起了中國社會對「官倒」等腐敗行為的廣泛憤怒[102]:24,鄧小平的子女被認為是最臭名昭著的「官倒」之一。[130]

八九民運及六四事件[編輯]

1989年春天,中國社會出現動盪[45]:271-272。4月15日早上,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急性心肌梗塞去世。當晚北京各大學學生就舉行各種悼念活動。4月17日,學生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事件成為導火線,很快就蔓延並演變成另一場更大規模的遊行活動[14]:570。4月19日晚、20日凌晨,數百名學生喊着口號、唱着國際歌,衝擊中南海新華門,並打傷警衛戰士,當時圍觀者近萬人。這便是當年的「四二零」事件。4月22日,胡耀邦官方悼念會舉行,鄧小平等全體中國高層領導人出席[131]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在當時引起遊行參與者廣泛的憤怒、反對和恐懼[14]:573。據稱將這次風波定性為動亂是鄧小平的決定[132],也有人認為[133] 鄧受到當時向他報告事件動態的高層領導人(指李鵬等中央領導和陳希同等北京市領導)的影響。由於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學生和官方的失敗互動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45]:302-308。5月31日,鄧小平對新的中央領導班子做了政治交代:「第一,要改換領導層。新的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無寧日。」 「第二,要扎紮實實地做幾件事情,體現出我們是真正反對腐敗,不是假的。」 「對腐敗的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啊!」「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這個關我們必須過,要兌現。」「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堅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134][135]在鄧小平的首肯下,中共中央決定以武力鎮壓。6月3日晚至6月4日,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從北京外圍強行開入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14]:586-588,即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19]:3。6月9日,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136]。6月下旬,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選舉江澤民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37]7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懲治腐敗,從國務院所屬公司做起,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138][139]

六四事件導致鄧小平的另一個接班人趙紫陽(以及據說是原定接任趙紫陽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下台,趙此後一直被軟禁,直至2005年去世。鄧小平決定不在現有的北京高層中選擇一名接班人,而是從上海召來當時的市委書記江澤民中共中央總書記[45]:301。從此江澤民被確認為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45]:309-314。不久鄧小平又將年輕的胡錦濤提升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40]:11,24胡錦濤常被認為是鄧小平為江澤民安排的繼任者[141]:238[142]:91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請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45]:322-323。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143]

南方考察(南巡)[編輯]

鄧小平南巡的時候所乘坐的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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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1997年
  2. 在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上的悼詞

六四事件後的中國形勢十分嚴峻。在國際上被孤立,西方國家縮緊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並延長本國的中國留學生滯留期限[105]:10;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則有「保守」勢力抬頭,他們的綱領是「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1992年春夏,保守勢力借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50周年之際,在全國範圍組織了一系列高規格的紀念活動。「左」的勢力在「要分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旗號下,試圖把中國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內的重重矛盾[144]。1992年秋,要開中共十四大;如果左派的政治主張在十四大佔了上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便會付之東流[145]

1992年春,已辭去所有正式職務的鄧小平考察了武昌廣州深圳珠海上海[14]:619-624[146]。依靠昔日的威望,鄧小平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在考察途中發表了一系列的講話,他強調了經濟建設的重要性[45]:306-307,批評那些懷疑改革開放的人,明確表示「左」的東西對中國而言比「右」更可怕[45]:225。「南巡」期間,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他說:「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45]:373。他的南巡與講話使得中國重新步入改革開放的軌道[147]

同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基本路線」(即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被寫進中共黨章,中共還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在5年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當時鄧已去世),鄧小平理論被正式確立為中共全黨的指導思想並被寫入中共黨章[14]:632。從此,中國的各派勢力都很難再從根本上挑戰「堅持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這一政策。

南方考察後鄧小平完全退出了公開的政治活動。並絕少在公開場合出面。但是鄧小平的思想理念與政治方針以「鄧小平理論」之名始終得到貫徹,他被官方譽為是「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自己卻說,改革其實是「摸着石頭過河」[105]:3,其理論是「不爭論」。

在官方報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鄧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出現,他乘坐剛剛全線通車不久的北京地鐵,饒有興致的走遍了半個老北京[148]。但他恪守了當年他辭職時的承諾,並沒有在這次活動中發表正式講話。此後,他就再也沒有在公共場合露面,僅僅是在一些會談中人們談及「改革開放」與「鄧小平理論」時,才會成為人們的焦點話題。

去世[編輯]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去世,享年92歲[14]:637。2月20日,依據聯合國1947年旗典,按例,聯合國總部降半旗[48]:692[24]:410[149]:526聯合國大會默哀[150][151]:134[152]:163。3月2日,遵遺囑,骨灰撒入大海[24]:65,其角膜亦捐出[153]。此後,中國大陸進入後鄧小平時代[154],他的影響力仍繼續存在着。

評價[編輯]

鄧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23日會見意大利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時的兩次談話中,曾對自己評價道[155]

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沒有。

正面評價[編輯]

對鄧小平之正面評價,是他執政後倡導改革開放政策,改變中國長期對外封閉,走向世界,大幅度改善中國國民生活,提高中國國際影響力,使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對現代中國崛起貢獻卓越[156][157]

1997年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會[151]:134

「鄧小平同志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13]:33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評價鄧小平說:「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前領導人薄一波在鄧小平去世後寫下輓聯評價他:「一人千古;千古一人。」,並親自闡釋對聯的深刻含義:「一人千古,表達了我對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對他的評價,是說他成就大業、功勳至偉。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凡建非常之業,必賴非常之人;而壯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158]

美國總統吉米·卡特評價鄧小平時說:「鄧小平無疑是個智勇雙全的人,我將他視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可以和鄧小平這樣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進行中美建交的談判。」[159]美國總統喬治·布殊評價鄧小平時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巨變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鄧小平,鄧小平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60]。此外,第四任聯合國秘書長庫爾特·瓦爾德海姆、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等人也稱讚鄧小平的國內政策和國際關係[161]

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是鄧小平結交的眾多外國友人中的一位。他說:「鄧小平對整個世界最大貢獻就在於,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國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發展;而中國又能夠因此向整個世界作出何等的貢獻。」對於「一國兩制」成功解決香港問題,他說:「這無論對中國、英國、香港本身,還是對世界都是最圓滿的結果。」[162]

負面評價[編輯]

對於鄧小平的批評與爭議,主要集中在鄧小平在反右運動的角色、推動的改革開放的動機、經濟改革中的問題及他對六四事件的處理。

鄧小平被指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和之後的反右運動中,對反右的擴大化有直接責任。正是在他控制的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織下,大量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人士被構陷下獄,造成了中共黨史上僅次於文革的政治迫害和冤案。[163][164]

改革開放後,市場化使中國國有企業面臨危機[165]:23農業改革到在1990年後開始失效,農民生活質量與人均收入增幅減緩,貧富分化加大、腐敗問題、大學生就業問題、失業加劇、社會不公、官民衝突、環境污染這些都是巨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對此,多方有不同解讀[149]:570。一方認為這是鄧小平改革不徹底的結果,特別是沒有徹底改革政治體制所造成:由於政治不夠民主,輿論監督不夠自由司法不夠獨立,致使政府部門或官員掌握干預經濟權力太大,是今日權力尋租腐敗問題的主要根源[166]:156;但中國人關係唯利是視,官僚壟斷各類軟硬資源,平民傳統上缺少發言權也不可忽略,在嚴重官僚主義集團的後文革時代,並非鄧一人可以力挽狂瀾。六四之後,中國在政治改革上較緩慢,着重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的重要。政治與經濟改革不同步,加劇中國社會在轉型中的社會矛盾的不斷積累與深化[167]

另外一方認為改革開放存在矯枉過正的情況。儘管鄧小平曾經說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45]:139,「如果產生了甚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45]:110-112。而現實情況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候,沒有對致富手段做出有效的限制,也沒有對「先富帶動後富」提出具體的方式方法,致使特權階級興起,許多改革成本從社會支付變成個人支付(實際是弱勢群體支付)。而資本的逐利性,必然導致污染、過度開採、兩極分化等一系列對公共利益的損害。因此,中國經濟中生產資料私有制比重越來越大的趨勢,拉大了貧富差距,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素[168]:269

六四事件中的處理至今仍存在許多爭議[169]。支持者認為這是為了維持國家統一和政局穩定的被迫之舉[14]:593。批評者認為這是他一生中的污點和晚年的遺憾[170]:262。六四事件發生後,世界主要國家對中國大陸進行了制裁,而後中國政府加大了對本國新聞媒體和公民言論及教育體系的控制[171]

主要影響及貢獻[編輯]

鄧小平的主要主張和理論被中國官方稱為鄧小平理論,基本上都以講話和談話的方式收錄在三本《鄧小平文選》里。鄧小平理論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在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作為「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172]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理論是中國大陸地區大學(包括自考[173])、研究生考試的必修必考科目。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編輯]

深圳的鄧小平雕像

鄧小平主張全黨全國工作重點要堅定不移地轉移到經濟建設上,要求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主張,中國依然處在,而且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不是任何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必經階段,而是中國特有的。中國共產黨的職責是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把這種社會主義叫做「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45]:252,為堅持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45]:373。有觀點以為,這種新解釋降低、乃至消解在經濟問題決策中意識形態的重要,而更注重政策實際效用[174]:230

鄧小平的改革還包括由政府對宏觀經濟主導和調控,其經濟改革措施也最早在農村施行[45]:115-118。在中國農村大部分地區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由家庭承包土地進行農業生產,提高農民積極性。政府也鼓勵農村工業化,很多鄉鎮開始進行輕工業生產。投資重工業資本主要來自銀行體系,而銀行資金來源則是儲蓄。鄧小平改革項目中首先就確保利潤只能通過稅收或銀行再分配;因此,國有企業利潤再分配是間接的,也保證這些企業多少脫離政府介入,保持了自身活力。同時鄧小平重視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45]:274-275,以科技帶動產業改革[45]:107-108

鄧小平還主導打破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閉關鎖國」狀態,主張對外開放。此舉擯棄了毛澤東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中國通過加大對外貿易加快現代化步伐。中國經濟可以被認為是出口導向。另一方面,中國也從日本和西方國家購買了大量機器。鄧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搞經濟特區,吸引外商投資。通過吸收國外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中國加快了自身經濟發展速度[45]:77

一國兩制[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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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英聯合聲明
  2. 中葡聯合聲明

根據中國共產黨文獻《鄧小平理論》,「一國兩制」的基本涵義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們作為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至今,「一國兩制」應用於香港澳門。作為這種制度的確立,1984年12月,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中國將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1986年,中簽署了《中葡聯合聲明》。香港澳門分別於1997年和1999年回歸中國。

鄧小平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並建議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舉行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45]:30-31

家庭[編輯]

1945年,鄧小平夫婦及其長子長女

鄧小平一生結婚3次,首任妻子張錫媛於1930年不幸難產早逝。[13]:151931年,與第二任妻子金維映結婚,1933年離異,後嫁與李維漢,1941年死於莫斯科。[13]:15鄧小平與第三任妻子卓琳1939年在延安邂逅成婚[13]:15,育有五名子女:

  • 長女鄧林,1941年9月11日出生,是一位藝術家;丈夫吳建常曾任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副會長黨委書記、金輝集團(香港)名譽主席。現任山西太鋼不鏽鋼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兼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名譽會長。
  • 長子鄧朴方,1944年4月16日出生,在文革中導致下半身癱瘓,現任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殘聯第五屆主席團名譽主席。在80年代後期是康華公司的負責人;妻子高蘇寧,骨科專家。無子女。
  • 次女鄧楠,1945年10月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長,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書記處第一書記、常務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丈夫張宏曾任中科院科技開發局局長。
  • 三女鄧榕,1950年出生,又名蕭榕,小名毛毛,著有《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曾任總政組織部副處長,駐美大使館三秘,全國人大常委會政研室副主任,民主與法制出版社社長,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丈夫賀平,少將賀彪之子,總參裝備部少將,曾任中國保利集團公司董事長、總經理,2010年4月29日卸任。
  • 次子鄧質方,1952年出生,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後在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物理系獲得博士學位,曾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直屬的中信興業公司董事長,1993年初,鄧質方正式加入建設部管理企業屬下企業"四方集團",任最重要的上海四方公司總經理。1993年5月鄧質方連同首鋼、長實、加怡,共同收購香港上市公司"開達投資",並易名為"首長四方"。妻子劉小元,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大學生物物理學博士[175]
  • 長外孫女鄧卓芮,1972年出生,小名眠眠,鄧楠之女。丈夫吳小暉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
  • 外孫鄧卓溯,1974年4月出生,小名萌萌,鄧林之子,公開姓名為卓泝,易簡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2014年3月因心肌炎發作病逝。
  • 外孫女鄧卓玥,1979年出生,小名羊羊,鄧榕之女,在孫輩中排行老三。她曾就讀美國波士頓韋斯利女校,攻讀心理學,學成回到北京,從事廣告公關。其後傳隨夫到加拿大生活,為鄧家育有首個第四代曾外孫女。丈夫馮波,聯創策源風險投資基金的創始合伙人,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為新浪、亞信融資。
  • 孫子鄧卓棣,1985年出生,原名鄧小弟,鄧質方與劉小元1984年在美國留學所生,曾擁有和使用過美國國籍[176],是鄧小平及卓琳唯一的男孫。2008年杜克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畢業後在美國紐約一家律師樓工作,現任廣西百色平果縣副縣長[177]。他於美國曾改姓奶奶卓琳的卓姓,英文名字為「David Zhuo」。

親屬[編輯]

  • 鄧先烈,鄧小平大姐,丈夫唐惠民。
  • 鄧先群,1935年12月出生,鄧小平同父異母之妹。陸軍少將,原總政治部群工部部長。
  • 栗前明,鄧先群丈夫。中將軍銜,原解放軍二炮副司令員。
  • 栗小兵,鄧先群和栗前明之女。青城高爾夫俱樂部董事長,其丈夫俞一平是「中國第一高端礦泉水」西藏5100冰川礦泉水的大股東。
  • 鄧先芙,1931年出生,鄧小平的同父異母之妹。原四川省委辦公廳秘書處副處長。
  • 張仲仁,鄧小平妹夫,鄧先芙丈夫。原四川省檔案學會理事長、省檔案局局長。
  • 鄧墾,1911年出生,原名鄧先修,鄧小平親弟。歷任瀘州專署專員,重慶市、武漢市副市長,中共武漢市委書記,湖北省副省長、省人民政府顧問。
  • 鄧蜀平,1913年11月生,鄧小平親弟。歷任貴州省普安縣青山鎮鎮長、縣財政科副科長,安順縣財政局局長、貴州省政協委員。1967年3月批鬥會後自殺。夫人謝全碧。

愛好[編輯]

鄧小平原本喜歡打桌球,1959年打桌球被地毯絆倒後骨折,改打橋牌[34],打牌時雖然不愛賭錢,但是非常守規矩,輸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樣鑽桌子[54]:232。世界著名的橋牌冠軍楊小燕說:「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鄧是一個偉人。他的打牌技術是又穩又精。」[42]:173聶衛平曾透露,鄧小平常在人民大會堂的118廳一起打橋牌,鄧經常跟丁關根為搭檔,聶衛平經常跟胡耀邦萬里為搭檔[23]:257。此外,鄧小平愛抽煙,其煙為「熊貓」牌香煙,由上海捲菸廠特製,以味道淡著稱。「熊貓」牌香煙因為鄧的緣故,價格異常昂貴[68]:224。晚年的時候鄧把香煙戒掉了[24]:398

鄧小平亦是一位資深的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訪時表示鄧最愛的是孩子和足球[178]。早於青年時期,他曾在法國勤工儉學,花費吃飯的錢去購買球票[56]:227[179]。他亦有要求工作人員錄製重要的足球比賽,供他在業餘時間欣賞[180]。1979年,他提出了「足球要從娃娃抓起」的口號,並改組中國足協,提出「衝出亞洲」的目標[23]:15-17。1977年7月30日,他第三次復出後,突然在舉行國際足球邀請賽的北京工人體育場中出現,現場八萬名球迷在賽前起身為其鼓掌致敬[181][23]:262[36]: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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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 8万足球观众鼓掌 邓小平后两次"复出"的首次露面. 新華網. 2004年8月19日 [2010-04-01] (簡體中文). 


外部連結[編輯]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職務
新頭銜 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1982年-1987年
繼任:
陳雲
前任:
華國鋒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1年-1989年
繼任:
江澤民
前任:
毛澤東
(中央書記處主席)
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1956年-1967年
繼任:
胡耀邦
(1980年)
前任:
李維漢
柯慶施
任弼時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1927年12月-1929年8月
1935年1月-1935年4月
1954年2月-1956年9月
繼任:
李立三劉英
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務
前任:
周恩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1978年-1983年
繼任:
鄧穎超
前任:
劉少奇
國防委員會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3年-1990年
繼任:
江澤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職務
前任:
薄一波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部長
1953年-1954年
繼任:
李先念
中國人民解放軍職務
前任:
黃永勝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1975年-1980年
繼任:
楊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