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
| 張春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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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 |
| 任期 1975年1月—1977年7月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 | |
| 任期 1967年2月—1977年7月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 |
|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 | |
|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 |
|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 |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出生 | 1917年2月1日 中華民國山東省巨野縣 |
| 逝世 | 2005年4月21日（88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江陰市 |
| 死因 | 胰腺癌 |
| 籍貫 | 山東省巨野縣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配偶 | 文靜 （1947年結婚—1973年離婚） （離婚報中共中央批准，但未履行法律手續，1998年後繼續共同生活） |
| 兒女 | 張維維、張海娃、張薇薇、張旗 |
| 父母 | 張開益（1899-1972） 宋惠卿（1894-1977） |
| 母校 | 濟南私立正誼中學 |
張春橋（1917年2月1日—2005年4月21日），山東巨野人，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政治人物，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委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南京軍區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等要職。張為中共理論家，為繼續革命論作出重要貢獻，該理論為中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張是 「四人幫」成員之一，在毛澤東去世後於懷仁堂事變中被捕、監禁，在保外就醫期間去世 。
生平[編輯]
早年歲月[編輯]
張春橋於1917年2月生於山東巨野，其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長期擔任為官府包攬錢糧徵收的胥吏[1]:8-9[2]，其父張開益畢業於山東省立醫專，曾任山東高苑縣郵政局長，陳留、杞縣煙酒稅局長等職務[1]:10。張春橋是家中長子，有五個弟弟和一個妹妹。
1927年，張春橋隨母親宋惠卿前往開封，與在馮玉祥軍中做事的父親一同生活。在開封期間，張春橋讀完了小學，並考入了開封明倫中學，但不久中原大戰爆發，馮軍戰敗，其父張開益回到濟南，張春橋遂返回巨野老家[1]:14。
1931年春，14歲的張春橋來到濟南，同年秋進入山東濟南私立正誼中學讀初中[1]:14。在校期間，張春橋開始撰寫詩歌、散文等，發表在濟南、北平、上海等地的報紙、雜誌上。在三年級時，其獲得的稿酬即足以支付學校的學費和書本費用[1]:15-16。
1933年春，濟南高級中學學生李樹慈與張春橋、馬吉峰等人發起一個文學組織「華蒂社」，張春橋曾在《華蒂》雜誌上發表多篇文章。李樹慈是國民黨復興社成員，「華蒂」是英文「WHAT」的音譯，同時也意為「中華法西斯蒂」[1]:19。張春橋在1956年稱：「我當時對李樹慈這樣的人也沒有惡感，以為他也是一個文學青年。不久，我就聽到傳聞說李樹慈是藍衣社（即復興社）份子，感到給他寫稿是上當，就不和李樹慈往來了。」[1]:21[3]此事成了「四人幫」被捕之後中共官方指責張為「國民黨特務」的證據[4][5]。
1934年夏，張春橋從私立正誼中學畢業，之後前往北平參加鐵路局招收練習生的考試，因眼睛高度近視未被錄取[1]:22。張春橋回到巨野後繼續給各家報刊投稿，試圖以此為生，這一時期，他極力想引起文壇的注目，其文學評論專門以著名作家為批評對象，戴望舒、老舍、臧克家等人均受到過張的攻擊[1]:24。
1935年5月12日，張春橋不辭而別，離家前往上海，借住在作家陳白塵、於黑丁等人家中[1]:27。不久，進入上海雜誌公司當校對，但因其標點的《柳亭詩話》錯誤百出，旋即被公司解僱[1]:29。1935年10月，在於伶的介紹下，張春橋加入「左聯」，在「左聯」秘書處下屬的小說研究委員會活動。但「左聯」不久解散，繼而引發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之爭。1936年3月15日，19歲張春橋以筆名「狄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的文章，響應周揚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批評作家田軍的作品《八月的鄉村》不夠真實[a]。作為《八月的鄉村》的序言作者，魯迅在同年4月16日寫了《三月的租界》一文，維護田軍，諷刺狄克[b]，張春橋隨後寫信給魯迅辯解[6]。而發表張春橋批判文章的《大晚報》副刊《火炬》的主編崔萬秋在1949年被證實為軍統特務，「四人幫」被捕後中共官方據此指責張「服務於特務崔萬秋麾下從事文化運動，化名狄克瘋狂攻擊魯迅」[4][7]。
1936年4月後，張春橋加入了宋振鼎、林福生等人組織的一個中共預備黨員委員會，該組織後被吳仲超代表中共明令予以解散，但張春橋仍把他參加該組織算作參加共產黨[4]。
宣傳生涯[編輯]
1937年8月日軍進攻上海，發動八一三事變。9月，張春橋離開上海，返回濟南，在張的父親的前同事及同鄉趙福成（趙福承、趙君弼）的家中暫住，趙為復興社山東省負責人秦啟榮手下的特務[4]。12月，濟南被日軍佔領前夕，張春橋離開趙福成家去延安，趙福成則隨後在日偽政權任職濟南警察局局長，並提拔張春橋之父張開益為庶務主任[1]:58-59。1950年，趙交待他當年送了張一件大衣，「我知張，張不知我。」1976年底，「四人幫」被捕之後，趙福成改口供為受秦啟榮密令關照復興社特務張春橋[8]，中共官方說法為張春橋「奉山東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之命，由復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4][5]
1937年12月中旬，張春橋與其弟張秋橋一同從巨野出發前往延安，次年1月7日抵達。雖然實際並未參加中共，但張春橋仍被分配到陝北公學政治部任校刊編委會的秘書。8月，由陝北公學校部秘書、黨支部書記顧光斗和陝北公學同學會工作的黨小組長雄飛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次年2月轉正[3]。1939年2月，調至陝北公學關中分校任校刊編委會宣傳部長，12月任華北聯大宣傳科長，後調任生活指導科長[1]:75。1941年7月1日，張春橋寫下了《毛澤東之歌》，經音樂家盧肅譜曲後，歌曲在晉察冀及各解放區流行。但在之後的延安整風以及1951年，這首歌多次被批評[9]:18-20。
1942年，張春橋被分配至晉察冀邊區北嶽區黨委任宣傳部幹事，1943年9月任中共晉察冀分局宣傳部宣傳科副科長[1]:79。1944年4月調任《晉察冀日報》編委會委員，6月任副總編輯，1945年9月任編輯部部長[1]:81。1947年11月18日，中共石門市委機關報《新石門日報》創刊（1948年1月改稱《石家莊日報》），張春橋任總編輯，併兼任市委委員[1]:85，1948年7月任報社社長，兼任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市長柯慶施）[1]:88。
1949年5月隨解放軍進入上海，在新華社華東分社和華東局宣傳部任副社長和副局長。10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任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至1953年1月），兼任《解放日報》副社長。1951年10月，接替因「漏登斯大林賀電」事件被調職的惲逸群，任《解放日報》社長[9]:29-30。這時正值三反五反，《解放日報》日日有社論，週週有典型，辦的有聲有色。1953年的「新三反」運動中，因《解放日報》對幹部進行批評的力度過大，張春橋被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譚震林、陳丕顯等人批評，並做了檢討[9]:43-44。1954年1月，鄧拓帶領中國新聞代表團赴蘇聯訪問，張春橋也一同前往。期間，張春橋向老領導鄧拓請求幫助，希望離開上海前往北京《人民日報》社工作，但因陳毅向潘漢年打招呼阻止而未成行[c]。1955年1月升任《解放日報》社總編輯後，組建了讀者來信組，發揮群眾來信作用。後來還辦了小品文的欄目，讓馮雪峰批判的雜文起死回生。此時中共中央開展對胡風的批判，《解放日報》也開展了對他的批判，姚文元在文藝會堂的發言給張春橋留下了印象，於是請他到報社來合作，親自指點[9]:53。8月，調離《解放日報》，到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任部長。1956年當選中共上海市委委員。
1957年4月，他擔任上海市委的專職常委，事實上成為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高級秘書[9]:64。1958年，大躍進開展後，發表文章《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10]，批判等級工資制度，讚揚供給制，深為毛澤東讚賞[9]:89。1959年到1961年，張春橋擔任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上海分會的會長，接待來訪的名人。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期間曾在柯慶施的指示下，協助江青進行「京劇革命」。1965年，張春橋協助毛澤東[11]、江青在上海組織批判《海瑞罷官》，指導姚文元寫出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9]:159，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文化大革命時期[編輯]
1966年初，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張春橋先後參與了修改《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五一六通知》等文化大革命指導性文件[9]:177,189。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張春橋被任命為副組長，從此進入中央工作。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張春橋參與了對劉少奇的批判，並在12月18日指示蒯大富，讓其在社會上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d]。
11月11日，他從北京到上海着手處理安亭事件，過程中違背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組顧問陶鑄的指示，在工總司的五項條件[e]上簽字。此舉在事後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可以先斬後奏」，張春橋並未被追究責任[9]:244。1967年1月3日，張春橋再度被毛澤東派至上海了解運動情況，他與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發動了「一月風暴」，打倒了以陳丕顯為首的上海市委，自此全國開始颳起奪權風[12]。一月風暴期間，發生了「一·二八」炮打張春橋事件，張春橋受到了造反組織「紅革會」的衝擊，但因毛澤東口授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特急電報」支持張春橋，「紅革會」最終垮台[9]:244。2月12日，張春橋返回北京，16日，在懷仁堂召開的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張春橋打倒陳丕顯的做法遭到了老領導譚震林的嚴厲批評[f]，與會的其他元老也紛紛批評中央文革。當天晚上，張春橋、姚文元、王力三人到毛澤東處匯報了會議的情況，之後毛澤東反擊，元老們的行為被定性為「二月逆流」[13]。2月18日，張春橋、姚文元返回上海，組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擔任革委會主任。
1969年初，陳伯達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報告被毛澤東否定，大會最終使用了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毛澤東多次修改的稿子，以繼續革命論為指導，分析了文革的準備和實施過程，論證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共九大將繼續革命論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但報告人林彪一字未改，並拒絕簽名[9]:522。「九大」選舉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時，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票比全票少十餘票，這是因為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吳法憲等人指示一些軍隊代表不投他們的票。張春橋提出徹查，但被毛澤東制止，此後林彪集團和江青等人的矛盾逐漸激化[14]。
1970年4月25日，毛澤東帶着張春橋等前往蘇州看望林彪，在談話中問及林彪對周恩來的接班人有何考慮，並問道：「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不好，你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林彪未作答，過了一會兒林彪借談反修防修的問題說：「還是要靠黃、吳、李、邱這些從小跟着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9]:533。1970年8月14日，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吳法憲四人在中南海開會討論修改憲法問題，期間張春橋與吳法憲就三個副詞（即林彪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的口號『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爭論激烈。會後吳法憲將情況匯報給葉群，導致林彪在8月23日廬山會議開幕的發言中「稱天才」，不點名地批評張春橋。之後兩天的小組會議上，張春橋受到激烈的批評[g]，但由於毛澤東對張春橋的支持[h]，會議形勢逆轉，陳伯達被打倒，吳法憲也受到批判，與葉群等人一同被要求作檢討[14]。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張春橋聽到周恩來宣佈林彪死亡後，自己花錢買了茅台酒請中央政治局委員們舉杯歡慶[9]:557。
1973年8月，張春橋起草了中共「十大」報告，並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晉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內排名第八。同年，張春橋作為批周「幫助小組」成員，參與了對周恩來外交工作「右傾投降主義」的批評[9]:577。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通知，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同時任命張春橋為總政治部主任[i]。在隨後舉行的四屆人大上，張春橋就任副總理，分管文化和教育。1975年3月1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要以「反經驗主義」為綱。江青、姚文元等人也一同攻擊周恩來和鄧小平搞「唯生產力論」，隨後由於毛澤東的批評，「反經驗主義」運動被迫停止[16]。1975年12月張春橋訪問了紅色高棉治理下的民主柬埔寨，返回時分管外交的鄧小平前往迎接，但雙方氣氛已經非常冷淡[9]:700。
1976年1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因膀胱癌病逝，1月1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提議由葉劍英在周恩來追悼會上致悼詞，遭到葉劍英反對。葉劍英提議由鄧小平致悼詞，得到與會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同意[17]。由於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壓制對周恩來的悼念活動的報道，持續推動批判已經被剝奪權力的鄧小平，引起了全國的抗議活動。3月25日，文匯報頭版出現「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的報道，被普遍理解為影射「周恩來要把鄧小平扶上台」[18]。幾天後，南京的學生、工人首先上街抗議，「把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的張春橋揪出來示眾！」、「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揪出《文匯報》黑後臺！」等標語出現在南京街頭和開往北京的列車上[9]:727。
抗議最終引發了「四五運動」。4月5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當面指責鄧小平「你就是納吉」[9]:731。（見匈牙利事件）
被捕與晚年[編輯]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張春橋成為僅剩的四名政治局常委之一（另外三人為華國鋒、王洪文和葉劍英）；同年10月6日晚8點，華國鋒聯合葉劍英、汪東興等，在中南海懷仁堂以開會的名義誘捕了張春橋等「四人幫」成員。張春橋被華國鋒宣佈進行隔離審查。1977年4月，張春橋被轉運至秦城監獄關押[9]:779。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開除張春橋的黨籍並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在北京市東城區正義路1號公開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張春橋在法庭上的表現特別引人注目。他一言不發，以漠視對抗法庭[19]。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作出裁定，鑑於張春橋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無抗拒改造惡劣情節，依法將對其原判處的死刑緩期2年執行減為無期徒刑，原判處的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變。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刑期至2015年12月止。1998年1月送保外就醫，被安置在江蘇江陰，因胰腺癌於2005年4月21日病逝於江陰，終年88歲。2005年5月10日，新華社發佈了張春橋病亡的消息[20]。
著作[編輯]
代表作[編輯]
- 《狄克給魯迅的信》，1936年；
- 《毛澤東之歌》歌詞，1941年；
- 《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
- 《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1969年4月1日由林彪在九大上報告；
- 《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1973年8月24日由周恩來在十大上報告；
- 《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1975年1月13日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
- 《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1975年第四期《紅旗》 雜誌。
文集[編輯]
- 《訪蘇見聞雜記》，1954年華東人民出版社，共收8篇雜記。
- 《今朝集》195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共收雜文32篇。
- 《龍華集》1960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共收雜文40篇。
- 《張春橋獄中家書》2016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收錄1985-2003年寫給家人的書信58封。
- 網絡版《張春橋文錄》，收1951.3-1976.6年的90篇文稿，並附1932.4-1976.6的著作年表。大同理想網2005年4月30日第1.1版
- 文革風雲叢書04《張春橋的革命之路——濟南·上海·延安·晉察冀》，收1932-1946的張春橋的文稿114篇，2015年12月台灣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
- 文革風雲叢書05-06《毛澤東的理論家——張春橋與文革》（上下冊），收1966.7-1976.10的張春橋的文稿114篇、存目2篇，2015年12月台灣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
評價[編輯]
傳統的中共歷史記述中，張春橋被認為是「四人幫」中的「狗頭軍師」[21]，是外表陰沉的「野心家」、「陰謀家」，意圖「篡黨奪權」[22]。
在中共元老派眼中，張春橋被認為只不過是個「小文人」、「小記者」，在擔任政治局常委後，張春橋亦曾對女兒張維維說過：「哪一塊革命根據地是我開闢的？哪一支軍隊是我帶出來的？哪一場戰役是我打下來的？」[9]:自序
許世友的評價[23]：「戴眼鏡，夾皮包；會總結，會提高；論思想，一團糟；打起仗來往後跑。」
宋永毅[24]：「張春橋在文革中推行毛澤東的路線不遺餘力……張春橋是堅定的理想主義者。」
高文謙[24]：「他是毛澤東晚年思想的真正傳人。他是一個搞政治的人，而不是見風使舵的投機者。」
家庭[編輯]
曾祖父：張在文，曾擔任巨野縣衙壯班總役、「櫃書」[2][4][j]。
祖父：張協忠，襲任巨野縣衙「櫃書」，後任田賦徵收處主任，於1946年去世。1956年1月被中共巨野縣城關區委員會認定為「漏網地主」，家中土房7間、瓦房6間被沒收[4]。
父親：張開益（1899-1972），畢業於山東省立醫專，後考取郵務員，任高苑縣郵政局長。之後投身軍隊，先後在吳佩孚、馮玉祥麾下任職。1931年返回濟南任公安局衛生科三等科員，日本佔領濟南後任偽濟南警察局衛生科庶務主任。1947年任國民黨政府濟南市戒煙院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濟南市公安醫院當醫生，不久因病休養。1961年到上海張春橋家中同住[4]，1972年因心臟病去世[25]。
母親：宋惠卿（1894-1977），山東巨野宗莊人，1977年4月自殺於上海[25][26]。
妻子：文靜（1916-），原名李若文，又名李淑芳、李嚴，父親曾擔任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的副經理，家境富裕[9]:666。李若文畢業於燕京大學新聞系，1943年春與在晉察冀邊區北嶽區黨委宣傳部任宣傳幹事的張春橋相識相戀。同年底日軍大掃蕩時李若文受傷被捕，押到石家莊後參與編寫反共材料和參加反共演出[9]:667。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李若文離開日軍的控制，投靠當時時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張安排她進報社當編輯，並改名文靜。抗戰勝利後，1947年他們在張家口結婚，1949年文靜隨張春橋被安排在上海市委辦公廳工作。迫於文靜的歷史問題，兩人於1973年離婚，離婚雖經中央批准，但沒有公開[27]。1976年張被捕之後，官方說法是文靜「自首叛變，充當日本特務。張春橋對她長期進行包庇。」[5]1998年張春橋出獄後仍和文靜共同在江陰生活[28]，後文靜罹患阿爾茨海默病，回上海中山醫院治療[9]:806。
張春橋與其妻文靜育有三女一子：張維維、張海娃、張薇薇、張旗。
張春橋有五弟一妹：張板橋、張秋橋、張鐵橋、張濟橋、張月橋和張佩瑛。
張秋橋，曾任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張春橋被捕之後，張秋橋也被隔離審查。
張佩瑛，曾任上海第一醫學院婦產科醫院黨支部書記，1974年因手術麻醉事故去世。
註釋[編輯]
- ^ 「《八月的鄉村》整個地說，他是一首史詩，可是裏面有些還不真實，像人民革命軍進攻了一個鄉村以後的情況就不夠真實。有人這樣對我說：『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就是由於他感覺到田軍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如果再豐富了自己以後，這部作品當更好。技巧上，內容上，都有許多問題在，為什麼沒有人指出呢？」——張春橋 《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1936年3月15日。
- ^ 「這些話自然不能說是不對的。假如『有人』說，高爾基不該早早不做碼頭腳夫，否則，他的作品當更好；吉須不該早早逃亡外國，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營里，他將來的報告文學當更有希望。倘使有誰去爭論，那麼，這人一定是低能兒。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卻還有說幾句話的必要，因為我們還不到十分『豐富了自己』，免於來做低能兒的幸福的時期。」——魯迅《三月的租界》，1936年4月16日。
- ^ 據張春橋之女張維維回憶：我們的行李都捆好了，因為北京天氣比上海冷，媽媽還為我們做了北京過冬天的衣服。到要把行李運送到火車站託運時，爸爸突然又不走了。後來聽說是陳毅向潘漢年打了招呼，說張春橋還是留在上海吧，不然北京會說我們小氣，容納不了從華北來的八路軍幹部。[9]:50-51
- ^ 據蒯大富回憶：1991年，王力稱張春橋此舉是毛澤東指示的[9]:215
- ^ 即「承認組織合法、承認上京告狀是革命行動、告狀後果由上海市委負責、曹荻秋公開檢查、對工總司提供各方麵條件」
- ^ 譚震林問張春橋：「陳丕顯怎麼還沒有來北京？」張春橋回答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吧，看群眾答應不答應。」譚震林：「黨可以做工作嘛。」張春橋：「現在黨不管用了。」譚震林聽後勃然大怒，氣憤地說：「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嗎？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就一個出海捕魚的問題，你們就鬥了我四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這是她當面跟我說的」……「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參加革命，不參加共產黨，我不該活到六十五歲。不該跟毛主席四十一年。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13]
- ^ 25日下午的華東組討論會上，許世友聲稱：「堅決打倒一切野心家、陰謀家！」，陳勵耘沖張春橋大喊：「自己站出來嘛！」[9]:540 浙江的南萍、熊應堂提出要公開批判張春橋，韓先楚聽許世友一講立刻響應，說：「我也來給這個鱔魚眼（指張春橋）補一槍。」
- ^ 8月30日，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被召喚到廬山，毛澤東對他說：「搞突然襲擊，還那樣厲害！張春橋手無寸鐵，你們搞他幹什麼？」黃永勝說：「張春橋不得人心，我確實有意見。」毛澤東說：「你們能不能讓我再看他三年？」毛澤東在與林彪的等人的談話中均提出讓他再看張春橋三年，這表明毛對張還在觀察中。[9]:541
- ^ 但張春橋無法掌控軍隊的人事任免權力，曾向王洪文抱怨：「我這個總政治部不過是橡皮圖章，人家（指鄧小平）搭好了班子，要總政治部上報，報告上就是張春橋的簽名章，可事先根本不徵求我的意見。」[15]
- ^ 清朝一些縣衙將管轄區域分為若干「錢糧櫃」，按「櫃」徵收賦稅。每「櫃」有「櫃書」，負責該「錢糧櫃」的田賦徵收、記賬。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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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編輯]
- 葉永烈，《張春橋傳——葉永烈紀實文集》
- 史雲編著《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 鄭重，《張春橋：1949及其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ISBN 9789629966973
參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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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語錄上的張春橋語錄 |
 中國共產黨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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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任： 陳丕顯 |
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第一書記 1971年－1976年 |
繼任： 蘇振華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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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 曹荻秋 |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 1967年2月－1976年10月 |
繼任： 蘇振華 |
 中國人民解放軍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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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 柯慶施 |
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67年5月－1976年10月 |
繼任： 廖漢生 |
| 前任： 陳丕顯 |
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第一政治委員 1967年5月－1976年10月 |
繼任： 彭沖 |
| 前任： 李德生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976年10月 |
繼任： 韋國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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