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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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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主義英語:feminism)又稱女性主義,是指主要以女性經驗為來源與動機的社會理論英語Social theory政治運動。在對社會關係進行批判之外,許多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也着重於性別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動婦女的權利、利益與議題。[1][2]

女權主義理論的目的在於了解不平等的本質以及着重在性別政治、權力關係與性意識(sexuality)之上。女權主義政治行動則挑戰諸如生育權墮胎權英語Abortion debate受教育權家庭暴力產假薪資平等選舉權代表權英語Representation (politics)性騷擾性別歧視性暴力等等的議題。女權主義探究的主題則包括歧視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關於性的物化英語Sexual objectification)、身體家務分配、壓迫父權

女權主義的觀念認為,現時的社會建立於一個男性被給予了比女性更多特權的父權體系之上。

現代女權主義理論主要、但並非完全地出自於西方的中產階級學術界。不過,女權主義運動是一個跨越階級與種族界線的草根運動。每個文化下面的女權主義運動各有其獨特性,並且會針對該社會的女性來提出議題,比如蘇丹性器割除英語genital mutilationgenital mutilation,詳見女性割禮)或北美地區職場天花板效應。而如強姦亂倫母職則是普世性的社會議題。

歷史起源[編輯]

女權主義運動在西方社會興起,有其特定的背景,當時歐洲社會女子的地位十分低下。在十七世紀前,英國的已婚婦女基本談不上有何權利,除非丈夫自願地讓給她權利;當丈夫在世時,她的財產和她的人身完全供丈夫享樂;在某些國家,如果丈夫死後沒有遺囑,女子的財產要給丈夫的親戚,而不給她或她的孩子。如英國基督教會禮儀認為:「女人的意志應服從男子,男子是她的主人,也就是說,女人不能按她自己的意志生活,離開了男人,她既做不了任何事而且也幹不成任何事。男人怎麼做她就怎麼做,她應把男人當做主人來侍奉,她應畏懼男人,服從和臣屬於男人。」[3]

以現代的哲學社會運動的觀點來看,女權主義的通常以18世紀的啟蒙時代思想家為起源。如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女權辯護》是19世紀之前少數幾篇可以稱得上是女權主義的著作之一。沃斯通克拉夫特將女性比喻為高貴、社會精英、嬌生慣養、脆弱以及有知識與道德怠惰的危險,她相信男性和女性對於這樣的情況都有責任,並且認為女性擁有比男性多上很多的權力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這並不是說更早以前就不存在着其他關於兩性平等的著作。比如說,神祕哲學家安里西·哥內留斯·阿格里帕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在1529年所著的《關於女性之高貴卓越的演說》(The Declamation on the Nobility and Preeminence of the Female Sex)。

女權主義在19世紀漸漸轉變為組織性的社會運動,因為當時人們越來越相信女性在一個以男性中心的社會中受到不平等對待(請見父權條目)。女權主義運動根源於西方的進步主義,尤其是19世紀的改革運動中。組織性運動的時間是起於1848年在紐約州色內加瀑布市英語Seneca Falls, New York)召開的第一次女權大會[4]

艾米琳·潘克斯特婦女參政權運動的奠基者之一,她揭露英國社會制度裏的性別歧視,並且成立了婦女社會政治聯盟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5]。在許多成員微罪遭捕,然後因為《貓捉老鼠法案》而重複進出監牢數次後,她們進行絕食抗議。其結果的強制餵食讓這些成員病得很嚴重,使得當時法律體制的殘暴受到社會關注,也因此助長了她們的目的。

早期的女權主義者與最初的女權主義運動通常被稱為「第一波女權主義」(the first-wave),而1960年之後的女權主義被稱為「第二波女權主義」(the second-wave)。也有所謂的第三波女權主義,但是女權主義者之間對於其存在必要性、貢獻與概念意見不一。這三個「波」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就像海浪般,一個接一個永不間斷,後來者運用了前行者的貢獻與資源。現代女權主義有個非常重要的支援因素就是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出版的《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1935年)一書。她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也是美國女權主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貝拉·艾布札格英語Bella Abzug所就讀的大學。在米德的書中報告說,查恩布里(Tchambuli)部落中的女性擁有支配地位,卻沒有造成任何問題。這本書使得艾布札格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相信,歐洲對於男性氣質masculinity)與女性氣質femininity)的觀念是非常文化取向的,而並非無可抹滅的天性。

以上三波女權主義又稱三個階段女權主義,其演變如下:

第一階段屬於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開始的反對選美的運動。在這一階段,女權主義批判女性的異化與時尚美女情結。西方女權主義運動就是從反對選美開始的。在1968年,美國女性運動的活躍分子在遊行時為一頭羊加冕,並設置了自由垃圾筒,將乳罩腹帶緊身褡英語Corsetry假睫毛一類的東西扔進垃圾筒,以表明她們的態度。無獨有偶,80年代,中國婦女聯合會所做出的唯一一次最有個性的宣言也是反對選美。

在當時的女權主義運動中,選美被視為女性屈從地位的一個組成部分,女性對容貌美和身體美的追求被視為女性主體的客體化,其中包含着對女性的歧視。女權主義運動反對選美,就是覺得它貶低女性,將女性變成沒有靈魂的性物件。女權主義運動反對選美,就是要抵制女性必須遵從的規則和某些女性身體標準。女權主義深惡痛絕地指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在進行一場持續不斷的選美:為男性打扮自己,美容瘦身,深恐自己的相貌和身材達不到男性的審美標準。

第二個階段是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在這個階段,女權主義者對美的看法又加深了一步。她們把美和性別、種族、階級這些因素並列在一起,主張不同的身體、膚色、個頭、體重都可以被認可。美也可能從正面的接受。這被稱為在容貌和美的問題上的民主化改革時期,這是第二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開展了關於美貌的論爭(beauty debate):女權主義應當贊成還是反對美?贊成麥當娜還是反對麥當娜?贊成美容手術還是反對美容手術?美的民主化系統被提出,即由每個人自己來決定自己在美貌問題上的選擇。[6]

各種形式的女權主義[編輯]

女權主義這個詞會讓人覺得這是單獨的一個意識形態,然而事實上女權主義存在有許多流派。由於歷史背景、某些國家裏面女性的法律地位、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女權主義為了達到不同的目的而產生了不同的路線。因此也就存在着各種的女權主義。

其中一個流派是激進女權主義,認為父權是造成社會最嚴重問題的根本原因。這個流派的女權主義在第二波女權主義很受歡迎,儘管在今日已經沒有那麼突出。不過,還是有許多人將「女權主義」這個詞完全等同於激進女權主義所提出的觀點。有些人覺得傳統激進女權主義思想中將男性壓迫女性視為優先的考量,以及認為有一個普世的「女性」概念,太過於全面化了,而且其他國家的女性與西方國家女性感受到的「女性」經驗絕對不會是一樣的。西方國家女性可能會覺得性別壓迫是她們所面對的壓迫根源,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可能會發現她們受到的壓迫是來自於種族經濟地位,而不是她們的女性地位。

有些激進女權主義者提倡分離主義,也就是將社會與文化中的男性與女性完全隔離開來,但也有些人質疑的不只是男女之間的關係,更質疑「男人」與「女人」的意義(請見酷兒理論)。有些人提出論點認為性別角色性別認同性傾向本身就是社會建構(請見父權規範)。對這些女權主義者來說,女權主義是達成人類解放的根本手段(意即,解放女人也解放男人,以及從其他的社會問題一起解放)。

有些女權主義者則認為可能有些社會問題與父權無關,或者父權不是這些社會問題的優先考量(比如說,種族歧視階級劃分);他們將女權主義視為解放運動的其中一種,與其他運動彼此影響。

女權主義與科學[編輯]

桑德拉·哈丁說,「婦女運動的道德見解和政治見解激發了社會科學家和生物學家,他們批判傳統研究者解讀性別、性、社會和自然世界關係的方式。」[7] 露絲·哈伯德英語Ruth Hubbard伊芙琳·福克斯·凱勒英語Evelyn Fox Keller等女權主義者批判傳統的科學論述英語rhetoric of science是有歷史偏見的,是基於男性視角的。[8] 女權主義研究議程的一部分是審查科學和學術機構內的權力不平等是如何產生並愈演愈烈的。[9] 物理學家麗莎·藍道爾討論了極富爭議的話題,即「為何在科學和工程領域女性偏少」,隨後被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勞倫斯·薩默斯任命到特派工作小組,她說「我只想看到更多女性進入這一領域,這樣這類問題便可不復出現。」[10]

萊恩·內爾森強調:女權運動經驗主義者發現男人與女人的經歷有本質區別。因此,他們希望通過了解女性經歷來獲取知識,以「揭示產生忽略、錯誤評價、貶低女性等後果」,並以此對一系列的人類經驗做出解釋。[11] 女權主義研究議程的另一部分是揭露在社會和科學學術機構中,權力不平等是如何產生並愈演愈烈的。[9]而且,雖然呼籲大家多關注一下文學文獻中性別不平等的結構,但性別歧視的結構性分析很少出現在高度引用的心理學期刊中,尤其是在心理學和人格這類共同研究領域。[12]

有人批判女權主義認識論,認為其調查結果受社會和政治價值觀的影響。[13] 蘇珊·哈克也指出:女權主義認識論加強了關於女性思想的傳統論調(在直覺和情感等方面),米拉·南達更提醒人們女權主義認識論實際上可能會將女性禁錮於「傳統的性別角色並證明了父權主義的合理性「。[14]

生物學和性別[編輯]

現代女權主義科學質疑了生物實在說中有關性別的觀點。[15][16] 例如,法斯托·絲達琳英語Anne Fausto-Sterling在《性別神話》一書中探索了包含於科學研究中的支持生物實在說性別觀點的設想。[17] 科莉迪亞·法恩英語Cordelia Fine在《性別錯覺英語Delusions of Gender》一書中對男人與女人的思維有先天生理差異的這一說法的科學依據提出了質疑,並聲稱人們把個體差異歸結為性別差異的根源是文化和社會信仰。[18]

女權主義心理學[編輯]

女權主義心理學是以一種批判男性視角主導心理學研究的形式出現的,即批判只用男性受試者研究男性視角的心理學研究。如今女性得到了心理學博士的學位,女性以及有關女性的議題才被引入為合法的研究課題。女權主義心理學強調社會環境、生活經驗和定性分析。[19] 女性心理學的呼聲等項目已把女權主義心理學的影響英語Psychology's Feminist Voices編入了學科目錄。[20]

女權主義文化[編輯]

建築學[編輯]

對建築進行基於性別的調查和建築概念化引發了現代建築中的女權主義英語Feminism and modern architecture。皮尤什·馬瑟創造了「建築性別的」這一術語,聲稱「建築與定義和規劃性別角色、責任、權利和局限有密不可分的聯繫」。馬瑟提出了「從性別角度探索『建築』的意義」和「從建築角度探索『性別』的意義」的說法。[21]

視覺藝術[編輯]

女權主義藝術運動始於20世紀60年代並興盛於20世紀70年代,與女權主義的總體發展一致,並且包含有自我組織策略以提高自我意識的群體。[22] 洛杉磯當代藝術博物館館長傑里米·施特里克認為女權主義藝術運動是「二戰後最有影響力的國際運動」。佩吉·費倫英語Peggy Phelan說女權主義藝術運動「在過去的四十年裏引起了藝術創作和藝術書寫領域最深遠的變革」。[22] 朱迪·芝加哥和她的129人團隊創作了電影《晚宴派對英語The Dinner Party》,2009年,她在《藝術新聞》中表示:「仍然存在制度性落後,依然有人主張以男性歐洲為中心的倡議。我們正試着改變未來:讓男孩和女孩們認識到女性藝術並不是例外,而是藝術歷史中的一個正常部分。」[23]

文學[編輯]

奧克塔維婭·巴特勒,獲獎的女權主義科幻小說作者

女權主義運動創造出了女權主義小說和非小說類文學作品,使人們開始關注女性寫作。有觀點認為學術界忽視了女性生活以及她們所做出的貢獻,為回應這一說法,女權主義提議重新評價公眾對女性在歷史英語Women's history和學術方面的貢獻[24]。大部分早期女權主義文學研究重點是重新發現和利用女性所寫的作品。戴爾·斯賓達的《小說之母》和簡·斯班賽的《女性小說家的崛起》等論文首次堅持了女性一直在創作這一觀點。與學術資源的增長相適應的是,許多出版社開始重印絕版已久的文章。維拉戈出版社1975年公佈了一連串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小說列表,成為第一個參與再生計劃的商業出版社之一。20世紀80年代,潘多拉出版社負責出版斯班賽論文,同時發行了一系列18世紀女性作家的小說。[25] 近期,廣景出版社繼續發行18、19世紀的小說,其中許多小說之前都已絕版,但肯塔基大學再版了一系列早期女性作家的小說。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權辯》(1792)是最早的女權主義心理學作品之一。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英語A Room of One's Own》(1929)提議在父權主導的世界中給女性文學空間和人格空間,並因此備受關注。

女性作品受到廣泛的關注,這與文學經典的總體再評價和擴展有關。人們開始關注後殖民文學英語post-colonial literature同性戀文學英語LGBT literature,有色人種的作品,勞動人民的作品和其他歷史上被看作邊緣人群的文化作品,這導致了人們所說的「文學」的整體規模的擴張,有些流派,像兒童作品,日記,書信,旅行日誌和其他之前不被認為屬於「文學」範疇的題材,現在成為許多學術研究的對象。[24][26][27] 大部分類型和子類型的文學都經歷過相似的分析,所以人們現在能夠理解關於「女性哥特」[28]和「女性科幻英語Women in science fiction」的作品。

Elyce Rae Helford說,「科幻小說和奇幻小說是傳達女權主義思想的重要工具,更是溝通理論和實踐的橋樑。」[29] 大學教育中有時會教授女權主義科幻小說,探索社會建構在理解性別中的作用。[30] 這類書目中,著名的有厄休拉·K·勒吉恩的《黑暗的左手》(1969),喬娜安·拉斯英語Joanna Russ的《女身男人英語The Female Man》(1970),奧克塔維婭·巴特勒的《血族英語Kindred (novel)》(1979)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侍女的故事》(1985)。

音樂[編輯]

女性音樂指由女性創作、為女性創作或與女性有關的音樂。[31] 作為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32]勞動民權和平運動英語peace movement的音樂表現形式,這種音樂類型應運而生。[33] 該運動是由克麗絲·威廉姆森英語Cris Williamson梅格·克里斯蒂安英語Meg Christian瑪吉·亞當英語Margie Adam等女同性戀以及伯妮絲·約翰遜·里根英語Bernice Johnson Reagon等非裔美國女性積極分子和她的搖滾甜心英語Sweet Honey in the Rock小組,和平積極分子霍利·尼爾英語Holly Near發起的。[33] 女性音樂也指除了表演藝術家以外的更廣闊的女性音樂行業,包括錄音室樂師英語Session musician製作人音響師技術員、封面藝術家、發行人、籌辦人英語Promoter (entertainment)和組織活動者——當然,她們都是女性。[31]

20世紀80年代,女權主義成了音樂學家們主要關注的問題。[34] 在這之前,20世紀70年代時期,音樂學家們開始挖掘女性作曲家和表演者,並開始從女權主義的視角重審有關準則、天賦、體裁及時代劃分的概念。換句話說,女性音樂家如何融入傳統音樂歷史這一問題被提了出來。[34]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女權主義問題持續受到關注。蘇珊·麥克拉瑞英語Susan McClary瑪西亞·希特倫英語Marcia Citron和露絲·索里等音樂學家開始思考女性被現有工作主體排斥的文化原因。帶性別色彩的音樂話語、專業化、對女性音樂的接受程度、音樂創作地點檢查、女性的相對財富與教育、與女性特性相關的流行音樂的研究、音樂研究中的宗法觀念、性別觀念和性別差異等概念一直是該時期審查的主題。[34]

電影[編輯]

上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隨着女權電影理論的發展,出現了大量主張或闡明女權主義觀點的女權主義電影英語feminist film theory。20世紀60年代,由於政治辯論和所謂的「性解放」,女性變得很激進,但激進主義未能給女性帶來實質性的改變。這使得女性採取行動,成立了增強自我意識的團體,並開始從不同視角分析主要電影業的女性建構。[35] 大西洋兩岸的女權主義者之間有很明顯的差別。1972年,英國和美國舉辦了第一屆女權主義電影節,並創辦了首個女權主義電影期刊:《女性與電影》英語List of film periodicals。這一時期的先驅有克萊爾·強斯頓英語Claire Johnston勞拉·穆爾維英語Laura Mulvey,後者曾在愛丁堡電影節上組織過女性活動。[36] 其他對女權主義電影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理論家有特瑞莎·德·勞拉提斯英語Teresa de Lauretis,斯梅麗科和卡亞·西爾弗曼英語Kaja Silverman。哲學和心理分析的方法推動了女權主義電影批判、女權主義獨立電影和女權主義分配的發展。

有人認為,理論上有兩種方法可以促進女權主義電影的製作與獨立。 「解構法」關注它本身對主流電影業準則的分析和解碼,以在觀眾與主導電影間創造出一種不同的關係。第二種方法——女權主義反主流文化——表現為女性寫作,以探究特殊的女性電影語言。[37] 最近一些對女權主義電影的批評[38]主要以一種叫做「貝克德爾測驗」的瑞典評分系統為中心。

在20世紀30至50年代荷里活大製片廠的全盛期,電影業的女性們地位極低。[39] 即使現在情況好轉了許多,很多人認為仍然有很多待解決的問題。從薩莉·波特英語Sally Potter嘉芙蓮·布蕾亞英語Catherine Breillat卡萊爾·丹尼斯珍·康萍的藝術電影到嘉芙蓮·畢格羅的動作電影,女性現在更有發言權了,但她們很清楚性別差異依然存在。[40]

與政治運動的關係[編輯]

女權運動與20世紀的主要政治運動有複雜的相互作用。

社會主義[編輯]

自19世紀末期,一些女權主義者與社會主義結盟,然而其他人曾經批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缺乏對女性權利的關注。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的早期積極分子奧古斯特·倍倍爾發表了他的作品《女人與社會主義》(德語: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書中將為爭取兩性間的平等權利奮鬥和整體的社會平等相提並論。1907年,史特加舉行了一場社會主義女性國際會議,在史特加,選舉權被描述成階級鬥爭的工具。社會民主黨成員克拉拉·蔡特金呼籲女性應有相應的選舉權,以構建「允許用激進方法解決女性問題的社會秩序」。[41][42]

在英國,女性運動與工黨結盟。在美國,有激進背景的貝蒂·傅瑞丹掌握了領導權。激進女性組織英語Radical Women是美國最早並至今活躍的社會主義女權組織。[43] 西班牙內戰時期,多洛雷斯·伊巴露麗La Pasionaria,熱情之花)領導西班牙共產黨,儘管她支持女性擁有平等權利,但她反對女性上前線參戰,反對與無政府女權主義自由婦女英語Mujeres Libres發生衝突。[44]

法西斯主義[編輯]

法西斯主義者和女性團體都認為法西斯主義對女權主義持左右搖擺立場。1919年的法西斯黨宣言英語Fascist manifesto羅列出的其他有關社會改革的要求中,其中一項是將選舉權擴大到所有18歲及以上的意大利公民,包括女性(僅在1946年法西斯戰敗後實行)和從25歲起所有人都有權競選公職。fasci femminilli 等特殊的法西斯女子輔助組尤其支持這一要求,迫於總理貝尼托·墨索里尼的保守聯盟夥伴的壓力,只有部分要求在1925年得以實現。[45][46]

Cyprian Blamires聲明儘管女權主義者反對希特拉的崛起,但女權主義仍與納粹運動有着複雜的關係,納粹運動中也有敢於直言的支持希特拉的女性和女性團體。納粹黨人贊同父權社會的傳統觀念和女人在父權社會中的角色,他們聲稱承認婦女的平等就業權。[47] 然而希特拉和貝尼托·墨索里尼宣佈他們本人反對女權主義,[47] 1933年納粹主義在德國興起後,女權主義者們在戰前時期甚至20世紀20年代時為之奮鬥的參政權和經濟機會迅速瓦解崩潰。[42] 喬治斯·杜比等人提到,實際上,法西斯社會是有等級制度的,它重視男性的男子氣概,女人處在次要的位置。[42] Blamires也提到說自從20世紀60年代,新法西斯主義就對女權主義持敵對態度並倡導女性接受「她們的傳統社會角色」。[47]

民權運動和反種族主義[編輯]

民權運動和女權主義運動相互影響相互交織。許多西方女權主義者改編了黑人平等運動的說法和理論,並找到了婦女權利和有色人種權利的相似之處。[48] 儘管女性運動與民權運動相互聯繫,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二者關係中還是出現了一些衝突。非白人女性認為女權主義主要是由白人和中產階級主導的運動,不理解也並不關心種族問題。[49] 同樣,一些女性認為民權運動存在性別歧視的元素,而且沒有充分解決少數民族女性所關注的問題。[48] 這些評論建立了與種族主義、階級主義英語classism、性別歧視和黑人女權主義女奇卡諾人女權主義英語Chicana feminism等新女權主義相關的新的女權主義社會理論。[50][51]

女權主義對西方的影響[編輯]

女權主義運動影響了西方社會改變,包括女性的選舉權、受教育權、更公平的工資待遇、提出離婚訴訟的權利、關於是否要懷孕的身體自主權(包括服用避孕藥墮胎)、佔有財產的權利。[52]

對公民權的影響[編輯]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參與國。
  簽署並批准
  批准(加入或繼承)
  未獲承認但遵守公約的政府
  簽署但未批准
  未簽署

從20世紀60年代起,女權運動[53]在美國和英國產生了不同的結果。[54]其他的歐盟國家保證逐步淘汰歐共體中的歧視性法律。

一些女權主義運動改變了人們對兒童性虐待的態度。年輕女孩導致男性與其性交,這一觀點已被其他觀點取代——兩性均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55]

1966年,美國成立全國婦女組織英語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旨在為女性爭取平等的權利,包括藉助《平等權利憲法修正案英語Equal Rights Amendment》,[56] 但該提案最終在1982年因無法獲38州支持並未被通過,儘管一些州頒佈了他們自己禁止性別歧視的法規。

美國的生育權爭議,集中體現在最高法院1973年1月22日對羅訴韋德案的裁決中,該案宣佈女性有權在懷孕首階段選擇是否妊娠,即女性墮胎權合法化。此後女性獲得了更多可靠的生育控制權利,允許女性選擇計劃生育並參加工作。美國女權運動始於20世紀前十年,由山額夫領導,其他地方由瑪利亞·斯特普英語Marie Stopes領導。20世紀的最後30年,西方女性認識到她們通過控制生育獲得了新的自由,控制生育使得她們可以規劃自己的成人生活,也顧全了事業與家庭。[57]

20世紀,隨着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職場,家庭勞動分工也受到了影響。社會學家阿莉·羅塞爾·霍克希爾德英語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發現,如果夫婦雙方都有工作,男性和女性大體上花同樣的時間工作,但女性仍然在家務上付出了更多時間。[58][59] 凱蒂·楊英語Cathy Young曾辯解說那是因為在做家務、養育孩子方面,女性妨礙男性的平等參與。[60] 朱迪·K·布朗寫到,「當生存活動具備以下特點時,女性最可能做重大貢獻:參與者無須遠離家庭;任務相對單調,不要求全神貫注投入;工作不危險,即使被打斷也可以繼續,一旦被打斷後也較容易重新開始。」[61]

國際法中,《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是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國際公約,也是國際婦女權利法案。它在認同此公約的國家中有效。[62]

對語言的影響[編輯]

很多女權主義者都支持使用無性別意識的語言,例如以「Ms」統指所有已婚和未婚的女性,或在不清楚性別時用「他或她(he or she)」指明,而不只是用「他(he)」。女權主義者也支持使用包含二性元素的語言,例如以「humanity」取代「mankind」表示「人類」。女權主義者希望改變語言的運用,並非希望要求女性有平等權利或在政治論述中取得影響。它可以被視為改變有「性別歧視」元素的語言的嘗試,提出在英語中很多具有重男性色彩的例子。女權主義者認為語言直接地影響了現實中的觀念(見薩丕爾-沃夫假說)。在後殖民女權主義中,語言並不像西方國家一樣受到注目,因為很多非印歐語系的語言都沒有性別語法。

中性語言的支持者爭辯說使用偏好某一性別的語言經常意味着男性的優越性或反映出一種社會不平等。[63] 根據《英語語言學手冊》,把男性代詞作為類代詞或用某一特定性別的代詞作為有些職業頭銜,這些都是「英語語言習俗在歷史上把男人看成是人類物種原型」的例子。[64]

神學[編輯]

2008年艾德麗安·西蒙斯在霍斯特市唯一的女性清真寺前發表演講。該寺也是普什圖一帶女性權利進步的象徵。

女權主義神學運動,從女權主義角度重新審議宗教傳統、實踐、經文和神學。女權主義神學的一些目標包括加強女性在神職和宗教權力機構中的作用,重新詮釋男性主導的關於上帝的圖像和語言,確定女性在工作和母親身份上的地位,研究宗教經文裏的女性形象。[65] 基督教聖經在Judges 4:42 Kings 22:14中提到了女性在權力機構中的職位。

基督教女權主義英語Christian feminism是女權主義神學的一個分支,它提倡根據男女平等的觀點,尋求對基督教精神的詮釋和理解,這種詮釋對全面理解基督教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基督教的女權主義者沒有標準的信仰,大部分人認為上帝不會在性別基礎上歧視人,上帝參與的事務包括,女性聖職授任英語ordination of women、基督教婚姻中的男性統治地位和育兒平衡、主張與男性相比,女性病態性道德缺失和自卑、以及女性在教會中受到的整體待遇。[66][67]

伊斯蘭女權主義提倡女權性別平等和伊斯蘭框架中的社會平等。擁護者想要強調古蘭經中根深柢固的平等學說並鼓勵人們通過解讀古蘭經聖訓穆罕默德語錄)和伊斯蘭教法(法律)來質疑伊斯蘭教義中有關父權的解釋,旨在創造一個更平等、更公正的社會。[68]雖然該運動植根於伊斯蘭教,但女權運動的先驅們也會運用世俗和西方女權主義的論述,並承認伊斯蘭女權主義是全球女權主義運動的一部分。[69]

猶太女權主義英語Jewish feminism這場運動在於改善猶太女性的宗教地位、法律地位和社會地位,為猶太女性進行宗教體驗和從事領導活動提供新的機遇。在這些運動中,早期猶太女權主義者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女性被全部由男性組成的祈禱班英語minyan排除在外,不能參加時間有限的成人禮英語Mitzvah, 並且女性無權做證人,也不能主動提出離婚英語Jewish view of marriage[70] 許多猶太婦女在他們的歷史中成為女權運動的領袖。[71]

狩獵女神巫術團體英語Dianic Wicca是以女權主義為中心的神學體系英語thealogy[72][73]

世俗或無神論女權主義英語atheist feminism者參與了對宗教的女權主義批判,認為許多宗教都有壓迫女性的法則,而且在宗教經文中存在歧視女性的主題和元素。[74][75][76]

男權主義[編輯]

「女性穆斯林們——沙皇,貝伊和可汗把你們應有的權利奪走了」——一份1921年在阿塞拜疆發佈的蘇聯海報

在男權社會體系中,社會是圍繞着男性權威人物組織起來的。在該體系中,父親對於女性、孩子和財產有絕對的權威。它意味着男性擁有統治和特權的機構,並依賴於女性的隸屬服從。[77] 大多數形式的女權主義把父系社會看作壓制英語oppression女性的不公平的社會體制。[78]卡羅爾·佩特曼英語Carole Pateman認為在父系社會男性與女性間的區別是自由與服從間的政治差異。[79] 女權主義理論中,父權主義概念經常包括所有複製和再生男性對女性統治權的社會機制。女權主義理論通常認為男權主義是一種社會構建,可以通過揭露和批判性地分析其表現來推翻它。[80] 一些激進女權主義者提出建議說因為男權主義在社會中根深柢固,分離主義是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81] 其他女權主義者對此持批判性的態度,認為它違反男性的權力。[82][83]

男性與男子氣概[編輯]

女權主義理論探討了男性社會結構及其對性別平等目標的啟示。女權主義認為男性社會結構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將男性與侵略和競爭聯繫在一起,強化了男權的、不平等的性別關係。[84][85] 人們批判男權文化「限制了適用於男性的男子氣概的形式」,因此減少了他們的生活選擇。[86] 一些女權主義者熱衷於男性問題激進主義,例如把注意力放到強姦、伴侶熱情度,並探討了對男性的消極的社會期望。[87][88][89]

女權主義者鼓勵男性參與女權運動,她們認為這是全面實現性別平等這一社會承諾的一個重要策略。[90][91][92] 許多男性女權主義者和支持女權主義者在女權激進主義運動、女權主義理論和男性調查方面都很活躍。但是,有些人反對說雖然男性參與女權運動是必要的,但由於性別關係中,父權主義的社會影響根深柢固,男性參加女權運動是有問題的。[93] 在今天,女權主義和男性理論達成的共識是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並且應該合作起來實現女權主義更大的目標。[86] 在很大程度上,這一目標可以通過女性機構實現。[94]

女性婚後繼續就業率的增加[編輯]

女權主義運動帶來了美國歐洲女性就業率的大幅度上升。1950年代美國婚後女性就業率僅為11%,甚至少於1920年代。[95][96]經歷了在1960年代、1970年代伴隨着帶有濃烈地左翼色彩的民權運動而出現的的女權運動高潮後,1978年美國已婚女性就業率上升到50%。[97]1997年達到61%,在21世紀初頭幾年的經濟繁榮期時,認同「返回家庭相夫教子」的「選擇女權主義」回潮,[98]已婚女性就業率曾經回落到54%,[99]在2008年底金融海嘯爆發後,因為生活壓力增大所迫,美國已婚女性就業率重新上揚,[100]在2010年上升到69%左右,與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婚後女性就業率下降到77%的中國大陸已相差不遠。[101][102][103]

2008年底開始的金融海嘯對男性為主要勞動力的建築業運輸業損害較大,對女性為主要勞動力的護理清潔等工作損害較小,2010年美國勞動力市場一度出現女性總人數接近甚至超過男性總人數的可能[104],但最終隨着經濟復甦和工作機會轉好,美國男性重新鞏固了就業總人數的多數優勢。[105]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調查數據,截止2013年1月止對發達國家女性婚後就業率的統計,在北歐瑞典芬蘭,有6歲以下孩子卻不辭職繼續工作的婦女比例高達76%(有18歲以下孩子不辭職堅持工作的婦女比例高達82%),美國為61%(有18歲以下孩子卻不辭職堅持工作的婦女比例達70%),英國為55%,德國為53%。相比之下,日本只有34%。[106]

女性婚後姓氏自主權的增加[編輯]

在西方國家,妻從夫姓是一種歷史悠久常見的習俗,一直沒有什麼異議,直到20世紀下半葉才有不少女權主義者開始反對女性必須在婚後改從夫姓。在中世紀時,就有當女性是一個貴族階層的家族唯一繼承人時,則新婚女性保留娘家性不從夫姓,其新生子女也可能隨母姓以延續家族傳承的習慣,但是當時絕大多數西方女性結婚後都會從夫姓。

西方國家女子出嫁後從夫姓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習俗。從196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早期,伴隨着女權主義的進展,西方女士結婚後選擇保留其娘家姓氏,或者是用連字號形式顯示其婚後的名稱的百分點有輕微上升的趨勢。(在美國,少數女士仍保留其娘家姓氏。已婚女性的全名=妻子的名字+妻子的姓氏+丈夫的姓氏,例如希拉里·克林頓的全名:Hilary Rodham Clinton,希拉里在1975年與比爾·克林頓結婚後曾經長期不冠夫姓,直到1983年為丈夫能夠連任阿肯色州州長而籠絡保守派選民決定冠夫姓,成功增加政治本錢。[107])就算在一些家庭中,妻子保留了娘家的姓氏,但夫婦亦會為其子女給予父姓。在使用英語的國家,在傳統上,已婚女士都會被稱為 Mrs.[丈夫的全名]。不過近年來,更多會使用 Mrs. [妻子的名字] [丈夫的姓氏]。大體上來說,英美等國家的女性結婚後是否冠夫性,是可以由女性自行決定的。

在中古時期, 當一個低階級家庭的男士要娶高階級家庭中的獨生女,他只好入贅妻家隨妻姓。18至19世紀英國,女方遺產有時會令男士改變姓名。雖說對英語國家男士從妻姓是絕少數,但是有些男士仍然選擇作出此舉,例如加拿大的原住民,更罕有的例子是夫婦選擇全新的姓氏。

作為另外一個選擇,夫婦會採用雙姓。舉例來說,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男)與伊雷娜·約里奧-居里伊雷娜·約里奧-居里,女)結婚時,雙方姓氏改為Joliot-Curie,其中Joliot為男方原姓氏,而Curie則為女方姓氏(相信本例有男方凸顯「屬於居里家族」之意,且其子女仍然沿用Joliot為姓氏)。再比如生活大爆炸女主角凱莉·庫柯,在嫁給網球運動員萊恩·斯威廷後保留原姓而使用雙姓,改叫凱莉·庫柯-斯威廷。但是,有些人認為姓氏用連字號形式會變得過長累贅。妻子亦可以把她的娘家姓作為她的中間名,如Mary Jones嫁給了姓Smith的男人後,她可以被稱為Mrs. Smith,或者把娘家性作為中間名稱Mary Jones Smith。北歐瑞典有40%的女性結婚後使用夫妻雙姓美國則少一些。

從事演藝界的女性大多數在結婚後都不會隨丈夫姓氏,不光如柯德莉·夏萍波姬·小絲桑德拉·布洛克妮可·基德曼等一線女演員和麥當娜·西科尼艾薇兒·拉維尼等一線女歌手幾乎全都不從夫姓(少有的例外是選擇從夫姓的大衛·碧咸之妻維多利亞·碧咸),即便是不出名者如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的妻子—製片人艾瑪·托馬斯這樣的演職人員也多有不從夫姓者。此外、律師(如曾長期保留娘家姓的希拉里·羅德姆·克林頓)、法官教授(如《男性的終結:End of Men》一書的作者漢娜·羅辛英語Hanna Rosin[108])、科學家作家醫生、父系祖先顯赫的女政客(如本尼托·墨索里尼的孫女亞歷山德拉·墨索里尼[109]比爾·克林頓的女兒切爾西·克林頓等)等有公認成就的女性,都有很大比例的結婚後不從夫姓者。自1960年代末女權主義興起後,歐美國家每年有盡15%-20%的新婚女性選擇不隨丈夫姓而保留自己的姓氏。[110]現在在美國和歐洲,也已有數量雖仍非常少但比以前有所增加的男性決定放棄自己姓隨妻子姓。[111]

日本法律不承認夫妻異姓的婚姻為合法婚姻,例如安倍晉三的妻子安倍昭惠在結婚後就隨了丈夫姓改姓安倍。有部分日本人支持夫妻異姓的婚姻合法化

中國大陸朝鮮韓國越南法律規定夫妻除非結婚前原本就同姓,否則結婚後不能改動成同一姓氏,必須保持夫妻異姓。例如,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姓李,金正恩的母親高英姬姓高。姚明的母親方鳳悌姓方,姚明的妻子葉莉姓葉,習近平的妻子彭麗媛姓彭。在香港,大多數在結婚後都不會隨丈夫姓氏,在香港身份證上,夫妻擁有各自的姓氏。部分任職政府高層官員的女性會加上夫姓,像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羅范椒芬等人般冠夫姓,源自英國殖民地時代的不成文規定,但自從1970年代公務員男女平權以後,冠夫姓已經在公務員體系,甚至是社會中漸淡出,反映女性社會地位的進步。[112]

前蘇聯和現在的俄羅斯雖鼓勵和讚許妻子結婚後不隨丈夫姓,但並不強制禁止妻子結婚後從夫姓。例如,列寧(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如隨夫姓則應改為烏里揚諾娃)、斯大林(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朱加什維利)的妻子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都保留娘家姓未從夫姓。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夫妻是同一姓氏的美國和歐洲,卻要比大部分夫妻不是同一姓氏的韓國台灣女性結婚後繼續工作率要高,所以人們很難將是否從夫姓作為判斷一個國家女性社會地位的標準。

在某些國家的管轄權限 (jurisdictions), 妻子的姓氏會自動轉變為丈夫的姓氏以保其法律上的合法地位。現在女士可以容易地更改她的婚後姓名,而這個改變不再是違憲的了。 在某些地方,民事訴訟案及憲法的更改使得男士亦可以容易地更改婚後姓名,例如在英屬哥倫比亞。

曾經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而用婚前姓氏的女士,即使在婚後,她們亦不會從夫姓,以保持其訢舊著作對學術界所作出的貢獻。這個慣例在女醫生、女律師事務所及其他專業也很重要。

反應[編輯]

不同群體的人對女權主義做出了反應,其支持者和反對者中都既有男性又有女性。美國大學生中,無論男女,他們更多的是支持女權主義思想而不是自稱為女權主義者。[113][114][115] 美國媒體對女權主義的評價比較消極,並認為女權主義者「不經常參與正常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娛樂活動。」[116][117]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由於人們接觸了自我認定為女權主義者的人、了解與不同形式的女權主義有關的討論,他們對女權主義的自我認同在增加。[118] 羅伊·鮑邁斯特英語Roy Baumeister批評那些「只關注社會上層並把社會看做一個整體來下結論」的女權主義者,「的確,社會上層大多數是男性,但是如果你放眼於社會底層,真正在社會最底層的,大多數人同樣是男性。」 [119]

擁女主義[編輯]

擁女主義者支持女權主義,但支持者並不一定是女權主義運動的一員。這一術語最常用來指積極支持女權主義的男性。擁女主義男性團體的活動包括男孩和青年反對校園暴力行為,在工作場所開展防治性騷擾工作組,進行社區教育活動,勸告男性暴力犯罪者。擁女主義男性也可以討論男性健康,參與包括反色情法的反色情運動,男性研究以及學校的性別平等課程發展。他們有時也與女權主義者和家庭暴力與強暴危機中心等女性服務機構合作。[120][121]

對女權主義和反女權主義的批判[編輯]

反女權主義是反對女權主義的一部分或全部形式。[122]

在19世紀,反女權主義主要集中在反對女性參政。後來,反對女性進入高等教育機構學習的人認為教育對女性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其他反女權主義者反對女性外出工作,反對女性加入工會的權力,不允許女性進入陪審團,反對女性擁有控制生育的權力,並要求女性在性行為方面遵循伴侶的要求。[123]

有些人認為女權主義與傳統價值觀或宗教信仰相悖,因此他們反對女權主義。例如,這些人認為社會不應該接受離婚和不結婚的女人,男人和女人本質上不同,因此他們應該維持自己在社會中的傳統角色。[124][125][126] 其他反女權主義者反對女性外出工作,反對女性參政或參與投票過程,也反對家庭中男性權威的減弱。[127][128][73]

卡米拉·帕格里亞英語Camille Paglia克里斯蒂娜·霍夫·薩默斯英語Christina Hoff Sommers珍·貝斯克·愛爾希坦英語Jean Bethke Elshtain伊麗莎白·福克斯·真魯維斯英語Elizabeth Fox-Genovese麗莎·露賽爾·歐文斯達芬妮·帕泰英語Daphne Patai等作家雖然也認同自己是女權主義者,但他們反對某些女權主義形式,例如,她們認為女權主義經常宣揚男性貶抑的思想並宣稱女性的利益高於男性,她們批判說激進的女權主義立場對男性和女性都有害。[129] 達芬妮·帕泰英語Daphne Patai和諾麗塔·克瑞傑認為「反女權主義者」這一術語常被用來平息人們對女權主義的爭論。[130] 麗莎·露賽爾·歐文斯認為某些擴展到專屬於女性的權利與重男輕女的的本質是一樣的,因為這使女性失去了鍛煉自己道德行為重要方面的機會。[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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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籍[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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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evens, Doris; O'Hare, Carol. Jailed for Freedom: American Women Win the Vote. Troutdale, OR: NewSage Press. 1995. ISBN 0-939165-25-2. 
  • Wheeler, Marjorie W. One Woman, One Vote: Rediscovering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Troutdale, OR: NewSage Press. 1995. ISBN 0-939165-26-0. 
  • Interface volume 3 issue 2: Feminism, women's movements and women in movement. 2011-12-13. 

外部連結[編輯]

女權主義資源
中性立場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