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遺毒
文革遺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對該運動持反對與批評態度的團體對文革殘留影響的通稱，尤其是對於後文革時期依然受到文革影響的語言、觀點、行為和政治思維等等的稱法[1][2][3]。該用語並無官方定義，但與「極左」意識形態的形容緊密相關[2][4][5][6]。在中國大陸當前的語境中，文革遺毒一詞較多地被用於形容人們的以下觀點或行為：
- 將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神化（毛澤東崇拜），拒絕容忍對其非正面的評價[4][5][7][8]；
- 大字報式的辯論語言，用喊口號、扣帽子、恐嚇威脅、上綱上線、非黑即白等謬誤代替邏輯理性的討論[5][7][9]；
- 輕易給他人扣上帽子如「崇洋媚外」「賣國賊」「漢奸」「境外勢力」「走資派」等[8][10][11][12][13]；
- 政治掛帥，將一切問題歸結為政治路線問題，輕視法律和法治[2][5][6]；
- 全面肯定文革十年中的中國、全面否定文革後的中國[4][5]。
撥亂反正時期，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官方正式否定，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遺留下來的思想和物質並沒有因此泯滅。2012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作出了關於新中國成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14][15][16][17]
2018年，中國教育部組織編寫的一套新版初中歷史教材因刪改「文化大革命」內容而引起巨大爭議[18]。在2021年最新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的這段時間被描述為「是我們黨領導人民艱辛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歷史時期。[19]」
歷史起源[編輯]
1966年到1976年，中國大陸進行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大陸的工作重心從經濟轉向了政治活動，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經濟、教育、科研、民生、道路、文物古蹟都不同層面的被破壞，全國諸多地區發生大屠殺事件、主要針對「黑五類」及其親屬，一大批幹部被打倒，知識分子被上山下鄉勞動改造，道路橋樑等基礎設施被損毀，文物古蹟也在破四舊中損失殆盡，科研工作除受保護部門也被進行思想整頓。[16][17]
文革期間，四人幫利用毛澤東的威望，以唱紅的形式製造個人崇拜，加其利用排除政治異己。同時，受極左思維影響，國內民粹主義泛濫，校舍長期停課，嚴重延誤了經濟發展並導致了生產力落後的現象。[20]
後文革時期[編輯]
改革開放初期[編輯]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領導的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實行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將國家工作重心由政治運動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同時推進了撥亂反正，對文化大革命中的部分人物進行了法律制裁和審判，也為無辜受害者進行了平反。[16][17]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官方正式否定，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遺留下來的思想和物質並沒有因此泯滅。[16][17] 而1983年，中國共產黨保守勢力發動了左傾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被部分人士認為是文革的迴光返照。[21][22]
與此同時，民間也開始了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著名作家巴金後半生一直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巴金生前曾說：「建立文革博物館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過去，才能做未來的主人；……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情景說明20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10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會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謊言。」但是由於文革遺留勢力的阻擾和其他各種各樣的阻力，直到巴金逝世他的願望也未能達成。[23][24]
改革開放深入[編輯]
1986年底，中國大陸爆發了「八六學潮」，而中國共產黨保守勢力在鄧小平的支持下，發動了左傾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該運動此後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反對，趙紫陽認為左派利用了反自由化運動來反對和否定改革開放，並以此說服了鄧小平，該運動隨後於1987年中期逐漸結束。[25][26]
隨着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成就，中國大陸社會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深層矛盾，如分配不公、貧富懸殊、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於是社會上的文革遺留勢力開始死灰復燃。文革遺毒由於對現實社會的不滿，開始追溯想像中的毛澤東時代的清廉和公平；由於民主改革會奪走其手中的權力，用唱紅色歌曲來追思文革的記憶；其認為，保持中共的本色就是意識形態向左走，經濟上則主張政府分配資源、實行計劃經濟，民生問題則希望實行大鍋飯分蛋糕的形式。[23]
2010年以後[編輯]
2010年11月份，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公開表態支持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的「雙起記者論」，同時提出「記者國家公害論」，對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旗下的南方報系說：「我覺得全國人民應該起訴南方報系，天天在誣衊我們革命先烈，誣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誣衊全體中國人民。像南方報系還有野雞網（指貶稱鳳凰網的意思）這些媒體首先就應該遭到起訴。」孔慶東的言論被肖鷹認為是典型的文革遺毒。[27][28][29][30]
2012年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答記者問時說道：「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作出了關於新中國成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這是官方首次出面說明文革遺毒的存在和活躍。[14][15][31]
2012年6月6日，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畢業生身着類似紅衛兵的服裝，手拿「紅寶書」在學校的圖書館前面拍畢業照。[32]此事引發社會極大的關注，震動中國大陸和香港，騰訊網列出專題網《文明社會怎容忍「紅衛兵」？》深刻批評學校的學生逆流[33]；香港鳳凰衛視主持人閭丘露薇說，有的東西是不能拿來調侃和消費的。不過也指出，文革之所以被浪漫化，可能是這些年輕人，對於那個時代無法充分認識，故『只有這樣的印象吧？誰的責任？他們的下一代又會怎樣？』表示對未來大陸一代的深刻擔憂。[34]
2020年以後[編輯]
2021年清明節前後，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憶母長文《我的母親》，分四期在《澳門導報》發表，[35][36]被微信禁發、媒體禁轉載，其中又有幾段涉及文革的篇幅被指主因，分析稱，警告文革重演的危險，在當下的大陸政治場子是不受歡迎的，引起是否會有文革2.0的關注。尤其提及文革也不符合當下習近平政權的政治正確，雖說許多黨史和文章仍然以認為文革是負面的的基調做筆，但都漸漸淡化此災難，而以「曲折的探索」等等推託含糊的言詞取代之。[37]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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