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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太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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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太林主義(俄語:Сталинизм)狹義上是指一套以蘇聯1929-1953年間最高領導人約瑟夫·史太林命名的政治經濟理論體系以及按照他的思想理論在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體制、運行機制。其主要包括了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廣泛的政治宣傳手段,建立起圍繞某一領導人的個人崇拜政治氛圍,並以此來保持政府對全國人民的政治引導。史太林主義的國家模式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陣營普遍採用的一種發展方式,曾被認為是正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反史太林主義的路線就是修正主義路線。[1]蘇聯直至戈爾巴喬夫改革前基本上保持的仍是已經失去動力機制的史太林模式。[2]

名詞「史太林主義」最早由拉扎爾·卡岡諾維奇提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自居的史太林本人從未使用過這個詞彙。

列夫·托洛茨基稱史太林主義體制為獨裁政策,這個解釋被反對史太林主義的評論家們廣泛運用。

史太林主義還經常被反共主義者稱為「紅色法西斯主義」,該稱呼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在1945年後的美國使用尤其普遍。所以在廣義上史太林模式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被前蘇聯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採用、並且延續約70年。[3]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在公開性和民主化的口號下,掀起了重評史太林的活動。戈爾巴喬夫為了克服危機,認為「必須粉碎史太林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有關的一切東西」,同「史太林主義的一切形式徹底決裂」。[4]但戈爾巴喬夫倡導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失敗,最終導致了蘇聯解體

形成[編輯]

十月革命後,蘇俄內戰期間實行的模式是「軍事共產主義」模式。這個模式把全國變成一個大軍營,把全國的生產和消費統統集中到國家手裏,取消商品買賣,取締市場,黨內外均實行戰鬥命令制。這種做法引發農民的嚴重不滿和堅決反抗,以至於在國內戰爭後期農民暴動蜂起。為拯救蘇維埃政權,1921年春布爾什維克黨放棄軍事共產主義模式,實行以糧食稅為開端的新經濟政策。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根本沒有提及的嶄新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其特點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引入市場機制,恢復並運用市場、商品、貨幣關係、價值規律等等一向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列寧去世後,主政的是反對新經濟政策的「左派」,包括季諾維也夫、史太林以及托洛茨基。史太林取得了政治鬥爭的勝利後,宣佈讓新經濟政策「見鬼去」,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實行農業全盤集體化和指令性計劃及超高速度的重工業化、軍事工業化,貫徹「階級鬥爭尖銳化理論」,加強專政,在國內實施大規模鎮壓。結果在1930年代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軍事動員型的計劃經濟體制。這就是史太林模式的由來。[5]1937年5月6日,《真理報》發表了史太林給編寫者的信,提出出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930年代出版《蘇聯國內戰爭史》時,史太林給此書規定了向世界傳授俄國革命的經驗的任務。他說:「《簡明教程》的一項任務,就「是要清洗腦筋,以免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些眾所周知的概念和術語低級趣味化,完全恢復作為布爾什維克主義財富的那些觀點,使其不受灰渣的侵襲,使其不被低級趣味化。」1938年11月14日,聯共(布)中央再次就《簡明教程》的宣傳鼓動工作做出決議《簡明教程》「是對聯共(布)黨史的主要問題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官方的、可信的說法,不允許有任何其他的、任意解釋。」其根本目的是要推廣史太林模式,把史太林的做法當作供全世界效法的樣板。該書出版後被譽為「馬列主義基礎的百科全書」、「共產黨員的教科書」,共產國際將其指定為各國共產黨人的「必讀書」。1954年出版的,由史太林親自審定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把集中體現史太林模式的主要內容上升為社會主義各國必須遵循的「共同規律」。

和列寧主義的關係[編輯]

歷史學者愛德華·拉辛斯基認為正如他自己所宣稱的那樣,史太林是列寧真正的追隨者[6]。他指出是列寧引入紅色恐怖集中營和聲名狼藉的第58號條款,是列寧建立了一黨制制度[7]。當前蘇聯總理莫洛托夫被提問兩位領導人誰更「嚴厲」的問題時曾回答到:「當然是列寧……我清楚的記得列寧當時是怎樣地指責史太林的軟弱和自由主義傾向。」[7]支持此觀點的人認為,史太林主義列寧主義存在大量共同點,足以揭示他們之間的連續性。例如列寧曾對蘇聯共產黨內的小團體實施禁令,並在1921年提出一黨制國家的方針——這種運動使史太林在列寧死後成功的排擠掉他的政治對手。而且列寧曾用於對黨內不忠分子實施清洗的做法,日後則成為史太林30年代廣泛使用的政治手段。在列寧統治時期,恐怖政策被用於鎮壓反動派。為實現這一目的,契卡機關於1917年12月成立。契卡領導人捷爾任斯基曾滿懷激情的宣稱:「實話實說——我們實施的就是有組織的恐怖。」[8]根據西方的權威估計,至1924年為止契卡處決的人數已經超過了250,000人。

持類似觀點的人認為,史太林激進的現代化改革也並非他本人的原創,它們主要是列寧戰時共產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該政策主要特點在於大規模實施國有化,從農村強制徵收穀物和粗放式的勞動指揮。勞動紀律十分嚴格,遲到和缺勤都將會遭受嚴厲的處罰。

持反對觀點的人則認為,兩者之間存在着根本不同。列寧主義在國家制度層面反映為中央政府、政黨和軍事委員會並行的「三駕馬車」制度,以政府首腦、黨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平等享有政治權力,防止個人獨裁。而史太林主義則建立了以技術官僚、行政官僚為核心的黨組織,使其凌駕於一切政府機構和社會機構之上,催生了高度集中而僵化的國家政治生活氛圍。反映在對群眾的態度上,列寧主張承認並引導無產階級的自發性,輔以理論灌輸提升革命群眾的革命自覺性,史太林則以一整套官僚機器將每個社會成員納入其中,使用指令式的行政風格將其變成國家的零件,同時明令禁止「以各種理由鼓吹將工人階級凌駕於黨組織之上的言論」,完全將本應是服務於無產階級的先鋒黨,變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新統治者。從行事作風上看,列寧及列寧主義者通常尊重以左翼前提下提出的各種不同意見,允許提出各種批評聲音,列寧在各次大會上的主要工作便是對付各色批評者,而史太林及其追隨者通常工作風格簡單粗暴,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激化矛盾。典型事例為史太林製造的格魯吉亞事件,導致列寧建議免去史太林的蘇共總書記職務,信中寫道:「史太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一個辦法把史太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位置。」[9]

特點[編輯]

史太林主義主要體現在:

  • 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模式: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以集體農莊為代表的集體所有制。
  • 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集中於黨中央的最高機構政治局、書記處。黨政合一,黨國合一;實行不受法律限制的無產階級專政。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制:共產黨不僅領導一切,而且通過壟斷國家機關幹部人事任免,直接發佈政令,管理國家事務。
  • 文化思想的專制統治:黨政府嚴密控制與官方思想相左的思想,並全面掌握思想文化領域的管理權,對思想文化領域實行集中領導。黨和國家的宣傳教育部門對思想文化產品實行嚴格的審查和管制,要求全黨和全體國民在思想和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蘇聯學者布堅科認為:「根據現在的全部情況,是否應當這樣說才是正確的:由於30年代末我國歷史性建設新社會的特點,蘇聯建成的社會主義是史太林式的,即國家行政,國家官僚、兵營式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共產主義奠基人所預見的社會主義」。蘇聯學者B.基謝廖夫認為,史太林模式的突出特點是:「全面集中管理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將行政命令方法與國家恐怖手段相結合,直至組織大規模鎮壓和建立強制性勞動的集中營;粗放和浪費的經濟與政治機制,在這種機制下,完全取消了依據社會效益來評價成果;否認從前的民主化形式的價值,取消群眾管理和民主制度的形式;否認自治思想,政權的神聖化直至個人崇拜;社會生活甚至不受形式的民主程序控制;把國家的機關結為一體;執行機關監督選舉機關;執法機關脫離法律和社會,其結果是獨斷專行。」他接着指出:「所有這些變形的『兵營式共產主義』的特點,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為之奮鬥的自治社會主義和社會解放的理論是格格不入的。」[10]戈爾巴喬夫認為,史太林時期在蘇聯建成的社會主義,「佔上風的是僵硬的、甚至殘酷的極權主義制度。這種制度當然是在演變的,在史太林死後,它的殘酷性略有削弱,變得緩和些。但實質依然故我」。「歸根到底,大家看到,蘇聯所實現的『模式』不是社會主義的模式,而是極權主義的模式。這對所有認真追求人類進步的人來說,都是值得進行思考的一個嚴肅的問題」。[11]

政策[編輯]

史太林主義是指在約瑟夫·史太林統治下的蘇聯和受蘇聯影響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使用的共產主義理論。但是,蘇聯和大多受其影響的國家將這個政治理論稱為馬列主義,他們認為史太林並不是一個理論家,而是作為一個寫了幾本易懂書籍的通訊者身份而存在,認為他並未像馬克思與列寧一樣在理論上做出根本貢獻。所謂史太林主義只是馬列主義思想的一種解釋和一個把馬列主義現實化了的政治實踐,它成功地在二十年代通過五年計劃使蘇聯工業產業化。有些時候政治歷史學者會用複合名詞馬克思列寧史太林主義或「馬克思/列寧/史太林的教導」來表明它們之間的歷史繼承性。然而,也有很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們共同認為史太林主義埋葬了他們的理想。特別是反史太林的托洛茨基派者們認為:史太林主義不過是一個冒用馬克思主義名義的反革命政策。

史太林派則對此反駁道,列寧在1924年死後,史太林是列寧主義的最高權威,並指出托洛茨基因為直到1917年才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並和列寧就先鋒黨的問題發出衝突,無法和史太林相提並論。從1917年到1924年期間,列寧、托洛茨基和史太林看似聯合,但事實上卻從沒有消除他們之間的理念差異。

史太林在和托洛茨基的爭執中反駁了工人階級對革命的重要性(比如,在美國,工人階級資產化為勞動貴族)。並且,史太林突出強調了農民階級的重要性(如中國),相反托洛茨基則看好城市革命而不是農民起義和游擊戰。1924年12月史太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策略》中開始明確認為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1930年聯共十六大上,史太林說,我們現在還處於過渡時期,但是我們現在所處過渡時期與過去不一樣了,過去是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過渡時期,現在則是社會主義成分掌握了國民經濟的一切槓桿。[12]

史太林對共產主義的主要貢獻包括:

史太林主義經常被作為所謂極權主義、暴政的同義詞。這個詞也經常被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國家用來形容通過暴力打擊(主張私有制經濟的)持不同政見者,並對其實施監禁和殺害的社會制度。

布爾什維克化[編輯]

史太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為史太林制度體系奠定了理論基礎。1925年,史太林提出了黨的領導幹部問題是實現布爾什維克化的根本,而且具體提出了各國共產黨實現布爾什維克化的12項基本條件。[14]史太林論布爾什維克化的第一條講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主張以黨代政,要求各個管理機關和權力機關「通過任何一項重要的決議都非有黨的有關指示不可」。[15]史太林說:「要是沒有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行。」[16]黨的一元化領導是在史太林執政期間形成的一種政治體制的特徵,主要就是黨代表工人階級掌權,享有最高權威。黨成了特殊的行政、經濟管理機關。黨要領導軍隊、政府和民眾團體。各部門各單位都由黨委書記掛帥,黨委書記凌駕於一切組織之上。史太林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書中這樣解釋道:「黨是政權的核心,但它和國家政權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個東西。」史太林常把群眾比作布爾什維克的母親,表示布爾什維克應從群眾身上汲取真正的力量。

史太林的第二條講黨特別是黨的領導者必須完全精通與革命密切聯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17]

史太林的第三條講黨在制定各種口號、指示時,應根據對國內和國際具體條件的分析。[18]

史太林的第四條講黨要在群眾的革命鬥爭中檢查自己的口號、指示是否正確。[19]史太林指出「要無產階級政党進行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政黨根據本身的錯誤來學習和接受教育,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黨的真正幹部和真正領導者。」[20]

史太林的第五條講黨的全部工作,每一個行動,都要走向使群眾革命化。史太林在《列寧主義概論》中說到列寧的四條基本方法時,特別指出革命風格的重要,在群眾現有經驗的基礎上,在實際鬥爭中,逐步地教育群眾,一天一天地提高群眾,使群眾自然而然地革命化。[21]

史太林的第六條講黨在工作中要善於把最高的原則性和同群眾最大限度的聯繫相結合。[22]這個原則被稱為密切聯繫群眾、群眾路線。史太林強調黨必須密切聯繫群眾。他說:「同群眾聯繫,鞏固這種聯繫,下決心傾聽群眾的呼聲一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領導力量強大及其不可戰勝的原因」;「只有當領導者和群眾保持極密切的聯繫,領導者和黨員群眾、和工人階級、和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保持極密切的聯繫時才能做到以他們的經驗"來充實領導者的經驗"。[23]

史太林的第七條講黨在工作中要善於把不調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靈活性、機動性相結合。[24]

史太林的第八條講必須使黨不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怕批評,要善於在自己的錯誤中改進和教育自己的幹部。[25]

史太林的第九條講黨要善於把先進戰鬥員中的優秀分子選拔到基本的領導核心中去。[26]領導核心有兩個條件,就是要十分忠誠,十分有經驗。

史太林的第十條講黨必須經常改善自己的社會成分,消除那些腐化黨的機會主義分子。[27]

史太林的第十一條講黨必須建立起鐵的無產階級的紀律。[28]

史太林的第十二條講黨應系統地檢查自己的決定和指示的執行。[29]

在史太林的講話和文章里,及共產國際後來的有關文件中,以是否聯共(布)模式化為各國無產階級政黨是否布爾什維克化的標準,以保證共產國際完全服從於史太林主義的派別。1942年,根據共產國際、史太林布爾什維克化方針的要求和共產國際1940年3月11日決議精神,中共開展了延安整風運動

幹部任命制[編輯]

史太林模式排斥社會和民眾的參與,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都按黨的機關的指示行事,幹部由黨組織層層任命,蘇維埃的代表也都是黨指定候選人通過等額選舉產生。1924年列寧逝世以後,史太林在蘇聯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舉行的追悼會上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30]史太林提出:「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即無產階級的黨,即共產黨,這個黨決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黨分掌領導。」[31]史太林主義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整個國家的權力高度集中於蘇聯共產黨一黨之手,在蘇共黨內權力又高度集中於黨的領袖一人之手,黨內民主及社會民主僅停留在口頭或者文字等外在形式的層面上,正常的黨內監督和社會監督缺失;對黨、國家及社會事務的管理,則實行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制,各級幹部則自下而上地對自己的上級負責和惟命是從,全黨乃至整個國家則最終形成對黨的領袖的頂禮膜拜。[32]在史太林時期還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權制度,如建立內部特供商店、餐廳、醫院、免費別墅、在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期間贈送貴重禮品和包裹制度。史太林為了加強集權,還建立了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和檔案幹部。史太林說:保存黨的歷史檔案的"黨史委員會不但是黨內文件的儲藏所,而且是黨內文件的解釋者。"

等額選舉制[編輯]

史太林建立了指定接班人以及等額選舉制度。各級黨委委員們對於史太林的各種提議、方案,只有舉手通過的義務,沒有表示不同意見的權利,誰不贊成誰就是反對史太林,就是反革命。史太林排斥了社會和民眾的參與,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都按黨的機關的指示行事,不僅幹部由黨組織層層任命,蘇維埃的代表也都是黨指定候選人通過等額選舉產生。1918年的蘇俄憲法規定,蘇維埃代表選舉採取等額選舉的辦法。[33]等額選舉制,即選幾個代表提名幾個代表候選人。各級蘇維埃代表和行政首腦大多是由黨組織挑選內定,再交給選民進行等額投票。

黨領導軍隊的制度[編輯]

1927年10月6日,史太林提出:「最主要的是在主要的司令部內要有堅強的政治領導,要由絕對可靠的和堅定的共產黨員組成。」史太林提出:「領導軍隊的是由上級任命並按照強制原則編制軍隊的司令部。司令部不僅要編制軍隊,而且還要供給軍隊給養、被服、鞋襪等等。全軍在物質上完全依賴司令部」。1935年5月,史太林在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提出的「幹部決定一切」的論點,是蘇共指導軍隊建設的綱領性口號。史太林強調:無產階級軍隊需要鐵的紀律和嚴格管理,維護紀律和秩序是黨領導軍隊和軍隊全體人員首要的職責。史太林十分重視建立和健全軍隊政治工作機關和政治工作制度,認為這是世界上一切其他軍隊都沒有的"特殊武器"。史太林發佈《關於改組政治宣傳機構和實行軍事政治委員制度》的命令,在團以上部隊實行政治委員制。他認為「如果需要建立什麼機構的話,那就應當建立政治委員制度。要堅決做到使實際權力掌握在共產黨和政治委員手裏」。政治委員制度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蘇共的行政結構中,「總政治部是蘇共中央書記處下設的一個部,具有單獨的指揮鏈」。這種獨特的組織系統和指揮鏈是蘇共統一軍隊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石。[34]

階級鬥爭[編輯]

史太林把階級鬥爭看成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我們所有的進展,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每一個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們國內階級鬥爭的表現和結果」。[35]史太林認為黨是靠清洗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

路線鬥爭[編輯]

史太林歷來比較喜歡講兩條路線,1920年代後期逐漸把路線問題提到非常嚴重的地步。史太林指出,托洛茨基主義是變相的孟什維主義,是考茨基主義,是社會民主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史太林用列寧來打擊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提出:「列寧是自死一直反對不斷革命論的。」[36]從1925年到1928年,史太林就清除了三個反對派,分別是托洛茨基反對派、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布哈林李可夫反黨集團。史太林認為:「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革命的性質、進程和結局完全取決於政權操在誰手裏,哪個階級掌握政權。所謂政權危機,無非是各個階級爭奪政權鬥爭的外部表現。革命時代的特點其實就在於爭奪政權的鬥爭在這時具有最尖銳和最明顯的性質。」[37]1943年,根據史太林的鬥爭思想,毛澤東選編了黨的路線學習材料《兩條路線》,在黨內高級幹部中發行。

勞改制度[編輯]

史太林指出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國內戰爭時期最明顯的是專政的暴力方面」「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最明顯的是專政的和平工作、組織工作、文化工作、革命法制等等。可是,從這裏同樣也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建設時期,專政底強力方面已經消失或可能消失。現時,在建設時期中,鎮壓機關、軍隊以及其他組織,也是如在國內戰爭時期一樣必要的。如果沒有這些機關,那麼,專政就沒有可能進行有若干保證的建設工作。」[38]1923年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首屆懲罰工作者代表會議在莫斯科召開,會議討論了蘇聯第一部勞動改造法草案,提出了對罪犯實施勞動感化的措施。1924年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通過了《蘇俄勞動改造法典》,確定用勞動改造營「取代從前遺留下來的監獄」。勞動改造是前蘇聯的基本刑罰執行制度。法典第九條規定:「每個勞動改造機構都應當堅決奉行通過關押在其中的囚犯勞動來彌補犯人自身的開銷費用」。古拉格是蘇聯國家安全部門的一個下屬機構「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的俄文縮寫譯音。貝利亞向部長會議主席團提交了《關於移交勞動改造營的報告》和《關於將勞改營和勞改隊由蘇聯內務部移交蘇聯司法部的決議草案》兩個文件。不剝奪自由的勞動改造從蘇聯傳播到東歐各國,《捷克斯洛伐克刑法典》稱為改造措施,《匈牙利刑法典》稱為改造教育工作,《羅馬尼亞刑法典》稱為勞動教育,《波蘭刑法典》則直接稱為限制自由刑。1954年在蘇聯法律專家協助下,中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草案》。[39]

經濟政策[編輯]

在20年代末期,史太林發起了一波激進的經濟改革,對蘇聯的工業和農業實施徹底改造。這個被稱為「大轉向」的經濟改革,意味着史太林對之前較接近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的全面摒棄。列寧時代的新經濟政策曾經確保了蘇俄這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在七年的戰爭中(1914-1921,包括1914—1917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接下來的俄國內戰)生存下來,並將蘇聯的生產力恢復至1913年的水平。然而,蘇聯依然遠遠的落後西方國家。史太林和共產黨內多數人認為,新經濟政策不僅損害了共產主義的政治理想,也沒有足夠優秀的經濟表現,甚至連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構想都沒有。因此史太林主義者認為,蘇聯必須加速工業化進程,以趕超西方發達國家。

超高速工業化、農業全盤集體化和大清洗是史太林模式的主要支柱。列寧逝世後,史太林依據社會主義城市「工業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運輸業、信貸系統、國家政權等等都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裏,土地國有化是全國通行的法律」;[40]也提出「城市是農村領導者」。在史太林看來,「社會主義是根據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公有化的原則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的經濟組織。不把這兩個經濟部門結合起來,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41]《史太林全集》1955:1「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是把農業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為一個整體經濟,使農業服從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在農產品和工業品交換的基礎上調整城鄉關係,堵死和消滅階級首先是資本藉以產生的一切孔道,最後造成直接消滅階級的生產條件和分配條件」。[42]史太林認為只有實行剝奪農民的「貢稅」政策使國家工業化。[43]史太林建立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歸社會公有,沒有商品流通的全社會產品經濟,憑證供給制(勞動憑證制),憑票憑證分配商品。史太林時期,蘇聯至少發生過兩次大規模饑荒:一次在1932-1933年集體化時期,另一次在二戰後初期,每次餓死的人數都以數百萬計。

詹明信曾評論到:「史太林……成功的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無論是在社會還是在經濟方面」,認為史太林帶給人們一個「現代化的蘇聯,把一個農業社會成功的轉變為一個擁有受過教育的人民和擁有科學上層建築的工業國家。」[44]

文化體制[編輯]

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之後,列寧就十分重視文化建設,特別是在他最後幾篇文章里尖銳地提出文化問題是聯共(布)黨和蘇維埃工作的中心問題。思想文化方面,實行思想灌輸和控制,將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作為唯一正確的真理並通過黨和國家的宣傳機器向人民群眾灌輸。早在1919年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綱》中,就明確規定「在人民教育方面,俄國共產黨給自己的任務是:把從1917年十月革命所已開始了的事業進行到底,即把學校由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變為……進行社會的共產主義改造的工具」,黨綱還要求「展開最廣泛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工作,為此目的,要利用國家政權的機關和資財」。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決議中指出:對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學校課程中「必須列入下述內容:根據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所寫的文化史通俗概論以及專論俄羅斯偉大革命歷史的特別一部分」。思想文化體制的形成則可追溯到1929年底史太林在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專家會議上的報告,正是以這個報告為起點,開始了思想文化體制形成的過程。隨着史太林講話開展經濟學領域的批判之後,哲學領域率先開始了對德波林學派的批判。

20世紀20年代中期,史太林對實現布爾什維化條件的闡釋對共產國際五大提出布爾什維化口號之後,共產國際向各國共產黨提出了布爾什維克化的方針。1924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指出:「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把對俄國共產黨歷史的研究……提到應有的高度。黨中央委員會應該採取一系列的措施,把俄國共產黨歷史的適當教科書的出版提到應有的高度,並且使黨史成為一切黨校、一切高等學校、一切小組等等的必修課」。1934年,史太林、日丹諾夫、基洛夫聯名發表「對於《蘇聯歷史》教科書綱要的意見」和「對於《近代史》教科書綱要的意見」等文;1937年史太林發表《論聯共(布)黨史教科書》一文,1938年聯共(布)中央就出版《聯共(布)黨史教科書》做出專門決議……在這些文章中反覆強調:一、要大力宣傳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二、要理論聯繫實際,批判資產階級唯心史觀;三、要加強與資產階級史學觀和強化與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鬥爭;四、強調在各種刊物上都不能宣傳資產階級的學術觀點。[45]1925年史太林展開的「布爾什維化運動」,提倡「意識形態100%的純潔性」、「100%的布爾什維主義」;到30年代,史太林還進一步提出警惕「中間居民階層」的「不健康情緒」,「克服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同「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鬥爭。1927年之後,蘇聯對各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報刊都編訂了目錄,嚴加控制。平均每年沒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哲學和宗教類最多,甚至達到40%,政治和歷史類平均達23%。一九二八年,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頒佈文學必須為黨的利益服務的法令。史太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指出,作家的任務是「在革命的發展中真實、歷史地和具體地描寫現實」,結合「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文化必須有傾向性,有「黨的思想」,有樂觀主義和英雄主義;應當含有「革命的浪漫主義」,描寫蘇聯的英雄,並展望未來。[46]1932年5月20日,沃隆斯基和斯捷茨基到史太林那裏談文學問題,沃隆斯基談到,蘇聯藝術理論的基礎應該是共產主義現實主義。

史太林於1929年4月在中央全會上聲明,「現在我們的一切工業部門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從此,就在工農業所有部門中展開了大抓「暗害者」的運動。稍後,在意識形態批判運動中又展開了對「人民敵人」、「異己分子」的鬥爭。從1930年上半年開始批判德波林,到1931年11月史太林公開發表《給<無產階級革命)編輯部的信》,[47]再到1932年4月23日聯共(布)中央作出關於解散「拉普」和一切文藝派別,建立集中領導的中央各文藝協會的決議。史太林發表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後,思想界又正廣泛批判「腐朽的自由主義」。這兩頂政治帽子也扣到了「拉普」的頭上。哲學界米丁等人和《共青團真理報》對「拉普」的批判,實際上反映了黨內最高層的意圖。因而不久(1931年11月),便正式宣佈對「拉普」進行改組,聯共(布)中央1932年4月通過關於「改組文學團體」的決議,宣佈取消「拉普」,解散所有文學團體和派別,成立全蘇單一的蘇聯作家協會,各文藝團體也照此辦理。[48]史太林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把文化問題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建設,同「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總目標聯繫在一起,堅持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時期必須用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廣大群眾。蘇共根據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的需要,取消文化藝術團體和派別,官方直接自建社會文化和學術團體,並通過掌握其幹部任免大權使各文化部門和學術團體成為黨和國家層層控制、缺乏自主性的下屬機構,促使其走上統一化、行政化和國家化的道路。1934年蘇聯作家代表大會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理論和口號,並將其經『典定義寫入《蘇聯作家協會章程》之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皮地和具體地去描寫現實。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49]波沙列夫斯基出版了《史太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是藝術科學的最高成就》。

判斷意識形態的標準完全是按照史太林的理論。史太林成為真理化身、思想源泉和理論權威。蘇聯思想文化領域按史太林要求發起一波又一波批判運動,裁決一場又一場學術紛爭,使史太林理論觀點在思想文化領域具有絕對權威或壟斷地位。隨着以後在史學領域對波克羅夫斯基學派的批判,在教育學領域對兒童學的批判和教育體制的確立,隨着史太林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隨着文藝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和創作方法被定於一尊,到30代年中期,蘇聯的思想文化體制就最後確立並鞏固了下來。[50]1936年1月10日,當時的出版總局局長發佈《關於從圖書館和書庫清除不准在蘇聯傳播外國文獻》的命令,集中在兩周時間內,由檢查官會同內務部代表,仔細對各大圖書館的庫藏進行了清查。清查出來的成千上萬種外國圖書和報刊被歸入特藏書庫,嚴禁外借。1946年對整個音樂界,包括上自蘇聯部長會議藝術工作委員會、作曲家協會組織委員會,下至一系列音樂家,特別是所謂「形式主義作曲家集團」,無不進行批判。並且指出,在音樂界「俄國現實主義音樂的敵人,頹廢的形式主義音樂的擁護者,在批評家中間佔着領導的地位」。決議把所謂「形式主義傾向」徑直定性為「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傾向」,因而向「堅持形式主義的反人民傾向的作曲家」進行討伐,痛斥他們的音樂「強烈地發散着當代歐美現代派資產階級音樂的氣息」。同時還特別譴責了現代派和革新派的所謂「形式主義」音樂和「形式主義作曲家集團」,這包括了後來被公認為「蘇聯一代音樂典範」的傑出音樂家蕭士達高維契在內的一大批作曲家。[51]

蘇共中央委員會下面設中央文化部,由四個局組成:創作文藝局、藝術局、電影局和辦公廳。蘇共中央文化部的職能主要就是負責執行黨的文藝路線,和創作知識分子打交道,同知識分子的各種「離經叛道」作鬥爭。[52]蘇聯思想文化體制獨有的特點是:一、領導裁決一切理論爭論和重大文化問題。裁決的特點是,權力越大,握有「真理」越多,最高領導似乎全智萬能,所以壟斷一切真理。二、倡導官方一家學派和流派,禁止不同派別的存在和競爭。三、批判是領導思想文化的主要手段。

史太林的新聞模式[編輯]

史太林指出,報紙應當領導工人運動,儘量接近工人群眾,以便經常影響他們,成為他們的自覺的領導中心。[53]史太林遵照列寧的指示創辦了蘇共中央黨報《真理報》,並領導制定了《真理報》的編輯方針——「向廣大工人群眾系統宣傳布爾什維克黨的思想原則、鬥爭綱領和策略。」他親自編輯創刊號,實際上是黨報的第一任總編輯。1938年史太林任命日丹諾夫為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史太林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裏,充當了最大的審查人,編纂者、批評家和蘇聯國家級的「模範」作者。[54]報刊的組織管理權力高度集中,由各級黨委宣傳部直接控制,要求記者接受蘇共中央的領導,按照決議和指示開展宣傳鼓動工作,培養人民對於黨的領導的需要、對於黨報的需要。每一級黨委都有其直接領導的機關報,並指導其轄區的所有報道工具的活動。[55]蘇共黨報的新聞報道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直接在黨組織的控制下為其政治服務,具有號召群眾、組織群眾的功能。

書報檢查制度[編輯]

1922年6月6日,人民委員會頒佈了法令《關於圖書文獻和出版事業管理總局的章程》,成立一個新機構——圖書文獻和出版事業管理總局,簡稱出版總局,其建制在教育人民委員部之下,歸人民委員會管轄。出版總局具有怎樣的職能呢?該章程第一條作出了回答:「為了統一對出版物的一切形式的書報檢查,特成立教育人民委員部圖書文獻和出版事業管理總局,其地方機構亦隸屬於教育人民委員部各級地方機構。」[56]從1928~1929年的反「右傾」鬥爭開始,史太林對各個領域、各個部門的知識分子進行了一次次連續不斷的清洗和鎮壓。1929年1月18日下發的《關於准許出版新雜誌》的決議中,規定所有主要雜誌只有得到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批准,才能出版;而「所有其他雜誌」的出版,在出版總局履行批准程序時,還應「同中央宣傳鼓動和報刊部進行協商」。聯共(布)在先後出台的報刊法令中對"有違背和敵對無產階級思想的" , "有唯心主義傾向的" , "作者屬反革命者和死於同蘇維埃政權作鬥爭者" ,甚至"包含有讚揚舊生活方式、帶資產階級道德成分的兒童文學作品"等出版物都嚴加査禁和封鎖。蘇共中央政治局1930年《關於出版總局》的決議中,又再次削弱了出版總局的職權:設立了由黨的機關向出版總局派遣「特派員」和政治編輯的建制:「確認特派員建制為在書報文獻和無線電廣播等領域實施事前檢查的基本環節。責成確保具有出版總局特派員必要人員名額的前提下,務必在出版社內部實施對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檢查。」而且,在文件中公開表明,要用黨的工作人員取代職業檢察官:「在地方報紙中,可以將特派員委任為報紙兼職編輯」。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對政治編輯的職責和任務又作了明確規定:對報刊的思想政治審查,「應向蘇聯司法機構和相應的黨的監督機構負責」。[57]蘇聯黨所實行的書報檢查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多層面的、全面的、高度集中的書報檢查制度。這種檢查制度要經過5個層級的5種過濾機制:

  • 第一個層級是自我檢查,即由作者根據歷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肅運動形成的意識形態標準,在寫作之前和寫作過程中實行自我的內省檢查;
  • 第二個層級是在編輯文稿過程中實施的思想政治審查;
  • 第三個層級是由編輯部或出版社送上級專門檢查機關,即出版總局進行事前檢查和事後檢查;
  • 第四個層級是經由國家機關的懲治性檢查,具體實施機關是政治保安局系統的政治監督司,後來則是克格勃的第五局;
  • 第五個層級是由黨的領導進行最後的意識形態審查。[58]

俄羅斯解密檔案顯示,新聞和書刊檢查官應當是黨員或預備黨員;剛開始工作的年輕人,則應當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前,這種情況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蘇聯書報檢查制度隨着史太林社會主義模式被移植到東歐各國,蘇聯書報檢查制度也隨之被移植到東歐各國。戈爾巴喬夫提出意識形態多元化,「堅決放棄意識形態的壟斷主義」,實行新聞自由,1988年廢除了報刊檢查制度。

去史太林化[編輯]

史太林執政的30年,在政治上搞大清洗、大鎮壓運動,製造了數不勝數的冤假錯案。經濟上,史太林時期大規模的饑荒就發生過兩次。1953年史太林死後,蘇聯領導人迫於國內壓力開始改革。

赫魯曉夫時期[編輯]

1956年,赫魯曉夫上台之後,發現蘇聯的經濟、政治形勢都非常糟糕。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了一個反對史太林個人崇拜的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動搖了史太林主義的絕對權威。史太林主義的模範作家法捷耶夫數天後開槍自殺。但是赫魯曉夫的改革,並沒有成功。根本原因在於他還是沒有離開史太林模式的大框框,沒有觸及政治體制改革,但反對幹部終身制、取消一些特權。赫魯曉夫沒有擺脫史太林時期的控制思想文化的做法,行政措施仍然是處理意識形態問題的重要手段。[59]勃列日涅夫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了,重新史太林化。[60]勃列日涅夫制定組織原則和採取措施,加強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和對整個社會的控制。勃列日涅夫稱:「在發達社會主義條件下,所有其他階級和社會集團都接受了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和達到了工人階級的水平。」在勃列日涅夫的支持下,教條主義在文化領域裏重新盛行,新理論探索和不同觀點的爭鳴不復存在。為了加強意識形態的工作,1966年11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研究和部署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會上,勃列日涅夫檢討了黨在意識形態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嚴厲地批評了文學、藝術、電影,以及某些學術著作中出現的"誣衊黨和人民歷史"的現象,要求"對之採取相應的措施"。1967年3月28日,蘇共中央書記處按勃列日涅夫講話的精神,將蘇共中央宣傳部、科學和學校部、文化部等職能部門關於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具體措施,詳細匯總,上報政治局。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在1964年10月通過宮廷政變推翻赫魯曉夫上台執政,實行了「靜悄悄的史太林化」,開始發表肯定史太林歷史作用的言論,並於1966年初做出決定終止「非史太林化」。著名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爾因在國外發表反史太林的作品而被控犯有「誹謗」罪投入勞改營,《古拉格群島》的作者索贊尼辛被驅逐出境,《讓歷史來審判》的作者羅伊·麥德維傑夫被開除出黨,《史太林大清洗內幕》作者費爾德賓則受到克格勃的追殺。勃列日涅夫時代拍攝的電影《解放》(1972年上映)和《圍困》(1977年上映)中都出現了史太林的形象,讚美史太林在蘇聯衛國戰爭指揮中的功績。勃列日涅夫還在1979年史太林誕辰100周年時發行了照相紙年曆紀念冊,並且在1969年史太林誕辰90周年時,在列寧墓背後的克里姆林宮城牆下中立起了史太林的一座半身銅像,與基洛夫伏羅希洛夫等人並列。但勃列日涅夫並沒有重新把伏爾加格勒恢復為赫魯曉夫去史太林化之前的名字——史太林格勒,所有被赫魯曉夫改名的城市、工廠、企業也都沒有恢復原來帶有史太林的名字。勃列日涅夫也承認「蘇共二十大對破除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的貢獻」,除了史太林的故鄉格魯吉亞哥里和首都莫斯科,蘇聯其他城市沒有保留任何史太林塑像。[61]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使得史太林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復,主要體現在之後的勃列日涅夫主義和蘇聯共產黨官僚「幹部隊伍的穩定」,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期戈爾巴喬夫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最後蘇共下台為止。[62]

波匈事件[編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史太林把他建立起來的蘇聯模式強制推行給其它共產黨國家,要求這些國家照搬該模式[63]。1956年2月,由於蘇共二十大中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史太林進行了全面否定,史太林主義在一定程度上被突破。當時,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總書記拉科西·馬加什長期被奉為「史太林最優秀的學生」。[64]蘇共20大的非史太林化在匈牙利引起很大震動,匈牙利各界猛烈抨擊照搬蘇聯模式的拉科西的錯誤,布達佩斯近20萬名大學生和群眾舉行示威遊行,推倒了市內的史太林鑄像,以納吉為首的匈牙利共產黨試圖進行改革,脫離華沙條約,後遭蘇軍開進布達佩斯鎮壓,即匈牙利事件。同年,波蘭爆發了波茲南事件波蘭十月事件。1958年匈牙利總理納吉·伊姆雷在秘密審判後以叛國罪之名被處決。

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期間,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席鐵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濱城市普拉發表演說。他提出,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史太林主義的傾向強加在他們頭上。而史太林錯誤的產生,「問題不僅僅是個人崇拜,問題是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在於官僚主義組織機構」等等。根據八屆二中全會的討論,《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論述了由史太林問題引發的四個重大原則問題。[65]

匈牙利事件和波茲南事件後,赫魯曉夫的去史太林化一度放緩。赫魯曉夫下台後,勃列日涅夫曾嘗試為史太林平反,但未獲成功。

戈爾巴喬夫時期[編輯]

1986年初,戈爾巴喬夫提出「民主化」、「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的口號,蘇聯以「民主化」、「公開性」為旗號,在意識形態領域掀起了一場批判史太林的運動。《星火》、《莫斯科新聞》等主流報刊的主編相繼換成自由派知識分子,這些報刊連篇累牘地登載批判史太林的文章。繼蘇共二十七大之後,蘇聯逐步進行了「新領導、新機構、新嘗試」的文化體制改革。所謂「新領導」即蘇中央文化部、部長會議文化部、國家出版和電影委員會都任命了新的負責人;所謂「新機構」,即蘇聯文化基金會及戲劇家聯盟等機構的建立。戈爾巴喬夫高度評價蘇共20大「是對極權體制的第一次衝擊,是朝社會民主化邁進的第一次嘗試」。不過,戈爾巴喬夫認為赫魯曉夫在揭露史太林方面還有局限性,「不能也不願揭露他所抨擊的現象的深層基礎」。戈爾巴喬夫明確地指出這個「深層基礎」就是「社會體制」。在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報告中,戈爾巴喬夫嚴厲批判了史太林和史太林主義,1987-1988年,批判史太林的運動達到了高潮。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6月召開了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明確指出:「如果我們不改革政治體制,我們所有的創舉,所有業已開創的大規模的事業將會停止。」但直到蘇共二十八大才作為黨的正式文件提出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66]1990年7月,在蘇共第28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戈爾巴喬夫再次嚴厲批判了「史太林一夥的罪行」,並幾次聲明要拋棄「史太林極權體制」。在大會正式通過的決議中清楚地寫道:「極權的史太林體制給國家、人民、黨、社會主義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損失,這一體制正在被取消。」

各方觀點[編輯]

由於受到俄國革命成功所影響,20世紀的不少國家包括一些革命政權以及剛獨立的殖民地,在尋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外的制度時,都會模仿蘇聯史太林式的政治經濟模式。史太林於1953年死後,他的繼承人赫魯曉夫在1956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會議中,以一篇秘密演辭強烈批評史太林主義,並推行去史太林化政策。之後,不少曾經採納史太林主義的國家,或多或少都跟隨蘇聯放棄史太林主義,採納赫魯曉夫較開明的政策。而在金日成統治下的朝鮮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霍查統治下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以及越南共產黨新西蘭共產黨的某部分派別,卻是幾個顯著的例外。金日成對朝鮮國內去史太林化的支持者實施政治清洗,對其處決、強制流放或關入勞改營。[67]毛澤東指責蘇共新領導層搞修正主義,這亦導致了中蘇政治關係的惡化,兩者在1960年分道揚鑣。之後,中國自行發展出毛澤東主義的意識形態,該主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遺留下來的史太林主義政策。霍查領導的阿爾巴尼亞在中蘇分歧中支持中國的立場,並堅守史太林主義。赫魯曉夫在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趕下台,雖然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霍查領導下的阿爾巴尼亞金日成領導下的朝鮮看來仍然是修正主義的延續,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朝鮮是在內部文件中譴責蘇聯為修正主義,但在公開場合中於蘇聯和中國之間左右逢源,來回搖擺,保證自身的最大利益。[68]直到鄧小平阿利雅於1980年代分別在中國和阿爾巴尼亞上台執政並進行經濟改革,蘇修這一說法才被廢止不用)[69]但在西方各國和蘇聯國內的主流觀點看來,勃列日涅夫上台卻被視為是史太林主義的恢復,主要體現在之後的勃列日涅夫主義和蘇聯共產黨官僚「幹部隊伍的穩定」,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期戈爾巴喬夫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最後蘇共下台為止。[70]

托派的立場[編輯]

托洛茨基主義者認為,史太林時期的蘇聯絕非真正的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一個官僚化的墮落工人政權——一個由掌權派控制剝削的非資本主義政權。這個不能稱得上社會階級的掌權派,雖自己不控制生產,卻由剝削工人階級得到了利益和財富。為了把史太林時期蘇聯政府的政策與他們所信仰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分開,反對當時政權的托洛茨基派使用了「史太林主義」這個名詞。他們認為沒有顛覆資本主義的十月革命,史太林主義也無法存在。並指出史太林自己在十月革命的時候並不活躍:與其奪權,史太林曾主張與臨時政府合作。托洛茨基認為:「從布爾什維主義或馬克思主義之中推論出史太林主義,這等於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從革命中推論出反革命來。」而一黨統治在法律上成了史太林主義極權制度的出發點。托洛茨基同意美國社會主義者李斯頓·奧埃克的觀點:「事實上,史太林主義分子現在是馬克思和列寧的最極端的修正主義者——在對馬克思的修正上伯恩施坦甚至沒敢走到史太林的一半那麼遠。」托洛茨基指出,史太林不是用理論家的筆尖,而是用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皮靴去修正馬克思和列寧的。[71]托洛茨基把希特拉和史太林比作一對「孿生明星」。托派領導的第四國際認為必須進行反對史太林主義官僚政治對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癱瘓和敗壞作用的鬥爭。[72]托派認為史太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是那些當權而心滿意足的官僚主義分子的近視,進而鼓動不斷革命論。

中國托派的觀點[編輯]

中國托派領導人之一謝山指出,史太林主義是金字塔式的獨裁統治,所謂社會主義,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而已。人人有分的「全民所有制」,實質是人人無分,只有統治者才能主宰一切。[73]史太林主義不會放棄集體佔有的形式,不會放棄國有經濟而後退為私有制經濟的原因,在於史太林主義的國家,「全民所有」實際上並不存在任何具體的所有者時,管理權才凌駕於所有權之上。[74]

普京對史太林主義的評價[編輯]

2009年12月3日,在參與錄製俄羅斯國家電視一台的時政節目時,俄羅斯總統普京當場從一系列俄羅斯網民提出的問題中,選擇了關於他對史太林和史太林主義問題的總體評價是肯定還是否定的問題,普京回答說:「我選這個問題來回答,是因為我知道問題的尖銳性。現在社會上對此有很多爭論,我看到這裏有埋伏:說肯定,一些人會不滿意,說否定,另一些人會不滿意。不過既然史太林和史太林主義問題至今仍有激烈的爭論,我就專門談談這個問題。」「依我看,不能給予整體的評價。顯然,從1924至1953年國家有了根本變化: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而這時的國家是史太林領導的。誠然,農民沒有了,而我們大家都清楚記得有農業問題,特別是在最後階段,排着長隊購買食物,等等。在這一領域所發生的一切,對農村沒有起任何積極的作用。不過工業化確實實現了。」「我們取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不管誰怎麼說,最終是取得了勝利。即使我們總體損失很大,你們知道,現在誰也不能指責組織和領導了這場勝利的人,因為如果我們在戰爭中失敗了,那麼對我國來說其後果就會悲慘得多。」「正面的東西無疑是存在的,然而花了難以接受的代價。尤其是存在過鎮壓。這是事實。我們的數以百萬計的同胞遭到鎮壓。這種管理國家、取得成就的方法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不能這樣做。毫無疑問,在這一時期我們遇到的不簡單的僅是個人崇拜,而是反對自己人民的大規模罪行。這也是事實。關於此事我們也不應當忘記。」「對任何歷史事件都必須對其進行全面的分析。這就是我想說的。」[75]

其他[編輯]

一些左翼共產主義者(如CLR James)和意大利的自主論主義者及非正統托洛茨基主義者(如托尼·克里夫)將史太林主義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一種由國家扮演資本家角色的資本主義。米洛凡·吉拉斯論述在史太林主義模式下將滋生一個新階級,類似的觀點也由一些信奉自由主義的理論家提出。而第三陣營的支持者通常使用官僚集體主義的理論,來批評史太林主義的政府形式。

一些分析人士如亞歷山大·索贊尼辛,曾在《致命的危險:蘇俄和對美國威脅的誤區》一文中認為「史太林主義」的使用只是一個藉口,它掩蓋了共產主義作為一個整體對全人類解放事業的必然影響。他寫道,「史太林主義」概念的是1956年後的西方知識分子提出的,目的是為了保持共產主義理想的生命力。

影響[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成立初期基本是照搬蘇聯模式。[76]與東歐國家被強迫接受蘇聯模式不同,中國是主動將蘇聯模式移植進來的。在建國前夕,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其主要使命就詳細了解蘇聯的國家機構,包括各級政府機構的結構,政府活動的各個部門,中央政府和地方權力機構的相互關係,政府管理基層機構的結構,黨、政府和群眾組織間的相互關係,武裝部隊、人民法院,安全機構、財政經濟的組織,文化和教育機構的結構等等。這些機構及其運行機制幾乎原封不動地搬到了中國。[77]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為:聯共(布)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總司令部,而中共則不過是一個方面的司令部。

當赫魯曉夫要在某些方面的表層上調整史太林模式,中國則批它搞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隨後,中共由於認為赫魯曉夫進行了反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復辟」,中國以更加強化的方式來發展經濟,1958年開始搞「大躍進」、刮「共產風」。[78]試圖從根本上改變蘇聯模式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失敗。[79]蘇共二十大前,毛澤東全面肯定蘇聯模式。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開始反思蘇聯模式。中蘇論戰中,毛澤東全力維護蘇聯模式。[80]1965年毛澤東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斯諾對毛澤東說在俄國有人說中國有個人迷信。毛澤東回答說:「恐怕是有一點。據說史太林是個人迷信的中心,赫魯曉夫一點也沒有,中國人是有的。這也有點道理。赫魯曉夫現在倒台了,大概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迷信。」[81]1970年毛澤東對斯諾說:「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因為現在太過火了。但是總要有點個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嘛,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麼混得下去呢!」[82]有些學者認為,毛澤東基本繼承了史太林的社會主義理論,未能突破史太林模式,[83]蘇聯模式所犯的錯誤基本上在中國重新實踐了一遍。[84]

1978年文化大革命後,中國走上了改革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1982年9月1日,鄧小平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早的提法,它既是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總結,更是對照搬史太林模式的否定。1983年3月1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研究生院教授、毛澤東思想理論和實踐研究會會長蘇紹智在人民日報發表《在全面改革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專欄文章,提出摒棄史太林和毛澤東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論述中某些固定的模式。1986年8月14日,蘇紹智在人民日報發表專欄文章指出:「當前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進行研究,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是越來越明顯了。」「關鍵在於充分地實行黨內民主」。[85]1991年2月6日鄧小平說:」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編輯]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批史太林的個人崇拜,導致朝鮮勞動黨內的延安派受鼓動暗中策劃政變,引發八月宗派事件,但不久被金日成平定,並確立了游擊派和金日成在黨內絕對權威。

參見[編輯]

注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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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史太林改革:影響全世界的「史太林模式」
  11. ^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著:《對過去與未來的思考》,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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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4. ^ 馬克思列寧主政黨應當具備的基本條件
  15. ^ 《史太林全集》第8卷,第38頁
  16. ^ 《史太林全集》第8卷,《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 "在我們蘇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我們的蘇維埃組織和其他群眾組織,沒有黨的指示,就不會決定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一一這個事實應當認為是黨的領導作用的最高表現。"
  17. ^ 《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二)必須使黨特別是黨的領導者完全精通與革命實踐有不可分割的聯繫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
  18. ^ 《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三)必須使黨在制訂口號和指示的時候,不是根據背熟的公式和歷史的比擬,而是根據對革命運動所處的國內外的具體條件的仔細分折,同時還必須考慮到各國的革命經驗。」
  19. ^ 《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4)「必須使黨在群眾的革命鬥爭的烈火中檢查這些口號和指令的正確性。」
  20. ^ 史太林:論列寧主義基礎
  21. ^ 《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5)「必須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來改組黨的全部工作,特別是當社會民主黨的傳統在黨內還沒有清除的時候。這樣,黨的每個步驟和每個行動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眾革命化,使工人階級的廣大群眾受到革命的訓練和教育。」
  22. ^ 《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6)「必須使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最高的原則性(不能和宗派主義混為一談!)和與群眾最廣泛的聯繫及接觸(不能和尾巴主義混為一談!)結合起來。不然,黨不但不可能教導群眾,而且也不可能向群眾學習;不但不可能引導群眾並把他們提高到黨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傾聽群眾的呼聲和預料到他們的迫切需要。」
  23. ^ 《史太林文選》第147頁
  24. ^ 《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7)「必須使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不可調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險主義混為一談!)和最大限度的靈活性及機動性(不能和遷就行為混為一談!)結合起來。不然,黨就不可能掌握各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不可能把無產階級的日常利益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利益聯繫起來,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配合起來。」
  25. ^ 《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8)「必須使黨不掩飾自己的錯誤,使它不怕批評,使它善於用自己的錯誤來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幹部。」
  26. ^ 《史太林選集上卷》第313頁,《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必須使黨善於把優秀先進戰士選拔到基本的領導集團中去。因為他們十分忠誠,足以成為革命無產階級的意向的真正表達者;他們有豐富的經驗,足以成為能運用列寧主義的策略和戰略的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
  27. ^ 《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必須使黨經常地改善自己組織的社會成分,消除那些腐化的機會主義分子,以便達到最大限度的團結一致。」
  28. ^ 《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十一)必須使黨制訂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這種紀律的基礎是思想的一致性、運動目的的明確性、實際行動的統一和廣大黨員群眾對待黨的任務的自覺態度。」
  29. ^ 《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12)「必須使黨經常檢查自己的決定和指示的執行情況。不然,這些決定和指示就有變成空洞的諾言的危險,而空洞的諾言只能破壞廣大無產階級群眾對黨的信任。」
  30. ^ 《史太林選集》上卷, 1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
  31. ^ 史太林:《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一九二六年一月),《史太林全集》第八卷第二十七頁
  32. ^ [學習時報:蘇聯史太林模式是怎樣移植到東歐各國的?]
  33. ^ 蘇聯解體、蘇共滅亡與史太林的關係,《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年第3期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34. ^ 蘇聯軍隊「非黨化」的歷史悲劇,《紅旗文稿》20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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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只有一個辦法:靠內部積累來發展工業,使國家工業化……在這方面,我國農民的情況是這樣:農民不僅向國家繳納一般的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而且他們在購買工業品時還要因為價格較高而多付一些錢,這是第一;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多少要少得一些錢,這是第二。這是為了發展為全國(包括農民在內)服務的工業而向農民徵收的一種額外稅。這是一種類似『貢稅』的東西,是一種類似超額稅的東西;為了保持並加快工業發展的現有速度,保證工業滿足全國的需要,繼續提高農村物質生活水平,然後完全取消這種額外稅,消除城鄉間的『剪刀差』,我們不得不暫時徵收這種稅……如果我們抹殺這個事實,如果我們閉眼不看當前的情況,即我們的工業和我們的國家可惜暫時不得不向農民徵收這種額外稅,那我們就不成其為布爾什維克了。」
  44. ^ Fredric Jameson, collected in Marxism Beyond Marxism (1996) ISBN 978-0-415-91442-0, page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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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 彭成剛,《史太林模式在中國的歷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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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