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標準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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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標準大討論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是1978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兩個凡是」兩種執政指導思想的討論,期間以鄧小平為領導的「求是派」和以華國鋒為領導的「凡是派」發生激烈辯論,也是以經濟建設為主的改革開放路線和以階級鬥爭為主的文化大革命路線之間的較量[1][2][3][4][5]。真理標準大討論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發表而引發,造就了一場全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這場大討論也是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導的「撥亂反正」的重要部分[3][4][6][7]

歷史沿革[編輯]

歷史背景[編輯]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許多人開始要求平反冤假錯案、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華國鋒等人堅持「兩個凡是」,延續了毛澤東時代的路線[8][9][10]。1977年7月,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上第三次復出政壇,隨後提出要進行「撥亂反正[11][12]

社會大討論[編輯]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刊登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該文由南京大學教授胡福明撰寫、經胡耀邦審定。5月11日,《光明日報》公開發表了這篇文章,署名是「本報特約評論員」,同日,新華社即將這篇文章作為「國內新聞」頭條轉發全國。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以及不少省級黨報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而到了5月13日,全國多數省級黨報都轉載了此文。這篇文章認為,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發表,在全國引起強烈的反響,由此引發了一場大討論。[4][6][7]

鄧小平提出要完整準確地對待毛澤東思想,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該討論也獲得了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支持[13][14]陳雲亦表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15][16]。此後,以鄧小平、胡耀邦為代表的「求是派」與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展開了激烈交鋒[1][2][5]。同時期,北京民間的「西單民主牆」運動萌芽,支持「求是派」、要求民主和自由[2][5]

1978年8月,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發表《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批判「兩個凡是」。任仲夷提出,如果按照兩個凡是,那等於文化大革命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都要維護。他對此表示質疑,並提出「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糾正。」[17][18] 另一方面,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會議簡報刊登了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兼黨委副書記吳冷西的文章,他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論上是錯誤的,是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19]

討論結果[編輯]

胡耀邦故居內的標語

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打破了長期以來社會上盲目的「毛澤東崇拜」、思想僵化以及各類教條主義,形成了一場廣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3][6][20]。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否定了「兩個凡是」的觀點,認為[21]

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覆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這次講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思想解放的一個重要標誌[22][23]。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求是派」壓倒「凡是派」,鄧小平確認領導地位,取代華國鋒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2][5][24]

影響[編輯]

1980年9月,華國鋒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職務[25],由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接任[5][26]。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官方認為這標誌着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的基本完成,也標誌着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結束[27][28]。會上,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分別由胡耀邦、鄧小平接任[25]

因真理標準大討論所引發的思想解放運動或思想啟蒙運動,也被許多人士認為是中國大陸繼「五四運動」之後,1980年代席捲中國大陸的一次「新啟蒙運動[29][30][31][32]

參見[編輯]

參考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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