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號交響曲 (蕭斯達高維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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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小調第11號交響曲，作品103，是俄國作曲家德米特里·蕭斯達高維契的音樂作品。創作於1957年，作曲家以此樂曲題紀念1905年1月22日（即俄曆1月9日）在聖彼得堡發生的「血腥星期日」事件，因此本曲亦附有標題，稱作「1905年」。當日數以萬計的聖彼堡的工人發動遊行，要求沙皇改革，但最後卻導致軍隊武裝鎮壓，射殺示威者的收場。

樂曲於1957年10月30日由納坦·拉赫林帶領蘇聯國家交響樂團作首演。並得到了成功。[1]亦令作曲家於翌年4月再一次獲頒「列寧獎」，一個月後再獲中央政府為1948年日丹諾夫對他在內的多位作曲家的譴責作出平反，並恢復了各種待遇及名譽。[2]

背景[編輯]

蕭斯達高維契於二戰期間曾創作被稱為「戰爭三部曲」之稱的第7，8及9號交響曲，戰爭結束後，他又想到以蘇聯二十世紀前期所發生的一連串革命事件為交響曲的題栽，最終寫出了第11，12及13號交響曲。這三首交響曲後來被稱為「革命三部曲」。

蕭斯達高維契最初希望這首作品能在俄國1905年革命五十周年紀念時（即1955年）完成，但因為多方面的因素而未能成事，例如1954年他的母親和第一任妻子麗娜（Nina Varzar）去世，並和第二任妻子瑪嘉列堤（Margarita Kainova）結婚，另外，自斯大林去世後，他一些被囚禁於勞改營中的朋友終於都被釋放而得以再見面等，都令到這首作品的完成日期一拖再拖。至於1956年蘇聯派兵干預匈牙利革命一事，亦為作曲家帶來了創作上的刺激。[3]

由於在本交響曲中，作曲家把一些蘇聯革命歌曲的曲調滲進在樂曲中，使聽眾一聽到時產生了共鳴，因此亦可以解釋到為何這曲能夠得到蘇聯當局的正面評價。

分析[編輯]

配器[編輯]

樂曲結構[編輯]

1905年，示威者向冬宮行進

本曲共分為四個樂章，樂章之間均緊接在一起，沒有停頓。演奏時間約為1小時。

  • 第1樂章：慢板（Adagio）－「冬宮廣場」16分鐘
以寒冷、安靜的氣氛開始，由冰冷的絃樂和遠處傳來的三連音定音鼓聲引出險惡的動機。而銅管樂的叫聲亦加強了這份冰冷感，寧靜中似乎埋藏着後來不安的伏線。整個樂章都是保持着弱音聲量演奏。
  • 第2樂章：快板（Allegro）－「一月九日」，18分鐘
第一部分可以解讀為人群向冬宮集中，這一部分音樂素材緊湊，進行迅速，很快築起了兩個高潮，但隨即又降入冰冷的安靜，只有長笛和短笛的旋律，以及遙遠的銅管樂及定音鼓於第1樂章中的三連音節奏型。又一個高潮化為了強烈的進行曲，並有炮火一樣的鼓聲和弦樂賦格段交織在一起，好像軍隊向人群聚攏。音樂漸漸變得緊張，塑造出一種互相對恃的氣氛。然後直接進入了著名的敲擊樂獨奏，大鼓、小鼓、定音鼓和大鑼的聲響機械、劇烈，不斷重複；突然戛然而止，又轉到了起始時的寂靜，鋼片琴的獨奏和遠處的小號變成了血腥過後的死寂和對被殺害人民的悼念。定音鼓的三連音節奏型和鋼片琴、豎琴的和絃下進入下一個樂章。
士兵向示威者射擊。
  • 第3樂章：慢板（Adagio）－「永恆的記憶」，11分鐘
以一首革命時期的葬禮進行曲《受害的你倒下了》為主旋律，是對第2樂章中於暴力下犧牲的人民的輓歌。先以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的撥絃開始，中提琴奏出主要旋律，兩部小提琴變成了伴奏。中段再次由銅管樂吹出不安的旋律，絃樂作出和應。音量漸漸地增大，定音鼓的三連音續奏帶出新一個衝突點，是運用了第2樂章的素材。這股高潮很快便重新減弱，在巴松管的獨奏下，中提琴新帶出樂章開首的旋律，並在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最弱奏撥絃下，直接進入最後的樂章。
  • 第4樂章：不過份的快板（Allegro ma non troppo）－「警鐘」，15分鐘
急速的銅管樂帶出進行曲式的節奏，迅速進入一個暴烈的高潮。這裏用上了革命歌曲「激怒吧，暴君！」，並且重新出現第2樂章的多個片段，這股緊張而急燥的節奏維持着頗長的時間，及後在鈸和鑼的巨響下，絃樂帶回第一樂章開始時的寧靜，這時英國管吹出一段相當長的獨奏，憂傷而帶不安的；然而，這份寧靜再一次被鑼和大鼓所劃破。低音單簧管為首又帶入狂暴的音樂中，進行曲再次重現，並加入了另一首革命歌曲「華沙進行曲」。樂曲漸漸推向高潮，敲擊樂和管鐘的g小調和絃，和整體樂隊所奏出的G大調和絃互相角力，這種錯縱複雜的聲色，為後來的1917年革命埋下了另一條伏線。

評價與解讀[編輯]

該作品被稱為「沒有電影的電影配樂」。其中的音樂形象簡單、明顯，有強烈的衝擊力；作曲家還使用了許多十九世紀起就出現的革命歌曲主題，將原歌曲加工後融入在交響樂的織體中。如一首名為《聽！》的歌曲在首末樂章都有使用（旋律對應的歌詞分別為「秋夜如惡人的心一般黑」和「詛咒暴君」）。這些歌曲很多是作曲家從小就接觸、熟悉的[4] 。對民間曲調的改造再利用在肖氏作品中並不常見，但這也使該作品具備了強烈的調性感，也更易為被接受[5]。有評論家將這種使用與電影手法蒙太奇相比，並評價為「黑暗的天空中白色的飛鳥」。

有批評家認為作曲家在終曲所敲響的「警鐘」，意指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沒有對人民的要求做出積極的回應，最終權力盡失的過程。「警鐘」（俄語：Nabat）同時也是十九世紀的一份刊物的名稱，其主編曾因其關於革命的驚世駭俗的言論而聞名。

據作者的女婿稱，該作品的原稿上寫的不是「1905年」而是「1906年」，作曲家的生年。一些評論家據此認為，該作品也是作曲家對自己及同代人所作的「安魂曲」，對充滿創傷的蘇聯歷史的總結。蕭斯達高維契一生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內戰、兩次大革命，還有由極權統治造成的恐怖（如大清洗）。[6]然而，這種宿命感和官方的革命主題並不衝突；1905年的血腥星期日並沒有像十月革命那樣被高度地政治化、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藝術家依然有自己發揮的餘地。當時的一些電影和詩歌，也對這一事件作了各種表達。[7]

蕭斯達高維契自認為這部作品是他最「穆索爾斯基式的」——穆索爾斯基在此象徵着民眾和循環：民眾在壓迫下受苦，反抗，被壓制。[8]據稱蕭斯達高維契自己說：「我想展示這種循環……人們失去了信仰，因為惡之杯已經傾倒。」[9]這句話在《見證》中也出現，但因為後者的可信度存疑，一些評論家認為這種解釋過於牽強附會。但這種循環的主題，也被許多其他俄國知識分子用詩歌或其它藝術形式表現。[9]

參考來源[編輯]

參照
  1. ^ MacDonald, 214.
  2. ^ MacDonald, 214, 218-19.
  3. ^ MacDonald, 216.
  4. ^ Volkov, 37-38.
  5. ^ New Grove, 17:269.
  6. ^ Volkov, 38.
  7. ^ Volkov, 39.
  8. ^ MacDonald, 214-215.
  9. ^ 9.0 9.1 MacDonald, 215.
相關書籍
  • Figes, Orlando,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Picador, 2002). ISBN 0-312-42195-8.
  • MacDonald, Ian, The New Shostakovich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0),. ISBN 1-55553-089-3.
  • Schwarz, Boris, ed. Stanley Sadie, "Shostakovich, Dmitry (Dmitryevich),"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London: Macmillian, 1980), 20 vols. ISBN 0-333-23111-2.
  • Volkov, Solomon, tr. Antonina W. Bouis, Shostakovich and Stalin: The Extraordi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eat Composer and the Brutal Dictato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4.) ISBN 0-375-41082-1.

參見[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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