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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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又称晋帮,指的是“山西商人”或“山右商人”,“晋”是山西的简称。

晋商鼎盛时期日昇昌票号几乎垄断金融

历史[编辑]

唐朝[编辑]

武则天的祖父武华就出身山西的商人世家,李渊留守太原时曾经居留其家,更引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作为行军司铠参军,负责为李渊筹备军需。李渊于晋阳起兵,武士彟亦曾参与,甚至献上祥瑞与兵书。而后李渊进军京师,升武士彟担任大将军府铠曹参军。此后武士彟官运亨通,任光禄大夫、义原郡公、甚至升任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历任利、荆二州都督、死后更被追赠为礼部尚书,可说是开了山西商人政商关系之始。

明朝[编辑]

明朝时,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银两[1]山西商人华北为地盘,进出于江南,与徽商相竞争,明之际,势力又伸张到四川。晋商的兴起,与明朝的北方边防有关。明朝为防蒙古入侵,在长城一线屯驻大军,基本上依靠屯田自给自足。但当地土地贫瘠,收获不多,士兵又不能集中力量耕作,因而粮食不足,而募兵逐渐增多,交通不便,军饷成为重大问题。明朝于是依赖华北各省的民运、或漕运,或采取纳米赎罪等方法。其中开中法作用重大,召请商人把军粮(豆草等)运到边境,给予,并在一定范围内贩卖。宋代已有折中法,但规模不大,开中法却把全国大部分产盐区的盐额都纳入其中。开中商人兼营五谷和贩盐,独占盐的贩卖,获取巨利。永乐以后,商人在北边自营屯田,或低价向农民购入谷物囤积。开中法主要实行于山西和陕西,许多商人在此聚集进行商屯。当地商人占有地利,逐渐抬头。他们在黄土绝壁间,开凿土窑,储藏谷物,土窑干燥,可保存谷物数十年,而可以避过盗匪的劫掠。山陕商人最善于利用这种地理条件来保贮粮食,借开中法积累资本,再经营金融业,扩展到江南一带,经营丝绸棉布买卖,贩运到各地[2]

平阳泽州潞安府山西商人的老家,当地富商往往有数十万两资产。他们往往一人出资,与同族同乡合伙,称为伙计。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誓无私藏。山西商人常与陕西商人合作,对抗其他商人。明代中叶,北边逐渐开拓,军饷征集较易,而且亦开始流通,除了开中纳粮外,官员开始用银买粮,开中法开始断绝了与北方直接的经济关系,改为在盐产地纳银开中,朝廷把银两分给边区。于是徽商兴起,与山西商人对峙[3]

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中期,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渐渐超越了晋商,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由于王崇古张四维的努力,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国家与地区做贸易。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学者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指出:“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但是余英时显然忘记了明代扬州与安徽其实属于同一个省级单位——南直隶辖下,扬州对明代徽州商人而言属于本地,其到扬州经商并不需要如山西商人那样临时寄附商籍。

明末清初[编辑]

明末后期,晋商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火药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战略情报[来源请求]作为回报,后金政权则以人参鹿茸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俨然为晋商之领袖。

满洲人利用最接近北京山西商人担当财政任务,在努尔哈赤时,已跟山西商人在抚顺贸易,买卖人参貂皮珍珠等。清兵入关后,任命晋商为内务府商人。[4]

清朝[编辑]

清代山西商人对清朝财政有巨大贡献,成为“御用商人”。清初盐税占岁入的一半,到清朝末年即使有关税等其他新税源,仍占1/3。重要盐场食盐贩卖,都由山西商人承揽。其中淮南盐场最重要,占全国总产量40%,由晋商及徽商瓜分,徽商奢侈而晋商节俭,故晋商财力较雄厚。在两浙云南长芦河东四川福建等其他盐场,晋商亦有贩运,执全国大半盐场之牛耳。为了军需赈济河工等,晋商也向政府大量捐输内务府又向晋商出资金数百万,每年收十数万至百多万两。山西出身的扬州总商王履泰范清洪,即曾分别承兑了30万及13万两的贷款。地方衙门也向晋商贷出公款收息,补助经费。[5]

晋商获得各种特权,主要是取得盐引清代前期,铜钱价格经常上涨,盐商卖以铜钱交易,盐税却以白银缴交,盐商尽可能持有铜钱,便能得到更多利润。扬州盐商资产可多达七、八千万两,晋商许多亦有百数十万两。此外,晋商也从事茶叶米谷人参玉石毛皮棉布等买卖,并经营当铺,投资于制业,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主要城市都有山西会馆。晋商甚至活动于东北蒙古新疆等地,从事恰克图贸易,广东的中茶叶贸易,长崎的铜买卖。山西地狭人多,有等物产,商品很多,养成商人的习性,重视商人,富商与亲王贝勒等高官联盟,与总督巡抚结交。晋商多先外出他乡,流寓十多年,跟随他人学习经商秘诀,有积蓄后娶,开始独立经营,以“信实”二字为金科玉律,维系民众的信用,甚至自幼学习蒙古语,以求向蒙古、东北发展。亦有学习针灸经书。晋商往往借出高利贷而获利,由于在各地活动,为了汇款,开始发展票号,不单从事其行号本身的汇兑,同时处理政府及民间的汇款,手续费相当庞大。[6]

康熙帝南巡时曾经谈到:“夙闻东南钜贾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刘大鹏记录了太谷当地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放风俗奢侈为诸邑最。”咸丰初年,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7]。咸丰六年(1856年),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下来,先后共捐输白银“数逾千万”[8]同治三年(1864年),朝廷用兵新疆,筹饷银,山陕商人在新疆提供大量军饷。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9]光绪二十年(1894年),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八国联军后签定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交付各国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也主要由山西票号汇解,由票号把这笔钱汇到英国的汇丰银行,再由汇丰银行交给各国政府。

没落[编辑]

清朝末年,上海成为通往西方的门户,加上白银外流,铜钱价格暴跌,晋商丧失贩盐的利益,而且交通路线的重大变迁,晋商便开始衰落[10]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代皆行抑商政策,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因此与官府关系越驱紧密。晋商虽然在中国近代金融界辉煌一时,但其兴盛并非依靠自由经济体系的竞争,而是依赖与朝廷的特殊关系。所谓“官商经济”(或称官商勾结的垄断经营),晋商的后代往往走向科举之路,最后在朝廷内阁,例如明朝万历时期的蒲州张四维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官僚消灭,票庄无所凭依,自然不能存在”[11]。入清后,晋商被紧紧地绑在清王朝的战车上,成了清王朝利用的工具,只能与清王朝的命运休戚与共。大量捐纳加速了清王朝的没落,同时造成了晋商本身生存发展的危机。同治元年(1862年),人因《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而享有特权,可节省大笔费用,所以俄商贩业务扶摇直上,使得晋商垄断两湖的茶叶贩运事业久不复见。同治七年(1868年),恰克图的晋帮商号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12]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建议改组票号为银行,却遭到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的反对。

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的损失,“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以上”,天成亨票号被土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转而支持票号改革,山西票号向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不久国务总理熊希龄倒台,贷款之事成为泡影。最后晋商迅速退出历史舞台[13]

重新崛起[编辑]

改革开放后,晋商或许可以说是重新崛起。

影响[编辑]

晋商在时期达到鼎盛,富可敌国,曾经一度垄断中国票号汇兑业,曾有“中国威尼斯商人”之称。

晋商、粤商徽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晋商、潮商徽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文化[编辑]

  • 白银谷》,为一部描写晋商的小说。
  • 白银帝国》,为台商郭台铭所投资的一部描写晋商的电影。

晋商与武术[编辑]

由于晋商经商在外,经常会遇到盗贼的袭击,因此晋人历来重视武术。故山西境内,镖局林立,名师众多。光绪三十年(1904年),李复祯为太谷县王庄富商保镖,从北京路经十八盘时,与黑老鸦交手,黑老鸦被击退,身患重伤。清末仍有不少镖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三合镖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开办兴元镖局。

重要人物[编辑]

相关条目[编辑]

注释[编辑]

  1. ^ 寺田隆信著,张正明等译:《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页141-144。
  2. ^ 藤井宏著,傅衣凌等译:〈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页167-168。
  3.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页169-170。
  4. ^ 佐伯富著,邱添生译:〈清代的山西商人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14-09-03.〉,《历史学报》,5 (1977),页281-282。
  5. ^ 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14-09-03.〉,页281-284。
  6. ^ 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14-09-03.〉,页285-288。
  7. ^ 军机处录副祁隽藻奏折
  8. ^ 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卷下,《盐刍议致雁汀中函
  9. ^ 松龛全集》文集卷三
  10. ^ 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14-09-03.〉,页289。
  11. ^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1~42页。
  12. ^ 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
  13. ^ 唐纳德·G季林在《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书中描述:“人们经常描述山西人有做买卖的本领,但山西部分商人的那种愚昧无知、效率低微、保守懒散及眼光短浅的毛病,使山西也吃了不少苦头。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大量洋货源源不断流入市场,极大地压抑和减少了山西自己制造的商品市场上的销售。这一打击使得许多私营企业包括里最大的面粉厂及一个主要的棉织厂破产关门。地方商人毫不顾及人们的需求,为了赚钱,热衷于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不顾失去人们对他们产品的信赖,还利用国际市场的价格、外币比值的跌落等行情,在市场上随意抛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常常受到非常了解经济形势的那些投机商的欺骗而照常大量生产社会不需要的商品。”

参考书目[编辑]

  • 寺田隆信著,张正明等译:《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 佐伯富著,邱添生译:〈清代的山西商人〉,《历史学报》,5 (1977),页281-292。
  • 马雅贞:〈晋商在扬州:从袁耀的几件作品谈起〉。
  • 李今芸:〈恰克图茶叶贸易与晋商(1862-1917)〉《汉学研究》,28:3 (2010),页167-196。
  •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
  •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
  •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
  • 李金龙、刘映海:《清代镖局与山西武术》,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1日。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