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夺公民广场案

  提示：此条目页的主题不是重夺“公民广场”行动。

律政司司长诉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
香港司法机构
法院	香港终审法院
案件全名	律政司司长诉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
判决下达日期	2018年2月6日
判例引注	[2018] HKCFA 4
转录	终审法院判决书
案件观点
“公民抗命”在香港可作为减刑的因素 律政司复核刑罚时，并无重新审查事实的绝对权力
法庭成员
法庭设置	首席法官马道立 常任法官李义 常任法官邓国桢 常任法官霍兆刚 非常任法官贺辅明勋爵

律政司司长诉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案，又称“重夺公民广场案”，是香港终审法院在2018年对三人的裁决。

2014年，三人组织重夺“公民广场”行动，被律政司起诉及定罪。三人在裁判法院获轻判，获判社会服务令及缓刑。2017年，律政司向高等法院申请刑期复核并胜诉，三人被判即时监禁。三人随即将刑期上诉至终审法院，2018年获判胜诉。

本案涉及极著名的社会运动领袖，而且判词首次承认公民抗命的概念，因此引起极大的关注。

背景

2014年9月27日重夺“公民广场”行动

主条目：重夺“公民广场”行动

2012年，学民思潮在政府东翼前地（即公众所指的公民广场）进行反国教示威，成功逼使政府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公民广场随即成为公民示威的象征。 2014年6月，反新界东北拨款示威在立法会爆发，引致一连串的暴力冲突。政府随即宣布封闭公民广场，加装围栏，并禁止示威者在该地通宵抗议。

2014年9月，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简称学联）及学民思潮举行罢课活动，抗议人大的政治改革决议。 学联曾申请在9月23日至10月1日使用“公民广场”集会，但申请遭到拒绝。 学联和学民思潮的执行委员在罢课前后曾商讨升级行动的内容，最终决定在9月26日，即罢课最后一天闯入公民广场。

黄之锋（第一答辩人）是当时的学民思潮召集人，罗冠聪（第二答辩人）是当时的学联常委之一，而周永康（第三答辩人）则是学联的前秘书长。三人都是著名的香港社运人物。

案情

在9月26日的晚上10时20分左右，最后一天的罢课活动接近尾声，学生逐渐离开。正值此时，黄之锋表示要上台分享感受。途中，黄突然呼吁学生留下，并一同冲进公民广场。他说：“好，我地而家喺度呼吁，希望大家而家同我哋一齐入去公民广场。”

其后，黄之锋离开讲台，将主持一位交给罗冠聪，又冲向公民广场。当时，大班人群已经聚集在入口的车闸前。尽管保安员尝试阻止示威者打开车闸，部分人仍尝试推开铁闸，其他人则爬上围封公民广场的铁栏杆，借此进入公民广场。大概三分钟之后，黄之锋爬上铁栏杆，没有理会警员的警告。他在一名警员面前落地，随即被他拘捕。

在黄之锋被截停后的一分钟后，周永康亦攀越围栏，不理会警员的喝止，避开警员进入政总前地，然后跑往闸门附近。

同时，罗冠聪留在讲台上，号召集会人士一同进入“公民广场”。他宣布已有“先头部队”进入，并多次呼吁集会人士进入政总前地。他呼吁中学生离开，但他们可以再在网上叫更多人过来；又告诉参与行动者须和平、理性、保持克制和举高双手，提醒他们这是公民抗命。

案发时现场共有约有数百人意图进入政总前地，最终有数十人成功进入，部分人推倒旗杆下方摆放的铁马。其后，包括周永康在内的集会人士，在旗杆下手牵手喊口号。事件导致4名警务人员及11位政府职员受伤，大部分为轻伤。

事件后来演变成长达79日的雨伞革命。

初审

拘捕及起诉

2015年8月27日。三人到湾仔警察总部正式接受拘捕。黄之锋被控一条“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以及一条参与非法集结罪。罗冠聪被控一条“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周永康则被控一条“参与非法集结罪”。9月2日，三人随即到东区裁判法院应讯。

审判及罪成

案件正式进入审讯，由裁判官张天雁审理案件。三人全部承认所做的行为，仅就有关行为是否构成罪行提出抗辩。

2016年7月21日，被控两项控罪的黄之锋，被裁定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会无罪，但他与周永康同被裁定参与非法集会罪成。罗冠聪则被裁定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会罪成。

求情及宣判

在宣布罪成该日，三名被告的代表律师为他们求情。

罗冠聪的代表律师指出，他将出选立法会，若定罪纪录超过三个月，他将无法出选。他的母亲患轻微抑郁，望法庭明白其行为不属一己私利。黄之锋的律师形容他年纪轻轻，一路承担着社会和香港的未来。涉案行为不为自己，而是当时社会争议的议题。周永康的律师则称，他将到伦敦经济学院修读社会学硕士，亦计划修毕博士才回港倡议政策，因此希望判处非监禁式刑罚。

感化官其后向法庭递交报告。三人的感化报告均十分正面，感化官称赞三人愿意负责，违法行为只是为了唤起社会关注。其中，感化官认为周永康将赴英国升读硕士，故不适宜执行社会服务令。

裁判官在2016年8月15日宣判。张官指出，年轻人想法可贵之处是较纯真，却可能因此较冲动。三人因表达意见及关心社会而犯法，应该宽容及理解。他们在被捕、调查及受审期间表现合作，承认所做的行为，又就保安员受伤一事致歉，所以可判3人社会服务令。 最后，法庭判周永康入狱3周、缓刑1年。黄之锋及罗冠聪分别判处80小时及120小时社会服务令。

律政司上诉

向原审裁判官上诉

律政司之后不服刑期，要求原审裁判官张天雁复核判刑，改判三人即时监禁。律政司一方指，案发时三人连同其他示威者共逾一百人；三人有计划、有预谋地犯案，但张官侧重了他们犯案的动机去量刑。三人的社会服务令报告显示他们并无悔意，而社服令的先决条件是要真诚悔意，故判监是唯一选择。黄之锋的代表律师指出，各被告尊重法庭裁决，无就刑期提上诉，也愿意承担刑罚，算是有悔意。周永康的代表律师亦指，其客人早前自辩时已对当日受伤的保安员表达悔意。虽然他向感化官表示无悔为香港社会付出，亦不代表周无悔意。

2016年9月21日，张官颁下判决指，三人年轻初犯，过往的非法集结案件，法庭亦曾判处非监禁式刑罚；律政司援引的案例涉及三合会和非常暴力，不能相提并论。张官又指判刑时已小心考虑案情、被告背景、犯罪行为、后果和动机，以及他们的悔意，故驳回律政司上诉，下令律政司支付讼费。

向高等法院申请上诉

2016年10月11日，律政司向上诉法庭申请复核刑罚的许可，并于两日后获批。2017年8月9日，高等法院上诉庭举行为期一日的聆讯，听取双方的陈词。

2017年8月17日，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副庭长杨振权、法官潘兆初及彭伟昌共同颁下判词。三人一致裁定，批准律政司司长的刑期复核申请，并改判如下：

• 黄之锋即时监禁6个月；
• 罗冠聪即时监禁8个月；
• 周永康即时监禁7个月。

被告上诉至终审法院

向上诉庭申请上诉证书

根据香港法例，案件要在终审法院审理，就必须符合下列的其中一个条件：

• 下级法院发出证明书，证明有关案件的决定涉及具有广泛重要性的法律论点。
• 假如下级法院拒绝发出证明书，终审法院可自行给予上诉许可，证明案件决定涉及重要的法律观点，或可能存在实质及严重的不公平情况。

2017年10月26日，黄之锋和罗冠聪向上诉庭申请上诉证书，但被上诉庭拒绝。

申请上诉许可

后来，黄之锋和罗冠聪就案件向终审庭申请上诉许可。他们借着两个基础提出上诉，分别是案件涉及“重大而广泛的重要法律论点”，以及裁决带来“实质及严重的不公平”。2017年11月7日，终审法院开庭处理，获法官批出上诉许可。早前未申请保释的周永康同时获得保释。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指出，终审法院将考虑以下的问题：

1. 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1A条，上诉庭在处理律政司所提出的刑期复核时，能够以什么程度改变、修补或增加裁判官的事实裁定？
2. 判刑法院应以什么程度考虑犯罪动机，特别是在被告声称自己进行公民抗命及行使宪法权利时？
3. 上诉庭在决定此案的量刑时，在什么程度上作出了新的量刑标准，以致影响之后的判决？
4. 就黄之锋的判刑而言，上诉庭在什么程度应考虑到《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109A条（除非没有其他适当的处置方法，16岁至20岁的人不得被监禁）？

判决

2018年2月6日，终审法院颁下判词，宣布三名被告全部得直。五位法官撤销上诉庭的监禁判决，并恢复裁判官裁定的刑罚。

第一点：复核刑罚时重新审查事实的权力

法庭指出，上诉法庭有权审视下级法庭已有的证据，从而判断下级法庭有否犯下判刑的错误。假如判刑法庭对事实裁定犯下错误，导致判刑出现问题，上诉法庭在复核刑罚时有权纠正这些错误。然而，如判刑法庭已考虑过某项因素的比重，并在适当刑罚范围内判刑，除非上诉法庭断定该刑罚明显不足，否则上诉法庭便不可在复核刑罚时，对该项因素给予不同的比重。

上诉法庭认为，原审裁判官判刑时没有考虑判刑相关的因素（例如是阻吓性及案件的严重程度），因此量刑时犯了原则上的错误。然而，终审法院指出，裁判官显然留意到这些因素，只是她对上诉人的个人情况及动机给予较大的比重，而比重有多大全属裁判官酌情权以内的事情。

而且，裁判官判处的刑罚符合法庭一贯的刑罚范围。终审庭认为，裁判官判刑时没有由上诉法院订立的指引；而法庭以往对非法集结者亦判处社会服务令，因此原先的判刑没有不妥之处。

第二点：以公民抗命和行使权利为动机

针对行使宪法权利的一点，假如涉事者在行使宪法权利时干犯罪行，涉事者已逾越了合法行使宪法权利与违法活动之间的分界线。因此，疑犯利用这点来请求轻判，是不甚可取的做法。

然而，针对公民抗命的概念，终审庭指出这概念被英国法院承认，而在香港也是可承认的。

终审法庭在广义上确立了公民抗命的准则：

• 罪犯相信某一法律不公义，因而侵犯该法律，或
• 罪犯为了抗议他眼中不公义的事情，或为了导致法律上或社会上的改变，所作出的违法行为。
• 示威者预期及接受惩罚，采取的行动亦须是和平非暴力。

法庭指出，罪犯因良心驱使或真诚信念而作出公民抗命，是法庭可以考虑的犯罪动机。但法庭给予这些动机的比重，必随案件的实际情况而异。值得注意的是，法庭判断上诉人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公安条例》 是不公义的法例，才作出所谓公民抗命的行为。相反，他们只是因为抗议政府提出的建议而犯法。而且，涉案行为已经违法和涉及暴力，因此不是和平、非暴力。在判刑时以公民抗命为由作出的轻判请求，应得的比重甚少。

第三点：上诉法庭对将来案件的指引

对于某罪行判处什么刑罚，法庭应根据犯案当时的判刑惯例而定。终审庭认为这是已确立的法律原则，保障被告人不被施加追溯性的刑事惩罚。

一方面，上诉庭发出指引，强调在香港目前的情况下，阻吓性对于暴力和大规模的非法集结案是必要的，法院有充分理由判处参与者即时监禁。终审庭认同上诉法庭制定的判刑原则。另一方面，终审法庭认为不适宜运用指引审理上诉，避免用将新的判刑指引套用于他们以往作出的行为。

第四点：疑犯年轻对判刑的影响

法庭认为，原审裁判官显然可以在判刑时考虑年龄的因素。上诉法庭作为判刑法庭，有责任考虑所有可供选择的非监禁的刑罚。在本案中，上诉法庭错误地认为无须考虑其他判刑选择及没有遵从第109A条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