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过程主义考古学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英语：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简称后过程考古学，也称为解释考古学（interpretative archaeologies）[1][2]，是考古学理论中强调主观解释的考古学。尽管有一些模糊的相似之处，后过程主义融合多样化的思想[3]
在后过程主义运动中，包括结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观点，有各种不同的考古学技术如现象学。
后过程主义运动在1970年到1980年代初的英国由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利（Christopher Tilley）和考古学家彼得·乌克（Peter Ucko）受到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的影响，如同后现代主义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并很快到发展到美国。
最初的后过程主义主要是批判与其相对的过程主义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是1960年代由路易斯·宾福德提出的新考古学方法，并在1970年代在英国考古学中占有主导地位。过程主义的重要主张之一是考古如果应用科学方法，可以得到彻底客观性的结论，后过程主义则强烈批判此观点。后过程主义也批评以前的考古工作过分强调用唯物主义解释过去，是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不负责任。
在美国，考古学家大部分认为后过程主义只是伴随着过程主义运动；在英国，它们是两个对立的理论运动；在世界其他地区，后过程主义对考古学的影响较小。[4]
考古学方法[编辑]
主观主义[编辑]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和过程主义考古学（俗称新考古学）是两种相反的观点。
过程主义考古学如实证主义一般，相信考古调查应当用科学方法仅允许考古学家根据证据用客观的陈述过去社会。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质疑这个方式，认为考古学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挖掘出来的考古纪录是用来呈现与证实考古学家的观点。[5] 过程主义考古学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说“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家认为考古学家永远无法直面理论和数据，相反的，考古学家透过理论之云来看数据。”[6]
解释[编辑]
由于他们认为考古学家是主观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家认为“所有的考古学家无论是否公开承认，总是将自己的观点和偏见强加于对考古数据的解读”。[7]大部分状况下，他们认为这种偏见是政治性的。[8] 后过程主义的菁英主义者丹尼尔·米勒认为过程主义的实证主义方法，只有那些被观察、实测的时候，预测的时候才是有效的。否则只是专业人士对一般老百姓的的知识诈欺。[9] 在类似的批评中米勒和克里斯蒂利提出人类社会不能抗拒外部的影响和压力造成的观念，考古学家会默认接受社会正义。[10]
许多过程主义者进一步批评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来自富裕的西方国家的考古学家正在研究和撰写贫困国家在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历史。伊恩·霍德认为考古学家没有权利解释其他民族或文化团体而是应该简单地向这些群体提供自己对于过去观点的能力。[11]虽然霍德的观点在后进程主义者中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但是在1986年成立的世界考古大会（WAC）却涌入大量的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菁英主义等后过程主义的人士[12] 一些后过程主义者如迈克尔·谢克斯、克里斯·蒂利和彼得·乌克认为这样破坏了考古学家“过去知识的权威”，从而“鼓励人们质疑和抵制一切形式的权威”，作为民主化的考古学和清除精英主义的立场受到支持者的欢迎。[13]
理解过去社会[编辑]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编辑]
过程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而文化历史考古学是唯心主义，后过程主义者认为过去的社会应该通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来解释。约翰逊指出“许多后过程主义者声称我们不应该拒绝用思想与物质（指考古出土物）的架构”。[6]虽然认识到过去的社会将以部分唯物主义的方式对其周围的世界进行解释，但后进程主义者认为，许多过去社会也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宗教）来解释过去世界和影响他们的行为。
伯纳德·克纳普（Bernard Knapp）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例子，他们研究了社会精英如何操纵意识形态来维持政治和经济控制[14]以及迈克·帕克·皮尔森研究中他认为这些工具与皇冠或法律法典一样是意识形态的产物。[15] 约翰逊以一个例子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统一的方式来解释对过去社会中的景观。在过去的社会中。他认为：
- 在一方面，唯物主义观点倾向于强调其如何在一组资源的看出，例如用于早期的农民社会还是狩猎采集，继而了解人们如何理性地的利用环境来达到最佳的觅食的经济效益。后过程主义者总喜欢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作为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的自己的社会一样，他们反对用理性观点作唯一的解释强加在开采发现物品上面，作为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的自己的社会一样。他们认为古代人对于这个环境中的“真实”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仅是唯心主义也是不够的，后过程主义者强调，这种对景观的理解并不是抽象形成的，人们移动和使用这种景观的方式影响了他们对它的理解。[6]
结构主义[编辑]
虽然不是所有的但多数的后过程主义者都支持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理解历史社会。结构主义本身是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李维-史陀发表的一个理论，并认为“文化的结构体系不必是由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造成的”文化是一个深层次的结构或本质，受到自身的思考管辖，在人们没察觉的情况下确保了文化产物的规律性。在李维史陀的结构主义理论中心，他认为所有的人类思想都受到概念二分法或双边的对立，如文化/自然、男性/女性、白天/黑夜和/生死等等。他认为反对的原则是人类大脑固有的普遍特征，但每种文化都是以独特的反对选择为基础的。[16]
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首先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并被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勒罗伊·古汉（1911–1986）用于考古学的形式呈献，他1964年发表的关于原始宗教的研究《原始宗教》（Les Religions de Préhistoire）就是用结构主义解释考古学的作品。[17] 在后过程主义运动中伊恩霍德成为结构主义方法的主要指标。[18] 198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研究了《新石器时代的欧洲》的房屋与墓葬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以结构主义的方法作为他们对象征主义思想的基础。[19]这之后，他在1990年发表的《驯化的欧洲》（The Domestication of Europe）中继续使用结构主义来提出他的理论，即在欧洲之间农田（拉丁语：agrios）和房子（拉丁语：domus），这个二元性由边界（拉丁语：foris）划分。[20]
能动性[编辑]
后过程主义也采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人的能动性，认为在文化历史考古学和其他的考古学理论中丧失了身为人类自我思考的能力，成了盲目遵循社会规则被动的傻子[21]后过程主义反而认为，人类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在许多情况下是以自己的思考行事，而不是简单地遵循社会规则，通过这样的观点，后过程主义认为是学派带动了社会冲突[22]受到社会学家安东尼·纪登斯和他的结构理论影响，许多后过程主义大多数人在知道和理解社会规则的同时，会自己判断而不是盲目接受，反过来说透过扭曲社会规则，则会改变社会规则。[21]
其他后过程主义者则反而把社会学家卡尔·马克思和阶级斗争视为是对这种社会变革的力量[23] 他们使用者种方式类似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少数后进程主义者理如朱利安·托马斯则认为人类学不是看待过去社会的一个有用的方面认为文化决定论更适合些。[24]
非主流考古学[编辑]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鼓励对非主流群体与考古学学派的结合。
性别考古学[编辑]
- 主条目：性别考古学
第二波女性主义时期出现了女性主义考古学，过去女性社会一直被考古学家忽略。根据考古学家萨姆露西（Sam Lucy）说女性主义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强调了社会和政治因素对所谓客观调查的重要性。[25]
土著考古学[编辑]
- 主条目：土著考古学
在19世纪后期渐渐消除种族主义的考古学界会愿意让土著居民参与考古活动[26]，对于自己祖先土著居民会有身为后裔或继承人的观点，特别是非殖民化的考古研究。[27]
历史[编辑]
先前[编辑]
虽然直到1985年之后才出现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这个词（由其中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伊恩·霍德）。在1970年代考古学上转变为新考古学，有些人已经预料到理论的出现，社会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在1971年关于谢菲尔德大学文化变革的解释讨论中结构人类学，当时在社会人类学家中受到欢迎，很快就由考古学界引入。[28]
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对考古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对后过程主义有三个影响关键，第一个主要影响是1960年代法国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人类学，已经影响了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布鲁斯指出：“这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结合主义，如莫里斯·戈德利耶、伊曼纽尔·塔雷和皮埃尔·菲利浦·雷的结合主义。[29]第二个主要影响是后现代主义，强调知识的主观性，并且接受极端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起源于比较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学科，后现代主义思想开始在考古学中开始发展。[30]第三个主要影响是在文化人类学内部的新文化人类学运动时期由博厄斯提出的博厄斯人类学，新的文化人类学家痛斥多元文化进化的研究，后殖民环境中成为民族中心主义，理性和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31]
英国起源[编辑]
后期考古学始于1970年代后期在英国，由一些对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方面感兴趣的英国考古学家带领。其中最突出的是前过程主义的伊恩·霍德研究英国铁器时代和罗马帝国时期的英国的市场和城市化，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古代经济模拟发展。随着研究进展和受到新地理学和过程主义者大卫·克拉克（David Clarke）的影响，他越来越怀疑这些模型和模拟实际测试中证明任何东西，得出考古记录中的特定模式可以透过许多不同的模拟过程中产生的结论，并且没有办法测试哪些想法是正确的。实际上，他开始相信即使使用过程主义来理解考古数据，仍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可以解释这些数据，因此，不同的考古学家可以即使声称透过过程主义使用科学方法获得客观事实依然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32][33]因此伊恩·霍德对过程主义的批评越来越狂烈。他的新的思想方式获得了许多学生的支持，其中包括马修·斯里格格斯（Matthew Spriggs）。[33] 1980年一些结构后过程主义者在剑桥大学举办第一次会议，并出版《符号与结构考古学》（Symbolic and Structural Archaeology，ISBN 978-05210-3550-7），由伊恩·霍德亲自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对于此书的介绍:
- 在早期的思想探索和发展初期，剑桥大学的各位成员在英国和国外的其他考古部门提供了更早期的会议介绍和个人研讨会。被邀请的个别学者明显保持的反对我们的方式，虽然他们过于激进，但肯定的是他们的思想在我们之前，是重要的调查人物。我们透过与外界学者的对比与检视组内的差异加以整理，反对派用偏见的想法加诸在我们的观点。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有错的是现有的方式，我们有再做新事情的信念可以整理出一个更清晰的概念。[34]
布鲁斯·特里格认为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佛在1968年出版的《考古学新观点》（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ISBN 0-202-33022-2）有助于推动过程主义运动并能对应后过程主义。[33]
美国发展[编辑]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在美国考古学界大部分独立发展。因此它在美国的主要影响是批评理论，对英国的主要影响是反对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许多美国考古学家已经开始体会学界和过程主义运动中认知偏差的问题，也注意到了考古学界中的种族主义，特别是对于美洲原住民直到1990年代他们通常不能参予自己族群的考古活动[35]
许多美国考古学家也开始注意考古学和整个学科中的性别偏见，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无视。直到1980年代琼·格罗（Joan Gero）发表了《考古学中的性别偏见：跨文化视角》（Gender bias in archaeolog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36]以及玛格丽特·康凯（Margaret Conkey）和珍妮特·斯派克（Janet_D._Spector）在1984年的论文《考古与性别研究》（Archaeology and the Study of Gender）[37]，性别偏见才被关注。在后过程主义者中大部分比较重视的是考古纪录中的阶级偏见而不是研究性别和种族差异。这些反而是历史考古学对非主流方面如奴隶、妇女、土著的调查影响较大。[38]
批评[编辑]
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和保罗·巴恩指出：对于严厉的批评者，后过程主义在提出一些有效批评的同时，同时融入过程主义引入一些其他的想法和理论，对于评论家而言，它引入其他学科的各种方式术语称之为后过程，适当的表述后现代主义中的怀疑和诠释，[39]
在《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与激进批判》（1987）一书中，蒂莫西·K·厄尔（Timothy K.Earle）和罗伯特·W·布鲁塞尔（Robert W. Preucel）重新审视了后过程主义对于过程主义的激进批判，同时认为它具有一些优点，并强调了一些特点，整体来说，后过程主义的做法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没有产生明确方法论。[40]
相关条目[编辑]
- 考古学相关
- 哲学与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 ^ Johnson 1999. pp. 98–99.
- ^ Johnson 2010. p. 105.
- ^ Johnson 1999. p. 101.
- ^ Trigger 2007. pp. 477–478.
- ^ Trigger 2007. pp. 451–452.
- ^ 6.0 6.1 6.2 Johnson 1999. p. 102.
- ^ Johnson 1999. p. 103.
- ^ Trigger 2007. p. 467.
- ^ Miller 1984. p. 38.
- ^ Miller and Tilley 1984. p. 2.
- ^ Ian Hodder. Archaeology in 1984. Antiquity. 1984, 58: 25–32.
- ^ Trigger 2007. p. 452.
- ^ Trigger 2007. pp. 467–468.
- ^ Knapp, B. 1988.
- ^ Pearson, Mike Parker. 1984:61.
- ^ Trigger 2007. p. 463.
- ^ Leroi-Gourhan 1964.
- ^ Trigger 2007. p. 464.
- ^ Hodder 1984.
- ^ Hodder 1990.
- ^ 21.0 21.1 Johnson 1999. p. 104.
- ^ Johnson 1999. p. 105.
- ^ Trigger 2007. p. 469.
- ^ Thomas 2000. pp. 149–150.
- ^ Lucy 1997. p. 153.
- ^ e.g. Million 2005
- ^ Nicholas 2008, Nicholas and Andrews 1997
- ^ Leach 1973 p. 763.
- ^ Trigger 2007. p. 444.
- ^ Trigger 2007. pp. 446–448.
- ^ Trigger 2007. pp. 448–449.
- ^ Johnson 2010. pp. 102–103.
- ^ 33.0 33.1 33.2 Trigger 2007. p. 450.
- ^ Hodder 1982. p. vii.
- ^ Trigger 2007. pp. 456–458.
- ^ Gero, Joan. Gender bias in archaeolog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Gero, J. M.; Lacy, D. M.; Blakey, M. L. (编). The Socio-Politics of Archaeology. Amhu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1983.
- ^ Conkey, Margaret; Spector, Janet. Archaeology and the Study of Gender.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4, 7: 1–38.
- ^ Trigger 2007. p. 460.
- ^ Renfrew and Bahn 2004. p. 44.
- ^ Earle and Preucel 1987.
来源[编辑]
- 学术书籍
- 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考古学理论导论》ISBN 7806656634
- 伊恩·霍德 (编). Symbolic and Structural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ISBN 978-0-521-03550-7.
- 伊恩·霍德. The Domestication of Europe: Structure and Contingency in Neolithic Societies. Oxford: Blackwell. 1990.
- 伊恩·霍德 (编). 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2001. ISBN 978-0-7456-2269-9.
- 伊恩·霍德 and Hutson, Scott. 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 3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ISBN 978-0-521-52884-9.
- 安德烈·勒罗伊·古汉. Les Religions de la Préhistoi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 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9. ISBN 978-0-631-20296-7.
- 丹尼尔·米勒; 克里斯·蒂利. Ideology, Power and Pre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科林·伦弗鲁; 保罗·巴恩.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 and Practice （Fourth Edition）.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4. ISBN 978-0-500-28441-4.
- 布鲁斯·特里格.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78-0-521-60049-1. 已忽略未知参数
|editiom=(帮助)
- 学术文章
- 蒂莫西·K·厄尔; 罗伯特·W·布鲁塞尔. Processual Archaeology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Current Anthropology (Chicago). 1987, 28 (4): 501–538. doi:10.1086/203551.
- 伊恩·霍德. 丹尼尔·米勒 克里斯·蒂利 , 编. Burials, houses, men and women in the European Neolithic. Ideology, Power and Pre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51–68.
- 丹尼尔·米勒. 克里斯·蒂利 , 编. Modernism and suburbia as material ideology. Ideology, Power and Pre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埃德蒙·利奇. 科林·伦弗鲁） , 编. Concluding address. The Explanation of Culture Change: Models in Prehistory (London: Duckworth). 1973.
- 萨姆·露西. Moore, J; Scoot, E. , 编. Housewives, warriors and slaves? Sex and gender in Anglo-Saxon burials. Invisible People and Processes: Writing Gender and Childhood into European Archa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0–168.
- 朱利安·托马斯. M. B. Schiffer , 编. Reconfiguring the social, reconfiguring the material. Social Theory in Archaeology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0: 143–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