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藤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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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藤新平
Shimpei Gotō.jpg
第3任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
任期
1898年3月2日-1906年11月13日
前任 曾根静夫
继任 祝辰巳
个人资料
出生 1857年7月24日
 日本陆奥国胆泽郡盐釜村
逝世 1929年4月13日(1929-04-13)(71岁)
 日本京都
专业 医师文官政治家
日语写法
日语原文 後藤 新平
假名 ごとう しんぺい
平文式罗马字 Gotō Shinpei

后藤新平(1857年7月24日-1929年4月13日)为大日本帝国时期的政治家医师陆奥塩釜(今岩手县奥州市)人,曾任东京市第七届市长东京放送局(今日本放送协会)第一任总裁、拓殖大学第三届校长、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南满铁道会社首任社长、内务大臣外务大臣帝都复兴院总裁,1906年封男爵,1922年升为子爵,1928年晋封伯爵。后藤热衷于童军活动,也是日本童军总会的首任会长,是童军运动推广者。

后藤是极为称职的技术官僚,在台湾民政长官(1898年-1906年)任内,因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军务繁忙,后藤实际掌握台湾政治,后出任南满铁道会社首任社长,在长春大连等地致力建设,奠定了日本在满洲的殖民基础,并在关东大地震后出任帝都复兴院总裁,重建了帝都东京。后藤在各地的治绩,至今皆为人所称道。

后藤新平著童军服装的照片

早年[编辑]

1857年7月24日,后藤新平出生于日本陆奥国胆泽郡塩釜村(今岩手县奥州市水泽区)一武士之家,父亲十右卫门,在仙台藩水泽馆主伊达将监门下当侍卫长,明治维新后归家务农。后藤新平年幼时给瞻泽县大参事安场保和当书童,工作之余,勤学不倦。

1871年,后藤到东京去求学,不得志而归。1874年,安场保和福岛县县长时,进入福岛县须贺川医学校学习后取得医师资格,行医数年后留学德国得到医学博士学位。

青年时期[编辑]

1876年,适逢安场保和爱知县县长,邀请他去名古屋一学校当教师,随后到爱知县医院出任三等医师。西南战争时任陆军临时医院医师,到大阪去护理伤病兵员。1882年,25岁的后藤出任爱知医学校校长及病院院长。

根据有关资料描述,当时西医虽然是奇缺,但后藤的提升速度也着实地让人吃惊。其原因有两点:一是他医术高明精湛,有让人敬佩之处;二是他善于投机专营,处世狡黠,为人左右逢源[1] 。比如,1882年4月,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在岐阜县遇刺,根据电邀,他想前去诊治,当和爱知县方面商榷时,县方不同意,于是他决心牺牲自己的前途,立即前往岐阜医治,板垣退助看他言语行动与众不同,对旁人说:“新平是个非凡人物,不当政治家实属可惜。”正是基于这一点,1883年1月,安场保和将女儿嫁给了后藤。

后藤鉴于当时社会一般卫生知识思想幼稚,感到有设立卫生局的必要,在1889年发表了《国家卫生原理》,主题思想除了谈论卫生工作,但字里行间中已显露出治国的韬略。此后不久内务省设立卫生局时,受局长长兴専斋推荐任内务部技师。1890年被派往德国学习 2 年。

1892年11月,任内务部卫生局局长,他就在其踌躇滿志之时却因“相马家内讧”案的牵连,不仅被迫丢掉了局长的位子,而且还被关进了监狱 ,半年后,真相大白而出狱。

后藤新平并未因此次挫折和打击而沉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军医总监黑石忠憨推荐他到明治天皇所在的广岛大本营工作,直到战后签订和约,后藤建议检疫是当前的紧急任务,于1895年4月任陆军检疫事务官长。时任陆军次官的儿玉源太郎看到他非常勤奋努力工作,把他记在心中,同年9月重任卫生局长,再任2年半,致力于内务行政及卫生设备的革新改善,与北里柴三郎共同创立了预防传染病研究所。

台湾民政长官[编辑]

1898年2月26日,首相伊藤博文任命儿玉源太郎为第4任台湾总督,并给儿玉配备了一位能干的助手,原日本卫生局的一个技术官僚后藤新平,后藤为民政长官,两人于该日正式走马上任。

台湾旧习惯调查会[编辑]

后藤新平上任后,检讨以前日本的统治政策,发现有一些缺失。首先他认为台湾一直被清朝政府视为化外之地,自治非常发达。这种自治的习惯是一种民法,然而日本统治者却轻易破坏这个自治制度,想要引进新的文明、新的法令,这是失败的根源。今后的方针,应该恢复旧习惯,总督府只站在监督者的立场,只有发现弊害时,才逐渐改善,这样的行政就事半功倍。当时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日本文明而台湾野蛮,后藤新平这样肯尊重台湾旧习惯的想法实在难能可贵。

后藤新平为了彻底尊重台湾旧习惯,首先他展开大规模调查。1900年,后藤新平聘请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冈松参太郎,于1901年成立临时台湾旧习惯调查会,后藤新平自己担任会长。1903年,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织田万加入调查会。途中,织田万对调查的对象太庞大、复杂,而有些气馁,后藤新平勉励他说:“这是为了世界文化,而且只有日本人能做。”

废除“三段警备法”[编辑]

后藤新平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抗日游击队。在乃木希典时代,对抗日游击队采取的策略是“三段警备法”,在抗日游击队出没的地区,由军队与宪兵管辖。在平地与市街地,由警察管辖。介于中间的地区,则由警察与宪兵协力管辖。

这个“三段警备法”表面上看起来很合理,其实非常不合理。因为军队与警察,不但指挥系统不同,想法也南辕北辙,甚至经常感情不合。对渗透到住民之中的游击队,正规军根本无用武之地。军队一听到游击队出现,赶过去时,游击队早已消失。于是军队开始怀疑当地住民,而难免施行暴力,反而遭来民众恨意。

后藤新平与儿玉源太郎看出其中缺点,决定废除“三段警备法”,他们决定让警察负起治安全责,后藤新平对军队演讲说:“你们的职务是在治理台湾,不是在征讨台湾!”

从此,后藤新平的策略是让警察深入民众,孤立游击队,并且对游击队招降后藤鉴于台湾义民抗日活动频繁,便把乃木希典总督试行的“土匪招降策”在全台各地推行,但却在招降抗日分子后进行枪决,最著名的是1902年(明治三十五)4月25日,在斗六、林圯埔、崁头厝、西螺、他里雾、内林等“归顺式场”中,将被诱降而来的“归顺匪徒”全部当场屠杀。在仪式会场上“临机处置”或其他方式“断然处置”的台湾人,据后藤新平在所著的《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自承,屠杀的“叛徒多达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人”。到了1902年,几乎已经看不到抗日游击队的踪影。

鸦片问题[编辑]

除了抗日游击队的问题之外,鸦片也是一大问题。日本国内很多人主张应该严禁,可是后藤新平认为应该逐渐禁止。原因在于: 1.认为日本人不易染上鸦片,只会危害台湾人,不会危害日本人。 2.当时没有低痛苦的戒瘾疗法,怕成瘾者受不了。 3.鸦片专卖收入很高,帮助台湾财政独立。或投入到军队花费,减少抗日人士及匪徒的实力。 他的鸦片渐禁政策是:
第一,鸦片由政府专卖,政府在各地指定专门药店,只有在这里才能买到药用鸦片。
第二,由医生诊断确定为鸦片中毒者,发给证明,持此证明可以买到鸦片。
第三,鸦片课以高税。

或有论者以为,在后藤新平的政策下,1900年台湾的鸦片中毒者为16万9千人,17年后,减少到6万2千人,25年后,1928年,减少到2万6千人,是故后藤新平的渐禁策略获得成功。实际上,后藤新平的鸦片渐禁政策以获得鸦片暴利为优先考量,用简单可行的方式管理吸食鸦片的人口为次,几十年后鸦片吸食人口的大量减少,和鸦片渐禁政策其实关系不大。鸦片人口的减少原因如下:
1.杜聪明等人发明新的戒瘾方法,戒瘾时低痛苦;在此之前,鸦片成瘾者的自然死亡是使用率下降的主因。
2.日本人教育成功,让台湾人知道鸦片之害,且台湾人现代意识觉醒(殖民初期,日方一直强调会允许以成瘾者继续使用,以减少抗日情绪;但也在学校向台湾人宣传鸦片危害,因而受到国际肯定)。
3.台湾上流社会及知识分子态度丕变:本来吸鸦片是台湾高级社交场所的日常景象,反而是日本警察经常在这种社交场所找麻烦、阻止未成瘾者进入这种场所;但在1929年左右,台湾知识分子及上流社会突然转向、要求总督府加强戒瘾辅导。
4.医学进步,鸦片可以提炼药用吗啡,而且日本在二战时需要大量药用吗啡。
5.鸦片收入占总督府收入锐减,停售鸦片也不会造成财政问题。
综上所述,后藤新平在鸦片政策上的成功乃是对于台湾财政独立的扶持之功,并以之支持日军镇压抗日分子的费用,如何帮助鸦片成瘾的台湾人戒除毒品并非后藤新平考量的要点。

土地调查[编辑]

在解决完抗日游击队和鸦片两个问题后,后藤新平接着进行土地调查。台湾的土地所有权非常复杂,有大租户(垦首)、小租户、(垦户)、佃农(佃户),而且有许多隐田。1885年,清朝新任巡抚刘铭传曾经想要测量全岛农田,却遭至全台湾住民的反抗,甚至引起暴乱,结果失败。

1898年,后藤新平设立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自己担任局长。后藤新平对手下再三交代,进行土地测量时要尊重当地人的感情,要尊重他们的祖坟。1904年,土地调查告一段落,台湾总督府以公债向大租户买农田。而且经过这番土地调查,发现许多隐田,结果实际农田是以往的1.7倍。

1904年,基督徒竹越与三郎(1865-1950)目睹后藤新平的详细土地调查,赞叹说:“与这个相比,日本在明治七年实施的地租改革简直是儿戏!”

道路、铁路、港湾[编辑]

接下来,后藤新平着力的是道路、铁路、港湾等交通建设。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几乎没有像样的道路。村落与村落之间,村落与市街之间,只有30公分宽的小路。在后藤新平主持下,台湾建筑了1.8米宽的道路5千5百公里,超过1.8米宽的道路2千9百公里,超过5.4米宽的道路8百公里,超过7.2米宽的道路80公里。

接着是铁路。在清朝统治期间,从1887年花了7年铺设从基隆到新竹约100公里的铁路。但是品质不佳,桥是木造,稍为有些转弯的地方,旅客必须下车一起推火车。日本接收台湾后,民间成立台湾铁路公司,计划兴建台湾纵贯铁路。后藤新平上任后,主张铁路国有,并且认为台湾铁路的1千万日圆兴建计划不够,应该追加到3千万日圆。后藤新平成立台湾铁路部,自己担任部长。1909年,台湾纵贯铁路完成,比当初预定的还要提早两年。

接着,后藤新平实施的是建设基隆港与充实卫生设备。尤其是后者,是后藤新平非常重视的项目。台湾当时有许多传染病,甚至曾经因鼠疫而死了4500人。充实卫生设备最大的重点是建设上下水道。日本刚开始统治台湾时,军用水道只有基隆与淡水两处,后来在后藤新平积极推动下,台湾的上下水道比日本国内还要早完成。竹越与三郎于1904年第一次访问台湾时,惊讶地说:“我所看到的台湾首府,纯然是欧洲风的清洁宏阔市街,道路好像东京的道路,甚至比东京的道路还漂亮,步道与车道之间,铺有水泥,下面有下水道,让雨水和污水可以排放。”

制糖产业[编辑]

后藤新平并且从美国聘请新渡户稻造担任台湾的殖产局长。新渡户稻造一上任,就前往爪哇考察砂糖产业,回来之后,他对后藤新平说,先让他了解一下台湾的现况再写报告书。后藤新平说:“不必先了解一下台湾的现况,在你还未了解台湾的现况之前,写报告书。要是等你了解台湾的现况,说不定你就写不出来。不如就你在爪哇所看到的写心得就好。”不久,新渡户稻造提出“糖业改良意见书”,根据这份意见书,后藤新平开始改良甘蔗品种、改善耕作方法(特别是奖励施肥)。在一般传统社会,要农民采取新方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藤新平便用补助金方式来“利诱”。新品种和新耕作方法不久就普及开来,甘蔗的生产量大增。接着是制糖工厂的现代化与大规模化。1900年砂糖产量为3万吨,到儿玉、后藤时代终期为6万吨,到1937年为100万吨,二次大战期间最多为160万吨,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负担,而是日本的金鸡母。

与孙中山之关系[编辑]

1900年,中国革命家孙中山计划在广东惠州起事,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赞同孙中山的计划,于是儿玉总督命时任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协助孙中山起事。后因日本内阁改组,第4次伊藤内阁反对介入中国革命,导致惠州起义失败。1900年11月10日,孙中山化名“吴仲”,与后藤新平同行乘“横滨丸”自基隆启航返回日本。

儿玉源太郎重用后藤新平,后藤新平也对儿玉源太郎毕恭毕敬,所以两人合作非常融洽。儿玉源太郎有好几次因为要担任其他职位,要推荐后藤新平担任台湾总督,但是因为按照日本政府规定台湾总督必须是军人出身,儿玉源太郎甚至想要建议日本政府取消这个规定,可是都被后藤新平婉辞了。

今天的纵贯铁路,绝大部分就是在后藤新平的任内所完成的。在台湾林业史上曾经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里山森林铁路,也是后藤新平主导兴建的。到了1904年,台湾财政已可完全自主,无须日本中央在行补贴,甚至一些公共建设还比日本内地还要先进,例如当时的台北地下水道覆盖率是亚洲第一。

历任:

谱系[编辑]

后藤实仁
 
坂野长安
 
 
安场源右卫门
 
 
 
 
 
 
 
 
 
 
 
 
 
 
后藤实崇
 
坂野利惠
长女
 
 
安场保和
 
 
 
 
 
 
 
 
 
 
 
 
 
 
 
 
 
后藤新平
 
 
 
 
安场和子
次女
 
 
 
 
 
 
 
 
 
 
 
 
 
 
 
 
 
 
 
 
 
 
 
 
 
 
 
 
 
 
 
 
 
 
 
 
 
 
 
 
 
 
 
 
 
 
 
 
 
 
 
 
 
 
 
 
 
 
 
后藤一藏
 
春子 鹤见祐辅
 
后藤爱 佐野彪太
 
后藤静
 
 
 
 
 
 

[2]

治理台湾[编辑]

后藤新平在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任内,进行土地调查、户口普查及风俗习惯调查,推展生物学的殖民政策,促进科学农业工业卫生教育交通与治安警察发展,并招抚抗日份子,拢络台湾的门阀士绅,奠定日本在台湾往后的统治基础。

后藤对台湾的建设始于医疗卫生的改善。1895年,他受聘担任台湾总督府卫生顾问时,着手规划关于鸦片政策、卫生、自来水下水道等建设。接任民政长官之后,后藤秉持“生物学原则”,开始大规模地进行的调查与建设。后藤曾说:“殖民地行政计划,在目前科学进步之下,必须根据生物学的原则,也就是要发展农业、工业、卫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项能够完成,我们就可以在生存竞争中获得保全及胜利。”

旧惯调查为台湾的文化、风俗、民情和律法留下重要的纪录;而土地及户口调查的全面与精确,不但成为日本殖民统治与建设的重要基础,其影响甚至延续到战后国民政府在台的施政。

东京青山公墓的后藤新平墓
国立台湾博物馆内的后藤新平铜像。

在产业上,后藤新平选定了在台湾原本就有基础的业,引进新式制糖技术、经营模式及大量资本,促使台湾糖业蓬勃发展。并大力推动铁路海港公路等交通建设,现今的纵贯铁路绝大部分就是在其任内所完成,在台湾林业史上曾经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里山森林铁路亦是由后藤新平主导兴建。到了1904年(明治37年),台湾财政已可完全自主,无须日本中央补贴,一些公共建设甚至比日本内地还要先进,例如当时台北市下水道覆盖率已是亚洲第一高。

国立台湾博物馆入口大厅右边一龛位原置放其铜雕像,目前已移除改放于顶楼展览厅与儿玉源太郎铜像一起展示[3]

著作[编辑]

  • 《海水功用论 附海滨疗法》(1882年)
  • 《国家卫生原理》(1889年)
  • 《日本膨胀论》(通俗大学会1916年2月出版)
  • 《日本殖民政策一斑》(拓殖新报社1921年初版)
  • 《帝都复兴与建筑资料》(东京放送局放送讲演集,1923年)[4]
  • 《政治的伦理化》(1926年)

评论[编辑]

与共济会的关系[编辑]

根据文化人类学者绫部恒雄所言,后藤应该是共济会会员[5]。后藤重用的新渡户稻造为共济会会员的可能性也相当高。[6]

黄旺成评论[编辑]

1927年2月20日,台湾社会运动者黄旺成(菊仙)在《台湾民报》上认为后藤新平提出了“治台三策”:第一,台湾人贪财爱钱,可用利益诱惑”;其次,台湾人贪生怕死,得用高压手段威胁;第三,台湾人非常爱面子,可用虚名拢络。[7]后来这种说法衍生为评断台湾人民性的知名论点,即:贪财、怕死、爱作官(又称爱钱、怕死、爱面子)。此论点认为,后藤新平采用了“糖饴与鞭”的两手策略,一方面以严刑峻法对待异议人士,另一方面积极致力于建设台湾经济。

戴国煇评论[编辑]

1983年7月2日,台湾历史学家戴国煇美国中西部夏令营的演讲,举了一个例子来直言台湾独立运动歌颂日本殖民统治政绩的危险:

家叔念了后藤新平所创立的台北医学校(后昇为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成为开业医生并赚了大钱。在个人的情面上,家叔一家人或许该感谢后藤新平也说不定;但站在社会科学的立场、民族的尊严来言,绝没有感谢后藤的道理。因为后藤在台湾开办医学校的目的,不是在搞慈善事业,更不是为了台湾岛民的真正健康、福利来办的;它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日本资本家准备健康的投资地,为资本家提供既健康又高效率的劳动力等,却非靠台湾人医生不可。所以日本人治台不久就开办医学校培养台湾人的医学人才,模仿诸国在它的殖民地所行一样。诸位若不相信我的话,请你们想像一下:“瘴疠之地”有何资本家肯前来投资?若殖民地的基层劳动力统统是病弱不堪者,要从何种人的劳动来榨取剩余价值呢?我们有良知的台湾人,不至于感谢日本人的统治,更不会再度邀请日本人来当统治民族重新光临台湾的。……
我尽力排除后藤新平治台的神话。我说,难道后藤新平是“孙悟空”吗?好!就让你一万步,我也来个肯定吧!那么,为何日本政府不学后藤新平的一套在朝鲜半岛来试一试?明治政府对外一直是相当团结、相当有其高效能的政府,为何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得不到你们所肯定的“成果”?我主张:殖民地是由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合为一个整体的。每一个殖民地不但有其前史,另外还都具有其当为被殖民的“客体”的条件。我们台湾岛民虽被逼当了“客体”、饱尝了不少的苦头,但我们的父祖辈早在日本侵台之前已在台湾树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不然,如何做合情合理的解释,为何腐朽不堪的清朝会在“边陲之地”的台湾敷设铁路、搞了刘铭传的新政?我向学界,我向我自己的同胞、尤其被日本人的价值观念体系迷了心灵的台湾知识界,提出了问题、投了一个小小的“炸弹”。[8][9]

相关项目[编辑]

备注[编辑]

  1. ^ 王胜利等主编:《大连近百年史人物》,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 后藤新平记念馆-后藤家 家系図
  3. ^ 建筑瑰宝. 国立台湾博物馆. [2011-09-27] (中文(台湾)‎). 
  4. ^ 《帝都复兴与建筑资料》
  5. ^ 绫部恒雄《秘密结社》(讲谈社、2010年)193页。
  6. ^ 吉田祐二“日本初・国际“超”高级官僚としての新渡戸稲造”(副岛+SNSI副岛国家戦略研究所‘フリーメイソン=ユニテリアン教会が明治日本を动かした’)231页。
  7. ^ 菊仙(黄旺成),〈后藤新平氏的“治台三策”〉,《台湾民报》第145号(1927年2月20日)第14版。菊仙在该文中说:“后藤新平氏在台湾做民政长官的时候,从台湾人的性质上发见了三条的弱点,因为要利用这弱点,所以定了治台的三策:一、台湾人怕死--要用高压的手段威吓的。二、台湾人爱钱--可以用小利诱惑的。三、台湾人重面子--可以用虚名笼络的。”但实际上未有记录显示后藤新平曾提出过这三点。
  8. ^ 戴国煇,〈研究台湾史的经验谈(2)〉夏潮联合会
  9. ^ 戴国煇,〈研究台湾史的经验谈(3)〉,夏潮联合会。

相关资料[编辑]

任职顺序[编辑]

前任:
曾根静夫
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
1898年3月2日—1906年11月13日
继任:
祝辰巳
前任:
堀田正养
递信省大臣
1908年—1911年
继任:
林董
前任:
一木喜德郎
内务省大臣(首次)
1916年—1918年
继任:
水野炼太郎
前任:
本野一郎
外务大臣
1918年
继任:
内田康哉
前任:
田尻稻次郎
东京市长
1920年—1923年
继任:
永田秀次郎
前任:
水野炼太郎
内务省大臣(再次)
1923年—1924年
继任:
水野炼太郎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