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

徐景贤（1933年12月13日—2007年10月31日），上海奉贤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文革前曾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任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兼文艺组组长。文革时期作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代言人，任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上海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书记，任中共中央第九届和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文革后被捕，获刑18年。

生平

早年经历

1933年12月13日，徐景贤出生于上海奉贤县，父亲徐宗骏（1904-1987），字雅平，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曾在国共合作期间加入共产党，并于1927年秋担任上海私立曙光初级中学（现）校长，该学校同时还是中共奉贤地方组织的秘密机关，但是在四一二事变后被捕，发表了退党声明，后在交通大学化学系、南洋模范中学等学校任教。母亲戴秋楠曾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党奉贤党部委员。

徐景贤曾先后就读上海复华小学、南洋模范小学（1943年转入）、南洋模范中学，抗战胜利后，徐景贤开始跟随南模和交大的高年级学生参加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期间结识了高一年级的徐惟诚，受到五二〇运动等学运的影响而同情中共，想加入中共外围学生组织，但是由于徐父的阻碍而失败。1949年，上海解放后，徐加入了中共组织成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向《解放日报》、上海《文汇报》、上海《大公报》等一些在中共领导下复刊或改制的本地报纸提供通讯稿。1951年，徐高中毕业报名参加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随即被分配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

上海工作

1951年9月，徐景贤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艺术处担任干事，负责检阅报刊文章，处长为丁景唐。1953年6月，徐景贤在丁景唐和徐啸的介绍下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爆发，丁景唐被审查，徐作为丁的下属被调任上海市文化局审查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办公室，后又调职市委文艺工作部任干事，处长为束韧秋，期间结识了时任文艺工作部部长张春桥。1956年6月，徐景贤转正成为正式党员，同年7月28日与相恋五年的同事葛蕴芳结婚。

1957年，文艺工作部被撤销，徐景贤被调回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先后被谷牧、石西民领导，徐在群众文艺刊物《演唱》发表文章《破教条主义的戒，开群众文艺的花》，随后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批判，徐在回忆录中自述“姚文元当时总是写批评别人的文章， 我感觉到自己要在写评论文章时站住脚，就要走姚文元的路子：站在每次运动的前列来批评别人，只有以左的面貌出现，才能被领导视为革命左派。”随后写了一篇批判沈雁（《解放日报》记者沈涯夫）的文章，导致沈雁被划为右派，流放至青海。

1959年，徐景贤创作了以穆汉祥为主角的传记文学《黄浦江畔的风暴》，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党的儿子穆汉祥》为名出版发布，当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毛泽东在书中将学生运动高度评价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时任上海宣传部长石西民及其妻子吴伟（时任海燕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决定将该书改编为剧本，随后徐景贤和于伶、市委文艺处副处长章力挥合作，1963年在《电影剧作》杂志将改编成的剧本以《曙光在前》为名发表。由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大写解放以后的十三年”，本来打算拍摄为电影的《曙光在前》被搁置，柯庆施所青睐的话剧《年青的一代》被定为上海的重点剧本，徐景贤和于伶被派去协助《年青的一代》的作者陈耘。

他又访问彭加木，创作报告文学《生命似火》。在上海文学界活跃的表现让他被选中与黄宗英、何占豪等人参访越南前线。

1963年12月，在反修正主义浪潮下，毛泽东向柯庆施授意，主张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批判修正主义路线。1964年初，在柯庆施主导下成立《未定文稿》编辑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编辑部由张春桥任主编，周原冰任副主编，主任室华东局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庞季云，副主任有姚文元、金冲及等人。写作班子由石西民负责。4月，成立写作班子文学组“丁学雷”，被石西民调来担任副组长，叶以群担任组长，开始从各大学中文系抽调毕业生组织班子。人员组成到位之后开始揭露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的问题。

1965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科长。

文革时期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发，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由于张春桥前往北京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上海写作班由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负责。6月2日，上海市委成立张春桥任组长的上海文化革命小组，徐景贤入选组员。时值上海红卫兵运动兴起，杨西光疲于应对政治运动而疏于管理写作班，徐景贤在内的各成员没有了写作任务，8月下旬，北京的红卫兵南下上海，徐景贤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写作班“丁学雷”的名义参与接待红卫兵，北京红卫兵在8月底9月初多次冲击上海市委，徐景贤曾采取维护上海市委的态度，协助市委处理漕溪北路老太太被打死等事件，还帮时任市长曹荻秋起草过对中央和群众的检查稿。徐也得到上海市委重用，在曹荻秋的支持下多次列席市委常委会议。可是随着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对造反运动的支持，上海红卫兵针对上海市委的批判会愈发频繁，10月，徐景贤也作为上海市委的一员在上海文化广场被文艺电影界的造反派批判，徐后来回忆称：“我感到厌烦和苦闷，内心不愿再为市委做‘挡箭牌’，可是我一时又找不到出路。”。

11月10日，安亭事件爆发，11月13日，一部分回到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集合在上海文化广场，徐景贤在请示张春桥后于当天中午前往巨鹿路办公处与正在睡觉的工总司负责人潘国平联系，下午与潘前往文化广场与张春桥见面，并陪同张签订了承认工总司合法性的《五项要求》。这再次引发造反派对上海市委的大批判，隶属市委的写作班也遭到殃及。11月27日晚，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前去写作班办公室抄家，徐景贤劝阻失败，导致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原稿被红革会抄走，姚文元在震惊之余开始直接电话指示徐景贤等写作班成员。

与此同时，朱永嘉、郭仁杰等写作班成员决定加入造反派，11月28日，写作班成员朱永嘉贴出大字报《我要造反》宣布加入造反派，但他因为市委写作班成员的身份而没有得到红卫兵信任。11月29日，姚文元电话指示徐景贤以“丁学雷”的名义“把话讲得硬点”，向红卫兵传达写作班直接受张春桥领导，出面保朱永嘉。可是徐景贤仍旧不确定是否加入造反派，最终，在其他写作班成员多次逼迫以及姚文元来电“写文章还是上来第一线”的暗示下，12月14日，徐景贤以写作班支部书记的身份开会决定上海市委写作班一起向市委造反。12月18日，写作班串联了其他上海市委的造反派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徐景贤凭借市委成员的身份得知各上海市委领导的藏身处，而在会上将大量市委领导抓出批斗，其中包括曹荻秋和身患癌症、文革期间因养病而此前未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徐景贤在会上声称“紧跟张春桥和姚文元”，随后成为了张、姚在上海的唯一联络员以及实际代言人。12月26日，姚文元在毛泽东生日当天向徐景贤电告毛泽东对工作班造反的高度褒奖，徐后来回忆“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为我们撑腰了，我还怕什么？！”

12月初，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件。12月27日，与造反派工总司对立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赤卫队由于失去市委的承认，涌入位于康平路的市委大院，要求曹荻秋承认赤卫队的合法性，28日深夜（或29日凌晨），张春桥向还居住在康平路的妻子文静通电了解情况，随后通过文静向徐景贤传达要求支持工总司的指示，29日清晨，徐景贤向造反派传令：“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一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了，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桃子就要被赤卫队摘去了；想办法告诉工人造反队，赶紧动员工人去康平路，对赤卫队搞政治攻势，人去得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30日凌晨，造反派涌入康平路市委大院将赤卫队赶出大院，徐景贤随即以“丁学雷”的名义传令指控上海市委及曹荻秋：“丁学雷传达春桥来电：12月30日的流血事件是曹荻秋一手挑起的群众斗群众的罪恶行动，现在口号应该提得明确一些，不要以围攻张春桥的家属为口号，要针对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后，王玉玺、马骥、李剑钰在内的大量赤卫队干部被逮捕判刑 。

1967年1月1日，在张春桥的指示下，徐景贤、陈丕显、王洪文等上海各方势力干部在东湖招待所开会，决定让因病休假的陈丕显出来代替曹荻秋，主持上海工作，徐景贤在会上提出“号召全市群众把矛头对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决定筹办批判上海市委大会，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秘密前往上海，与徐景贤单独谈话了解情况。1月6日上午，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徐景贤参与了大会通令的定稿并出席会议。。

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也在造反派批判市委之际相继被造反派接管，1月9日，为了针对文革带来的经济主义风潮，由徐景贤审定的《紧急通告》以多个上海造反派的名义在《文汇报》发表，该通告在刚发布时被张春桥指责，但后得到毛泽东的赞赏，1月11日，《紧急通告》被《人民日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个中央最高机构署名表扬的贺电形式转发。

1月15日，各造反派组织对市委夺权的一月风暴爆发，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在毛泽东的指示下，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徐景贤任上海革委会副主任。后任上海市委书记。

1968年10月，徐景贤出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在毛泽东部署下，徐批判前任上海市委书记陈毅是“右的代表”。徐景贤先后在中共九大和中共十大被选举为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1975年，徐曾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批评王洪文“显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

谋划叛乱与被捕

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21日，徐景贤前往北京参加会议时与张春桥会面，张春桥悲观地表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早就准备杀头了”。

10月6日，怀仁堂事变爆发，10月7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被叫到北京开会随后失联，徐景贤又接到于会泳通知，先前决定由徐带队出国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也被取消行程。当晚，革委会副主任王一平从儿子王时驹得到关于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王一平随后说服自己的老部下张敬标（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协助中共中央监控上报上海各方的行程动向。

10月8日，徐景贤在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在得到缪文金从北京发来的暗号后，上海市委确定北京发生政变。在朱永嘉的提议下，徐景贤、朱永嘉、王秀珍等人决定组织上海民兵发起武装叛乱，徐景贤负责宣传动员。当夜，徐景贤发出“请民兵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人待命，加强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两张准备动员民兵的手令。这两张手令后来成为了指控徐组织武装叛乱的主要证据。

10月9日，徐景贤与马天水通电话，在询问张、王、姚的情况时被马天水应付“他们身体还好，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和我个别谈了。”并通知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前往北京开会，次日下午，空军派专机接徐、王前往北京，随着上海的三个市委书记都被控制，市委只留下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黄涛四人主持工作。同日，上海警备区的领导也被南京军区接去开会。11日，上海市总工会及市民兵指挥部得知了北京出现的反四人帮标语，次日，上海市委和造反派众人开会商讨对策，朱永嘉认为徐景贤等市委书记很可能会投降，主张立即组织民兵武装造反，得到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等众造反派支持，期间马天水打来电话，张敬标和四名老干部为了拖延时间提出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回来再决定。10月13日，三人回到上海并劝说其他人放弃叛乱。

之后，徐景贤一直被隔离。10月26日，华国锋派出工作组进驻上海，11月5日，徐景贤写出了指控四人帮的初步揭发交待材料。11月11日，上海市委成立清查四人帮项目办公室。1977年1月10日，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一起被正式停职审查，6月被正式逮捕，随后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

入狱与晚年生活

1980年5月，徐景贤被开除党籍。1982年7月，指控徐景贤和王秀珍两名前上海市委书记的“上海第一案”开庭，徐景贤在最后陈述中“发表了近半个小时的发言，对自己为了巴结攀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行径十分后悔”。8月21日，徐景贤被以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根据徐妻子葛蕴芳的回忆，1978年6月，上海工作组曾决定对徐从宽处理、免于刑事处分，但陈丕显在得知该消息后“对曾来接管上海市委的领导彭冲拍桌子、发脾气，要求徐景贤判以重刑，彭冲等领导向中央回报，反映到邓小平处……”后邓小平决定从重判处徐景贤。

1992年6月，徐景贤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释放，先是居住在上海中山西路三湘大厦对面的民房内，女儿出嫁后又陪同女儿生活，将民房相继租给十几个年轻的单身大学毕业生，有知情者称“徐景贤与他的妻子为有那么多有志气的年轻人来入住感到高兴，通过房子能够接触到年轻大学生的生活”。出狱后，徐景贤创作了一本回忆录《十年一梦》，2000年完稿，2003年在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2007年10月31日下午4时，徐景贤在家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11月6日下午2时在中山医院举行遗体捐赠仪式，朱永嘉（原上海市委写作班成员）、肖木（原王洪文秘书）、沙叶新等人发表了纪念文章。

2013年，在徐景贤在家人朋友的整理下，他生前未完成的第二本回忆录《徐景贤最后回忆》由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出版。

著作

• 《十年一梦》，2003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 《最后回忆》十年一梦续，2013-11 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

家庭

• 父亲：徐宗骏（1904年—1987年），曾加入中共，后脱党。
• 母亲：戴秋楠。
• 妻子：葛蕴芳（1930年—），1949年加入中共，1950年开始先后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教办工作，期间当过夏衍、姚溱等干部的秘书，1951年8月结识徐景贤，1956年7月28日与徐景贤结婚。文革期间曾在上海市人委机关联络站、市革会专案办、市革会科技组和市革会写作组工作。文革后受到徐景贤案的影响，被调动到徐汇区图书馆。
  • 长女：徐蕴。
  • 次女：徐遥。

轶事

• 徐景贤父亲徐宗骏的故居曾于2024年被上海市奉贤区政协提议列为文物点。

参考资料

其他

• 沙叶新：“我和徐景贤”，《凤凰周刊》2007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