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优良条目,点击此处获取更多信息。
本页使用了标题或全文手工转换

无政府主义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到导航 跳到搜索

无政府主义(英语:anarchism),又称无治主义[1],也可译作安那其主义,是一种政治理念运动,其反对所有强制性、胁迫性阶级制度。无政府主义认为国家政体有害,本身没有存在的必要。无政府主义在历史上属于左派,被置于政治光谱最左侧;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属于自由意志主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派,通常被与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英语Libertarian Marxism相提并论。

在众多国家建立之前,人类一直生活在没有正式阶级制度的社会中。随着阶级制度建立,对权威的质疑声浪也随之提高,但是拥有无政府主义自觉的政治运动于启蒙时代才正式出现。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直卷全球,并为众多工人解放斗争带来影响。同时内部涌现了各种不同的分支。无政府主义者参与了当时的部分革命,当中又以西班牙内战全国劳工联盟为著名例子,不过他们于1939年被国民军及其外部支援势力(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葡萄牙独裁政权天主教会)所击倒,标志着古典无政府主义时代落幕。在20世纪的最后数十年及21世纪,无政府主义运动又卷土重来。

无政府主义会采用各种策略来达至理想,它们可分为革命式策略及演变式策略两大类。前后两者有相当大的共通之处。革命式策略旨在消灭压迫人民的国家和权威,在激烈程度上又以古典时代为高。演变式策略皆在展示无政府主义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怎样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实践及其对社会的批评,已影响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层面。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主要认为它内部存有矛盾、跟暴力有关,或视之为一种乌托邦理想

词源及定义[编辑]

威廉·魏特林等著作家虽影响了无政府主义理论,但却从未在著作中使用过无政府主义一词[2]

英语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一词源于希腊语“ἀναρχία”(anarkhia),意指“没有统治者”。该希腊语由前缀“ἀ-”(即没有)及单词“αρχία”(即统治者或领导者)所组成。后缀“-ism”表示有利于无政府状态的思潮[3]。自1642年起,“anarchism”一词以“anarchisme”的形式出现在英语中;1539年起则以“anarchy”来表示——早期使用者以其代指失序感[4]法国大革命期间,参与其中的各个派别皆标签敌方为“无政府主义者”,不过当中有些派别与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存有很多共同理念。部分19世纪的革命活动家(包括戈德温魏特林)影响了下一代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但他们不会把自身的理念称为“无政府主义”[5]。第一位称自身为无政府主义者(法语:anarchiste)的政治哲学家为蒲鲁东,这使得无政府主义于19世纪中叶正式诞生。由于欧洲无政府主义者19世纪下半叶活动频繁,清朝报纸时常对其有所报导,但当时并未使用带有“无政府”的词汇,而是音译为“鸭那鸡撕德党”或意译为“无君党”[6]。1901年,受日语常用译法影响,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报道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英语Anarchism in the United States里昂·乔戈什刺杀总统威廉·麦金莱时,第一次称呼乔戈什为“无政府党”;由于《清议报》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一译名很快取代了过去“鸭那鸡撕德党”和“无君党”的译法[7]。1902年,马君武基于英国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柯卡普(克喀伯)《社会主义史》的第9章〈无政府主义〉,译出了《俄罗斯大风潮》[8],并“极力推崇无政府主义这种‘新主义’”[a]

自由意志主义”一词在19世纪90年代于法国诞生以后[12],人们常把它视作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13],这一现象目前仍见于美国以外的部分地区[14]。 不过仍有人以自由意志主义特指个人主义自由市场的理念,把自由市场无政府主义英语free-market anarchism称为自由意志无政府主义[15]。尽管很多人会把自由意志主义当作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使用[16],但由于新左翼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英语Libertarian Marxism者(反对威权社会主义或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者)、极端自由主义者(他们主力关注公民自由)等不同意识形态支持者皆在以其代指自身,故其专有性已被削弱[17]。此外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会把自身称作自由意志社会主义[18],以避免跟无政府主义有关的负面意涵、强调自身跟社会主义的关系[17]。马修·S·亚当斯和李维写道,无政府主义是指“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反权威派系”[19]乔姆斯基表示无政府主义及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皆为“社会主义当中的自由意志主义派系”[20]盖林英语Daniel Guérin写道:

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大多无政府主义者为希望终结人与人之间的剥削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只是社会主义思潮当中的一派,这个派别十分关注自由,并希望尽快废除国家[21]

尽管反对国家这一政治实体本身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中心思想,但学者及无政府主义者仍很难对它下一个普遍定义,因为他们对此的理解会存有少许差异[22]。因此尽管定义无政府主义为“一系列希望社会依据自愿结社自由去中心化的理念来建立人际关系,反对权威阶层式组织英语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包括国家资本主义英语Anarchism and capitalism民族主义英语Anarchism and nationalism制度)”的学说可能是对的,但此定义与依据词源(没有统治者)[23]、或像反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远超于此)、反威权主义(这是“后验”的结论)般的思想特性的定义一样,存有弊病[24]。不过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定义一般包括以下基本元素:对非高压式社会的渴求、对国家机关的抵制、相信人性能使人类在一个非高压式社会中存活及进步、对如何追求理想中的无政府社会的一套想法[25]

奥斯古德英语Herbert L. Osgood称无政府主义为威权共产主义和国有社会主义的极端对立面[26]马歇尔表示:“一般来说,无政府主义比自由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不过它也比起自由主义走得更前,故它不能够以社会主义之名涵盖之。因此最好视它作一门独立兼具自身特色的学说”[17]詹宁斯英语Jeremy Jennings认为“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把无政府资本主义当作无政府主义的分支看待者,只是误解了无政府主义”。他补充道:“无政府主义并不代表不受限制的个人自由(如‘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所相信的般),如我们所见,它所代表的反是个体和群体的延展”[27]华特英语Nicolas Walter写道:“从历史和意识形态两方面来看,无政府主义的确扎根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政府主义者始终都是自由主义者兼社会主义者,每当他们拒绝接受两者任何一方的优点时,他们就背叛了无政府主义本身……我们是自由主义者,但不止于此;我们是社会主义者,但不止于此”[28]。纽曼把无政府主义视为众多社会主义传统的分支,并指由蒲鲁东和巴枯宁领头的思想学派更具有社会主义成分[29]莫里斯英语Brian Morris (anthropologist)把“社会主义跟无政府主义二分”形容为“概念和历史上的误解”[30]

历史[编辑]

史前时代及古代[编辑]

芝诺的《共和国》影响了克鲁泡特金[31]

在市镇和城市建立之前,并不存在一个在众人之上的权威。权威制度在人们建立城镇之后才得以确立,于是便有思想家以无政府主义式的理念回应之[32]。古代中国希腊出现了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雏形。在古代中国,像庄子老子般的道家思想家便阐述了“和平地使国家非法化”的哲学无政府主义英语philosophical anarchism思想[33]。与斯多葛学派一样,道家也被认为“预见到了”无政府主义[34]

无政府倾向也可以溯源至古代希腊哲学家和悲剧作家的观点。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以有关安提戈涅的神话故事,来证明国家与个人自主的冲突。苏格拉底质疑雅典当局不断打压个人自由的合理性。犬儒学派反对人治(Nomos)及生于人治的机关,支持人们依据自然(physis)而活。斯多葛学派支持公民在没有国家的存在底下,依据非官方的友好关系来建构社会[35]

中世纪期间,除了基督教欧洲及伊斯兰世界的一些禁欲主义宗教运动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外,社会上没有其他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运动。这些宗教运动后来引出了宗教无政府主义英语religious anarchism。在伊朗,祆教僧侣玛兹达克提倡建立一个没有君主制英语abolition of monarchy平等社会,但他后来被皇帝处决[36]

巴士拉,一些宗教派别在布道中加入反对国家存在的内容[37]。欧洲的一些教派出现了反国家及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38]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代重拾热情;宗教改革时代,人们追捧个人判断;二者皆促进了宗教中反权威和世俗元素的传播[39]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对知识权威的质疑,以及18世纪90年代、1848年的一系列革命,均为后来古典无政府主义的发展打下铺垫[40]

近代[编辑]

法国大革命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转捩点,当中反对国家及支持联邦制的情感开始萌芽。大多受此一情感影响的人为无套裤汉(低下阶层的老百姓)及忿激派(无套裤汉内的激进派)[41]。第一波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整个18世纪传播开来:英格兰的戈德温透过在道德论证上把国家的正当性消除,来支持哲学无政府主义英语philosophical anarchism施蒂纳的思想为个人无政府主义奠基。而在法国,蒲鲁东所提出的互助主义理论亦盛行起来[42]。到了1870年代后期,各个无政府主义学派已有明确的定义,并在1880至1914年间透过全球化浪潮传播到世界各地[43]。古典无政府主义的兴盛一路维持到西班牙内战——历史学家常把这段时期称为“无政府主义史上的黄金时期”[42]

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支持集体反抗。他曾与第一国际结盟,但最终被马克思主义者们开除出协会

巴枯宁同样支持互助主义,并把其延伸至集体无政府主义上。巴枯宁的思潮以汝拉联盟的形式引进到1864年成立的,史称“第一国际”的工人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该协会的成立目的在于团结各式各样的革命思潮。由于它参与了当时众多的工人运动,所以知名度亦逐渐提高。及后马克思成为协会实际上的领导者。巴枯宁的追随者及一众互助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所支持的国有社会主义,并主张政治上的不干涉主义,容许个人掌握少量财产[44]。巴枯宁的追随者跟马克思发生过激烈的论战。1872年,论战伴随着巴枯宁派被马克思主义者逐出第一国际而结束[45]。巴枯宁之后作出了以下著名预言:若果革命者通过马克思的方式掌权,他们终将会成为工人暴君。在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后,一众无政府主义者创立了圣伊米耶国际。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又参与了第二国际,但最终在1896年再次被逐出[46]。在俄国哲学家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之下,无政府共产主义与集体主义出现了重合的趋势[47]。从巴黎公社的诞生中获得启发的一众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主张,人民应自由地结盟,盟内亦应按照需求向人民分发资源[48]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直卷全球[49]。此一趋势在国际工团主义运动中尤其明显[50]。中国的一些学生引入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此之上追随民主及科学[51]。东京亦吸引了一些具有颠覆国家思想的远东青年前往学习[52]。在拉丁美洲阿根廷英语Anarchism in Argentina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据点,当中又以无政府工团主义为左翼意识形态中的主流[53]。这段时期的一少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利用暴力手段来达至他们的政治目的,这种策略被称为行动宣传[54]。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政治表达和行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解体及巴黎公社社员英语Communards被处决和放逐后兴起[55]。尽管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不从事任何的恐怖主义行为,但他们仍受到迫害及污名化,甚至被拒移民——美国的《1903年移民法案英语Immigration Act of 1903》订明该国不接受无政府主义者移民[56]。同一时期,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接纳了非法主义的思想[57][54]

马赫诺为无政府主义武装团体乌克兰革命起义军中的一员

1917年俄国革命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热烈参与。在革命期间,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革命本身存有担忧,但是他们还是选择支持之,联合红军一起对抗白军。不过他们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稳固后遭到清算。俄国中部的无政府主义者要不受到监禁或加入布尔什维克派,就要转至地下活动。圣彼得堡及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者为此逃至乌克兰[58]喀琅施塔得起义马赫诺运动的扺抗就是当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些著名例子。就在无政府主义者于俄国受到打压之时,两股对立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先后涌现——纲领无政府主义英语platformism合成无政府主义英语synthesis anarchism。纲领无政府主义主张把无政府主义者分成若干群体,以便进行革命;合成无政府主义则反对任何类近于成立一个政党的做法。十月革命及随后的俄国内战促成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崛起,对全世界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构成了严重打击。许多工人及活动家皆视布尔什维克的成功为一个模范,共产党数目在与无政府主义及其他社会主义运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增加。在法国及美国,大多数参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法国总工会世界产业工人的成员最终退出了组织,转而加入共产国际[59]

西班牙内战中,无政府主义者及工团主义者(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再一次跟其他左翼分子结盟。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由来已久,无政府主义者在内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举足轻重。为了防止内部的军事叛乱,武装民兵向农民和工人推广无政府主义,结果他们成功控制了巴塞罗那和西班牙大部分农村,并使土地集体化[60]。尽管苏联在一开始时提供了有限度的援助,但它的介入始引发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61]

二战以后[编辑]

罗贾瓦支持工人自行尝试成立合作社,上图的缝纫合作社便是例子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无政府主义运动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62]。然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随即复兴,复兴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失败,以及冷战期间的紧张局势[63]。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融合其他批判国家和资本主义的运动为主,包括反核运动环保运动和平主义运动新左翼运动、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64]。同时它也从以前的革命路线,过渡到具挑衅性的反资本主义改革路线[65]。除此之外,无政府主义亦跟朋克摇滚运动有密切关系,像克拉斯英语Crass性手枪般的朋克摇滚乐队带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色彩[66]。尽管女性主义倾向一直以无政府女性主义的形式出现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但它在20世纪60年代中的第二波女性主义里才开始蓬勃发展[67]黑人无政府主义英语Black anarchism也于这段时期开始兴起,使无政府主义参与者不再以欧裔人口为中心[68]。此一趋势亦跟无政府主义在北欧受到冷遇,但在拉美受到热捧的事实相符[69]

在人类步入21世纪时,支持无政府主义的人口亦有上升趋势,并对反战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运动构成影响[70]。同时无政府主义者因参与反对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经济论坛八大工业国组织举办会议的示威而获得关注。一些参与示威的无政府主义派别会把行动升级至骚乱层面、试图毁坏他人财产或跟警察进行武力对抗。该些行动一般由多群去中心化的匿名组织(黑群)所进行,其他首创的组织性策略包括安全文化英语security culture联系小组英语affinity group、使用像互联网般的去中心化技术。1999年西雅图反世界贸易组织运动英语1999 Seattle WTO protests中的对抗为这段时期内无政府主义的标志性事件[70]。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已影响了墨西哥萨帕塔及北部和东部叙利亚自治行政区(罗贾瓦)的发展[71]

思想学派[编辑]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学派一般被划分为两大传统类别——社会无政府主义个人无政府主义,两者的起源、演化及价值观存有些许差异[72]。个人无政府主义注重消极自由(反对国家或社会控制个人);社会无政府主义则注重积极自由,希望能以其实现人的潜能,并宣称社会应该满足人的某些需求,“承认人应得到平等的权利保障”[73]。无政府主义可按时间先后分为19世纪末的古典学派,以及此后才开始发展的后古典学派(无政府女性主义绿色无政府主义后无政府主义[74]

除了上述主流思想学派,还有从理论上证明国家没有道德合法性的哲学无政府主义英语philosophical anarchism,但它没有试图证明以革命消灭国家的必要性。它是众多无政府主义思潮背后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个人无政府主义[75]。哲学无政府主义可能会接受守夜人国家的存在,视其为一时性的必要之恶,但仍同时认为若国家的法律与个人自由存有冲突,那么公民便没有道德责任去服从它[76]。无政府主义非常重视道德论证,因为伦理学在有关思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77]。无政府主义强调反资本主义平等主义、个体和群体的延展,这些特点使之有别于无政府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主义[78]

政治光谱上,无政府主义的位置一般处于极左[79],它大部分的经济法律英语Anarchist law理念反映了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参与型经济阐述[80]。由于无政府主义没提供一个有关世界的单一阐释[81],所以其有不同的类型,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和实践也有差异[82]。为了回应无政府主义的内部派别斗争,马莫尔于1899年提出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宽容地对待内部的不同意见[83]。无政府主义者信奉政治上的虚无主义[84]。尽管有着不同的学派或思潮,但它们并不是互相独立的实体,而是透过个人和地方自主、互助、网络组织、社区民主、正当的自主和去中心化等理念联系在一起[85]

古典[编辑]

蒲鲁东是无政府互助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并影响了后继的个人无政府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思想家[86]

古典无政府主义始于互助主义及个人主义,之后开始出现不同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学派,包括集体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它们在“理想社会及其经济如何运行”上看法各异[87]

互助主义始于18世纪英国与法国的工人运动,在经过蒲鲁东等人改良后便成了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88]。它关注的议题包括互惠英语Reciprocity (cultural anthropology)、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自愿契约联邦制信贷和货币改革英语Monetary reform(改革至由人民银行监管)[88]。互助主义处于个人与集体无政府主义之间[89]。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蒲鲁东把他的目标自定为“第三种社会形式,即共产制和私有制的综合”[90]集体无政府主义(或称无政府集体主义[91]),是革命社会主义中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其跟巴枯宁密切相关[92]。集体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主张其应集体拥有。他们亦同意以暴力革命来达至这个目标——先由一个团结的小群体使用暴力开始,来激发全体工人起义,强行使生产资料集体化[93]。但集体主义不会把影响范围扩至收入分配,工人的薪酬依旧按工作时数调整,不会像无政府共产主义般主张按需分配物资。尽管集体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同一时期兴起,两者皆希望建立无国家的集体社会,但前者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94]

无政府共产主义(或称共产无政府主义、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中的一套理论,其支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英语Communist society生产资料公有化[95]直接民主;支持建立志愿组织的横向网络,及依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一方针生产和消费的工人委员会[96]。无政府共产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潮中诞生[97],但这种思想直至第一国际的意大利分部成立后才首次确切地阐述[98]。在经过延伸和发展成组织主义与反组织主义后,克鲁泡特金理论的地位开始提高[99]无政府工团主义(或称革命式工团主义)是无政府主义中着重劳工运动的一门学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工会是一种能带来革命性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当工会革命成功后,新社会将没有资本主义与国家,并由工人民主自治。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工人团结直接行动工人自治[100]

个人无政府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内的一种思想流派,其特别强调个人及他们的意志,认为上述两者比起群体、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因素更为重要[101]戈德温施蒂纳梭罗对这种思潮产生很大影响。个人无政府主义影响了各国一少部分的波希米亚主义艺术家及知识分子[102]自由恋爱生育控制提倡者[103]、个人天然主义[104]自由思想反教权活动家[105],以至故意作出违法行为的年轻无政府主义者(这后来被称作罪犯无政府主义或个人收复主义英语individual reclamation[106]

后古典与当代[编辑]

两位著名的当代无政府主义作家贾拉奇英语Lawrence Jarach(左)与瑟尔津英语John Zerzan(右),其中瑟尔津是无政府原始主义内的重要喉舌,贾拉奇则是后左翼无政府主义英语post-left anarchy的著名提倡者

无政府主义是当代激进左翼社会运动基础的一部分。当代无政府主义运动亦跟反全球化运动存有紧密关系[107],当中较著名的活动网络仍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108]。该些运动塑造了21世纪的激进主义思潮,并使无政府主义更广泛地为人接受,令其出现复苏的迹象[108]。无政府主义继续催生各种理念及运动。透过结合不同的概念,各种崭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亦得以诞生[109]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在当代无政府主义中仍具有重要地位,继续延续古典无政府主义的传统[110]

当代新闻报导在报导相关示威时较著重描述无政府主义者使用黑群战术的行动,使大众眼中的无政府主义更向暴力和混乱这两个既定印象靠拢。这种报道亦吸引了人类学历史等领域的学者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尽管当代无政府主义倾向于行动而非学术理论[111]。由于当今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出现各种流派,所以当代无政府主义运动很难去概括[112]。尽管理论家和活动家已提出了“相对稳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信念光谱”,但对于哪种信念为核心主流仍缺乏共识。于是评论者只好把众多思潮的共同内容描述一遍,不过每个流派在该些信念上仍有优次之差。比如性别平等虽为大多派别认同的概念,但在优次上,无政府女性主义者会把它排得较前,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则排得较后[113]

无政府主义者一般反对以下具强制力的威权:“所有中央集权且依赖阶级制的政府(比如君主制、代议制民主、国家社会主义)、经济阶级体系(例如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封建主义、奴隶制)、父权制、异性恋霸权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帝国主义”[114]。不过他们可能会在行动手段上存在分歧[115]。平等自由原则相对较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伦理,因为它超越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此一原则致使支持者认为自由和平等不能在国家内部实施,最终导致他们质疑一切形式的统治和阶级制度[116]

策略[编辑]

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各式各样,但大多是为了两大目的——一是反抗建制,二是推广无政府主义者的伦理标准及理想社会形态,令“手段和目的统一”[117]。可把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分为两大类:一为消灭压迫人民的国家和机构的革命式策略,二为令社会发生改变的演变式策略[118]。后者采用非暴力的手段,并希望以循序渐进的方法达至无政府主义者眼中理想的社会,不过前后两者有相当大的共通之处[119]

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在20世纪期间出现转变。20世纪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聚焦于武力斗争及罢工,当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则会采取更多样化的策略[120]

古典策略[编辑]

无政府主义者内部对于“暴力是否违反理念”这一道问题存有分歧。上图展示了无政府主义者里昂·乔戈什刺杀第25任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的场景

在古典时代,无政府主义者相对较为好战。他们不仅会与国家武装部队进行武力对抗(相关例子包括西班牙和乌克兰等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军队),其中一些更视恐怖主义行动为行动宣传的一环。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会试图暗杀国家首脑,其中一些成功杀掉之。无政府主义者还会参与革命[121]。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些尝试将促成反资本、反国家的革命[122]。这些袭击很多都发生在1870年代末、1880年代初、1890年代,到了20世纪初仍有零星个案[123]。至后来因为司法权力扩张、国家机关专门针对这些袭击,它们才愈发罕见[124]

无政府主义者对暴力的态度具有一定复杂性及争议性[125]无政府和平主义者认为手段和目的需要统一[126],另外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支持包括破坏或恐怖主义行为在内的直接行动,第二种观点在19-20世纪尤其盛行,因当时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视国家为暴政的体现,故认为一切反抗手段皆是合理的[127]戈尔德曼马拉泰斯塔支持有限度地使用暴力,并认为暴力只是对抗国家暴力的必要之恶[128]

无政府主义者会积极参与罢工,但他们一般对正式的工团主义持反感态度,视之为改良派。他们视罢工为推翻资本主义及国家的手段一环[129]。无政府主义者亦会利用行动来加强宣传效果,例如参与裸体主义运动、依据友情来建构社群、参与出版事务[130]

革命式策略[编辑]

展示无政府共产主义意象的黑群示威者,当中有的举着写有标语“不要战争,但要阶级斗争”的牌子

在现代,印度的起事无政府主义者博南诺英语Alfredo Bonanno因反对一切非暴力手段,而把19世纪后期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探讨过的暴力问题带回主流讨论。博南诺及法国极左派组织隐形委员会皆鼓吹人们自行组织多个非正式的小团体,当中每个成员都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他们会自行配合,以暴力破坏的形式反抗国家、资本主义等他们眼中压迫众人的事物。隐形委员会的成员于2008年被捕,并被控以多项罪名,包括从事恐怖主义活动[131]

当今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力程度总体上比古典时代要低。他们大多会在示威时跟警方进行武力对坑、把行动升级至骚乱层面,并投掷燃烧瓶,这在加拿大、墨西哥、希腊等地较为常见。激进示威者也会以黑群的形式出现,当中每个人都穿着黑色服装,然后当中一些会跟警方发生冲突[132]。不过他们不仅会跟权力机关发生冲突,还会参与对抗种族主义者及法西斯主义者的斗争。当法西斯主义者举行仇恨集会时,无政府主义者便会采取反法西斯主义行动,阻止集会进行[133]

演变式策略[编辑]

无政府主义者也普遍采取直接行动的方式以尝试达至他们的目标,包括以破坏和示威的方式去反对其眼中不公平的阶级制度,或透过建立公社和去阶级化的集体组织来实现他们理想中的自治[118]。 他们作集体决定时通常以反威权的形式进行,让所有人皆能对每一个抉择发表自身的观点,从而影响最终决定,这一种方法被称为横向主义[134]。当代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在参与各种基层运动,它们不一定是完全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但或多或少都渗入了横向主义的理念,尊重个人的自主决定。他们亦会参与像罢工和示威般的群众运动。当代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为了强调自己不依照传统策略(big-A anarchism)行事,而以新造词“small-a anarchism”代指自身的这种倾向。他们不会依照代表人物的思想来判断自身,反之自身的想法及经历才是判断的重点[135]

无政府主义同质小组的决策过程在策略上起着重要的作用[136]。小组会在没有领导者的情况下,透过各种途径来达至粗略的共识。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小组内每个成员都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在不推广某个观点的同时,促进小组达成共识。少数者通常会接受小组粗略的共识,除非他们认为提案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价值观或道德观念相违。他们一般只会成立20人以内的小组,以促进自主性及成员间的友谊。该些小组一般不会进行互联,只维持细小的人际网络。无政府主义者赞同并会参与罢工,特别是野猫罢工,因为它是没有领导者的罢工[137]

当今的无政府主义者会以线上形式传播讯息。过去则会用到报纸及杂志等媒介,但由于发行等方面有一定门槛,故他们会改用门槛较低的互联网发布资讯,并营运电子图书馆等平台[138]。无政府主义者还开发了各类软件,它们皆免费地予人使用。黑客行动主义者的理想与无政府主义者很像,特别是在保障公民免受政府监控方面[139]

无政府主义者还会以回收公共空间的方式,建构社交空间,使相同理念者能够聚在一起。在像示威般的重要事件发生时,该些空间会被称作临时自治区(由哈基姆·贝提出的构想,能让无政府主义者展示自身的理想)[140]。无政府主义者视占屋为从资本主义市场手上夺回城市空间的方法,并能满足务实需要,故为直接行动的典范[141]。该些空间能让无政府主义者实践自身的想法及加强社会纽带[142]。并非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皆对该些策略持相同态度。该些策略,加上正反方的意见,再加上当代无政府主义者会在高度象徴性事件之下组织的示威活动,共同构成了当代无政府主义中充满活力的嘉年华会狂欢元素[143]

关注议题[编辑]

由于无政府主义是一门包含了各种流派的哲学理念,故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及策略方面存有内部冲突的情况并不罕见。无政府主义的多样性也使得世人难以为它下一个精确定义。譬如“无政府主义跟资本主义英语Anarchism and capitalism[144]民族主义英语Anarchism and nationalism宗教英语Anarchism and religion是否兼容”这一道问题便带有一定争议性。除此之外,无政府主义跟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工团主义的关系仍有一定复杂性。无政府主义者也可受到人文主义开明的自利素食主义等道德思潮推动。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会批判文明、民主、技术等,而另外一些则会选择赞扬之[145]

性与自由恋爱[编辑]

法国个人无政府主义者阿尔曼德英语Émile Armand在20世纪初期提出了自由恋爱的好处

无政府主义者因反对阶级制度,而较为关注与制度相关的性与性别议题;无政府主义会分析及反对任何对性自主的压迫,因为这间接反映了传统强加于人身上的性别期望[146]

无政府女性主义者参与示威的各个场景

古典无政府主义者并不经常讨论性问题,不过少数涉猎者认为,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性会自然发展[147]。但是像塔克般的无政府主义者则对性暴力表示担忧。塔克反对设立最低合法性行为年龄,但却认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有利于好色之徒。在1890-1920年间,自由恋爱成了无政府主义内的重要思潮;现今其则以拥护多边恋及酷儿无政府主义的形式存在[148]。自由恋爱提倡者因认为婚姻法是以男性占优的形式确立,故反对任何形式的婚姻制度,视之为男性压迫女性自主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他们亦批评社会的既有秩序限制了女性的性自由及性愉悦权[149]。在运动参与上,他们会为想同床的同志伴侣们安排多间房子,坐言起行地支持自由恋爱这一概念[150]。自由恋爱思潮深深扎根于欧美各国。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参与运动时发现,自由恋爱并非完全没有负面影响,比如其能让人心生妒火[151]。无政府女性主义者支持自由恋爱、女性的堕胎选择权;反对婚姻制度本身。无政府主义者跟不支持无政府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虽在选举权议题上有分歧,但大体上仍处于互相支持的关系[152]

在20世纪下半叶,无政府主义与第二波女性主义交织在一起,影响了某些女性主义思潮,并使之激进化。在20世纪的最后数十年,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皆提倡女性及性少数平权,并积极拥护他们的自主性,使得部分女性主义思想家称两者出现了融合的迹象[153]。到了第三波女性主义,强制异性恋英语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及性别认同开始进入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视野中,同时他们会以后结构主义视角来批判既有的性规范[154]。不过也有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这种思想——他们认为该些理念过于倾向个人主义,故此会使人放弃解放社会的理想[155]

教育[编辑]

公立教育及无政府主义教育的不同
(由金娜于2019年总结)[156]
无政府主义教育 公立教育
理念 教育是一种让人掌握自我的方法 教育是一种服务
管理 社群管理 国家营运
方法 实践学习 口头传授
目标 让人成为社会的关键一员 让人能为社会贡献生产力

无政府主义者对教育的关注可追溯至古典无政府主义兴起之时。他们认为普及教育能为个人及社会的自主奠下基础,故为互助行为的一种[157]。像戈德温施蒂纳般的无政府主义者会反对国家教育及私立教育,视之为统治阶级延续阶级特权的一种手段[158]

1901年,加泰罗尼亚出生的无政府主义教育家和自由思想家费雷尔英语Francisco Ferrer于巴塞罗纳创办了一系列以现代或进步主义思想为其理念的学校,以抗衡当地基本由罗马天主教会所控制的教育体系[159]。费雷尔的学校建立在世俗主义之上、尽量不让教会及国家干预教育内容,并提供一个富有自主性的学习环境予学生学习(即在课程编配上学生能有更大的参与度)。费雷尔希望能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并且公开试图培养学生们的阶级意识。费雷尔所创办的学校最后在国家不断骚扰的情况下被迫关掉,而他本人亦因此于随后被捕。费雷尔的理念影响了美国一些以现代为名的学校[160]。俄国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在其晴园创立了一间以农民子女为对象的学校。托尔斯泰这样解释它的主要原则:“唯自由,才能有效地进行教育”[161]。尼尔于1921年创办夏山学校,同样宣称要从压迫中解放人们[162]

无政府主义者一般认为:教育应尊重孩童的自主性,应避免外界的刻意操纵,孩童的理性会引导其自主得出道德上的好结论。但他们在“何谓操纵”上没有达成共识。费雷尔认为,应向孩童推行道德教化,明确地向他们传达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平等、自由和社会正义不能实现的讯息,并应以同样的负面态度批判政府和民族主义[163]

20世纪后期及当代的无政府主义作家(沃德、里德、古德曼)开始把对公立教育的批判范围扩展,他们认为教育应聚焦于儿童的创造力,而不应聚焦于在消费社会中获职或参与消费主义的能力[164]。像沃德般的当代无政府主义者更认为公立教育致使社经不平等的状态延续[165]

尽管大多无政府主义学校未能存活至今,但它们的理念已渗入至主流教育体系:比如尊重孩童的自主性及自由、以理性思考取代填鸭式教育。苏伊萨举出了三所明确的无政府主义学校:圣克鲁斯自由学校(美国)、自我导向学习学院(英格兰布赖顿)、帕伊德亚学校(西班牙)[166]

国家[编辑]

反对国家及其结构是无政府主义的必要条件[167]。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是掌权者支配人民的工具,故认为不论整体的政治形态为何,皆没有合法性可言。他们认为国家的存在会使人民无法控制自己生活,同时少数精英会拥有重大抉择的决定权。即使是高透明度的开放政府,由于它仍具有胁迫人民的能力,它的权威性依然依据其权力建立。另一项反对国家存在的论点则认为,不论体制内的人员多么无私,他们仍会追求更多权力,并最终腐化。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由于统治阶级与其他阶级存有很大差异,所以国家根本不是人民集体意志的体现[168]

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具体态度不尽相同。沃尔夫英语Robert Paul Wolff认为自主与威权之间的紧张关系,足以证明国家永远不可能具备正当性。巴枯宁认为国家意味着暴力,“就是借助在可能的情况下伪装起来的、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撕下伪装、真相毕露的暴力的统治”。倾向于哲学无政府主义的西蒙斯英语A. John Simmons格林英语Leslie Green (philosopher)则表示,若国家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治理,那么其便有正当性。不过他们认为这几乎没什么可能做到[169]。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怎样才能废除国家的看法亦各异[170]

艺术[编辑]

无政府主义画家毕沙罗所绘的《奥尼的栗子树》(Les chataigniers a Osny)体现了无政府主义与艺术的融合[171]

艺术跟古典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十分紧密,于该时兴起的艺术风格较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未来主义及超现实主义便是当中两个例子[172]。文学当中则以新浪漫及新末日幻想运动所受的影响为深[173]。无政府主义跟朋克等音乐潮流亦有一定关系[174]。像托尔斯泰及里德般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艺术家与非艺术家的隔膜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它会令艺术跟日常行为区隔开来,继使人们不能活得愉快[175]

另外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支持通过艺术达至他们理想中的社会[176]。罗贝在《打破魔咒》一著中宣称“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实践对建基于运动的视频行动主义越发影响”[177]。在20世纪期间,很多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戈尔德曼兰道尔英语Gustav Landauer贝尔内里英语Camillo Berneri)皆有论及艺术的重要性,这点亦可在像《无政府状态英语Anarchy (magazine)》般的出版物上见到[178]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艺术有三用——首先其可用于表达对当下社会及阶级制度的批判;其次它可用于描绘他们眼中理想的社会是怎样的;最后它也可是直接行动的一环,比如用于示威行动当中[179]。19世纪的新印象派运动常以生态美学为主题,并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渠道,以让他们表达对社会主义路线的印象[180]。比如无政府主义画家毕沙罗所绘的《奥尼的栗子树》,它结合了生态美学跟社区农业——作者以此展示他理想的无政府主义农业社区是怎么样子[171]

批评[编辑]

罗素认为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服务不会像有政府的社会般完善

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批评点之一在于人类永远不能够实行自治,国家则为人类存活所必须[181]。哲学家罗素认为此一批评有理有据,并表示:“和平与战争、关税、卫生条件和有毒药品销售管制、正义的分配制度等等——这些都难以在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社会中实行”[181]。另一个主要批评点在于认为无政府主义社会都是孤立和细小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治。沃德英语Colin Ward对此回应道,主流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都在提倡联邦制[182]

哲学系讲师菲亚拉列出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五大论点。首先,他提到了无政府主义跟暴力及破坏有关,这种关系不仅体现于现实上(例如示威活动),还体现于他们的道德观上。第二点则是认为社会不能在没有国家或类国家政体的情况下正常运作,他们的主张会使人失去国家保护,令他们不能免受犯罪份子侵害。菲亚拉以霍布斯利维坦诺齐克守夜人国家作相关论证。第三,无政府主义被视为毫无可行性的构想,或视之为一种乌托邦,因为国家几乎不可能灭亡——这一论点常会带出要人从体制内进行改革的观点。第四点则指无政府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主张没人应受到管治,但若其为众人所接受,那么便会成为一种管治理论。除此之外,矛盾之处还在于它主张集体行动之余,又同时尊重个人自主,后者会使人无法采取集体行动。最后他提到了对哲学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表示所有论点皆被指责“过于薄弱”,同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仍然不见动摇迹象[183]

在支持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出版以后(比如西蒙斯的《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哲学无政府主义受到了学术界批评[184]。法律系教授埃德蒙森撰写了一篇文章,于当中反对哲学无政府主义三大原则,指它们都是错误的。埃德蒙森称,尽管的确没义务服从正常国家,但仍不能由此推导“无政府主义为必然的”的结论,国家在道德上仍有合法性可言[185]胡梅尔英语Michael Huemer在《政治权威的问题》一著中为哲学无政府主义作辩护[186],称:“政治权威是道德上的幻觉”[187]

亦有批评认为无政府主义无视及错误了解服从权威的生物倾向性——此一理论由弗格森于1886年的《北美评论英语North American Review》上首次提出[188]拉兹认为,接受权威等同于认为跟着其指示走会较有可能成功[189]。拉兹相信,不论权威的指示正确与否,此一论点都是正确的[190]。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这类型的批评,因为挑战或不服从权威,并不等同于失去在承认医师或律师等权威为可靠时的好处,承认时亦不等同完全放弃独立判断[191]。无政府主义者排斥国家、相信社会革命的思维,乃至了解人性的方式,皆被学术界批评为“过于天真和简化,完全不切实际”[192]。古典无政府主义因过度相信“废除国家将使人类合力共荣”,而受到了批评[147]

学者莫利纽克斯英语John Molyneux (academic)在其著作《无政府主义: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中写道“无政府主义赢不了”,认为它缺乏正确实施其想法的能力[193]。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在于认为其具有乌托邦性质,因为所有人都应该拥有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和价值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种社会理念将直接从这种人类理想中诞生,其本质则形成于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之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矛盾就是他们无法行动的原因。从无政府主义的视角来看,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能透过共存交织来解决[194]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注释[编辑]

  1. ^ 对于“无政府主义”一词何时被完整译出,学界有部分争论,多数看法认为无政府主义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被正式译出,少数意见则包括1907年、1912年和1880年代。被提及的最早完整出现“无政府主义”一词的著作依时间顺序包括马君武翻译的《俄罗斯大风潮》、中国国民丛书社翻译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广长舌》及张继转译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艾力格·马拉泰斯塔的《无政府主义》(Anarchy)[9][10][11]

引用[编辑]

  1. ^ 丸尾胜. 魯迅の「無治主義」について. 中国言语文化研究. 2009, (9): 9-27. 
  2. ^ Carlson 1972,第22–23页.
  3. ^ Bates 2017,第128页;Long 2013,第217页.
  4. ^ Merriam-Webster 2019,"Anarchism";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05,"Anarchism";Sylvan 2007,第260页.
  5. ^ Joll 1964,第27–37页.
  6. ^ 洪 1985,第417页.
  7. ^ 洪 1985,第418页.
  8. ^ 袁 2018,第47页.
  9. ^ 杨 2019,第10-11页.
  10. ^ 徐 & 柳 1989,第23–28页.
  11. ^ 胡 1994,第41–42页.
  12. ^ Nettlau 1996,第162页.
  13. ^ Guérin 1970,"The Basic Ideas of Anarchism".
  14. ^ Ward 2004,第62页;Goodway 2006,第4页;Skirda 2002,第183页;Fernández 2009,第9页.
  15. ^ Morris 2002,第61页.
  16. ^ Marshall 1992,第641页;Cohn 2009,第6页.
  17. ^ 17.0 17.1 17.2 Marshall 1992,第641页.
  18. ^ Marshall 1992,第641页;Chomsky 2005,第123页;Cohn 2009,第6页;Adams & Levy 2018,第104页.
  19. ^ Adams & Levy 2018,第104页.
  20. ^ Chomsky 2005,第123页.
  21. ^ Guérin 1970,第12页.
  22. ^ Long 2013,第217页.
  23. ^ McLaughlin 2007,第25–29页;Long 2013,第217页.
  24. ^ McLaughlin 2007,第166页;Jun 2009,第507页;Franks 2013,第386–388页.
  25. ^ McLaughlin 2007,第25–26页.
  26. ^ Osgood 1889,第1页.
  27. ^ Jennings 1999,第147页.
  28. ^ Walter 2002,第44页.
  29. ^ Newman 2005,第15页.
  30. ^ Morriss 2015,第64页.
  31. ^ Marshall 1993,第70页.
  32. ^ Graham 2005,第xi–xiv页.
  33. ^ Coutinho 2016Marshall 1993,第54页.
  34. ^ Sylvan 2007,第257页.
  35. ^ Marshall 1993,第4, 66–73页.
  36. ^ Marshall 1993,第86页.
  37. ^ Crone 2000,第3, 21–25页.
  38. ^ Nettlau 1996,第8页.
  39. ^ Marshall 1993,第108页.
  40. ^ Adams & Levy 2018,第307页.
  41. ^ Marshall 1993,第4页.
  42. ^ 42.0 42.1 Marshall 1993,第4–5页.
  43. ^ Levy 2011,第10–15页.
  44. ^ Dodson 2002,第312页;Thomas 1985,第187页;Chaliand & Blin 2007,第116页.
  45. ^ Graham 2019,第334–336页;Marshall 1993,第24页.
  46. ^ Levy 2011,第12页.
  47. ^ Marshall 1993,第5页.
  48. ^ Graham 2005,第xii页.
  49. ^ Moya 2015,第327页.
  50. ^ Levy 2011,第16页.
  51. ^ Marshall 1993,第519–521页.
  52. ^ Dirlik 1991,第133页;Ramnath 2019,第681–682页.
  53. ^ Levy 2011,第23页;Laursen 2019,第157页;Marshall 1993,第504–508页.
  54. ^ 54.0 54.1 Marshall 1993,第633–636页.
  55. ^ Anderson 2004.
  56. ^ Marshall 1993,第633–636页;Lutz & Ulmschneider 2019,第46页.
  57. ^ Bantman 2019,第374页.
  58. ^ Avrich 2006,第204页.
  59. ^ Nomad 1966,第88页.
  60. ^ Bolloten 1984,第1107页.
  61. ^ Marshall 1993,第xi, 466页.
  62. ^ Marshall 1993,第xi页.
  63. ^ Marshall 1993,第539页.
  64. ^ Marshall 1993,第xi & 539页.
  65. ^ Levy 2011,第5页.
  66. ^ Marshall 1993,第493–494页.
  67. ^ Marshall 1993,第556–557页.
  68. ^ Williams 2015,第680页.
  69. ^ Harmon 2011,第70页.
  70. ^ 70.0 70.1 Rupert 2006,第66页.
  71. ^ Ramnath 2019,第691页.
  72. ^ McLean & McMillan 2003,Anarchism;Ostergaard 2003,第14页,Anarchism.
  73. ^ Harrison & Boyd 2003,第251页.
  74. ^ Adams & Levy 2019,第9页.
  75. ^ Ostergaard 2006,第12页;Gabardi 1986,第300–302页.
  76. ^ Klosko 2005,第4页.
  77. ^ Franks 2019,第549页.
  78. ^ Marshall 1992,第564–565页;Jennings 1993,第143页;Gay & Gay 1999,第15页;Morriss 2008,第13页;Johnson 2008,第169页;Franks 2013,第393–394页.
  79. ^ Brooks 1994,第xi页;Kahn 2000Moynihan 2007.
  80. ^ Guérin 1970,第35页,Critique of authoritarian socialism.
  81. ^ Marshall 1993,第14–17页.
  82. ^ Sylvan 2007,第262页.
  83. ^ Avrich 1996,第6页.
  84. ^ Walter 2002,第52页.
  85. ^ Marshall 1993,第1–6页;Angelbeck & Grier 2012,第551页.
  86. ^ Wilburn 2019,第216-218页.
  87. ^ Levy & Adams 2019,第2页.
  88. ^ 88.0 88.1 Wilburn 2019,第213–218页.
  89. ^ Avrich 1996,第6页;Miller 1991,第11页.
  90. ^ Pierson 2013,第187页. 引自蒲鲁东1840年所著的《什么是所有权》的第五章
  91. ^ Morris 1993,第76页.
  92. ^ Shannon 2019,第101页.
  93. ^ Avrich 1996,第3–4页.
  94. ^ Heywood 2017,第146–147页;Bakunin 1990.
  95. ^ Mayne 1999,第131页.
  96. ^ Marshall 1993,第327页;Turcato 2019,第237–323页.
  97. ^ Graham 2005.
  98. ^ Pernicone 2009,第111–113页.
  99. ^ Pengam.
  100. ^ van der Walt 2019,第249页.
  101. ^ Ryner 2007.
  102. ^ Marshall 1993,第440页.
  103. ^ McElroy 1996Díez 2006.
  104. ^ Díez 2006Ytak 2000.
  105. ^ McElroy 1981,第291–304页;Díez 2007,第143页.
  106. ^ Imrie 1994Parry 1987,第15页.
  107. ^ Evren 2011,第1页.
  108. ^ 108.0 108.1 Evren 2011,第2页.
  109. ^ Perlin 1979.
  110. ^ Williams 2017,第4页.
  111. ^ Williams 2010,第110页;Evren 2011,第1页;Angelbeck & Grier 2012,第549页.
  112. ^ Franks 2013,第385–386页.
  113. ^ Franks 2013,第386页.
  114. ^ Jun 2009,第507–508页.
  115. ^ Jun 2009,第507页.
  116. ^ Egoumenides 2014,第91页.
  117. ^ Williams 2019,第107-108页.
  118. ^ 118.0 118.1 Williams 2017,第4–5页.
  119. ^ Kinna 2019,第125页.
  120. ^ Williams 2019,第112页.
  121. ^ Williams 2019,第112-113页.
  122. ^ Norris 2020,第7-8页.
  123. ^ Levy 2011,第13页;Nesser 2012,第62页.
  124. ^ Harmon 2011,第55页.
  125. ^ Carter 1978,第320页.
  126. ^ Fiala 2017,section 3.1.
  127. ^ Kinna 2019,第116-117页.
  128. ^ Carter 1978,第320–325页.
  129. ^ Williams 2019,第113页.
  130. ^ Williams 2019,第114页.
  131. ^ Kinna 2019,第134–135页.
  132. ^ Williams 2019,第115页.
  133. ^ Williams 2019,第117页.
  134. ^ Williams 2019,第109–117页.
  135. ^ Kinna 2019,第145–149页.
  136. ^ Williams 2019,第109, 119页.
  137. ^ Williams 2019,第119-121页.
  138. ^ Williams 2019,第118-119页.
  139. ^ Williams 2019,第120-121页.
  140. ^ Kinna 2019,第139页;Mattern 2019,第596页;Williams 2017,第5–6页.
  141. ^ Kinna 2012,第250页;Williams 2019,第119页.
  142. ^ Williams 2019,第122页.
  143. ^ Morland 2004,第37-38页.
  144. ^ Marshall 1993,第565页;Honderich 1995,第31页;Meltzer 2000,第50页;Goodway 2006,第4页;Newman 2010,第53页.
  145. ^ De George 2005,第31–32页.
  146. ^ Nicholas 2019,第603页.
  147. ^ 147.0 147.1 Lucy 2020,第162页.
  148. ^ Nicholas 2019,第611页;Jeppesen & Nazar 2012,第175-176页.
  149. ^ Jeppesen & Nazar 2012,第175-176页.
  150. ^ Jeppesen & Nazar 2012,第177页.
  151. ^ Jeppesen & Nazar 2012,第175-177页.
  152. ^ Kinna2019,第166-167页.
  153. ^ Nicholas 2019,第609-611页.
  154. ^ Nicholas 2019,第610-611页.
  155. ^ Nicholas 2019,第616-617页.
  156. ^ Kinna 2019,第97页.
  157. ^ Kinna 2019,第83–85页.
  158. ^ Suissa 2019,第514, 521页;Kinna 2019,第83–86页;Marshall 1993,第222页.
  159. ^ Suissa 2019,第511–512页.
  160. ^ Suissa 2019,第511–514页.
  161. ^ Suissa 2019,第517-518页: For more see Tolstoy essay's Education and Culture.
  162. ^ Suissa 2019,第518-519页.
  163. ^ Avrich 1980,第3–33页;Suissa 2019,第519–522页.
  164. ^ Kinna 2019,第89–96页.
  165. ^ Ward 1973,第39–48页.
  166. ^ Suissa 2019,第523–526页.
  167. ^ Carter 1971,第14页.
  168. ^ Jun 2019,第32–38页.
  169. ^ Wendt 2020,第2页;Ashwood 2018,第727页.
  170. ^ Ashwood 2018,第735页.
  171. ^ 171.0 171.1 Antliff 1998,第99页.
  172. ^ Mattern 2019,第592页.
  173. ^ Gifford 2019,第577页.
  174. ^ Marshall 1993,第493–494页;Dunn 2012Evren,Kinna & Rouselle 2013.
  175. ^ Mattern 2019,第592–593页.
  176. ^ Mattern 2019,第593页.
  177. ^ Robé 2017,第44页.
  178. ^ Miller et al. 2019,第1页.
  179. ^ Mattern 2019,第593–596页.
  180. ^ Antliff 1998,第78页.
  181. ^ 181.0 181.1 Peterson 1987,第238页.
  182. ^ Ward 2004,第78页.
  183. ^ Fiala 2017,"4. Objections and Replies".
  184. ^ Klosko 1999,第536页.
  185. ^ Klosko 1999,第536页;Kristjánsson 2000,第896页.
  186. ^ Dagger 2018,第35页.
  187. ^ Rogers 2020.
  188. ^ Ferguson 1886.
  189. ^ Gans 1992,第37页.
  190. ^ Gans 1992,第38页.
  191. ^ Gans 1992,第34, 38页.
  192. ^ Brinn 2020,第206页.
  193. ^ Dodds 2011.
  194. ^ Baár et al. 2016,第488页.

来源[编辑]

第一手来源
第二手来源
第三手来源

延伸阅读[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