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定祀典
更定祀典是指明朝第十二代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继位后，因为了确定其生父朱祐杬的尊号，即大礼议之争，进而发展成为对于流传下来的祭祀礼制的变革的事件[1]。明世宗以“天地合祀，不合古制”为由召集群臣议郊祀典礼[2]。最终以改变自明朝建立以来的在天坛进行的天地合祀，重定四郊分别进行祭祀天、地、日、月[3]。此后明、清两朝均沿用四郊分祀制度。
议论过程[编辑]
嘉靖七年（1528年）明世宗以“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为由，想分别建立两个郊祀台，加上日月，共四个祭坛。明世宗向大学士张孚敬征询意见，但张孚敬向明世宗说祖制已定，不敢随意更改。于是明世宗掷筊请示明太祖将合祀改为分祀一事，却呈现不吉之兆。后过问翟銮，翟銮对于祭祀的细节、沿革竟无言以对。又过问礼部尚书李时，李时认为恢复分祀制度是需要些时日的，必须广泛地选择对这方面有学问的大臣，一起论议此事。旋即又再度掷筊请示明太祖，却仍旧呈现不吉之兆。议论遂暂且被搁置一旁[4][5]。
嘉靖九年（1530年）二月，夏言上疏请求分开祭祀天地。请明世宗亲耕于京师南郊，皇后亲蚕于京师北郊，为天下人示范。明世宗因为这南北郊的说法与分别建立两个郊祀台的说法一致，所以令张孚敬以诏书询问[6]。夏言再度上疏回说：“古者祀天于圜丘，祭地于方泽。是故兆于南郊，就阳之义；瘗于北郊，即阴之象。凡以顺天地之性，审阴阳之位也。岂有崇树栋宇，拟之人道者哉！至于一祖二宗之配享，诸坛之从事，不于二至而于孟春，稽之古礼，俱当有辨。因引程、朱之论，以驳合祀之不经。”明世宗看了奏疏后，非常高兴。赏赐给夏言四品官服和俸禄，以表彰其功绩[7]。
同年四月，廷臣集议郊祀典礼。先是，霍韬上疏说：“分郊为紊朝政、乱祖制。”明世宗置之不理。后霍韬又上疏说：“祖宗定制不可变。《周礼》为王莽伪书，宋儒议论皆为梦语。东西郊之说起，自是而九庙亦可更矣。”明世宗大怒，将霍韬下诏狱[8]。此次讨论结果，右都御史汪𬭎、编修程文德、给事中孙应奎、御史李循义等八十二人均主张分开祭祀。大学士张孚敬、董玘、闻渊等八十四人亦主分开祭祀，但已经形成的条规不宜轻易更改，且时机还不合适。尚书李瓒、编修王教、给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鳌、柯乔等二十六人同样主张分开祭祀，但想以山川坛做为祭祀地祇的祭坛。尚书方献夫、李承勋、詹事霍韬、魏校、编修徐阶、郎中李默、王道等二百十六人主张合并祭祀。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则没有表明态度。明世宗对此不是很满意，下令重新商议天地分祀之事。于是张孚敬便多方引用《五经》及诸史言郊祀者，细致剖析合祀的缺点，公开分祀的优点，并将这本条议命名为《郊祀考议》，上呈给明世宗。又上疏对明世宗说：“太祖、太宗分配未当。”明世宗同意其郊议疏所陈述的内容，但不批复。同时方献夫、霍韬亦上疏说，先前主张合祀是有过错的。明世宗不再过问此事，旋即恢复了霍韬的官职[9]。
五月，四郊各坛开始建造，明世宗称：“分祀良是。”于是便下令建圜丘于南郊，其北为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为皇祗室；作朝日坛于东郊；夕月坛于西郊[10]。十月，圜丘竣工。次年夏，方丘及朝日坛、夕月坛依序竣工，分祀之制遂成规制[11] 。
建筑[编辑]
圜丘位于现在的北京天坛南半部；方泽坛即现在的地坛公园；朝日坛则处于现在北京朝阳门外东南日坛路东，现称日坛；夕月坛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南礼士路西侧，月坛北街以南，现称月坛。四处祭祀建筑均完整保留至今，均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13]，也成为研究古代祭祀制度的唯一的建筑实例[14]。明、清两朝均用沿用此四处用于祭祀。
注释[编辑]
- ^ 明嘉靖朝孔廟祀典改制考析 - 成功大學歷史系 (PDF). [2020-07-08].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7-11）.
- ^ 《帝国的启蒙：明朝的历史裂变》，阮景东著，线装书局，2014年1月21日初版，ISBN 978-751-2016-02-6
- ^ 皇權與禮制：明嘉靖朝的郊祀禮改革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職員 (PDF). [2020-07-08].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7-10）.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96）：“七年，调吏科。当是时，帝锐意礼文事。以天地合祀非礼，欲分建二郊，并日月而四。大学士张孚敬不敢决，帝卜之太祖亦不吉，议且寝。”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48）：“世宗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大学士张璁：“《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朱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言：“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帝复谕璁：“二至分祀，万代不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璁乃备述《周礼》及宋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祖制已定，无敢轻议。帝锐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问大学士翟銮，銮具述因革以对。复问礼部尚书李时，时请少需日月，博选儒臣，议复古制。帝复卜之太祖，不吉，议且寝。”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96）：“会言上疏请帝亲耕南郊，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帝以南北郊之说，与分建二郊合，令孚敬谕旨。”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1）：“世宗嘉靖九年二月，给事中夏言请更郊祀。洪武初，中书省臣李善长等进《郊社宗庙议》：“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岁从；夏至则祀地于方泽，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德祖而下四代各为庙，庙南向，以四时孟月及岁除凡五享。孟春特祭于各庙，孟夏、孟秋、孟冬、岁除则合祭于高祖庙。祀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太祖从之。行之十年，水旱不时，多灾异。太祖曰：“天地犹父母也，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谓礼。”乃以冬至合祀天地于奉天殿，列朝仍之。至是，给事中夏言上言：“古者祀天于圜丘，祭地于方泽。是故兆于南郊，就阳之义；瘗于北郊，即阴之象。凡以顺天地之性，审阴阳之位也。岂有崇树栋宇，拟之人道者哉！至于一祖二宗之配享，诸坛之从事，不于二至而于孟春，稽之古礼，俱当有辨。因引程、朱之论，以驳合祀之不经。”疏入，上方以大礼恚群臣，将大有更易，得之甚悦。赐言四品服织币，以旌其忠。”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1）：“夏四月，廷臣集议郊祀典礼。先是，夏言疏见纳，詹事霍韬嫉之，上言“分郊为紊朝政、乱祖制。”帝置不问。韬复为书遗言，甚言“祖宗定制不可变。《周礼》为王莽伪书，宋儒议论皆为梦语。东西郊之说起，自是而九庙亦可更矣。”言飞章并其书上之，帝怒，下韬狱。”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1）：“右都御史汪𬭎、编修程文德、给事中孙应奎、御史李循义等八十二人皆主分祀。大学士张璁、董玘、闻渊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谓成宪不可轻改，时诎不可更作。尚书李瓒、编修王教、给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鳌、柯乔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坛为方丘。尚书方献夫、李承勋，詹事霍韬、魏校，编修徐阶，郎中李默、王道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为非。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无所可否。帝命再议。于是张璁杂引《五经》及诸史言郊祀者，条析合祀之非，明分祀之是，名曰《郊祀考议》，上之。又疏言：“太祖、太宗分配未当。”帝然其郊议疏言，不报。尚书方献夫、詹事霍韬亦上言，前主合祀非是。帝不问，寻复韬职。”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1）：“五月，初建四郊，群臣议上，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圜丘于南郊，其北为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为皇祇室；作朝日坛于东郊；夕月坛于西郊。”
- ^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48）：“已而命户、礼、工三部偕言等诣南郊相择。南天门外有自然之丘，咸谓旧丘地位偏东，不宜袭用。礼臣欲于具服殿少南为圜丘。言复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对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閟，以尽昭事之诚。二祭时义不同，则坛殿相去，亦宜有所区别。乞于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体势峻极，可与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东、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
- ^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_中国概况_中国政府网. [2020-07-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2-04）.
- ^ 国务院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2020-07-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1-28）.
- ^ 北京民盟市委提建议：五大祭坛申遗集中保护. [2017-05-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28）.
参考文献[编辑]
-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