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恶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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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恶意英语:actual malice),也译为真正恶意实际恶意实质恶意,美国法律名词,是美国法院用来规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准则之一。这个原则在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时确立。


2000年7月7日,中华民国大法官会议作成释字509号解释[1],采纳合理查证原则,不采纳真实恶意原则。却有不少人误以为释字509号解释采纳真实恶意原则,需要特别澄清。

内容[编辑]

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1964)[2]所创设的真实恶意原则,是指官员或公众人物指控媒体报导涉嫌诽谤或侵害名誉时,必须证明被告“明知其言论不实”(with knowledge the statement was false),或“对于其言论真实与否毫不在意”(with reckless disregard of whether the statement was false or not),是用来限缩(近乎排除)被告对官员或公众人物诽谤或侵害名誉行为的刑、民事过失责任。再经过一些判例发展,当被告疏于查证的情况已经相当于“蓄意的回避事实真相”(purposeful avoidance of the truth),才有可能构成真实恶意。


释字509号是针对“刑法诽谤罪之规定是否违宪”所做的解释,归纳有三个重点:

  1. 言论自由为人民之基本权利,应给予最大限度之维护,惟为兼顾对个人名誉、隐私及公共利益之保护,得对言论自由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条诽谤罪即为防止妨碍他人之自由权利所必要。
  2. 《刑法》第310条第3项前段规定“对诽谤之事,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罚”,是对行为人的保障,藉以限定刑罚权之范围(阻却违法事由),并扩张解释为:行为人虽不能证明言论内容为真实,但依其所提证据资料,认为行为人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即不能以诽谤罪之刑责相绳。
  3. 上述规定并没有免除检察官或自诉人于刑事诉讼程序中,依法应负行为人故意毁损他人名誉之举证责任,或法院发现其为真实之义务。

所谓“行为人虽不能证明言论内容为真实,但依其所提证据资料,认为行为人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就是采纳合理查证原则,作为阻却违法之事由。当年释宪声请人黄○仁、林○秋及法官陈志祥,皆援引美国法上之真实恶意原则(actual malice),据以声请大法官宣告刑法第310条、第311条之规定违宪。然而,翻遍释字509号解释文、解释理由书、苏俊雄大法官、吴庚大法官提出之协同意见书等相关文件,只字未提“恶意”一词,更未因此宣告《刑法》第310条、第311条之规定违宪,反而依解释文揭示之合理查证原则,作成合宪性解释。许宗力大法官也曾于中华民国法官协会103年度学术研讨会中表示,其认为释字509 号不是采真实恶意原则。前大法官王泽鉴教授著《人格权法》也有详细介绍真实恶意原则,及分析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979号、95年度台上字第2365号民事判决等过去少数见解曾错误引用真实恶意原则,并说明真实恶意原则于我国民法上无适用之余地,亦指出释字509号不是采真实恶意原则。

真实恶意原则,既然是用来限缩(近乎排除)被告对官员或公众人物诽谤或侵害名誉行为的刑、民事过失责任。而释字509 号所处理的《刑法》第310 条诽谤罪,本来就只处罚故意犯,不必管有没有过失,基本上就没有引进真实恶意原则的道理,这一点非常明显。

至于苏俊雄大法官协同意见书所提到:“只要行为人并非故意捏造虚伪事实,或并非因重大的过失或轻率而致其所陈述与事实不符,皆应将之排除于第310条之处罚范围外。”及吴庚大法官协同意见书提到的:“出于明知其为不实或因轻率疏忽而不知其真伪等情节,始属相当。”当然都应该是针对《刑法》第310 条诽谤罪之故意要件阐述,其中提到重大的过失、轻率疏忽等语,应该是属于探讨间接故意/未必故意/不确定故意的范畴,否则就与《刑法》第310 条诽谤罪之规定完全无关。所谓协同意见书也就只是个人意见,不能凌驾释字509 号解释本身。但有论者引用苏俊雄大法官、吴庚大法官协同意见书,轻率宣称释字509 号采真实恶意原则,造成广泛误导,特予澄清。

影响[编辑]

这个原则限制了公众人物以诽谤罪来阻止新闻媒体的报导自由,以防止寒蝉效应。其背后的立场,主要在于限缩政治人物的隐私权,让公众有机会在言论的自由市场中,获得真相。

但也同时带来公众人物难以回避不实指控的影响,特别是媒体受到操纵的情况下。反对者认为这个原则侵害了个人隐私权与名誉,减少新闻媒体的查证义务,容易助长新闻媒体轻率报导的风气。

注释[编辑]

  1. ^ 释字509号解释文:“言论自由为人民之基本权利,宪法第十一条有明文保障,国家应给予最大限度之维护,俾其实现自我、沟通意见、追求真理及监督各种政治或社会活动之功能得以发挥。惟为兼顾对个人名誉、隐私及公共利益之保护,法律尚非不得对言论自由依其传播方式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三百十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诽谤罪即系保护个人法益而设,为防止妨碍他人之自由权利所必要,符合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条第三项前段以对诽谤之事,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罚,系针对言论内容与事实相符者之保障,并藉以限定刑罚权之范围,非谓指摘或传述诽谤事项之行为人,必须自行证明其言论内容确属真实,始能免于刑责。惟行为人虽不能证明言论内容为真实,但依其所提证据资料,认为行为人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即不能以诽谤罪之刑责相绳,亦不得以此项规定而免除检察官或自诉人于诉讼程序中,依法应负行为人故意毁损他人名誉之举证责任,或法院发现其为真实之义务。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条第三项与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之旨趣并无抵触。”
  2. ^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1964), 376 U.S. 254, 11 L.Ed.2d 686, 84 S.Ct. 710. Google Scholar. Google. [11 December 2017]. 

参见[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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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嘉裕/你真的知道什么是“真实恶意原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