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城
骆驼城古城位于甘肃省高台县城西南二十公里处。先是1994年七月，甘肃省高台县公安处破获一起盗掘骆驼城墓葬画像砖案，因此派人协同高台县博物馆处，协助出土的画像以及现场进行调查，被盗画像砖已经收藏进高台县博物馆。[1]1998年因骆驼城东南防洪坝施工，先行清理早期被盗古墓葬。[2]2001年六七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台县骆驼城遗址及墓葬区进行清理挖掘。[3]挖掘面积一千两百平方米，分布四大墓群：土墩墓群、骆驼城南墓群、五座窖墓群、黄家皮代墓群，共计有三千余座墓葬。2003年六月，为配合骆驼城防洪大坝建设，抢救骆驼城南七座的墓葬遗址。[4]
墓葬[编辑]
骆驼城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年间（前116-前111），属表氏县，魏晋因袭。东晋咸康元年，前凉分置健康郡，后凉亦然。沮渠蒙逊迁姑臧后，仍置健康郡。北周时，郡废并入张掖。唐武则天证胜元年（695）置健康军，代宗大历元年（766）陷于吐蕃，城废。因此，骆驼城的年代横跨汉晋五百年，其遗留能帮助我们观察到多元民族的社会与生活样态。[5]
起初骆驼城引人注目的是留下丰富的墓葬画像砖，1994年张掖地区文故馆里办公处与高台县博物馆的调查中，记录被盗墓葬的地点、形制以及画像的详细资料。画像砖的内容如农耕、放牧与车马等当时日常生活，还有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等神话、死后世界的想像。调查队以其人物服饰、画风与技法，比较河西同类墓葬，推断此骆驼城画像砖出现于魏晋时期。但这次发现并非正式的考古挖掘，只是记录文物而已。[6]
200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高台县博物馆针对骆驼城进行考古挖掘。本次挖掘骆驼城四座城南墓葬，记录包含墓葬形制、葬具及陪葬品、画像砖及其内容。陪葬品除了丰富的木偶、木马及陶器之外，也保存书写文字的木简。考古队以出土器具以及画像砖内容，与其他敦煌魏晋墓葬比较，将墓葬定年在魏晋时期。[7]
2003年六月，为配合骆驼城防洪大坝建设，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与高台县博物馆合作，抢救挖掘骆驼城南七座墓葬。详记墓葬形制、壁画、葬具及陪葬品。此次挖掘的七座墓葬皆曾被盗墓，但仍有不少随葬器物遗留下来，大多为陶器，也有漆器、木器、铜器、玉器和钱币等。考古队以藉墓葬形制、出土陶器类型、相对位置，将此次考古挖掘的七座墓葬分为两类，主要以年代维主要差异，第一组在东汉中晚年、第二组有出土钱币，因此推断是东汉晚期。[8]
骆驼城文书[编辑]
墓券，又称买地券、幽契等，材质大多是石头、锦帛或木板。墓券的对象不是活人，而是向死者国度中的神祇订立契约，希望为墓主在死后世界，保有个人的财产以及生活空间。骆驼城出土的文物中，也包含这类型的墓券，其中内容不仅仅是契约内容，同时记录下许多当时社会中关于死亡的神祇。[9]
刘乐贤研究关于耿少平与孙阿昭这两位年轻夫妻的墓券，根据“耿氏男祥，自少平，年廿，命在金；孙氏女祥，字阿昭，年十五，命在土”其五行记述以及其后所说“自今相配合……时共和合”，推测这两人是有婚姻关系。但其后却写说“冢前交车”，“共使千秋万岁，不得犯害家人……生死异路，各有城郭，生人前行，死人却略。”因此，提出这则墓券其实是当时的“冥婚文书”。刘乐贤借着宋代《昨梦录》、敦煌文书以及道教史料中关于“男祥鬼”和“女祥鬼”的记述，推论冥婚契约的书写方式，以及相关冥婚文化表现出死亡与生命之间的关系与想像。骆驼城的墓券自秦汉以降一直发展到唐宋，表现中国传统“死而不亡”的生死观。死者与生者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借着冥婚仪式，不仅只是安顿死后世界的秩序，同时希望死者不要轻扰现世生者的生活。[10]
另一方面，赵雪野与赵万钧透过这则墓券，分析中国中古生死的想像与信仰。墓券提及“丘丞墓伯”，也曾见于洛阳朱书陶罐上，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墓葬神祇。又有“太一”，又作“泰一”是传说中的天神，之后也见于道教的神明系统。此外，也出现古代死者归去之所“蒿里”与“四封”，基本上可以认识为“死后世界”的生活空间。这样的死者空间，其实呼应着当时人的空间概念，一同出土的“卜宅图”，显示出阴阳之际的空间概念，也蕴含着五行和风水。[11]
伴随墓主下葬的不仅只有契约文书，同时还留着财产证明，被称作“衣物疏”的木渎。首见于骆驼城南墓群中的前凉墓葬，该墓是夫妻合葬，男主人名为赵双；女主人称为赵阿兹，两人都留下属于自己的衣物清册。因此即便这墓葬已经被盗，仅剩下的支离破碎的材料。借着这一份衣物疏，我们仍可以观察到他们服饰规格和种类。高台县博物馆馆长寇克红对此深入研究，分类与深入讨论服饰的性质和意义，从赵双随葬品中的“皂刀笔囊”、“笔”等书写文具，推敲墓主在南北朝时的社会地位，应当属于文职官员。并且从衣物的质料，观察出骆驼城地区已经足够生产丝绸，进而对外贸易。这些生活用品其实很难见于传世文献中，因此学者也竭力在出土文物中，探究衣物更清楚的细节。田河和秦凤鹤针对墓券记载的“结发”一词进行讨论，有些学者认为结发是束冠的缨。但田河和秦凤鹤比对同期吐蕃文书中的头饰样式，并核对传世文献资料的叙述和形容，认为结发是一种束发的头巾。[12]
参考资料[编辑]
- ^ 施爱民，〈甘肃高台骆驼城画像砖墓调查〉，《文物》12（北京，1997），页44-51。
- ^ 曹国新，〈骆驼城出土珍贵文物〉，《丝绸之路》06（兰州，2003），页54。
- ^ 吴荭，〈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的发掘〉，《考古》06（北京，2003），44-45页。
- ^ 张小刚、王建军、张景峰、贾刚、刘永增、吕文旭，〈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南墓葬2003年发掘简报〉，《敦煌研究》03（兰州，2006），页6。
- ^ 吴荭，〈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的发掘〉，《考古》，44页。
- ^ 曹国新，〈骆驼城出土珍贵文物〉，《丝绸之路》，页54-55。
- ^ 吴荭，〈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的发掘〉，《考古》，44-51页。
- ^ 小刚、王建军、张景峰、贾刚、刘永增、吕文旭，〈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南墓葬2003年发掘简报〉，《敦煌研究》03（2006），页6-16。
- ^ 刘卫鹏，〈甘肃高台十六国墓券的在释读〉，《敦煌研究》1（兰州，2009），页47-52。
- ^ 刘乐贤，〈“生死异路,各有城郭”——读骆驼城出土的一件冥婚文书〉，《历史研究》06（北京，2011），页86-98。
- ^ 赵雪野、赵万钧，〈甘肃高台魏晋墓墓券及所涉及的神祇和卜宅图〉，《考古与文物》01（西安，2008），页85-90。
- ^ 田河、秦凤鹤，〈甘肃高台骆驼城前凉胡运于墓随葬衣物疏考释〉，《丝绸之路》04（兰州，2012），页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