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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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當·史密斯 FRS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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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g) 亞當·史密斯畫像 | |
| 出生 | 1723年6月16日［儒略曆6月5日］ 大不列顛王國蘇格蘭法夫郡柯科迪 |
| 逝世 | 1790年7月17日（67歲） 大不列顛王國蘇格蘭愛丁堡 |
| 母校 | 格拉斯哥大學 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 |
| 機構 | 格拉斯哥大學 |
| 時代 | 18世紀哲學家 |
| 地區 | 西方哲學家 |
| 學派 | 古典經濟學 |
主要領域 | 政治哲學、倫理學、經濟學 |
著名思想 | 古典經濟學、現代自由市場、勞動分工 |
| 各地用詞 | |
| 中國大陸 | 亞當·斯密 |
| 簽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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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史密斯（英語：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受洗）[註 1]—1790年7月17日），18世紀蘇格蘭哲學家、經濟學家，常被譽為「經濟學之父」[8][9][10]或「資本主義之父」[11]。他共有兩本經典著作：《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其中《國富論》試圖闡述歐洲產業和商業發展歷史，是第一本現代的系統化經濟學著作，被視爲經濟學思想發展的里程碑。這一著作提出了許多經典理論，包括自由市場經濟、勞動分工、絕對利益和市場自發調節等觀念，奠定了古典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基礎。
史密斯早年在格拉斯哥大學和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學習道德哲學。畢業後他在愛丁堡大學成功舉辦了一系列公開演講，並和另一位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大衛·休謨建立深厚的哲學友誼。史密斯隨後獲得格拉斯哥大學的教授職位，在課堂上講授道德哲學和經濟學等主題。他在教學期間同時撰寫並出版了《道德情操論》。接著他擔任了一名貴族的家庭教師，藉此機會遊歷歐洲，並結識了啟蒙運動時期其他的知識領袖。為了回應當時透過減少進口、增加出口來保護國家市場和商人的常見政策（即後世所謂的重商主義） ，史密斯寫出了《國富論》，奠定了古典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基礎。在這本書和其他著作中，他發展了勞動專業分工的概念，並闡述了個體理性的自身利益和競爭如何帶來整體的經濟繁榮。他的著作整體而言對經濟學、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2]。
生平
[編輯]早年與求學
[編輯]史密斯生於蘇格蘭伐夫郡的柯科迪，確切的出生日期並不清楚，他在1723年6月5日於柯科迪受洗[13]。與他同名的父親身兼當地的律師、檢察官及海關官員等職務，而史密斯的母親瑪格麗特·道格拉斯（Margret Douglas）則是老亞當·史密斯的第二任妻子。父親在史密斯出生前5個月便已去世，因此他由母親撫養長大[14]。據傳在大約4歲時，史密斯曾被一群吉普賽人誘拐，不過很快便被他的叔叔救回[註 2][16]。
6歲到14歲之間，史密斯在柯科迪市立中學學習了拉丁文、英語、算術，也閱讀歷史和古典詩歌[17]。在大約14歲時，史密斯進入了格拉斯哥大學，在他稱為「永遠難忘的」（the never to be forgotten）法蘭西斯·哈奇森的教導下研讀道德哲學[18]。哈奇森的寬容態度、以及對霍布斯與普芬多夫等人強調人性中自私面向的學說進行批判，都對史密斯帶來深刻的啟發[19]。
1740年，史密斯領取斯內爾獎學金進入了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然而他後來在《國富論》中抱怨牛津大學裡的教授過於怠惰，講課內容也顯得生硬呆板[20]。他在給親戚的信中稱：「如果有人因為過度學習而危害他在牛津的健康，那絕對是他自己的錯，因為我們在這裡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祈禱兩次，每週上兩堂課」[21]。然而正是由於牛津大學教師們的懶散，史密斯多了很多時間可以讀書與自學，反而因為過於勤奮而生病[22] [23]。在這段時日中，他閱讀了休謨的《人性論》，並因此受到當地神職人員的訓斥[24][25]。在牛津的學習也使得史密斯習得了標準的英語口音[26][27]。
牛津大學除了教學品質不佳之外，史密斯及其他貝利奧爾學院的蘇格蘭的學生們還受到校方不友善的對待，領斯內爾獎學金的學生們（包括亞當·史密斯）試圖和校方抗議，然而未果[28]。1745年發生的詹姆士黨人叛亂更加深了不同派系學生之間的敵意[29]。史密斯最後沒有選擇神職的道路，在1746年離開了牛津大學。斯內爾獎學金旨在培養蘇格蘭牧師，按照該獎學金的條件，史密斯本來應該因為拒絕擔任神職而需繳納罰款，然而處罰並未執行[30]。
教學生涯
[編輯]回到蘇格蘭之後，史密斯有一兩年的時間找不到工作。直到1748年，他才在凱姆斯勳爵，亨利·霍姆的安排下開始於愛丁堡演講授課[註 3][32]。講座最初是針對語言、修辭學和英國文學，但後來也加入了自然哲學及法理學[33]。他也開始研究經濟學，並在講座上宣揚自由貿易學說，後來他將這些理論寫入《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國富論》一書裡[34]。
大約在這些講座開辦期間，他認識了比他年長十二歲的大衛·休謨，由於兩人的興趣和哲學立場相近，他們很快成為親密的好友[35]。史密斯還認識了一些後來成為蘇格蘭啟蒙運動推手的人物：除了原本就是他的鄰居的詹姆斯·奧斯華之外，他還結識了休·布萊爾、亞歷山大·韋德伯恩、威廉·約翰斯通以及未來將會成為他的學生與同事的約翰·米勒[36]。
史密斯透過這些講座建立了知名度，他在1751年獲任命為格拉斯哥大學的邏輯學教授，並在1752年改任道德哲學的教授。他後來稱在格拉斯哥擔任教職的十三年是他的生命中「收穫最大、最幸福也最光榮的一段時期」[37]。他的講課內容主要包含四個部分，分別是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倫理學、法理學和政治經濟學[38]，許多講課內容也在未來發展成為他的著作：倫理學的講座體現在《道德情操論》裡，政治經濟學與部分的法理學則發展成後來的《國富論》[39]。這段時期的法理學講課內容可以由他的學生於1762至1764年間所抄錄的授課筆記得知[註 4]。
在格拉斯哥擔任教職的期間，亞當·史密斯先後和醫生威廉·卡倫與醫生兼化學家約瑟夫·布雷克成為同事並建立了一生的友誼[40]。他也和格拉斯哥的教授、幾位當地仕紳與商人共同創立了格拉斯哥文學會（Literary Society of Glasgow）[41][42][43]。另外，由於商業的發展和交通的改善，1760年代從格拉斯哥乘坐公共馬車到愛丁堡，大約只需要半天的時間[44] [45]，因此他也會在空暇時間參與愛丁堡的學術與公共事務。例如在這段期間內他參與創辦或加入了不少愛丁堡的哲學社團（愛丁堡哲學學會（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Edinburgh，愛丁堡皇家學會的前身）、菁英協會和撥火棍俱樂部等）[46]。1755到1756年時他還參與了撰寫《愛丁堡評論》，並在致編輯的信中向英語讀者們介紹了法國新出版的百科全書以及讓-雅克·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47][48]。史密斯也在愛丁堡結交了更多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盟友，如威廉·羅伯遜和亞當·福格森等人。
《道德情操論》
[編輯]1759年史密斯出版了《道德情操論》一書，具體化了部分他在格拉斯哥的授課內容。這本書甫一出版便大受歡迎，使史密斯作為一名作家獲得了廣泛的名聲[49][50]。 史密斯流暢的、深具說服力且力求簡潔的論述相當突出[51]，他的論述基礎既不是像沙夫茨伯里伯爵和哈奇森一般根基於特殊「良知」，也不是像休謨一般根基於效用和原始的功利主義；他的理論延續並擴展了休謨的同情理論，主要闡述了人類如何透過人性中同情共感（sympathy）[註 5]的機制，在與社會其他成員互動的過程中形塑自己的道德判斷[54][7]（參見下文〈道德與政治哲學〉一節以及《道德情操論》主條目）。
歐陸遊歷
[編輯]到了1763年底，政治家查爾斯·湯申德提供史密斯一份所得更為豐厚的工作機會，以每年薪資三百英鎊和資助旅費兩百英鎊[55]附加未來每年都有三百英鎊年金的優渥條件[56][註 6]，延聘史密斯擔任他的繼子亨利·斯科特，也就是後來的第三代巴克盧公爵的私人家教。史密斯為此辭去了教授職位（他的職位由托馬斯·里德接替）[56]，在1764年至1766年間和他的弟子一同遊覽歐洲，造訪土魯斯、日內瓦和巴黎等地。在土魯斯逗留期間，史密斯寫信給休謨表示他因為日子太過無聊，「開始寫一本書來打發時間」[59]。一般認為這就是《國富論》寫作的開始[註 7]。
史密斯在歐陸的沙龍裡受到熱烈的歡迎，他也在旅途過程中認識了許多菁英知識份子，例如在日內瓦見到他仰慕已久的伏爾泰[62]，以及在巴黎結識杜爾哥、狄德羅、達朗貝爾、愛爾維修和霍爾巴赫等人[63]。尤其重要的是弗朗索瓦·魁奈——重農主義學派的領導人，史密斯極為尊重他的理論[64] [65]。
《國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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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和他們同行的巴克盧公爵的弟弟患病驟逝，史密斯和公爵不得不於1766年末護送遺體回國[66]。他們在倫敦逗留了一段時間，史密斯在這段時間內獲提名為英國皇家學會的院士，不過直到1773年才正式入選[67] [68]。
1767年史密斯回到故鄉柯科迪定居[69]，並在接下來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專注於撰寫他的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又稱為《國富論》。除了偶爾拜訪朋友外，他和休謨描述他這段期間內唯一的休閒活動就是獨自沿著海濱散步[70]。史密斯在1773年末前往倫敦安排《國富論》的出版事宜，在臨行前指定休謨擔任他的遺稿管理人[71]。在倫敦生活期間，他於1775年加入了塞繆爾·詹森主持的文學俱樂部 [68]。《國富論》在1776年出版後備受推崇 [72]並且普遍流傳 [73]，史密斯也隨之聲名大噪。（參見下文〈經濟學〉一節以及《國富論》主條目）。
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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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史密斯獲得了一份在蘇格蘭的海關關稅員（Customs Commissioner）職位，於是他和他的母親及表妹一同搬到愛丁堡的潘穆爾宅邸居住，他們經常在這間房屋內宴請友人和賓客[74][75]。他還和兩位好友，約瑟夫·布雷克和地質學家詹姆斯·赫頓共同在愛丁堡創立了牡蠣俱樂部（Oyster Club）[76]。1787年，他被選為格拉斯哥大學的名譽校長[77][78]。
史密斯在1790年7月17日於愛丁堡去世[79]，葬於修士門教堂墓園（Canongate Kirkyard）[80]。過世前一周他在和友人聚會時，對眾人說「我想我們不得不將這場會議推延到另一個地方舉辦了。」這被認為是他的遺言[81]。在死後清點遺產時，人們發現他顯然秘密貢獻了相當大一部分的所得用作慈善用途[82]。
史密斯的遺囑執行人是他在蘇格蘭學界的兩名好友，約瑟夫·布雷克以及詹姆斯·赫頓。史密斯留下了許多未發表的著作，他請求好友們銷毀了其中一部分自己認為不適合發表的著作[83]。其餘的著作則在後來由布雷克和赫頓陸續出版，包括在1795年出版的《哲學論文集》，收錄《天文學史》（History of Astronomy）等作。
個人生活與性格
[編輯]信仰
[編輯]由於史密斯在宗教議題上極為謹慎寡言，史家對他的信仰多有爭論。史密斯的父親對於基督教有強烈興趣[84]，母親也是虔誠的教徒。史密斯本人在大學期間也曾接受斯內爾獎學金，前往英格蘭接受神學相關的教育，不過他最後並未如其他接受獎學金的同學們一樣選擇神職[30]。
儘管史密斯在公開著作中對宗教採取了比休謨更溫和的立場，認為宗教可以為得不到他人同情的人們提供情感上的安慰[85][86]，然而由史密斯對伏爾泰的景仰以及與休謨的親近關係可以推斷，他的信仰很有可能並不如父母一般堅定。他在擔任格拉斯哥大學教職之初，曾經試圖取消每天上課前帶領學生祈禱的慣例，但未成功，而同代人認為他的祈禱詞帶有強烈的自然神論（natural religion）特色[87]。他也設法免去了他的老師哈奇森設下的慣習，即在禮拜日於學生們面前講演「適合該日的主題」[87]。
休謨之死與〈致斯特拉漢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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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史密斯的摯友，知名的懷疑論者大衛·休謨於1776年8月過世。休謨在辭世前曾經拜託史密斯在他身後替他出版《自然宗教對話錄》，而史密斯為求自身的安寧以及擔心出版這部攻擊基督宗教的著作會對休謨過世後的聲譽遭成損害，拒絕了友人的請求[88]。最後這部作品在1779年由休謨同名的姪子出版[89]。
休謨過世後，史密斯為他作了一篇悼詞〈致威廉·斯特拉漢的信〉（Letter to William Strahan）。這篇悼文的形式是致兩人的共同出版商朋友威廉·斯特拉漢的一封信，其中描述了休謨面對死亡的平靜與愉悅心情，並宣稱休謨的智慧和德行都接近人類的典範[90]。由於休謨生前在同時代人眼中是惡名昭彰的無神論者，因此這篇悼詞掀起了極大的爭議，史密斯也因為在文中公開強調了自己和休謨的友誼而連帶受到批評[91][92]。史密斯後來埋怨這篇悼詞「為我帶來的辱罵，比我［在《國富論》中］攻擊整個大不列顛商業體系的炮火還要猛烈十倍。[93]」事實上史密斯在這篇悼詞中已經緩和了反宗教的語氣，他在私人信件中讚揚休謨面對死亡的平靜態度「勝過所有哀哀叫的基督徒」[94]。
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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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亞當·史密斯個人生活的資訊非常稀少。他很注重個人隱私，因此在過世前把自己的大部份手稿銷毀[95][96] 。他終身未婚，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和母親同住[97][98]。
在同時代人的記述中，經常把史密斯描繪成一個心不在焉的人。他的好朋友休謨評論他的性格「懶惰又愛好獨處（Indolence and Love of Solitude）」[99]。他有自言自語的習慣，常常自顧自的面帶微笑[100][101] 。有次史密斯帶著湯申德參觀一家製革廠，因為太過於熱情討論勞動分工理論以至於沒注意到腳下，於是掉進了一個堆著動物毛皮廢棄物的坑裡，幸虧旁人搭救才得以脫困[102]。另有軼事稱他曾經在吃早餐時把沾了奶油的麵包泡進茶壺裡而不自知，喝了一口茶之後還抱怨這是他一生喝過最難喝的茶[103] [104]。還有一個傳聞是他某次起床後穿著晨袍走到了十五英里外的鄧弗姆林，直到教堂鐘聲響起才回神[105]。
學生時代的疾病終生纏著史密斯，他經常在書信中抱怨自己的健康狀況。他的醫生朋友威廉·卡倫則診斷他患有疑病症，這種疾病經常出現的症狀是長期的情緒低落和對健康的焦慮[106][107]。史密斯亦自承他擁有「抑鬱、悲觀的心思（melancholy and evil boding mind）」[108]。
史密斯對任何可能抄襲他的作品或思想的指控格外注意，到了晚年尤其敏感[109]。約在1769年時史密斯（或他的朋友）指控威廉·羅伯遜的作品《查理五世統治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V）有抄襲他的法學課程內容的嫌疑，儘管現存證據無法確知有爭議的部分究竟為何[110][111]。史密斯亦曾指控亞當·福格森在勞動分工的議題上抄襲了他的觀點，福格森則回應他們兩人借鑑了同一本法國作品[註 8][113][114]。兩位思想家的友誼在1780年代間破裂，直到史密斯過世前夕才和解[註 9]。
道德與政治哲學
[編輯]同情共感
[編輯]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中將同情（sympathy）定義為我們想像自己身處他人情境中，並由此引發感受的能力[註 5]。他認為人們會傾向盡量使自己和他人的情感達到一致，並從情感的一致中感到愉快。然而，因為旁觀者的感受通常不及當事人的感受強烈，因此旁觀者會不斷調整自己的情感以接近當事人的感受，而當事人也會調整自己的情緒讓旁觀者能夠更容易同情自己[7][120]。
這種情感上的相互同情經由觀察他人的處境、想像他人的感受，並根據情感是否在處境下合宜而做出判斷，最終這些經驗判斷將會構成良知或史密斯所稱的「公正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由於一般的旁觀者可能囿於偏見或無知而不能對當事人的感受做出公正的判斷，我們會在心中構建一個見多識廣的公正旁觀者，由它判斷何種感受和行為適合當下處境，並力求讓自己的情感合乎公正旁觀者的判斷；任何行為唯有受到公正旁觀者的認可，才會是道德的行為[7]。在這個基礎上，史密斯雖然同意人們傾向關注切身相關的利益得失而非陌生人的苦難，但他相信人們可以透過理性和公正旁觀者的機製做出合宜（propriety）的道德判斷，並被驅使去關注他人和群體的利益[121]。
正義與效用
[編輯]由同情共感理論出發，史密斯還特別批評了休謨的效用觀點，他認為哈奇森和休謨都承認的公共利益並不是人們據以判斷一個行為是否道德或符合正義的標準。對史密斯來說，雖然對公共利益的理性考量可以讓人更加認同某些行為，但是最基礎的判斷標準仍然是這些行為是否合宜，換言之，是否會受到旁觀者的認可[122]。他在《道德情操論》中論道：「當一個人受傷或喪命時，我們要求懲罰對他所犯下的不公義的罪行，與其說是關心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還不如說是關心那位受害者本身。」[123]我們之所以關心受害者，「純粹出自我們對每個人都懷有的、普遍的同情心（general fellow-feeling），只因為他們是我們的同類。」[124]總而言之，當一個人受到身體、名譽或財產的傷害時，我們自然會同情受害者，並對他所受的損傷感到忿恨不平。此種忿恨（resentment）在史密斯眼中，即為正義的情感和道德基礎[125]。
四階段論
[編輯]依生產方式區分，史密斯認為人類歷史進步的軌跡大致按照狩獵採集社會、遊牧社會、農業社會和商業社會順序發展。這項觀點被後世史家稱為「四階段論」[126][127][128]。史密斯在課堂上對學生說：
假設有十二位男女住在無人之島，……他們唯一能從事之生計，將是獵捕野外生物或捕魚……此為漁獵時代……韃靼人與阿拉伯人幾乎只仰賴牲畜為生……只靠豢養牲畜的野蠻人 (savage) 不知道如何耕耘。但是當人口到達一定數量，他們發現光靠牲畜難以為繼，就會開始土地耕作。……因而漸進入農業時代。當社會進一步發展，他們會開始交換日常必需品，以及他們自身所無法生產的商品。隨著時間發展，商品交換不只在同一社會個人之間擴大，也在不同民族之間擴大。……因此最終商業時代（the age of commerce）便來臨了。[129]
構建出此一財產權發展的可能歷史後，史密斯從財產的角度解釋政府和警察的起源[130]。在較早期的狩獵採集社會中，因為每個成員累積的財產不多，所以一個人只有名譽或身體能受到損傷，人們彼此之間也較缺乏利益動機互相傷害[131]。隨著社會階段性發展，財產分配的不平等日益擴大，窮人和富人相互覬覦彼此財產，保護財產權的政府和法律因此誕生[132]。透過四階段論，史密斯同時指出所處的十八世紀英國已經成為商業社會[133]。
經濟學
[編輯]| 政治系列 |
| 自由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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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主題 政治主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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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一書是史密斯最具影響力的著作，這本書對於經濟學領域的創立有極大貢獻，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西方世界，這本書甚至可以說是經濟學所發行過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國富論》一書成為針對重商主義（認為大量儲備貴金屬是經濟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理論）最經典的反駁，在這本書於1776年出版後，英國和美國都出現了許多要求自由貿易的聲浪。這些聲浪還認為當時經濟的艱難和貧窮是因為美國獨立戰爭所造成的。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被說服相信了自由貿易的優點：英國政府和議會依然繼續維持重商主義多年。
《國富論》一書也否定了重農主義學派對於土地的重視，相反的，史密斯認為勞動才是最重要的，而勞動分工將能大量的提升生產效率。國富論一書非常成功，事實上還導致許多早期學派的理論被拋棄，而後來的經濟學家如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則專注於將史密斯的理論整合為現在所稱的古典經濟學（現代經濟學由此衍生）。馬爾薩斯將史密斯的理論進一步延伸至人口過剩上，而李嘉圖則提出了工資鐵律—認為人口過剩將導致工資連勉強餬口的層次都無法達成。史密斯假設工資的成長會伴隨著生產的成長，這個觀點在今天看來則較為準確。
自由市場和「看不見的手」
[編輯]《國富論》一書的重點之一便是自由市場。自由市場表面看似混亂而毫無拘束，實際上卻是由一隻被稱為「看不見的手」所指引，將會引導市場生產出正確的產品數量和種類。舉例而言，如果產品發生短缺，產品的價格便會高漲，生產這種產品所能得到的利潤便會刺激其他人也加入生產，最後便消除了短缺。如果許多產品進入了市場，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將會增加，供給的增加會將產品的價格降低至接近產品的生產成本。即使產品的利潤接近於零，生產產品和服務的利潤刺激也不會消失，因為產品的所有成本也包括了生產者的薪水在內。如果價格降低至零利潤後仍繼續下跌，生產者將會脫離市場；如果價格高於零利潤，生產者將會進入市場。史密斯認為人的動機都是自私而貪婪的，自由市場的競爭將能利用這樣的人性來降低價格，進而造福整個社會，而提供更多產品和服務仍具有利潤的刺激。不過，史密斯也對商人保持戒心，並且反對獨占的形成。
史密斯也大力批評過時的政府管制，他認為那些管制將會阻撓產業的擴展。事實上，史密斯反對絕大多數政府管制經濟的行為，包括關稅在內，他認為關稅最終將導致長期的效率低落以及價格的居高不下。這個理論在今天被稱為「自由放任」，代表「讓他做、讓他去、讓他走」，這個理論後來影響了政府的立法，尤其是在19世紀裡。在國富論一書裡最知名也最常被後人引用的兩句話是：
我們不能藉著向肉販、啤酒商、或麵包師傅訴諸兄弟之情而獲得免費的晚餐，相反的我們必須訴諸於他們自身的利益。我們填飽肚子的方式，並非訴諸於他們的慈善之心，而是訴諸於他們的自私。我們不會向他們訴諸我們的處境為何，相反的我們會訴諸於他們的獲利。[134]
因此，由於每個個人都會盡力把他的資本用以支持並管理國內的產業，這些產業的生產於是便能達到最大的價值；每個個人也必然竭力的使社會的年所得盡量擴大。確實，他通常並沒有打算要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促進了這種利益至何種程度。由於寧願支持國內的產業而非國外的產業，他只是盤算著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產業的方式在於使其生產的價值能夠極大化，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些常見的情況下，經過一雙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他也同時促進了他原先無意達成的目標。並非出自本意並不代表就對社會有害。藉由追求他個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為有效地促進了這個社會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多少好事是由那些佯裝增進公共利益而干預貿易的人所達成的。[135]
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被後世的經濟學家認定是古典經濟學的開端。
「亞當·史密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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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史密斯在強調「同情」的《道德情操論》與強調「私利」的《國富論》兩書間是否存在矛盾一直有很大爭論。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稱這為「亞當·史密斯問題」（Adam Smith Problem）。在《道德情操論》裡，史密斯似乎強調人類在慈善動機下的意圖與行為的同步性，而在《國富論》裡這則被分裂為「看不見的手」，史密斯宣稱，在資本主義體制裡，個人依照他們自己的利益行動時也會提升共同體的利益。於是這便解除了私利的矛盾，他也多次指出對於利己和人類動機的狹窄定義所可能引發的矛盾。不過這並不表示史密斯的道德情操論一書否定了私利的重要性，他寫道：
因此，物種自我保衛和繁殖的機能架構，似乎是自然界給予所有動物的既定目標。人類具有嚮往這些目標的天性，而且也厭惡相反的東西；人類喜愛生命、恐懼死亡、盼望物種的延續和永恆、恐懼其物種的完全滅絕。雖然我們是如此強烈的嚮往這些目標，但它並沒有被交給我們那遲緩而不可靠的理性來決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導我們運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來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飢餓、口渴、尋求異性的情慾、愛情的快樂、和對於痛苦的恐懼，都促使我們運用這些手段來達成其本身的目的，這些行動都將實現我們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結果—偉大的自然界所設定的善良目標。
史密斯本人似乎並不認為這兩者存在矛盾。《道德情操論》雖然最早出版於1759年，史密斯後來在1761、1767、1774、1781和1790年陸續出版了修訂版本，最後一版僅在他過世前不久發行[136]。另外，他在《道德情操論》第六版（最後一版）的序言中透露，當初寫作時他計畫建立一套更全面的政治哲學體系，而《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都是這項計畫的其中一部份[137]。而在史密斯更早的兩份格拉斯哥課堂筆記[註 4]中，便已出現《國富論》的部分主要見解，例如人的自利和自由競爭[138][139]。這些證據皆說明《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兩者的寫作並不是斷裂的[140][136]。
著作
[編輯]在史密斯過世前不久，按他本人的要求，他遺留的手稿幾乎全都銷毀了[95][96][83]。在他生前最後一年裡他似乎計劃撰寫兩篇主要的著作，一篇是有關法律和政府的理論和歷史[141]，一篇則是和藝術與科學有關。在死後才出版的《哲學論文集》所收錄的可能是後一篇論文的部分[142]。
- 〈致《愛丁堡評論》作者們的信〉（1756）
- 《道德情操論》（1759）：這本書在史密斯一生中經過六個版本的修改[136]。
- 《國富論》（1776）
- 〈致威廉·斯特拉漢的信〉（1776）：為好友大衛·休謨所做的悼詞。
- 《哲學論文集》（在死後於1795年出版）：包含《天文學史》、《古代物理學史》（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Physics）、《古代邏輯和形上學史》（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Logics and Metaphysics）、《論外在感官》（Of the External Senses）、《論所謂模仿藝術中模仿之本質》（Of the Nature of that Imitation which takes place in what are called The Imitative Arts）等遺稿[143]。
影響
[編輯]《國富論》一書成為了第一本試圖闡述歐洲產業成長和商業發展歷史的著作，也成為了開展現代經濟學科的先驅。它也提供了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最為重要的論述基礎之一，極大的影響了後代的經濟學家。
《國富論》亦深刻影響了十八世紀末的政界人物。英國的年輕政治家中，小威廉·皮特、威廉·格倫維爾、亨利·鄧達斯等人皆通讀《國富論》並就書中內容和史密斯討論過[註 10][145]。美國的開國元勳如詹姆士·麥迪遜、亞歷山大·漢彌爾頓等人亦相當熟悉史密斯的經濟學理論[146][147]。法國大革命期間，史密斯的思想也受到更多重視和討論，他的觀點出現在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埃德蒙·伯克等人的論辯之中[148]。
紀念
[編輯]- 蘇格蘭國立肖像美術館外牆上立有史密斯的雕像。
- 史密斯出現在愛丁堡城堡大禮堂（the Great Hall）的蘇格蘭歷史壁畫中[149]。
- 2007年3月13日發行的二十元英鎊的背面上印有史密斯的頭像[150][151]。
- 愛丁堡皇家一英里的高街之上立有一座史密斯雕像，由亞當·史密斯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於2008年7月4日揭幕[152][153]。
參見
[編輯]注釋
[編輯]- ^ 此為儒略曆日期，公曆日期為6月16日。自從1700年3月1日後，儒略曆的日期落後公曆十一天，直到英國於1752年採用格里曆後此曆法問題才得到修正。
- ^ 史密斯十九世紀的傳記作家John Rae寫道，要是沒有被及時救回，史密斯「很可能成為一名沒什麼出息的吉普賽人」（[Smith] would have made, I fear, a poor gypsy.）[15]。
- ^ 講座舉辦的具體地點無法確定，但很有可能由愛丁堡哲學學會（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Edinburgh，愛丁堡皇家學會的前身）主持，辦在愛丁堡大學校內或其他周邊的公共場所。當時愛丁堡大學的校內外皆時常有講座舉行，競爭激烈[31]。
- ^ 4.0 4.1 目前一共發現兩份史密斯的課堂筆記，兩份筆記內容類似。紀錄1762-1763學年課程內容的筆記可參見Smith 1896和Smith 1982a的第一部分（頁1至394）；紀錄1763-1764學年課程內容的筆記則謄抄於1766年，可參見Smith 1982a的第二部分（頁395至554）。
- ^ 5.0 5.1 史密斯當年的用詞sympathy，現今多翻譯為「同情心」；然而按史密斯原文脈絡，這個詞指的是想像自己身處他人的處境所產生的同情共感，在現代英文用語裡更貼近empathy的詞意[52][53]。empathy現今多譯作「同理心」。
- ^ 因為大學教授的薪水多寡在極大程度上依賴於入學學生的數目，據估計史密斯在景氣最好的年份大約也只能賺到三百英鎊，在景氣差的時候年薪則只有一百五十英鎊，薪資非常不穩定。另外也有因為繳交學費時錢幣重量不足，導致教授損失所得的例子；史密斯的朋友約瑟夫·布雷克後來在愛丁堡大學任教時甚至拿天平秤量學生繳交的金幣重量以防止受騙[57][58]。
- ^ 儘管他的其他通信中表明他似乎在格拉斯哥時就在寫作另一部作品[60]，也有學者認為這才是《國富論》的起源[61]。
- ^ 經考證，福格森所指的可能為《百科全書》描述製針的章節，或孟德斯鳩與魁奈的作品。[112]
- ^ 兩人友誼破裂的原因尚無法確定。史密斯過世後，福格森在書信中稱「儘管在他還健康時，我們之間的關係有些尷尬，但當他病危時，我沒多加考慮就去探望他，並持續關懷他直到他臨終之際。」（We knew he was dying for some months, and though matters… were a little awkward when he was in health, upon that appearance I turned my face that way and went to him without further consideration, and continued my attentions to the last.）[115][116]福格森據稱有在史密斯過世前協助銷毀其手稿[117]。由於可以確知兩人直到1780年關係都十分友好，部分史家認為前述抄襲爭議發生於1780年代間並導致了兩人間的關係冷卻，直到史密斯過世前夕才和解[118]；其他史家則認為此抄襲爭議起於1767年福格森《文明社會史論》出版，且在此之後兩人仍然友好，史密斯過世前的這段「尷尬」是來自其他未知原因[119]。
- ^ 一則廣為流傳但未經證實的故事是，某次史密斯造訪鄧達斯的宅第時，屋內所有人都起立歡迎他，並站著不動。當史密斯請求他們坐下時，皮特說：「不，您坐下後我們才會坐下，因為我們都是您的學生。」（No, we will stand till you are first seated, for we are all your scholars. ）[144][7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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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s every individual, therefore, endeavours as much as he can both to employ his capital in the support of domestick industry, and so to direct that industry that its produce may be of the greatest value; every individual necessarily labours to render the annual revenue of the society as great as he can. He generally, indeed, neither intends to promote the publick interest, nor knows how much he is promoting it. By preferring the support of domestick to that of foreign industry,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security; and by directing that industry in such a manner as its produce may be of the greatest value,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gain, and he is in this, as in many other cases,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his intention. Nor is it always the worse for the society that it was no part of it. By pursuing his own interest he frequently promotes that of the society more effectually than when he really intends to promote it. I have never known much good done by those who affected to trade for the publick good. "Smith 1981，第4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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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th, Adam. Mossner, Ernest; Ross, Ian , 編.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ISBN 9780198281856.
- 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or, An Essay towards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Men naturally judge concerning the Conduct and Character, first of their Neighbours, and afterwards of themselves. To which is added, A Dissertation on the Origins of Languages. New Edition. With 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Memoir of the Author, by Dugald Stewart. London: Henry G. Bohn. 1853.
- Smith, Adam. Raphael, D.D.; Macfie, A. L. , 編.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982b. ISBN 978-0-86597-012-0.
- Smith, Adam. Campbell, R. H.; Skinner, Andrew S. , 編.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1. ISBN 0-86597-006-8.
- Thomson, Harold William. A Scottish man of feeling: some account of Henry Mackenzie, esq., of Edinburgh and of the golden age of Burns and Scot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29 [2026-01-10].
- Wild, Wayne. Medicine-By-Post: The Changing Voice of Ill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Consultation Letters and Literature. Amsterdam: Rodopi. 2006. ISBN 978-90-420-1868-6.
延伸閱讀
[編輯]- 陳正國. "威瑟斯本、史密斯、佛格森：蘇格蘭、北美殖民地、大英帝國". 《1723，世界史的11扇窗：接觸、匯聚與開創，從全球史中的人物，看見現代世界的格局與變化》. 台灣: 聯經出版. 2023. ISBN 9789570871913.
- 陳正國. 亞當史密斯的帝國論述及其背景.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2020, (72): 131–197 [2026-02-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6-04-22）.
- 黃志軍. (2025). 論對亞當·史密斯經濟學的誤解與澄清 ——基於財富與美德的關係視角. 現代哲學, (6).
- Fleischacker, Samuel. Adam Smith’s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史丹佛哲學百科全書. 2013.
- Phillipson, N. T. Adam Smith: an enlightened life. New Haven [Con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ISBN 978-0-300-16927-0.（簡體中文譯本：尼古拉斯·菲利普森. 亚当·斯密的思想之旅.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08097619.）
- Rae, John. Life of Adam Smith . London: Macmillan. 1895. （簡體中文譯本：約翰·雷. 亚当·斯密传. 由胡企林; 陳應年翻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3. ISBN 9787100014168.）
- Rasmussen, Dennis C. 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 David Hume, Adam Smith, and the Friendship That Shaped Modern Thought. 2017-09-12. ISBN 978-0-691-17701-4.（簡體中文譯本：丹尼斯·C.拉斯穆森. 异端与教授：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 由徐秋慧翻譯.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21. ISBN 978-7-5432-3228-0.）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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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資料
- 亞當·史密斯在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中的傳記（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亞當·史密斯在愛丁堡的住處，潘穆爾宅邸（Panmure House）官網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在Find a Grave官網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上的亞當·史密斯墓碑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由約翰·雷（John Rae）撰寫的《亞當·史密斯的生平（Life of Adam Smith）》，公認為十九世紀最好的史密斯傳記。電子化文本可以參見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以及自由基金（Liberty Fund）網站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作品
- 亞當·史密斯的作品 - 古騰堡計劃
- 亞當·史密斯作品網站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由自由基金（Liberty Fund）建立
- 道德情操論（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和國富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來自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網站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中的亞當·史密斯著作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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