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倉庫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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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標31°14′32″N 121°27′58″E / 31.24222°N 121.46611°E / 31.24222; 121.46611

四行倉庫保衛戰
淞滬會戰的一部分
日期: 1937年10月26日 - 11月1日
地點:  中華民國上海市閘北
結果: 524團在國際介入下退入外國租界
參戰方
中華民國
link = 國民革命軍 國民革命軍
第88師,第524團
link =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陸軍
第三師團
指揮官和領導者
謝晉元 link = 大日本帝國 松井石根
兵力
414人 不詳
傷亡與損失
37人受傷, 10人陣亡 超過200人陣亡

四行倉庫保衛戰發生於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標誌著中國抗日戰爭淞滬會戰之結束。

參加這場保衛戰的國民革命軍被稱為「八百壯士」,他們抵住日本軍多番進攻,掩護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及其他國民革命軍向西撤退[1]。保衛戰成功振奮因淞滬會戰受挫而下降的中國軍民士氣。四行倉庫上海公共租界只相隔一條蘇州河,因此整個戰鬥展現在西方世界面前,進一步吸引國際社會注意,但並沒有如蔣中正所希望給中國抗日戰爭帶來實質國際支援。

背景[編輯]

四行倉庫周圍的地圖:
  保衛四行倉庫的國民革命軍隊
  外國租界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七七事變,全面侵華。日本帝國主義為擴大第二次中日戰爭,在中國上海製造八一三事變。儘管後勤保障不利、士兵訓練不足及缺乏空中、重炮支援等困難,國民革命軍仍固守幾近成廢墟的上海。日軍沒有攻擊上海外國租借地,表面上仍與其他國家保持友好,儘管事實上與其關係十分緊張。直到四年後,日本決定向同盟國宣戰,日軍才占領上海外國租借區。

10月26日,國民革命軍在上海閘北區抵抗日漸艱難。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命令該區所有軍隊撤出,以防衛上海西部郊區,同時命令第三戰區代理司令長官顧祝同讓精銳的第八十八師單獨留守。此舉一是為了拖延日軍進攻速度,二是為了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在抵抗日本侵略戰爭上的堅決態度,因九國公約簽字國正好將於當年11月6日召開會議,希望以此贏得國際社會的支持[2]。謝晉元之子謝繼民說,最高當局決定死守閘北,除掩護大軍撤退外,更主要是想藉11月3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九國公約」會議之機,爭取英美法等列強譴責日本,伸張正義[3]。顧祝同出於個人感情,並不願意第八十八師留守,因為他曾是第二師(第八十八師整編前的番號)指揮官。顧打電話向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傳達命令,而孫強烈反對這一計劃。之後孫又將自己的參謀長張柏亭派到離前線20公里的顧祝同司令部反覆協商。

顧祝同、孫元良和張柏亭都不會違抗蔣中正命令,但孫經張向顧建議,既然是出於政治目的,那麼留守閘北部隊,兵力多是犧牲,兵力少也是犧牲。同時,守多數據點是守,守一二個據點也是守。顧祝同最後同意第七十二軍第八十八師留出一團兵力,留守地點則自行處置[4]。張柏亭回到第八十八師師部四行倉庫後,孫元良決定,就以四行倉庫作為固守據點,但覺得一團兵力仍然過多,在最後撤離之前,又決定只留一個加強營就夠了。

於是以第七十二軍第八十八師第五二四團第一營為基幹,配屬必要特種部隊,組成一個加強營由三個步兵連和一個機槍連組成,共414人。由中校團附謝晉元[5]少校團附上官志標(另一說時任一連連長[6]),和少校營長楊瑞符率領。524團時任團長是韓憲元,廣東文昌人,黃埔三步兵科畢業,四行倉庫保衛戰時,韓憲元帶著除1營外的該團大部分部隊在蘇州河南岸。10月26日晚10點,駐紮與上海北站的第五二四團接到命令要求撤回位於四行倉庫的師部。第一營營長楊瑞符面對這條要求其撤出已堅守兩個多月的陣地的命令一開始難以接受[7],但在得知孫元良是讓第一營防守四行倉庫後便同意撤退。

四行倉庫是一座25米高之混凝土建築,原是金城中南大陸鹽業4間銀行合資建設之倉庫[3]。位於上海閘北區蘇州河西岸一座混凝土建築,位於新垃圾橋(今西藏北路橋)西北沿;建於1931年,占地0.3公頃,建築面積2萬平方米,屋寬64米、深54米,是該地區最高建築。所以稱為「四行」,因為是四間銀行合資四行儲蓄會共同出資建設;由於先前是第八十八師師部,因此倉庫中貯存大量食物、救護用品及彈藥。

戰鬥序列及裝備[編輯]

國民革命軍[編輯]

謝晉元
  • 一連連長,陸軍上尉 陶杏春
  • 二連連長,陸軍上尉 鄧英
  • 三連連長,陸軍上尉 石美豪(負傷),三連連長,陸軍上尉 唐棣(接替石美豪)
  • 機槍連連長,陸軍上尉 雷雄

第一營作為一支加強營最初有接近800人,但經整個淞滬會戰的消耗到該次戰鬥前包括軍官只有423人(一說453人)。而在部隊從北站轉移到四行倉庫的過程中人數又降為414人。經過兩個月的艱苦戰鬥,國軍損失了大量原經過德式訓練的士兵,基本上20天左右就要補一次兵。守衛四行倉庫前夕,88師部隊剛好進行了第五次補充,來源是湖北保安團。由於建制對口的關係,補進了524團一營的士兵不少正來自通城保安大隊[8]。他們大多來自湖北駐軍第五團第一營。湖北方面不願意將他們訓練最好、原與共產黨作戰的軍隊送到上海,因此被送到上海的都是些在7月7日戰爭爆發後招募的尚未完成訓練的新兵[4]。四行之戰的絕大多數為鄂南子弟兵。其中,通城縣200餘人、蒲圻縣(即今「赤壁市」)40餘人、通山縣20餘人、崇陽縣10餘人。為迷惑日軍,中國軍隊在其正式通訊中用「五二四團」代替「第一營」,讓日軍以為有一個團防守四行倉庫。

該團每人裝備一支中國仿造Gewehr 88或Gewehr 98式步槍,300發8毫米毛瑟子彈,兩箱手榴彈,一頂德制M1935式頭盔,一副防毒面具及食物袋[7]。守軍共裝備有27挺輕機槍,大部分為ZB26式輕機槍(捷克式輕機槍),接近每班一挺。4挺24式水冷馬克沁機槍以及一個迫擊炮排。

日本陸軍[編輯]

日軍第三師團是當時日本帝國陸軍中最精銳部隊,在淞滬會戰中受到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重創。他們稱第八十八師為「閘北可恨之敵」。儘管如此,其指揮系統尚屬完整,同時擁有空軍海軍炮火支援。該師團裝備有九四式輕裝坦克及八九式迫擊炮,步兵使用俗稱三八大蓋兒的三八式步槍

經過數月轟炸後的上海北站

戰鬥經過[編輯]

10月27日[編輯]

當晚各連分批穿過前線,楊瑞符命令一連去四行倉庫,自己帶領二連前進。而三連、機槍連和一連第三排士兵無法聯絡。直到第二日上午9時,他們才到達四行倉庫。他們是在隨大部隊撤退途中,得到有關一營留守四行倉庫的消息[7]。之後他們這種志願參加「自殺行動」的精神,被蔣中正稱為英勇行為的典範[2]

早上時分,有關中國軍隊仍在四行倉庫保衛閘北的消息在上海傳開。這引起中國童子軍楊惠敏關注,而她將在整個保衛戰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角色。凌晨4點左右她聽到槍聲便沿蘇州河行走,她發現英國士兵向倉庫丟了一袋香菸,她問新垃圾橋頭的英國士兵對岸發生了什麼,英軍回答四行倉庫中有中國守軍。於是她要求附上她自己的紙條,不久後倉庫傳回紙條,說明他們需要彈藥與食物。楊惠敏向上海商會求助,不過對方並不相信[9]

謝晉元將一連沿西藏路部署在四行倉庫右翼,三連在左翼交通銀行倉庫大樓對面,二連在中央擔任四行倉庫外圍之守備。機槍連除以兩挺布置在樓頂擔任防空其餘分配一、三兩連完成全營火力網的編成[7]。蘇州河北路有原為防禦租界內歐美軍隊的防禦工事,但工事的槍眼是向現在中國守軍方向開的。為了防止日軍利用,中國守軍便在其中埋下炸藥,後日軍進入其中,中國守軍引爆炸藥而對日軍造成傷亡[7]

守軍用倉庫內的沙袋、裝玉米大豆和其他貨物的麻袋構築工事。並將樓內電燈全部破壞以便隱蔽,焚燒四行倉庫周圍房屋[7]

上午7時,日軍第三師團開至上海北站,到午後1時開至四行倉庫附近。約十名日軍接近防禦工事進行偵查,很快被擊斃。午後2點由第三連排長尹求成帶領的一隊中國偵察兵與約50名日軍交火。之後不久一個連的日軍從西側發動進攻,三連連長石美豪面部中彈但繼續指揮戰鬥直到腿部再次中彈。大約七十名日軍進入倉庫西南牆根中國軍隊火力死角,中國守軍便爬上樓頂向其投擲迫擊炮彈及手榴彈,炸死日軍七名傷二三十名[7][10]。在第一波攻擊失敗後日軍向儲有燃料及木材的倉庫西區放火。下午5時大火被撲滅。同時日軍在閘北進行搶掠縱火。

晚上9時,營長楊瑞符判斷當日日軍不會再發動進攻,便下令做飯並加固防禦工事。當天有兩名守軍陣亡,四人受傷。

10月28日[編輯]

從公共租界拍攝的燃燒中的四行倉庫
楊惠敏與中華民國國旗

10月28日早晨出版發行的《申報》、《新聞報》、《大公報》、《中央日報》都採用了中央社27日的報導: 「閘北我軍雖已於昨晨拂曉前大部安全撤退,但此非謂閘北已全無我軍蹤跡,蓋我八十八師一營以上之忠勇將士八百餘人,由團長謝晉元營長楊瑞符率領,尚在烈焰籠罩敵軍四圍中,以其最後一滴血,與最後一顆彈,向敵軍索取應付之代價,正演出一幕驚天地泣鬼神可永垂青史而不朽之壯烈劇戲也。」上海租界的外國報紙則提供了不一樣的數據。《大美晚報》、《字林西報》、《上海泰晤士報》等先後有150人、800人、200-250人的不同說法。

中國守軍連夜搶築工事,沒有人睡覺。早上謝晉元用從楊惠敏處得到的上海商會的電話號碼與上海商會聯繫[9]

四行倉庫的位置及建築結構對守軍相當有利。四行倉庫臨近上海公共租界,日軍不敢用海軍炮火攻擊。他們怕炮彈落入公共租界內,因為日本此時尚不願意同歐美開戰。日軍也不敢像在上海其他地方那樣使用芥子毒氣,因為這將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早上7時,一架日軍轟炸機在倉庫上方盤旋,但因為害怕誤中公共租界並未投彈。在遭到守軍防空火力攻擊後日軍轟炸機離去。

上午8時,營長楊瑞符召集全營官長及班長講話鼓舞士氣。10時謝晉元與楊瑞符共同視察工事並觀察日軍動向。當他們在樓頂上時謝晉元發現一隊日軍沿蘇州河北路移動,據楊瑞符回憶大約在一千米外。謝晉元拿起一支槍向其射擊,當場擊斃日軍憲兵一名[7]

下午3時開始下雨,四行倉庫周圍的火逐漸熄滅。日軍在西側發動另一次主攻,占領交通銀行大樓,在四行倉庫北面部署加農炮攻擊。加農炮對四行倉庫厚重的牆壁無法造成致命傷害,而在交通銀行大樓內的日軍又很容易被占領制高點的中國守軍壓制住。當時,430多名士兵在倉庫西側2、3樓,與佔據一街之隔之交通銀行內日軍交火,日軍用加農炮攻擊,令倉庫西牆千瘡百孔[3]。兩小時後日軍放棄進攻,但得以切斷四行倉庫供電及供水。

當日由第一連陶杏春連長、營部軍官湯聘梓和機槍連楊排長帶領的一小隊中國士兵加入了戰鬥。

這期間上海商會得到中國守軍仍在閘北消息後相當激動,消息很快通過電台傳遍全城。「八百壯士」英勇精神,大大激勵全國軍民抗日鬥志,大批上海市民在雨中聚集在蘇州河南岸,為守軍吶喊助威[3]。上海市民向守軍捐獻十多卡車給養[9]。卡車於夜間抵達四行倉庫附近,守軍用沙袋築牆到卡車旁,將給養拖至倉庫。搬運給養用了四個小時,在此期間三名守軍陣亡。守軍收到了食物、水果、衣物、器具和市民的慰問信。一隊記者也來到了四行倉庫,但由於謝晉元與楊瑞符因事繁忙,由機槍連雷連長代為接見。

謝晉元通過上海商會,向美軍要求送十名重傷員離開戰場。美軍同意了此項要求,因此傷員趁夜幕掩護被抬離戰場[7]

同晚上海商會決定向守軍送一面中華民國國旗[9][11]。中國整編部隊當時沒有攜帶國旗和軍旗,當楊惠敏將國旗送入四行倉庫時由最高指揮官謝晉元親自接旗。當楊惠敏問及守軍的作戰計劃時,守軍回答誓死保衛四行倉庫。楊惠敏十分感動並向謝晉元索取所有守軍的名冊,並將其通告全國[9]。但為了迷惑日軍同時又不使楊惠敏失望,謝晉元讓人根據原五二四團的名冊偽造了一份800人的名單。謝晉元鼓舞士兵說,我跟你們一起死在四行倉庫;他囑咐出外就醫之士兵,「有人問四行倉庫有多少人,你們就說有800人,決不可說只有一營人,以免敵人知道我們人數少而更加兇橫」[3]。另據楊瑞符在《孤軍奮鬥四日記》中對10月28日晚運出傷員的情形有過這樣的描述:

「我當囑咐出外就醫的士兵說:你們出去,有人問四行倉庫究竟有多少人,你們就說有八百人,決不可說只有一營人,以免敵人知道我們的人數少而更加兇橫,後來轟傳世界的八百孤軍的數目,就是這樣來的。我團五二四的團長本來是韓憲元,而今天一般人誤稱為謝團長,也就是在折八百的數目字而推測出來的。」

這就是「八百壯士」的由來[7]。「八百壯士」之名由此響徹全中國[3]

10月29日[編輯]

外國記者從上海市閘北區蘇州河南岸英美租界建築物中所拍攝的八一三淞滬會戰四行倉庫保衛戰中,在上海閘北四行倉庫頂樓隨風飄蕩的中華民國國旗

10月29日早上,上海市民發現四行倉庫樓頂升起一面中華民國國旗。由於楊惠敏只帶來了國旗但倉庫內沒有旗杆,因此守軍用竹子和草繩臨時製作了旗杆。守軍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參加了升旗儀式[9]。而蘇州河對岸聚集的群眾據說超過三萬人[12],他們歡呼「中華民國萬歲!」(一說「毛主席萬歲!打桌球萬歲!」)。日軍開始對中華民國國旗發動空襲[7]。由於防空炮火密集,同時顧忌誤傷公共租界,日軍飛機沒能摧毀中國國旗就撤退了。經過兩天戰鬥,四行倉庫外防禦工事和倉庫本身都遭到破壞。

中午,日軍發動迄今最大規模攻擊。加農炮和輕裝坦克從各個方向發動進攻,迫使中國守軍第三連從倉庫外工事中撤回倉庫內。四行倉庫西側本來沒什麼窗戶(這可以從上面的照片看出),而日軍的炮擊卻給守軍打開了許多射擊孔。一隊日軍試圖通過梯子爬入倉庫二樓,謝晉元當時恰好在二樓窗戶前。他一手奪過第一個上來的日本兵的槍,另一隻手將其推下,之後向第二名日軍射擊,最後推倒了梯子[10]。一名在戰鬥中負傷的士兵將自己綁上手榴彈從六樓跳下倉庫,利用自殺攻擊炸死約二十名日軍。戰鬥直到天黑,此時日軍以裝甲車和加農炮掩護進攻。最終日軍再次失敗後,開始用挖掘機向四行倉庫挖地道。河對岸市民用大字報通知守軍日軍的行動[7]。一人甚至在發現日軍準備再一次發動進攻後,打電話通知四行倉庫守軍。

10月30日至11月1日[編輯]

10月30日早上7時,日軍大部分時間用加農炮再次進攻,只有少數步兵參加。日軍試圖摧毀四行倉庫,由於建築堅固,沙袋和修理材料充足,守軍得以時刻修復。據楊瑞符回憶,加農炮炮火相當密集,平均每秒都有炮彈落下[7]。傍晚時,日軍用數盞探照燈照亮四行倉庫,以便炮擊。戰鬥持續一天,守軍摧毀日軍數輛裝甲車。

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外籍人士不願戰鬥地點接近他們。面對日本壓力,他們同意勸說中國軍隊停止作戰。10月29日,外籍人士派代表向國民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以「人道主義原因」停止戰鬥。10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英軍司令少將見國軍英勇作戰,深受感動,除購贈糧食給八百壯士充飢外,更親自進入四行倉庫會見謝晉元,建議孤軍自租界撤出,英國駐上海領事願給予最大協助,謝回答:「我們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即使撤走,也得要有我們蔣委員長的命令,否則我們寧願戰死。」[13]後來,各國使節團透過外交關係,正式提出照會,要求國民政府下令撤離孤軍,以免日軍重炮射入公共租界,危及各國僑民[14]。對於蔣中正來說戰鬥已經勝利,絕大部分中國軍隊已經撤離,並重新部署到新位置,戰鬥已經引起西方世界注意。響應外國租界停火要求,蔣下令撤離[3]。部隊在10月31日撤離四行倉庫。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受命與英軍將軍斯馬萊特會面[4],會議決定第五二四團撤至公共租界,與在上海西部戰鬥的第八十八師匯合。日軍指揮官松井石根表示同意並保證允許中國守軍撤退,但事後很快反悔。謝晉元希望能繼續留守四行倉庫,直到戰鬥至最後一人。最終,張柏亭勸說其同意撤退[4][8]。10月31日進入孤軍營的只有355人[15]

午夜,11月1日,謝晉元帶領376人分小隊,分批通過新垃圾橋,撤入公共租界[3],約十人在撤退中被日軍機槍打傷[16]。到凌晨2時,所有守軍均完成撤退。11月2日,謝晉元在孤軍營接受中外記者採訪時,證實「四行堆疊內,除有若干沙袋外,並無如許屍體,我在內士軍,共為四百二十名,撤退時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餘名已殉難外,余者受傷入醫院治療中」。

後續[編輯]

部隊撤退後隨即宣布與第八十八師匯合,但馬上被租界內的英軍攔截沒收武器並限制自由。部隊馬上被繳械,後被軟禁近4年[3]。這是因為日軍威脅:如果讓他們離開就要入侵租界[4]。他們被送至公共租界西部義大利防區的膠州路進行隔離。

蔣介石提升了所有參加保衛戰的軍人的軍階(各晉一級),並授予謝晉元與楊瑞符青天白日勳章[4]

在他們被軟禁期間,上海市民經常探訪他們並進行文娛表演。軍官為士兵開設了多種課程如外語數學基督教神學[17]。《共產黨宣言》的中文譯者陳望道也經常到營地探望。士兵繼續每日進行軍事訓練並保持高昂的鬥志。他們抵住外界的壓力堅持升國旗、唱國歌

1938年8月11日,被困於上海膠州公園隔壁孤軍營的四行孤軍為紀念八一三抗戰一周年懸掛中華民國國旗,與公共租界白俄商團發生衝突,衝突中愛國官兵被商團擊斃2人,傷94人。團長謝晉元等16人被扣押,次日四行孤軍絕食抗議暴行。同日將上海各界捐助的281元轉捐作保衛武漢之用。是月13日,蔣介石電令中華民國行政院與公共租界交涉此事,後公共租界工部局被迫同意恢復8月11日之前狀態,嚴懲肇事者,撫恤被難士兵,四行孤軍可自由懸掛國旗,不受干涉[18]

淞滬會戰中方雖然失敗,並損失國民革命軍近三分之一精銳部隊,但它鼓舞中國軍民的士氣,並向外界傳達中國積極抗戰決心。媒體用「八百壯士」來稱呼這414名守軍,同時《八百壯士歌》被創作出來以激勵軍民抵抗日本侵略。「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八百壯士歌》在抗戰中唱8年,雖然四行倉庫保衛戰最終並未促使九國公約會議制裁日本[3]。但蔣中正期盼的外國援助卻毫無進展,歐洲各國除了對日本提出譴責外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只有德國蘇聯二戰歐洲部分爆發前援助過中國,而德國迫於日本壓力於1938年結束了對華援助

守軍在「孤軍營」中被羈押三年多。後來日本方面聲稱允許釋放這些士兵,但條件是解除武裝並以難民的身份離開上海。謝晉元拒絕這些條件。其間他多次拒絕中華民國維新政府(1938年-1940年)及汪精衛政權(1940年-1945年)勸降[3]

1941年4月24日,謝晉元像往常一樣指揮孤軍官兵做早操。謝晉元一個人站在操場門口檢查士兵遲到的情況,已被汪精衛政權收買的二連下士郝鼎誠、四連下士張文清、尤耀亮,上等兵張國順4人從大禮堂方向走來。代團長謝晉元走上去問他們為什麼遲到。郝鼎誠突然拿出身藏的匕首刺向謝晉元面門,隨後在其頭胸等部位猛戳,其餘3人也一擁而上,向其左太陽穴及咽喉等致命處狂刺,謝晉元當場倒地[8]。謝晉元被刺殺身亡;消息傳出,上海市民悲慟不已,逾10萬人參加其葬禮[3]。而三天內湧進孤軍軍營瞻仰其遺體的共達二十五萬人次[8]。謝晉元也被追贈少將軍階[3]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日軍占領上海公共租界,並俘獲這些士兵。他們分別被遣送至杭州南京孝陵衛光華門做苦役,還有一部分留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拘押。部分被送至孝陵衛及光華門的士兵於1942年11月逃脫,其中一部分在重慶重新歸隊,另一部分就近參加游擊隊[1][8]。另外三十六名官兵被押至紐幾內亞作苦工[19]

楊養正獲得的忠貞獎章執照

「八百壯士」無限悲痛,一致決議鑄造「謝團長紀念像章」。八百壯士孤軍抗戰的事蹟傳開後,全國慰勞總會向他們敬贈了「忠黨衛國紀念章」。1944年,「八百壯士」部分倖存者逃出日軍控制範圍,陸續到達重慶,國民政府又特意制發了「忠貞獎章」表彰這些愛國勇士。另外還有「四行孤軍工務社證章」。

抗戰勝利後,從全國各地回到上海之倖存者有一百多人,在新幾內亞作苦工之36名官兵由澳洲政府派軍艦送回上海[20]。約100名該營戰士回到上海在四行倉庫搭棚為謝晉元守靈。國共內戰爆發後,他們大多不願再戰而復員。之後他們當中一些包括女童子軍楊惠敏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那些留在中國大陸的士兵,因為是國軍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不公正待遇[17][21]

2009年3月7日,中華民國國防部成立專案小組,自巴布亞紐幾內亞迎回海外陣亡將士英靈總牌位,並由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主持春祀。其中包含中華民國陸軍第六十七師二〇〇團吳坤上尉、新30師孔憲章上士、曹友生上士,以及當地從事抗日活動被捕民眾梁有年、陳緯南,共計256位英靈正式入祀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根據當地新挖掘到的中國廣東民眾死亡紀念碑記載,共有636員死亡,其它受難者尚無下落[22]

居住在台灣的八百壯士當事者,名為厲鼎新,當年為傳令班中士班長[23][24]

2010年12月16日下午5時,「八百壯士」中最後一名倖存士兵楊養正因肺部嚴重感染及心臟衰竭,在重慶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軍醫大學附屬新橋醫院逝世。享年九十六歲[25][26]

另據報導,又找到一位八百壯士倖存者楊根奎[27][28],但其身份尚存疑。

影響[編輯]

謝晉元遺體被埋葬在其孤軍營宿舍門前小花園內[1]。1947年上海市政府將上海北火車站到四行倉庫的滿洲路改名為晉元路,將與孤軍營一牆之隔的膠州公園改名為晉元公園,並將附近一所中學改名為晉元中學

雖然謝晉元從未參加過國民政府剿共的軍事行動,但他的墓地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徹底破壞。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3年4月1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虹橋萬國公墓重建其墓,「表彰他『參加抗日,為國捐軀』的光輝業績」。1986年,謝晉元的家鄉廣東蕉嶺為其樹立紀念碑,將其母校改名為「晉元中學」。

現在上海四行倉庫是一家專業物流公司,在四行倉庫保衛戰中,謝晉元團長和下屬守衛之光復路1號四行倉庫和日軍佔據之光復路195號交通銀行倉庫均屬該公司;上海四行倉庫原經理呂傳良說,「八百壯士的故事就是我們的入職教育」,但多年來公司為紀念「八百壯士」所設置之陳列室一直難獲官方認可[29]。倉庫遺址雖然於1985年9月被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批准為抗日紀念地,但長期作商場,裝修陳舊,門面不整,其中地下大部分是上海市最大之文具和辦公用品批發市場[29]。1995年,呂傳良在加蓋之7樓一間房內建起「八百壯士抗日陳列室」,最大時才120平方米;這間陳列室是四行倉庫所屬之百聯集團河岸管理公司自資建立,展品也是公司員工四處募集而來[29]。礙於人手和資金限制,建館以來,只有周五下午開放3小時,由公司員工志願講解[29]。展覽廳開放時間是每周五下午1時30分至4時。其餘大部分仍被用作倉庫,甚至在3樓還有一家保齡球館。2015年,隨著官方高調紀念抗戰70周年,商戶集體搬遷,周圍住戶全部拆遷,四行倉庫被按照歷史資料圖還原成1937年原貎;呂傳良之陳列室換成倉庫內3,800平方米之多媒體紀念館,8月13日,在淞滬抗戰78周年之日正式開放[29]。大廳是巨幅謝晉元《與妻書》,左側牆上刻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014年9月3日之一段講話,「國民黨軍八百壯士,是中國人民不畏強暴、以身殉國的傑出代表」[29]

四行倉庫保衛戰期間,許幸之吳印咸等人曾深入戰場一線,拍攝了八一三事變前後的大量新聞資料片,其中他們還將攝像機架在高層建築上,搶拍到四行倉庫保衛戰的現場畫面。1938年春,許幸之、吳印咸攜該批資料赴香港剪輯,製成新聞紀錄片《中國萬歲》。

1938年,八百壯士的事蹟被拍成同名黑白電影,1976年又於台灣拍攝了同名彩色電影。

2005年,為紀念中國抗日戰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中國電信發行了一套主題電話卡,其中一張為四行倉庫。

參考文獻[編輯]

  1. ^ 1.0 1.1 1.2 陳德松:《殊死報國的四行孤軍》,載於《八一三淞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68頁
  2. ^ 2.0 2.1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7,第124頁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烈士後人:日本人民也夠苦〉. 《明報》. 2015-08-23: 新聞專題A10版. 
  4. ^ 4.0 4.1 4.2 4.3 4.4 4.5 張柏亭,《淞滬會戰紀要》,載《八一三淞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30-148頁。原載台北《傳記文學》第四十一卷第二期
  5. ^ 1937年10月29日孫元良師長致信:「謝團附、楊營長、暨我諸忠勇同志:余頃在滬西前線。余雖在滬西前線,余之心魂與諸同志同在閘北。」————《孫元良憶謝晉元與八百壯士 真實還原那段歷史》。1937年9月中旬,524團團附黃永淮在前線作戰指揮時負重傷,被轉往後方醫院救治,謝晉元由262旅參謀主任調任接替成為524團團附。
  6. ^ 據團結出版社2010.9版謝繼民《我的父親謝晉元將軍》記載,在謝晉元率部於10月27日凌晨進入四行倉庫布防時,由於一連連長上官志標因家眷在租界暫時離隊,由二連一排資深排長陶杏春代理一連連長,而擬以一排一班班長蔣敬為排長。上官志標應該是從一連連長轉調為少校營附。
  7. ^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楊瑞符,《孤軍奮鬥四日記》,載《八一三淞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49-163頁。原載四川省合川縣《大聲日版》,1939-06-12
  8. ^ 8.0 8.1 8.2 8.3 8.4 孫元良,《謝晉元與八百壯士》載於《八一三淞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15-129頁。原載,台北 孫元良回憶錄《億萬光年中的一瞬》。
  9. ^ 9.0 9.1 9.2 9.3 9.4 9.5 楊惠敏,〈自述〉,載《謝晉元與八百壯士》,載於《八一三淞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17-119頁
  10. ^ 10.0 10.1 上官百成,《八百壯士與謝晉元日記》,1975年,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出版。
  11. ^ 謝繼民,《關於謝晉元和八百壯士史實的幾點說明》,載《史林擷英》(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八十八輯),上海: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1998年,第210-211頁
  12. ^ 上海《立報》,1937年10月29日。
  13. ^ 四行倉庫,八百壯士. 
  14. ^ 謝晉元- 率領八百壯士堅守上海四行倉庫. 
  15. ^ 根據公共租界工部局檔案記載,並比較《新加坡路中國士兵拘禁營拘禁兵力實況清單》,10月31日進入孤軍營中的實際人數為355人,謝晉元之後與工部局的書信中再次證實了這個數字。
  16. ^ 上海《立報》,1937-11-02
  17. ^ 17.0 17.1 李揚:《王文川憶四行孤軍八百壯士》,《文匯報》,2007-08-13
  18. ^ 羅元錚主編.《中華民國實錄-抗戰烽火-1》第203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 ^ [1]
  20. ^ 胡志偉:〈抗日名將孫元良訪問記〉,香港:《明報》,2005-06-19,D10世紀版
  21. ^ 方軍:《老兵楊養正-淞滬抗戰八百壯士中最後的英雄》,中國黃埔軍校
  22. ^ 四行倉庫八百壯士聞名中外 部分輾轉成巴紐陣亡英靈
  23. ^ 《花蓮榮家之寶》厲鼎新 八百壯士全台僅存,《自由電子報》,2009-7-26(繁體中文)
  24. ^ 花蓮榮家厲鼎新憶述上海戰事─在四行倉庫接楊惠敏所送國旗,榮民文化網,(繁體中文)
  25. ^ 最後「八百壯士」 病逝重慶,《聯合早報》,2010-12-18(簡體中文)
  26. ^ 壯士楊養正走了,《重慶商報》,2010-12-17
  27. ^ 「八百壯士」最後一員希望找回勳章
  28. ^ 抗戰老兵要養老金,官方讓其去台灣找國民黨
  29. ^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官方曾欲拆遺蹟 今還原舊貎開放〉. 《明報》. 2015-08-23: 新聞專題A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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