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跳至導覽 跳至搜尋
司馬光
宋丞相司馬溫公光.jpg
出生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1019年11月17日)
逝世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1086年10月11日)
(66歲)
國籍北宋
別名司馬君實、涑水先生
活躍時期11世紀
兒女司馬康
父母司馬池
母 聶氏
親屬司馬旦
姐 嫁夏穀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1]),君實,號迂叟,通稱司馬相公,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省夏縣)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的後裔。世稱涑水先生,身後稱司馬溫公[2]。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

生平[編輯]

簡介[編輯]

宋仁宗時中進士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王安石施行變法,朝廷內外有許多人反對,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引發新舊黨爭。當時司馬光竭力反對王安石變法,與王安石在皇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後被命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次年退居洛陽,以書局自隨,專心編纂《通鑑》。

司馬光從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他就立志編撰《通鑑》,作為封建統治的借鑑。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的八卷上進,英宗命設局續修。王安石變法以後,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繼續編撰《通鑑》,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都親自動筆,用功刻苦、勤奮,以他的話法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神宗賜書名《資治通鑑》。

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數月間盡廢新法,罷黜新黨。為相八個月病死,追封溫國公。遺著有《司馬文正公集》《稽古錄》等。

家世[編輯]

司馬光的遠祖可追溯到西晉皇族安平獻王司馬孚,世居河內溫縣。至東晉時期晉室南遷,司馬孚孫征東大將軍司馬陽之孫司馬小槐,始遷居山西夏縣。司馬光的曾祖司馬政唐末五代內亂未有出仕。北宋初年,司馬光的祖父司馬炫考中進士,官至耀州富平縣令,死後贈太子太傅,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曾為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屬翰林學士院),在藏書閣擔任皇帝的顧問,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

出生及童年[編輯]

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 (1019年11月17日),司馬光出生於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省夏縣)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光」,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3]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提到說,作者曾見到司馬光親自寫一張字帖,上面提到說司馬光在年紀大約五六歲的時候,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將胡核去皮,他姐姐問他是誰做的,司馬光回答是自己剝皮的,父親責備他小孩子怎麼可以說謊,司馬光並宣稱自己從此不敢再說謊。[4]

仕途[編輯]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中進士甲科,簽蘇州判官事,做了一年多由於父母相繼亡故而丁憂。降服後,簽武成軍判官(滑州),任職兩年。後經連襟之父樞密副使龐籍的推薦,入京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在京城任官十年。至和元年(1054年),龐籍知并州兼河東經略,司馬光改并州通判。嘉佑二年(1057年)司馬光代龐籍巡視邊地,主張在麟州築堡失敗損兵折將,龐籍因事獲罪,司馬光引咎離開并州,任職開封府推官。兩年後改修起居注、判禮部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同知諫院嘉佑六年(1061年)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司馬光立志編撰《通鑑》,作為統治者的借鑑。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通鑑》八卷上進宋英宗,英宗命設局續修,並供給費用,增補人員。宋神宗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鑑》,並親為之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但司馬光堅辭不就。

熙寧三年(1070年),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的身分前往陝西永興軍擔任知軍一職,這是他在三十年仕途中第一次出任親民官主官,此前在地方僅任過佐貳官與幕職官。之後皇帝問司馬光陝西民間的狀況時,司馬光說道青苗法和助役法等這兩項新法的措施危害陝西(永興軍是陝西的一部份)地區,是當地的禍害,而對此皇帝回答道:「助役法只行於京東(不包括陝西)和兩浙一帶,而僱人充役的做法,則已經在越州推行。」也就是說在司馬光擔任陝西永興軍知軍時,助役法尚未實行於陝西一帶。[5]次年司馬光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兼西京御史臺,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書成後,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數月間罷黜新黨,盡廢新法,所謂「元祐更化」。

逝世[編輯]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1086年10月11日),司馬光執政一年半,即與世長辭,享壽六十六歲。「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靈柩送往夏縣時,「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家家掛象,飯食必祝」。高太皇太后命葬之於高陵。

身後[編輯]

死後追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忠清粹德」。遺著有《潛虛》、《均韻指掌》、《類編》、《傳家集》、《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通鑑目錄》、《通鑑考異》、《通鑑舉要歷》、《稽古錄》((包含《國朝百官公卿表》《通鑑舉要歷》《歷年圖》、《歷代君臣事跡》)、《切韻指掌圖》、《司馬文正公集》等等37種。

宋徽宗把元祐年間反對將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等舊黨309人,列為「元祐奸黨」,下令在全國刻碑立石,以示後世,這些碑叫作元祐黨人碑

政治主張[編輯]

司馬光在政治上被後人視作強硬的守舊派,他幾度上書反對王安石變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就竭誠為國來說,司馬光與王安石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而王安石變法過於躁進,用人不善,用之變法官吏素質不良,也是新法遭至反對之理由。雖然王安石新法初衷是為了切中時弊,但實際收效欠佳。反對新法的理由包括「新法擾民」、「祖宗之法不可廢」以及王安石作風霸道專斷。司馬光曾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是地域出身,他上奏宋神宗聲稱:「閩人狹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6]

編撰《資治通鑑》[編輯]

《晩笑堂竹莊書傳》中的司馬光

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3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歷經19年編輯完成。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

軼聞[編輯]

熙寧四年(1071年),呂誨卒,司馬光為他寫墓誌銘。蔡天厚得其摹本獻王安石。王安石將之掛在牆上說:「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

司馬光救友[編輯]

他小時候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玩時,一個不小心掉進裝了水的甕,其它小孩都嚇跑了,只有司馬光情急生智,搬起一塊大石頭,砸破水甕,救了小孩。《宋史》曰:「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

登州阿雲案[編輯]

《宋史》卷221,志154,刑法3,《文獻通考》卷170,刑考。登州的阿雲在為母親守孝時,被答應嫁給韋阿大。晚上,韋阿大在田舍睡覺時,雲在睡夢中砍向了韋阿大,砍傷了韋阿大的指頭。根據《宋律》,謀殺自己的丈夫是《宋律》十惡中的死刑,而阿雲是韋阿大的未過門的妻子,所以知縣判處阿雲死刑。

登州知府許遵在審查此案時,同情阿雲,建議只判有期徒刑,理由是在服喪期間,婚約無效,後果不嚴重。當時,許遵被提拔為大理寺卿,皇帝還下詔宣布,如果兇手在行刑前如實供述,就按自首處理,可不判死。然後,許遵以皇帝的詔書為依據,將雲的刑罰減為有期徒刑。朝廷其他官員反對許遵的調任,並彈劾他徇私枉法。於是,許遵請神宗將此案交由兩制討論,司馬光和王安石分別為傳統派和改革派。神宗下詔解決此案,王安石的建議佔了上風,「謀殺傷首原法」被確定下來,劉恕等六人被貶,阿雲被免死。後來阿雲的下落,史料中沒有提及。

現代有傳言說司馬光多年後重審此案,將阿雲處死,其實是對古人的誣陷,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因為阿雲被神宗以皇帝的特權赦免了死刑,無論法律如何修改,阿雲的案子都不能重審和重判。

評價[編輯]

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宋朝在多次對外戰爭中敗北,只能與遼夏給予歲幣以換取和平,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境地、司馬光仍堅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等,但除盡罷新法外卻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針,總的來說司馬光適合為儒而稍不適為官,為人品德剛正、學富五車,極具學者風骨。[來源請求]《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

  • 趙頊:「司馬光方直。」「未論別者,即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以來,唯見此人。」(《宋元學案·卷八》)
  • 呂公著:「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宋元學案·卷八》)
  • 文彥博:「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後以鞭撲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宋元學案·卷八》)
  • 程頤:「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邵雍)、張(張載)三人耳。」(《宋元學案·卷七》)
  • 邵雍:「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君實九分人也。」(《宋元學案·卷八》)
  • 蘇軾:「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平!」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其文如金玉谷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東坡全集·卷九十·司馬溫公行狀》)
  • 邵伯溫:「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台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台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雲。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
  • 趙逵:「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宋史·卷三百八十一·列傳第一百四十》)
  • 葉逋:「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五》)
  • 張栻:「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宋元學案·卷八》)
  • 朱熹認為:「溫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如免役法,七八年間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7],又將神宗朝時宋軍戰爭得之土地,無償送還給西夏。而日後新舊黨爭漸淪為意氣及權位之爭、不再著重於國政運轉。朱熹說司馬光「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8]。讚揚司馬光「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宋元學案·卷八》),但稱「元祐諸賢是關閉著門說道理底」。
  • 王稱:「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豈可以強得哉,湛然無欲,而推之以至誠,斯天下歸仁矣,光以忠事仁宗,而大計以定,以義事英宗,而大倫以正,以道事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於洛也,若與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則澤被天下,此無他誠而已,誠之至也,可使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人乎?故其生也,中國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罷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豈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東都事略·卷八十七》)
  • 呂中:「所貴乎大臣者,非以其有過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變舊法之易者,以其虛名實行,足以取信於人。司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為宰相也。然安石其權臣,溫公其重臣歟。」(《宋史全文·卷十二下》)「天將祿人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天將以元豐為元祐,則使司馬光獲相於初元。天將使元祐為紹聖,則不使司馬光憖遺於數歲。當是時,新法已多變夾,然君子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於今日,而黨議已兆於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之禍,必無報復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所系也。」(《宋史全文·卷十三上》)
  • 王應麟:「歐陽子(歐陽修)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宋元學案·卷八》)
  • 倪謙:「公之在宋朝正聲勁氣,天下共知。」(《倪文僖集·書司馬溫公告身後》)
  • 孫承恩:「熙寧諫諍,忠讜切深。元佑相業,旋乾轉坤。行成無偽,學幾不雜。一德醇儒,百年清節。」(《文簡集·卷四十一》)
  • 李廷機:「司馬光入相,新法悉皆休。」(《五字鑒》)
  • 張燧:「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 』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溫公《資治通鑑》稿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千百年眼·卷九》)
  • 謝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王曾)、李文正(李昉)、司馬溫公之相業,寇萊公(寇準)、趙忠定(趙汝愚)之應變,韓魏公(韓琦)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程明道(程顥)、朱晦庵(朱熹)之真儒,歐陽永叔(歐陽修)、蘇子瞻(蘇軾)之文章,洪忠宣(洪皓)、文信國(文天祥)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五雜俎·卷十三》)
  • 林時對:「國之任相,猶室之任棟;用匪其材,鮮不顛覆。雖雲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然轉亡為存、圖危於安,不乏斡旋補救之術。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古來旁求爰立、或取諸夢卜、或起自屠釣,咸能光復啟宇,祀夏配天。無論漢、唐、宋全盛,蕭(蕭何)、曹(曹參)、丙(丙吉)、魏(魏徵)、房(房玄齡)、杜(杜如晦)、姚(姚崇)、宋(宋璟),洎韓(韓琦)、富(富弼)、范(范仲淹)、歐(歐陽修)、司馬諸公,克奏戡定弭寧之略。……國以一人興,豈不誠然哉!」(《荷牐叢談·卷二》)
  • 王夫之:「自開元以後,河北人材如李太初(李沆)、劉器之(劉安世)、司馬君實者,蓋晨星之一見爾。」(《讀通鑑論·卷二十六·穆宗》);「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於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為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為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啟愚,三曰術疏而不逮。」「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泄而無餘。一時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於蠻煙瘴雨之中,愔愔自得。上不知有志未定之沖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強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為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熒,以為唯罷此政,黜此黨,召還此人,復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託,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煢,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宋論·卷七·哲宗》)
  • 康熙帝:「司馬光立朝行已,正大和平,無幾微之可議。不祗冠有宋諸臣,求之歷代亦不可多得。」(《閱史緒論》)
  • 李光地:「武侯(諸葛亮)之外,如郭令公(郭子儀)、范文正公(范仲淹)、司馬溫公,皆實有孟子之意。」「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馬溫公比之。溫公是個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榕村語錄·卷二十二·歷代》)
  • 蔡世遠:「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範文正、司馬文正也。」(《二希堂文集》)
  • 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序》:「唯公忠厚質直,根於天性,學問所到,誠實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謹慎,因事合變,動無過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參苓之可以已病。」[9]然而政治生涯並不突出,儘管他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10],但實際卻因情感上不滿王安石而不擇優劣盡罷新法[11]
  • 《歷代群英歌》:「司馬力攻新法,忠彥敢言正直。」「宋代稱六君子,濂溪明道伊川。康節橫渠同是,溫公君實為然。」(《提綱釋義》)
  • 石蘊玉:「熟誦公名,中華外域。簽判居蘇,乃為親屈。」
  • 陸以湉:「錢武肅王用警枕,司馬溫公亦用警枕,興王、賢相勤勞正相同也。」(《冷廬雜識·卷四》)
  • 蔡東藩:「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經藉手即清平。如何天不延公壽?坐使良材一旦傾。」「本回敘高后垂簾,及溫公入相,才一改制,即見朝政清明,人民稱頌。……但司馬光為一代正人,猶失之於蔡京,小人獻諛,曲盡其巧。厥後力詆司馬光者,即京為之首,且熙豐邪黨,未聞誅殛,以致死灰復燃。人謂高后與溫公,嫉惡太嚴,吾謂其猶失之寬。後與公已年老矣,為善後計,寧尚可姑息為乎?」(《宋史演義》:立幼主高后垂簾 拜首相溫公殉國)
  • 梁啓超在《王安石傳》批評司馬光不懂軍事:「保甲之法既廢,將兵之制復壞,宋欲不南,更可得耶?然則禍宋者,果荊公(王安石)乎哉,抑溫公乎哉?」[12]

參考文獻[編輯]

  1. ^ 生於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卒於宋哲宗元祐元年九月一日,享壽66歲。
  2. ^ s:司馬溫公行狀
  3. ^ 宋史》:「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
  4. ^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5.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十五,原文: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司馬光為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先是,上欲以河南授光,王陶既有永興之命,而薛向惡陶,乃薦光於上以代陶,陶為河南如故。及光辭,上諭光曰:光辭在十月十九日,今並書於此。「今委卿長安,邊鄙動靜皆以聞。」光曰:「臣守長安,安知邊鄙?」上曰:「先帝時,王陶在長安,夏人犯大順,賴陶得其實。」光曰:「陶耳目心力過人,臣不敢知職外事。」上曰:「本路民間利病當以聞。」光曰:「謹奉詔。」光言青苗、助役為陝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京東、兩浙耳。僱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6. ^ 《續資治通鑑》卷67
  7. ^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
  8. ^ 《朱子語類》卷一三○《自熙寧至靖康用人》
  9. ^ 《司馬光年譜》卷首
  10. ^ 《傳家集》卷四九〈請革弊札子〉
  11. ^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博學無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錄》卷七)
  12. ^ 梁啓超《王安石傳》第十一章第三【保甲】。

外部連結[編輯]

前任:
蔡確
北宋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1086年
繼任:
呂大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