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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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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
戰間期，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冷戰的一部分

從上方順時針起：四平戰役中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八路軍的回族士兵、20世紀40年代的毛澤東、蔣中正正在視察士兵、粟裕正在孟良崮戰役前夕視察前線
日期第一次國共內戰：1927—1937年
第二次國共內戰：1945—1950年[註 1]
[1][2]: 20 [3]: 240 [4]: 1–2 
後續衝突：1950年－1979年[註 2]
法理上：1945年 (1945) – 至今（80年）[註 3]
地點
中國大陸、台灣海峽、中緬邊境
結果 中國共產黨取得大部分戰役的勝利，控制中國大陸及絕大多數中國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國民黨及其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時至今日，兩岸雙方仍對全中國領土持有法理主張。而現今兩個中國的政治現況因國際政治的變化逐漸發展為台灣問題、中國問題等議題。
領土變更 中國共產黨取得併控制中國大陸及絕大多數中國領土，中華民國政府則退至台澎金馬併取得該地區的實際控制權
參戰方

中國國民黨

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
（1927年-1937年）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國民革命軍

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
（1946年-1949年）
1948年以前：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國民革命軍
1948年以後：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政府
中華民國國軍

1996年至兩岸分治現狀
中華民國政府
中華民國國軍

中國共產黨

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
（1927年-1937年）
中國共產黨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年-1937年）
中國工農紅軍

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
（1946年-1949年）
1947年以前：
中國共產黨
八路軍
新四軍
1947年以後：
中國共產黨
中國人民解放軍

1949年至兩岸分治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中國人民解放軍
指揮官與領導者
蔣中正
陳誠
何應欽
李宗仁
閻錫山
白崇禧
顧祝同
胡宗南
胡璉
劉峙
李彌
孫立人
黃維（俘）
張靈甫†/×
馬鴻逵
吉星文
杜聿明（俘）
薛岳		 毛澤東
朱德
劉少奇
周恩來
任弼時
彭德懷
鄧小平
林彪
粟裕
項英
博古
張聞天
王稼祥
徐向前
陳毅
賀龍
葉劍英
劉伯承
參戰單位
第一次：
國民革命軍
第二次：
國民革命軍 (1948前)
中華民國國防部 (1948後)		 第一次：
中國工農紅軍
第二次：
八路軍 (1947前)
新四軍 (1947前)
中國人民解放軍 (1947後)
傷亡與損失
中共方面稱：1065萬人死亡[7]，其中3年國共內戰國軍傷亡625萬餘人[8]
戰間期
1919年-1939年期間大事件
1919年—1929年
1930年—1935年
1936年—1938年
1939年

國共內戰（另稱中國內戰，英語：Chinese Civil War）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爆發的內戰，也是20世紀中國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內戰，可分為第一次國共內戰和第二次國共內戰兩個階段，是中國現代史的重大轉折點。內戰一方為1947年行憲之前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與行憲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另一方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軍隊與政權。中國共產黨一方在內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獲得中國大陸地區的統治權，並於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國國民黨則於內戰中失利，率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造成今日台灣海峽兩岸政治分立與軍事對峙的局面，雙方至1979年1月1日實現軍事停火，結束武裝衝突[9]。

1925年，主張聯俄容共的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右派與中共以及支持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左派之間的矛盾迅速擴大，導致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出現裂痕。在國民黨建立國民政府並發動針對北洋政府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兩黨矛盾激化。1927年4月12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在上海單方面宣布清黨並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導致寧漢分裂；同年7月，汪精衛領導的武漢國民政府跟隨南京國民政府，宣布分共，是為寧漢合流，國共兩黨正式決裂。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開始武裝奪權，並先後建立中國工農紅軍及數處革命根據地，與定都南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分庭抗禮。1928年12月，東北易幟，北洋政府瓦解，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形式上統一南北後，自1930年起先後五次圍攻共產黨在南方之根據地。1934年，在第五次圍剿戰爭中，國軍攻佔當時中共中央所在的中央蘇區，中國工農紅軍主力被迫展開長征，於1935年抵達陝北。1936年12月發生西安事變後，國共雙方同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中國工農紅軍編入國民革命軍，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陝甘寧邊區則在名義上由國民政府直轄。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國民政府將大量地方軍閥武裝推上抗戰前線，而胡宗南等所率之中央軍精銳則包圍陝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則以游擊戰為主，建立大量抗日根據地。國共雙方皆指責對方抗戰不力，並於抗日戰爭期間發生多次軍事衝突[10][11]。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兩黨關係出現短期緩和，雙方召開重慶談判並簽訂雙十協定，隨後共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商討行憲與建國事宜，然國共之間的矛盾因裁軍、行憲與聯合政府等議題再度凸顯。1946年，國共雙方因東北受降區問題而發生軍事衝突，戰事遂蔓延至關內，而後國民政府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拒絕承認，內戰全面爆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逐漸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平津會戰等三大會戰後，解放軍在東北與華北取得軍事上絕對優勢。另一方面，國民黨在1947年結束訓政、將以黨治國的國民政府改組為行憲之中華民國政府、將國民革命軍改組為中華民國國軍，頒布動員戡亂令，並以推行金圓券等金融改革措施提振當時尚處戰後疲弱的中國經濟，嘗試以改革換取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的支持，但改革失敗反使國民黨民心盡失。1949年4月，國共雙方在北平進行停火談判但終告失敗，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即發起渡江戰役，佔領首都南京、第一大城上海，並漸次奪取絕大部分的中國疆域[12][13]。同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更名後的北京成立[註 4]，而隨著國軍在戰爭中節節敗退，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輾轉於1949年12月撤退至臺灣省臺北市[14]。自1955年大陳島撤退後，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範圍限縮在臺澎金馬與部分南海諸島，維持至今[15]。雙方最後的地面戰役為1961年中緬邊境的江拉之戰，而游擊戰則一直持續到1975年。[16]1979年雙方海上衝突停止[9]，並於1987年開放非官方機制的交流。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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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覆滅和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就任新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總統，不久後袁世凱繼任。袁世凱短暫地試圖稱帝，但以失敗告終。1916年他去世後，中國陷入權力鬥爭。[17]

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在廣州建立新政府，與統治中國大片地區的軍閥割據，這些軍閥阻礙了中央政府的建立。孫中山尋求西方國家援助的努力遭到拒絕後，他轉而尋求蘇聯的幫助。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代表阿道夫·越飛在上海簽署了《孫文越飛宣言》，承諾蘇聯將協助中國統一。該宣言是共產國際、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合作宣言。共產國際特工米哈伊爾·鮑羅廷於1923年抵達中國，協助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模式進行重組和鞏固。中共最初是一個學習小組，與國民黨共同組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18][19]

1923年，孫中山派遣他的副手蔣介石前往莫斯科進行數月的軍事和政治學習。之後，蔣介石成為黃埔軍校的校長，該軍校負責培養下一代軍事領導人。蘇聯為該軍校提供了教材、組織架構和裝備，包括軍需品。他們還教授了許多群眾動員技巧。憑藉這些援助，孫中山建立了一支忠誠的「黨的軍隊」，他希望用這支軍隊在軍事上擊敗軍閥。中共黨員也參與了這所學院的活動，其中許多人成為了教員，包括被任命為政治教員的周恩來。[20][21]

共產黨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當時的中共規模仍然很小，1922年只有300名黨員，到1925年也只有1500名。而截至1923年，國民黨黨員人數已達5萬人。[22]

然而，孫中山於1925年去世後，國民黨分裂為左翼和右翼兩大陣營。國民黨擔心蘇聯正試圖利用中共從內部瓦解國民黨。隨後，中共開始開展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運動，並在一次黨代會上通過了反對北伐的決議。

之後，在1927年3月，國民黨召開第二次黨代會，蘇聯在會上協助通過了反對北伐和限制蔣介石權力的決議。不久，國民黨內部就會出現明顯的分裂。

上海大屠殺與北伐（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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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初，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對抗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中共及國民黨左翼決定將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從廣州遷至共產黨勢力強大的武漢。然而，蔣介石及其軍隊擊敗軍閥孫傳芳後，向東進軍江西。左翼拒絕了蔣介石清除國民黨內部共產黨勢力的要求，蔣介石譴責他們聽命於蘇聯，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毛澤東認為，隨著蔣介石權力的增長，他對國民黨內共產黨的容忍度逐漸降低。[23]

4月7日，蔣介石與其他幾位國民黨領導人舉行會議，會上他們提出，共產黨的活動對社會和經濟造成了破壞，必須予以清除，國民革命才能繼續進行。4月12日，白崇禧將軍下令在上海對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進行清洗，數百人被捕並被處決。中共稱之為「四一二事件」、「上海大屠殺」和「白色恐怖」的開端。這次事件加劇了蔣介石與國民黨左翼領袖汪精衛之間的裂痕。國民黨左翼還將中共成員逐出武漢國民政府，隨後武漢政府被蔣介石推翻。國民黨恢復了對軍閥的鎮壓，並於1928年6月攻占北京。不久，華東地區基本都處於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南京中央政府迅速獲得國際社會承認，成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政府遵循孫中山的思想，宣布了革命三階段的方案：軍事統一、政治教化和憲政民主。[24][25][26][27]

第一次國共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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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第一次國共內戰
中山艦

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兩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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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聯俄容共、北伐和中山艦事件

1920年8月，孫中山在廣州宣布重組護法軍政府，繼續護法運動。但其與曾為立憲派的陳炯明在政見上發生衝突，終於引發六一六事變。孫中山回到上海後勢單力薄，需要重新藉助外界力量的支持。這時越飛與北洋政府談判未果，與吳佩孚聯繫又遭到拒絕，到達上海與孫文會晤後一拍即合。雙方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開始了國民黨與蘇聯的合作。而當時尚在襁褓之中的中國共產黨，在未有自身的軍事力量的前提下對蘇聯方面言聽計從，在城市革命上更需要友黨的支持，也就跟隨蘇聯開展國共合作。陳炯明被多路軍閥擊敗後，孫中山被迎回廣州，建立起大元帥府，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協助下重組國民黨架構，組建黃埔軍校，蘇聯在軍事上也多有支持。第一次國共合作此時達到高潮。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此源於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提議），黃埔軍校的不少學生也加入中國共產黨。

但孫中山去世之後，蘇聯利用中共將國民黨分裂為左右兩派[28]，國民黨中的實力派勢力擔心靠蘇聯和共產國家支持並領導的中共靠掌控黨政要職逐漸坐大。[29][30]中國共產黨與蘇聯顧問鮑羅廷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在國民革命軍中發表北伐必敗論，並於廣州市區散發傳單，反對北伐統一。6月，中國共產黨中央會議討論北伐問題，並通過反對北伐統一的決議[31]。

1927年3月10日，由蘇聯全權領導掌握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通過了「統一革命勢力」、「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等反蔣中正方案。同時為防止蔣中正獨攬專權，會議缺席選舉汪兆銘出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中央黨部組織部長，並決議不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改為7人集體領導，免去原來由蔣擔任的上述職務，將蔣降為普通委員。

國民黨右派與中共以及支持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左派產生矛盾，國共合作開始產生裂痕，國民黨加速分化為不同派系。西山會議乃是國民黨右派開始排斥共產主義的標誌。及至1926年5月11日中山艦事件，以及蔣中正在國民黨的地位上升，中共與國民黨其他派系的矛盾日益加劇。最終中共與國民黨各派決裂，並被請出國民黨。蘇聯及中共改組國民黨成布爾什維克黨的計劃破滅。由於沒有本黨的軍隊就難以存續，中共幾年後便開始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

國民黨武力清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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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中國國民黨清黨、四一二事件、馬日事變和七一五事件

中山艦事件後，由於和蔣中正產生政見上的分歧，汪精衛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12月，國民黨左右派正式分裂，鮑羅廷隨國民政府遷往武漢。1927年2月，汪精衛回國途經蘇聯，會見史達林。回國後，汪精衛就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反對蔣中正排共，堅持容共，4月5日和中共領袖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中正武力清黨，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蔣中正遂成立南京國民政府，是為寧漢分裂。蔣中正下令「清黨」，清除國民黨內中共黨員，並在各地大規模捕殺中共分子。

5月中，經李宗仁及朱培德斡旋，武漢及南京避免開戰，決定分頭繼續北伐。月底，共產國際決議改變中共方略，準備武裝工農成立新軍，進行土地改革；但仍留在國民黨內，使國民黨及武漢國民政府成為工農革命獨裁機構。與此同時，中共在湖南開展流血的土地改革，鬥爭地主，使國民黨不少軍官不滿，終與何鍵發生衝突；何鍵、朱培德等亦開始清共，是為「馬日事變」。事變中，中共及傾共民眾死亡達數百到一千餘人。7月13日，中共發表宣言，聲明因武漢廣東之複雜關係，中共黨員應退出國民黨。7月15日，汪精衛識破蘇聯與中共的奪權計劃，決定與南京方面主動進行和平分共，同時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之中共黨員立即聲明脫離中共，否則停止其一切職務。7月15日，汪精衛武漢政府分共。

南昌起義及衝突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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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南昌起義、寧漢復合、反圍剿戰爭和長征
1931年十月革命節，江西瑞金葉坪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國典禮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劉伯承、葉挺、賀龍（其時非中共黨員，為國民黨左派成員之一）等發動南昌起義（國民黨視之為暴動），是中共首次建立正式武裝部隊。8月4日，起義軍放棄南昌，南下廣東，國共首次武力衝突爆發。8月7日，中共召開八七會議，確定武力奪取政權，第一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起義軍後來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8月14日，蔣中正下野，武漢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合併，寧漢合流。

9月，桂系軍閥和西山會議派掌握南京國民政府大權，汪精衛下野。同月，毛澤東在湖南、江西發動秋收起義。10月，汪精衛到廣東否定南京政府，鮑羅廷經蒙古回蘇聯。11月，蔣中正回到上海，邀汪北上。12月11日，中共在葉挺、葉劍英領導下發動廣州起義。12月12日，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但廣東國軍將領張發奎調動軍隊反攻，12月13日，紅軍失敗，被迫撤離廣州。12月16日汪精衛辭職赴法國。

自1927年建軍後到1937年抗戰爆發，中共展開土地改革，並多次與國軍戰鬥。這段時期，中國國民黨稱為「剿匪」、「剿共」，中國共產黨則稱為「土地革命戰爭」、「十年內戰」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1930年起，國民黨先後對中共位於江西、湖南之控制區實行五次圍剿，前四次未能成功。紅軍通過運動戰，成功守衛南方根據地。但在第五次圍剿中，國民黨在德國顧問建議下步步為營，採取持久作戰和堡壘主義進攻紅軍；加上中共方面因為採用了共產國際派駐顧問李德的錯誤策略，損失慘重。紅軍主力被迫自江西瑞金轉進至陝西延安；中共稱為「二萬五千里長征北上抗日」（國民黨則稱為「流竄」），同時，一部分紅軍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紅軍在突圍過程中損失慘重，但在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後，成功突破國軍重重封鎖。途中，中共召開遵義會議，毛澤東重獲軍事領導權。最終長征的紅軍在僅餘少量部隊的情況下到達延安。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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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西安事變

1936年，周恩來與中華民國陸海軍副元帥張學良交往甚密，張學良甚至還提出申請加入共產黨[32]，最後被共產國際拒絕。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要求蔣介石立即抗日，停止「剿共」，史稱西安事變。最終，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民黨基本停止與共產黨作戰。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兩黨於9月22日正式和解，第一次國共內戰結束。

抗日戰爭時期的緩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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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中國抗日戰爭、國共摩擦、黃橋戰役和皖南事變

西安事變後，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衝突趨於緩和，這段緩和期中共稱之為「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7月17日，蔣中正在廬山發表講話，表明了中國對日本退讓的底線以及準備全面抗戰的態度。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會議中毛澤東稱中共之真正任務，關于軍事問題，抗日戰爭將是一場艱苦持久戰。紅軍之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牽制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主要是戰略配合），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33]。」紅軍的作戰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1937年9月，陝甘寧蘇維埃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行政院所直轄的陝甘寧邊區政府，陝北地區紅軍約4萬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依抗戰序列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戰場；另約8000名在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南方八省的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抗戰期間，國民黨主要與日軍主力進行正面作戰，中共則在淪陷區開展游擊作戰。中國與日本發生22次大型會戰和上萬次中小戰鬥。其中有國軍與少數八路軍將領擅自協同參與的平型關戰役。中共也有單獨的對日作戰如百團大戰。國共之間曾爆發多次衝突，影響最大者，當屬「黃橋戰役」和「皖南事變」。

抗日戰爭結束時，紅軍發展到130餘萬人，民兵260餘萬人，解放區擁有約一億人口[34]。

第二次國共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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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第二次國共內戰
用小推車支援共產黨後勤的農民
1947年3月10日，中共首都留守處人員從南京返回延安3天後，國軍胡宗南兵團從洛川沿成榆公路向延安進攻
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台灣路線

1945年8月起開始的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國國民黨稱為「動員戡亂」或「抗共衛國戡亂戰爭」，中國共產黨則稱為「解放戰爭」，也稱「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

抗戰後局勢（1945年－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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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結束後，因為國軍與共產黨部隊衝突加劇[35]，1945年8月，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飛赴重慶與國民政府談判。談判內容主要是投降日軍接收，共產黨部隊與國軍的合併，共產黨戰後的參政議政等問題。雙方於10月10日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決定在年底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國共雙方在重慶展開談判並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然而談判很快破裂，內戰全面爆發。

1946年1月，國共兩黨與民盟、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等代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和平建國綱領等五個決議案，一致同意在和平建國綱領下，共同實現民主憲政[36][37]。但實際上雙方衝突未有結束。2月底，雖受反蘇運動等因素影響，國共雙方仍達成整軍方案，統一將國共軍隊整編為中國國防軍。協定劃定全國駐軍服務區，各軍隊集結在此統一整編；整編以12個月為一期，分期縮編部隊，直到完成全國60個師的目標。3月底，國共達成迄今最後一個正式協議——東北停戰協定，但對東北內戰無實際約束。

美國國務卿指出，蘇聯在華北駐軍的主要任務是實施對日軍的繳械和遣返。在中國軍隊能獨立擔負責任後，蘇聯駐軍將立即撤回[38]。

由於對日作戰，蘇聯控制了中國滿洲（中國東北）及蒙疆（內蒙古）的部分地區。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欲接管東北，以便繼續與中國國民黨鬥爭[39]。而史達林則為了避免和美國支持的國民政府衝突進一步加劇，拒絕了毛澤東的要求，決定推行「聯合政府」政策，並一度向國民政府提出協議，支持國民政府接管東北，以換取蘇聯在東北的經濟利益，並要求美國勢力不得進入東北[39]。由於國民政府拒絕蘇聯方面的要求，蘇軍於1946年在撤離東北回國之前，為中共搶占東北的真空地帶提供了很多便利條件[39][40]。例如，蘇聯紅軍將部分繳獲自日本關東軍的武器移交給林彪的東北野戰軍。[41]

國軍全面進攻（1946年－194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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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初期國軍一度取得優勢，佔領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張家口和延安等戰略要地。

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國共雙方邊打邊談，在東北、中原、華北等處展開爭奪。1946年一月停戰令之後，軍事衝突暫息數月；同年3月，蘇聯自東北撤軍，中國共產黨隨即迅速占領重要據點並阻止國軍北上，導致4月時東北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6月26日，山東和中原地區再度爆發衝突，中國共產黨將此視為全面內戰起始點。同年11月15日，在共產黨與民盟的抵制下，國民黨與青年黨、民社黨等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並於該年12月25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與此同時，國民黨調集三路兵力，集結在陝甘寧邊區和延安周圍。國民黨為迎接制憲國大，下達了第四次停戰令，但對軍隊無實際約束力。11月19日，周恩來所率的中共代表團結束了與國民黨進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談判，返回延安。

1947年1月初，國民黨應美國特使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要求，先後三次呼籲中共舉行圓桌會談，解決兩黨爭端。中共認為國民黨沒有誠意，中共南京代表陸定一回應，「廢除偽憲法（指中華民國憲法）和恢復1946年1月31日軍事位置，是恢復和談的最低限度」[42]。國共談判破裂。1月29日，美國政府決定終止對軍事調處執行總部的關係，放棄國共調處工作，退出三人會議，迅速撤退了美方派駐軍調部的人員。次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小組及北平軍調部。2月3日，美國駐延安聯絡團人員撤離。6日，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美軍人員撤退。2月底，國民黨下令在南京、上海、重慶之中共留守處代表於3月5日前撤離首都衛戍司令部、淞滬警備司令部、重慶警備司令部，分别致電函京滬渝中共代表，所有中共人員限期全部撤退[43]，並關停重慶《新華日報》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

1947年3月15日，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南京開幕[44]: 8312 。蔣介石主持，出席中央委員146人，候補中央委員46人，列席各地黨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68人；蔣致開幕詞，稱「中共全面叛亂......政治解決的途徑已經絕望......政府為捍衛國家統一，保障人民安全，當然不能坐視變亂而不加制止......我敢斷定，決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們建國工作的完成。」[44]: 8312 同時聲稱「實行民主，結束訓政，改組政府」[44]: 8312 。3月17日，參謀總長陳誠向三中全會報告軍事，歷述一年來建軍、復員、整軍工作之情形及對中共之軍事情況，稱：「剿匪絕對自信，絕對有把握」，「剿匪應以軍事為中心」，「如果真正作戰，只需三個月即可擊破共軍主力……政府用兵之目的在於平定叛亂，非至共軍全部解除武裝不止。」[44]: 8314 3月24日，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閉幕，並發表宣言，宣稱中國國民黨之任務為：完成憲政準備，確立建國規模；消除統一障礙，鞏固國家基礎[44]: 8320 。至此，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徹底破裂。

1947年3月至9月，中共軍隊處於守勢，寧可喪失關內所有根據地，也要死守東北；國軍則向中共控制區進攻。由於採取運動戰打擊國軍，國軍屢受打擊，還要分兵把守占領城市，機動兵力日益不足。然而到1947年初，在土地改革等政策下，中國共產黨逐漸開始以局部反攻以對抗國軍的重點進攻。至1947年中，中國共產黨取得戰爭主動權，戰局逆轉。

1947年，中共軍隊拋棄國軍番號，陸續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簡稱「解放軍」，國民黨方面則稱為「共軍」。

戰局逆轉（1947年9月－195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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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三大會戰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

1947年9月至1948年9月，解放軍開始展開主動攻勢，在東北將國軍壓縮至幾個孤立城市，在中原地區則擁有優勢地位，對首都南京所在的華中地區形成壓迫，國共雙方的武力優勢逐漸反轉。

1948年8月上旬，蔣介石召開南京軍事會議[45]，決定實行重點防禦戰略方針，並準備撤出東北，確保華中，企圖收縮戰線，集中兵力，依託戰略要點之堅固陣地堅守防禦，同時組成強大兵團機動作戰，以攻為守；為此，裁並綏靖區，減少機關，擴大機動兵團，並在大後方加緊二線兵團編組訓練[46]: 497 。秋季，解放軍在東北、華東、華北三個方向發動戰略決戰，即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平津會戰等三大會戰，並取得全部三場戰役的勝利。解放軍在三大會戰（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平津會戰）中擊敗國軍主力，隨後發動渡江戰役，最終控制整個中國大陸。在三大會戰中，國軍總兵力損失150萬人以上，精銳兵團幾乎全軍覆沒，除西北外，長江以北的地區幾由解放軍所控制。與此同時，共產黨開始在北方動員十數萬名幹部南下，以此作為接管南方政權的主要力量。盡管戰局對共產黨有利，但是農村的南下幹部動員卻一度十分被動，甚至發生了幹部逃亡的現象，反而是城市的失業知識青年更積極地響應共產黨的南下動員[47]。

蘇多柏拉托夫在其1994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特殊使命（英語：Special Tasks）》一書中說，蘇聯在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平津會戰、渡江戰役這些戰略進攻行動期間特意引發「第一次柏林危機」，是史達林和毛澤東共同協商而做出的一個重大戰略計劃，他們想以此轉移美國對中國國共內戰的戰略注意力，將美國的援助重心牽制在歐洲，減少美國對反共的蔣介石領導下的國軍的援助力度[48]。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在1947年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與1948年立法委員選舉後行憲，由國民大會選出蔣中正、李宗仁為首任總統、副總統，將國民政府改組為一府五院的中華民國政府，並在該年9月實施金圓券等經濟改革措施，以企圖挽救民心。但金圓券在同年底即告失敗，造成國民政府統治區內急速地通貨膨脹，使經濟情勢更加混亂。

1949年1月21日，面對軍事與經濟上的失利，蔣中正下野，副總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李宗仁接任後有意停戰。3月3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劉伯承、鄧小平等人電：「白崇禧的代表（劉仲容）今日到北平，我們決定聯合李、白反對蔣黨，李、白對此計劃已有初步認識，尚待我們深入工作。……決定要白讓出花園（在漢口北，引者）以北地區，我軍到信陽、武勝關附近時，如守敵南撤，則不要攻擊或追擊，讓其退至花園及其以南，孝感、黃陂、黃安、陽邏、黃岡等地暫時不去占，待東北主力到達後，再通白崇禧連同漢口、漢陽等地一齊有秩序地讓給我們。」[49]4月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第四野戰軍第十二兵團蕭勁光、陳伯鈞等電報：「我們已和白崇禧代表劉仲容商定，黃岡、陽邏、倉子埠、黃陂、花園、孝感、漢川、蔡甸、黃陵磯之線及其以南地區我軍暫不進占，使武漢不感震動，大商巨紳不致逃跑，將來我軍進占該城及武漢地區時用和平接收辦法，免遭破壞。……其餘宜昌至武穴線上長江北岸要地，凡我軍已占者照舊，凡我軍未占者一律暫不進占，以利和平接收。……李宗仁代表黃啟漢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傳達上項意旨外，並傳達我方允許安慶方面桂軍向南京或向武漢撤退。請劉（伯承）李（達）張（際春）即作準其撤退之部署，並令前線派人與守軍試行聯絡。……總之，我方對桂系即應根據聯桂反蔣方針開始著手採取具體步驟，由敵對關係改變為交朋友關係，對張軫亦是如此。」[50]4月5日，國共雙方和談代表於懷仁堂舉行全體會議[44]: 8864 。4月2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發表聲明，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44]: 8880 。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51]: 322 。解放軍隨即發動渡江戰役，攻下南京、上海等中部大城，並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拿下華中與華南大部分地區，國軍則不斷向東南沿海與西南撤退。9月26日，新疆省國軍駐軍倒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在北京進行，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則遷往臺灣。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平（後復名北京）成立；中華民國政府則相繼撤退至廣州、重慶、成都等城市，最終於該年12月7日撤退至臺灣。

西藏地方當時處於半獨立狀態，並未受中華民國政府指揮。1950年4月西昌戰役，解放軍攻下西康省的西昌縣，10月發動昌都戰役，此後解放軍進入西藏。1950年8月，解放軍奪取萬山群島。

海峽對峙（1950年－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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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韓戰、兩岸問題、中美關係和台海現狀
蔣中正
毛澤東
金門縣大膽島上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1986年8月金防部司令趙萬富上將令烈嶼師長龔力少將興建，翌年二人同因三七事件去職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告台灣同胞書

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首次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1950年元旦，《人民日報》的社論把「解放台灣」的任務放在當年的「四大任務之首」。[52]隨後1950年後幾個月，解放軍一方面逐一攻下沿海島嶼，一方面在福建集中兵力，為渡海攻臺做準備。美國則坐視內戰結束，台海戰事一觸即發。6月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宣佈「台灣海峽中立化」，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解放軍渡海攻臺難度倍增。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抗美援朝」之後，原本預備攻臺的部隊調往朝鮮半島作戰，因此在東南沿海作戰暫緩。韓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在聯軍統帥麥克阿瑟支持下積極備戰，試圖全面反攻大陸，多次嘗試突擊東南沿海島嶼，連連爆發如南日島戰役、東山島戰役等戰鬥，但歷年戰事皆以撤退和失敗告終。此後青海、甘肅、中緬邊境地區仍有零星戰鬥[註 5]。1953年韓戰正式停火。

1954年12月，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總統艾森豪宣佈「台灣海峽中立化」解除，保證對台灣軍事援助不再斷絕。1955年1月，解放軍攻占一江山島。失去一江山島的屏障，中華民國國軍在戰略考量下，決定不再分散兵力駐守浙江沿海島嶼，轉而加強金門與馬祖之防備，遂於2月在美軍協助下主動撤離大陳島全數軍民。解放軍取得大陳島後，中華民國政府的有效統治範圍退縮至台澎金馬並延續至今。

1958年8月23日，解放軍對駐守金門之國軍發動榴彈砲襲擊，是為八二三炮戰。在四十四天內，中共解放軍向金門射擊砲彈幾近五十萬發。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吉星文、趙家驤、章傑等中彈陣亡。9月2日，中華民國海軍沱江號在金門料羅灣附近外海遭到解放軍魚雷艇包圍與猛烈的攻擊，幾乎沉沒。9月11日，駐守金門之國軍炮擊廈門火車站。9月22日，美國八吋大口徑巨炮由中華民國海軍運抵金門。海軍與空軍皆有交手。雙方皆稱勝利。其後十年，除1965年間偶發的東引海戰、東山海戰和烏坵海戰之外，兩岸海空軍不斷有零星交手，雙方各有戰損，但大體而言，雙方控制領域並無太大變化。

另一方面，由於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作為二戰戰勝國接受了日本賠償艦艇（如丹陽號），以及接受美國援助，此時的中華民國的海空軍實力強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針對大陸民船的關閉政策得以長期執行。雙方同時長期在中國大陸沿海爆發衝突，互有勝負。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允許海軍、空軍搜捕、擊毀大陸籍船隻，直到1992年才廢除對大陸方面的閉關政策。

停火狀態（1979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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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六二七事件和小金門高炮誤擊廈門事件
廈門思明區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宣傳標語。
金門大膽島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心戰牆。

1979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徐向前發表聲明，停止從1958年開始對大金門、小金門、大膽、二膽等島嶼炮擊，國共內戰軍事衝突告一段落。

1984年，駐紮在金門的中華民國國軍因追擊海上逃兵莊輝亮，金東師先使用輕兵器後改以105毫米榴彈炮射擊，擊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控制的草嶼，0.19平方公里的孤島上落彈150餘發，造成中國人民解放軍兩名戰士身負重傷，但中國大陸對此事表示沉默，既未還擊，也未抗議。1987年3月7日，烈嶼師發生「東崗慘案」，6月破案法辦後，蔣經國總統於7月宣佈臺灣地區解嚴。

1991年4月22日，中華民國國民大會通過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同年4月30日李登輝總統以總統令公佈。5月1日起動員戡亂時期正式結束，中華民國政府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承認中共政權統治中國大陸的事實[53]，並宣布結束兩岸敵對狀態[54][55]。

1994年11月14日上午，小金門國軍駐軍進行火炮試射，因射程計算出錯，誤擊廈門市郊黃厝村塔頭社，造成4名大陸民工受傷，其中重傷兩人[56]。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對此事件表示嚴重關注，認為這是一起破壞海峽兩岸和平氣氛的惡性事件，並強烈譴責台灣當局的罪惡行徑，堅決要求台灣當局迅速查明情況，公布事實真相，並嚴懲肇事者，但後無下文[57]。

1996年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以東南海域為目標，實施彈道飛彈試射，中華民國國軍均進入高度備戰狀態。[58]然而隨著兩岸情勢變化及雙方領導人的更替，軍事緊張局面亦時有發生。這次危機由美國第七艦隊以「經過」之名進入台灣海峽而緩和，但解放軍軍機「不出海」之默契從此被打破，解放軍軍機活動範圍延伸至台灣海峽中線，壓縮了中華民國空軍預警時間。

2007年中共十七大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再度提出「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主張，當時執政的民主進步黨不予理睬。但在二次政黨輪替後，國民黨籍的總統馬英九稱「不排除」與中國大陸簽署和平協議，不過並沒有時間表[59]。2011年10月又再度提出[60]，之後又表示會先經過公民投票同意再簽署[61]。但此說仍引發台灣以民進黨為首的泛綠陣營的批評，認為是片面為統一而鋪路的投降式協議，涉及改變現狀，但台灣人民並未賦予他這項權力，且缺乏第三者的監督與保證，美國等盟邦亦質疑中共並不可靠，最後無疾而終。[62][63][64][65][66]2014年春爆發太陽花學運，兩岸後續談判受阻。2015年在新加坡舉辦兩岸領導人會面，但雙方未發表共同聲明或簽署協議，和平協議仍僅止於討論層面[67][68][69][70]。

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南西·裴洛西訪問台灣造成兩岸關係再度惡化，解放軍首度出現於台灣本島東岸附近操訓[71][72]，軍艦、軍機均跨越海峽中線[73][74]。

國民政府重組與持續內戰（1949–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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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守台灣並不意味著國民政府徹底失敗。1949年12月10日成都失守後，中華民國政府對其軍事和政治機構進行了系統性的重建。在1951年5月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MAAG）正式抵達之前，蔣介石招募了一支名為「白團」的秘密日本軍事顧問小組，該小組由包括岡村寧次將軍在內的前日本帝國陸軍軍官組成，旨在幫助重組中華民國的訓練和動員體系。1950年至1952年的國民黨重建運動清洗了不稱職的指揮官，並重組了黨的組織結構。1949年至1953年間，一項全面的土地改革計劃將土地重新分配給佃農，以解決普遍認為是由於失去大陸而導致的結構性問題。到20世紀50年代末，隨著《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4年）正式確立了美國對中華民國的廣泛軍事援助，中華民國軍隊的規模已發展至約60萬人。美國駐台大使卡爾·蘭金在1957年稱其為美國在亞洲的第二大盟軍。[75][76][77][78][79]

對於大約200萬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的大陸人，包括軍人、公務員、教師、學生和平民有著返回家鄉與大陸家人團聚的強烈願望，在之後的幾十年裡一直是他們強大的動力。許多人毫無預警地離開了家鄉，並不知道這意味著永別；有些人是被父母送走的，父母希望跟隨國民黨軍隊能讓子女有機會活下去。信件無法寄送，消息也無法傳到海峽對岸。許多人真心相信解放大陸、使其擺脫共產黨統治的使命，這種信念支撐著民眾對蔣介石收復中國的既定目標的支持。[80]

1951年至1954年間，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的中華民國非正規軍從中華民國控制的離岸島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發動沿海襲擊。1961年4月1日，蔣介石正式啟動「國光計畫」，這是一項以對廈門進行兩棲登陸為核心的秘密多階段入侵計劃，其輔助行動包括特種部隊滲透和針對福建、廣東的空襲。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促使中華民國重新評估大陸的脆弱性，蔣介石再次尋求美國支持其進攻行動，但遭到拒絕。1972年7月20日，國光作戰辦公室被撤銷，正式的大陸反攻計劃就此終止，與此同時，蔣介石因健康狀況惡化而逐漸退出政治。[81][82][83][84]

戰鬥也持續在中國西南邊境地區。約3000名國民黨士兵在李密將軍的指揮下，拒絕投降並撤退到緬甸。20世紀50年代初期，在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支持下，泰緬孤軍在雲南省開展游擊戰。1953年，緬甸政府向聯合國求助後，美國向中華民國施壓，要求其撤軍；到1954年底，約有6,000名士兵撤離到台灣。然而，仍有數千人留了下來，中華民國繼續秘密進行補給行動數十年，在中國周邊保持前沿軍事存在，直到20世紀80年代，殘餘部隊最終被空運到台灣。[85][86][87][88]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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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海峽兩岸關係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
參見：臺灣問題、兩個中國和多米諾骨牌理論
國共內戰地圖（1946-1949年和1950年）

大多數觀察家都認為國民政府最終會因人民解放軍即將入侵台灣而垮台，美國最初也不願全力支持蔣介石進行最後的抵抗。美國總統哈里·S·杜魯門於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國不會介入任何涉及台灣海峽的爭端，也不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攻擊時進行干預。杜魯門試圖利用中蘇交惡的可能性，效仿狄托主義，在其《美國對台政策》中宣布，美國將遵守《開羅宣言》將台灣認定為中國領土的規定，不會援助國民黨。然而，共產黨領導層並未意識到這一政策轉變，反而對美國日益敵視。1950年6月韓戰突然爆發後，局勢迅速發生變化。這導致美國政策發生變化，杜魯門總統下令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作為遏制共產黨擴張政策的一部分。[89][90][91]

「勿忘故土」——金門金湖的一塊岩石，上面刻有蔣介石的書法，象徵著收復故土

1949年6月，中華民國宣布關閉中國大陸所有港口，其海軍試圖攔截所有外國船隻。關閉區域從福建岷江以北至遼寧遼河。由於中國大陸鐵路網絡不發達，南北貿易嚴重依賴海上航線。中華民國海軍的活動也給中國大陸漁業造成了嚴重的困難。[92]

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期間，未能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被留下來與共產黨進行游擊戰。國民黨殘餘勢力在「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全國大剿匪運動」中被消滅。根據1954年的官方統計，在「鎮壓反革命運動」期間，至少有260萬人被捕，約129萬人被監禁，71.2萬人被處決。被處決者大多是國民黨前官員、商人、西方公司前雇員以及忠誠度受到懷疑的知識分子。[93][94]

1951年，台灣建成了一座紀念太原戰役「五百烈士」的紀念堂[95]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後，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中國大陸的控制權，並在1951年末控制了除金門和馬祖島以外的整個大陸。但大約3000名國民黨中央軍撤退到緬甸，並在西南剿匪和中緬邊境作戰期間，繼續向中國南方發動游擊戰。李密從中華民國政府領取援助，並被授予雲南省省長的名義頭銜。最初，美國支持這些殘餘勢力，美國中央情報局向他們提供軍事援助。1953年，緬甸政府向聯合國求助後，美國開始向中華民國施壓，要求撤回國民黨軍隊。到1954年底，近6000名士兵撤離緬甸，李將軍宣布解散軍隊。然而，仍有數千人留守，中華民國繼續向他們提供後勤補給和指揮，有時秘密增派援軍，以控制靠近中國大陸的基地。

二戰結束後，越南爆發內戰（英語：Civil conflicts in Vietnam (1945–1949)）。1949年，隨著內戰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支持越南獨立同盟會對抗法國。1950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並根據1950年4月1日的協議開始向其提供軍事裝備。到當年年底，越盟已控制了越南北部偏遠地區和中越邊境沿線地區。這種領土控制使得物資和武器能夠流入越南，並有利於訓練營和基地的建立。中國的軍事援助在1954年奠邊府戰役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幫助越盟取得了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它東方陣營國家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承認，也促使美國和西方集團承認越南國，以此作為制衡共產黨的力量。1949年12月，隨著中國共產黨軍隊接近全面勝利，越南民族主義革命家武鴻卿從中國出發，率領一支由越南人、山區少數民族和國民黨士兵組成的部隊前往諒山，試圖攻擊越盟和法國軍隊。在被雙方擊敗後，他越過邊境進入越南國。數千名國民黨士兵被送往富國島進行臨時拘留和遣返，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他們中的許多人仍在島上種植胡椒，同時指揮著島上的民兵。[96][97][98][99]

在中華民國向聯合國控訴蘇聯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支持中國共產黨後，聯合國大會於1952年2月1日通過了第505號決議，譴責蘇聯的行為。

最終，在1945年至1949年的戰爭階段，共產黨軍隊的戰鬥傷亡人數為130萬人：26萬人陣亡，19萬人失蹤，85萬人受傷（不包括非正規軍）。戰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了國民黨軍隊在同一階段的傷亡人數：正規軍545.27萬人，非正規軍225.88萬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列為其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基於諸多因素，包括始於19世紀中葉的西方列強對中國百年國恥的觀念、美國在國共內戰期間對國民黨的支持以及革命派與反動派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層認為中國將成為美國反共運動的關鍵戰場。作為應對措施，並為了提升中國在全球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層採取了積極推動中國周邊地區共產主義革命的外交政策。[100][101]

歐洲共產主義將在1990年左右崩潰；然而，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崩潰則會稍晚一些。——蔣介石，1972年台北會見韓國前總理丁一權

南京渡江戰役紀念碑

台灣海峽緊張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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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美國視福建周圍的島嶼為軍事負擔，但中華民國認為這些島嶼對於未來擊敗中華人民共和國、收復中國大陸的戰役至關重要。1954年9月3日，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爆發，中華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1955年1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占領一江山群島，導致中華民國於次月放棄大陳島。1955年1月24日，美國國會通過《1955年台灣決議案》，授權總統保衛中華民國的離島。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於1955年3月1日結束，解放軍停止炮擊。危機在萬隆會議期間結束。[102][103]

第二次台海危機始於1958年8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軍隊之間爆發了空海衝突，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金門和中華民國對廈門進行了猛烈的炮擊，並於同年11月2日結束。解放軍巡邏艇封鎖了台灣島，阻止中華民國的補給船進出。儘管美國拒絕了蔣介石轟炸中國大陸炮兵陣地的提議，但迅速向中華民國提供了戰鬥機和防空導彈。由於一艘沉沒的中華民國海軍艦艇堵塞了港口，美國還提供了兩棲攻擊艦進行補給登陸。9月7日，美國護送了一支中華民國補給船隊，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開火。

1968年，北京工業大學《東方是紅色的》編輯部製作了一張宣傳海報，上面印有文化大革命的口號「一定要解放台灣」

台灣海峽飛彈危機發生在1995年7月21日至1996年3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訪美以及美國承認李登輝為台灣代表的回應是舉行軍事演習。這些演習也旨在阻止台灣選民在1996年大選中支持李登輝；李登輝最終贏得了選舉。危機期間，美國部署了兩艘航空母艦；這兩艘航母沒有遭到攻擊，局勢隨後緩和。[104]

第四次危機始於2022年。美國眾議院議長南西·裴洛西於2022年8月訪問台灣，[105]引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海峽舉行的軍事演習。[106]她原計劃於2022年4月訪問台灣，但由於新冠疫情被推遲。[107]她將此次訪問重新安排在8月，作為其更廣泛的亞洲之行的一部分。 據報道，白宮最初對裴洛西訪問台灣的合適性存在分歧，但後來確認了她訪問台灣的權利。[108][109][110][111]因此，解放軍宣布將在台灣周邊六個區域進行史無前例的實彈演習，這些區域位於最繁忙的國際水道和航空航線上。[112]演習後來延長至七天。針對這一宣布，中華民國官員抱怨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彈演習侵犯了台灣的領土，並直接挑戰了台灣的空域和海上航行自由。這只是中國在隨後幾年圍繞台灣進行的多次大規模軍事演習中的第一次。[113][114]

政治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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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中國與聯合國和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展出的洛克希德U-2偵察機殘骸（飛行員張立義）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聯合國會員國，並驅逐了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曾是聯合國創始成員國之一，也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華民國的代表拒絕承認其作為中國代表的資格，並退出了大會。隨後，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其他成員國也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15]

到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開始通過外交關係緩和敵對狀態，此後兩岸貿易和投資持續增長。1991年，中華民國正式宣布結束戰爭狀態。儘管敵對狀態已經結束，但雙方從未簽署任何協議或條約正式結束戰爭。毛澤東認為，在繼續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有三種方法可以「在短期內阻止帝國主義干涉」。第一種方法是迅速完成軍事接管，並展現出抵禦「外國勢力在其邊境挑戰新政權的企圖」的決心和實力。第二種方法是「與蘇聯正式建立全面軍事同盟」，使蘇聯能夠直接保衛中國免受其敵人的侵害；鑑於冷戰的開始，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最後，政權必須「剷除國內反對派：秘密社團、宗教團體、獨立工會或部落民族組織的領導人」。毛澤東認為，通過摧毀國內反動勢力的根基，就能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傳播創造一個更安全的環境。[116]

1987年，中華民國政府解除了對退伍軍人前往大陸探親的禁令，使得兩岸家庭自1949年以來首次得以團聚。對於許多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大陸的退伍軍人來說，這次團聚來得太晚了；許多人在等待中去世。

在新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的領導下，1991年5月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從而終結了國民黨收復大陸的企圖。1999年7月，李登輝宣布建立「特殊外交關係」。中國大陸再次感到憤怒，但921大地震迫使軍事演習停止。這是這場內戰的最後一個緊張時刻。[117]

2000年，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總統，這是國民黨以外的政黨首次在台灣贏得總統職位。 新任總統並不認同國民黨和中共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這導致雙方關係一度緊張，儘管貿易和其他聯繫，例如2005年中國國民黨和平之旅，仍在持續加強。

2008年，親大陸的國民黨總統馬英九當選，台北和北京的關係顯著回暖，兩國半官方外交機構之間也開展了高層交流，例如兩岸兩會高層會談。儘管台灣海峽仍是潛在的衝突地點，但雙方於2009年開通了定期直航。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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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戰勝國民黨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令人矚目的起義勝利之一。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列舉了諸多因素，包括中國共產黨成功動員群眾支持以及國民黨政府的種種缺陷。[118]

蔣介石的回顧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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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在其日記、公開演講和已出版的著作中留下了大量對戰敗的回顧性分析，這些分析借鑑了多種有時相互矛盾的解釋。在20世紀50年代初於台灣革命研究學院發表的演講中（勞埃德·伊斯特曼對其進行了系統分析），蔣介石對自己的政黨進行了嚴厲的道德譴責：「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外，從來沒有一個革命政黨像我們今天這樣衰敗墮落；也沒有一個政黨像我們今天這樣缺乏精神、缺乏紀律，更缺乏是非標準。」在他1949年1月辭去總統職務後的日記中，他寫道：「執政二十年，我們沒有為社會改革和人民福祉做任何事」，而且「我們從未建立起一個新的、穩固的組織。」[119][120]

然而，在回憶錄《蘇聯在中國》（1957年）中，蔣介石將主要原因歸咎於蘇聯的欺騙行為。他記錄了1945年2月的雅爾達協定，該協定在未與中國政府協商的情況下給予蘇聯滿洲特權；日本戰敗後，蘇聯繫統性地拆除滿洲工業基礎設施，據美國大使埃德溫·保利估計，其價值約為20億美元；以及蘇聯違反1945年《中蘇條約》，將繳獲的日本武器秘密轉移給中國共產黨，而史達林曾根據該條約正式承諾只承認國民政府。柯博文等學者認為，這一記述在識別蘇聯干預方面是準確的，但在轉移人們對蔣介石自身領導失敗的注意力方面卻有失偏頗，特別是他對經濟管理的疏離、對包括龔海燕和宋子文在內的親信腐敗的容忍，以及他在滿洲的戰略失誤。安德魯·J·內森指出，蔣介石的日記遵循新儒家道德修養日誌的傳統，作者在其中既是懺悔者又是嚴厲的審判者，這使得他的自我批評與其說是虛偽，不如說是自欺欺人。[121][122]

國民黨政府治理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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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中國通貨膨脹 (1938年—1950年)

幾乎所有關於國民黨政府失敗的研究都指出，惡性通貨膨脹是導致政府垮台的主要因素。國民黨軍隊和政府文職人員受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最大，這反過來又導致了普遍的腐敗和盜竊。幾乎沒有資金流向應徵入伍的士兵，他們通常營養不良，裝備簡陋。逃兵現象普遍存在。[123]

歷史學家芮納·米德寫道，隨著國民黨政府日益被視為「腐敗、報復心強，並且對在其統治下的中國應該是什麼樣子沒有整體願景」，人們對國民黨政府的信任度逐漸下降。蔣介石在1948年6月的日記中寫道：「開封陷落後，我們的處境更加惡化，也更加嚴峻。我這才明白，我國歷史上屢次崩潰的主要原因，並非外敵擁有絕對優勢，而是內部的瓦解和腐敗。」[124]

歷史學家奧德·阿恩·韋斯塔德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贏得內戰，是因為他們在軍事上犯的錯誤比蔣介石少，而且蔣介石在尋求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的過程中，得罪了太多利益集團。此外，他的黨在抗日戰爭中實力削弱。與此同時，共產黨則將目標轉向不同的群體，例如農民，並爭取他們的支持。1945年後，中華民國經濟因惡性通貨膨脹以及政府價格管制和金融改革的失敗而崩潰；1948年末，金圓券大幅貶值，導致中華民國政府失去了城市中產階級的支持。[125][126]

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將國民黨描述為「腐敗、反動且無能」。他認為，國民黨不僅在政治上表現不佳，而且「其軍事指揮能力之差，前所未見」，而共產黨「並非造成這種局面的始作俑者」，而是巧妙地利用了這一局面帶來的機會。[127]

共產黨的群眾動員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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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通過社會經濟改革發展了其對村民的支持和動員能力。共產黨繼續推行土地改革，贏得了農村民眾的支持。這是共產黨取得成功的決定性因素。數百萬通過這場運動獲得土地的農民加入了人民解放軍或協助其後勤工作。據歷史學家布萊恩·德馬雷所述，土地重新分配是一個關鍵因素，因為它將北方和東北部農民的利益與共產黨的成功聯繫起來。最終，共產黨獲得了近代史上任何起義中最廣泛的民眾支持。[128][129][130]

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優勢是其最高領導層內部的「非凡凝聚力」。這種凝聚力不僅使其在困難時期免遭叛逃，而且促進了「高層戰術溝通和辯論」。毛澤東的個人魅力型領導風格造就了國民黨所缺乏的「目標一致」和「指揮統一」。除此之外，中共還精於操縱地方政治以謀取自身利益；這也得益於其宣傳技巧，而中共的宣傳也成功地分散化，將對手描繪成「所有中國人民的敵人」，將自身塑造成「國家和人民的捍衛者」（鑑於抗日戰爭的背景）。[131]

情報滲透和大規模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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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共產黨情報人員系統性地滲透到國民黨最高指揮層級的作戰計劃中。郭汝瑰曾任國民黨國防部作戰部部長，在1947年至1949年的關鍵戰役中，幾乎所有重大作戰計劃都向中共傳遞，包括徐蚌會戰和長江防線的作戰細節。除了被動地傳遞情報外，郭汝瑰還起草旨在削弱國民黨軍隊的作戰命令，並發布誤導性報告，掩蓋中共軍隊的調動。在徐蚌會戰期間，據報道，國民黨野戰指揮官杜玉明和邱慶泉識破了郭汝瑰作戰部署的惡意，但未能阻止這些部署通過官方渠道被採納。熊向輝於1937年被周恩來招募，當時年僅十七歲。他擔任蔣介石最信任的將領之一胡宗南將軍的秘密副官長達十餘年，同時暗中向中共匯報情況。熊東健最重要的貢獻發生在1947年3月，當時他在胡宗南率領20萬大軍進攻延安前兩周向中共領導層發出預警，使得毛澤東、周恩來和黨的領導層得以安全撤離。毛澤東後來評價熊東健的貢獻相當於幾個師的兵力。[132]

1948年至1949年的遼申、淮海和平津三場決定性戰役的特點是大量士兵叛逃，反映出國民黨軍隊士氣的全面崩潰。在這三場戰役中，國民黨軍隊因被俘、投降或叛逃而損失約154萬人。1949年1月，在傅作義將軍的斡旋下，北平和平投降，約20萬軍隊在未發生戰鬥的情況下落入中共控制。中共通過土地改革計劃有條不紊地培養叛逃者，這些計劃使投降的士兵在新秩序中獲得經濟利益，與國民黨軍隊相比，對戰俘給予相對人道的待遇，並對被俘部隊開展有針對性的政治工作。歷史學家黛安娜·拉里認為，到1948年底，國民黨軍隊的大部分士氣實際上已經崩潰，士兵們都在計算繼續抵抗已經取得壓倒性作戰優勢的敵軍的合理成本。[133][134]

遼西會戰：決定性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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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日益認識到，東北是中國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曾受日本殖民的影響，是決定內戰最終走向的關鍵戰場。哈羅德·坦納的《蔣介石如何失去中國：遼西會戰，1948》（2015）對這場決定性戰役進行了最為詳盡的重構，記錄了蔣介石與其野戰指揮官魏力煌之間懸而未決的指揮衝突如何導致國民黨軍隊的防禦癱瘓。蔣介石試圖沿錦州至葫蘆島走廊撤軍，以保留一條戰略撤退路線；而魏力煌則堅持守住瀋陽。這一僵局使得林彪得以完成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的改造，使其從一支游擊隊轉變為一支能夠通過步兵、炮兵和裝甲部隊協同作戰攻占設防城市的正規合成部隊。這場戰役導致國民黨軍隊傷亡超過47萬人，而解放軍的傷亡約為6.9萬人，並且解放軍在戰爭中首次在所有戰區都取得了兵力優勢。[135]

蘇聯在促成這一結果的過程中發揮了多方面的作用。日本戰敗後，蘇聯占領軍系統性地拆除了滿洲的工業基礎設施。據美國駐蘇大使埃德溫·保利估計，拆除的設備總價值約為20億美元。與此同時，蘇聯還將繳獲的日軍武器移交給中共軍隊，並推遲撤軍，以便中共在國民黨軍隊占領該地區之前建立農村基地。奧德·阿恩·韋斯塔德的多檔案研究表明，儘管蘇聯在外交上正式承認了國民黨政府，但史達林的對華政策仍然持續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物質支持，這反映了蘇聯對東北亞緩衝國的地緣政治考量。 韋斯塔德同時挑戰了對戰爭結果的決定論解釋：他引用俄國、國民黨、共產黨和美國的第一手資料，論證國民黨在1945年擁有真正的軍事和政治優勢，但這些優勢因領導層的具體決策而被揮霍一空，而且直到1948年末的徐蚌會戰，戰爭的最終結果仍然充滿變數。[136]

美國政策與撤回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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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結束後，美國政府只向國民黨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隨著美國在1947年和1948年增加對國民黨的援助，共產黨將美國的介入納入其政治論述，並將這場衝突描述為共產黨與「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傀儡」之間的衝突，而不是中國兩派之間的衝突。毛澤東聲稱，美國在1945年至1949年間向國民黨提供了59億美元，「以幫助蔣介石」。蔣介石屠殺了數百萬中國人。

美國對國民黨的強力支持因馬歇爾使團的失敗而有所減弱，隨後徹底停止，主要原因是國民黨內部的腐敗（例如臭名昭​​著的由孔祥熙和宋子文家族控制的長江開發公司）以及國民黨在東北的軍事挫敗。[137][138][139]傑伊·泰勒、羅伯特·考利和安妮·W·卡羅爾等歷史學家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由國民黨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造成的，最顯著的是杜魯門政府拒絕通過撤回援助來支持蔣介石、美國的武器禁運、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緩和政策的失敗，以及蘇聯在中國內戰中對中共的一貫支持。[140][141][142][143]訓練有素的共產黨軍隊得到了蘇聯的支持，這有助於抵消美國對國民黨的援助。陳雲說：「他們盡了全力幫助我們，我們得到了蘇聯和朝鮮的支持。」[144][145][146][147]

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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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期間，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犯下了大規模暴行，雙方蓄意殺害了數百萬非戰鬥人員。[148]

國民黨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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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的幾年裡，國民黨在反共運動中，以「白色恐怖」為名，殺害了30萬至100萬人，其中大部分是農民。在白色恐怖期間，國民黨特別針對未纏足的短髮女性，認定這些「非傳統」女性是激進分子。國民黨軍隊割掉她們的乳房，剃光她們的頭髮，並展示她們殘缺的屍體，以此恐嚇民眾。[149]

在國民黨的反叛亂運動中，酷刑、強姦和集體懲罰是常見的做法。國民黨為了更方便地監視共產黨的活動，將整個社區連根拔起並遷走。[150]

1946年至1949年，國民黨通過中美合作組織逮捕、折磨並殺害政治異見人士。[151]

共產黨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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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長春圍困戰和土地改革運動

在1930年12月的富田事變中，福田營的領導人發動兵變反對毛澤東後，共產黨處決了2000至3000名福田營成員。[152]

1931年至1934年間，在江西福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共產黨對平民進行了廣泛的暴力鎮壓，以確保其政策的執行，並阻止民眾叛逃至不斷推進的國民黨陣營，其手段包括大規模處決、沒收土地和強迫勞動。據當時江西的一位高級共產黨官員李維漢所述，為了應對大量平民逃往國民黨控制區，地方當局「通常會派出武裝隊伍追捕試圖逃跑的人，並就地處決，在江西蘇維埃境內製造了大量萬人坑，這些萬人坑後來被國民黨及其盟友挖掘出來。」另一位高級共產黨官員張聞天報告說，「消滅地主階級的政策已經演變成一場屠殺。」[153][154]

在長春圍城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控制的長春市實施了軍事封鎖，並阻止平民在封鎖期間離開該市。此次封鎖導致數萬至15萬平民餓死。解放軍繼續在中國東北地區使用圍城戰術。[155][156][157]

1946年內戰爆發後，毛澤東開始推動恢復激進政策，動員全國人民反對地主階級，但同時保護了中農的權利，並明確指出富農並非地主。1946年7月7日頒布的《七七指示》引發了長達18個月的激烈鬥爭，該指示要求沒收所有富農和地主的各種財產，並重新分配給貧農。中共工作隊迅速挨家挨戶地走訪，將人口劃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無地農民。然而，由於勞動隊沒有讓村民參與其中，富農和中農很快重新掌權。1947年10月頒布的《土地法綱要》加大了壓力。那些被定罪為地主的人遭到活埋、肢解、絞殺和槍決。為了應對上述土地改革運動，國民黨協助成立了「還鄉團」，該團由地主、被強征入伍的農民和共產黨戰俘組成，他們試圖從農民和中共游擊隊員手中收回被重新分配的土地和財產。還鄉團一直對中共和所謂的合作者進行游擊戰，直到1949年內戰結束。[158][159][160][161][162]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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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中華民國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

中國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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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方面認為：自從1911年推翻清朝開始至1949年，中國政局從未穩定，經受著由軍閥割據、北洋復辟勢力、國共鬥爭、日本侵華而造成連年戰爭災害，可以說中華民國自1912年至1949年間治理時期，一直處於戰亂與動亂。面對清朝時期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國力衰弱的中國，難有和平穩定的治理時期來證明其統治能力。引發社會弊端叢生，人民生活艱苦，國家積弱，政府無暇顧及百姓民生[163]。不過在此期間，中華民國大致統一中國版圖，並且領導中國在對日抗戰中取得勝利，成為聯合國的創始國及常任理事國。為當時中國的復興，有相當貢獻。

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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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方面認為：在民國時期，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通過革命的方式，重新奪回權利和土地，成為了人民尋求生存權的最直接，最簡單的途徑。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他們代表中國最落後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其政治代表是蔣介石的國民黨右派。而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份子界，被國共內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視為敵人。[164]

臺灣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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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戰爭造成的結果為中華民國僅能有效控制台澎金馬地區，與其法定的領土大相逕庭，造成台灣社會對臺海兩岸現狀的定義、以及在國家或民族認同上逐漸分歧或對立，而出現「一臺一中（一邊一國）」、「一國兩府」、「一國兩區」、「一中各表」、「兩個中國」、「一個中華民國」、「憲法一中」等各種論點，莫衷一是，至今仍是敏感話題。隨著時間的流逝，臺灣民調顯示台灣民眾對中國的認同有逐漸降低或消失的趨勢[165][166][167]，而更加強調與中國大陸無關的臺灣主體意識[168]。

相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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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記錄片
  • 台灣記錄片《尋找一九四九》
電視劇
報告文學
其他書籍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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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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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中國大陸教科書認為1949年4月攻佔南京標誌著戰爭的勝利，而西方學者一般認為1950年8月萬山群島戰役後戰爭才逐漸平息。在青海與中緬邊境的戰役分別於1958年和1961年結束，海上衝突則至1979年止，1991年中華民國政府單方面宣告停止動員戡亂。
  2. ^ 1950年後至1979年，海峽兩岸仍有零星武裝衝突。
  3. ^ 從第二次國共內戰開始計算；儘管武裝對抗於1979年基本結束，但有觀點認為雙方從未簽署和平協定，法理上戰爭尚未結束。[5][6]
  4. ^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日期，另一說法是於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日。參見開國盛典。
  5. ^ 1950年11月，新疆反共復國軍亦於青海、甘肅一帶戰敗，此後僅發生零星戰鬥。國軍在緬甸境內、靠近滇省處部有一支部隊，即泰緬孤軍，1961年在中緬邊境爆發最後的陸上戰役江拉之戰，1975年6月中止游擊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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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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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Westad, Odd.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05 [2020-02-08]. ISBN 978-0-8047-4484-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2-20）. 
  2. ^ 蔡東傑; 洪銘德; 李玫憲. 第二次國共內戰（1945-1949）. 圖解兩岸關係. 五南圖書出版. 2017-02-01 [2019-09-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06）. 
  3. ^ 林志宏. 圖解中國史. 五南圖書出版. 2015-06-01 [2019-09-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2）. 一九四九年前，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為爭奪中國統治權，至少爆發兩次的內戰……第二次則是於一九四五年起至一九四九年結束。 
  4. ^ 謝適言. 蘇聯的援外政策分析：以西班牙內戰（1935-1938）與國共內戰（1945-1949）為例 (PDF). 國立政治大學. 2011-06 [2019-09-30].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20-05-10）. 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間，第二階段國共內戰，中國共產黨稱之為解放戰爭 
  5. ^ 郭震遠. 中国内战及其延续中的两岸政治关系 ——关于两岸政治协商起点的探讨. 《統一論壇》. 2010-05, (2010年05期) [2023-03-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3-20）. 
  6. ^ 郭震遠. 尚未结束的中国内战的双方——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溯本求源. 《中國評論》. 2014-04, (2014年04期) [2023-03-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3-20）. 
  7. ^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歼敌总数究竟是多少. [2012-10-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5-24）. 
  8. ^ 解放戰爭--資料中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cpc.people.com.cn. [2023-01-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1-13）. 
  9. ^ 9.0 9.1 總統出席「823戰役50週年」紀念大會. [2016-05-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2-23）. 
  10. ^ 國軍歷史文物館，烽火國難. [2012-09-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3-07）. 
  11. ^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民國72年，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出版
  12. ^ 林桶法. 從溪口到臺北：第三次下野期間蔣介石的抉擇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國史館 [2014年2月23日] （繁體中文）.
  13. ^ 關安邦. 古寧頭大捷之前因與影響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中華民國國防部. 2009年10月 [2014年2月23日] （繁體中文）.
  14. ^ 從大歷史的視野看中共建政與兩岸分立六十年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15. ^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民國100年12月21日
  16. ^ 異域孤軍大事記. 阿美米干官網. [2020-10-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1-17）. 
  17. ^ So, Alvin Y.; Lin, Nan; Poston, Dudley, eds. (2001). The Chinese Triangle of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es. Contributions in Sociology. Vol. 133. Westport, CT: Greenwood.. ISBN 978-0-313-30869-7. 
  18. ^ Milestones in the History of U.S. Foreign Relations -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istory.state.gov. [2026-05-14]. 
  19. ^ March, G. Patrick. Eastern Destiny: Russia in Asia and the North Pacific. (1996). Greenwood.. : P.205. ISBN 0-275-95566-4. 
  20. ^ H. H. Chang, Chiang Kai Shek: Asia's Man of Destiny (Doubleday, 1944; reprint 2007. : P.206. ISBN 1-4067-5818-3. 
  21. ^ Ho, Alfred Kuo-liang. (2004). China's Reforms and Reformers. Greenwood.. : P.7. ISBN 0-275-96080-3. 
  22. ^ Fairbank, John King. (1994). China: A New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0-674-11673-9. 
  23. ^ Zedong, Mao. Thompson, Roger R. (1990). Report from Xunwu.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0-8047-2182-3. 
  24. ^ Brune, Lester H. Dean Burns, Richard Dean Burns. (2003).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U.S. Foreign Relations. Routledge.. ISBN 0-415-93914-3. 
  25. ^ Zhao, Suisheng. (2004).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0-8047-5001-7. 
  26. ^ Guo, Xuezhi. (2002). The Ideal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Greenwood.. ISBN 0-275-97259-3. 
  27. ^ Theodore De Bary, William. Bloom, Irene. Chan, Wing-tsit. Adler, Joseph. Lufrano Richard. Lufrano, John. (1999).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328. ISBN 0-231-10938-5. 
  28. ^ 「史達林承認過去以共黨分子分化國民黨為錯誤之舉，唯有蔣介石才能牽制日本，須先嚴防日本侵犯中國而逼進蘇聯邊界。同時蘇聯消息報、真理報也公開支持蔣介石」見墨爾：《蔣介石的功過：德使墨爾駐華回憶錄》，1994年
  29. ^ 苗體君，試析陳獨秀的北伐觀，人文雜誌1997年第05期
  30. ^ 相禹，要全面認識陳獨秀對待北伐的態度，軍事歷史1992年第04期
  31. ^ 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256頁
  32. ^ 书摘：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申请加入共产党. [2013-02-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11-29）. 
  33. ^ 毛泽东为何力主游击战抗日？. 新華網引用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9-09-17 [2009-11-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6-04）. 
  34. ^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5年）. [2009-04-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2-02）. 
  35. ^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汪朝光，中華民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36. ^ 政治協商會議紀實，重慶出版社，1989
  37. ^ 李炳南，政治協商會議與國共談判，永業出版社
  38. ^ INTERIM MEETING OF FOREIGN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MOSCOW. 1945-12-27 [2010-03-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4-30）. 
  39. ^ 39.0 39.1 39.2 沈志華.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 愛思想. [2022-10-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0-22）. 
  40. ^ 沈志華，《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第六部分：史達林與中國內戰的起源 ISBN 978-7-5097-0926-9
  41. ^ 杨奎松《读史求实》：苏联给了林彪东北野战军多少现代武器. [2013-07-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9-26）. 
  42. ^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的聲明》，1947年1月，《陸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ISBN 978-7-01-001104-2
  43. ^ 南京卫戍司令部致电梅园新村中共联络处限期撤退令. 重慶: 大公報. 1947-03-01. 梅園新村十七號中共南京聯絡處及代表團公鑒：自貴黨拒絕和談，關閉和平之門，貴黨軍隊在各地公開叛亂，處處攻擊國軍，而貴黨人員又在各處散播謊言，鼓動變亂，本部為維持地方治安，應請貴處將留居本京人員於本年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並將現在駐京人員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職務，即速造冊函送本部，以便護送 離境，特此電達，即希查照，首都衛戍司令部儉秘印 
  44. ^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韓信夫、劉明逵、郭永才、王明湘、齊福霖、范明禮、張允侯、張友坤、章伯鋒、胡柏立、耿來金、劉壽林、鍾碧容、鍾卓安、陳崧、王好立、朱信泉、任澤全、蔡靜儀、丁啟予、陳永福、嚴如平、柏宏文、吳以群、羅文起、查建瑜、婁獻閣、白吉庵、李靜之、張小曼、石芳勤、徐玉珍、江紹貞、熊尚厚、吳以群、劉一凡、郭光、郭大鈞、王文端、李起民、李隆基、常丕軍、劉敬坤、陳道真、李振民、張振德、梁星亮、陳仁庚、董國芳、張守憲、王榮斌、陳敏、章笑明、汪朝光、卞修躍、賈維、陳民、朱宗震編著.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韓信夫、姜克夫主編 , 編. 《中華民國史大事記》.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 
  45. ^ 王成斌等主編 (編). 《民國高級將領列傳》(1).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 1998: 497–498. ISBN 7506502615. 蔣在會上打氣説：「我個人蒙受如此的奇恥大辱，我仍然要百折不回繼續奮鬥，毫不灰心，毫不氣餒，我不忍放棄這『剿匪』責任。所以，我不能不領導一般同志，艱苦奮鬥，來完成戡亂建國的使命」。但是在人民解放軍接連發起的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的打擊下，使他在天空飛來飛去調兵遣將成為徒勞，東北、華東、華北三個主力集團一百七十萬兵力殲滅得一乾二凈。 
  46. ^ 王成斌等主編 (編). 《民國高級將領列傳》(1).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 1998. ISBN 7506502615. 
  47. ^ 周 俊. 中華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夜における幹部の南下動員に関する考察 : 華北地域の農村・都市部の比較から. 中國研究月報. 2019. 
  48. ^ 新浪网：1948年柏林危机是否影响中国. [2013-07-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5-13）. 
  49.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 修訂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472. 
  50.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 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528. 
  51. ^ 羅平漢. 《江山大勢——1949年國共和平談判》. 20世紀中國. 香港: 香港中和出版. 2024. 
  52. ^ 解放軍「武統」台灣會贏嗎？港媒這樣預測. [2022-05-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01）. 
  53. ^ 認識中華民國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國史館
  54. ^ 總統參加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會員代表大會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中華民國總統府
  55. ^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56. ^ 華夏經緯網-兩岸關係大事記. [2015-11-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11-17）. 
  57. ^ 桂宏誠：1991年國共內戰已結束. [2015-11-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9-21）. 
  58. ^ Behnke, Alison. [2007] (2007). Taiwan in Pictures. Twenty-First Century Books. ISBN 978-0-8225-7148-3.
  59. ^ [中評社香港6月9日 馬英九：不排除與大陸簽署和平協議]與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安(析) 097-008號兩岸和平協議之戰略意義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60. ^ 馬拋和平協議 綠批統一時間表. [2012-04-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1-20）. 
  61. ^ 馬：和平協議須公投 沒過不會簽. [2012-04-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1-10）. 
  62. ^ 馬英九「和平協議」說法在台引爭議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BBC中文網, 2011年10月18日
  63. ^ 民進黨民調：台多數民眾不相信和平協議, BBC中文網, 2011年10月26日
  64. ^ [1]黃昆輝批馬：和平協議恐成投降協議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自由時報, 2011-10-18
  65. ^ 引柯林頓觀點批馬　陳唐山：簽和平協議等於投降 Archive.today的存檔，存檔日期2013-04-18, 自由時報, 2011-10-18
  66. ^ 簽和平協議 陳唐山批馬︰沒代表性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自由時報, 2011-10-18
  67. ^ 專訪邱進益談兩岸和平協議問題. [2022-04-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12）. 
  68. ^ 兩岸和平協議的虛與實（上）：和平協議是什麼？. [2022-04-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12）. 
  69. ^ 總統針對「兩岸和平協議」議題提出「十大保證」. [2022-04-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12）. 
  70. ^ 存档副本 (PDF). [2022-04-04].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22-04-14）. 
  71. ^ 聯合新聞網. 互別苗頭 國防部首發我艦東部監控共軍艦艇圖. 聯合新聞網. 20220806T164713Z [2022-08-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06） （中文（臺灣））. 
  72. ^ 聯合新聞網. 中共軍演時間軸day3／共軍東部戰區宣布：6日繼續在台灣3區域實戰演習（不斷更新）. 聯合新聞網. 20220806T172700Z [2022-08-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06） （中文（臺灣））. 
  73. ^ TVBS. 默契不再？共機頻越「海峽中線」 無法律約束│TVBS新聞網. TVBS. [2022-08-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08） （中文（臺灣））. 
  74. ^ 中時新聞網. 共軍機艦連日穿越 海峽中線默契瓦解 - 政治要聞. 中時新聞網. [2022-08-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07） （中文（臺灣））. 
  75. ^ Lin, Hsiao-ting (2022).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divided allies. Politics in As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ISBN 978-1-032-12466-7. 
  76. ^ Project MUSE -- Verification required!. muse.jhu.edu. [2026-05-13]. doi:10.1353/cri.2017.0054. 
  77. ^ Taylor, Jay (2009).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674-03338-2. 
  78. ^ Mattick, Paul (1986). Social knowledge: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social science. Armonk, N.Y: M.E. Sharpe.. ISBN 978-0-87332-333-8. 
  79. ^ Rankin, Karl Lott. China assignment. Internet Archiv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80. ^ Yang, Dominic Meng-Hsuan. 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ISBN 978-1-108-47812-0. 
  81. ^ Lin, Hsiao-ting.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Divided Allies 1. London: Routledge. 2022-03-10. ISBN 978-1-003-22954-4. doi:10.4324/9781003229544 （英語）. 
  82. ^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ISBN 978-0-674-03338-2. 
  83. ^ Cheng, Isabelle. Saving the Nation by Sacrificing Your Life: Authoritarianism and Chiang Kai-shek’s War for the Retaking of China.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2019-06-27, 47 (2) [2026-05-13]. ISSN 1868-4874. 
  84. ^ "When did the ROC abandon "Retaking the Main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litary strategy in Taiwan". www.tandfonline.com. [2026-05-13]. doi:10.1080/24761028.2021.1904599. 
  85. ^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de". www.tandfonline.com. [2026-05-13]. doi:10.1080/03612759.1992.9950676. 
  86. ^ Perilous Missions: Civil Air Transport and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East Asia, 1946-1955, [2026-05-13], doi:10.1163/2468-1733_shafr_SIM140160137 （英語） 
  87. ^ Taylor, Robert H. Foreign and Domestic Consequences of the KMT Intervention in Burma. Data Paper No. 93,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73.. 
  88. ^ 金三角國軍血淚史 1950-1981.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2026-05-13] （英語）. 
  89. ^ Harry S Truman, “Statement on Formosa,” January 5, 1950 | USC China. china.usc.edu. [2026-05-09]. 
  90. ^ Xia, Yafeng (2006). 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 U.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72.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 38.. ISBN 978-0-253-11237-8. 
  91. ^ Bush, Richard C. (2005).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92. ^ Tsang, Steve Yui-Sang Tsang. The Cold War's Odd Couple: The Unintende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K, 1950–1958. (2006). I. B. Tauris.. : pp. 155, 115–120, 139–145. ISBN 1-85043-842-0. 
  93. ^ Guo, Xuezhi. China's Security State: Philosophy, Evolu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08-29. ISBN 978-1-107-02323-9 （英語）. 
  94. ^ Steven W. Mosher. 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 Basic Books, 1992.. ISBN 0-465-09813-4. 
  95.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 nchdb.boch.gov.tw. [2026-05-09]. 
  96. ^ Ven, Hans J. Van de.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Psychology Press. 2003. ISBN 978-0-415-14571-8 （英語）. 
  97. ^ Publishing, Bloomsbury.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Vietnam War: A Political, Social, and Military History [4 volumes]. Bloomsbury Publishing USA. 2011-05-20. ISBN 978-1-85109-961-0 （英語）. 
  98. ^ Watt, John R. Saving Lives in Wartime China: How Medical Reformers Built Modern Healthcare Systems Amid War and Epidemics, 1928-1945. BRILL. 2013-10-10. ISBN 978-90-04-25646-0 （英語）. 
  99. ^ Reilly, Brett. The Sovereign States of Vietnam, 1945–1955.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2016-11-01, 11 (3-4) [2026-05-09]. ISSN 1559-372X. doi:10.1525/jvs.2016.11.3-4.103 （英語）. 
  100. ^ Chen, Jian (1994).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26.. ISBN 978-0231100250. 
  101. ^ Chen, Jian (1994).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26.. ISBN 978-0231100250. 
  102. ^ Tsang, Steve Yui-Sang Tsang. The Cold War's Odd Couple: The Unintende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K, 1950–1958. (2006). I. B. Tauris.. ISBN 1-85043-842-0. 
  103. ^ PLA Yijiangshan Joint Amphibious Operation: Past is Prologue - Jamestown. jamestown.org. [2026-05-11]. 
  104. ^ Kuhn, Anthony. What 3 past Taiwan Strait crises can teach us about U.S.-China tensions today. NPR. 2022-08-02 [2026-05-11] （英語）. 
  105. ^ Hart, Brian. Tracking the Fourth Taiwan Strait Crisis. ChinaPower Project. 2022-08-05 [2026-05-11] （美國英語）. 
  106. ^ China warns U.S. against House Speaker Pelosi visiting Taiwan. Reuters. [2026-05-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03） （美國英語）. 
  107. ^ U.S. House Speaker Pelosi is latest U.S. official to test positive for COVID. Reuters. [2026-05-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03） （美國英語）. 
  108. ^ "White House: U.S. will not be intimidated by China; Pelosi has right to visit Taiwan". reuters. [2026-05-11]. （原始內容 請檢查|url=值 (幫助)存檔於2013-07-15）. 
  109. ^ Nancy Pelosi’s plan to visit Taiwan prompts outrage from China | Financial Times | Ghostarchive. ghostarchive.org. [2026-05-11]. 
  110. ^ Китай-Тайвань: на тлі можливого візиту Пелосі зростає напруження - BBC News Україна. BBC News Україна. [2026-05-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02） （uk-UA）. 
  111. ^ Ненсі Пелосі летить на Тайвань: що потрібно знати про кризу між США і Китаєм. [2026-05-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01） （烏克蘭語）. 
  112. ^ China to resume military drills off Taiwan after shelving US talks. the Guardian. 2022-08-08 [2026-05-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08） （英語）. 
  113. ^ China to begin series of unprecedented live-fire drills off Taiwan coast. the Guardian. 2022-08-03 [2026-05-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04） （英語）. 
  114. ^ China begins 'illegitimate, irresponsible' live-fire military drills - Taiwan. Reuters. [2026-05-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04） （美國英語）. 
  115. ^ Network, The Learning. Oct. 25, 1971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Out, at U.N.. The Learning Network. 2011-10-25 [2026-05-12] （英語）. 
  116. ^ "Taiwan flashpoint". news.bbc.co.uk. [2026-05-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2-18）. 
  117. ^ 历次台海危机内幕及其背后大国之间的博弈(图)_资讯_凤凰网. news.ifeng.com. [2026-05-12]. 
  118. ^ Opper, Marc. People's Wars in China, Malaya, and Vietnam.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0. ISBN 978-0-472-13184-6. doi:10.3998/mpub.11413902 （英語）. 
  119. ^ Eastman, Lloyd E. Who Lost China? Chiang Kai-shek Testif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981-12, 88 [2026-05-07]. ISSN 1468-2648. doi:10.1017/S0305741000029416 （英語）. 
  120. ^ Myers, Ramon H. and Hsiao-ting Lin. "Starting Anew on Taiwan."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7. (Chiang diary, January 1949). 
  121. ^ 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 Up at Seventy.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7.. 
  122. ^ Tanner, Harold. The Collapse of Nationalist China: How Chiang Kai-shek Lost China's Civil War Parks M. Cob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290 pp. £30.00. US$39.99 (hbk). ISBN 9781009297615. The China Quarterly. 2023-12, 256 [2026-05-07]. ISSN 0305-7410. doi:10.1017/S030574102300142X （英語）. 
  123. ^ Coble, Parks M. (2023). The Collapse of Nationalist China: How Chiang Kai-shek Lost China's Civil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1-009-29761-5. 
  124. ^ Mitter, Rana (2020). China's good war: how World War II is 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 Belknap. p. 54.. ISBN 978-0-674-98426-4. 
  125. ^ 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2012) p. 291.. 
  126. ^ 財政部. 金圓券相關史料. www.mof.gov.tw. 2009-04-22 [2026-05-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1-02）. 
  127. ^ Kissinger, Henry (2011). On China. Penguin. pp. 117–118.. ISBN 9781594202711. 
  128. ^ Pan, Yihong (2025). Not Just a Man's War: Chinese Women's Memori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31-45.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ISBN 9780774870368. 
  129. ^ Sorace, Christi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By Chun Li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84 pp. $24.95 (Paper)..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10-08, 10 (2) [2026-05-08]. ISSN 1598-2408. doi:10.1017/S1598240800003520 （英語）. 
  130. ^ DeMare, Brian James (2019). Land Wars: the Story of China's Agrarian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1-5036-0952-5. 
  131. ^ Westad, Odd Arne.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ISBN 978-0-8047-4484-3 （英語）. 
  132. ^ Westad, Odd Arne. Decisive Encounter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03-19. ISBN 978-1-5036-2009-4. doi:10.1515/9781503620094 （英語）. 
  133. ^ An, Shaofan. Land Wars: The Story of China's Agrarian Revolution By Brian DeMa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260 pp. 24.00 (paper)..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學刊. 2020-01, 4 (1) [2026-05-08]. ISSN 2059-1632. doi:10.1017/jch.2019.34 （英語）. 
  134. ^ Lary, Diana. China's Civil War: A Social History, 1945–1949. New Approaches to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ISBN 978-1-107-05467-7. doi:10.1017/cbo9781107294417. 
  135. ^ The Battle for Manchuria and the Fate of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6-05-08]. doi:10.2979/5866.0 （美國英語）. 
  136. ^ Pauley, Edwin. Report on Japanese Assets in Manchuria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1946.. 
  137. ^ "Some Recent American Interpretation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of the Late 1940s: An Assessment" (PDF). www.ea.sinica.edu.tw. [2026-05-08].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9-12-05）. 
  138. ^ T. V. Soong – A Register of His Paper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PDF). media.hoover.org. [2026-05-08].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5-02-27）. 
  139. ^ 轉載：　杜月笙的1931 　（6） - 五湖煙景的日誌 - 倍可親. big5.backchina.com. [2026-05-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2-27）. 
  140. ^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With a New Postscrip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04-15. ISBN 978-0-674-05471-4 （英語）. 
  141. ^ The World Ahead 2026 from The Economist. The Economist. [2026-05-08] （英語）. 
  142. ^ Uchronia: China Without Tears: If Chiang Kai-Shek Hadn't Gambled in 1946. www.uchronia.net. [2026-05-08]. 
  143. ^ Who Lost China? | EWTN. EWTN Global Catholic Television Network. [2026-05-08] （英語）. 
  144. ^ ГЛАВА 35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КИТАЕ /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Конфликты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www.xliby.ru. [2026-05-08]. 
  145. ^ 苏联出兵之后中共对东北的争夺 (4)--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cpc.people.com.cn. [2026-05-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06）. 
  146. ^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ollectio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2026-05-08] （美國英語）. 
  147. ^ 从《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中读到的三个生命价值. wyxy.thnu.edu.cn. [2026-05-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14）. 
  148. ^ Rummel, Rudolph (1994), Death by Government.. 
  149. ^ Zhou Enlai. 
  150. ^ Mitter, Rana (2020). China's good war: how World War II is 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 Belknap. p. 179.. ISBN 978-0-674-98426-4. 
  151. ^ Karl, Rebecca E. (2010). Mao Zedong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a concise histo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33.. ISBN 978-0-8223-4780-4. 
  152. ^ Feigon, Lee (2002). Mao: A Reinterpretation. Chicago: Ivan R. Dee. pp. 51–53.. ISBN 978-1566634588. 
  153. ^ Project MUSE -- Verification required!. muse.jhu.edu. [2026-05-06]. doi:10.1353/tcc.2018.0003. 
  154. ^ Opper, Marc. People's Wars in China, Malaya, and Vietnam.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0. ISBN 978-0-472-13184-6. doi:10.3998/mpub.11413902 （英語）. 
  155. ^ Koga, Yukiko (2016). Inheritance of Loss: China, Japa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demption After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SBN 022641213X. 
  156. ^ Red Army Starved 150,000 Chinese Civilians, Books Says | The Seattle Times. archive.seattletimes.com. [2026-05-06]. 
  157. ^ Lary, Diana (2015). China's Civil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1107054672. 
  158. ^ DeMare, Brian James (2019). Land Wars: The Story of China's Agrarian Revolution.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1503609525. 
  159. ^ Tanner, Harold Miles (2015). Where Chiang Kai-Shek lost China: the Liao-Shen campaign, 1948. Twentieth-century battl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253-01692-8. 
  160. ^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61. ^ The Great Leveler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ess.princeton.edu. 2018-09-18 [2026-05-06] （英語）. 
  162. ^ 第二次國共戰爭時期的還鄉團 (PDF). www.cuhk.edu.hk. [2026-05-06].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9-12-05）. 
  163. ^ 黃力之. 国共内战的道义合法性. 博覽群書. 2009, (8) [2009-12-27]. ISSN 1000-417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3-19）. 
  164. ^ 毛澤東.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人民網. [2009-11-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10-01）. 
  165. ^ 重要政治態度分布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66. ^ 2011/10/08 台灣智庫「國情調查」 (PDF). [2012-05-14].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2-04-26）. 
  167. ^ 一國兩區與統獨、國族認同民調 (PDF). [2012-05-14].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2-11-07）. 
  168. ^ 新世代國家認同 民調：越來越偏向台灣意識. [2012-05-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5-13）.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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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章
  • 《國民黨統治期中國到底餓死多少人》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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