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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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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
大躍進時期的宣傳海報
時間1957年底－1961年初[1][2]
地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
概述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發起人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結果三年大饑荒
影響七千人大會召開，毛澤東退居二線
傷亡人數
據多數學者估計，中國大陸「三年困難時期」約有1500萬至5500萬人非正常死亡[3][4][5][6][7][8]。

大躍進是於1957年底至1961年初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場政治及社會運動[1][2][註 1]。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高層發動了「大躍進」運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並於1958年在中國大陸全面展開[1][9][11][12]。該運動屬於「三面紅旗」之一，試圖利用本土勞動力和群眾熱情，在工業和農業上盲目追求脫離現實的「躍進」: 大放農業「衛星」、鋼產量追求「超英趕美」、全民大煉鋼、人民公社化運動等等[10][12][13]。

大躍進運動使得中國大陸大量勞動力被調去大煉鋼以致農業生產的不足，打亂了經濟秩序，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9][10][13][14]。與此同時，土法煉鋼所生產的鋼合格率低下，大量資源遭過度開發、嚴重破壞及浪費，生態環境惡化[15][16]。大躍進運動還使得整個中國陷入大量不良風氣，人民公社颳起「共產風」，高指標引發「浮誇風」，導致貪污腐化、官員欺上瞞下，大量人民因此餓死或在暴力事件中喪生[13][17][18][19]。大躍進最終釀成1958-1962年的大饑荒，據多方估計有約1500萬至5500萬人因此非正常死亡[3][4][5][6][7][8]。此外，大躍進期間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水庫的粗製濫造，直接或間接導致了1975年8月河南駐馬店爆發的歷史上最嚴重人為技術災難之一「河南「75·8」水庫潰壩」[20][21][22]，以及1983年陝西省的安康特大洪災等[23]。

大躍進同時招致中共黨內外大量的質疑聲音[24]，並遭到農民的抵制[14]，蘇聯對人民公社的質疑也加深了兩國嫌隙[25]。中共黨內的意見分歧甚至分裂集中反映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的「彭德懷反黨集團」事件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因在與會期間批評大躍進政策而遭到毛澤東整肅，支持彭德懷意見的中共元老人物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受到牽連，全國範圍內超300萬中共幹部和相關人士以「反右傾」而被整肅，造成「躍進」在政策上並未及時剎車，進一步助長了「躍進」風潮[26][27][28][29]；而領會毛澤東意圖的另一位元帥林彪此後在政治上崛起[30][31]。

1961年1月，面對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實行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大躍進運動結束[1][2][32]。而後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三面紅旗」的指導地位下降[33][34]，時任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等人對大躍進等政策的批評引起中共黨主席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與共產黨內領導集體出現分歧，毛澤東一度居於權力二線[35][36][37]，最終促使毛澤東於1963年發起四清運動和於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38][39][40][41][42]。

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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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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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三大改造和第一個五年計劃 (中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1950年代初期，在蘇聯給予技術援助的情況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以「史達林模式」為樣本，模仿蘇聯工業化模式[43]，並在農村發起土地改革運動、沒收地主土地[44]，同時在大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發起「三反五反運動」、徵收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的財產[45]。與此同時，經過鎮反運動、肅反運動，國民黨在大陸地區的殘餘勢力也已經幾乎完全被消滅[46][47][48]。1953年起，中共開始推行社會主義改造，包括實行農業合作化、國營工業化、統購統銷等政策，以建立計劃經濟體制[44][49]。

至195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整體情況開始趨於穩定，韓戰已不再構成威脅，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1957年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44][49]。1957年被認為是建國以後國民經濟發展最好的年份之一[50][51]：財政收支增長，取得平衡還有結餘，歸還前一年向銀行透支款6億，還增撥給銀行信貸資金9億元，貨幣流通量比上年降低4.5億，基本達到財政、物資、信貸平衡，市場趨於穩定；工農業產值較上年增長10%，超過計劃4.1%，其中農業產值增加了20億元，但未能達到計劃的4.9%的增長率，糧食只達到3700億斤（不含大豆）、比計劃低出120億斤，但仍比上年增加50億斤。

「冒進」與「反冒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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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反右運動、去史達林化和毛澤東崇拜
從左至右：張聞天、毛澤東、宋慶齡、周恩來、陳毅（1956年10月於北京中南海）

從1955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大陸出現「冒進風」，經濟建設中出現了一股層層抬高數量指標和忽視綜合平衡的冒進勢頭，給國民經濟造成了相當緊張和混亂的局面，周恩來、陳雲等中共高層進而提出了一系列措施進行「反冒進」[51][52][53]。但另一方面，1955年底，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要求批判右傾保守思想，擴大建設規模，加快建設速度[52][54]。在1956年1月召開的知識分子會議上，毛澤東概括出兩種領導方法：一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為又少、又慢、又差、又費；「多快好省」作為一個方針，成為毛澤東批評右傾保守、批評「反冒進」之主要武器[55]: 295 。而周恩來則在會上強調在經濟建設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因此產生了一定分歧[51][56]。1956年初至1957年初，周恩來領導了「反冒進」的工作，毛澤東當時的注意力集中在波匈事件和對史達林的評價等問題上，故對反冒進一事暫時採取了保留態度[11][53]。

與此同時，1956年的冒進風也引發了中共黨外和社會上的頗多批評，譬如時任教育部部長張奚若批評毛澤東和共產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全國政協常委陳銘樞批評「好大喜功，偏聽偏信，輕視古典，喜怒無常」[57][58][59]。 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局將此類言論視為「資產階級右派向黨進攻」，進而展開了對黨外及社會上批評言論的反擊；1957年，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發動了大規模的「反右運動」，至少55萬被指反對共產黨統治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異見人士遭到監禁或整肅[60][61]。1957年6月26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出於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維護，周恩來在報告中批評了右派關於「1956年是全面冒進」的指責，並在肯定1956年成績的同時，使用了1956年「採取了躍進的步驟」、「有了一個躍進的發展」的說法，這也是中共最初使用「躍進」一詞[11][53][62][註 2]。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對1956年的「反冒進」方針首次作了公開批評，認為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慢騰騰，而是應該冒一點，因此有觀點認為「大躍進」運動自此拉開序幕[63][64][65]。毛澤東在三中全會上說[66]：

一九五六年我國整個經濟文化事業有了一個很大的躍進。當然，也出現了一些缺點，.... 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績，誇大了缺點，說一九五六年「冒進」了。吹起一股風，把「多快好省」的口號、「四十條」、「促進會」這幾個東西都吹掉了。結果就影響今年經濟建設的進展，特別是農業的進展。這個經驗教訓很大，不能不接受。總之，給群眾潑了涼水，損害了他們的職極性，這是不對的。... 我看，一個「多快好省」，一個「四十條」，還有一個「促進派」，都是好東西，不能吹掉，必須恢復。

毛澤東隨後還在會上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的速度更要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要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67] 毛於同年11月2日率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並出席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期間他還親自審改、批發了兩篇《人民日報》 社論，論點直指「反冒進」，並在打回北京的一個電話中說：「1956年的『反冒進』是不對的，以後不要再提『反冒進』了。」[64] 同時毛澤東認為，黨內的一些高層領導人之所以敢於向他提異議、反對他的冒進思想，就是因為反對個人崇拜而損害了他的個人權威[65]。

運動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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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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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河南安陽通往鋼鐵基地的礦車。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正式提出「大躍進」口號[9][11][12]。在社論中指出「在農業合作化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號召農民群眾掀起一場「新的生產高潮，爭取一九五八年的豐收」，鼓勵各地將幹部下放到農村，從事一線生產。周恩來將這篇社論介紹給毛澤東，說譚震林他們提出了一個「大躍進」的口號，周恩來說這個提法很好，毛澤東讀後也很欣賞[68]。第一次杭州會議開於1957年12月16日至12月18日，據毛澤東1958年2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稱無結果而散[55]: 297–298 。第二次杭州會議開於1958年1月3日至1月4日，有周恩來參加；毛澤東兩次講話，著重講領導經濟建設之方法問題，政治與業務問題，敵我與人民內部兩類矛盾問題，以及不斷革命、技術革命等；並再次批評反冒進，還第一次點名批評周恩來等人[55]: 297–298 。

土法煉鋼（1958年）

1958年初，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幾次會議，批評「反冒進」，發動「大躍進」；1月11日至1月22日，毛澤東在南寧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69]: 142 。1月19日，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談話；接著開全體大會，次日凌晨1時結束；周恩來和劉少奇都在會上發言，反省反冒進之責任[55]: 304 。1月21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作總結講話，主要講工作方法六十條，形成正式文件時，題名《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55]: 305 。1月2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毛澤東主持會議[55]: 311 。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頤年堂召開，毛澤東認為：會議「實際上是中央內部的整風」[55]: 316 。3月9日至3月26日，毛澤東召開成都會議，毛澤東插話：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英國，二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那就自由了，主動了；薄一波曾說過：「如果我們按照一九五六年八大確定的指標和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辦事，不搞甚麼『大躍進』，那麼，我國在一九七二的鋼產量超過英國是綽有餘裕的。」[55]: 320–333 。4月1日至4月9日，毛澤東召開武漢會議[55]: 336–339 。4月27日至4月29日，毛澤東召開廣州會議，討論工業問題[55]: 341–342 。

1958年5月5日-23日，中共八屆二次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工作報告，確認毛澤東1957年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通過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改變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社會主要矛盾之正確論斷；為後來發生之階級鬥爭嚴重擴大化之錯誤，提供理論依據[55]: 342–344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通過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通過提前五年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還通過「苦幹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55]: 350 。全國「大躍進」已經進入高潮[55]: 350 。

在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於八大二次會議上被「痛快淋漓」地批過之後，「反冒進」的另一主要人物劉少奇也噤若寒蟬，自問「我們比主席，總是差一大截」從而在1958年中力追毛的腳步大搞躍進[70]。5月25日，毛澤東給參加政治局會議的同志信中寫道：「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官方媒體上，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71] 此外，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針對時任國防部長彭德懷不點名地提出「要準備對付黨的分裂」[72][73]；6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周恩來提出辭去國務院總理一職，彭德懷提出辭去國防部長一職，但均未獲批准[73][74][75]。

超英趕美與大煉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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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超英趕美；拔白旗、插紅旗和土法煉鋼
原標題：「為了超額完成一〇七〇萬噸鋼！」（湖北省黃石市大冶鋼廠拍攝）
一部關於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時期的中國的影片，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拍攝。

1957年11月，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在蘇聯首都莫斯科舉行，同時召開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會，中共中央主席、國家主席毛澤東也率團前往[76][77]。在慶祝大會上，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在報告中提出，通過和平競賽在「今後15年內不僅趕上並且超過美國」的目標[76]。蘇聯的行動口號使得毛澤東深受啟發，在18日的會議上提出了中國5年後鋼產量達到1000萬到1500萬噸，15年後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行動口號[78]。195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祝詞中首次在國內公開宣布15年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目標：「15年後，蘇聯隊工農業在最重要的產品的產量方面可能趕上或者超過美國，我們應當爭取在同一時期，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那樣，社會主義世界就將把帝國主義國家遠遠拋在後面」。12月8日，毛澤東在北京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介紹莫斯科會議情況，同時向他們通報關於在十五年內趕超英國之設想[55]: 291–292 。

1958年2月3日，薄一波向全國人大作關於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1958年鋼產量指標為624.8萬噸，比1957年增長17％。4月14日，國家經委匯總各地上報的鋼產量指標，上報1958年計劃為711萬噸。3月20日，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作報告，提出1962年鋼產量可以達到1500萬噸，十年超過英國、再有十年趕上美國「是比較現實的設想」。王鶴壽的報告受到毛澤東高度重視，號召其他部門要向冶金部學習。毛澤東全盤接受了王鶴壽的十年超英、二十年趕美的觀點，4月15日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宣布：「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不過為了「留餘地」，毛澤東在黨內信件中表示「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不變。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並且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李富春提出1962年鋼產量3000萬噸，7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的計劃。王鶴壽發言論證這一計劃的可行性，認為1959年可以達到1200萬噸，1962年3000萬噸，1967年7000萬噸，1972年1.2億噸，5年可以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5月18日，毛澤東在《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批語中，採納李富春等人的意見，儘管稍做保留，仍明確提出：「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79] 八大二次會議肯定了當時全國出現的「大躍進」形勢，調整了「二五」計劃指標，鋼產量由1200萬噸提高到3000萬噸，糧食從5000億斤上升到7000億斤。提出要使中國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十五年內趕美國（所謂「超英趕美」）。從此，「大躍進」在中國大陸全面展開。農業要「以糧為綱」，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達到12年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工業則「以鋼為綱」，將趕超英國的目標縮短為7年、5年以至到6月份毛澤東簽字的報告定為「兩年超過英國」。[80] 1958年中開始推行的「全民辦工業」，使得大量農村勞動力被調離農業生產，1958年全國投入各類「小、土、群」工業生產的農村勞動力最多時達到6千萬人以上[14][81]。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提出的鋼產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達到1070萬噸，同時決定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82][83]。會後全國形成了全民大煉鐵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82]。1958年底，鋼產量調整較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號召全民煉鋼。在農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煉鋼爐，企圖在田間煉鋼鐵。很多人把家裡的鍋子，鐵器等金屬都捐獻出來煉鋼鐵，但由於技術不合規格，只是煉出大量的廢鐵，造成極大的浪費，並對環境造成極大污染。1958年9月，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向毛澤東當場展示了土高爐土法煉鋼煉出的鋼錠[84][85]。毛因此鼓勵全國用土高爐土法煉鋼[86]。煉鋼需要鐵礦、焦炭、燃料等材料。由於鐵礦不足，於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採礦，使糧食產量大減。由於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發日後的天災，所以這些天災都是屬於人為的。有報導稱，廣州增城的掛綠荔枝樹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爐的建築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築拆了，把磚塊拿去建爐，還說文物也要為煉鋼服務。水庫項目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量基建項目紛紛上馬[87]。至1958年底，「大煉鋼鐵」運動投入的農村勞動力達到9千萬人[14]。

人民公社化運動與浮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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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人民公社、浮誇風和放衛星
1958年下半年起，大多數人民公社社員開始在公共食堂裡免費吃飯，俗稱吃「大鍋飯」[88]。該政策實施過程中出現了過度消耗和糧食浪費，成為導致大饑荒的重要原因之一[89][90][91]。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號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83]。會後，全國各條戰線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同時各行各業都出現「浮誇風」[83][92]。6月8日，《人民日報》開始登載農業「放衛星」浮誇報道，大躍進運動放出第一顆畝產「衛星」：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達到2105斤[92][93][94]。 此後《人民日報》經常報道某某公社農業「放衛星」[93][95]。

1958年8月7日，毛澤東說：「看來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55]: 356  8月17日至8月3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55]: 356–366 。北戴河會議作出決定，一是一九五八年鋼產量一千零七十萬噸，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二是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55]: 366 ；北戴河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估計1958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可以達到6000至7000億斤，比1957年增產60%至90%，後來又加碼到7500億斤（而實際上當年的糧食產量只有4000億斤）[94][96]。此後，在全國農村立即出現一個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潮，完全突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講先做試點之範圍，突破毛澤東關於明年春天實現公社化之規劃；其來勢之迅猛，遠超當年之農業合作化運動；到9月底，百分之九十以上之農戶加入人民公社；全國成立23,000多個公社，平均每社近4,800戶，還出現以縣為單位之人民公社或縣聯社；人民公社取代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為中國農村唯一之生產組織，同時又具有基層政權之社會管理職能[55]: 366–367 。

與此同時，各地浮誇風盛行，8月27日《人民日報》刊登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95][97]。10月，毛澤東兩個月前直接視察過的新立村報出了天大的數字：「畝產12萬斤。」[98] 以1957年曾獲畝產千斤糧食帥旗的四川省郫縣為例，該縣在當年提出「學麻城，趕孝感」的口號，在大面積豐產上要「元帥升帳」，同時在發射高產「衛星」中也要在四川領先。從收早稻開始，與附近的新繁縣競爭，發射一個比一個大的「衛星」。為了開展發射水稻「衛星」的競賽，他們專門在城關北街十字口豎立一個長十幾米，寬數米的「衛星發射台」。每次發射一顆高產「衛星」，就使用一個裝飾性的彩色水稻牌懸掛在「衛星台」上，象徵「衛星」升起了。水稻牌的大小會隨著產量的高低而變化。隨後，「衛星台」上的水稻牌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當年，全縣共發射水稻「衛星」41個。8月26日，該縣犀浦鄉第一農業社居然出現畝產稻穀4萬多斤「大衛星」。驗收上報的總產量為45262.8斤，平均畝產45217斤，超過安徽省繁昌縣東方紅三社的水稻大「衛星」2187斤，超過實收總產量26000—27000斤，超過當地水稻正常單位面積產量的77－88倍。實際情況卻是當地工作人員趁在晚上田間燈光較弱，人多手多，校收人員難於察覺的情況下進行偷梁換柱：

  1. 將移栽日期比實際移栽期提早一個月，虛報為7月13日，隱瞞移栽水稻已半吊黃熟重要情節。
  2. 從其他田收打進倉的黃穀秘密運到驗收現場，冒充「衛星田」稻穀過秤。
  3. 將一籮穀重複稱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稱為「轉轉秤」[99]。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於頭版報導湖北省麻城建國公社出現「天下第一田」，創出早稻畝產36956斤的「紀錄」[93]。

《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虛假新聞也充斥報紙的各大版面，農業高產「衛星」層出不窮[100]。僅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報》經常在一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先是夏收小麥創高產的新聞[101]：

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 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
6月15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 億萬人民笑開顏 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 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達木盆地海撥2797米的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畝產8585斤6兩，成為當年小麥畝產最高

秋收開始，《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7月12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陽，9195斤；
7月31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兩；
9月5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60437斤

在大躍進過程中，這種虛報產量的事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縣，號稱一年收穫糧食12億斤。1958年8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署名康濯的通訊報道，報道中說1958年8月4日毛澤東對當地進行了視察。毛澤東高興地說：

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102]

1958年9月初，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省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

「那麼做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103]

位於上海市浦東新區新場鎮坦東村連南的大躍進時期宣傳畫（1960年）

實際上，1957年徐水的糧食畝產才剛剛138斤，其中夏糧畝產僅有70斤。依照這種虛假報道制定的國家徵收糧食額度嚴重超出實際產量，連農民的口糧也被徵收用於填補差額，直接加重農民與基層幹部之間矛盾，成為了導致後來災荒的主要原因。不過，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也開始對「浮誇風」表現出了一定的懷疑[104][105]。1958年秋，很多地方宣佈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並且搞「向共產主義過渡」之試點；河北省徐水縣率先成立全縣範圍之特大型公社，號稱實現全縣「全民所有制」，並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引來不少人參觀；毛澤東曾經派人去徐水了解過，發現不少問題；為進一步弄清情況，他決定親自到河北看一看[106]: 9 。11月2日至11月10日，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後來被稱作「第一次鄭州會議」[106]: 12 。11月8日，《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送毛澤東審閱，他略有修改，交鄧小平閱辦[106]: 17 。另一個文件毛澤東改過兩遍，把文件名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106]: 19 。在1958年11月的《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一文中，毛澤東說：

在他1959年4月29日的《黨內通信》中，毛澤東說[107]：

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過分虛高的高產量也引起懷疑，然而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卻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國青年報》上撰文宣稱：「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裡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108][94] 此外，錢學森曾在《人民日報》（1958年4月29日）[109]、《知識就是力量》（1959年第5期）等報刊雜誌上發文迎合大躍進，嘗試用科學論證此次運動中「高指標」、「浮誇風」等目標的可行性，對大躍進產生了推波助瀾的影響[110][111][112][113]。據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毛澤東秘書李銳回憶，1958年底武昌會議時，他曾問毛澤東：「你是農村長大的，長期在農村生活過，怎麼能相信一畝地能打上萬斤、幾萬斤糧？」毛澤東回答說是看了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的，但李銳等人認為毛的說法有推卸責任之嫌[114][115][116]。

黨內矛盾及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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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中旬拍攝的土高爐。原始註解為：「英雄的河南省人民，在全黨全民大辦鋼鐵的運動中，一躍再躍，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大躍進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在大躍進中嚴重泛濫，接連發生的問題使得中共高層開始考慮調整政策。部分中共黨員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希望中共領導調整政策。1958年11月21日至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武昌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會議圍繞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著重討論高指標和浮誇風問題[106]: 24 。11月21日，關於《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毛澤東說那些數目字根據不足，放兩年再說，不可外傳，勿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說你們中國人吹牛；「綱要四十條草案」被擱置[106]: 24–25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106]: 29 。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和《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106]: 29–30 。全會還通過《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106]: 30 。由於嚴重之浮誇風和高估產，1958年徵過頭糧，徵走相當數量之農民口糧和種子糧，致使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下降；輕工業生產和原材料生產嚴重落後，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費品供應十分緊張，農村勞動造成極大浪費，國民經濟嚴重比例失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雖然看到一些問題，但對問題嚴重程度之估計仍遠遠不足[106]: 32 。

毛澤東等人的樂觀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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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形勢的樂觀估計，並不只限於毛澤東本人。湖北省委在傳達討論上海會議精神給中央的報告，對1958年的總結和對1959年的展望中提到，1958年大躍進，「兩條經驗，一條教訓」。兩條經驗分別是：一、1958年的大躍進為今後工農業高速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造成了大躍進的局勢；二、「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這是保證多快好省的總路線能夠實現的關鍵。一條教訓，是指「勝利沖昏了頭腦」[117]。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毛澤東在2月1日和2月2日之講話中，提出完成任務之幾個有利條件，確定1959年仍然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之一年，為會議定基調；會議各項主要指標仍然居高不下，基本維持武昌會議之指標；毛後來感到後悔[106]: 33 。2月毛澤東說藏富於民不見得是壞事，意為糧食是被農民藏起來了[118]。2月27日至3月5日，毛澤東在鄭州專列上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稱「第二次鄭州會議」；鄧小平向毛澤東彙報關於人民公社之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多勞多得，承認差別」；根據毛澤東意見，會議將「多勞多得」改為「按勞分配」，又加上「物資勞動，等價交換」[69]: 193–194 。

1959年7月上旬湖北省委經濟工作會議上，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總結中強調，1959年必須繼續組織大躍進。他說：目前我們的形勢是有利的，比去年同期好……現在供應雖然還相當緊張，但是在向好轉方面走。為了繼續躍進，必須抓住兩個問題：1、大力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政策；2、大搞群眾運動，插紅旗樹標兵、抓落後趕先進。說大話是不對的，但革命者要立大志、建大業，因此仍要發揚共產主義風格[119]。

基層幹部的異見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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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的煉鐵爐

但在地、縣委書記及一般幹部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對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有著不同看法。湖北省經濟工作會議中有人在小組討論發言中說：「1958年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去年大辦鋼鐵是『得不償失』。」「一面說躍進，一面餓肚皮，怎樣也不好解釋。」因此，地、縣級領導人對1959年的生產指標，都是「保險」、「再保險」，多一斤也不接受[119]。

天津市和平區2400多名科以上黨員幹部討論中央緊急指示時，談出了七大埋怨，其中主要是：埋怨領導好造大計劃；埋怨農村工作搞得不好（不給農民自留地，不叫農民自己養豬，弄得人心惶惶）；埋怨宣傳工作有毛病，1958年宣傳這裡大躍進，那裡大豐收，結果卻不是這樣[120]。一般幹部和職工中，有人認為，「現在農村糧食緊張和城市副食品緊張都是公社化鬧的。」他們提出：「去年取消自留地，今年回復自留地；去年搞食堂，今年散夥；去年搞供給制、幾飽，今年按勞取酬，是不是過去搞錯了。」並認為，「煉鋼勞民傷財、得不償失」[121]。

廬山會議及「反右傾」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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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廬山會議 (1959年)和反右傾運動
1959年夏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下榻美廬別墅，並常在廬山的電站大壩游泳[122]。

1959年7月-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會議，會議期間，對於1958年高指標等政策所造成的後果，與會者在認識上出現了分歧[27][123]。柯慶施等人強調「大躍進」的成績是主要的，雖然承認出現了一些問題，但並不嚴重，就整個情況來說不僅不是得不償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於失[124]。而持反對意見的高層，譬如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彭德懷，向毛澤東上「萬言書」陳述意見，其中認為：大煉鋼鐵「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調」，還影響到了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關係，「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錯誤的原因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等[125][126]。在會上分組討論時，彭德懷還說道「人民公社我認為早了些」[126][127]，同時針對1958年以來各地大興土木，為毛澤東等領導人建造住宅甚至行宮[128][129][130]，彭德懷還批評「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126][127]。此外，中共黨內中下層幹部也有懷疑和埋怨，認為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砸了，農民也對「公社化」和「共產風」有所不滿並進行過抵制[14][25]；一些黨外民主人士以及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等，亦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政策進行過批評[25][131][132]。廬山會議期間，中共中央遂對1959年的經濟指標作了調整：鋼由1800萬噸降為1200萬噸，煤由3.8億噸降為3.35億噸，糧食由10,500億斤降為5,500億斤，棉花由1億擔降為4,620萬擔[133]。

而在毛澤東看來，這些批評以及彭德懷的「萬言書」是在挑戰「三面紅旗」，動搖全黨、全國繼續躍進的信心，遂在廬山會議上將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打成「反黨集團」，彭德懷的國防部長一職由林彪接任[134]，同時在中共黨內軍內發動大規模「反右傾運動」[26][27][28][123]。運動在各省市自治區機關隨之展開，歷時約半年，整肅了一批所謂的「反黨分子」、「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包括曾下令解散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愷帆，還包括福建、青海、湖南、黑龍江、遼寧等地的部分省委書記、省長、副省長、廳局長、地市縣長[26][28][135]。這次反右傾運動，打擊人數超過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加上被定為「階級異己分子」等類名目的人數則更大，截至1962年8月，全國得到平反的幹部、黨員和群眾共六百多萬人[26][27][28][136]。據1980年撥亂反正時期的數據，解放軍為1959年因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意見而被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或其他「政治帽子」予以平反的有17,212人[137]。反右傾運動的直接後果是，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後剛剛稍有糾正的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再次颳起，擔心政治錯誤的地方官員幾乎無人敢於講實話，依然強購農糧，終於導致大面積糧荒[26][28][32]。經濟學家薛暮橋在其回憶錄中提到，「1957年農業大減產，情況極為嚴重。但公社幹部不敢反應農民呼聲。」[138]

運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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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八字方針
1960年4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研究中國經濟調整問題，確定壓縮基本建設戰線，保證農業生產等措施[139]。9月30日，中央批轉了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審定的國家計委黨組《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首次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39]。有中國大陸官方觀點認為，1960年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大躍進運動被停止[9][10]。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又稱「八字方針」，前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等人認為，八字方針得到全會的批准宣告了「大躍進」的結束[32][1]。還有中共官方認為，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的重要轉變，表明「大躍進」的方針實際上已經停止，國民經濟轉入調整的軌道[1][2]。但在此次會議上，毛澤東作出判斷，「全國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復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扎根串聯的辦法，組織階級隊伍（貧協），開展對敵鬥爭。」[39] 而另一方面，毛澤東在會上對農民作出讓步，允許提高農民自留地的比例、同意開放農村自由市場，提出1961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要求各級負責幹部下鄉搞調研[39][140]。

1961年5-6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會議還決定調整當年的鋼產量，由原定的1800萬噸降為1100萬噸，並對人民公社政策作出一定調整[2][141]；5月31日，時任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大會全體會議上說道：「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141][142] 時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在同日會議上講話說：「究竟是天災，還是由於人禍？少奇同志也說過，在一些地區恐怕我們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災不是主要的。」[141] 同年8-9月，第二次廬山會議召開，確定了工業高指標堅決退夠的政策，毛澤東認為困難已到谷底，「形勢一天天向上升」[2][39][141]。但1961年，中國大陸的糧食危機以及大饑荒和大規模人口死亡持續[39][141]。

運動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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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七千人大會、西樓會議、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

1962年1月-2月，中共中央召開有7118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143]。在1月18日召集的《報告》起草委員會上，彭真點名毛澤東也有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144] 然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言則要大家承擔自己的責任，他說：「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陳伯達很快也發言，向彭真發難：「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負責？……亂搞一氣，不是主席的政策。」[145]

1月27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大會上作了約3個小時的報告，公開承認了大躍進所造成的後果：「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1960、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了，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的工業生產也難於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劉少奇說：「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裡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是有，但是小，產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146][147] 此外，劉少奇整理口頭報告批評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147][148]。1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講話中作出檢討：「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人的應當是我。」[149] 但同時，針對國內以及國際上的部分批評和反對聲音，毛澤東在講話中則認為「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說道[149]：

已經被推翻的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 在人民的內部，要實行民主。人民民主專政要壓迫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這些人是我們要強迫改造的。他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 國際修正主義者在不斷地罵我們。我們的態度是：由他罵去。在必要的時候，給予適當的回答。

中共中央書記處是當時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機構，負責大躍進政策的具體部署，鄧小平作為當時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曾被毛澤東稱為大躍進的「副帥」[150]，他代表中央書記處在會議上做了自我批評，認為應該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大會還下發了中央書記處向毛澤東和劉少奇寫的檢討，但是會上有人提意見，認為中央書記處的檢討不深刻[144][151]。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作了自我批評，周恩來說：「對於缺點和錯誤，在中央來說，國務院及其所屬的各綜合性的委員會、各綜合口子和各部，要負很大責任。計劃上的估產高、指標高、變動多、缺口大，基本建設戰線過長，權力下放過多、過散，不切實際的、過多過早過急的大辦、大搞，等等，國務院及其所屬部門，都是有責任的。」他說自己犯下兩個嚴重錯誤，一個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提出了超過實際可能的關於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的標準，另一個是主持起草了一個關於將輕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96％的文件，將權力下放過多過散[151]。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後，「三面紅旗」的指導地位下降、「八字方針」地位上升[33][34]，毛澤東則一度退居二線[35][36][37]。隨後於2月下旬召開的西樓會議，對國民經濟調整起到了重要作用[152]。但時任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等人對大躍進等政策的批評引起中共黨主席毛澤東的不滿，中共黨內高層意見出現進一步分歧，而後劉少奇、鄧小平、陳雲、鄧子恢等人支持「三自一包」改革措施，遭到毛澤東的反對[39][40][41][153][154]。因此毛澤東發動四清運動，於1963年春夏在全國正式展開，運動期間毛澤東下決心要在政治上把劉少奇打倒，為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埋下伏筆[39][40][41][42][15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毛澤東傳》一書則認為，毛澤東看到反映農村嚴重情況之報告越來越多，包括信陽事件之報告，對毛澤東震動極大；「五風」造成之損失慘重；糧食嚴重減產，農村中餓死逃荒死現象大量出現；特別是有些地方幹部蛻化變質，違法亂紀，摧殘人命，無法無天，使人感到，這種地方已經不是共產黨領導之天下；這個問題給毛澤東留下很深印象，成為毛澤東以後發動「四清」運動之重要起因[106]: 214 。

運動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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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經濟的全面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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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生產及生態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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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期間的「除四害」運動

1958年，在公布完成的1,108萬噸鋼中，合格鋼只有800萬噸，而1,369萬噸生鐵中，合格品只有953萬噸[15][155][156][157]。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估算，1958年土法煉鋼虧損達50億元，財政上花費了大量補貼[158]，亦有估計大煉鋼鐵在全國約損失200億元[157]。1958年11月-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根據毛澤東「壓縮空氣」的精神，將北戴河會議提出的1959年鋼產量3,000萬噸的指標降低為1,800萬噸至2,000萬噸[105][159]。據新華社《內參》報道，從1959年1月開始，鋼鐵生產的指標，月月都沒有完成計劃，記者報道說：

1959年鋼產量最終為1,387萬噸[159]。而「大躍進」對工業產品質量的影響，幾乎擴及所有工業部門：國家經委1959年1月27日的一份報告中提到，重點煤礦原煤灰分由原來的百分之十幾，增加到20%至30%；玉門油礦運出的原油，其含水率由原來的2%增加到15%至20%[15]。1959年5月26日，時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的趙爾陸向毛澤東報告：最近檢查去年底和今年初安排的一批軋鋼機，比較普遍地存有質量問題，有的非常嚴重，甚至不敢交付使用[15]。

而另一方面，「大躍進」時期，生態環境遭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第一次集中的污染與破壞，技術落後、污染密集的小企業數量迅速增加，使工業結構呈現出了污染密集的重工業化趨勢，森林等自然資源遭到過度開發甚至嚴重破壞[15][16][161]。與此同時，大躍進期間在中國大陸大規模展開的「除四害」、「打麻雀運動」亦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災難[162][163][164][165]。

經濟結構比例嚴重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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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煉鋼鐵遺蹟現存極少，福建南靖五更寮土高爐群是其中一例

大躍進期間提出了「以鋼為綱」、「鋼鐵元帥升帳」等口號，大搞土法煉鋼[157][166]。為實現鋼鐵翻番，全國大量基礎建設上馬。1958年到1960年每年新增基本建設投資都在百億元以上，1960年達384億元，比上年增長11%，比1957年增加1.8倍。在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生產性建設投資所占比重都在86%以上（1958年為88%，1959年為86.8%，1960年為86.4%），擠掉了非生產性的建設[167]。工業上單純追求產量帶來諸多負面影響，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15][157]。為保證鋼鐵生產達標，鋼鐵工業本身的基本建設規模擴大，與鋼有關的煤、電、運輸等行業建設也隨之增加，導致工業內部失調、全國職工人數猛增，超出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負擔能力，同時嚴重削弱了農業，衝擊了輕工業和其他事業，加劇了社會商品的供需矛盾[9][10][157]。

農牧業產品大幅減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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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特供體制

大躍進的脫離實際導致這場運動難以為繼，據統計，1960年糧食實產2870億斤，比1957年3901億減少26%以上；棉花實產2126萬擔，比1957年3280萬擔減少了35%以上；油料作物實產3405萬擔，比1957年7542萬擔減少一半多；豬的年底存欄數為8227萬頭，比1957年14590萬頭減少56%；大牲畜年底飼養量7336萬頭，比1957年的8382萬頭減少12.5%，整體上退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僅為1951年的一半[168][169]。

農村人民公社颳起「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高指標引發的「浮誇風」，以及脫離實際的生產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幹部特殊化風「五風」共生，加之大辦工業、大煉鋼鐵調用大量勞動力，大片農作物未及時收割，大片田地荒廢。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保守估計，1958年農作物有10%未收回。大辦公共食堂又浪費了大量糧食，致使1958年冬-1959年春個別地區開始斷糧，浮腫病開始出現[170]。1960年3月，毛澤東曾為中央寫過指示，提出要堅決制止一平二調之「共產風」，口氣很嚴厲；到10月，「共產風」和其他幾股歪風，對農村生產關係和農村生產力，對農村經濟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之極大破壞和嚴重後果，大量暴露出來，1960年之糧食產量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7年減少26%以上[106]: 211 。

與此同時，各地領導幹部卻恐於被打成右傾，紛紛瞞報不報，中央對於人民公社依然好評連連。然而斷糧卻使得當年連中南海也受到影響，據時任毛澤東醫生的李志綏回憶，中南海裡沒有了肉和油，連米和蔬菜都很少見[171]。地方上，為了按浮誇數據徵購糧食，出現了抄家、強行搜糧的情況，為補足巨大的數據缺口，農民口糧也被徵收[17]，在浮誇數據影響下，糧食淨出口從1958年的270萬噸增長為1959年的420萬噸。然而浮誇帶來的巨大的缺口依舊無法彌補，部分人民公社為保留部分口糧和減少損失，以天災作為藉口，降低了高產量糧數。但全國範圍的糧食緊張已經無法挽回，1959-61年間全國食物供應量急劇下降，1959年總供給突然下降了15％，1960和1961年只達到了1958年總供給水平的70％。由於糧食危機的壓力，中國1961年進口了450萬噸糧食。中國直到1966年才恢復到1958年的糧食生產水平[172]。不過中國共產黨所屬的高級幹部其飲食均受到按級別分配的「特需供應」保護，源於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在1960年7月30日擬訂的《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11月9日中共中央在轉發該報告時將「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改為「特需供應」[173][174][175]。

饑荒和大面積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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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三年困難時期和信陽事件
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期間，2600餘名青少年「勞教犯」喪命於四川省沙坪勞動教養管理所[176][177][178]。

1960年1月7日至1月17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1960年鋼產量為1,849萬噸，糧食產量為6,000億斤；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之濃厚氣氛中召開，估計形勢和確定指標都不切實際[106]: 163–165 。3月24日至3月25日，毛澤東在天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反對一平二調，反對颳「共產風」等；糾「左」工作中後退，要求城鄉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提出在工業中試辦托拉斯等[106]: 175–181 。4月，當時河南信陽地區，已開始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但是毛澤東卻並不知道，連分管農業之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實情況[106]: 182–183 。從1958年冬天起，浮誇風在廬山會議後重新颳起來[106]: 183 。顯然不是因為搞基本建設和抗旱多用糧食造成大量出現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主因還是「五風」氾濫，徵購過頭糧[106]: 186 。

1960年6月8日至6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主要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三年之補充計劃；工業規模擴大過快，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農村和城市缺糧狀況日趨嚴重；問題是積纍起來，最初被假象掩蓋，一旦發現大面積問題，事情已很難辦；沒有棉花供應，4月上海紗廠停工；毛澤東提出要轉入主動，改變被動局面，決心降低計劃指標[106]: 193 。進入10月以後，越來越多嚴重情況反映給毛澤東，如一些農村餓死人等；問題使毛吃驚，毛澤東之心思和注意力更多轉回到國內[106]: 210 。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毛澤東傳》一書描述，從10月開始，毛澤東開始吃素不吃肉；毛澤東對護士長說：「國家有困難了，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渡過難關，不要給肉吃，省下來換外匯。吃素不要緊。」[106]: 210  不過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保證了肉、白糖、甲級煙、雞蛋等食品的「特需供應」[173][174][175]。毛澤東看到反映農村嚴重情況之報告越來越多，包括信陽事件之報告，「五風」造成之損失慘重，糧食嚴重減產，農村中餓死逃荒死現象大量出現[106]: 214 。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共產中國的國內危機：至1964年》情報文件第82頁中稱，毛澤東本人於1961年秋在與英國陸軍元帥伯納德·蒙哥馬利談論中國大陸人口問題時，無意中談到大饑荒死亡人數，認為1960-1961年間有超過500萬人「非正常死亡」[179]。

1959年中國大陸進入「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激增[180]。

同時經濟困難使得珠三角地區大批人員出逃香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該情況由內參上報中央，震動朝野[181][182]。全國性饑荒和大面積非正常死亡接連出現，許多地方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慘劇[183][184]。關於具體死亡人數，至今未有精確統計數據公布，在2011年1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以及此前的一些官方出版物中，中國官方承認「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但迴避了三年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總人數[185][186]。前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在中國社科院人口所講課時稱，他當時和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糧食部長陳國棟做了一個電話調查，統計得出死亡幾千萬，報告送交毛澤東、周恩來，周要求他們銷毀[187][188]。此外，據大多數研究人員估計，中國大陸有1500萬至5500萬人在這場大饑荒中死亡，按死亡人數而言被廣泛視為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註 3]，其中僅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達1000萬-1200萬[194][195]。

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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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中蘇交惡

1950年代至1960年代，毛澤東根據國際形勢，實行國際戰略，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美帝國主義政策[106]: 191 。就在同一時期，陷入意識形態相互撻伐的中蘇關係公開破裂：蘇共在人民公社化運動、大煉鋼鐵上都反對中共的政策，毛澤東則對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全面清算而極度不滿[25]。最終蘇共於1960年撤走專家、毀棄援華合約，使中國陷入困難[218]。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北戴河工作會議剛進入討論國內經濟問題；蘇聯政府7月16日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之蘇聯專家，而且不等中國答覆，在7月25日就通知說，在中國工作之全部蘇聯專家都將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間全部撤走[106]: 199–200 。7月31日，在毛澤東主持下，周恩來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資問題向會議作報告[106]: 201 。會議決定，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產品、重點企業和基本建設項目；認真清理勞動力，充實農業戰線，首先是糧食生產戰線；會議還有一項重要決定，就是成立中央局[106]: 203 。毛澤東為保住顏面，以頂住「蘇聯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的壓力」為藉口，勒令全國人民束緊褲腰帶，提前還債，爭氣煉鋼等為號召，挽回頹勢，以爭取做和蘇聯一爭高低。只是此時國力已衰弱不堪，出現的只有更大規模的非正常死亡[170]。

相關水利工程及洪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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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河南省林縣的紅旗渠，始建於1960年大躍進期間。

「大躍進」期間，在群眾運動式的水利工程建設高潮中，全國各地處處建水庫，但由於不可能每處工程都事先進行正規的庫址勘察和工程設計，於是當時的水利部負責人就提出了「以蓄為主、以小型為主、以社辦為主」的「三主方針」[219][220]。1958-1965年間建設水庫45410座，其中210座為大型水庫，部分水庫如黃河三門峽水庫的設計和建設獲得了蘇聯專家提供的支持[221][222][223]。但多數水庫存在嚴重的質量問題，還有相當一部分在開工後不久就中途停工，有的甚至成了廢品[219][221]，還有些水庫選址不當導致沒有充足的水源而乾涸[224]；譬如1959年7月河北省撫寧縣的一場暴雨即沖毀了20座小型水庫，而8月遼寧省錦州地區的一場暴雨引發洪水，沖毀了六股河上在建的10座中型水庫，沖斷了當時的交通命脈京瀋鐵路，引起全國震動[221]。在大躍進之後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裡，每年全國亦有許多粗製濫造的水庫垮塌，僅1973年就垮掉了500多座，1974年又垮了300多座，1975年即發生了歷史上最重大技術災難之一「河南『75·8』水庫潰壩」[219][225][226]。還有學者認為，當時一些地區出現了水利化運動或「水利大躍進」，導致農業勞動力突然匱乏、糧食歉收，加重了大饑荒[3][221][227][228]；譬如江蘇省一度有約690萬人在參與興修水利（占全省勞動力總數43%）[227]，安徽省則有超500萬民工被迫上了水利工地[228]，而山東省1959年秋冬有887萬青壯年去修水庫[221]。

但對於大躍進時期興修的水利工程，存在一定爭議[219][221][227][229]。1960年10月3日，陳雲致信毛澤東說：「去年水利大軍多了些，吃糧多了些，工程項目多了，這是今後應該注意的。但是，如無去年（包括大躍進以來）的大搞水庫，今年魯冀兩省淹掉的土地不是現在的各一千多萬畝，而必然是各三千多萬畝。免災所得的糧食比水利大軍吃掉還多些。所以去年水利搞多了，應作為教訓，但看來不宜深責。」[229] 前水利部副部長、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則用「災難」二字來概括大躍進時期的水利建設[229]，而大躍進時期毛澤東也聽取了李銳的意見，當時未啟動三峽工程[223][230]。2009年《共和國部長訪談錄》一書記錄，前水利部部長錢正英認為「『大躍進』對有些地區危害很大，但也推動了山區的水利建設，在山區，以蓄為主，修建水庫，是沒有問題的。現在一些中小型地方辦的水庫，基本上都是『大躍進』搞的，許多水庫至今還在發揮作用。但是，『大躍進』時的許多水利工程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質量問題。以後在這個基礎上，不斷地改進、加固，還是起了很好的作用。」[231] 2009年有中國大陸學者指，學術界主流意見認為大躍進期間的「水利化運動有得有失，得大於失，成績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失誤和值得汲取的教訓」[229]，但同時也有意見認為「大躍進時期的水利建設有得有失，失誤太多，得不償失；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強調水利建設運動中的重大失誤和嚴重不足。」[229]

河南「75·8」水庫潰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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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河南「75·8」水庫潰壩
河南「75·8」水庫潰壩洪水淹沒範圍

1975年8月，颱風尼娜為河南等地帶來暴雨，最終引致河南「75·8」水庫潰壩，駐馬店地區板橋、石漫灘兩座大型水庫，以及數十座中小型水庫同時垮壩潰決，約30個縣市、1,700多萬畝農田被淹，1,000多萬人口受災，約24萬人非正常死亡，倒塌房屋500餘萬間（一說680萬間），沖走耕畜30.23萬頭、豬72萬頭，京廣線被沖毀102公里[20][21][22][225][226]。2005年該事件被美國《探索頻道》評為世界歷史上最重大的人為技術災難第一名[20][21][22][226]。

前水利電力部部長錢正英說：「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受災面積最大、死亡人數最多的水災，是水利工作最慘痛的教訓。」[232]

2012年8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河南考察黃河防汛工作時強調，1975年8月，河南南部淮河流域受颱風影響造成特大暴雨洪災，導致板橋、石漫灘等水庫垮壩，造成重大損失，我們不能忘記這個沉痛教訓。這是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明確地提及此事[233][234]。

安康特大洪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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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安康特大洪災
位於河南省的丹江口水庫（1958年大躍進期間開始興建）的標誌性建築陶岔渠

1983年7月31日，陝西省安康市發生特大洪災，導致安康幾乎全城被毀，共造成870人死亡、89,600人受災，經濟損失4億餘元人民幣[235]。此次洪災的成因除漢江流域連日大暴雨等自然因素以外，修建於大躍進時期的丹江口水庫使得安康下游的河槽不斷淤積抬高，最終導致了江流不暢乃至下游倒灌[23]。而丹江口水庫的修建和蓄水，還人為致使包括龍城、李官橋鎮以及武當山下的玉虛宮、淨樂宮等等在內的文物古蹟被淹沒[236]。

1969年長江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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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1969年長江洪水

此次洪災中，安徽省桐城市鄰近的汪洋水庫潰壩造成至少上百人死亡。該水庫興建於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庫容並不大，修建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洪與灌溉，雖然水庫的壩高達到20多米，但並沒有興建相應的蓄放水閘門，水庫放水主要通過開敞式溢洪道，屬於低標準水庫[237]。

此外，湖北省黃石市的富水水庫（興建於1958年）溢洪道一號閘失事，造成20人死亡、54人受傷，造成2.3萬公頃農田受災事，上萬間房屋倒塌[238]。

各方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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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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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239][240]：

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也曾向家人表示過對毛澤東大躍進時期政策的不滿，雖然公開為「三面紅旗」、大躍進辯護，但私下裡說毛澤東「憑空想胡來」、「說絕了，做絕了，絕則錯」，並說彭德懷在1959年廬山會議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是正確的，就是急了點[30][241][242]。2021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認為[243]：

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先後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反右派鬥爭也被嚴重擴大化。面對當時嚴峻複雜的外部環境，黨極為關注社會主義政權鞏固，為此進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毛澤東同志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

外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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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赫魯雪夫（1958年）

前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感到有必要向我們自己黨內解釋一下這個問題，應該指出大躍進的危險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當西伯利亞有些地區的黨委會也接受了中國人的這些做法時，我們更感到有這麼做的必要。我們決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這個問題，目的是為了穩定我們七年計劃的基礎。在向大會作的主要報告中，我努力想加強我們黨的領導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們受到盲目模仿中國人所採取的經濟措施的誘惑。」[244][245][註 4] 而1959年，毛澤東將赫魯雪夫講話材料批給中聯部部長王稼祥時說:「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雪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雪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244][245][246] 此後，雙方在這些問題上的鬥爭，成為中蘇交惡以致最後分裂的一個重要原因[25][244][245]。

中國大陸出生率和死亡率年表。大躍進時期出現大饑荒，人口出生率驟降、死亡率激增，其中1960年前死亡率一度超過出生率。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1961年4月的報告第1頁中提到：「因為經濟上的管理不善，尤其因為兩年以來的惡劣天氣，造成1960年的糧食產量不比1957年更多——但同比約有5千萬新增人口需要餵養。大規模的饑荒似乎還未發生，但是在某些省區很多人正遭受著營養不良......『大躍進』造成的人口遷移以及蘇聯專家的撤離擾亂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247] 1962年5月，中情局的更新報告第1-3頁中提到，由於「大躍進」等一系列拙劣激進政策、不良天氣和蘇聯專家撤離，中國大陸出現經濟混亂、外貿下降、工廠停工、科教發展受阻、工農業產量驟降，數百萬人嚴重營養不良，出現大範圍饑荒[248]；同年9月，中情局的更新報告第1-2頁中提到，1958年以來共產中國人口死亡率激增、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長率下降，且死亡率遠超此前估計，原因是嚴重食物短缺所導致的營養不良、抵抗力下降以及能量流失[249]。1964年7月，中情局的更新報告第81-82頁中提到，1960-61年數個受災省份爆發了大規模民眾暴動[179]：

進一步說，中國東部和北部受災地區嚴重食物短缺所造成的饑荒，是導致民眾暴動的基本原因。儘管共產中國的領導人極力否認饑荒發生，但各方面的大量證據顯示，這一時期因營養不良而導致的疾病（如水腫和肝炎）大範圍爆發，造成死亡率激增。西藏文件顯示[註 5]，1960-1961年冬季，中國第一軍百分之十的軍人有家屬「非正常死亡」，佐證了周恩來於二月份所述的「生存條件艱難」。 此外，毛澤東本人認為（1961年10月在與伯納德·蒙哥馬利談論共產中國人口問題時，無意中談到[註 6]），1960-1961年共有超過500萬人「非正常死亡」。

該中情局報告自第83頁起提到，對於「大躍進」的巨大失敗和其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中共政府試圖將大部分責任歸咎於自然災害（將其稱為「百年難遇」）並努力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脫責，但自然現象本身無法解釋中國北部和東部受災地區對政治和經濟管控的崩潰；此外，亦有大批地方幹部甚至省部級官員被當作「替罪羊」遭到撤職和清算，包括山東、河南、甘肅等省份的省委第一書記，以體現「毛主席永遠正確」[179]。

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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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廣播大廈（1959年）及一旁的大躍進標語「幹勁一鼓再鼓，上游一爭再爭」。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認為，大躍進的失敗導致1958-1961年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造成了約3000萬人死亡，而政府的錯誤政策持續了三年未被糾正，是因為沒有議會里的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選舉——事實上，正是由於這種缺乏挑戰，使得這些嚴重缺陷、每年殺害數百萬人的政策得以延續[251][91]。
  • 澳大利亞歷史學家羅斯·特里爾認為，「1958年是年老的毛澤東把軍事精神注入政治的第一次努力的一年。」、「他把5億農民趕進了2.4萬個人民公社的集體生活之中。他不僅想使經濟發展的速度加倍，而且試圖改造人們的靈魂。他要讓中國人民相信，革命並不是像其本身所表現出來的，是來自上面的一種壓力形式，而是人們發自道德選擇的絢麗花朵。」、「『大躍進』實際上是一種發展的思想，但它不是清晰、一致同意和具體詳細的發展計劃。」、「『大躍進』的整個思想諷刺意味十足，它是一位知識分子試圖改造外部世界的典型的事例，這股改造世界的動力只是他一時頭腦發熱產生的幻想。」[252]
  • 荷蘭歷史學家馮客認為，「脅迫、恐嚇、系統性暴力構築了大躍進的基礎……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有預謀的大屠殺。」[253] 馮客在其編著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一書中提到，根據公安部門同期整理的報告以及大躍進最後幾個月中共彙編的內部報告顯示，1958年到1962年期間，中國至少有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254]。
  • 美國經濟學家德懷特·珀金斯認為：「數額巨大的公共投資最終只帶來非常微小的經濟效益，甚至毫無效益……簡而言之，大躍進是中國歷史上耗費巨大的一次災難。」[255][256]
  • 歷史學家宋永毅認為，「大家都知道，1962年劉少奇曾經在毛澤東游泳池畔建言，要求毛澤東改變農村政策，他說，中國各地因為人相食已死了那麼多人，你我是要上書的，這意思是『人相食』肯定被記載到歷史之上。中國歷史並非不曾發生『人相食』現象，但是，歷史前例總是與兩種事變聯繫在一起。其一是天災，...其二是發生戰亂，...... 但是，不應該的是中國在1958年到1962年大躍進-大饑荒時期並無發生戰爭，劉少奇當時稱大饑荒起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目前研究大躍進-大饑荒的學者則認為，當時是『一分天災，九分人禍'，也就是人禍為首，這是不可饒恕的一段歷史！」[257]
  • 英國歷史學家菲利普·肖特認為，大躍進是毛澤東在中國全面轉型時期所做的烏托邦的夢，而大躍進的結果是「毛澤東史詩般努力改造中國所留下的人為廢墟」[258]。
  • 對於「毛澤東的理想主義」是發動大躍進的動機、大躍進的失敗「不是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問題」「大躍進的錯誤毛澤東雖然有責任，但更主要的是體制的缺陷」的觀點，歷史學家朱學勤認為，體制當時對毛澤東的狂想有本能的抵制，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曾與毛澤東發生激烈爭論，所以用體制或用毛澤東個人的善良願望，來原諒三年裡餓死了三千萬人是說不過去的[258]。歷史學家余英時認為，毛澤東也許年輕時曾經是理想主義者，但在他進入權力核心後，理想就退居其次了，而保證他的意志和領袖地位不受阻撓則成為最重要的[258]。
  • 中國政治學家張鳴認為，「在那時，有關高等教育自身的躍進也是不讓他人專美於前，跟土高爐煉鋼鐵一樣，同樣充滿了刺激和荒誕。...... 最了不起要屬武漢大學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個攻關小組，要在短時間內破除「舊」的物理體系，把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掃而光，在幾周內『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獨特風格的新物理體系』。...... 歷史是面鏡子，時常可以從裡面照見我們現在的自己。」[259][260]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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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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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亦有觀點認為，至1960年冬，隨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大躍進」運動被停止[9][10]。
  2. ^ 毛澤東還在1958年5月17日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讚揚說：去年6月，周恩來同志在人大會議上的報告很好，「以無產階級戰士的姿態向資產階級宣戰。」
  3. ^ 根據多方來源：[7][5][3][4][6][8][89][91][189][190][191][192][193]。
  4. ^ 1958年11月30日，赫魯雪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談到：「中國人現在正在組織公社。在我國這在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嘛，就讓他們去嘗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1958年12月4日，赫魯雪夫與美國參議員漢弗萊在克里姆林宮談話時表示：「公社制度今天對俄國是不適宜的。無論如何這個詞是用錯了，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選用了這個詞，因為『公社』一詞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時代，它是一種城市的而不是農村的管理形式。無論如何，中國的制度實際上是反動的。蘇聯很久以前就曾嘗試過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現在蘇聯採取的是物質刺激的方法。」[25]
  5. ^ 指中情局當時在西藏獲取的軍事文件。
  6. ^ 據中國方面記載，蒙哥馬利與毛澤東見面時間為1961年9月23、24日[25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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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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