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袁世凱的評價

對袁世凱的評價是關於首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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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評價

清末評價

甲午戰敗後，李鴻章處於政治低谷，對於袁世凱奔走於政敵翁同龢門下而始終耿耿於懷，有一次，袁世凱來拜訪這位過氣的老領導的時候，李鴻章終於再次爆發並痛斥了袁世凱一頓，據曾國藩的孫女婿、當時入李鴻章幕府的吳永的記載，李鴻章在袁世凱走後，曾對吳永說：「袁世凱你怎麼會不知道？這個人真是個小人！他為了巴結翁叔平而來這裡做說客，嘴巴里說得天花亂墜，想要欺騙我乞假開缺，一邊給翁叔平讓出一個協辦大學士的位置……哼！我偏不退！當年老師（曾國藩）教我『挺經』，這次倒可以用上！我就是要和他們挺著，看他們有什麼招？我剛才當面訓斥袁世凱，就是要免得他再來囉嗦，我在官場摸爬滾打了幾十年，什麼事情沒有見過？我難道還會受這種人的捉弄嗎？」

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稱：「袁氏為人，有術而無學，重利害而輕是非。」

張之洞說：「袁豈僅有術，直多術耳。」

張謇評袁：「剛而無學，專而嗜名。」

辛亥革命期間，革命黨人以袁世凱對議和再三反覆、停戰期違約進攻，罵之為「賊」。1911年11月，宋教仁抨擊「袁氏號召私黨，抉冀滿族，陽假議和之名，陰為添兵之計。其人本不學無術，其品更惡劣可鄙，此間早已斷絕。聯兵北伐，以一中原，籌之已熟。滿存則漢去，漢興則滿亡，萬無並立之理。」1912年1月7日，漳州民軍司令劉蔚電稱：「民主、君主不能並立，袁賊外主議和，內增兵力，老我士氣，離間民心。……如今民國已立，清朝已無召集國會之權。唯有北伐，直搗賊巢。」1月10日，譚延闓發表公電，反對議和：「袁賊狡謀。和議萬不可恃，無非充彼戰備，懈我軍心。」1月12日，譚再度致電孫、黃等革命黨骨幹及各埠報館：「袁賊議和，無非肆其狡猾狼毒之手段，舞弄民軍。……況以袁賊陰險，虜性刁頑，必須決勝疆場，乃可以登同胞於共和幸福之中。……頃得江北蔣都督蒸電及安慶孫都督真電，知袁賊節節進兵，是彼已破壞和局。揚州徐總司令宣布袁賊罪狀，的是至言。」廣西的陸榮廷、王芝祥也通電錶示：「國體已定共和，袁世凱尚欲以會議解決，其狡詐人所共見。無論如何結果，必至於戰。」貴州都督趙德全電稱：「袁賊狡詐異常。政體交國民會議一節，窺其意，必潛派漢奸運動，達君主立憲目的，苟不如意，再開戰端。適接湘電，音[言]常已隨唐使到滬運動。袁賊詭謀已露，嚴立範圍，免中袁計。」光復軍總司令李燮和上書孫文，抨擊袁氏：「夫袁氏之不足恃，豈待今日而後知之？溯彼一生之歷史，不過一反覆無常之小人耳。……以神聖莊嚴之大總統，奉之於袁氏之足下，而袁氏蹴爾而不屑，寧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1月26日，蔡鍔以和談已無意義，力主整兵開戰：「袁世凱欲於北京開議，又欲各省州縣皆舉代表，無非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期戰息，懈我軍心。」1月29日，晉軍軍務部長溫士全通電：「袁賊遠交近攻之策，陽與省議和，暗調第三鎮全部及第六鎮混成協，於十月十八日晚猛攻娘子闗。……清軍有意違約，袁賊居心奸險。望早日聫師北伐，除彼妖孽。」1月31日，安襄鄖荊招討使季雨霖電稱：「袁賊狡詐，別有企圖。初次議和，乘隙敗約，破我山西，攻我陝西。……勿墮狡謀，民國幸甚。」2月3日，蜀軍都督張培爵、夏之時痛言：「袁賊藉口議和，陰謀進取，實行遠交近攻策，迭次淸兵猛攻秦晉。……袁賊狡和緩兵，以備彼黨準備破壞之詭計，逆跡昭彰，萬人共睹，和議決無可信之理，我軍萬不可聽該賊詭詞。……亟應取銷和議，聯合各省軍隊陸續分進，直搗虜廷，擒斬袁賊。」就連時任浙江都督的立憲派湯壽潛也深感袁不可靠：「雖即勉轉浙軍，限內幸勿釁自我開，心實不能無惑。袁某有英雄資望而樂做奸雄，譎詐以為能，信義素非所尚；狡變以為奇，人言向所不恤；中外共知，無待贅述。」

著名記者邵飄萍總結南北議和，稱呼：「帝王思想誤盡袁賊一生。議和、停戰、退位、遷廷，皆袁賊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賊乃以為達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說，今已隱有所聞矣！……袁賊不死，大亂不止。同胞同胞，豈竟無一殺賊男兒耶？」

民國時期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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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治人物馮自由認為，袁氏是一個投機份子，他認為袁世凱在被光緒帝委以大任卻是投靠慈禧太后後黨。馮自由還認為袁世凱支持南方革命，並逼迫清廷皇帝退位是為了當上民國總統。因此馮自由聲稱袁世凱是選有利益的一方投靠的投機分子。

嚴復說，袁世凱的才具，只適合擔任舊日帝制之下的督撫，「欲與列強君相抗衡，則太乏科哲知識，太無世界眼光。」

梁啓超說：「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以為一切人類通性，惟見白刃則戰慄，見黃金則膜拜，吾挾此二物以臨天下，夫何其不得者。」

黃遠生評論袁：「袁總統之為人，意志鎮靜，能御變故，其一長也。經驗豐富，周悉情偽，其長二也。見識閎遠，有容納之量，其長三也。強幹奮發，勤於治事，其四長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舉，能盡其死力，其五長也。有此五長，而乃善日少而惡日多者，一由知識之不能與新社會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勢力之意太多。綜言之，則新知識與道德之不備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長於極善之域，而反以濟惡。既自顧手執政權者十餘年，天下之大，變故之繁，無不為其牢籠而宰御，則益驕視一切，以為天下事不過如此，於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執行益以勇往，乃至舉中國之人物為供奔走，盡中國國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劇之材料。某今敢斷言，長此不變以終古。袁總統者，在世界歷史上雖永不失為中國怪傑，而在吾民國歷史上，終將為亡國之罪魁。」

民初中國實業家王錫彤稱袁：「……凡一材一藝，一經甄錄，即各以其才之所堪而委以力之所能勝，不求備於一人，亦不望人以分外一事，而成則獎藉不遑，不成則自任其咎，不使人分謗，此其所以群流歸仰，天下英雄咸樂為之盡死也。其生平於政治外無嗜好，一切飲食，衣服，絕不講求。未明求衣，夜深方息，日日惟國計民生是謀，以破爛不堪之民國，至三四年間，天下大勢得以粗安，工藝商業，逐漸發達，國庫漸豐，民生漸遂，有由來矣。特中國習染之污已不可湔，四圍空氣，異常惡劣，地位愈高者，左右趨承愈眾，獻媚希榮之術百出不窮，稍一疏懈，輒為牽動。」

袁的外交秘書顧維鈞評價袁世凱，稱其：「堅強有魄力，誰一見他也會覺得他是一個野心勃勃、堅決果斷、天生的領袖人物……和頑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當維新，甚至有些自由主義的思想，但對事物的看法則是舊派人物那一套，他是個實幹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領袖人物」，但是「袁世凱不懂得共和國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共和國為什麼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體優越。他的統治越來越趨向恢復帝制，保持舊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國需要什麼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來他根本沒有實現共和或民主的願望。」顧維鈞評價袁世凱的外交工作稱：「此人處理對外關係頗有經驗，當他任總統時，實際上同時又是外交總長……袁世凱總統都是幕後的真正談判者。袁總統在對外關係上是煞費苦心的，對政府所做的一切親自承擔了責任……他是一個老練的政治家，他不僅深知中國積貧積弱，也洞悉日本帝國的擴張政策，他是一個愛國者，即他在處理對外關係中特別是對日關係中唯恐喪失中國的主權」。

1913年初，革命黨在日本印行《照妖鏡中之袁世凱》，書稱：「夫袁世凱果何人哉？特一反覆無常之小人耳。其心術則奸險也，其行為則陰狠也。其所抱目的，除個人權利而外，別無希望。況其才不足以濟世，其能力不足以撥亂反正，其政治設施不足以震爍乎古今，炫耀乎當世。使袁氏不得正式總統，則吾國之前途，猶有可望；使袁氏而得正式總統，則吾國之滅亡，可立而待。何則？袁世凱一不學無術、奸險陰狠之小人耳，無斡旋危局之才，無洞察大勢之識。世人以大奸大惡目之，不亦重視袁氏乎？觀其入仕二十年來歷史，除賣君、賣友、賣祖國、賣屬邦，獻媚上官，結歡外人，以固一己之權利而外，一無所短長也。吾故曰：袁世凱，奸險陰狠之小人也。」5月27日，天津國民書社陳中孚、王茀萱、周幼垣、鄭保誠四人，因發行此書，被內務部命令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將四人由日租界誘騙至華界逮捕，該書遭查禁。

1913年，白朗發動農民起義，自任中原扶漢軍大都督，發布告示：「袁賊世凱，狼子野心，以意思為法律，仍欲帝制自為，擯除賢士，寵任爪牙，以刀鋸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錢勵無恥，庫倫割棄而不顧，西藏叛亂而不恤，宗社黨隱伏滋蔓，而不思防制剷除，惟日以植黨營私，排除異己，離棄兄弟，變更法制，塗飾耳目為事。摧殘吾民，蓋較滿洲尤甚！海內分崩，民不聊生。獻媚者乃稱為華盛頓，即持論者亦反目為拿破倫，實則呂政、新莽不如其橫酷也。」

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領袖宋教仁遇刺。4月22日，《民立報》發表《袁世凱論》，評價「袁世凱為人之道德如何？吾人未嘗聞其道德之事，亦未嘗聞其獎勵道德之事。」27日，又刊布《數袁世凱十大罪狀布告國民》，指「世凱狼子野心，包藏禍謀，乘資畔援，肆行兇逆。狙擊勛良，摧撓棟梁，將以傾覆共和，顛危中夏。此實天討所當政，國法所不宥也。今數其十罪，與我四百兆昆弟共棄之。」同日，徐謙在《民權報》發表名文《布告國民》，號召國民武裝反對袁世凱。二次革命失敗後，徐謙避居上海。其間，一些基督徒朋友勸其入教，徐謙答：「若你們有個好上帝，就不該容許袁世凱這種人活在世上。若袁世凱馬上死去，我必入教。」恰袁世凱稱帝不久即死，徐謙便履諾接受聖公會洗禮。

1913年7月，陳其美發表討袁宣言：「國賊袁世凱，殘害忠良，袒護兇犯，搗亂司法之制，提倡暗殺之風，蔑視國會，干涉憲法，誣陷善類，擅捕議員，私借外債，喪失主權，重人民之負擔，啟各國之干涉。蒙古叛亂，不加一兵。失地喪權，擅締協約。授各國以利益均沾之口實，陷中國於瓜分豆剮之危機。濫擲金錢，日用多至一千餘萬。收買議員，國會遂至一事無成。解散各省聯合會之民意機關，擅設不經議會通討之濫竽宮職。約法掃地，奸宄盈庭。」

1914年5月，孫文發表《討袁檄文》：「袁背棄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會，而閭閻無安民矣；解散國會，而國家無正論矣；濫用公款，謀殺人才，而陷國家於危險之地位矣；假民黨獄，而良懦多為無辜矣。有此四者，國無不亡！國亡則民奴，獨袁與二三附從之奸，尚可執挺銜璧以保富貴耳。嗚呼！吾民何不幸，而委此國家生命於袁氏哉！自袁為總統，野有餓莩，而都下之笙歌不徹；國多憂患，而效[郊]祀之典禮未忘。萬戶涕淚，一人冠冕，其心尚有「共和」二字存耶？既妄[忘]共和，即稱民賊。吾儕昔以大仁大義鑄此巨錯，又焉敢不犯難，誓死戮此民賊，以拯吾民。」

袁籌劃帝制期間，有一名叫崔啟勛的警官，心懷憤懣。某日提筆信手在紙條上寫道：「匹夫創共和，孫文不愧中華先覺；總統做皇帝，袁項城真乃民國罪人。」紙條為另一警官撿得，乃投書告密。軍政執法處立即將崔某捕去，不幾日經袁世凱批准處決。

1915年，袁復辟帝制，景梅九發布檄文聲討袁：「本紹、術之餘孽，襲莽、操之故智。謀破五族共和之均勢，希圖萬世一統之帝業。諷令二三奴儒，上勸進表；賂遣各省代表，奉請願書。藉共和以推翻共和，假民意以摧殘民意。稱皇稱帝，有艦面目；誤國誤民，全無心肝。」

1915年12月25日，蔡鍔在雲南發起討袁護國運動，組織護國軍，與唐繼堯、李烈鈞聯名宣布雲南獨立，檄文稱袁：「元首謀逆，蔑棄《約法》，背食誓言，拂逆輿情，自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來。」「徒以袁逆，內罔吾民，多欺列國，有茲干涉，既瀕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確保共和，則內安外攘，兩窮於術。」

1916年1月，康有為發布《討袁世凱檄》：「國賊袁世凱者，蜂目忍人，豺聲亂性，含奸藪慝，蘊毒滔天。」「因武昌之兵起，成總揆之登庸；假立憲之高義，以收軍國之全權；借排滿之人心，而迫朝廷之禪讓。」「始以高位厚祿，籠絡革命之英；繼即以重兵酷刑，誅鋤革命之傑。始以美言多金，誘進步黨而排國民黨；終則專制橫行，散國會而驅逐黨人。」「始則累誓保守共和，而剷除專制；繼則明布力行專制，而大反共和。始則深惡國會，竟敢廢自治而停選舉；今則為改帝制，忽而選議員以開大會。」「甚乃自背累誓之共和而稱帝矣。於是以一人私篡之奸謀，偽托為舉國之民意。民選議員本大公無私，豈知名由官中直指；勸進電文之千篇一律，豈知稿由朝貴擬來。掩耳盜鈴，以予知自矜；隻手遮天，以愚民為戲。其反覆無良，詐欺弄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久矣。」

民國政要張一麟評價袁世凱：「其虛懷下士，有不可及者……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財，非當世貴人所能望其項背。使遇承平之世，豈非卓卓賢長官哉。」

美國外交官馬慕瑞稱：「相較於同時代的國民黨，袁世凱是一位敏銳，引人注目的外交官。」

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稱：「四億中國人無出袁世凱之右者。」

北洋總統府大禮官黃開文稱：「袁項城大總統志趣不凡，才猷卓越。……項城注重練兵，北洋新軍規模宏大。光緒戊申年間，已編有陸軍六鎮，軍容如火如荼，甲於各省。……項城閱覽文牘，批答神速。禮官處派人齎呈公文，往往人尚未歸，而公文已經批回。案無留牘，可想而知。洪憲一事，原非出於項城本意，卒以左右文武極力慫恿，成為事實。先是項城注意外國報紙，恆恐發言詆訾。逢迎之輩乃偽印日本《順天時報》，每日進呈，證明贊成，以堅項城之意。嗣有蔡松坡通電反對洪憲，王聘卿乃以真正《順天時報》進呈。項城始悟每日所閱《順天時報》皆為贗鼎，追悔異常。蓋宵小但知希榮固寵，以致項城身敗名裂，洵為千載之遺恨」。然據袁世凱第三女袁靜雪在《我的父親袁世凱》中的回憶，真的《順天時報》應為袁靜雪上呈給袁世凱，黃開文的回憶似有誤。

上海美國法院法官雷賓斯·威爾弗雷在得知袁世凱準備稱帝後評價稱：「我本人認識袁世凱，對他的從政生涯有過深入研究，他是一個正直、而又毫無疑問具有愛國情懷的人。除此之外，我認為他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我認為他的能力和他的愛國抱負成正比。既然他選擇走這一步，必然是徵求了身邊顧問和智囊意見後做出的決定。……要應對日本企圖接管中國的野心，在保有主權問題上，恢復帝制可能是最好的解決方法。……造就共和政府絕非一日之功。美國政府的共和模式在中國不是朝夕間就可實現的。袁世凱想要建立君主立憲制國家，目的是想最大限度地獲取可以集聚的力量。……袁世凱和加富爾一樣，是一個實用主義政治家，他更樂於面對當下的現實，應用現有的政策去滿足現實的國情， 而不是聚集全部的力量投入到不切實際的理想中去。如果這種政體的改變能夠成功的話，中國就有能力加入協約國，和其他成員國一起，在現有的戰爭環境下，增大抵抗日本侵略、獲取成功的可能性」。

後世評價

1916年袁世凱死後，黃興致函中華革命黨本部負責人謝持，將袁世凱稱作「極惡之人」，並且認為「大憝雖去，餘孽猶存，吾人不於此時並智竭力，為根本上之掃除，遺患將無已時。」

袁世凱晚年復辟帝制，摧殘報界，後因帝制失敗而亡，國內輿論多有鞭撻。「一般人民心裡以為袁氏一死，滿天黑雲消散，南北可無戰事，從此永享和平幸福，皆喜形於色。」香港華人聽說袁世凱已死，「歡欣異常，多燃放爆竹」，且有人直言：「吾等得見袁世凱身亡之日即我等再生之期，是以燃爆竹以示歡耳。」，《大陸報》則指出:「國民或且以袁氏死於今日，其有益於國家較生前所為者猶大焉」。北京總商會成員擬通電發起全國追悼會，遭到否決。商人普遍認為「袁世凱任職四年，除橫徵暴斂外，別無恩澤及民」。另有輿論指出，袁世凱「因稱帝改元之故」，早已「失其總統資格」，取消帝制後又「不肯決然退位以彌戰禍而救生靈」，反對為袁舉行國葬，力主國葬「決不當有帝制遺臭夾雜其間」，「致留共和之污點」。更有論者諷刺道，制定袁氏葬禮諸人皆「卑鄙無恥之徒」，所作「禁止民間不得作樂、不得飲酒二十七日」等規定仿效前清「國喪舊例」，既然「照上古舊例，人主親愛之臣有殉葬者」，主張國葬的人「自可追隨項城於地下也」。

《民國日報》連續刊文表態：「第一次革命以妥協終，而滿清末造惡政治之流毒仍存在於國內。其繼也，愛國的人物排斥漸盡，國家之名譽威信蕩然，社會風紀、國民道德掃地，此袁世凱就任總統以來之罪惡也。」二次革命以後，「袁之地位益固，殘賊暴曆日益加甚，曾幾何時，而皇帝之運動起矣。」批判袁世凱目無法律，慣用人治，不脫帝王思想：「袁氏之咎即不守法之咎」，「誤認人治可以立國，而務違反法律，以自用其聰明，以致有今日之禍也。」認為袁世凱行政命令皆「以皇帝口吻發出」，「以命令代法律，為袁氏四年來之大罪。乃至彌留之際，而猶以偽令加諸代行職權之人，是真不知法律為何物，而惟以古代帝王之遺詔為軌範也。」指袁世凱為人剛愎自用，「違公意以自恣，拒民口而不顧，勸之而不受，戒之不悔，逐之不去。」聲稱袁世凱死有餘辜：「袁氏不死於民軍犂庭掃穴之日，先以一死逃顯戮，是則國人之遺憾也。」並刊載漢口革命黨人意見：「以袁逆罪惡，宜上斷頭台，方足以謝國人。今乃病死，太覺便宜。」對於北洋政府將袁世凱以龍袍入殮、全國停課、下半旗致哀等追悼活動，驚呼：「何物敗類，敢為倡言追悼！」「國人追念帝禍，當猶未能忘情。然吾料共和底定以後，若輩必又飾詞自辯，謂非出其本懷，甚且痛詆袁氏，以附俗彼，固非愛袁逆，愛袁逆之為帝耳。袁死而猶效愚忠，則轉失其翻覆無恥之本相矣。」指出：「袁世凱死矣，擁袁者尚存也；袁世凱死矣，所破壞之國民道德未恢復也，袁所擾亂之社會秩序未恢復也，袁所破壞之一切法律未恢復也；袁世凱死矣，黨袁以破壞民國之罪人未除也。」「若死一袁氏，而無數袁氏乘機竊政，與我改良政治之意志相反，是袁氏雖死，與未死等耳。」因此，「袁世凱雖死，不過於民軍掃除積穢上減少一有力之抵抗，民軍討伐之責，今尚未畢，仍當猛烈進行。」

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在《民國初年憲政失敗的原因是社會全面腐敗》中指出：袁世凱追求的是大權獨攬。居然成立「軍政執法處」。這個機構聽命於大總統，可以隨意抓人、殺人。典型是張振武案。1912年8月根據黎元洪的密電，沒有經過司法機關，袁世凱吩咐軍政執法處把武昌起義領導人之一張振武和方維捕殺了。明代「東廠」在這裡復活。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張宇韶認為，中共為弱化國民黨歷史角色、修正國民黨史觀，有意美化袁世凱，因為「這個角色投射當下習近平的形象，威權強壓共和，強人取代哲人，中國夢的民族主義更勝天下為公的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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