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烏蘭夫

批判烏蘭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革」時期的一場政治批判運動，主要是針對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內蒙古自治區黨政主要領導人烏蘭夫進行的。

背景[編輯]

1964年，林彪提出「突出政治」，這種理論影響到全國。文革開始以前的四清運動，實際上就是在農村開始了以矛頭對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參1]。而主政內蒙古的烏蘭夫則召全區各級幹部和群眾抓好生產和抗旱抗災工作，重視水利工程建設，當地的內蒙古人民說：「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烏蘭夫是我們蒙古族的領頭人^[參2] ^[參3]。」文革開始後被李雪峰等人批判為「不抓階級鬥爭」，成了烏蘭夫的重要「罪行」之一^[參1]。

還有在「四清運動」時期，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曾在內蒙古自治區範圍印發了有名的《對內蒙古人民宣言》。這是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以毛澤東名義於1935年12月20日發出的宣言，簡稱《三五宣言》。《三五宣言》曾主張內蒙古實行民族自決。「文革」期間，中國國內和國際環境都已經發生了變化，《三五宣言》中的某些提法已不再適應新的、變化了的現實狀況^[參4] 。

過程[編輯]

1966年從6月7日開始到7月20日，整整用了43天，華北局組織內蒙古代表揭發批判烏蘭夫。將烏蘭夫的某些工作中的錯誤批判成「民族分裂」、「反黨叛國」的程度。^[參5] 除了小組會議外，中間先後又開了8次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會議，6次有各盟、市委書記參加的中型會議，16次全體會議^[參1]。同時，在內蒙古自治區直屬機關和高等院校大力號召，暗示、引導揭發批判烏蘭夫等人。會內會外，北京和內蒙遙相呼應，很快把「文化大革命」的矛頭引向烏蘭夫，內蒙古黨委副書記奎璧、自治區副主席吉雅泰以及孔飛、畢力格巴圖爾等一大批蒙古族幹部也被株連進去。這次會議的結論是「烏蘭夫的錯誤是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破壞祖國統一，搞獨立國的民族分裂主義、修正主義的錯誤，實質是內蒙古黨組織中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以莫須有的罪名給烏蘭夫羅列了五大罪狀^[參5]^[參6]。

按照中共搞批判的慣例，這樣密集的火力對準一個人，烏蘭夫無法招架。烏蘭夫一次次做檢查，把自己的錯誤一次比一次說得嚴重。1966年7月13日，烏蘭夫做了第四次檢查。就這樣，烏蘭夫挨批被整的日子開始了，直到下野，被撤銷黨政軍領導職務，長期被「監護」^[參4]。

到了1967年《內蒙古日報》公開發表社論《打倒烏蘭夫！》，從此，開始公開批判烏蘭夫^[參7] 。到了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把當地群眾組織分為「造反派」和「保守派」，而中共中央支持「造反派」，壓制「保守派」，把王鐸、王逸倫等內蒙古黨委和內蒙古軍區的又一批領導人誣陷為保守派的後台、烏蘭夫的代理人，又製造了一起所謂「內蒙古二月逆流」錯案，批判「二月逆流」、批判烏蘭夫的鬥爭無休止地進行^[參6]。

1968年1月，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提出「打一場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的人民戰爭」，這就是所謂「挖肅」運動。2月，滕海清根據江青、康生的要求，在內蒙古舉行所謂的「挖肅」誓師大會。4月23日，《內蒙古日報》發表《發動全面總攻，奪取決戰決勝》社論，把「挖肅」運動推向高潮。一批又一批各級幹部被掛在所謂「又粗又長的黑線」上，王再天、哈豐阿、朋斯克、特木爾巴根等一批老幹部，被打入「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之中。製造了內蒙古第一起冤案。原內蒙古自治區一級黨政軍高級幹部除高錦明、權星垣、吳濤等少數人之外，絕大多數未能倖免^[參6]。

結果[編輯]

1972年，一直被「監護」的烏蘭夫才重新出來工作^[參1]。

1973年在中共十大召開之前，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了烏蘭夫參加十大，並且選為第十屆中央委員曾經據理力爭，終於恢復了烏蘭夫的個人自由，而且讓他回到了北京。事後烏蘭夫才知道是周恩來救的他，周恩來批判和糾正了那些說烏蘭夫「反黨叛國」、「搞分裂」的不實之詞^[參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