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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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導向自经济基础
描述馬克思主義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圖表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中,人類社會由兩部分構成,其一稱為經濟基礎(英語:base、德語:basis),其二稱為上層建築(英語:superstructure、德語:Überbau)。經濟基礎被認為指代社會的生產方式,或被認為僅指代生產關係[a]。上層建築指的是社會中與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其他關係和思想,包括文化制度、政治權力結構英語power structure社會角色儀式宗教媒體國家。經濟基礎並非單向的決定了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能夠影響經濟基礎,但經濟基礎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5]

模型及限定條件[編輯]

馬克思的理論發展自亞歷西斯·托克維爾的觀察,他將托克維爾觀察中的市民社會稱為經濟基礎,而政治社會稱為上層建築[6]。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闡釋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基礎概念中的要點: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併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4]

然而,馬克思的「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公理有其限定條件:

  1. 這句話中的「經濟基礎」指的是所有「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而不單指某一個具體的經濟要素,比如說工人階級。
  2. 從歷史上看,上層建築在社會不同活動中的變化和發展是不平衡的;例如,藝術、政治、經濟的發展速度可能並不相同。
  3.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關係是相互的;恩格斯解釋說,上層建築只在「歸根到底」的情況下才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5]

應用及修正[編輯]

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模型亦可以在馬克思主義學者利用的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理論中找到。在這些學科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乃至二者指代的東西都可能與馬克思最初的敘述不同。

馬克斯·韋伯[編輯]

早期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更傾向於結構主義,而非基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模型,他認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在邏輯學上是平等的存在,經濟理性和規範性思想分別管制著社會。在總結他的東埃爾比亞研究的結果時,他指出,與「我們已經習慣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模型相反,兩者之間存在著相互之間對等的關係[7]

安東尼奧·葛蘭西[編輯]

義大利哲學家安東尼奧·葛蘭西又進一步將馬克思的上層結構分為了兩部分,其一被他稱作政治社會,其二被他稱為公民社會。政治社會包括社會的各類組織團體(如警察、軍隊),而公民社會指的是有助於文化霸權創造共識的要素(如媒體和教育系統)。這兩個組成部分仍受到經濟基礎價值觀的影響,並致力於在社會中建立並執行這些價值觀相關的事物[8]

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與性經濟學[編輯]

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者英語Freudo-Marxism威廉·賴希的理論被稱為「性經濟學英語sex economy」,主要嘗試解釋1929年至1933年全球經濟危機期間發生的,被認為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分歧的一系列事件[9]。賴希將社會意識形態重新歸入經濟基礎中:就像經濟基礎中的經濟體系會延續自身一樣,在這套新的體系中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學也會通過物質延續自身。賴希藉此關注父權制家庭體制中性壓抑的作用,以進一步理解一個社會中如何出現大規模支持法西斯主義的思潮[10]

參見[編輯]

注釋[編輯]

  1. ^ 關於經濟基礎究竟僅指代生產關係[1][2]抑或是指代生產力生產關係[3],各方說法不一。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給出的定義為僅包含生產關係[4]

參考文獻[編輯]

  1. ^ 湘之波. 经济基础的概念中不应当包括生产力. 教學與研究. 1964-02-20, (1): 9 [2022-10-13]. ISSN 0257-28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0-13) (中文). 
  2. ^ 扎爾塔, 愛德華·N (編). Analytical Marxism. 《史丹佛哲学百科全书》. 
  3. ^ 馬英華. 论经济基础应该包括生产力. 現代哲學. 1989, (4): 30–32+51 [2022-10-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0-13). 
  4. ^ 4.0 4.1 馬克思, 卡爾.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 柏林. 1859 [2022-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8-23). 
  5. ^ 5.0 5.1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致约瑟夫·布洛赫. 中共中央編譯局 (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三十七 1. [2022-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31).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 
  6. ^ Zaleski, Pawel. Tocqueville on Civilian Society. A Romantic Vision of the Dichotomic Structure of Social Reality.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Felix Meiner Verlag). 2008, 50. 
  7. ^ Scaff, Lawrence A. Weber before Weberian Soci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4-06, 35 (2): 190–215. 
  8. ^ Morera, Esteve. Gramsci and Democrac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0-03, 23 (1): 28, 29. 
  9. ^ Reich, Wilhelm.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New York: Albion, 1970. 22–23. Print.
  10. ^ Reich, Wilhelm.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New York: Albion. 1970: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