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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姆·杭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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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姆·杭士基
Noam Chomsky
Noam Chomsky portrait 2015.jpg
2015年的杭士基
出生艾弗拉姆·諾姆·杭士基
Avram Noam Chomsky

(1928-12-07) 1928年12月7日92歲)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
母校賓夕法尼亞大學(1949屆文學士;1951屆文學碩士;1955屆哲學博士
配偶
獎項
網站chomsky.info
科學生涯
研究領域語言學分析哲學認知科學、政治評論
機構
論文轉換分析(1955年)
受影響自約翰·奧斯丁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巴枯寧安東尼·潘涅庫克勒內·笛卡爾約翰·杜威納爾遜·古德曼希伯來文學威廉·馮·洪堡大衛·休謨羅曼·雅各布森伊曼努爾·康德馬丁·路德·金卡爾·科爾施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卡爾·李卜克內西約翰·洛克羅莎·盧森堡德懷特·麥克唐納卡爾·馬克思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喬治·A·米勒喬治·歐威爾威拉德·馮·奧曼·蒯因波你尼讓·皮亞傑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希拉蕊·懷特哈爾·普特南大衛·李嘉圖魯道夫·拉克英語Rudolf Rocker伯特蘭·羅素俄國文學弗迪南·德·索緒爾亞當·斯密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艾倫·圖靈
簽名
Noam Chomsky signature.svg

艾弗拉姆·諾姆·杭士基(英語: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12月7日),或譯作「荷姆斯基」,美國語言學家哲學家認識科學家史學家社會批判家英語Social criticism政治活動家,有時被譽為現代語言學之父[1]。杭士基是分析哲學的主要人物和認知科學領域的創始人之一。他還是亞利桑那大學語言學的榮譽教授,和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的榮譽退休教授,並且是關於語言學,戰爭,政治和大眾傳媒等主題的150多本書的作者。在意識形態上,他與無政府工團主義自由意志社會主義保持一致。

杭士基出生於費城的一個猶太移民家庭,早年在紐約市的另類書店對無政府主義產生了興趣。他就讀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在後來哈佛大學學者學會英語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的研究生工作期間提出了轉換-生成文法理論,並由此於1955年獲得博士學位。同年,他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並於1957年以其里程碑式的作品《句法結構英語Syntactic Structures》成為語言學界的重要人物,該作品在重塑語言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58年至1959年間杭士基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員。他創立或與他人合作創立了普遍文法理論、生成文法理論、杭士基譜系最簡方案。杭士基在語言行為主義的衰落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曾著力批評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的工作。

1967年,杭士基因其反戰文章《知識分子的責任英語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而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他在文中直言不諱地反對英語Opposition to 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美國參與越南戰爭英語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Vietnam War,並批評稱這是帝國主義的行徑。此後他與新左翼建立了聯繫,因為他激進的反戰活動而多次被捕並被列入理察·尼克森總統的敵人名單英語Master list of Nixon's political opponents中。再之後的幾十年裡,他在繼續進行自己的語言學工作的同時,也捲入了語言學的戰爭中。他與經濟學家愛德華·塞繆爾·赫爾曼英語Edward S. Herman合作,出版了研究媒體批評宣傳模式的《製造共識》一書,並致力於揭露印度尼西亞占領東帝汶時期的行徑。他為無條件言論自由及對納粹大屠殺否認論的辯護在20世紀80年代佛里松事件英語Faurisson affair中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自麻省理工學院的教學工作退休後,他繼續從事聲勢浩大的政治活動,如反對入侵伊拉克,支持占領運動。自2017年起杭士基開始繼續在亞利桑那大學進行教學活動。

作為在世的、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學者之一[2],杭士基影響了一系列學術領域。他被廣泛認為幫助引發了人文科學認知革命,為研究語言和心靈的新認知主義框架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除了學術方面的貢獻外,他今日仍是美國外交政策新自由主義、當代國家資本主義以巴衝突和主流新聞媒體的主要評論英語Criticism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者。杭士基和他的思想在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生平[編輯]

童年:1928–1945年[編輯]

艾弗拉姆·諾姆·杭士基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東橡樹巷英語East Oak Lane, Philadelphia[3]。他的父親是澤夫·威廉·杭士基英語Ze'ev "William" Chomsky,母親是艾爾西·杭士基·西蒙諾夫斯基英語Elsie Chomsky Simonofsky,二人均是猶太裔[4]。威廉於1913年因逃避兵役而離開俄羅斯帝國,在上大學前曾在巴爾的摩的血汗工廠和希伯來語小學工作[5]。到了費城後,威廉成為了以色列希望公理會英語Congregation Mikveh Israel宗教學校的校長,同時加入了格拉茨學院英語Gratz College。他非常重視教育,希望通過教育使每個人都能「生活融洽、思想自由獨立,他們必須關注和熱心參與世界的改善和提高,使生活對所有人來說都更有意義、更有價值[6]」,他的這些理念隨後被年幼的諾姆所繼承[7]。艾爾西則是一位出生於白俄羅斯的美國教師和活動家。二人在一同工作的以色列希望公理會相識[4]

諾姆是威廉的第一個孩子,他的弟弟大衛·伊萊·杭士基生於1934年,比他小五歲[8][9]。兄弟倆的關係很好,不過大衛的性格比較隨和,而諾姆的性格有時比較好勝[10]。兄弟二人從小就是猶太人:他們學習希伯來語,並經常參與討論錫安主義的政治理論;他們一家受阿哈德·哈姆英語Ahad Ha'am左派錫安主義著作的影響頗深[9]。諾姆自幼就長期與費城愛爾蘭裔和德國裔社區的反猶太主義共處[11]

諾姆曾於獨立的杜威派英語My Pedagogic Creed橡樹巷鄉村學校英語Oak Lane Country Day School[12]和費城的中央高中英語Central High School (Philadelphia)就讀,他學習成績優異,課餘參加各種俱樂部和社團,但他對學校的等級制度和制度化的教學方法感到不安[13]。他還曾在他父親教書的格拉茨學院的希伯來高中就讀[14]

諾姆認為他的父母是中間偏左的「正常的羅斯福民主黨英語Roosevelt Democrats人」,但參加國際女裝工會英語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的親戚讓他接觸到了社會主義極左政治[15]。杭士基在看望他的叔叔時,經常順道去左翼和無政府主義書店大量閱讀政治文獻[16]。杭士基的第一篇文章寫於十歲那年,文章是論在西班牙內戰巴塞隆納英語Catalonia Offensive陷落之後,法西斯主義蔓延的威脅[17]。從十二歲或十三歲開始,杭士基開始以無政府主義者自居[14]。發現無政府主義後來被杭士基形容為「一次幸運的邂逅」[18],他對史達林主義和其他形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持批判態度即源於此[19]

大學:1945–1955年[編輯]

卡羅爾·沙茨,1949年二人成婚

1945年,16歲的杭士基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在這裡,他進一步了解了哲學、邏輯和語言學,並對阿拉伯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0]。他通過在自己家裡教別人希伯來語補貼他讀本科的花費[21]。他對自己在大學的經歷感到沮喪,曾考慮退學並搬到巴勒斯坦託管地的一個基布茲內生活[22]。1947年,杭士基在他的政治圈子內與俄羅斯出生的語言學家澤里格·哈里斯英語Zellig Harris相識,二人的交談重新喚醒了他的求知慾。哈里斯向杭士基介紹了理論語言學領域,並說服了他主修該學科[23]。杭士基在他的學士學位論文《現代希伯來語的形態分析》便開始將哈里斯的語言學方法應用於希伯來語上[24]。杭士基在1951年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碩士學位時對這篇論文進行了一些訂正和調整;隨後這篇論文被出版成書[25]。大學期間,他還在納爾遜·古德曼的教導下對哲學產生了興趣[26]

1951年至1955年間,杭士基是哈佛大學學者學會英語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的成員,他後來的博士論文植根於他在這裡的一些研究[27]。在古德曼的鼓勵下[28],杭士基被哈佛大學所吸引,當然也有部分原因是哲學家威拉德·范奧曼·蒯因也在此。奎因和牛津大學的訪問哲學家約翰·朗肖·奧斯丁都對杭士基產生了很大影響[29]。1952年,杭士基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學術文章《句法分析系統》,這篇文章並未發表在語言學期刊上,而是發表在了《數理邏輯學期刊英語The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上[28]。1954年,他在芝加哥大學耶魯大學的講座上對當時語言學中的行為主義思潮進行了批評[30]。他中間有四年沒有向賓夕法尼亞大學報導,但1955年他向該校提交了一篇論文,闡述了他關於轉換文法的想法,因此被授予哲學博士學位;這篇論文在1975年作為《語言理論的邏輯結構英語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的一部分出版之前在專家中被不斷地私下傳閱[31]。哈佛大學教授喬治·米勒對杭士基的論文印象深刻,並與他合作撰寫了幾篇計算語言學方面的技術論文[32]。杭士基的博士學位使他免於服他應於1955年開始的義務兵役[33]

1947年,杭士基開始了與卡羅爾·沙茨英語Carol Chomsky的戀愛,二人自幼時就認識。隨後二人於1949年結婚[34]。杭士基成為哈佛大學的研究員後,二人搬到了波士頓的奧斯頓英語Allston地區,1965年二人又搬到了列剋星敦郊區[35]。1953年,夫婦二人拿著哈佛大學的旅行補助金去了歐洲,二人從英國出發,歷經法國、瑞士、義大利[36]和以色列,在以色列,他們住在青年衛士播種者英語HaZore'a基布茲。儘管一路上玩的很開心,但杭士基對這個國家的猶太民族主義、反阿拉伯種族主義以及在集體農場的左派社區內的親史達林主義感到震驚[37]

杭士基常去紐約市觀光,順道光顧意第緒語無政府主義期刊《勞動者自由之聲英語Fraye Arbeter Shtime》的辦公室。他受魯道夫·洛克爾英語Rudolf Rocker的思想影響很深,這位撰稿人的作品讓杭士基了解到無政府主義古典自由主義之間的聯繫[38]。杭士基還閱讀了其他政治思想家的作品:無政府主義者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巴枯寧迭戈·阿瓦德·德·桑蒂連英語Diego Abad de Santillán的作品,民主社會主義者喬治·歐威爾伯特蘭·羅素德懷特·麥克唐納的作品,馬克思主義者卡爾·李卜克內西卡爾·科爾施羅莎·盧森堡的作品[39]。這些著作使他相信無政府工團主義社會的可能性,他對奧威爾在《向加泰隆尼亞致敬》中記載的西班牙內戰期間建立的無政府工團公社十分感興趣[40]。他在閱讀了左派期刊《政治英語Politics (1940s magazine)》後對無政府主義產生了進一步的興趣[41],還閱讀了委員會共產主義期刊《生活的馬克思主義英語International Council Correspondence》,儘管他不認同其編輯保羅·馬蒂克英語Paul Mattick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觀念[42]。他還對反史達林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團體美國列寧主義聯盟英語Leninist League of the United States的馬列主義思想感興趣,對其將二戰描述為西方資本家和蘇聯煽動的「假戰爭」印象深刻[43]。杭士基「從未真正相信這些論述,但……發現它們很有趣,足以讓人弄清楚他們在談論什麼」[44]

早期的職業生涯:1955–1966年[編輯]

杭士基在麻省理工學院結識了兩位語言學家,莫里斯·哈勒英語Morris Halle羅曼·雅各布森,雅各布森在1955年為他爭取到一個助理教授的職位。這段時間裡,杭士基一半時間用在了機器翻譯項目上,另一半時間用於教授語言學和哲學課程[45]。他形容麻省理工學院是「一個相當自由和開放的地方,對實驗開放,沒有嚴格的要求。這對我這種特立獨行的人來說簡直是完美的地方」[46]。1957年,麻省理工學院擢升他為副教授,1957年至1958年,他又被哥倫比亞大學聘為客座教授[47]。同年,杭士基與沙茨有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他們給他取名為阿維瓦英語Aviva Chomsky[48]。他還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關於語言學的書《句法結構英語Syntactic Structures》,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一種與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結構主義學派截然不同的理論[49]。對杭士基的觀點的反應從冷漠到敵視不等,他的工作造成了語言學內的重大分歧[50]。語言學家約翰·萊昂斯英語John Lyons (linguist)後來斷言稱:「《句法結構》徹底改變了對語言的科學研究」[51]。1958年至1959年間,杭士基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擔任國家科學基金會研究員[52]

麻省理工學院的大穹頂,杭士基於1955年開始在此工作

1959年,杭士基在學術期刊《語言英語Language (journal)》上發表了對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1957年出版的《言語行為英語Verbal Behavior》一書的評論,他反對斯金納將語言視為學習行為的觀點[53][54]。杭士基在這篇評論中認為,斯金納忽視了人類創造力在語言學中的作用,這篇書評幫助杭士基確立了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地位[55]。在哈勒的幫助下,杭士基繼續了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研究生期間的語言學項目。1961年,他被授予終身職位,成為現代語言學系的全職教授[56]。杭士基接著被任命為1962年在麻薩諸塞州劍橋舉行的第九屆國際語言學家大會英語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的大會發言人,這使他成為美國語言學的事實上的發言人[57]。1963年至1965年期間,他為一個由軍方贊助的,「將自然語言確立為指揮和控制的操作語言」的項目提供諮詢;該項目合作者、杭士基當時的學生芭芭拉·帕蒂英語Barbara Partee說,這項研究對軍方來說是一項有正當理由的研究,因為「如果發生核戰爭,將軍們會在地下用一些計算機來管理事情,而教計算機理解英語可能比教將軍們編程更容易」[58]

杭士基在這十年間繼續發展他的語言學思想:1965年發表了《句法理論面面觀英語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1966年發表了《生成語法理論的話題》和《笛卡爾語言學:唯理主義思想史之一章英語Cartesian Linguistic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tionalist Thought[59]。他與哈勒一起,為哈珀–羅出版社英語Harper and Row編輯了《語言研究英語Studies in Language》系列書籍[60]。隨著著作的接連出版,他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可,並得以於1966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演講[61]。他後來又將他的這次演講編錄入1968年出版的《語言與心智英語Language and Mind》一書[62]。儘管杭士基的地位不斷提高,但他與一些早期的同事和他帶的博士生——包括保羅·波斯特英語Paul Postal約翰·羅伯特·羅斯英語John "Haj" Ross喬治·萊考夫詹姆斯·大衛·麥考利英語James D. McCawley——之間的知識分歧引發了一系列今日被稱為「語言學之爭」的學術爭論,儘管這些爭論實際上主要圍繞哲學問題而不是語言學展開[63]

反戰活動家和異議人士:1967–1975年[編輯]

杭士基, 拍攝於1977年。

杭士基參加了對美國在1962年參與越戰的抗議活動英語Opposition to 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並在教堂和家庭中的小型聚會上就這一主題發表了講話[64]。1967年,他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包括〈知識分子的責任英語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在內的數篇反戰文章[65],使他成為了一名公開的持不同政見者[66]。〈知識分子的責任〉與其他政治文章隨後被收入杭士基1969年出版的第一本政治類書籍《美國強權和新官僚英語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67]。他後來繼續出版了一系列探討政治的書籍,包括1970年出版的《與亞洲交戰》、1973年的《密室男孩》、1973年的《國家因素》、1974年的《中東和平?》[68][69]。他對美國外交政策及美國權力合法性的批判影響深遠,並因而成為富有爭議的人物。他有左派的忠誠追隨者,但也受到右派自由派越來越多的批評,尤其是針對他對911事件的反應。

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給杭士基帶來了人身威脅。他的名字被列在泰德·卡辛斯基(「郵箱炸彈殺手」)的預定名單上。在卡辛斯基被捕以前,杭士基讓人檢查收到的郵件以防炸彈。他自稱也經常被警察保護,特別是在麻省理工校園的時候,雖然他原則上不同意這種保護[70]

儘管對美國百般批評,杭士基還是生活在美國,他的解釋是: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71]。後來他又闡發為:「國與國之間的綜合比較沒有什麼意義,我也不會這麼比較。不過美國有些成就,特別是在言論自由方面幾個世紀來爭得的領先地位,是值得敬仰的。」[72]

貢獻[編輯]

語言學[編輯]

The Chomsky hierarchy
杭士基譜系描述的集合包含。

《句法結構》是杭士基介紹轉換生成語法的《語言學理論的邏輯結構》一書的精華版。這一理論認為說話的方式(詞序)遵循一定的句法,這種句法是以形式的語法為特徵的,具體而言就是一種不受語境影響並帶有轉換生成規則的語法。兒童被假定為天生具有適用於所有人類語言的基本語法結構的知識。這種與生俱來的知識通常被稱作普遍語法

杭士基的一些語言學學說一直飽受爭議。例如他聲稱「只要掌握一種語言的語法,便已經俱備該語言的語言學競爭力」,暗示學習語言並不需要學習該語言的背景文化。此論點被包括西門菲沙大學語言學教授沙潘斯基 (Nathalie Schapansky)在內的一些社會語言學家公開反對及批評。此外,關於普遍語法以及X-Bar語法的論述也一直爭議不斷:出於普遍語法的假設,應用X-Bar語法時不得不假設很多空白詞類(empty categories)。例如:法語和英語在很多情況下都需要用補語指示詞(Complimentiser)引出從句,而粵語卻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補語指示詞,但是將X-Bar理論應用於粵語時,使用者不得不假設粵語有「空白補語指示詞」(unpronounced/empty complimentisers)。

心理學[編輯]

杭士基的語言學著作,對於心理學在20世紀的發展方向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的普遍語法理論被很多人認為是對既定的行為主義理論的直接挑戰。這一理論對於理解兒童如何習得語言以及什麼是真正理解語言的能力都有深遠的意義。杭士基理論的很多基本原則現在已經在某些圈子裡被普遍接受。1959年杭士基出版了對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的《口語行為》一書的長篇評論。斯金納在他的書里試圖用行為學理論解釋語言問題,他將「口語行為」定義為一種從他人那裡學習得來的行為,這就超出了語言學家通常關注的範圍而對交往行為提出了普遍解釋。

斯金納的研究方式與傳統語言學一個很大的不同,就在於它關注語言使用的情境,比如他認為跟人要水,與把一樣東西稱為水,與回應他人要水的請求在功能上是不同的。這種因功能而異的回應方式需要單獨進行解釋,這就與傳統的語言觀以及杭士基的心理語言學觀念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關注的是詞語的精神表象,並假定某個詞一旦被學會就會以各種功能出現。杭士基1959年對斯金納的批判雖然也涉及不同口頭行為的功能,但主要集中在對斯金納理論的基本出發點,也就是行為心理學的批判。杭士基論文的主要觀點是,將動物研究中的行為原則應用到實驗室之外的人類身上是毫無意義的, 要想理解人類的複雜行為,我們必須假定負有終極責任的大腦中有一些無法被觀測到的實體。這兩點都與斯金納的激進行為主義針鋒相對。應該注意到,杭士基1959年的這篇論文也曾受到嚴厲的批判,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肯尼斯·麥克考科戴爾1970年發表在《行為的實驗性分析期刊》(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volume 13, pages 83-99)上的《論杭士基對斯金納〈口語行為〉的評論》。這篇論文和其它類似的評論都指出一些為外行忽略的事實:比如杭士基不管是對行為心理學還是對斯金納的激進行為主義都並不真正了解,而且犯了很多令人難堪的錯誤。正因為如此,杭士基的論文並未完成它所宣稱的任務。那些深受這篇論文影響的人,要麼是從來就與他觀點一致,要麼從來沒讀過這篇文章。

通常認為杭士基對斯金納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設的批評開創了美國心理學從1950年代到70年代的「認知革命」,也就是從以行為研究為主轉變為認知研究為主。杭士基在他1966年的《笛卡爾主義語言學》和後來的著作中對人類語言能力作出的解釋後來成為心理學某些領域的研究範本。現在很多關於頭腦如何運作的觀念都是從杭士基富有說服力的思想中發展而來的。有三個基本思想。首先,頭腦是「認知的」,或者說頭腦中包含精神狀況、看法、疑惑等等。先前的觀念甚至不承認這一點,認為只存在「如果你問我想不想要X,我會回答是的」這樣的邏輯關係。而杭士基則相信通常的看法一定是正確的,即頭腦中包含看法甚至無意識的精神狀態。其次,杭士基認為成年人的大部分智力活動都是「先天的」。儘管兒童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會說某種語言,所有兒童都天生具有很強的「語言學習」能力,這種能力使他們得以在最初幾年中很快吸收幾種語言。後來的心理學家將這一論斷廣泛應用於語言問題之外。最後,杭士基將「模塊化」作為頭腦認知結構的關鍵特徵。他認為頭腦是由一系列相互作用各司其職的亞系統組成的,彼此間進行有限的交流。

進化心理學[編輯]

杭士基在開始認為語言不是適應器,而是人腦急速增長的副產物[73],即只要把幾十億個神經元放在一起封裝在頭骨這個狹小空間內,語言就會自然出現,而竝非特意設計出來解決適應性問題的;不過近年來杭士基的觀點開始變得模稜兩可,開始認為語言也可能源自遠古人類面臨的獨特的選擇壓力,可能是進化而來的適應器[74]

其它領域[編輯]

杭士基的模式也被當做其他一些領域的理論基礎。計算機科學的基礎課程中會涉及杭士基體系,因為它傳達了對多種正規語言的洞見。這一體系也可以從數學的角度來討論,並引起了數學家,尤其是組合數學家的興趣。很多演化心理學的論點也是由杭士基的研究結果中引發的。

1984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喬治斯·克勒色薩·米爾斯坦,和尼爾斯·吉爾內用杭士基的生成模式解釋人類免疫系統,他把「蛋白質結構的各種特徵」類比為「生成語法的各個組成部分」。吉爾內的斯德哥爾摩諾貝爾講座就題名為「免疫系統的生成語法」。杭士基的生成語法理論也影響了音樂理論和分析的工作。

觀點[編輯]

批評反科學文化[編輯]

杭士基對於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科學的批判持有強烈異議。

「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用我所知道的方法,那些被指責為「科學」、「理性」和「邏輯」的方法研究此類問題。因此當我讀那些論文(按:此處應指後現代或後結構的論文)時,我指望他們能幫我超越這種局限,或指出一個全新的方向。我恐怕是失望了。我承認這也許是我的局限性。通常我讀到後結構主義或後現代主義那些多音節術語的時候,只是匆匆掃過。我能理解的多半是老生常談或明顯的謬誤,然而那些只在所有詞語中占一小部分。確實,有很多其它東西我也不懂,比如最新的物理學和數學期刊上的文章。但是不一樣。後一種情況下,我知道如何去理解他們,在我格外感興趣的時候也那樣做過;而且我知道那些領域的人能夠根據我的水平向我解釋,讓我弄懂我感興趣的部分內容。相反,好像沒有人能跟我解釋最新的「後」什麼之類的理論。除了老生常談,胡言亂語和明顯的錯誤外還有些什麼,我也就不知道如何進一步去理解。」

杭士基注意到,對「白人男性科學」的批判類似於反猶主義及「德意志物理學」運動期間,納粹出於詆毀猶太科學家的研究的政治目的對「猶太物理學」的攻擊。

「事實上,「白人男性科學」的整套說法都讓我想起「猶太物理學」。也許這是我的另一個不足之處,但是我讀一篇科學論文的時候無法判斷作者是否白人或者男性。對課堂上、辦公室或其它地方的討論也是如此。我著實懷疑那些與我共事的非男性、非白人學生、朋友和同事會樂於接受這種說法,承認他們的思維和理解方式由於「性別與種族的文化」而與「白人男性科學」有所不同。我估計他們對此的反應不僅僅是「驚訝」。」

政治[編輯]

諾姆·杭士基在2003年的世界社會論壇,一個反霸權全球化的大會,在阿雷格里港舉行。

杭士基於1970年代曾經支持紅色高棉,並否認其大屠殺暴行。[75][76]

杭士基是美國激進派政治人物的最著名代表之一。他自稱無政府主義者,按照他的說法也就是挑戰並試圖消除一切不正當的等級制度。他尤其認同無政府主義中以勞工為核心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與很多無政府主義者不同,杭士基並不完全排斥選舉政治;他對美國大選的立場就是:公民應為當地民主黨投票以防止共和黨上台,而在共和黨沒有希望獲勝的地區則應該支持更加激進的候選人比如綠黨。他自稱為無政府主義傳統的「同路人」,以示與純粹無政府主義者的區別,並以此解釋他為何有時願意國家機器介入。

杭士基認為自己是經典自由派中的保守分子。他還自稱猶太復國主義者,儘管他意識到猶太復國主義在今天已經被很多人認為是反猶太復國主義。總體來說,杭士基對傳統的政治稱謂和分類都不感興趣,他寧可讓他的觀點本身說明問題。他主要的政治活動方式是為雜誌撰文、寫專著及發表演說。他也是政策研究學院的高級學者。

杭士基對美國政府一貫持鮮明的批判立場,而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成為他的很多政論的基點之一。杭士基對此提出兩點理由:首先,他相信,如果他的著作是針對自己國家的政府,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其次,他認為,美國作為世界上現存唯一的超級大國,和以前的所有超級大國一樣霸道

喬姆斯基說,他希望有生之年能見到小布希和歐巴馬等人被逮捕並移送國際刑事法庭,但他知道這不可能實現,因為:美國通過一項法律,授權總統派軍行使武力救回任何被移送國際刑事法庭的美國人。

2013年,土耳其抗議運動支持者,至麻省理工邀請喬姆斯基聲援。喬姆斯基同樣舉起I'm also a çapulcu,聲援土耳其反對派。2018年,杭士基與約翰·羅默等30多名左派學者共同呼籲抵制中國舉辦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杭士基發表聲明稱世界各地的左派學者都應該加入抵制此類大會和活動的行列;而羅默則發表聲明稱,相關行為暴露出中國政治領導層是假馬克思主義者[77]

現代美國哲學家辭典》將杭士基稱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左派批評者中最有影響的人之一。

論恐怖主義[編輯]

針對美國在1981年和2001年宣布的反恐戰爭,杭士基認為,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源頭是美國領導的世界強國。他引用一部美國軍事辭典中對恐怖主義的定義,說那是:「故意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以策動恐懼,試圖強迫或恐嚇政府或社會以追求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目標。」他據此指出,恐怖主義是對某種行為的客觀描述,不論行動者是否為國家機器。就美國入侵阿富汗,他說:「肆意殺害無辜平民是恐怖主義而非反恐戰爭。」論恐怖主義的效力:「首先,恐怖主義確實有效,不會失敗。它是有效的。暴力總是有效,世界歷史一向如此。其次,通常所謂恐怖主義是弱者的武器,這一說法是極大的分析失誤。與其他暴力手段一樣,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它都是強者的武器。恐怖主義被稱作弱者的武器,是因為:強者同時控制著言論,他們的恐怖行徑也就可以不算。這是普遍情況。我幾乎想不出歷史上有任何反例,甚至十惡不赦的劊子手也這麼看。比如說納粹,他們沒有在歐洲占領地實行恐怖主義,他們是保護當地居民免受游擊隊的恐怖襲擊。正如其它抵抗運動一樣,當中存在恐怖主義。納粹是在反恐怖。」[78]

至於對恐怖主義是應當譴責還是支持,杭士基認為,恐怖主義(及暴力和強權)總的來說應受譴責,除非在某些情況下是為了避免更大的恐怖(或暴力及濫用強權)。在1967年一場關於政治暴力的合法性的辯論中,杭士基主張,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的恐怖活動是不正當的,但是從理論上來講,在某些情況下那些活動又是有理由的:

「我不認為由於民族解放陣線的恐怖活動令人髮指,就應該對之一味譴責。雖然這可能聽上去很邪惡,但我們實在應當把代價作個比較。如果我們要站在道德立場上看這個問題—我認為我們應當如此—我們就要問一問:使用和不使用恐怖活動的結果分別是什麼。如果不使用恐怖活動的後果就是讓越南的農民繼續過著菲律賓農民那樣的生活,那我想恐怖活動是有合法性的。但是,正如我先前所說,我不認為成功是通過恐怖活動取得的。」[79]

杭士基認為,那些美國政府進行的被他稱為恐怖主義的活動都禁不住這樣的檢驗。對美國政策的譴責是他的著作的要點之一。

2013年9月,喬姆斯基接受今日俄羅斯訪問,以曼德拉海珊為例說明,美國的「恐怖份子清單」是根據政治需要來決定誰該列入或移出,是不受監督的作法。喬姆斯基說:「歐巴馬寧可錯殺一百的『全球暗殺政策』(global assassination campaign),倒退到8百年前13世紀的人權水平。」[80]

其它事件[編輯]

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議裏爆發了香港中文大學衝突,香港警察攻進了香港的知名學府中文大學諾姆·杭士基參與了香港監察發起的學術界聯署,譴責香港警察的暴力行為[81][需要更好來源],並促請香港政府"捍衛學術自由以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其它參與的學者包括齊澤克朱迪斯·巴特勒揚尼斯·瓦魯法基斯羅拔·彼得·佐治史迪芬·平克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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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