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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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雄甘地通常被認為是一個非暴力運動的創始人，通過他的行動和著作傳播不害的概念，並鼓勵其他非暴力人士。

非暴力（英語：Nonviolence，來自梵語：ahimṣā，即不害，「不希望傷害或殺死」）是指一種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對自己或其他人造成傷害的個人行為。它源自於一種信仰：通過傷害人類、動物和環境來得到某種結果是不必要的，還指一種基於道德、宗教和精神法則的放棄暴力的一般哲學。[1]

介紹[編輯]

對一些人來說，非暴力哲學根源於一個簡單的信仰：上帝是無害意的。耆那教的第二十四位蒂爾丹嘉拉笩駄摩那（公元前599年-公元前527年），是一位不害的火炬聖手，他將這個詞語介紹給整個世界，並畢其一生將其付諸實踐。他教育人們，一個人要想更多地與上帝進行交流，必須是無傷害性的。

非暴力中也有「活躍的」和「積極分子」等因素，這些信徒認同將非暴力作為一種獲得政治和社會變革的手段。因此，例如托爾斯泰和甘地的非暴力就是一種拒絕使用暴力來進行社會變革的哲學理念和策略，但同時非暴力抵抗（也被稱為公民抵抗）也被認為是一種被動接受鎮壓或進行武裝鬥爭的替代方式。總的來說，非暴力哲學的積極擁護者在他們倡導的社會變革活動中採用了多種方法。包括對教育和勸導形式的批評、不合作、公民不服從、非暴力直接行動以及對社會、政治、文化以及經濟形式的干預。

佩特拉·凱利創立了非暴力黨派——德國綠黨

在現代，非暴力方式在社會抗議、社會革命和政治變革中已經成為一種強有力的工具。[2][3][4] 關於非暴力的使用有很多例子。在像公民抵抗、非暴力抵抗和非暴力革命（英語：nonviolent revolution）這些詞條中都可以找到例子。以下有一些在非暴力哲學影響下而發生的運動，主要有：聖雄甘地領導的長達數十年的非暴力運動，反抗英國對印度的統治，馬丁·路德·金和詹姆斯·貝弗爾（英語：James Bevel）在他們領導的為非裔美國人爭取民權的運動中採用了甘地的非暴力方式。[5][6] 凱薩爾·查維茲（英語：César Chávez）在20世紀60年代領導的非暴力運動中抗議加州農場工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7] 1989年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推翻了共產主義政府，[8] 這被認為是1989年發生的最重要的非暴力革命。[9] 最近發生的有萊伊曼·古博薇領導賴比瑞亞女性進行的非暴力運動，使賴比瑞亞在14年的內戰之後終獲和平。[10] 這個故事在2008年的紀錄片《祈禱惡魔回歸地獄（英語：Pray the Devil Back to Hell）》中有所記錄。在一篇名為《廢除戰爭》的文章中，進化生物學家茱迪絲‧韓德（英語：Judith Hand）提倡使用非暴力的直接行動來拆除全球戰爭機器。[11]

「非暴力」這個術語經常與和平聯繫到一起或是被當做和平的代名詞，儘管它經常被等同於不抵抗與和平主義，但非暴力倡導者和活動家並不認同這種說法。[12] 非暴力特指不使用暴力，也指選擇不去傷害或造成最小的傷害，不抵抗是指什麼都不做。非暴力有時是被動的，有時則不是。所以如果一座有老鼠和昆蟲的房子著火了，最無害最恰當的行為就是去滅火，而不是被動地站在那裡讓火繼續燃燒。有時談到非暴力、無害和不抵抗的時候會有疑惑和矛盾。一個困惑的人可能會在一個特定的場合下提倡非暴力卻在其他場合中倡導暴力。舉個例子，一個強烈反對墮胎和吃肉的人可能同時提倡使用暴力殺死替人墮胎者或是攻擊屠宰場，這就導致此人成為一個暴力的人。[13]

形式[編輯]

非暴力行動的倡導者堅信合作和認同是民事和政治權利的基礎：所有的政權，由官僚機構、金融機構和社會武裝組成（如軍隊和警察），這些都建立在公民的順從之上。[15] 從國家層面來講，非暴力行動的策略旨在削弱統治者的權利，通過鼓勵民眾撤回他們的認同與合作來達到目的。非暴力的形式靈感來源於宗教、道德信仰和政治分析。以宗教和道德為基礎的非暴力有時會被稱為原則非暴力、哲學非暴力或道德非暴力；然而基於政治分析的非暴力通常被稱作戰術性的、戰略性的或務實性的非暴力行動。通常這些維度出現在對於特定的運動以及個人的思考中。[16]

務實[編輯]

務實性的（或是戰術性或是戰略性）非暴力行動的基本概念是創建一種動態的社會或是政治運動，以便搭建一個國家級或國際級的對話平台，以此來影響社會變革，而不必非要贏了那些希望維持現狀的人。[17]

尼古拉·沃爾特（英語：Nicolas Walter）指出非暴力可以「在西方政治思想表面下且沒有完全消失時」起作用。[18] 沃爾特指出埃蒂安·德拉博埃蒂的《自願奴役論（英語：Discourse on Voluntary Servitude）》（16世紀）以及雪萊的《專制者的假面遊行（英語：The Masque of Anarchy）》（1819）中含有對不使用暴力抵抗暴政的爭論。[18] 1838年威廉·勞埃德·加里森幫助建立了新英格蘭不抵抗社會（英語：Non-Resistance Society），這是一種致力於通過拒絕一切暴力行為而實現社會種族和性別平等的組織。[18]

在現代工業民主國家，非暴力行動已經被廣泛應用於政治領域那些沒有主流政治權利的方面，包括勞動、和平、環境和女性運動等。鮮為人知的是非暴力行動所起的作用，並且繼續在削弱開發中國家專制政權的力量方面發揮作用，前東歐集團蘇珊·艾夫斯在強調這一點的時候引用了華特·溫克（英語：Walter Wink）的論述：

作為一種社會鬥爭的手段，非暴力行動被描述為「普通民眾的政治」，反映出它的使用在整個社會和歷史進程中是有廣泛群眾基礎的。

最常和非暴力聯繫起來的運動就是由聖雄甘地領導的為爭取印度獨立而發起的不合作運動、馬丁·路德·金領導的為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和其他的如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革命等。

非暴力的首要意義是合法的手段最可能導致合法的結果。甘地說過「這種手段可以比作是種子，它的結果就是一棵大樹」，他解釋道，哲學的核心就是被稱作預兆式政治（英語：prefigurative politics）。馬丁·路德·金是甘地非暴力抵抗理念的學生，也同意這個原則，他總結道，「非暴力要求我們使用的手段要像我們追求的結果一樣純粹。」非暴力的支持者們論證說，當下採取的行動不可避免地改變重塑了社會秩序和形式。他們也會有爭論，例如，使用暴力手段來實現和平社會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合理的。

人們開始從廣泛的視角和傳統中逐漸使用非暴力手段。一個沒有土地的巴西農民可能採用非暴力手段占有一小塊土地，僅僅是出於實用動機，如果他們不這麼做，家人就會挨餓。一個泰國的和尚可能會在一片受到威脅的森林中賦予樹木聖職，藉助於佛陀的教誨來阻止它們的毀滅。一個住在水邊的英國工人可能會在社會主義者和工會政治的傳統體制下舉行罷工。上述的所有人都是在不同的立場下使用了非暴力手段。同樣地，世俗的政治運動都使用了非暴力手段，在純粹的務實性和戰略上作為一種戰術工具或戰略計劃，這有賴於他們的政治影響，而不是任何一個宗教的、道德的或是倫理價值上的主張。

甘地在反對英國統治時使用了非暴力武器

對於對手的尊重和愛也有其實用性的理由，因為把對手與其所作所為分開，便考慮到了他們可能改變其行為或其信仰的可能性。馬丁·路德·金寫到，」非暴力抵抗需要避免的不僅有極端的身體暴力，還要避免內在的精神暴力。非暴力抵抗者不僅要拒絕向其對手開槍，還要拒絕去憎恨他們。[19]

最終，諦的理念或者說是真理，成為了甘地非暴力概念的核心。甘地認為真理是多層面的，無法被任何個人完全領會。他認為所有人都懂得部分真理，而所有人都需要學習別人所知道的真理來追求更大的真理。這使得他堅信和對手對話的內在價值是為了理解他們的動機。從實踐層面上來講，願意傾聽別人的觀點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互惠原則。想讓對手聽到自己的聲音，就必須準備好去傾聽。[來源請求]

非暴力已經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性認可和全球層面上的支持。在1998年10月10日，聯合國大會宣布，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以及第三個千年，從2001到2010年作為提倡和平文化以及對兒童非暴力的十年（英語：Decade for the Promotion of a Culture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

道德方面[編輯]

對於許多人來說，實踐非暴力比放棄使用暴力行為和語言更為深入。這就意味著不顧一切的衝動是可恨的，要去愛每一個人，即使是那些強烈反對你的人。照這種觀點來看，暴力是後天習得的，抓住每一個機會去忘記暴力，代之以愛與慈悲。對於一些人來說，承諾非暴力需要一種信念去挽回正義（英語：transformative justice），廢除死刑或其他嚴厲的懲罰。這就涉及到關心那些使用暴力之人的必要性。

對於很多人來說，非暴力包含對一切有感情的人的尊重和崇敬，甚至包括那些沒有感情的物種。這可能就包括廢奴主義，以及反對把動物作為私有財產，踐行不吃動物產品和衍生品（素食主義或純素食主義），精神上踐行對所有人無害，關心所有人的權利。聖雄甘地、詹姆斯·貝弗爾（英語：James Bevel）和其他非暴力支持者把倡導素食主義作為非暴力哲學的一部分。佛教徒把這份尊重擴展到動物、植物甚至是礦物質上，而耆那教徒把這份尊重擴展到動物、植物甚至是微生物之上。[來源請求]

方式[編輯]

馬丁·路德·金1963年在「向華盛頓進軍」上的演講。

非暴力行動通常包括三個類別：行為抗議和勸說，不合作以及非暴力干預。[20]

行為抗議[編輯]

非暴力的抗議和勸說的行為是一種象徵性的行動，它是由一群人聚集到一起來展示他們贊成或反對的東西。這種行為的目的是使公眾意識到某個問題，說服或影響特定的一群人，或是促成未來的非暴力行動。這種信息可以直接針對公眾和對手以及受這個問題困擾的人。抗議和勸說的方式包括演講，大眾傳播以及請願、象徵性的行為、藝術、遊行和其他公眾集會等。[21]

不合作[編輯]

不合作包括有目的地阻止合作和不願意同對手開展合作。不合作的目的是阻止或阻礙一種產業，政治體制以及經濟發展。不合作的方式包括罷工、經濟抵制、非暴力反抗、性罷工、拒絕納稅（英語：Tax resistance）以及一般性的不服從。[21]

非暴力干預[編輯]

與抗議和不合作相比，非暴力干預是非暴力行為的一種更直接的方式。非暴力干預可以採用防禦性的方式，例如維持一個機構或獨立的主動權，也可以採用攻擊性的方式比如向對手的領土內大幅推進非暴力抗爭。干預往往比其他兩種方式更加直接有效，但也更難維持，對參與者來說也更加費力。

吉恩·夏普是一名政治學者，試圖推動全球性的研究，並將非暴力行動策略用於衝突中，他撰寫了大量關於非暴力行為的文章。他在《非暴力抗爭》一書中描述了198種非暴力行動的方法。[22] 早在希臘，阿里斯托芬在其著作《利西翠妲》中給出了一種虛構的例子，即女性拒絕對於丈夫在性方面的支持，直到戰爭被放棄。瓊•絲隆采烏斯基在其現代小說《入海之門（英語：A Door into Ocean）》中的靈感來源于吉恩•夏普以及亞里斯多芬尼茲，書中描繪了居住在海洋世界的婦女，使用非暴力的方式擊退了太空的武裝入侵者。其他非暴力干預的方式還包括占領（靜坐）、封鎖、禁食（絕食抗議）、卡車列隊和雙重主權/平行政府等。[21]

策略的選擇必須謹慎，考慮到政治和文化環境，形成一部分更大的計劃或策略。

成功的非暴力跨境干預項目包括瓜地馬拉附屬項目[23]、國際和平之旅（英語：Peace Brigades International）以及基督教和平使團（英語：Christian Peacemaker Teams）。在20世紀80年代發展而來，最初的靈感源於甘地主義者香提·塞納（英語：Shanti Sena），這些組織起初的主要手段是非暴力保護性伴隨，建立全球性的網絡支持去應對威脅，應對當地和地區的民間外交，開展和平建設（英語：peacebuilding）的努力，人權觀察和作證以及報導。[24][25] 在極端的情況下，這些群體也會準備進行以下干涉：將自己置身於各個黨派之間，而這些黨派正在進行或要揚言進行直接的攻擊。在個人和大型團體介入的情況下，一旦聽到呼籲就會非常有效地抑制衝突並且拯救生命。

另一種強有力的非暴力干預策略是當非暴力抵抗者面對暴力鎮壓時，喚起對壓迫者的公眾監督。如果軍隊或警察試圖使用暴力鎮壓非暴力抵抗者，那麼行動的力量就由壓迫者手中轉移到抵抗者的手中了。如果抵抗持續進行，那麼軍隊和警察就會被迫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他們將不再有任何權利對付抵抗者。經常，非暴力抵抗者若願意忍受磨難，這會對壓迫者的精神和情感產生深遠的影響，讓他們無法再次組織這樣的暴力行動。[26][27]

革命[編輯]

某些個人（芭芭拉·戴明（英語：Barbara Deming）、達尼洛·道爾奇（英語：Danilo Dolci）和德維爾·艾倫（英語：Devere Allen）等）和黨派（例如民主和社會通信委員會（英語：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 for Democracy and Socialism）、和平社會黨（英語：Pacifist Socialist Party）和戰爭抵抗者聯盟（英語：War Resisters League））倡導把非暴力革命（英語：nonviolent revolution）作為暴力和精英改良主義的替代途徑。這種觀點通常會和激進的反資本主義聯繫到一起。[來源請求]

許多左翼分子和社會主義運動希望發起「和平革命」，通過組織足夠的罷工使企業和國家完全癱瘓，從而允許工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安排社會。[來源請求] 一些人認為一種相對的非暴力革命需要獲得軍事力量的協助。[28]

批評[編輯]

列夫·托洛茨基、弗朗茨·法農、蘇巴斯·錢德拉·鮑斯、沃德·邱吉爾（英語：Ward Churchill）[29]以及麥爾坎·X等都是非暴力的狂熱批評者，他們認為各種非暴力與和平主義企圖將資產階級的道德強加於無產階級之上，暴力是革命性變革的必要產物，自衛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比如，馬爾科姆 艾克斯就曾抱怨道：「我認為被殘忍地對待卻繼續接受殘忍，而不去做一些事情來保護自己，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種犯罪」。[30]

由於所有的這些反對意見都基於一種信仰：非暴力是沒有力量的（換句話說它相當於沒有抵抗力），非暴力維權人士以非暴力的成功來回擊這些爭論，包括反對丹麥甚至是柏林的納粹政權的成功。[31] 艾麗卡和瑪利亞·史蒂芬的研究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非暴力革命產生的效果是暴力革命的兩倍，並且會導致更大程度的民主和自由。[32]

喬治·歐威爾認為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策略在有「新聞自由和集會權利」的國家有效。這可能使它可能「不只是會吸引外界的觀點，而且會導致群眾運動，甚至讓你的對手知道你的意圖」；然而他還是懷疑甘地的方法在相反的環境下是否會有效。[33] 雷茵霍爾德·尼布爾同樣肯定甘地的方法但對有些方面也提出批評。他認為利用非暴力的方式來表達道德善意基於這樣一個事實，非暴力會保護代理人反對仇恨，暴力衝突往往讓雙方之間產生衝突，也證明了這種自由的怨恨和敵意在衝突中會使競爭雙方承受更多的痛苦。然而，尼布爾認為反對壓迫和抵抗所採用的暴力和非暴力方式的區別也不是那麼絕對，也可以把暴力手段作為社會變革中道德手段無法起作用時的工具。[34]

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鎮壓非裔美國激進分子團體中，黑豹黨成員喬治·傑克遜（英語：George Jackson (Black Panther)）解說了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策略：

麥爾坎·X也與民權領袖在非暴力這個問題上發生了衝突，他認為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不能排除對暴力的使用：

在他的書《非暴力如何保護國家》中，無政府主義者彼得·赫爾德露絲（英語：Peter Gelderloos）批評了非暴力的無效性、種族性、集權性和父權性等弊端，從戰術和戰略上次於好鬥的激進分子，並且還具有欺騙性。[37] 赫爾德露絲聲稱傳統歷史都在粉飾非暴力的影響，忽視了武裝激進分子參與的運動，如印度獨立運動和民權運動，錯誤的表現出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在各自的運動中都是最成功的激進分子。[37]:7–12 他進一步認為非暴力通常是由有特權的白人倡導的，他們期望「受壓迫的人們，多數是有色人種，耐心地承受在巨大的暴力之下，直至偉大的白人之父受到了運動的影響，或是和平主義者獲得了傳說中的『足夠數量』」。[37]:23 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還包括致力於非暴力的無政府和平主義階層。[38][39] 早期主要受亨利·戴維·梭羅[39]和列夫·托爾斯泰思想的影響，後來甘地的影響更為重要。[38][39] 在二戰之前和二戰期間主要在荷蘭、英國和美國獲得了發展。[40]

非暴力的效果也受到了一些反資本主義抗議者的挑戰，他們主張「戰術多樣性（英語：diversity of tactics）」，並於1999年在華盛頓州西雅圖發起反世貿組織的抗議活動後，又在全歐洲和美國舉行示威遊行。美國女性主義作家D.A.克拉克在她的論文《帶劍的女人》中說道，非暴力是有效的，但必須由那些「可以很容易就能選擇訴諸武力的人來執行」。非暴力主張者在這些爭論中也發現了一些真理：甘地自己也說，他可以去教一個有暴力傾向的人學習非暴力，但卻不可以去教一個懦夫，真正的非暴力是放棄使用暴力，而不是根本就沒有暴力可以放棄。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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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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