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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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樹人

1930年的魯迅。
豫山、豫亭、豫才
本名 周樟壽、周樹人
筆名 魯迅
出生 1881年9月25日(1881-09-25)
 大清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
逝世 1936年10月19日(55歲)
 中華民國上海市
職業 文學家評論家設計師
國籍  中華民國
民族 漢族
教育程度 大學
母校 東京弘文學院
東北大學
創作時期 1918年-1936年
體裁 雜文小說散文詩歌戲劇
主題 國計民生
文學運動 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
代表作 吶喊
狂人日記
阿Q正傳》《野草》
配偶 朱安
子女 周海嬰
親屬 曾祖母:戴太君 (1813年-1892年)
祖父:周介孚 (1836年-1904年)
祖母:蔣太君 (1841年-1910年)
叔祖:周玉田
父:周伯宜 (1859年-1896年)
母:魯瑞
二弟:周作人 (1885年-1967年)
三弟:周建人 (1888年-1984年)
伴侶 許廣平
受影響於 嵇康阮籍章太炎劉師培波德萊爾尼采斯特林堡安德烈耶夫廚川白村果戈理列夫·托爾斯泰
施影響於 柔石臺靜農馮雪峰瞿秋白胡風蕭紅丁玲毛澤東

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豫才,原名樟壽,字豫山豫亭,以筆名魯迅聞名於世,浙江紹興人,為中國的現代著名作家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支持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和開山巨匠,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譽的中國現代文學家、思想家。魯迅的主要成就包括雜文、短中篇小說、文學、思想和社會評論、學術著作、自然科學著作、古代典籍校勘與研究、散文、現代散文詩、舊體詩、外國文學與學術翻譯作品和木刻版畫的研究,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

生平[編輯]

早年[編輯]

1881年9月25日(清光緒七年八月初三),魯迅出生在中國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府城內東昌坊口(今屬紹興市越城區)的一個書香門第,名為周樟壽。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進士,在北京官員。魯迅與周恩來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學始祖周敦頤。父親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親魯瑞。

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11歲就讀於家鄉紹興的壽鏡吾開設的私塾三味書屋。1898年,離開家鄉的三味書屋,進入金陵的新式學堂江南水師學堂,改名為周樹人。1899年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並與陳衡恪結下友誼,1901年畢業。

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祖父周福清因為科舉舞弊案而被革職下獄,魯迅兄弟則被安插到離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莊大舅父的家中避難。周福清被判「斬監候」入獄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須花費大筆資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家道開始衰落,同時期父親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變故對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

童年的生活場景,百草園、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帶的農村等地,成為後來魯迅的兩部小說集《吶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重要素材來源。魯迅頗受演化論思想影響,愛讀新思想的書,尤其是翻譯小說

留學日本[編輯]

魯迅與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等著名作家都為留學日本派。1902年2月,21歲的魯迅赴日本,先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本語,2年後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1912年改制東北大學醫學部)學習現代醫學

習醫[編輯]

魯迅像(仙台市博物館
魯迅在日本留學時的筆記,上有藤野先生的註解

魯迅選擇學習現代醫學,是因為父親的病故造成他對中醫產生了嚴重懷疑。他是東北大學的兩位中國留學生之一,與一位名叫施霖的中國學生一同入學。在仙台給魯迅影響最大的是解剖學老師藤野嚴九郎。在周作人所著的《魯迅的青年時代》和許壽裳所著的《亡友魯迅印象記》兩部書中,兩人都曾引用過魯迅的醫專同班同學醫學博士小林茂雄公布的魯迅學年成績:

可見魯迅考得最好的是屬於社會科學倫理學。自然科學和醫學專業科目成績較普通,只有藤野擔任的解剖學一科沒有考及格。總成績正如魯迅在《藤野先生》文中的自述:「同學100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對此班上部份同學認為是「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1994年,渡邊襄發現成績算錯:生理學上學期60分,下學期75分,單科學年平均65分,不是63.3分,學年總平均65.8分,學年平均83分的倫理學等第登錄成丙等。[2]

魯迅後來作有《藤野先生》,對這篇作品也非常重視,1935年日本岩波書店要出《魯迅選集》日本語譯,他要求執行選集編譯工作的自己的學生增田涉:「我看要放進去的,一篇也沒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請譯出補進去。」魯迅身後,藤野也發表《謹憶周樹人君》一文回憶魯迅留學生活。

習文[編輯]

魯迅在醫校學習一年以後,便從學校退學。他本人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稱自己是因為受到一部日俄戰爭的紀錄電影片裡,中國人給俄國人做偵探而被日本軍逮捕要槍斃,喜歡在場圍觀的也是中國人這類事實的刺激[3],認為「救國救民需先救思想」,於是棄醫從文,希望用文學改造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

旅日生活[編輯]

據永田圭介的專著《秋瑾——競雄女俠傳》在1905年秋瑾回國前,曾在陳天華追悼會上,對反對回國的魯迅、許壽裳等人痛罵,還拔出了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厲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1906年3月,尊母命回國與朱安結婚。本年秋天魯迅攜二弟周作人赴日本,在東京研究文藝。 1907年曾擬創辦雜誌《新生》,因經費問題未能如願。1908年師從章太炎,加入光復會周作人認為並未加入),並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譯了一些東歐俄國的短篇小說,就是著名的《域外小說集》,不過銷量平平。

太宰治生前接受委約,創作了一部描寫魯迅留學生活的小說《惜別》,1945年出版。

回國任職[編輯]

1909年,魯迅從日本回到中國,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今杭州高級中學)優級生理學、初級化學教員,紹興府中學堂監學兼博物學教員,紹興山會初級師範學堂(今紹興文理學院)校長等職務。1911年寫出第一篇小說《懷舊》(文言文寫作)。

1912年,魯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凱做大總統後,隨政府搬到北京,歷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1科科長、教育部僉事。這時,他經歷一段思想苦悶時期,對社會改革頗感失望,沉迷於收集研究拓本之中,校編謝承《後漢書》、《嵇康集》。後受錢玄同影響,重新投身新文化運動,併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北京大學兼職講師。(註:魯迅當時在北大兼職講師,並不是北大職工。因為當時蔡元培校長定規,到北大任職,必須辭去原來職務,而魯迅當時在教育部里擔任僉事一職。這裡往往被寫北大歷史的人搞錯,生拉硬拽把魯迅也當成北大職工。)

發表創作[編輯]

1918年,37歲的周樹人首次用「魯迅」為筆名,在中國雜誌《新青年》上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短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1921年12月,他還生動地塑造了阿Q形象,發表中篇小說《阿Q正傳》。1924年,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林語堂等人創辦同人周刊《語絲》。

19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來訪紫禁城北京方面安排魯迅與泰戈爾會見且合照。當時中國文壇對於泰戈爾訪華的評價趨於兩極化,魯迅將其訪華評價為「做了一瓶香水」。

教育部生涯[編輯]

魯迅共做了14年的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公務員,級別是薦任,機關是教育部,單位是社會教育司(司長是夏曾佑),歷任第1科科長和僉事(輔助司長的高級幕僚)。主要的業績有:擔任國語統一會教育部代表,協調制定注音字母(與馬裕藻朱希祖許壽裳錢稻孫共同提議並執筆文案「統一讀音,不過改良反切,故以合於雙聲疊韻的簡筆漢字最為適用」);與錢稻孫許壽裳2位科長合作中華民國國徽設計案,執筆《致國務院國徽擬圖說明書》(說明書全文詳見2005年版《魯迅全集》);並設計了當時北京大學的校徽,系「北大」二字的美術字體;分管圖書情報(圖書資訊)業務:督導京師圖書館(後來的北京圖書館,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等。直到被教育部時任署總長章士釗免職為止。

為此魯迅向中華民國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勝訴,依法可以復職,但他選擇離開政府體系。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總長後簽署了讓僉事周樹人復職的命令,並以兼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身份發出新的教授聘書,1926年三·一八慘案爆發後,易培基等都被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通緝[4](註:魯迅並沒有被通緝)。蔡元培將教育部改革為大學院期間,魯迅被蔡元培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每月工資300圓。大學院改回教育部後,這筆工資名義改為「教育部編譯費」,仍按月支付。1932年起,魯迅不再兼任教育部「特約編譯」。

在廈門和廣州[編輯]

在廣州圖書館前的魯迅與許廣平雕像

1926年8月,魯迅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抗議三·一八慘案,被北洋政府通緝,於是南下廈門大學任文科教授。數月後,1927年1月16日,46歲的魯迅離開廈門,18日抵達廣州,19日晨在孫伏園許廣平的陪伴下「移入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並與自己29歲的學生許廣平同居。當時是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請魯迅到校。魯迅日記:1月26日「晚往騮先寓夜餐」;2月1日(除夕)「夜往騮先寓夜飯」,騮公邀魯迅共吃年夜飯。不久又聘顧頡剛來校,顧北大畢業才6年就當研究教授,魯迅很不服氣,聲稱只要顧來他便走人。2月18、19日,赴香港上環基督教青年會禮堂舉行兩場題為「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經唱完」的演講。

晚年在上海[編輯]

攝於1936年
上海多倫路文化名人街魯迅足印

1927年10月,魯迅辭去中山大學職務到達上海,居住10年之久,他一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區的越界築路區域(所謂「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區北部魯迅公園一帶),那裡有特殊的政治環境保護他寫作免遭迫害,以及他不少的日本朋友。1930年起先後加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但魯迅與左聯領導有很多思想上的衝突,因而有人認為他是自由作家。1927年到1936年間,魯迅創作了很多回憶性的散文與大量思想性的雜文,翻譯、介紹外國的進步文學作品。

魯迅在上海期間,和宋慶齡陳賡有交往。魯迅所主持的文學團體和郭沫若、郁達夫主持的文學團體有矛盾。魯迅扶植獎掖文學青年,包括柔石白莽蕭軍蕭紅等,也和化名狄克的張春橋進行過論戰。自1931年起,魯迅大力倡導木刻版畫,由此開始了中國創作版畫的歷史。

1933年,魯迅寫了《為了忘卻的紀念》憑弔柔石胡也頻等被中國國民黨捕殺的五位「左聯」成員。[5]中共宣傳部長李立三寫信給魯迅希望他用真名罵蔣介石,魯迅拒絕說:「文章很容易寫……但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5]

逝世[編輯]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點二十五分魯迅在上海因肺結核病去世,終年55歲。他的死訊引起全中國的注意,在上海上萬民眾自發為他一個文藝界人士舉行前所未有的隆重的葬禮,民眾代表在其靈柩上覆蓋寫有「民族魂」的白旗,轟動一時。第一次從萬國殯儀館啟靈時的抬棺人共12人,分為左右兩排,最前面的兩個是巴金鹿地亘,後面依次為胡風、曹白;黃源張天翼靳以姚克吳朗西周文蕭軍(田軍)、黎烈文。葬於上海虹橋萬國公墓[6]

1956年,魯迅墓遷移重建於上海虹口公園

魯迅的遺囑共有7條,其中前幾條交代喪事從簡;第5條交代幼兒周海嬰「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第6條是對別人應許的事物不可當真;最後一條是萬勿接近「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

關於魯迅之死,亦有一些爭議。魯迅之子周海嬰曾撰文,懷疑是其信任有加的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故意誤診,致其得不到正常治療而早死[7],後經證實,魯迅的真實死因應該為由肺結核和肺氣腫誘發的嚴重氣胸[8]

家庭[編輯]

1906年,25歲的魯迅從日本回國,遵照母親的意見而與時年28歲的朱安結婚,但一生未與朱安同床(據荊有麟回憶,魯迅稱「多年來只有兩三次」)。婚後第四天魯迅東渡日本(參照周作人日記,魯迅當年並非婚後第四天東渡,而是秋天才動身的,八九月份之間)。

1927年10月8日,魯迅在廣州許廣平同居。1929年,兒子周海嬰上海出世。

魯迅有三個弟弟:周作人(1885-1967)、周建人(1888-1984)、椿壽(1893~1898)、一個妹妹:端姑(1888年,出生十月即早夭)。

周海嬰之子為周令飛。周令飛在1980年代時與來自台灣的女同學張純華相戀並移居台灣。他的女兒周璟馨(即魯迅的曾孫女)曾參加台灣綜藝節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並成為熱點人物。

作品[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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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靈活,風格鮮明獨特。在他的人生中,創作的作品,體裁涉及小說、雜文、散文、詩歌等。有《魯迅全集》二十卷1000餘萬字傳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多篇作品被選入中小學語文教材,對新中國的語言和文學有著深遠的影響。

小說[編輯]

魯迅以小說創作起家。1918年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白話小說的開山之作,影響深遠。其後,魯迅連續發表多篇短篇小說,後來編入《吶喊》、《彷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魯迅逐漸放棄了計劃中的長篇小說創作,轉向雜文寫作。魯迅後期小說結集為《故事新編》。

魯迅的小說數量不多,但意義重大,名篇迭出。他前期的小說往往沒有離奇曲折的劇情,而是以清末民初的底層百姓生活為主,注重細節描寫,能在點滴間以白描手法鮮明刻畫人物,並挖掘微妙的心理變化。主要表現底層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艱辛。「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9] 後期作品則以借歷史典故映射現實生活,風格從容充裕、幽默洒脫,大異前期。

代表作有《阿Q正傳》、《祝福》、《孔乙己》、《故鄉》等。主人公阿Q祥林嫂孔乙己閏土等在中國婦孺皆知。

魯迅1933年為紀念「左聯五烈士」所寫的《為了忘卻的紀念》(手稿)

特色[編輯]

魯迅小說主題多是反封建、反禮教、反傳統,反映人性的陰暗面,善於諷刺,用筆深刻冷雋而富幽默,善於創造典型人物,描寫人物的面貌言語、心理和行動,並善於描寫環境、場面及渲染氣氛。

魯迅深受日、俄文學作品影響,體裁新穎獨創,句法簡潔峭拔,故事多以故鄉為背景,且多屬有所本者。

雜文[編輯]

魯迅首創了以論理為主,形式靈活的新文體——「雜文」,並將之發揚光大。他的雜文數量極多,題材廣泛,形象鮮明,論辯犀利,文風多變,毛澤東譽之為「匕首」和「投槍」(匕首投槍一說本於魯迅《南腔北調集》中的《小品文的危機》),深入揭示了當時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問題。

魯迅雜文是匕首、是投鎗,「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題材廣泛,對社會的黑暗面、民族的劣根性,觀察深刻。形式靈活多變,有多樣風格和筆法,有的隱晦曲折,有的幽默詼諧,均能在使人會意的一笑中達到諷刺的效果。有的沉鬱嚴峻,在似乎從容的敘述中,蘊藏著對敵人的無限憤懣。

魯迅雜文感情熾熱,汪洋恣肆,咄咄迫人,冷雋辛辣,說理透徹,結構嚴密,簡鍊含蓄,善用比喻,形象性強,富於邏輯性,氣勢恢宏凌厲。

代表作有《二心集》、《華蓋集》等。

散文[編輯]

魯迅散文也有著重要的地位,魯迅在空虛失望之餘以小品文吐露心聲,反映時代。主要作品結集為《朝花夕拾》和《野草》。

  • 《朝花夕拾》以追憶兒時往事為主,筆調優美,感情沉鬱,平易曉暢,風趣生動。代表作有《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
  • 《野草》則以尼采式的散文詩形式,以抒情為主,「是散文,是詩;既有思想,也有詩的感情和意境,詩的美。而又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詩,是思想感情集中的散文詩」,表達對社會、人生的批判反思,反映了作者當時虛無主義的悲觀心境。語言色彩艷麗而冷峻峭拔,意象獨特而富有暗示性,意境晦暗幽深,被譽為魯迅「最偉大的藝術品」。[10]對日後中國白話散文詩的發展有著一定影響。

詩歌[編輯]

魯迅並不看重自己的詩歌創作,只是偶爾為之。其作傳世無多,主要以舊體詩為主,多有佳句。早期詩歌深受古詩影響,多吟詠離情感傷。留學日本時作《自題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真切動人,境界大開。《四一二事變》一詩(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寫出亂世友人遭逢政治迫害情景,令人為之動容;趙聰《三十年代文壇點將錄》說,時人稱「三百年來無此作!」。1922年創作《徬徨·題辭》:「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描述文學創作路上嘔心瀝血孤行,也是著名代表作之一。 相較同時代的其他詩人,魯迅的詩歌在當代被引用的頻率很高。「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題三義塔》),是常被引用來表示國共和解,和海峽兩岸和解的名句,如溫家寶在2008年3月1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回答台灣記者提問「是否會對台灣釋出更多的經貿優惠政策」,溫家寶回答中引用這句話。[11]「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則常被引用以自況。

魯迅翻譯的兩本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譯作[編輯]

魯迅也以譯作著名。在魯迅留下的1000多萬字作品中,有一半是翻譯文字。他在前期主要翻譯歐美文學日本文學作品,如尼采凡爾納等,後期則主要翻譯東歐文學蘇聯文學的革命文學作品。他的翻譯強調忠實原文,有時甚至連原句的結構也不加改動,以「硬譯」風格聞名。他曾希望借引入歐式的長句,來增加漢語對複雜關係的表現力。據統計,魯迅總共翻譯過14個國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種作品。[12]

語文素養[編輯]

魯迅的古文日本語水平很高,德語也相當不錯,在陸師學堂附屬礦路學堂就已開始學德語,到了日本以後,舊日本帝國現代醫學流行用德語,德文是醫學專業必修的外國語文(所以留日學醫卒業的郭沫若也能讀點德文)。魯迅在仙台1年半,德文從來沒有放掉,時時有在看書。

魯迅生前曾多次公開宣稱「我不懂英文」:

  • 「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含義究竟怎樣」(《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 「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說幾句。」(《〈野草〉英文譯本序》)
  • 「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本。」(《雜憶》)

《〈阿Q正傳〉的成因》裡,魯迅說完「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麼。」又接著說「只是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為『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黨』,鄉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從這裡也就可以知道,魯迅還是能看點英文的,只是水平不能和他掌握得較好的幾個語種相比。 《魯迅日記》附載的《書帳》(圖書採買紀錄)裡面可以看到魯迅買的很多外國書名,有相當數量的英文書。

周作人《魯迅與英文》一文說:「他是反對英文的。在光緒戊戌(1897)年他最初考進水師學堂,也曾學過英文,Question這字他當然是認識的,不久改進陸師附屬的礦路學堂,便不學了,到了日本進了仙台醫校之後改學德文,這才一直學習,利用了來譯出好些的書。他深惡那高爾基說過的黃糞的美國,對於英文也沒好感,自然他也很佩服拜倫雪萊等詩人,覺得從英文譯書也可以,但是使用整句整個英文字的作風是為他所最反對的。他不用阿K而偏要用Q字,這似乎是一個問題。不過據他自己說,便只為那Q字有個小辮子,覺得好玩罷了。如有人不相信這個說明,那自然也是可以的。」

魯迅不贊成說話和文章夾雜英文,在文章中帶有英文時常有諷刺性:

「連契訶夫(A.Chekhov)和安特來夫(L.Andreev)的有些小說也都在禁止之列。於是使書店只好出算學教科書和童話,如Mr.Cat和Miss Rose談天,稱讚春天如何可愛之類」(《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Mr.Cat是貓先生;Miss Rose是玫瑰小姐)
「古貌林!」
「古魯幾哩……」
「O.K!」(《理水》,古貌林是英語早上好的擬音)

寫作目的[編輯]

(以下詳見魯迅疑似《吶喊》之序言或《魯迅雜文集全集之序》轉述大意,非摘抄原文)

我之做的目的在於空發幾聲吶喊,儘管無聲,但卻是「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在於喊醒這窒悶的鐵皮屋子裡遲遲不肯為國家為民族醒來的愚民。 我之頹然早已預計到的不可能卻並不能代表沒有希望,這也是這次,在一株掉滿冷蠶的樹下,他來找我的原因。希望不能以我之定無而否決。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十六卷

魯迅說他寫作的目的,一是「為那些為中國的改革而「奔馳的猛士」,他們在寂寞中奮戰,我有責任為他們吶喊,要給予他們哪怕是微弱的慰藉」。二是為那些「如我年輕時候似的正做著美夢的青年,正是因為他們,我『必須在作品中』處處給予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誘導,而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悲涼感有所扼制(何況我對於悲涼感本身也是持有懷疑態度的)」。三是他的敵人,魯迅說,「我的敵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幹嘛要讓他們那麼愉快呢?我要像一個黑色魔鬼那樣,站在他們面前,使他們感到他們的不圓滿」 。

學術研究[編輯]

魯迅在學術上也有很高的造詣,著有《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此外還有《魯迅書信集》、《魯迅日記》等存世。

藝術貢獻[編輯]

魯迅終生偏愛版畫,尤其木刻。

他曾留學日本,日本是版畫的國度,魯迅的繪畫品味或受求學環境之影響。

幼年喜愛《山海經木版畫刻本;青壯年時迷戀西歐蘇俄前衛版畫,為給木刻展覽寫前言,自費印製的版畫集,資助青年木刻家,培植左翼木刻;中年晚歲編印《北平箋譜》[13]

評價[編輯]

對於魯迅的評價以正面為主,在中國以及海外的普遍都很高。

正面評價[編輯]

魯迅1930年照於上海

中國,魯迅是一位地位獨特的作家。大多數人承認他是重要的現代作家之一。

比較重要的當代魯迅研究學者有王瑤林辰朱正王得後錢理群李歐梵周策縱王富仁陳漱渝汪暉張夢陽徐麟王乾坤等。學者嚴家炎何滿子邵燕祥林賢治王元化等對魯迅先生多有著述;而作為藝術家的張仃吳冠中陳丹青范曾等大家對魯迅先生也有精彩的論述。

大多數人認為他文筆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學」的奠基人。他的小說使用富有創造力的形式對中國人的國民性、中國社會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闡釋,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散文詩集《野草》被認為是當時少有的展現出現代主義特質的作品;其雜文,由於特殊的發表環境,在嬉笑怒罵的文字背後蘊含著堅定的政治立場的。這一政治立場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是魯迅思想中最為複雜的地方之一。

中國共產黨對魯迅有高度評價。早在延安時期,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發表《論魯迅》講話,評價魯迅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14]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魯迅評價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15]

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的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上發表的《論魯迅》演講中稱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到毛澤東晚年(1971年),毛自稱是「聖人的學生」,對魯迅評價極高[16]

中共在延安創辦的文學院取名魯迅文學院,後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魯迅的文學地位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高度肯定。魯迅的眾多文章被選為大陸中小學語文教材的課文。現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魯迅研究機構和專門的魯迅研究雜誌。

據2001年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記載,1957年毛澤東在回答羅稷南的問題時表示,如果魯迅仍然活著,「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17]毛澤東曾於1957年3月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18][19]因此毛澤東羅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對魯迅敢說真話的讚賞。秋石在《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一書中通過走訪親歷者和查閱當年的文獻,認為周海嬰所記多處不確,1957年毛澤東對羅稷南回答應該是:「依我看,依魯迅的性格,即使坐進了班房,他也還是要說要寫的。」[20]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14]

曾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而入獄的作家牛漢寫道,「1949年或1950年夏天,有讀者向《人民日報》文藝部提問:如果魯迅活著,黨會如何看待他?收信人是編輯李離,幾個友人會面時曾給我們看過這封信。此信後轉請國務院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21]郭沫若答覆。郭沫若的回答是:魯迅和大家一樣,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據改造實際情況分配適當工作。」[22]

由於魯迅生前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國民政府的嚴重打壓。1949年後,魯迅在台灣也一直被當作國民黨的反面教材加以貶低。不過,近年台灣也有推動魯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魯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說:「中國自有新文學以來,魯迅當然是引起最多爭議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詮釋魯迅的某一作品而獲得博士學位者,也早已不下百餘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還原歷史的真貌,讓魯迅作品自己說話」。的確,魯迅作品引起的正反兩面評價之多、之極端,不但是新文學,甚至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

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長期間,有人向蔣介石告密魯迅隱匿在教育部做特約編輯,蔣介石回答:「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只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23]

日本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評價魯迅:「二十世紀亞洲最偉大作家。」

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魯迅是(中國)20世紀無人可及也無法逾越的作家。」

著名作家木心:在我的心目中,魯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體家」。在歐陸,尤其在法國,「文體家」 是對文學家的最高尊稱。紀德是文體家,羅曼羅蘭就不是。

蔡元培:魯迅先生的創作,除《》、《吶喊》、《野草》數種外,均成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說、書信一種外,均為雜文與短評,以十二年光陰成此許多作品,他的感想之豐富,觀察之深刻,意境之雋永,字句之正確,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當的,他就很自然的寫出來,這是何等天才!何等學力!

陳獨秀: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郁達夫:如問中國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誰最偉大?誰最能代表這個時代?我將毫不躊躇地回答:是魯迅。魯迅的小說,比之中國幾千年來所有這方面的傑作,更高一步。至於他的隨筆雜感,更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又絕不能追隨的風格,首先其特色為觀察之深刻,談鋒之犀利,文筆之簡潔,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飄溢幾分幽默的氣氛,就難怪讀者會感到一種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悽厲的風味。當我們熱衷去掌握現實時,他已把握了古今與未來。要全面了解中國的民族精神,除了讀《魯迅全集》以外,別無捷徑。

瑞典著名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終審評委馬悅然曾澄清魯迅拒絕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傳聞說:「魯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個時候,1930年代根本就沒有外邊的人知道魯迅是誰,也沒聽說過他的名字。《吶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原話如此,經查證,魯迅作品最早被翻譯為西方文字,是1936年8月英國喬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收錄了《藥》、《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是楊憲益翻譯的(真實譯者為斯諾),翻譯得很好,但是那個時候魯迅已經不在了。」[24]

1949年山東當代詩人臧克家為紀念魯迅逝世13周年而寫了一首抒情詩,題為《有的人》:

胡適:「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25]

葉公超寫《關於非戰士的魯迅》—文,發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報》增刊上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粒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

日本文學家尾崎秀實:「左聯的泰斗」。[26]

日本作家山上正義稱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主流的唯一代表者」。[26]

日本作家增田涉稱讚魯迅為「中國文藝界龐然的斯芬克斯」。[26]

負面評價[編輯]

有不少人認為他是個淺薄的激進主義者,主要是認為他睚眥必報,喜好爭論。批評尤為激烈者為蘇雪林,魯迅去世時,蘇雪林寫信阻止蔡元培擔任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稱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四史文學傳所無之奸惡小人」,「盤踞上海文壇時,密布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於周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27],引發與左派作家之間的筆戰。台灣學者鄭學稼著述的《魯迅正傳》對魯迅的性格多有微詞。唐紹華認為,魯迅「對任何現實永遠不會滿意,因而變成真正的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者。」 [28]

薛涌認為[29]魯迅「國人心靈不醫治的話,肉體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論是挑戰文明社會的基本醫學道德的宣言;也認為魯迅繼承了儒家傳統社會知識分子對於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優越感,「沒有憲政精神,而充滿了僭政精神」;此外,魯迅「本人並無直接當農民的經驗」,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眾形象的形成受到日本媒體對於中國人妖魔化、醜化的影響;「魯迅說中國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並沒有能跳出這樣的文化。」

錢玄同曾總括他有三點短處:多疑,輕信,遷怒[30]

其他評價[編輯]

  • 1979年錢鍾書在美國表示:「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適宜寫 『短氣』(Short-winded)的篇章,不適宜寫『長氣』(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顯得太長了,應當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31]
  • 李敖認為魯迅在中國大陸被過分高估:「魯迅像寫《阿Q正傳》和《中國小說史略》,都是非常好的書。可是,魯迅寫的雜文其實不好。第一個,他的雜文是受日本語法影響,也有一種文言文轉過來的,不夠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彆扭。第二個,他雜文裡面情緒表達太多,真正的資料部分並不多。你看我文章,你把那情緒字眼刪掉,看的還是資料,就是證據。魯迅缺乏這方面的東西。」「到今天如果有人還說魯迅的文章寫得多好,我必須說,這種人沒有進步。」[32]李敖還提及魯迅在胡風問他蕭軍應該不應該入黨時,回信說不要入,進去了就醬死了云云(雜評魯迅和他的孫子)。[33]
  • 王朔:「我要說,魯迅的小說寫得確實不錯,但不是都好,沒有一個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說魯迅的小說代表中國小說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實。」[34]
  • 夏志清:「魯迅是中國最早用西式新體寫小說的人,也被公認為最偉大的現代中國作家。在他一生最後的六年中,他是左翼報刊讀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從他於1936年逝世以後,他的聲譽越來越神話化了。他死後不久,二十大本的《魯迅全集》就立即出版,成了近代中國文學界的大事。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有關魯迅的著作大批出籠:回憶錄、傳記、關於他作品與思想的論著,以及在過去二十年間,報章雜誌上所刊載的紀念他逝世的多得不可勝數的文章。中國現代作家中,從沒有人享此殊榮。這種殊榮當然是中共的製造品。當然,在中共把他捧為英雄以前,魯迅已經是一位甚受推崇的作家。沒有他本人的聲望作基礎,中共也不必費力捏造出如此一個神話。」[35]
  • 王蒙:「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36]

魯迅曾用筆名[編輯]

魯迅、自樹、庚辰、索子、索士、樹人、令飛、迅行、樹、黃棘、周豫才、周樹、唐俟、俟、神飛、迅、風聲、尊古、巴人、某生者、小孩子、學之、敖者、俟堂、宴之敖者、即魯迅、L.S.、冥昭、杜斐、楮冠、楮冠病叟、華約瑟、中拉、葛何德、封余、許霞、EL、ELEF、許遐、L、洛文、令斐、豫才、豫、唐豐瑜、冬華、長庚、宴敖、隋洛文、樂賁、樂雯、它音、佩韋、阿二、豐瑜、明瑟、不堂、白舌、遐觀、何家幹、飛、羅憮、干、動軒、周動軒、幹、何干、孺牛、丁萌、游光、豐之餘、旅隼、葦索、越客、桃椎、虞明、荀繼、家幹、尤剛、符靈、余銘、元艮、白在宣、一尊、敬一尊、子明、張承祿、趙令儀、倪朔爾、欒廷石、張祿如、鄧當世,韋士繇、士繇、翁隼、崇巽、黃凱音、常庚、燕客、白道、曼雪、夢文、孟弧、公汗、霍沖、莫朕、中頭、史賁、董季荷、杜德機、朔爾、康伯度、焉於、越僑、張沛、華圉、仲度、茹蓴、苗挺、及鋒、直、隼、直入、阿法、史癖、且介、庚、敖、越山、康郁、洛、姜珂、越丁、旁、齊物論、樂文、周玉才、曉角、戛劍生、何家干[37]

以「記者」等或團體的署名[編輯]

纂述者、編纂者、譯者、編輯者、旅滬一記者、編者、旅滬記者、記者、奔流社同人、朝花社、朝花社同人、上海三閒書屋、鐵木藝術社、譯文社同人[37]

紀念[編輯]

紀念魯迅的方式通常以紀念地、發行紀念品以及舉行各種公開紀念活動為主。還有以魯迅冠名的街道名稱,文學獎項。

紀念地[編輯]

當今大多數魯迅曾居住過的地方(紹興廈門廣州北京上海等地)都保留了魯迅故居,並建有魯迅紀念館、博物館。上海魯迅公園內有魯迅墓日本宮城縣亦有魯迅故居。

2004年10月22日,日本仙台市和東北大學開展了「紀念魯迅仙台留學100周年市民之會」活動,魯迅的後人和藤野嚴九郎的後人都參加了該紀念活動。仙台市立有魯迅紀念碑,並保留了當年魯迅曾下宿過的木屋。東北大學也設立了「魯迅獎」和「魯迅紀念獎」。

紀念郵票[編輯]

  • 1946年10月19日旅大解放區郵政管理局發行《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郵票,全套3枚,用滿洲國郵政的四版、五版普通郵票加蓋「魯迅逝世十周年」和暫作面值製作而成。
  • 1951年10月19日發行的紀11《魯迅逝世十五周年》的兩枚一套的郵票。
  • 1961年2月26日發行的紀91《魯迅誕生八十周年》郵票全套一枚
  • 1966年12月31日發行的紀122《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郵票全套3枚。
  • 1976年10月19日發行的J11《紀念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郵票全套3枚。
  • 2001年6月23日的J34《紀念魯迅100周年》全套3枚。
  • 1981年發行《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的J67號紀念郵票,由茅盾題字。

魯迅的朋友和學生[編輯]

魯迅對青年人非常愛護,當作自己的子弟看待。受到魯迅指點、教導、培養的學生非常多:孫伏園增田涉丁玲蕭紅蕭軍黃源魏建功唐弢周文傅斯年羅家倫柔石殷夫(白莾,哥哥徐培根國民黨將領)、許欽文劉和珍尚鉞許廣平胡風李霽野李何林曹靖華韋素園韋叢蕪馮雪峰章廷謙臺靜農金溟若張我軍張秀哲洪炎秋李秉中徐梵澄吳耕民等。

魯迅最好的朋友是許壽裳,曾密切交往的朋友也很多;例如郁達夫瞿秋白茅盾、日本友人內山完造,與記者曹聚仁史沫特萊有過交往。教育部時期的同事常來往除了許壽裳還有錢稻孫齊壽山齊如山的弟弟)、馬裕藻(即馬幼漁,馬珏的父親),鄰居俞芳等人。

異地的引介與影響力[編輯]

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張我軍曾在《台灣民報》介紹胡適陳獨秀的文學理念,以及刊載魯迅的文學作品。日本的魯迅與台灣文學研究者中島利郎對於張我軍將大陸文學、魯迅文學引進台灣的史實,他在〈魯迅在臺灣文壇的影響〉一文如此評論,他說:「張我軍是最初的魯迅文學在臺灣的傳入者是不會錯的。但是他始終是大陸文學的正式介紹者,給臺灣介紹了魯迅的文學。魯迅的文學也是做為介紹大陸的新文學的一環進行的,特別是既沒有因受魯迅文學的影響,而成為自己創作的血肉;也沒有論述魯迅文學的本質。不過,這是開啟時代先端的啟蒙家常背負的宿命,是不可避免的。」[38]不過另一位台灣文學研究者朱雙一有不同的意見,他在〈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重挫:散文與戲劇創作〉一文,提出一個看法,認為張我軍在文學創作確實有受魯迅文學的影響,其年輕時代所寫的「隨感錄」系列文章,無論是創作精神與藝術手法,明顯與魯迅的雜感一脈相承;他還認為:這些「隨感錄」文章,「以其犀利的戰鬥力,在當時的新文學潮流中起了別的文體,如張我軍本人的理論文章所無法達到的特殊作用,同時也是其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39]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1. ^ 魯迅:「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嗎?我以為在這路途中,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序文
  2. ^ 王潤華. 《魯迅的越界跨國新解讀》. "引自《魯迅在仙台紀錄》、《魯迅仙台留學90周年紀念國際學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3. ^ 魯迅《藤野先生》: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4. ^ 名單詳見《而已集·大衍發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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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究竟有多少人為魯迅扶柩《痛別魯迅》以詳實的照片和史料作了披露,解放日報2004年7月20日
  7. ^ 周海嬰:須藤醫生在魯迅重病期間究竟做了些什麼?,羊城晚報,2007年1月9日
  8. ^ 探究魯迅死因之謎
  9. ^ 《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10. ^ 李天明:《難以直說的苦衷》,頁4。
  11. ^ 溫總名語錄: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文匯報網頁。
  12. ^ http://book.people.com.cn/GB/69362/5107715.html
  13. ^ [http://talk.ifeng.com/online/study/detail_2012_08/31/17247976_0.shtml 陳丹青:魯迅與美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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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陳晉,毛魯之心,何以相通——毛澤東讀魯迅著作,人民網,201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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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253頁。
  19. ^ 1957年毛澤東談魯迅:我們上海的共產黨員也整他,鳳凰網,201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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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此處不確,應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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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26.0 26.1 26.2 揭秘:第一部《魯迅全集》為何問世於日本?. 薛林榮. 鳳凰網. [2012年7月17日] (中文(中國大陸)‎). 
  27. ^ 蘇雪林致蔡元培信刊載於《奔濤》半月刊第1卷第2期
  28. ^ 《文壇往事見證》 唐紹華 傳記文學出版社
  29. ^ 薛涌《從中國文化的失敗看孔子的價值》,《隨筆》2008年第1期
  30. ^ 錢玄同:《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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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王朔:我看魯迅. 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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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這篇文章由日文書寫,由陳弘譯成中文,收錄在張光正編撰的《近觀張我軍》,2002年2月由北京臺海出版社出版
  39. ^ 朱雙一 著,〈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重挫:散文與戲劇創作〉,《台灣文學史(上)》(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

書籍[編輯]

  • 一丁:《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1978年。

研究書目[編輯]

  • 李歐梵著,尹慧民譯:《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
  • 王潤華:《魯迅小說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
  •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構與吶喊彷徨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V.I. Semanov(謝曼諾夫)著,王富仁等譯:《魯迅縱橫觀》(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
  • 樂黛雲編:《當代英語世界魯迅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 丸山升著,王俊文等譯:《魯迅.革命.歷史——丸山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丸尾常喜著,秦弓譯:《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 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譯:《魯迅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北京:三聯書店,2008)。
  • 伊藤虎丸著,孫猛等譯:《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 李天明:《難以直說的苦衷——魯迅《野草》探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 藤井省三著,董炳川譯:《魯迅《故鄉》閱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外部連結[編輯]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