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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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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27日]],「[[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鐘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約位於今延平北路附近)前發現寡婦[[林江邁]](40歲,育有一子一女)販賣私煙,查緝員將林婦所販賣的香煙及身上所有的錢財均被沒收。林婦以家計困難,跪地求饒。查緝員堅持不讓步,而民眾越聚越多的情況下,林婦被槍托擊傷頭部。
[[1947年]][[2月27日]],「[[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鐘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約位於今延平北路附近)前發現寡婦[[林江邁]](40歲,育有一子一女)販賣私煙,查緝員將林婦所販賣的香煙及身上所有的錢財均被沒收。林婦以家計困難,跪地求饒。查緝員堅持不讓步,而民眾越聚越多的情況下,林婦被槍托擊傷頭部。
[[Image:01072.jpg|left|thumb|260px|南京西路上被拆除殆盡的美人座(即舊【天馬茶房】)。2006.01.01。]]
[[Image:01072.jpg|left|thumb|260px|南京西路上被拆除殆盡的美人座(即舊【天馬茶房】)。2006.01.01。]]
民眾目睹此景後極為憤怒,乃將查緝員包圍,傅等人開槍警告,不幸誤殺了當時在自宅樓下觀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激憤的群眾在當晚就包圍警察局,要求懲兇,但得不到滿意的答覆。第二天,台北市罷工、罷市,並聚眾向行政長官公署請願示威。不幸又因公署衛兵開槍造成傷亡,民眾情緒激昂,因而從3月1日起,又爆發了全島性的反抗政府事件(楊碧川 1997,55-6)。如果不把零星發生的暴動事件<sup>[[#注釋|1]]</sup>考慮進來的話,這些反抗事件大致上循著兩條同時發生的路線在進行︰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另一為武裝抗爭路線(李筱峰 1995,99)。一方面,台北及各地的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名流,紛紛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和行政長官[[陳儀]]展開協商談判,並對陳儀提出逮捕貪官污吏、廢止行政長官公署、實施省自治、在行政、司法、軍事各方面起用台灣人等要求([[若林正丈]] 1998,58)。
民眾目睹此景後極為憤怒,乃將查緝員包圍,傅等人開槍警告,不幸誤殺了當時在自宅樓下觀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激憤的群眾在當晚就包圍警察局,要求懲兇,但得不到滿意的答覆。第二天,台北市部分地區罷工、罷市,不少市民除了前往肇事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分局抗議之外(發生零星焚燒事件與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並聚眾向行政長官公署請願示威。不幸又因公署衛兵開槍造成傷亡,民眾情緒激昂,因而從3月1日起,又爆發了全島性的反抗政府事件(楊碧川 1997,55-6)。如果不把零星發生的暴動事件<sup>[[#注釋|1]]</sup>考慮進來的話,這些反抗事件大致上循著兩條同時發生的路線在進行︰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另一為武裝抗爭路線(李筱峰 1995,99)。一方面,台北及各地的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名流,紛紛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和行政長官[[陳儀]]展開協商談判,並對陳儀提出逮捕貪官污吏、廢止行政長官公署、實施省自治、在行政、司法、軍事各方面起用台灣人等要求([[若林正丈]] 1998,58)。






[[Image:228 Massacre02.jpg|left|thumb|250px|生氣的群眾聚集在專賣局台北分局門口。時間為1947.02.28。]]
[[Image:228 Massacre02.jpg|left|thumb|250px|生氣的群眾聚集在專賣局台北分局門口。時間為1947.02.28。]]
[[Image:01082.jpg|left|thumb|250px|聚集地點的重慶南路現狀(P市的C君部落格提供)]]
[[Image:01082.jpg|left|thumb|250px|專賣局台北分局所在重慶南路現狀]]


另一方面,在[[台中]]、[[嘉義]]、[[斗六]]、[[高雄]]、[[花蓮]]等地,則出現以若干民間力量收繳槍械,組織民兵,試圖以武力進行抗爭的嚐試,這其中當以由前[[台灣共产黨]]領袖[[謝雪紅]]所號召的台中地區「[[二七部隊]]」最為有名([[李筱峰]] 1995,99﹔[[楊碧川]] 1997,56)。
另一方面,在[[台中]]、[[嘉義]]、[[斗六]]、[[高雄]]、[[花蓮]]等地,則出現以若干民間力量收繳槍械,組織民兵,試圖以武力進行抗爭的嚐試,這其中當以由前[[台灣共产黨]]領袖[[謝雪紅]]所號召的台中地區「[[二七部隊]]」最為有名([[李筱峰]] 1995,99﹔[[楊碧川]] 1997,56)。

2006年1月13日 (五) 06:40的版本

台北市「二二八和平公園」內的二二八紀念碑

二二八事件是1947年2月至5月間,在台灣所發生的官民衝突以及流血鎮壓事件。

事件始於1947年2月27日發生在台北市的官民糾紛,由於公賣局查緝員查緝私菸的事件處理失當,2月28日引發台北市民之請願示威、罷工、罷市。當日又發生公署衛兵槍擊請願民眾,事件乃由請願懲兇一變而為對抗公署,進而激化為省籍衝突。此一抗爭與衝突,迅即蔓延全島,使原本單純的治安事件演變為政治運動,最終導致官民間的武裝衝突,以及本地之台灣人和外省人間的一場族群衝突。二二八事件於台灣光復後不到一年半之間發生,其背景並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的。事件本身與台灣獨立運動並沒有關聯,但對後來台獨運動的興起,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

背景

  • 政治背景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向美中等盟國移交戰爭中的占領區。1945年8月15日,在中國大陸地區,中華民國政府派何應欽南京接受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投降;在臺灣,中華民國政府在1945年10月25日台北市中山堂,接受日本投降並接管台灣。陳儀被指派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負責全台事務。

  • 軍事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立刻又陷入國共內戰。在後勤上,此時美國逐漸停止對國軍的援助,但是蘇聯卻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支持共產主義革命,包括支持共軍。1947年之後,在戰場上國軍逐漸陷入被動,蔣中正開始將台灣作為反共復國基地加以建設和整肅。

  • 經濟背景

在接管各日本占領區之後,經濟上由於維持國共內戰的龐大軍需以及光復初期國民黨官員腐敗滋生和政府相關管制政策不當,以致於民生物資不足,通貨膨脹十分嚴重。在大陸地區,中央銀行先后發行的法币金圓券幾近崩潰。台灣地區雖然情況較全國狀況為好,但是比較日治時期經濟民生下降很多。

  • 文化背景

因為經濟崩潰,以及國共內戰,當時社會各界尤其是文化界和學生掀起了蓬勃的反對內戰,要求民主的活動。相關活動,無論是在中國內陸各省,還是在台灣,都有共產黨的內部策動,甚至武裝起義。國民黨政權出於維護其獨裁統治以及反共目的,對這些活動血腥鎮壓。很多著名民主人士,遭到特務的綁架甚至暗殺。

事件經過

1947年2月27日,「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鐘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約位於今延平北路附近)前發現寡婦林江邁(40歲,育有一子一女)販賣私煙,查緝員將林婦所販賣的香煙及身上所有的錢財均被沒收。林婦以家計困難,跪地求饒。查緝員堅持不讓步,而民眾越聚越多的情況下,林婦被槍托擊傷頭部。

File:01072.jpg
南京西路上被拆除殆盡的美人座(即舊【天馬茶房】)。2006.01.01。

民眾目睹此景後極為憤怒,乃將查緝員包圍,傅等人開槍警告,不幸誤殺了當時在自宅樓下觀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激憤的群眾在當晚就包圍警察局,要求懲兇,但得不到滿意的答覆。第二天,台北市部分地區罷工、罷市,不少市民除了前往肇事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分局抗議之外(發生零星焚燒事件與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並聚眾向行政長官公署請願示威。不幸又因公署衛兵開槍造成傷亡,民眾情緒激昂,因而從3月1日起,又爆發了全島性的反抗政府事件(楊碧川 1997,55-6)。如果不把零星發生的暴動事件1考慮進來的話,這些反抗事件大致上循著兩條同時發生的路線在進行︰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另一為武裝抗爭路線(李筱峰 1995,99)。一方面,台北及各地的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名流,紛紛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和行政長官陳儀展開協商談判,並對陳儀提出逮捕貪官污吏、廢止行政長官公署、實施省自治、在行政、司法、軍事各方面起用台灣人等要求(若林正丈 1998,58)。


File:228 Massacre02.jpg
生氣的群眾聚集在專賣局台北分局門口。時間為1947.02.28。
專賣局台北分局所在重慶南路的現狀

另一方面,在台中嘉義斗六高雄花蓮等地,則出現以若干民間力量收繳槍械,組織民兵,試圖以武力進行抗爭的嚐試,這其中當以由前台灣共产黨領袖謝雪紅所號召的台中地區「二七部隊」最為有名(李筱峰 1995,99﹔楊碧川 1997,56)。

陳儀表面上做了一些讓步,如解除臨時頒布的戒嚴令,以換取時間,但事實上則以台灣人「叛亂」為由,暗中要求國民黨中央緊急派兵前來台灣鎮壓。3月8日蔣介石自大陸派來的援軍抵達,陳儀就對這未及成熟就爆發的叛亂回以徹底的鎮壓。連擁有警察武裝的台中「二七部隊」也無法有效抵擋,只能撤退至中部山脈入口埔里並自行解散。17日,中央政府派遣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都市裡的虐殺行為表面上暫告結束,但實際上的「清鄉工作」(舉發事件參加者的滾雪球作戰),在之後仍繼續持續了九個月之久(若林正丈 1998,59)。

這次的事件歷史上稱之為「二二八事件」。在事件後國家所主導的鎮壓行動中,估計有一千人到一萬八千人以上的台灣人被屠殺2,包括地方議員、醫師、律師、新聞記者、教師等社會菁英,根據楊亮功的「二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經過」(李筱峰1998,解讀二二八)他是官方派來監察使,詳細調查了外省人死亡及財務損失的情形 外省人死亡合計為147人。有人將事件之後的這次秋後算帳另外稱之為「清鄉運動」或者是「三月屠殺」。「台灣因此喪失了戰前殖民地反抗運動中所累積起來的優秀人才」(若林正丈 1998,60)。有位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和其後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台灣老作家,在接受訪問時竟然對日本學者若林正丈表示︰「我這世代還能活到今天的,都是二流的人才。」(若林正丈 1998,60)。

二二八事件中台灣原住民的參與

二二八事件中也有不少台灣原住民參加台灣人的反抗,而鄒族參與進攻嘉義水上機場也是一個例子。

1947年3月1日鄒族的青壯年(都是在大東亞戰爭期間被日本徵召前往南洋打仗的「精兵」),晚上11點左右開始從樂野出發,走向觸口。當時集合了所有鄒村落中各派出所的槍枝及平常打獵用的獵槍,還帶了山刀。鄒族人花不到一小時的時間攻下紅毛埤軍械庫。有了這些裝備,並進而圍堵嘉義水上機場。

之後,由於主戰、主和,意見分歧;高一生便下令鄒人部隊撤回山上。

二二八事件中的族群衝突與族群互助

二二八事件中存在的零星發生的暴動事件1,是族群衝突的主要體現。事件發生時的抗爭口號之一是「打倒貪官污吏」,由於外省人大多居於「能夠貪污」的職位,因而「打倒貪官污吏」在一定程度上變爲「打倒外省人」,造成許多無辜的中、下階級外省人在二二八事件的動亂中受傷甚至死亡。(李中邦,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中肯作證、詮釋「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陳明忠》,2005年)

根據徐宗懋所提供的史料,二二八事件中有許多族群互助現象,遠比族群衝突要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林獻堂保護嚴家淦的例子。由於受林獻堂的救命之恩,嚴家淦在林獻堂的骨灰運返台灣后,寫悼詞紀念:「猶憶患難相扶,照人肝膽」。


事件的平反

在台灣開始民主化以後,李登輝總統首先於1995年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在隔年1996年,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宣布訂定「228紀念假日」,並把台北新公園改名爲二二八和平公園,於公園內設立紀念館和紀念碑。行政院也在同年通過訂定228為國定假日,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也曾在2003年選舉期間,就此事件而向台灣人民公開道歉。

二二八事件的影響

由國民黨軍隊操作、架設在救火車上的機關槍。當時服務於聯合國的Dr. M. Ottsen在台南親眼看到該事件的發生。詳細拍攝日期不詳。

根據李筱峰(1995,99-102)的研究,在此次事件中,不論是政治交涉路線,或者是武裝抗爭路線,他們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訴求,事實上都僅止於「高度自治」而已,在國家認同的層次上,基本上仍以大中國為認同的對象,並未提昇到「台灣獨立」的要求。但是,在這次事件以後,面對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人殘酷的屠殺,台灣本省人和来自中國大陆的外省人之間的隔閡益為加深,台灣人想要追求自己之獨立國家的想法,從此漸漸產生出來。可以說,二二八事件是之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e.g., 張德水 1992,154﹔王育德 1979,162﹔周明峰 1994,139)。美國學者Meisner(1964, 155)就這樣表示︰「『二二八』一詞,不僅僅是[在海外]流亡之台灣獨立團體的口號,更是喚起所有已成年台灣人之個人悲慘經驗的一個象徵。」台灣作家李喬也這樣表示︰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死傷最慘最多,影響最深廣的歷史事件。「二二八」已成為台灣人共同的夢魘、族群的共同潛意識﹔台灣人的意識、精神、情操、人間形象、人生理想,藝術創造,價值觀念等等,都隱含了「二二八」的因子。(李喬 1993,219)

雖然近年來四大族群逐漸彌合,但潛意識中本省與外省人的對抗仍會在選舉中被挑撥。此事件對台灣過去和現在的發展都埋下了深遠的影響。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舉隅

(以下所列人物,僅限於在事件中及之後的屠殺行動中喪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獄者則不記;由於該事件受難者過多,這裡只是舉幾個例子,不完全具備代表性;按照受難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File:Chen Cheng Pou.jpg
陳澄波照片
  • 陳澄波:美術家,「二二八事件」受難者
  • 陳炘:企業家,「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被警察帶走而遇害
  • 郭章垣:宜蘭醫院院長,「二二八事件」死難者,遺言:「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 李瑞峰:律師;「二二八事件」死難者
  • 李瑞漢:曾任台北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死難者
  • 林連宗:台灣前制憲國大代表、台灣省參議員、台灣省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二二八事件」死難者
  • 林茂生: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哲學博士(1929年);曾於終戰後協助接收台灣大學,並創辦《台灣民報》;「二二八事件」後無故被捕,一去不回
  • 呂赫若:日治時期作家,本名呂石雄;「二二八事件」後逃入台北縣石碇鄉鹿窟打游擊,後來下落不明
  • 阮朝日:《台灣新生報》經理,「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女兒阮美姝至今仍積極從事「二二八事件」研究,並在屏東設立私人紀念館
  • 施江南:醫學博士,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專攻。日治時期曾任台北州議員、「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事、「台灣奉公醫師團」本部理事。戰後曾任「台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台灣省科學振興會」主席。
  • 宋斐如:行政長官公署唯一台籍高級官員(教育處副處長),《人民導報》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
  • 王添灯:日治時期實業家,戰後曾任《人民導報》社長,「二二八事件」中被憲兵用汽油活活燒死
  • 王育霖:日治時期的律師,戰後曾任新竹地檢處檢查官,「二二八事件」中被處死
  • 吳金鍊:《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日治時期曾任<<台灣新民報>>台南支局長、宜蘭支局長,並曾任職於總社社會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報導被害。
  • 吳鴻麒:戰後曾任台灣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被害,吳伯雄的伯父
  • 蕭朝金:日治時期牧師,「二二八事件」時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慘遭槍斃
  • 張七郎:醫師;曾任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台灣省制憲國代;「二二八事件」後,與其三弟張果仁醫師與長子張依仁被軍隊帶走,一家三口均遭殺身之禍
  • 朱點人:日治時期作家,在「二二八事件」時遇害

備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但是,在接受日軍投降,接收日本占領之土地、工廠等資源時,貪污腐敗非常嚴重,為巧取豪奪,同時期在中國大陸的許多地方也上演著许许多多官逼民反的事件。沦陷地区的人民对国民政府的期待,往往被无情的现实粉碎,国民党因而被一些民众称之为「刮民党」;而另外一些处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交界的地区,则立刻又处于战火之中,一些人被冠以「共匪」或「敌特」之名迫害。

台中縣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碑文

這是一方冰涼的石碑 森寒的歷史影像竄動其間
一九四七年 血腥風暴漫天襲捲
島嶼記憶凍結在史上最寒冷的春天
歷史曾經受傷 二二八事件鏤刻的台灣傷痛
糾結著猜疑與仇恨 鮮血與淚水 生離與死別
這是承載台灣之痛的石碑


因為哭泣 嬰兒得以成長 因為痛苦 生命得以延續
因為二二八 台灣得以學習 悲憫與寬恕
這是召喚台灣之愛的石碑 因為傷痛 島嶼失憶
因為回憶 傷口開花 這是一方長出綠芽的石碑


凝看這方石碑 撫觸歷史傷痛 請你 擎起向陽的雙臂
打開柔軟的心地 讓記憶的溫度灌注其間
讓二二八英靈停止嘆息 這是一方溫暖的石碑
受苦的靈魂將永存 公義的天空
(引自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nd)


二二八事件的相關史料與研究

解嚴前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在發生後的四十年當中,始終是一個高度的政治禁忌,日常談話不能提到這件事,更不用說對這個事件進行學術研究了。然而,在解嚴以後,一切曾經被壓抑的,都開始要奪回它原本應有的發言權。在這種情況下,二二八也逐漸成為一個熱門的公共議題,不僅有很多文章和專書開始回憶、討論這個事件,同時也開始有學者對這個事件進行比較嚴肅的學術研究。

在目前的台灣,和二二八相關的研究書目已經多得不容許我們在這裡一一列舉了,在這裡我們僅做一個簡要的說明(僅限於專書,單篇文章或論文不計)。


事件親身參與者的口述歷史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陳明忠,2005,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台北: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
  • 沈秀華,1997,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台北:玉山社。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1,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2,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4,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許雪姬等,1995,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張文義、沈秀華,1992,噶瑪蘭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4,嘉義北回二二八。台北 :自立晚報。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a,嘉義驛前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b,諸羅山城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c,嘉雲平野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1993,悲情車站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
  •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1994,基隆雨港二二八。台北:自立。
  • 張炎憲、胡慧玲、黎光中,1995,台北南港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口述歷史第4期:二二八事件專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官方重要史料彙編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陳興唐,1992,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上卷(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台北:人間。
  • 國史館,1997,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中、下)。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 。
  • 國史館,2002,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一至四冊)。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
  • 林德龍編,1992,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陳芳明導讀。 台北:自立晚報。
  • 王景弘編譯,2002,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台北:玉山社。


相關學術研究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陳翠蓮,1995,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台北:時報文化。
  • 陳芳明編,1988,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Irvine,Calif.:台灣出版社。
  • 陳宏昌,2003,二二八平反運動初探。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戴國煇、葉芸芸,1992,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台北:遠流。
  • 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1992,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台北: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 Hung, Chien-di. 2000. In Search of Taiwanese Identity: Trauma, Formation, and Recovery. Ph.D. diss., Drew University.
  • Kerr, George H. 1965. 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 Lai, Tse-han, Ramon H. Myers, and Wou Wei. 1991.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1993,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臺北:時報文化。
  • Phillips, Steven E. 1998.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Independence: The Taiwanese Elite under Nationalist Chinese Rule, 1945-1950. Ph.D. diss., Georgetown University.
  • 夏春祥,2000,媒介記憶與新聞儀式:二二八事件新聞的文本分析(1947-2000)。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論文。
  •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
  • 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慧編,1998,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注釋

1. 所謂的「零星發生的暴動事件」,在性質上和社會運動文獻中所論及的突發性(spontaneous)「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r,見Turner and Killian 1987)比較接近。也就是說,參與這些暴動事件的人,並不是一個有組織性、計劃性的團體,而是在聚眾場合中,因為當時現場情境的渲染而在某種程度上陷入集體情緒的一群人。我們可以在相關文獻中找到類似的記載,「民眾不僅燬物,也對外省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屈辱毆打。…… 一般認為,這是一年半以來的積怨所爆發出來的盲目排斥外省人暴動。於是,無助的小公務員及其眷屬、來台旅行或經商的外省人成了代罪羔羊」(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 1994,55)。

2. 這裡所列二二八事件中犧牲者的數目引自若林正丈(1998,60),他的估算數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實上,由於種種原因(諸如當時官方所主導的濫殺行動,很多完全沒有書面資料遺留下來),各界對二二八事件確實的犧牲者人數,一直有極不一致的估算。從比較保守的不到一千人(郝伯村,户口清查1947年2-3月间所有死亡人数不超过一千人;857人申领“二二八事件补偿基金会”600万台币赔偿),一直至十幾萬人不等(虞義輝 2001,118)。舉例來說,Lai, Myers, and Wei(1991, 160)所估算的數字是10,000以下﹔李喬(1992,218)推估死亡人數最高為20,500人,最低為15,500人,其中數為18,000人。

參考出處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nd,台中縣二二八和平紀念碑及碑文 [online]。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引用於 2004年10月18日]。全球資訊網網址:[1]
  • 李喬,1993,台灣(國家)的認同結構,見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01-22。台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 李筱峰,1995,一百年來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見李筱峰著,台灣,我的選擇!:國家認同的轉折,頁73-145。台北:玉山社。
  • Meisner, Maurice. 1964. The Development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In Formosa Today, edited by Mark Mancall, 147-62.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若林正丈,1998,蔣經國與李登輝,賴香吟譯。台北:遠流。
  • Turner, Ralph H., and Lewis M. Killian. 1987. Collective Behavior.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 王育德,1979,台灣:苦悶的歷史,中文修訂版,黃國彥譯。東京:台灣青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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