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集體遷墓
西湖因為風景秀美，自古以來就有許多名人長眠於此，在1936年徹底禁止修建墳前，周邊存在很多名人墓葬。1955年和1964年，浙江省有關部門在毛澤東指示下主動清理了西湖周邊的墓葬，是為西湖集體遷墓。
背景[編輯]
西湖周邊從古至今埋葬有許多歷史人物，但是在1927年北伐勝利政府逐步禁止了在西湖周邊建設墓葬。1927年11月到任的杭州市長陳屺懷頒布《杭州市取締西湖建築規劃》禁止在孤山預備收歸國有，周邊禁止營造一切建築；1932年杭州市政府第77次市政會議通過《杭州市禁葬區域內已葬墳墓登記規則》，進一步規定環湖區域、公路沿線、風景名勝周邊150米內禁止營葬；杭州首批公墓於1936年6月竣工後，杭州市政府頒布命令，當年6月16日後禁止在市區內公墓以外各地營葬，此後西湖就不再能夠建設墓地。以徐自華為例，其在1935年7月12日逝世，與秋瑾相約埋骨西泠，受此禁令影響，直到抗戰杭州淪陷後她妹妹徐蘊華於1943年4月16日請石工幫忙，將徐自華棺柩埋入秋瑾墓旁邊的生壙。西湖墓葬的清理起於1929年6月舉辦首屆西湖博覽會。西湖博覽會籌備期間，籌辦方在北山路會場周邊清理了大量不倫不類的墓葬和有損西湖景觀的墓葬，同時修復了蘇小小墓、陳文龍墓、岳飛墓等西湖名人墓葬。[1]
1954年遷墓[編輯]
1953年11月至1954年1月，毛澤東一直下榻杭州劉莊。某日與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一同遠眺，看到孤山一帶有很多墓地，就感嘆道：「西湖邊的墳墓太多了，這些墳墓可以拆遷一下，埋到郊區去。」江華表示立刻照辦，動員浙江省委工作人員連夜將西湖周邊，尤其是劉莊附近的墳墓清理光。毛澤東在清明節前夕又和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聊到西湖墓葬，指示：「除了岳王墓等少數幾個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墳墓外，其他的應該統統遷到別處去。西湖風景區應該成為勞動人民休息和遊覽的地方，不能讓人們看到這裡到處是墳堆、墓碑，這些真是大煞風景啊。」[2]然而杭州市委對拆墓並不同意，3月1日向浙江省委匯報將會保留秋瑾墓、蘇小小墓、林和靖墓、徐錫麟墓、張蒼水墓、章太炎墓，拆除陶成章墓、蘇曼殊墓、武松墓等14座墓葬。地方民主黨派則向周恩來反映此事，周恩來立刻叫停了此事，已經拆毀的12座墓葬都得到恢復。[1][3]
1965年遷墓[編輯]
1964年年末，文革前夕，毛澤東秘書胡喬木在西湖汪莊5號樓休養時寫了一首《沁園春·杭州感事》，詞中寫道：「土偶欺山，妖骸禍水，西子猶污半面妝。天共我，吼風奇劍，掃汝生光！」給毛澤東看後，毛澤東將其最後一句改為「誰共我，舞倚天長劍，掃此荒唐」，並且批語：「杭州及別處，行近郊原，處處與鬼為鄰，幾百年猶難掃盡。今日僅僅挖了幾堆朽骨，便以為問題解決，太輕敵了。至於廟，連一個也未動。」這篇詞在《浙江日報》頭版刊登，成為了拆墳的導火索。12月2日夜裡，蘇小小墓、于謙墓、武松墓、林和靖墓在內的西湖三十多座墓冢遭到突擊拆毀，與辛亥革命有關的裘紹、尹維峻夫婦、徐錫麟、陶成章被合葬一處，蘇曼殊、林啟、徐寄塵、惠興、林寒碧則被合葬別處，政府於12月15日在雞籠山馬坡嶺修建了10座合葬墓，並且規定蘇小小墓、林和靖墓、馮小青墓、馬鞠香墓，鶴冢、馬冢、齒冢等「拆除後不予重建」。12月9日，《浙江日報》又發表報道讚揚了「西湖園林清理墳墓碑塔」的行動清理封建腐化、消除與『鬼』為鄰的不合理現象、擁護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此後雞籠山馬坡嶺腳的15畝土地就成為拆除墓地的終點，西湖清理出來的墓地需要重建的都到這裡「過集體生活」。1965年1月28日中央向浙江省委指示：「土偶妖骸所指很廣，並不限於有形的廟墳，一切舊文化中的偶像骸骨都包括在內，對這些東西必須進行很艱巨的長期的鬥爭。」當天夜裡，浙江省拆毀了西湖邊最後一座墓葬——秋瑾墓。3月6日，杭州市委報告稱「徹底革命、除舊立新」的拆墓運動拆毀墓葬654座，同時雲棲寺蓮池塔壇和佛像、六和塔內三十一個菩薩、岳廟牌坊、于謙牌坊、靈隱路九里松附近葬有司徒雷登家族成員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墓群也被當作「土偶妖骸」受到拆毀。[3]
重建[編輯]
文革結束之後，這些墓葬部分得到了修復。1980年代初，秋瑾孫女寫信給鄧穎超稱希望為祖母掃墓，於是秋瑾墓在1981年重建。後來，遷葬到馬坡嶺的辛亥英烈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陶成章、沈由智、楊哲商和浙軍攻克金陵陳亡將士墓，以及後續加入的裘紹、尹維峻夫婦和姚勇忱，又被集體遷移到南天竺，以此建立了辛亥革命烈士陵園。留在原地的蘇曼殊、林啟、惠興、徐自華、林寒碧等，在2005年12月5日建成「西湖文化名人墓地紀念碑」作為標記。龍井深處的胡則墓則於2001年恢復。2004年杭州市政府為了恢復西湖六朝古蹟，將蘇小小墓、武松墓重新修建，但蘇小小墓的修建還是引發社會爭議[4]。南屏山上的魏源墓則在1970年代文革的時候改造成豬圈，2002年確定位置，2005年立碑，2018年重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