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館
三禮館是乾隆元年（1736年）設置的纂修機構，參修人數達百餘人，至乾隆十九年，編成《三禮義疏》。
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詔開三禮館，以為「《禮記》一書，尚未修纂。又《儀禮》、《周禮》二經，學者以無關科舉，多未寓目。」[1]隨著清廷異族統治秩序的漸趨穩固，加強禮制建設成為迫切之舉，至七月九日，始任命鄂爾泰、張廷玉、朱軾、甘汝來等為三禮館總裁，[2]一時重臣、名儒，如諸錦、惠士奇、杭世駿、蔡德晉、吳廷華、姜兆錫等，均贊纂修之職參，李紱即由博學鴻詞科躋身三禮館副總裁，發凡起例和搜集《三禮》文獻，[3]另一位副總裁方苞曾就《三禮書目》徵詢李紱意見，李紱則建議輯抄《永樂大典》。
三禮館最早的工作是從《永樂大典》中錄出有關於《三禮》者，[4]此舉亦開四庫全書館輯錄《永樂大典》之先河。後汪由敦、尹繼善、陳大受、彭維新、李清植、任啟運等又補副總裁。杭世駿於乾隆元年（1736年）中博學鴻詞科之後，入三禮館纂修《禮記義疏》，用功頗多，[5]《學記》、《樂記》、《喪大紀》、《玉藻》等篇，即出其手，至乾隆八年（1743年）杭因考選御史上書直言觸怒高宗被斥罷。全祖望與杭世駿同年考取博學鴻詞科，次年卻力辭方苞邀請他入三禮館而回鄉，但他又推薦另一位禮學大家吳廷華入館。[6]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禮義疏》最後成書。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禮義疏》定本刊刻，包括《周官義疏》48卷、《儀禮義疏》48卷、《禮記義疏》92卷，前後歷時19年，堪稱一時盛舉。《三禮義疏》刊成後，高宗賜國子監，並頒發各直省學政，令士子研習。
清初朝廷為籠絡中原士子，大開文治之門，除三禮館之外，還創辦所謂的實錄館、明史館、會典館、三通館、一統志館等。這些館都以大學士任監修總裁官，學士分別兼副總裁和總纂、纂修等職。謄錄官則由各館內從生員中自行挑選，或由官員舉薦。開館期間，館內費用全部公出，並有飯食銀兩則出自總裁、副總裁公費。清高宗大規模纂修《三禮義疏》，開啟清朝禮學振興之風，不少修繕人員在離開三禮館後，仍繼續鑽研三禮，例如杭世駿在館期間於《禮記義疏》的修纂用功頗多，在離開「三禮館」後更傾心於《禮記》一經的搜討和編纂，晚年撰成《續禮記集說》一百卷。又如王士讓撰有《儀禮紃解》、官獻瑤撰有《讀周官》、諸錦撰有《夏小正詁》等都是離館後的私人續作。
惠棟之父惠士奇於乾隆元年（1736年）赴京纂修《三禮義疏》。然其學問不被方苞看重，在三禮館未盡所學，貢獻無多，四年後乃告歸。三禮館學風深刻表現在惠士奇與方苞學術風貌不同。方苞與三禮館同仁多不協，於學術討論，往往流於意氣之爭。[7]乾隆五年（1740年），漢學健將江永應同郡程恂之邀游京師，方苞頗自負，不服江永的學問，曾當面遭到江氏的嘲笑。[8]從三禮館到四庫館的學風轉變，可以淸楚看到從清初到中葉過程中，乾嘉漢學的興起。
注釋[編輯]
- ^ 《清高宗實錄》卷二一，乾隆元年六月己卯條：「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六日，高宗頒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命開館纂修《三禮義疏》。其言曰：昔我皇祖聖祖仁皇帝，闡明經學，嘉惠萬世，以《大全》諸書，駁雜不純，特命大臣等，纂集《易》、《書》、《詩》、《春秋》四經傳說。親加折衷，存其精粹，去其枝蔓，頒行學校，昭示來茲。而《禮記》一書，尚未修纂。又《儀禮》、《周禮》二經，學者以無關科舉，多未寓目。朕思五經乃政教之原，而《禮經》更切於人倫日用，傳所謂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者也。昔朱子請修《三禮》，當時未見施行，數百年間，學者深以為憾。應取漢、唐、宋、元註疏詮解，精研詳訂，發其義蘊，編輯成書，俾與《易》、《書》、《詩》、《春秋》四經，並垂永久。其開館纂修事宜，大學士會同該部，定議具奏。」
- ^ 《清高宗實錄》卷二二，乾隆元年七月辛丑條。
- ^ 李紱《與同館論纂修三禮事宜書》中稱：「《三禮》以註疏為主，一切章段故實，非有大礙於理者，悉宜遵鄭注、孔疏。」
- ^ 杭世駿:〈續禮記集說自序〉，《續禮記集說》
- ^ 李富孫《鶴征後錄》卷一：「先生讀書五行倶下，博綜廣覽，於學無所不貫。所藏書擁搨積幾，不下千萬卷，沈酣其中，幾忘晷夕。故發為文章，宏肆奧博，一時莫與抗者。」
- ^ 《奉方望溪先生辭薦書》：「況某刻期南下，省覲切於晨昏之戀，若一人薦章，則行程中阻矣。……交好中有堪此任者，不敢不為執事告。前福建興化通判吳君廷華，其留心《三禮》蓋二十餘年。」
- ^ 張濤，《乾隆三禮館史論》，頁 69-72。
- ^ 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記載: 「是時三禮館總裁方侍郎苞自負其學，見永，即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數事為問，從容答之。苞負氣不服，永哂之而已。」
參考書目[編輯]
- 楊朝亮：〈試論李紱於三禮館之貢獻〉，《孔子研究》，第2期，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