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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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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瑞(1771年5月19日—1838年6月8日),字思元,号思元主人。有萋香轩、樊学斋、师蛰轩等室名[1]爱新觉罗氏,清初第一代和硕豫亲王多铎五世孙,和硕豫良亲王修龄次子,[2]母嫡福晋富察氏,外祖父是承恩公傅文。裕瑞的嫡妻博尔济吉特氏是都统存泰之女,妾章氏是章明之女。[3]裕瑞的兄弟裕丰裕兴先后承袭豫亲王的爵位,但都获罪被革爵,最后由五弟裕全袭爵。

作为清代宗室成员,裕瑞的仕途履历在《爱新觉罗宗谱》中有明确记载,但其政治生涯却充满坎坷。他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受封不入八分辅国公,由此步入仕途,先后担任散秩大臣、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管理火器营事务、镶红旗满洲副都统、署正黄旗护军统领等职。然而其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曾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因事被革退全部职务,虽于十六年(1811年)复授散秩大臣、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职,但最终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再遭重大挫折,被革去公爵与所有职务,贬至盛京管理宗室事务,并于次年(1814年)四月被下令“永遗圈禁”。纵观其一生,虽长期居于官场,但职位始终不高,且屡遭贬谪,在政治上可谓建树寥寥。然而,与完全依赖科举晋身的汉族士人相比,其显赫的宗室出身本身已是一种特权,使其得以世袭爵位并官至正二品,这无疑是家族背景所带来的特殊优待。

关于裕瑞的生平,现今研究中存在一些常见的史实错误需加以辨析。例如,其受封不入八分辅国公的准确年份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而非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此外,《清史列传》卷五十所载的“裕瑞”实为满洲佟佳氏的另一位同名官员,并非宗室裕瑞;《爱新觉罗宗谱》中亦载有另一位生于同治年间(1871年)的同名者,研究者需仔细甄别,避免混淆。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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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瑞虽世袭爵位并出任官职,但政治建树有限,主要成就集中于文学、艺术与学术领域。生平根据其居住地与经历,可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4]

肆意京城(约1771年-18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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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瑞出身显赫,其家族为清初豫亲王多铎之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其父修龄承袭豫亲王爵位,家族得以平反并重获荣耀。作为王府嫡次子,裕瑞自幼生活优渥。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其父去世后,长兄裕丰袭爵,此时家族虽地位尊崇但已无实权。裕瑞本人虽在朝中担任一系列官职,如散秩大臣、副都统等,但多为闲散职位,并无实际政治影响力,其志趣与成就主要集中于文化艺术领域。这一时期是裕瑞人生中最惬意、创作最旺盛的阶段。近四十二年的京城生活为其打下了深厚的文艺基础,建立了广泛的人脉网络,也基本定型了他的审美情趣。这段优游肆意的时光,为其日后即便在贬谪困境中仍能坚持创作奠定了根基,同时也预示了其难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结局。

寄情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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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岁前居京期间,裕瑞将大量精力投入诗文、书画创作与学术研究,展现出多方面的才华。据《清史稿》等记载,他“工诗善画,通西番语”,其艺术实践不仅限于传统文人画(尤以墨竹闻名,备受吴嵩梁、法式善等友人推崇),还涉及西洋地理学,曾绘制《鹦鹉地图》(即西洋地球图)。该图在当时文人中引起反响,裕瑞曾“索同人题咏”,诗人舒位、陈文述的同名诗作皆源于此,裕瑞本人诗集中《鹦鹉地》(疑脱“图”字)诗及小序为此提供了直接证据。此外,他凭借通晓唐古特文(藏文)的能力,校勘唐时流入西藏的佛经数百卷,试图恢复古本原貌。

文学创作方面,他早年即成诗名,二十五岁前已集成诗文四册,并寄予文坛领袖袁枚求教,获其赞赏。自嘉庆七年(1802年)起,至离京前,他陆续刊刻了《萋香轩吟草》、《樊学斋诗集》、《清艳堂近稿》、《眺松亭赋钞》、《草檐即山集》、《枣窗文稿》等六部诗文集,著述丰硕。

广事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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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师期间,裕瑞凭借其宗室身份与文艺才华,活跃于当时的文化圈,结交了大量名流。其交游对象极为广泛,涵盖了诗坛巨擘(如张问陶、法式善、吴嵩梁、乐钧、杨芳灿)、书画名家(如瑛宝、顾弢庵)、学者(如地理学家徐松)等。他不仅是各类雅集的积极参与者,如著名的“寿苏会”(纪念苏轼)、法式善“诗龛”的集会,更是热忱的东道主,常在自家宅邸“樊学斋”中举办文人聚会,其园中“旋螺台”、“眺松亭”等十景成为友人唱和题咏的对象。此外,他还与友人们共赏书画,同为作品题跋(如为瑛宝《蝶仙图》题跋),这种频繁而深入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其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并留下了大量酬唱赠答诗作。

乐游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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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瑞性好游览,足迹遍布京畿名胜古迹。他尤爱探访寺院静所(如大觉寺、潭柘寺、香界寺、卧佛寺、戒台寺、资福寺)与湖山胜景(如什刹海、积水潭、黑龙潭、尺五庄)。在这些游历中,他常与友人同行,并将所见所感付诸吟咏,诗歌成为了记录其游踪与审美体验的重要载体。

谪居盛京(1813年-18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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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时期是裕瑞人生中的困顿低谷,却也是其文艺创作与学术思考向内深化、向外拓展的关键阶段。他通过在文学、艺术和学术领域的持续耕耘,成功地在一片政治失意的废墟上,重新构建了自身的精神价值与文化身份。

贬谪因由与居盛京时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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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八年(1813年)底,裕瑞的政治生涯遭遇毁灭性打击,因“失察”之罪被贬至盛京(沈阳),并在此度过了近十五年的谪居生涯。其获罪直接源于当年震动朝野的“天理教起义”。裕瑞作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其属下兵丁曹幅昌及其父、四品都司曹纶均卷入此次谋逆事件。嘉庆帝震怒,裕瑞因御下不严、监管失职而受到严惩,先被革去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位及所有职务,后于同年末被削籍贬谪盛京,管理移居宗室事务。然而祸不单行,抵盛京未及半年,他又因行为失检(被参奏“买有夫之妇为妾”)且未能有效管束其他宗室,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月被下令“严密圈禁,派弁兵看守,不拘年限”,处境雪上加霜。

尽管名义上遭到“严密圈禁”,但裕瑞的实际生活状态远非寻常囚徒可比。身为宗室成员,他依然享有一定的优待和行动自由。其友人焕明(时任复州城守尉)的访诗记载了他“泼墨挥毫事事幽”的潇洒状态。裕瑞自身诗作也显示,他不仅能购得辽阳太子河砚工所制石砚百余方,还能与砚工交流、命其依谱制砚,甚至可能有外出游览的机会(如千山寺疑似其题写的“法水常流”石刻)。在经济上他似乎也较为宽裕。在心态上,他虽偶有思乡之愁,但整体表现为一种闲静自适、宠辱不惊的豁达,通过参悟佛经、品鉴美食(食冰蟹、饮葡萄酒)、莳花养虫(养促织)等方式进行自我排遣,诗文创作中少见郁结不平之气,反而多悠然之境。

谪居盛京期间的文学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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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居期间,文学艺术与学术研究成为裕瑞精神生活的核心。他笔耕不辍,将盛京所作诗歌辑为《沈居集咏》,其中题画诗占比颇高,内容既有自题所绘墨菊、风竹、梅花,也有为友人画作所题之诗,书画成为其寄情遣兴的重要方式。

他积极融入当地文化圈。初至盛京时,在盛京将军晋昌的支持下,他曾与著名书商程伟元一同,支持本地名士缪公恩等组织“芝兰诗社”,参与其间的诗词唱和乃至子弟书创作活动。此外,他与当地诸多文官保持密切唱和,如学政程国仁(春庐)、彭浚,刺史陈炳(春渠)、何珩(立斋),宗伯升寅(宾旭)等,留下了大量酬赠诗篇,展现了其“乐交好学”的本色未曾因贬谪而改变。

更重要的是,此期他的学术兴趣转向经学与佛理研究。他撰写了考据文章《读孟子篇书后》、《读〈孔子家语〉书后》,敢于质疑经典,提出独到见解,如认为《孔子家语》并非全伪但掺杂附会,质疑孟子在当时的实际学术地位等。同时,他深入研修佛学,撰有《参经臆说》记录学佛心得,并于道光七年(1827年)亲手抄录《别译杂阿含经》一册,其佛学思想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慈悯众生(如不杀蜈蚣、为蚊念往生咒)的倾向。

重返京城(1828年-18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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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八年(1828年)初,年近花甲的裕瑞终获赦免,结束了近十五年的谪居生活,重返北京。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现存直接诗文创作较少,但其行迹仍可通过细微处得以窥见。

此一时期,裕瑞的核心活动是对其一生丰富的文学与文化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整理、编纂与刊刻,意在为自己的文学生涯作一总结。他陆续将谪居盛京期间及此前未及刊行的著作付梓:道光八年(1828年)刊成诗集《沈居集咏》,道光九年(1829年)刊成记录东行见闻的《东行吟钞》,道光十年(1830年)又刊成《枣窗文续稿》(亦称《再刻枣窗文稿》)。然而,其佛学心得著作《参经臆说》则未予刊行,仅以稿本存世。

重返京城后,裕瑞并未中断与旧友的交流。他将新刊的《沈居集咏》赠与老友郑亲王乌尔恭阿,乌尔恭阿回以题诗,盛赞其诗作并感念十年睽隔后的重逢。同时,他也将《枣窗文续稿》寄赠给在盛京共度艰难岁月、情谊深厚的侄孙兼挚友焕明,延续了这段跨越地域的情谊。此外,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仍以书画与同宗交往,曾绘墨菊条幅赠予晚辈宗室耆英(字介春),上款题识显示其晚年仍号“思元”。道光十三年(1833年),他翻检出在沈阳时所写的读《孟子》的札记,加以整理并作序,汇辑为《论孟余说》一书,这表明其学术思考直至晚年仍在持续。

重返京城的晚年岁月,裕瑞虽无新的轰动性创作,但其角色已从积极的创作者转变为自身文化遗产的总结者。他通过有计划地刊刻著作、与友人分享成果,从容地为自己的文学与学术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最终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去世。

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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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瑞一生虽主要生活于北京和盛京(沈阳)两地,但其文学交游极为广泛,涵盖了蒙、满、汉等多个民族,涉及诗、书、画各个艺术领域,交往对象从宗室亲王、朝廷显宦到布衣处士、地方官员,乃至江南文坛泰斗,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多元化的交流网络。他的交游活动不仅是其个人文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深刻地反映了清代中期在文化融合背景下,宗室文人积极融入汉文化主流、参与文坛互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生动景象。其交游材料主要保存于其《思元斋全集》以及友人的诗文集中,根据交往对象的身份与关系,可大致分为前辈文人、同辈文友和同宗友人三类。

与前辈文人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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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宗室文人,裕瑞对汉文化界的名士大家充满敬仰,并积极求教问益,这与清代宗室王公普遍礼敬文士的风气一脉相承。他与当时诗坛领袖的交往,对其诗学观念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性灵派主将袁枚的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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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瑞虽从未与袁枚谋面,但通过书信往来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对袁枚极其推崇,曾寄赠自己的诗文四册至江南请求指正,并恳请袁枚为其作序以期“一经品题,便成佳士”。袁枚对这位好学的宗室子弟赞赏有加,称其“好学虚怀之意,尤可敬也”,不仅将裕瑞的赠诗收入《续同人集》,还亲自撰写了《思元主人诗序》予以鼓励。裕瑞珍视这份情谊,曾将袁枚的回信手札精心装裱收藏。这种跨越空间的神交,体现了裕瑞主动向主流诗坛靠拢的强烈意愿。他在创作上也直接受袁枚影响,写有《咏桃奴戏效袁简斋体》等诗作,即使在袁枚遭舆论非议时仍公开效仿,表明了对性灵说的坚定认同。此外,裕瑞还通过袁枚与女弟子骆绮兰有间接交集,曾为其《秋灯课女图》题诗。

与性灵派副将赵翼的诗文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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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瑞与赵翼亦有密切的书信往来。嘉庆五年(1800年),他与女诗人归懋仪同日寄诗向赵翼乞序,成为一时佳话。赵翼曾为裕瑞所作的《风雨快游图》题诗,裕瑞则回以《答赵云松先生寄题风雨游图》表达感激之情。即便在被贬盛京后,裕瑞仍次韵赵翼的《美人风筝》诗,二人的文学交往持续十余年,直至赵翼去世。

与诗龛主人法式善的京师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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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善是京师的文坛核心人物,其“诗龛”是北方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作为前辈,法式善与裕瑞过从甚密。他们一同游览京郊名胜如潭柘寺、大觉寺,共同参与“寿苏会”、“寿欧会”等文坛盛会。法式善极为欣赏裕瑞的画艺,尤其对其墨竹赞誉有加,多次为其画作题诗,如《思元道人写竹见贻》、《题思元道人画竹》等。同时,法式善也为裕瑞的《樊学斋诗集》作序,盛赞其诗“不求工而工”。更重要的是,法式善的诗龛为裕瑞搭建了进入嘉庆京师文人圈的桥梁,通过他,裕瑞得以结识张问陶、吴嵩梁、徐松(星伯)、杨芳灿等一大批中坚文士,极大地拓宽了其交游范围,对裕瑞在京师的文学地位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

与同辈文友的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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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入文坛的过程中,裕瑞与众多年龄相仿、志趣相投的同辈文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其中与性灵派殿军张问陶和“诗佛”吴嵩梁交情最深。

与性灵派殿军张问陶的密切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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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问陶与裕瑞在京期间交往频繁。他们是诸多雅集上的常客,曾共同出席裕瑞在“樊学斋”举办的集会,以及肃亲王府邸的西园小集。二人一同瞻仰欧阳修画像,共庆苏轼诞辰,还为共同的藏画或友人画作题诗,如共赏丁云鹏的《洗象图》、为瑛宝的《蝶仙图》题跋、为友人蒲快亭的《出塞图》赋诗等。此外,他们还一同参与了《观我观物诗卷》的集体创作。这种频繁的集体活动表明二人处于同一紧密的文人圈子之中,相互切磋诗艺,交流甚笃。

与“诗佛”吴嵩梁的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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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嵩梁是裕瑞最为亲密的文友之一,二人唱和诗作数量在裕瑞友人中位居前列。他们频频互访宅邸(萋香轩、樊学斋),裕瑞曾为吴嵩梁画竹并题“干青云而直上”以勉励,吴则回赠诗篇答谢。二人互赠礼物,如裕瑞赠吴佳茗,吴则报以诗章。中秋佳节,裕瑞亦寄诗表达思念。即便在裕瑞谪居盛京后,吴嵩梁仍从京师寄诗寄序,裕瑞作诗答谢,情谊并未因距离而中断。这段持续一生的友谊,建立在共同的诗学趣味(均受性灵说影响)和频繁的文学互动基础之上。

与地方官员陈廷桂的盛京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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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居盛京期间,裕瑞与当地文官保持了文学往来,其中与奉天府丞陈廷桂(字梦湖)交往最深。陈廷桂调任盛京后,将自己的诗集《香草堂诗略》赠予裕瑞,裕瑞不仅为之作序,还择其诗中十三首进行唱和。二人共同探讨本地见闻轶事,裕瑞作有《和梦湖铁兜鍪歌》、《和梦湖晋砖歌》等。这段交往始于盛京,得益于二人早在京师就有共同友人(如乐钧),是裕瑞在贬谪地维持文学活动的重要体现。

与同宗友人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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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室内部,裕瑞也与多位擅诗的皇族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真挚的情谊。

与郑亲王乌尔恭阿的世交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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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恭阿与裕瑞年纪相仿,家世相当,兴趣相投,交往极为频繁。二人经常互赠礼物,从食物(熏鱼、点馔、杏叶笋、醉枣)到文玩(海上文石)无所不包,并伴有大量的唱和诗作,乌尔恭阿的《石琴室稿》中有24首与裕瑞相关的诗。裕瑞曾受邀游览乌尔恭阿的惠园并作《惠园赋》。裕瑞被贬盛京时,乌尔恭阿写诗送行;十余年后裕瑞返京刊刻《沈居集咏》,又赠予乌尔恭阿,乌尔恭阿作诗题咏,见证了二人持续一生的深厚情谊。

与侄孙焕明的师友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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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瑞与同族侄孙焕明(字瞻庵)的关系尤为特殊。二人虽辈分不同但同年出生。裕瑞谪居盛京时,焕明正任复州城守尉,他主动前往探望,二人迅速成为挚友。在盛京期间,他们论文说诗,交往极密,焕明视裕瑞为师,称“思元族祖足吾师”,认为自己诗艺的精进深受裕瑞影响。二人唱和之作极多,焕明的《遂初堂诗集》中有逾百首诗与裕瑞相关。裕瑞为他的诗集作序,并多次寄送自己的新作。即便在裕瑞赦免回京后,二人仍保持书信往来,裕瑞将新刊的《枣窗文续稿》和成亲王、吴嵩梁的诗集寄给焕明,延续着这段跨越地域和辈分的深厚情谊。

裕瑞交游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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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通过诸多记载裕瑞及其友人的生平事迹的文献,可以大致勾勒出裕瑞与诸 位友人的唱和、交游活动。裕瑞交游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因宗室身份得以广交诗友。

裕瑞生平交游广泛,诗友不受门第、民族、学 派限囿,其所交游者既有公主额驸丰绅殷德、满洲宗室永瑆,也有八旗文人法式善, 汉族文人乐钧、吴嵩梁,当世名士袁枚、赵翼、张问陶,更有平民画家顾鹤庆等。裕瑞之所以能广交好友,有赖于他的宗室身份。裕瑞为多铎五世孙,多铎一支虽未有位 极人臣者,但在先祖功勋的庇佑下,裕瑞一直在相对优渥的环境中生活,并因其宗室身份任官。据《思元斋全集》所载,裕瑞的诗文创作和交游多集中于其前半生在京城任职之时,其主要的交往对象也多为京中相识:他曾做客同为清代八大铁帽子王后裔郑亲王的惠园,并为其写下《惠园赋》;他参与嘉庆帝面前的红人法式善的诗龛活动; 他热爱书法,能结识刘墉,永瑆,铁保;即使远隔千里,也能托人寄书信与袁枚和赵翼求得诗文上的指点。这些都与其特殊的出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京师作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无数有意求取功名的文人趋之若鹜的地方,因此,他能与 进京谋求前途的张问陶、吴嵩梁、顾鹤庆等非京城人士且非位居高官的汉族人士交往。 即使是后期缘事被贬去盛京,也是有“管理宗人事务”的职务挂身,虽因地处偏远未能结识更多名士,但地方官员对其也多有尊重,酬唱赠答之作不在少数。

其二,交游圈层在同期宗室中层次较高。

在对与裕瑞交游密切的文人的具体交游活动进行爬梳时,可以看出裕瑞常与几位交游密切的文人组织集体活动,这种情况在 与吴嵩梁和法式善二人的交游中格外明显,这说明裕瑞在京师有一个朋友圈,他以这个交游圈为基础,不断地拓宽自己的交友范围,让自己可以与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相知相识。裕瑞的交游与清初因文学交游广泛而留存于《清诗史》的红兰主人岳端自是难 以相比,但与同期宗室文人相比,裕瑞交游的圈层可称高层次。同期宗室文人晋昌、焕明、舒敏、乌尔恭阿等人或因地域、行迹、诗文数量等所限,文学交游的友人数量 不多且所交之人多声名不显。值得一提的是,同期宗室汲修散秩主人昭梿与裕瑞有多 位共同好友,如法式善、谢芗泉、吴嵩梁、鲍桂星、吴鼒等人,但因昭梿三十卷诗文 集毁于获罪期间,仅存《蕙荪堂烬存草》一集中三百余首诗,故亦难以窥探其交游活 动全貌。然昭梿集中有《题思元主人风雨纪游图》《赠思元主人》二诗,可知二人相识;但裕瑞集中并未提及昭梿,且二人诗作创作年份标定不清,难以断定裕瑞与诸多 好友集会之时是否还有昭梿身影。裕瑞诗文作品中并未提及昭梿或许是二人相交不多,无唱和赠答之作,亦不排除裕瑞因昭梿喜谈时政为嘉庆帝所不喜而无奈避嫌之因。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与同期宗室文人相比,裕瑞记载交游活动的文学作品数量多,所交文士亦多为文坛名士,且交游活动类型丰富,有诗文探讨、雅集、诗歌寄赠与奉达 等各类形式,可知其文学交游活动在同期宗室文人中亦属难得。裕瑞也通过相互的诗文唱和及序跋评点等形式,提高了文学创作的水平和鉴赏能力。

其三,诗文创作于交游之中增染性灵之气。

裕瑞与性灵三大家均有往来,无论是 与袁枚和赵翼的书信往来还是与张问陶直接的交往,都可见出裕瑞对性灵派的认同态 度。他在《论诗四首》中有“作诗本性情,诗人遍今古”之语。不仅如此,翻阅其 《思元斋全集》,可看出裕瑞诗文中的性灵之气。裕瑞为闲散宗室,远离政治斗争,生活比较闲适,这一点与性灵派诗人多处于安定社会环境中的境况相似。他将目光投 向生活中平凡的事情上,其《萋香轩诗草》《樊学斋诗集》《清艳堂近稿》中多写琐 细之日常,《樊学斋诗集》中《采煤》《烧炕》《腌菜》《调粥》等,透露出对平常 生活的关注。《樊学斋诗集》中有《余得一枣骝马雄骏健步又有一黑白花狗名茉莉花纹甚圆且解人意因赋二诗》:“大宛龙媒异,良朋自远将。雄姿矜凤耸,骏步逐云翔。 最耻遭群策,时思效寸长。九方如眷顾,八尺细平量。”“珍爱金铃系,花阴昼卧时。 草行疑玉兔,球搏似猱狮。顾盼生新趣,憨嬉骋俊姿。蒙茸翻雪墨,圆璧样偏奇。”性灵派诗人的闲适之趣基本上表现于闲居生活中,而闲居生活亦委实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除了朋友应酬、读书吟诗,就是乡野漫步、养花莳草、书斋坐卧,突出 的是闲散任意。裕瑞的诗集所展现的多是朋友间的出游唱和,如《游香界寺》《买石行和诒晋斋韵》;绘画作诗的生活,如《自题竹兰图二首》《题慈寿寺图卷子》; 生活中的平常事物,如《野菊》《洋镜八首》等。而性灵派诗人皆有的语言文字上的白描和口语化,在裕瑞的一些诗中同样有体现,如《闲歌》云:“所思不在花与酒, 所赏不在诗与文。胸中磅礴有奇气,秋风吹作青天云。云兮云兮出岫迟,太空舒卷皆 相宜。为晴为雨俱无意,举首问云云不知。”又如对其新养的小狗进行描写:“我有尨儿剧可怜,浑身白质花章黑。黑毳连钱缀墨球,美人发泽争漆髹。”一只黑白 相间的小狗跃然纸上。《秋思》一首则赋予海棠花灵性与情感,一如性灵诗意象灵动 的特征:“海棠愁化断肠魂,清泪晕花千万点。”海棠花染秋日愁,裕瑞将露珠喻为海棠之泪,不仅将海棠花拟人化,更是将本为两个独立个体的海棠花和露珠凝为一体,赋之以生命,可见性灵诗风之影响。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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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瑞在文学创作领域成就卓著,其著述不仅数量丰富,而且体裁多样。据苏晓君《苏斋选目》记载,裕瑞在近三十年间自撰自刻的书籍可考者达九种,著述总量在清代宗室中名列前茅。目前可考的诗文别集有十一种,另有三部笔记杂说类著作,共存世十四种,且多数为写刻本形式。

他的作品陆续刊刻于不同人生阶段:前期在京时已刊行《萋香轩吟草》《樊学斋诗集》《清艳堂近稿》《眺松亭赋钞》《草檐即山集》《枣窗文稿》等集;谪居盛京期间又创作了《沈居集咏》《东行吟钞》《枣窗文续稿》《参经臆说》《枣窗闲笔》《萋香轩文稿》《思元斋文集续刻》等作品,晚年返京后相继付梓。

裕瑞的学术视野广阔,创作类型多元:除诗文外,所著《枣窗闲笔》是最早的红学专著之一,开创了《红楼梦》研究先河;在经学方面著有《思元斋文集续刻》《论孟余说》探讨孔孟之学;《参经臆说》则记录其佛学思考。此外,他多才多艺,工诗善画,通晓西番语,曾绘制西洋地球图(鹦鹉地图),并因现存佛藏版本单一而运用唐古特文字进行校勘,恢复了数百卷唐代佛经旧本,著有《思元斋集》[5]。值得注意的是,裕瑞的先辈姻亲与曹雪芹交好,他通过长辈口传了解到曹氏及《红楼梦》创作的相关情况,这使得《枣窗闲笔》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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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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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世祖多铎[6]:多铎是努尔哈赤第十五子,阿济格和多尔衮的同母弟。多铎一生骁勇善战,军功卓著。作为裕瑞一支之始祖,多铎凭借着显赫的身世和卓越的军功开创了豫亲王一系,使其子嗣得以世代优享各种特权。
  • 四世祖多尼[7]:多尼继承先父之能,骁勇善战。其事散见于《清实录》,《清史列传》 《钦定八旗通志》《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等记豫亲王一支爵位袭替时略有涉及[8]。多铎早死,多尼受多尔衮牵连,于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降为郡王——自此,多铎世系的爵位变为信郡王并将世袭至乾隆时期。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七月因父多铎平反追封和硕豫亲王。
  • 三世祖鄂扎[9]:鄂扎死后,其爵位并未由其子孙而是由其叔父董额继承[10]。但董额在位三年便因病去世,康熙帝又将王位归还给鄂扎第五子德昭来继承,爵位便又回到了多尼一支。
  • 祖父德昭[11]:德昭的政治生涯十分短暂,并无建树。德昭一生妻妾十五人,生十九子。因教子无方,乾隆帝对德昭及其诸子的评价极低,并剥夺了德昭诸子承袭王位的权力,改由已经过继到多尔衮名下的多尔博的后代如松承袭信郡王,令德昭第十五子修龄承袭如松爵位[12]
  • 父修龄[13]:修龄经历了频繁的职位调动,但职务却没有明显的提升。这种境况在其于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年)四月袭多罗信郡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晋袭和硕豫亲王后也并没有明显改变。

经由五世更迭,裕瑞家中爵位虽未旁落他系,但早已远离权力中心。

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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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瑞的母族沙济富察氏是满洲富察氏中最显赫的一支,因祖居沙济城便以地名为姓[14]。沙济富察氏世代簪缨,贤才辈出。裕瑞的外祖父傅文为沙济富察氏第九世,官至一等承恩公。虽然傅文资质平平、并无建树,但其姐姐却贵为清高宗孝贤纯皇后,弟弟富察·傅恒亦是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衔太保,授一等忠勇公。除此之外,外祖父傅文的儿子富察·明瑞亦是清中期的名将,他承袭其父傅文的一等公公爵,先后师征阿睦尔撒纳、平定回乱、进军缅甸,骁勇善战,屡屡担任要职,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战死缅甸战场。

裕瑞的文学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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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裕瑞家世显赫,无论是父族还是母族都是建设清朝的中坚力量。豫亲王爵位几经变更,但作为多铎后人中主要承袭爵位的多尼一支,在豫亲王府的庇护之下,其华贵的出身还是让其享有较为优渥、闲适的生活,所结交的友人也均为达官显贵、文坛名士。优渥的家世为裕瑞系统地学习汉语、深入进行文学创作以及与文坛名士交游提供了机会,对于裕瑞的汉语文创作发展而言十分关键。裕瑞虽于政治上无所建树,这种生活环境对于其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显赫的家世带给了裕瑞闲适的生活与交游的便利。豫亲王一系世袭世爵,裕瑞也被授以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时任八旗都统,这样的家世带给了他优渥闲适的生活条件,有充裕的闲暇时间 和足够的精力投入文学创作。同时,他久居京城人文荟萃之地,特殊的身份使他可以接触到来自各个地区的优秀文人,参与文坛集会,进行广泛的文学交游。从另一个角度看,豫亲王王爵经几世承袭已无实权,包括裕瑞在内的不少王族子弟养尊处优,能 力弱化,才干有限,虽有官职但职位不高,加之其先祖与满洲上层贵族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且属斗争失败集团,这类人群“大都失去轻裘肥马的显赫地位,没有施展政治才能的客观条件”[15],政治难有建树,故而他们转而将精力投入到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文化事业上,在诗文书画等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裕瑞家族以军功起家,族中人多以功业著闻,裕瑞作为多尼一支唯一从事文学创作且有作品传世的族人,近亲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可谓是微乎其微。裕瑞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宗室文学的影响。清代宗室多有投身文学创作之人,早在入关之前,便有宗室诗人高塞,入关后亦有宗室文人文昭、博尔都、岳端等,岳端更是以交游广泛闻名。裕瑞一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清代诸多宗室子弟之中,乾隆帝之子热衷文学者尤甚,其十二位成年皇子中有诗文留存于世者多达六人,而乾隆帝更是作诗四万两千余首,可见及至乾隆年间,宗室文学创作之盛。及至嘉庆年间,嘉庆帝亦受其父影响,不仅刊刻了《味余书室全集》《御制全史诗》,更为铁保所辑八旗诗歌总集《熙朝雅颂集》命名题序,足见汉语文诗文创作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同。嘉庆年间,宗室中兄弟或夫妇能诗者皆有,如敦敏、敦诚兄弟,奕绘、顾春夫妇,更有一些小型文学家族出现,如睿恪亲王如松,其妻佟佳氏、其子淳颖、其孙禧恩、宝恩皆能诗,并有作品留存至今。可见,清中期宗室文学创作已蔚然成风,这种文化氛围无疑对裕瑞等宗室中人投身文学创作产生积极影响。

关系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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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纪年 现代纪年 年龄 事件 出典(或解说)
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1771年 1 四月初六日卯时,裕瑞生。 《爱新觉罗宗谱》:“裕瑞,乾隆卅六年辛卯四月初六日卯时生。母嫡福晋富察氏承恩公傅文之女。”
四月,父修龄袭多罗信郡王,调任宗人府右宗正。 《爱新觉罗宗谱》:“(乾隆)三十六年四月袭多罗信郡王,本年四月调宗人府右宗正。”
是年,父修龄二十三岁,调任宗人府左宗正。 《爱新觉罗宗谱》:“和硕豫亲王修龄,乾隆十四年己巳六月初六日申时生。母侧福晋张佳氏张全保之女……三十六年四月袭多罗信郡王,本年四月调宗人府右宗正,本年调左宗正。”
是年,兄裕丰三岁。 《爱新觉罗宗谱》:“已革豫亲王裕丰,乾隆卅四年乙丑九月十一日子时生。母嫡福晋富察氏承恩公傅文之女。”
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1772年 2 三月,父修龄总管镶白旗觉罗学。 《爱新觉罗宗谱》:“和硕豫亲王修龄……三十七年三月总管镶白旗觉罗学。”
十月廿二日未时,三弟裕兴生。 《爱新觉罗宗谱》:“已革豫亲王裕兴,乾隆卅七年壬辰十月廿二日未时生。母嫡福晋富察氏承恩公傅文之女。”
清高宗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1774年 4 八月初二日丑时,四弟裕清生。 《爱新觉罗宗谱》:“头品顶戴裕清,乾隆卅九年甲午八月初二日丑时生。母嫡福晋富察氏承恩公傅文之女。”
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1777年 7 五月,父修龄调右宗人。 《爱新觉罗宗谱》:“和硕豫亲王修龄……四十二年五月调右宗人。”
五月廿九日亥时,五弟裕全生。 《爱新觉罗宗谱》:“和硕豫厚亲王裕全,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五月廿九日亥时生。母嫡福晋富察氏承恩公傅文之女。”
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1778年 8 正月,父修龄袭多铎亲王,仍复号为豫。 《爱新觉罗宗谱》:“和硕豫亲王修龄……四十三年正月以多铎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特旨追封亲王,令现袭之信郡王修龄袭,仍复号为豫。本年四月管理正白旗蒙古都统事务。”
四月,管理正白旗蒙古都统事务。
七月,祖父德昭追封为和硕豫亲王。 《爱新觉罗宗谱》:“和硕豫悫亲王德昭,……四十三年七月追封和硕豫亲王。”
清高宗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1783年 13 四月,父修龄授盟长。 《爱新觉罗宗谱》:和硕豫亲王修龄……四十八年四月授盟长,本年十月授宗人府宗令。”
十月,父修龄授宗人府宗令。
清高宗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1784年 14 闰三月,父修龄授管理镶蓝旗满洲都统事务。 《爱新觉罗宗谱》:“和硕豫亲王修龄……四十九年闰三月授管理镶蓝旗满洲都统事务。”
清高宗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1786年 16 三月十四日戌时,父修龄卒。 《爱新觉罗宗谱》:“和硕豫亲王修龄……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三月十四日戌时薨,年三十八 岁。追谥曰良。”
清高宗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1794年 24 四月初六日子时,第一子新鉴出生。 《爱新觉罗宗谱》:“新鉴,无嗣。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四月初六日子时生,嫡母博尔济吉特氏,都统存泰之女。”
清高宗乾隆六十年乙卯 1795年 25 十二月,裕瑞与三弟裕兴同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 《清高宗实录》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府奏,年满宗室,请旨承袭,得旨。敬敏、裕兴、裕瑞,俱授为不入八分辅国公。”
清仁宗嘉庆元年丙辰 1796年 26 七月十六日寅时,第一子新鉴卒。 《爱新觉罗宗谱》:“新鉴……嘉庆元年丙辰七月十六日寅时卒,年三岁。”
清仁宗嘉庆二年丁巳 1797年 27 二月廿九日未时,四弟裕清卒。 《爱新觉罗宗谱》:“裕清……嘉庆二年丁巳二月廿九日未时卒,年廿四岁。”
清仁宗嘉庆四年己未 1799年 29 三月,裕瑞授为镶白旗蒙古副都统。 《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三月:“以散秩大臣裕瑞为镶白旗蒙古副都统。散秩大臣弘丰为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调正红旗蒙古副都统阿兰保为正红旗满洲副都统。”
重阳节,游览至岫云寺。 《萋香轩吟草》有诗《己未重阳岫云寺中作》一首。
清仁宗嘉庆五年庚申 1800年 30 五月,裕瑞管理火器营事务。 《爱新觉罗宗谱》:“裕瑞……五年五月管理火器营事务。”
六月,于火器营之公馆晚饭后无事思小步纳凉,遂命土人前导向北游里,遇风雨大作,后作 《风雨游记》。 《枣窗文稿》收《风雨游记》之小序云:“庚申之夏六月朔后一日,余直于火器营之公馆, 晚饭后无事思小步纳凉。”
是年,裕瑞寄诗乞赵翼序。 《赵翼年谱新编》:“嘉庆五年庚申(1800)七十四岁……裕瑞、邵广仁、归懋仪各以诗来乞序,同日寄到。”

《瓯北集》载《宗室公思元主人虞山女史归佩珊各以诗来乞序同日寄到感赋》: “银潢贵胄金闺媛,同日诗来乞齿纷。海内犹推识途马,谁知老已不能文。”

清仁宗嘉庆七年壬戌 1802年 32 是年,镌成《萋香轩吟草》。 清嘉庆八年(1803年)稿本。内有钤印“思元主人”“裕瑞 之印”“梦曦主人藏佳书之印”“重规”“石禅”“潘印重规”。其中“思元主人” “裕瑞之印”显然为作者裕瑞之印;“梦曦主人藏佳书之印”为爱新觉罗·宝廷之印; “重规”“石禅”“潘印重规”为藏家潘重规之印。原书所用稿纸颇为精雅,四周 以红色白描竹叶竹竿为版框,开本较普通稿本略为窄小,每半叶仅六行,行十四字, 卷前有裕瑞自序,文末钤朱方思元主人及白方裕瑞之印,此序作于嘉庆八年(1803年) 三月,自云红色竹子边名为“碧玲珑笺”。

裕瑞自序云:“居处寸暇,借书补闷。岂好学至此,乏静定故也。是余自幼即然者,藻素分含,正奇并猎,随见随忘,如无识面。惟《纲目》一书,世道人心攸系,虽是非往事无增损于古人,而炯鉴前辕,实有资于来者。故玩索之际,每有褊见,辄笔而集之,信手拈成,不次时代。非敢攘予夺之衡,得欲待高明之教云耳。至于旅况游踪,斜风细雨,一时寄兴,率尔操觚,所不忍割弃者,曩年风景,转眼成昔, 知鼎之者固无尽悲逝之者焉。再来抚篇追溯,得所凭依,使巴里之讴腆存原、醉翁之意别有在矣。凡阅鄙作,谅此下怀。”

清仁宗嘉庆八年癸亥 1803年 33 八月,裕瑞于九华山寺中雅集并作诗二首。 《樊学斋诗集》有《癸亥八月客滦阳自会龙山至九华山寺中雅集赋五古二首》。
重阳节,裕瑞于家中旋螺台作诗一首。 《樊学斋诗集》有《癸亥重阳秋阴郁积登院南旋螺台感怀》一诗。
九月,裕瑞调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 《清仁宗实录》嘉庆八年九月下:“以镶白旗蒙古副都统裕瑞、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
十一月,裕瑞调为镶红旗满洲副都统。 《爱新觉罗宗谱》:“裕瑞……八年十一月调镶红旗满洲副都统。”

《清仁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三,嘉庆八年十一月:“镶蓝旗蒙古都统阿克栋阿,老病解任。以镶黄旗护军统领春宁,为镶蓝旗蒙古都统。调正红旗护军统领绵志,为镶黄旗护军统领。以已革正红旗护军统领阿哈保,为正红旗护军统领。调正黄旗汉军副都统裕瑞,为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以副都统衔格布舍、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

十二月十九日,裕瑞于云悦斋邀好友一同寿苏,并作诗一首。 《樊学斋诗集》有《癸亥腊月十九日为东坡先生诞辰同好会集于云悦斋至主敬堂分韵得僧字》 一诗。
清仁宗嘉庆十年乙丑 1805年 35 六月,裕瑞作《喜雨放歌寄什刹海观荷诸友》一诗。 《樊学斋诗集》中有《喜雨放歌寄什刹海观荷诸友》一诗,首句:“乙丑六月望日夜,酷热闷人顽无风。”
六月二四日,裕瑞参与法式善举办的寿欧活动并赋诗一首。 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寅时,欧阳修出生于绵州。《樊学斋诗集》中有《六月廿四日诗龛雅集瞻欧阳文忠公画像晚至积水潭净业湖等处观荷》一诗。
九月,裕瑞为正黄旗护军统领。 《爱新觉罗宗谱》:“裕瑞……十年九月署正黄旗护军统领。”
是年,镌成《樊学斋诗集》。 嘉庆十年(1805年)刻。半叶六行,行十四字,注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版刻 15.2cm×10cm。封面题有“乙丑重阳半袁史丰照谨题”,下钤有“半袁”印。可知书 名乃裕瑞友人史丰照所题。内封牌记为“嘉庆乙丑岁镌”。 裕瑞此集中诗《余宅前小院逼仄点缀如盆景亦半亩园之意耳偶成十绝以记一时他日未知又增易如何也》中有题为《樊学斋》之诗,又裕瑞《枣窗文稿》前自序题“自识于樊学斋”,可知“樊学斋”为裕瑞室名。樊学,指樊迟学习耕作种植之事。《论 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韩愈《县斋有怀》诗有句:“犹嫌子夏儒,肯学樊迟稼。”

前有嘉庆十年(1805年) 七月西涯居士法式善序,序云:“诗有求工而工者,有不求工而工者。求工而工与不求工而工,其工也同,而求不求异焉。然究以不求工而工焉者为尤至。思元上公之诗,盖不求工而工焉者也。极居处服饰之荣皆不以自喜,而惟锐思乎文章。举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 悉有以洽乎性情而形诸篇什,夷犹澹宕,若无意于文,而其文遂为人所莫能及。 顾每有所作,取自怡乐,秘不示人。上公之于诗,可谓博以致其趣,严以立其防 者矣。一日使来,委余以校讎之役。庄诵再三,乃知人有一丘一壑,日闻山水清音,往往自矜所得,以为此外别无异境。及一旦置身琼楼玉宇间,听钧天广乐, 耳目为之移易,向之矜其所得者,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

清仁宗嘉庆十一年丙寅 1806年 36 仲秋,裕瑞同友法式善、谢振定、徐松同游大觉寺。 《清艳堂近稿》有《丙寅仲秋偕梧门学士芗泉仪部星伯庶常游大觉寺晓成五律四首》。
九月,裕瑞至卢沟采石。 《清艳堂近稿》中有诗《丙寅九月复至卢沟暇日采石如前归以分赠诸好》一首。
十月,裕瑞寄诗文贺赵翼先生八十寿。 《赵翼年谱新编》:“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八十岁……十月二十二日为先生八十寿辰,大家南北诸名流寄诗文称祝,先生汇而付刊。《原谱》嘉庆十一年丙寅条:‘先生年八十。有《自寿》诗八首。京华故人宗室公裕瑞、大学士飞费筠浦及大江南北诸名流无不寄诗文称祝。锦轴牙签,两听事屏幛皆满。先生汇而付梓,真大观也。’”
是年,裕瑞接驾迟误前引,罚俸半年。 《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上:“又谕:兵部具题管理圆明园散秩大臣 裕兴接驾迟误,议以罚俸六个月。于纪录内合计抵销,已依议行矣。裕兴带领官员接驾迟误,系十月初二日之事,早经交部查议,并于召见兵部堂官时屡经询及。且伊应得处分。不过罚俸议抵,有何难办?即如散秩大臣裕瑞迟误前引,经领侍卫内大臣等,当日即行议以罚俸半年具奏。”
清仁宗嘉庆十三年戊辰 1808年 38 六月,裕瑞调为正蓝旗护军统领。 《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三年六月:“以礼部右侍郎多庆为直隶泰宁镇总兵官,兼总管内务府大臣。镶红旗满洲副都统裕瑞,为正蓝旗护军统领。”
八月,裕瑞有八旗各立宗学等议,谕令交管理宗人府王贝勒阅看入会议办理。 《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三年八月:“谕军机大臣等:仪亲王奏驳裕瑞所议将八旗各 立宗学等款一折。以向来宗室分左右两翼,各立一学,房舍膏火等项,本有定制。若照裕瑞所请, 不但规制未妥,且房舍必须另建,过于繁费。而以宗室养赡银米,为各学膏火之用,则宗室之寒窘者,转乏养赡之资等语,自以仪亲王所驳为是。但如仪亲王折内,欲查照从前弘晌请将宗室移 驻松山杏山之说,改为移驻盛京交该将军管辖之处,殊觉窒碍难行。不过欲自卸责任且如仪亲王所议,将宗室移往盛京,则一切路费房屋养赡之需,岂不较之设学,倍增繁费乎?此条无庸再议。至裕瑞既有增学之请,或即于左右两翼宗学内,量为增添额缺,认真教习,未始非观摩之一策。其应增额几何,及筹添经费之处,着管理宗人府王贝勒妥议奏闻。至于裕瑞所议请将宗室犯科、分别应奏不应奏及咨办一条,此则不为无见。试问旗民寻常口角,皆逐件具奏乎?况锐俱着交管理宗人府王贝勒阅看,一并归入会议办理。”于始者必怠于终,不过三月半年,仍归缄默耳。今秋每报皆有宗室犯法之事,成何政体?所有裕瑞原议、 并仪亲王议驳之折,
夏日,裕瑞由西直门至蓝靛厂途中作诗一首。 《清艳堂近稿》有《戊辰夏日由西直门至蓝靛厂途次感怀》一诗。
是年,镌成《清艳堂近稿》。 嘉庆十三年(1808年)刻。半叶六行,行十四字,四周单边,版刻15.2cm×10cm。 封面题有“戊辰孟冬之月星伯徐松谨题”,下钤有“星伯”印。可知书名乃裕瑞之友徐松所题。内封牌记为“嘉庆戊辰岁镌”。前有纪昀 《清艳堂诗集序》与刘墉题诗。纪昀赞其诗:“思元主人喜为诗。触机勃发,天籁自 鸣。不求苟同于古人而自无不同,不求苟异于古人而自然能异。陈简斋《墨梅》诗曰 ‘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昀每一长吟,辄悠然作天际想。此真心之灵秀发为文章,非寻章摘句者所可拟矣。春秋方富,进犹未已,昀焉能测其所至哉。” 纪昀序末题“嘉庆已未三月二十一日河间纪昀谨识”可知此序成于嘉庆四年(1799) 三月二十一日。此序载于《纪文达公遗集》中,题名为《清艳堂诗序》。柯愈春《清 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在引用纪昀对裕瑞的评价时将“触机勃发”误作“能机勃发”; 多洛肯《元明清少数民族汉语文创作诗文叙录》亦有相同错误。

序后有刘墉题诗二首称赞裕瑞的学问与诗才:“大笔淋漓细语工,一编霞绮绚青红。赋才浩瀚观云海,诗韵清寒畴雪风。已 富雕镌精选理,更培根柢试经通。文章小技言非浅,本末源流一气融。想见挥豪落墨时,春华秋实总相宜。灯前啜茗仍开卷,马上弯弓更赋诗。万卷图书归蕴抱,一窗风月寄心期。皇都揽胜无穷处,不待江山远问奇。”

清仁宗嘉庆十四年己巳 1809年 39 六月,裕瑞教训护军参领不严着申饬。 《清仁宗实录》嘉庆十四年六月下:“谕内阁:每届行围,令官员等射靶,原欲验其平日演习之勤惰。本年阅看前锋参领护军参领等射靶,六十八员中,祇有八员中箭。不但中箭者少,且有脱扣及箭不到靶、弓箭不齐、年纪衰老者,较之侍卫等步射大相悬殊。此皆该管大臣等教训不严,及前锋参领护军参领等操演不善所致。若借口有进班差使,则侍卫等岂不进班?该参领等尚且如此,该管兵丁,更不可问,大失满洲根本。前锋统领奕绍,护军统领温春、永玉、 富翰、达勒精阿、均着交部察议。护军统领绵志、景熠、扎克塔尔、苏冲阿、裕瑞、均着申饬。鄂勒哲依图、所管之前锋侍卫二员,均中箭四枝。鄂勒哲依图、着加恩纪录二次。嗣后该管大臣等,务须葍加训练,倘明年较射时尚复如此,决不宽宥。”
是年,裕瑞因奉差推诿,将其护军统领、副都统、散佚大臣及管理火器营大臣一并革退。 《爱新觉罗宗谱》:“裕瑞……十四年缘事将护军统领、副都统、散佚大臣及管理火器营大臣一并革退。”

《清仁宗实录》嘉庆十四年十月:“以奉差推诿,革护军统领副都统裕瑞职。调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常福,为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以前任伊犁领队大臣色尔衮,为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镶白旗满洲副都统明志,兼正蓝旗护军统领。”

清仁宗嘉庆十五年庚午 1810年 40 三月,第二子增祉生。 《爱新觉罗宗谱》:“嘉庆十五年庚午三月十九日辰时生,庶母章氏章明之女。”

《草檐即山集》有《庚午三月十九日得子》一诗。

是年,镌成《眺松亭赋钞》。 嘉庆十五年(1810)刻。半叶六行,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 心刻有“眺松亭赋钞”,下刻页码,版刻16.4cm×10.2cm。封面题名下钤有“墨池 生寿”印,内封牌记为“嘉庆庚午岁镌”。有目录,录赋二十篇,为《早朝赋》《阿房宫赋》《霜钟赋》《学江淹恨赋》《蜡梅花赋》《鼓琴得其人赋》《绿牡丹赋》《汉武帝射蛟赋》《金钱花赋》《结网求鱼赋》《米囊花赋》《秋夜闻笛赋》《十月先开 岭上梅赋》《风帘双燕入赋》《李长吉锦囊赋》《陶渊明无弦琴赋》《蚁穿九曲珠赋》 《仿佛闻香不是香赋》《晚香玉赋》《惠园赋》。据裕瑞《樊学斋诗集》中诗《余宅前小院逼仄点缀如盆景亦半亩园之意耳偶成十绝以记一时他日未知又增易如何也》中有题为《眺松亭》之诗,可知此集题名源自裕瑞居所。

此集前有纪昀序,中云:“思元主人工为诗,以余力更及于赋。近作二十篇,昀伏几读之,见其撷徐庾之精华而参以欧苏之变化,清思绵邈,灵气纵横。玉堂金马之彦,专业于是者或不能及,而余力为之顾游行自在乃如是。盖诗之与赋,如书之与画,体格异而运掉之关捩则同,故善书者多善画,而工诗者亦多工赋,理之自然无足异也。 然则世之求工是技者,反求其本足矣。”

清仁宗嘉庆十六年辛未 1811年 41 十月,裕瑞为友丰绅殷德诗集《延禧堂诗钞》作序。 《延禧堂诗钞序》,末题为嘉庆十六年十月既望辅国公思元裕瑞拜撰。
十一月,裕瑞授委散秩大臣。 《爱新觉罗宗谱》:“裕瑞……十六年十一月授委散佚大臣,本年十二月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

《清仁宗实录》嘉庆十六年十二月上:“以镶蓝旗满洲副都统那彦宝,为镶白旗护军统领。散秩大臣裕瑞,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

十二月,裕瑞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
是年,镌成《草檐即山集》。 嘉庆十六年(1811年)刻。半叶六行,行十四字,注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版刻 15cm×10.5cm。封面题有“辛未中秋月影三许槐谨题”,下钤有“许槐”印。可知书 名乃裕瑞友人许槐于嘉庆十六年中秋月所题。内封牌记为“嘉庆辛未岁镌”。前有辛未年闰三月临川乐钧序,序云:“思元公辅抱璠玙之质,扬兰苣之华。妙擅九能,名收两绝。公退之余,尤耽吟讽。寿梨枣者已绮叠葩流,充箧衍者尚珠藏玉韫。伏承相 示,受而读之,觉其灵杼因心,洪縻在手,仪古遗则,融今取精,学靡专师,才兼众制。譬之欧冶铸剑,合铜锡之英;淮南和香,浑沉檀之气;金釭壁带,复室交光,火齐屏风,织尘毕隔,诣力所臻,遂已如此况乎?”此序亦见于乐钧《青芝山馆骈体文集》。末有辛未(1811年)仲秋李韫英跋及裕瑞自跋。李韫英于书后跋中赞 裕瑞“博览兼综,谢朝华,启夕秀,每举一艺,不过聊抒轴予怀,而其冲融处若春风拂面,其晓畅处若朗月入怀,其爽健处若秋鹰奋翼,其浑灏处若大江走珠。”裕瑞辛未(1811年)八月朔自跋云:“数年来刻诗四卷,汇成一集,非敢问世也,将以请正益友,梨枣代抄而已。若夫一时寄兴,境遇不同,故心声亦随感而发,燠凉异汇…… 去岁自抄旧作赋二十篇刻成,别为一函,俟散文数卷手录竟时授梓刻出,再合装也。 并记于此。”
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壬申 1812年 42 正月,裕瑞授正白旗护军统领。 《爱新觉罗宗谱》:“裕瑞……十七年正月管理正白旗护军统领。”

《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七年正月:“以正黄旗汉军副都统裕瑞,为正白旗护军统领。”

是年,镌成《枣窗文稿》。 嘉庆十七年(1812年)刻。半叶六行,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 心标有卷数,上卷刻“上”,下卷刻“下”,下刻页码,版刻15.6cm×10.7cm。封 面题名下钤有“思元一人”印,内封牌记为“嘉庆壬申岁镌”。有目录,录散体文五 十篇,论史之作十居七八、为记序者十居一二。前有杨芳灿丙寅年(嘉庆十一年,1806年) 春序及裕瑞自序。杨芳灿赞其文,“思元上公以渊岳之心,奋麟虞之采,神思妙远, 雅性都长。处金干玉桢之地,而性乐图史;居绿墀青琐之间,而兴逸丘壑……发而为文,淹贯九流,吐纳群雅……意匠独运,直欲该夫众长;辨才莫当,每不拘于常律。” 此序见于《芙蓉山馆文钞》(卷四),题名为《樊学斋文集序》,可推断嘉庆十一年(1806你)前后,裕瑞早期文集在友人中传阅时题名应为《樊学斋文集》,杨芳灿之 序即应作于当时,嘉庆十七年(1812年)裕瑞文付梓,乃定题名为《枣窗文稿》。

《枣窗文稿》前有嘉庆十七年(1812年)六月裕瑞自序:“ 居处寸暇,借书补闷,岂好学至此?乏静定故也。是余自幼即然者,藻素分含,正奇并猎,随见随忘,如无识面。惟此《资治通鉴》及《纲目》诸书,世道人心攸系,虽是非往事无增损于古人,而炯鉴前辕,实有资于来者。故玩索之际, 每有褊见,辄笔而集之,信手拈成,不次时代。非敢攘予夺之衡,不过志知解之意而已。至于旅况游踪,斜风细雨,一时寄兴,率尔操觚,所不忍弃者,曩年风景,转眼成昔,知鼎之者固无尽悲逝之者焉。再来抚篇追溯得所仿佛,使巴里之讴腆存原、醉翁之意别有在耳。凡阅鄙作,谅此下怀。"

清仁宗嘉庆十八年癸酉 1813年 43 六月,裕瑞授为右翼前锋统领。 《清仁宗实录》嘉庆十八年六月:“以左翼前锋统领鄂勒哲依图,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调右翼前锋统领绵志,为左翼前锋统领。以正白旗护军统领裕瑞,为右翼前锋统领。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富兰,为正白旗护军统领。调正黄旗汉军都统福庆,为镶红旗满洲都统。以署正白旗汉军都统禄康、为正黄旗汉军都统。”
七月,裕瑞因管束不严致部下于雨天旷误,罚俸一年。 《清仁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一,嘉庆十八年七月:“即经降旨交御前大臣等查询。兹据称前 锋统领护军统领等互相推诿,所属章京内惟正白旗护军校丰绅布旷误外,其余俱无旷误,兵丁内共止有一百余人旷误等语。朕所以交查此事者,原欲奖赏冒雨当差之人,而惩畏雨旷误之人。今伊等具报均非实数,竟不可信。若照查出人数以定赏罚,必至不能允协。此次姑置不究。昨曾降旨赏赉,现在旷误官兵未能查明,赏罚亦难施行,着无庸议。惟偶因微雨,绵志等所属官兵,即旷误多人,皆由伊等平时不能严加管束所致。着将查出旷误兵丁二十名以上之该管护军统领敬征、成秀、玉麟、瑞龄,各罚俸三年;十名以上之该管护军统领明志、禧恩,各罚俸二年;十名以下之该管前锋统领绵志、裕瑞、护军统领长庆、庆祥,各罚俸一年。绵志等十人着革去头品职衔,无论赏穿黄马褂及职任应穿黄马褂,均不准穿用。”
九月十一日,裕瑞带移居宗室前往盛京。 《嘉庆朝宗室移住盛京档案》:“一、移居宗室七十户,共二百七十五名口,随带男女仆从共一百六十人,通共四百三十五名口,分作三起,于九月初六、十一、十六等日分起起行。一、派出分起弹压大臣三员。第一起左宗人·都统·公晋隆,第二起护军统领·副都统·公裕瑞,第三起右宗人·都统·贝子奕绍。随同送往宗室官员等六人。”
九月中旬,裕瑞奉旨回京。 《嘉庆朝宗室移住盛京档案》:“嘉庆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兴京、盛京陵寝宫殿各处工程本年又届简派查阅之期,现据户部奏请简员监收官庄谷石,本年九月宗室户口移居盛京,前经派出贝子奕绍,公晋隆、裕瑞三人分起管带。除裕瑞管带宗室事竣即由盛京回京外,着派奕绍、晋隆即由彼敬谨查勘兴京、盛京陵寝宫殿各工程,如有欹损不行修理者,据实参奏。勘毕会同盛京将军和宁、户部侍郎润祥监收官庄谷石,事竣回京复命。钦此。”

《清仁宗实录》嘉庆十八年九月:“乙酉,谕内阁:移居盛京宗室,除前两起业经起程外,其第三起着停止起程。已领赏项无庸追缴,裕瑞遵照前旨,即由盛京回京。其查勘陵寝宫殿工程,及监收谷石各事宜,着留晋隆在彼会办,奕绍亦无庸前往。”

十月,裕瑞因部下兵丁曹幅昌从习天理教,管理松懈,革去不入八分辅国公,赏给四品顶戴, 授宗人府七品笔帖式。又因曹幅昌之父曹纶以四品职官,听从林清入教,情节严重,裕瑞漫无觉 察,其咎尤重。革去宗室四品顶带,副理事官笔帖式,即日发往盛京,永不叙用。 《爱新觉罗宗谱》:“裕瑞……十八年十月缘事一并革去不入八分辅国公,赏给四品顶戴,授宗人府七品笔帖式。本年又缘事以四品职官。”

《大清仁宗实录》嘉庆十八年十月下:“又谕,正黄旗汉军都统副都统等失察兵丁曹幅昌从习邪教,与知逆情,非寻常疏懈可比。裕瑞人本平常,在任日久,着革去副都统,并兼任之前锋统领,所袭公爵。赏给宗室四品顶带,以宗人府笔帖式用。禄康富兰、俱着交部严加议处。寻议上,得旨意,禄康革去都统,加恩赏给四品顶带,以宗人府副理事官用。富兰现在军营带兵,议处之案,着交军机处存记。” 《清仁宗实录》嘉庆十八年十月下:“又谕:前因正黄旗汉军兵丁曹幅昌,从习邪教与知逆谋。该管都统等,均有失察之咎。降旨将禄康、裕瑞、革去都统副都统。仍加恩 赏给宗室四品顶带。禄康以宗人府副理事官用,裕瑞以宗人府笔帖式用。兹据讯明曹幅昌之父曹纶,听从林清入教。经刘四等告知逆谋,允为收众接应。曹纶身为都司,以四品职官习教从逆,实属猪狗不如,罪大恶极。该管都统副都统漫无觉察,其咎尤重。禄康、裕瑞、着革去宗室四品 顶带,副理事官笔帖式,即日俱发往盛京。派令管束移居宗室各户,即在小东门外新建公所居住,永不叙用。即在小东门外之参领副参领佐领骁骑校等、不必交兵部议处,着即拏交刑部治罪。” 《清史稿·本纪十六·仁宗本纪》:“己未,禄康、裕瑞失察属人从逆,发盛京禁锢。

清仁宗嘉庆十九年甲戌 1814年 44 四月,裕瑞缘事永久圈禁。 《爱新觉罗宗谱》:“裕瑞……嘉庆十九年四月缘事永遗圈禁。”

《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九年四月:“己卯,谕内阁:朕厥裕瑞在盛京。不能约束移居诸宗室,诸宗室亦皆不服。并闻伊初到时,即有荡检踰闲之事。当降旨令和宁绪庄查明 参奏。兹据和宁等覆奏,裕瑞初到盛京,即欲买妾。经民人张二等,商令民人徐恭休妻,假捏姓名,卖与裕瑞为妾。伊等未经查参,请交部察议等语。裕瑞获咎谪居盛京,不知安分思过,复买有夫之妇为妾。即此一端,已属无耻妄为。其别项劣迹,亦无庸再行查奏。裕瑞着在盛京严密圈 禁,派弁兵看守,不拘年限。张二等,照例治罪拟结。和宁、绪庄、先未参奏,迨降旨查询,仍意存掩饰,仅自请察议,不足示惩。绪庄身系宗室,不免有心袒护,着交部严加议处,即来京听候部议。”

清仁宗嘉庆二十三年戊寅 1818年 48 七月,裕瑞作《戊寅秋七月戏作苦雨行》一首。 《沈居集咏》有诗《戊寅秋七月戏作苦雨行》一首。
是年,裕瑞作《戊寅岁值余初度西桥赠诗次韵》一首。 《沈居集咏》有诗《戊寅岁值余初度西桥赠诗次韵》一首。
清宣宗道光元年辛巳 1821年 51 是年,镌成《续刻枣窗文稿》一卷。 一名《思元斋文集续刻》,清道光元年(1821年)刻本。《清人别集总目》《中国 古籍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著录。首都图书馆藏本,封面题《思元斋文集续刻》,正文卷首题《续刻枣窗文稿二则》, 半叶八行,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框15.9×10.5cm。无内封牌 记、序跋、目录。卷端题“续刻枣窗文稿二则”,下钤“裕瑞之印”。内有《读孟子篇书后》《读〈孔子家语〉书后》二则,为裕瑞于盛京之时钻研孔孟之学所得。裕瑞研读《孔子家语》一书时认为其中有伪造之处,但亦非全伪。他对孔子多加推崇,但对孟子却颇有微词,对《孟子》一书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批驳评论,言孟子名不符实,认为其“不似孔语纯正服人之心,恐较之颜、曾、思亦未逮耳”。
清宣宗道光七年丁亥 1827年 57 春分,裕瑞作《丁亥春分日微雪述怀》一首。 《沈居集咏》有《丁亥春分日微雪述怀》一首。
三月三十日,裕瑞逢大雪作《丁亥三月晦日大雪》一首。 《沈居集咏》有《丁亥三月晦日大雪》一首。
十二月,裕瑞得旨获赦回京。 《清宣宗起居注》卷十,道光七年十二月:“谕旨奕颢奏发遣宗室觉罗开单请旨一折,裕瑞、舒廉俱着准其释回,普云等俱着不准释回。”
清宣宗道光八年戊子 1828年 58 是年,镌成《沈居集咏》。 道光八年(1828年)刻,是裕瑞被赦归京后刊刻的第一部诗集。半叶六行,行十六 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下刻页码,版刻16.1cm×10.3cm。封面题有 “道光戊子岁十月镌”,下钤有“山水有清音”“松石间意”两方印章。内封牌记为 “道光戊子岁镌”。

前有戊子年仲中秋于师蛰轩所作自序云:” 余于嘉庆癸酉岁十月,获谴居东。终日兀然无营,唯抱膝孤吟,自遣而已。 随作随弃,不特存罂,偶有所成,以抄录寄人,故遂得留稿。十五年间,集臆汇来,竟成卷帙,乘暇楷录,备灾梨枣。 诗中虽无佳句惊人,惟不敢猥诸鄙习病。何谓鄙习病?牢骚与违禁而已。每 有因多牢骚酿出违禁,此二而一者,最为鄙俗。且功令肃肃,文字祸皆由自取。 世事平平,愤憾念实从妄生。余虽不足于君子素位而行,乐天知命,敢不凛遵圣经所教耶?非但乎此,凡年来所作俱自加意磨勘再四,始清誊本,盖恐无心之语, 似有心作讽。天下事巧合者极多,安可不详审之哉?故序中不及友谊,唱和、咏怀所原,体裁所取则,格调所追仿,独谆谆述及兹者,以小心于笔札为谪居家本分。苟克谨严,噬脐何自?借此序以摭捡,愿告诸后来之与余同值境遇者,如偃 塞有著作时,当自往复校雠,无隙可指摘,而后出手问世未晚也。” 集中录诗二百二十五首,皆作于圈居盛京时,多为咏怀、酬唱、咏史之作。

清宣宗道光九年己丑 1829年 59 是年,镌成《东行吟钞》。 道光九年(1829年)刻。半叶六行,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心 下刻页码,版刻16.1cm×10.7cm。封面题有“西桥慈士衡谨题”,下钤有“士衡”印。可知书名乃裕瑞之友慈士衡所题。内封牌记为“道光己丑岁镌”,前有沈阳西桥慈士衡序及裕瑞自序。慈士衡于《东行吟钞》前序称裕瑞“诗文分集刊行已久,兹复以《东行吟钞》一卷授衡读之,盖往岁出使之作,卷内本觐扬之志,抒忠孝之怀,斯清庙明堂之嗣响也……文与诗兼备,诗多于文,故以吟钞命名”。

另前有裕瑞自序中提及了此集的创作过程:“嘉庆癸酉秋九月,余奉使留都,途次长征,本拟以即景,歌咏遣怀。其时天寒日短,行役匆匆,晨夕不获从客之暇,而笔墨竟常束之矣。惟路经州郡关河, 为昔年严疆故垒处,策马怅望,临风低徊,仰思王业肇基开创之盛。至沈肃恭薰 沐,叩礼陵殿,周瞻神碑石马松盘之灵,不觉敬慕,至念油然而生。复于往返过 夷齐、姜女等庙,览诸贞贤遗迹,缅想古德,及登眺关山之名胜,澄海之奇观, 余为沿途土俗风物,随遇触怀,遂欣欣焉。有事吟哦,一时神来,或即通首立就, 或只具片联只句,则于晚宿旅馆短檐矮几之间,拨灯呵笔而卒成之。共得记文一、 赋一、诗二十四首,归来手录,与前所著别为一卷,斯皆乘兴而作。虽篇什寥寥, 聊以志此行之迹云尔。” 序文作于癸酉年十月下旬即嘉庆十八年(1813年),可知集中诗文为裕瑞此年九月带移居宗室前往盛京、奉使东行时途中之所见所感。

清宣宗道光十年庚寅 1830年 60 是年,镌成《枣窗文续稿》。 一名《再刻枣窗文稿》。道光十年(1830年)刻。半叶六行,行十四字,白口,四 周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下刻页码,版刻16.1cm×10.2cm。封面题名下钤有“思元 一人”“山水有清音”两方印章,内封牌记为“道光庚寅岁镌”,内封题“枣窗文续稿”,有目录,卷端题“再刻枣窗文稿目录”。录文十四篇,为《见群龙无首告论》 《汉四皓佐太子论》《驳郭青螺管蔡论》《二桃杀三士论》《秦扶苏论》《从古诸刺 客论》《邓攸弃子存侄论》《韩昌黎盘古序论》《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论》《厚 葬薄葬论》《遂初堂诗集序》《香草堂诗略刻集序》《辽阳太子河试金石砚记》《鳣 说》。

集前有道光庚寅仲夏于居所师蛰轩所作自序:“从前却作杂体文五十篇,已于嘉庆壬申岁灾之枣梨矣。此后作文既少,又加 以稿未全存,今偶检之,仅得文稿十四篇,夏长自钞出,俟便再梓之。随手间作, 殊无足观,聊以志廿年来从未违述而不作之妙,依然把笔断之也。砚鳣记说以摭时品,焕陈两序以志交情。至于论古诸作,乃补前稿中所未及未尽者耳。略识若言,不加藻饰,文少辞简,用宣所由而已。” 《枣窗文续稿》为《枣窗文稿》的续集,作品仍以论史传者居多,记序者兼有之, 这是裕瑞文章创作主题的总体特征。

清宣宗道光十一年辛卯 1831年 61 十一月初九日寅时,第一孙圣锡生。 《爱新觉罗宗谱》:“道光十一年辛卯十一月初九日寅时生,庶母王氏王□之女。”
清宣宗道光十二年壬辰 1832年 62 十二月十二日寅时,第二孙圣赐生。 《爱新觉罗宗谱》:“道光十二年壬辰十二月十二日寅时生,嫡母兆佳氏达泰之女。”
清宣宗道光十三年癸巳 1833年 63 是年,镌成《论孟余说》。 据卷首裕瑞自序末署“道光癸巳孟春录”可知,此书刻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孟春之后。半叶六行,行十四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下刻页码。封面题名为“论孟余说附刻论古七则”,无内封牌记、目录。卷首有裕瑞自序。今藏辽宁省图书馆。

裕瑞《论孟余说》书前自序云:“孟子自唐宋以来诸儒推尊,优入圣域,年代既久,则余何必独断断论之乎?读至七篇,论从中来,亦陈琳矢在弦上之意。数年前在沈时已有论多条,同所说 《孔子家语》诸则录在一本,曾寄京刻成久矣。犹有未尽者,随手落稿散存,今偶检及,乘兹春日渐长之际,手录一帙,为序以述所原。后有阅者,或是或非,各随乃见,必有异同,余不问也。前刻论孟与此一致耳。” 书中多为裕瑞关于孟子的论断,为《思元斋文集续刻》中论孟未尽之处的补充, 语句短小精炼。

清宣宗道光十五年乙未 1835年 65 十一月十三日,第三孙硕济生。 《爱新觉罗宗谱》:“道光十五年乙未十一月十三日巳时生,嫡母兆佳氏达泰之女。”
清宣宗道光十八年戊戌 1838年 68 四月十六日,裕瑞卒。 《爱新觉罗宗谱》:“裕瑞……道光十八年戊戌闰四月十六日酉时卒,年六十八岁。”


裕瑞部分交游人物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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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仅录交游考中未提及的人物,按音序排列,无著作流传于世者、身份不详者不录。

姓名及生卒年 字号 籍贯 著作 裕瑞诗文集涉 及其人诗作 出处
爱新觉罗· 永瑆 (1752-1823) 少字镜泉,从号少厂,又号镜泉、即斋,别号诒晋斋主人 满洲正红旗人 《听雨屋集》《诒晋斋集》《仓龙集》 《买石行和诒晋斋韵》《诒晋斋见前作铁如意诗属题新得忠毅公铁笔筒》 《得诒晋斋刻本全集感赋三首》 《樊学斋诗集》《草檐即山集》《沈居集咏》
鲍桂星 (1764-1824) 字双五,一字觉 生 安徽歙县人 《觉生古文》《觉生诗钞》《咏物诗钞》《咏史诗钞》 《鲍双五先生刻成先祖薇省公寿藤斋诗集见赠栽诗答之双五号觉生》 《草檐即山集》
程同文 初名拱,字同 文,以字行,号春庐 浙江桐乡人 《密斋诗文集》 《春庐学政属 题渌饮先生遗像册》《程春庐学政沈任乞归诗以赠别》 《沈居集咏》
丰绅殷德 (1775-1810) 钮祜禄氏,号润圃 满洲正红旗人 《延禧堂诗钞》 《萋香轩诗集序》 《偕润圃游香山卧佛寺》 《正月望后对雪寄怀润圃》 《挽润圃居士》 《清艳堂近稿》《萋香轩诗集》
纪昀 (1724-1805) 字晓岚,别字春 帆,号石云,道 号观弈道人、孤 石老人,谥号 “文达” 直隶河间府献 县人 《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遗集》 《清艳堂近稿》 《眺松亭赋钞》 前有纪昀序 《清艳堂近稿》《眺松亭赋钞》
晋昌 (1759-1828) 字戬斋,号红梨 主人 满洲正蓝旗人 《戎旃遣兴草》 《且住草堂诗稿》 《题晋斋公刻戎旃集》(二绝) 《晋斋自书牡 丹再荣诗见赠属和》 《沈居集咏》
刘墉 (1720-1805) 字崇如,号石庵 山东诸城人 《石庵诗集》 《清艳堂近稿》 前有刘墉题诗 《清艳堂近稿》
李楘 字沧云 长洲人 《惜分阴斋诗钞》 《沧云先生旋里寄留别诗二十六韵属和且以册来即步韵裁答录诗页上》 《樊学斋诗集》
乐钧 (1766-1814) 初名宫谱,字元 淑,号莲裳 江西临川人 《青芝山馆诗集》《断水词》 《莲裳不第将南旋增以诗扇 及鄂罗斯铁镫莲裳咏灯制七古一首答谢因作此和之兼为别什马》 《草檐即山集》 前有乐钧序 《草檐即山集》
穆尔察·成书 (1760-1821) 字悼云,号误庵 满洲镶白旗人 《多岁堂集》 《清艳堂近稿》 跋 《清艳堂近稿》
马佳氏·升寅 (1762-1834) 字宾旭,一字晋 斋 满洲镶黄旗人 《晋斋诗存》《使喀尔喀纪程草》 《答宾旭宗伯属和其咏画笺十二作》《宾旭宗伯重阳前贻诗次韵和答》 《宾旭司寇迁京任诗以贺之》 《沈居集咏》
蒲忭 字快亭 江苏淮安人 《南园吏隐诗存》 《送蒲快亭落第归乡》《题蒲快亭出塞图二 绝》 《萋香轩吟草》
钱泳 (1759-1844) 字立群,号台 仙,一号梅溪 江苏金匮人 《履园丛话》《履园谭诗》《兰林集》《梅溪诗钞》 《赠梅溪》《和梅溪京师 冬日八咏梧门定题》 《樊学斋诗集》
孙锡 字备衷,号雪帷 浙江仁和人 《雪帷韵竹词》 《雪帷刺史属题其晚霁吟情画照》《孙雪帷刺史留别以诗赠之》 《沈居集咏》
王文治 (1730-1802) 字禹卿,号梦楼 江苏丹徒人 《梦楼诗集》 《快雨堂题跋》 《赠王梦楼先生》 《萋香轩吟草》
吴鼒 (1755—1821) 字及之,一字山 尊,号抑庵,又 号南禺山樵,晚 号达园 安徽全椒人 《夕葵书屋诗文集》《吴学士文集》 《清艳堂近稿》跋 《清艳堂近稿》
谢振定 (1753-1809) 字一斋,号芗泉 湖南湘乡人 《知耻斋集》 《题游金焦图步袁处士韵应芗泉属》《丙寅仲秋偕梧门学士芗泉仪部星伯庶常游大觉寺晓成五律四首》《挽芗泉先生二首》 《萋香轩吟草》《清艳堂近稿》《草檐即山集》
徐松 (1781—1848) 字星伯 浙江上虞人 《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 《丙寅仲秋偕梧门学士芗泉仪部星伯庶常游大觉寺晓成五律四首》《清艳堂近稿》后有徐星伯跋 《清艳堂近稿》
杨芳灿 (1754—1816) 字才叔,号蓉裳 江苏金匮人 《真率斋初稿》《芙蓉山馆全集》 《和蓉裳无题诗有序》《枣窗文稿》前有杨芳灿序 《樊学斋诗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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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清人别集总目》在对裕瑞进行简介时提及裕瑞号枣窗,然裕瑞虽有《枣窗文稿》《枣窗文续稿》 等书,可知裕瑞与枣窗存在必然联系,但未见任何文献点明裕瑞号枣窗,裕瑞的题识中多自称思元、思元主人,其友法式善、吴嵩梁也多以“思元主人”“思元上公”称呼裕瑞,未见称其为枣窗者。所以“枣窗”与裕瑞的具体关系仍需进一步考证,不宜遽下定论以“枣窗”为裕瑞之号
  2. ^ 裕瑞修齡次子。乾隆六十年,封不入八分輔國公。嘉慶十八年,緣事革退。
  3. ^ 《爱新觉罗宗谱》:裕瑞,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四月初六日卯时生。毋嫡福晋富察氏,承恩公傅文之女。(裕瑞)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封不入八分辅国公。是月授委散秩大臣。本月授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嘉庆)五年五月管理火器营事务。八年十一月调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十年九月署正黄旗护军统领。十四年十月缘事将护军统领、副都统、散秩大臣及管理火器营大臣一并革退。十六年十一月授委散秩大臣,本年十二月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十七年正月管理正白旗护军统领。十八年十月缘事一并革去不入八分辅国公,赏给四品顶戴,授宗人府七品笔帖式。本年又缘事革去四品顶戴、七品笔帖式,移居盛京兼管宗室事务。十九年四月缘事永远圈禁。道光十八年戊戍闰四月十六日酉时卒,年六十八岁。嫡妻博尔济吉特氏,都统存泰之女;妾章氏,章明之女。
  4. ^ 刘莹.裕瑞及其著述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22.DOI:10.27230/d.cnki.gnmsu.2022.000783.
  5. ^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
  6. ^ 《爱新觉罗宗谱》载:“多铎,甲寅年(1614年)二月 二十四日戌时生。母大妃乌喇那喇氏满泰贝勒之女。初封贝勒,以军功赐号额尔克楚 虎尔。崇德元年(1636年),晋封和硕豫亲王。本年缘事降为贝勒。崇德七年(1642年) 七月晋封多罗豫郡王。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晋封和硕豫亲王,本年十一月授定国大 将军。二年(1645年)以军功加封和硕德豫亲王。三年(1646年)五月授戚远大将军。四年(1647年)七月加封辅政叔德豫亲王。顺治六年乙丑(1649年)三月十八日寅时薨,年 三十六岁。顺治九年(1652年)以系睿王同胞弟追降为郡王,谥曰通。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正月,特旨复封亲王,以佐命殊功配享太庙。”
  7. ^ 《爱新觉罗宗谱》载:“多尼,崇德元年丙子(1636年)十月十八日卯时生,母 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索诺穆台吉之女。崇德七年(1642年)封多罗郡王。顺治六年(1649年)十月,袭亲王,赐号曰信。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因伊父追降郡王,降为郡王。本 年十月擢任议政。十五年(1658年)正月,授安远靖寇大将军,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年) 正月初四日辰时薨,年二十六岁,谥曰宣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七月,追封和硕 豫亲王。”
  8. ^ 《清史稿》说多尼为多铎第一子,存在讹误。《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载:“多尼,豫通亲王多铎第二子。”《钦定八旗通志·人物志》载:“多尼,豫通亲王多铎次子。”《爱新觉罗宗谱》亦载:“第一子,珠兰,天聪九年(1635) 乙亥十月二十二日子时生。……第二子,和硕豫宣和亲王多尼,崇德元年(1636)丙 子十月十八日卯时生。”可见多铎第一子为珠兰,多尼应为多铎第二子。
  9. ^ 《爱新觉罗宗谱》载:“鄂扎,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年)三 月初一日亥时生,母侧福晋王氏王廷祚之女。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袭多罗信郡王。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授抚远大将军,平定察哈尔凯旋,叙功赐以黄金白银。廿四 年(1685年)十二月,掌宗人府事。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年)十月十三日未时薨。年四十八岁。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七月追封和硕豫亲王。”
  10. ^ 《清实录》载:“查鄂扎系承伊祖多罗豫通郡王多铎封爵,请以多铎次妃所生之子原任都统董额(多铎第七子) 袭封。”
  11. ^ 《爱新觉罗宗谱》载:“德昭,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年)十月十七日寅时生,母侧福晋喜氏兴泰之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月,袭封多罗信郡王。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 月,授宗人府左宗人。四年(1726年)八月,管理正白旗都统事务。五年(1727年)十二月,转右宗正。六年(1728年)十月,解管理三旗都统事务。十年(1732年)五月,解宗人府右宗正。乾隆廿七年壬午(1762年)二月二十五日酉时薨,年六十三岁,谥曰慤。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七月,追封和硕豫亲王。”
  12. ^ 《清实录》载:“德昭诸子内,竟有年逾四十,不能清语、不能拉弓者,岂可令其承袭王爵耶?此皆信郡王德昭在日,惟图安逸,耽于曲糵,并不教训子弟所致。 德昭王爵,原不应令其承袭,但系伊祖军功所立,若不令其承袭,朕心殊为不忍。如松优于德昭之子,且系承袭有分之人,因令如松承袭。如松现袭公爵,加恩着德昭之 子修龄承袭。”
  13. ^ 《爱新觉罗宗谱》载:“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年) 六月初六日申时生,母侧福晋张佳氏张全保之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六月伊父德昭王爵如松承袭,如松公爵赏给修龄。二十年(1755年)十二月授散秩大臣,三十四年 (1769年)十月授授宗人府右宗人;本年十二月,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三十五年(1770年) 正月,调镶白旗满洲副都统;本年五月,调宗人府左宗人;本年闰五月,调正红旗汉军副都统。三十六年(1771年)四月,袭封多罗信郡王,本年四月调宗人府右宗正,本 年调左宗正。三十七年(1772年)三月,总管镶白旗罗学。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调右宗人,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以多铎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特旨追封亲王,令现袭之信郡王修龄袭,仍复旧号为豫,本年四月,管理任正白旗蒙古都统。四十八年(1783年)四月,授盟长;本年十月,授宗人府宗令。四十九年(1784年)闰三月,管理镶蓝旗满洲都统事务。五十一年丙午(1786年)三月十四日戌时薨,年三十八岁,追谥曰良。”
  14. ^ 《沙济富察氏族谱》序云:“若沙济富察氏居沙济城,因地名以为姓,固本朝之一大阀阅也。国初率族属来归,编镶黄旗佐领,支派滋生,贤才辈出,盖国家之养士也久矣。溯自恪僖公(富察·哈什屯)肇膺封爵,聿著勋献;而敏果公(富察·米思翰)克笃忠贞,光前裕后,益以大其门户。……追文忠公(富察·傅恒)出,一门之内具有隽才,其丰功伟烈,迄今人犹思之。勤恪公(富察·福隆安),其仲嗣也,贵为额驸,克守前勋。至文襄公(富察·福康安)尤有父风,竭诚宰辅,尽瘁戎行,位将相、爵王公,父子济美,哀荣备至,固赫赫在人耳目者。”
  15. ^ 张菊玲. 《几回掩卷哭曹侯 满族文学论集》.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4年: 37. 

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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