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麦那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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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麦那大火
第二次希土战争、希腊种族灭绝、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一部分
1922年9月14日士麦那升起的浓烟
日期1922年9月13日-22日
地点士麦那（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伊兹密尔）
结果产生80,000–400,000难民
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居住区遭到摧毁
死亡死亡人数估计：10,000–125,000

士麦那大火（英语：Burning of Smyrna）(希腊语词条: Καταστροφή της Σμύρνης, "Smyrna Catastrophe"; 土耳其语词条: 1922 İzmir Yangını, "1922 Izmir Fire"; 亚美尼亚语词条: Զմիւռնիոյ Մեծ Հրդեհ, Zmyuṙnio Mets Hrdeh)。

这场大火是在第二次希土战争期间，在1922年9月9日土耳其军队占领了自1919年5月15日被希腊控制的港口城市——士麦那（今土耳其境内伊兹密尔）之后，于9月13日至9月22日发生的一场由土耳其军队纵火而酿成的毁灭性火灾。死于这场火灾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估计从10,000人至125,000不等[1][2]，土耳其军队其目的在于彻底铲除该市的基督教居民社区以及他们的文化，因为在这场大火中，只有穆斯林区域和犹太人区域幸免遇难。在纵火之前，居住在当地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就开始遭到土耳其军队和民间武装的袭击，财产遭到抢劫，许多妇女被强奸，大火扑灭之后，数万名希腊和亚美尼亚青壮年男人又被土耳其军队驱赶到土耳其内地的安纳托利亚地区服劳役，很多人死于恶劣的条件之下或遭到杀害[3][4]。作为当时的外界目击证人，将所见所闻发表在当时的《每日电讯报》上[5]。

当时的温斯顿·丘吉尔称其为“地狱狂欢”，并表示该事件是“人类历史罕见的蓄意谋划、有条不紊地所实施的暴行”[6]。希腊作家迪米特里斯·彭措普洛斯（Dimitris Pentzopoulos）论述道："毫不夸张地说，1922年是希腊现代史上最灾难性的一年[7][8]”。这个事件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纵火和杀戮平民的暴力事件，并被视为种族灭绝和战争罪，它也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长期以来关系持续紧张的一个原因。

事件前的人口比例结构[编辑]

根据1906年至1907年期间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普查，定居在伊兹密尔桑贾克（包括中央桑贾克在内的13个卡扎），穆斯林人口为341,436人、希腊东正教徒人口为193,280人、亚美尼亚基督教教徒为12,273人、犹太人为24,633人、其他外国人为55,952人。1914年更新之后的人口统计为：穆斯林人口100,356人、希腊东正教人口73,673人、亚美尼亚基督教人口10,061人、亚美尼亚天主教人口813人、犹太人口24,069人[9]。

一战期间，作为同盟国的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处于交战状态，1919年5月15日，两万名希腊军队在法国和英国海军的支持配合之下，占领了士麦那。在1919年至1922年希腊军队掌控士麦那期间，当时的居民人口比例结构，按照纽约大学从事研究希腊文明的历史系教授凯瑟琳·伊丽莎白·弗莱明（英语：Katherine Elizabeth Fleming）（Katherine Elizabeth Flemming）的观点，士麦那的希腊人口有15万人，略低于整个城市人口的一半，这还不包括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徒人口。

另外，美国驻当地的外交官员对当地的人口比例也有自己的看法。据当时驻奥斯曼帝国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称，士麦那人口一半以上是希腊人[10]。士麦那美国总领事乔治·霍顿（英语：George Horton）写道：事件爆发前，士麦那人口为40万人、作为当地居民，土耳其人16.5万人、希腊人15万人、犹太人2.5万人、亚美尼亚人2.5万人，在外国人当中，意大利人10,000人、法国人3,000人、英国人2,000人、美国人300人[11]。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大都为基督教徒[12]。可以说当时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际化城市[13]。

事件经过[编辑]

土耳其军队入城后[编辑]

遇难的希腊平民

第二次希土战争爆发三年后，随著希腊军队在战场的节节失利，1922年9月8日希腊守军撤离了士麦那，土耳其军队于当天占领了该城。土耳其军队入城后第二天的9月9日，土耳其军队便开始袭击当地的希腊和亚美尼亚居民，洗劫他们的商店，强行将亚美尼亚男人和女人分开，并对后者实施性强暴[14][15]。希腊东正教大主教克里索斯托莫斯（英语：Chrysostomos of Smyrna）（Chrysostomos Kalafatis）在法国士兵眼前被土耳士兵折磨致死，当法国士兵试图制止土耳其士兵的暴行时，却遭到了土耳其高级军官的阻拦[14][16]。当时至少有21艘协约国军舰停泊在士麦那港湾，惶恐不安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把一线希望寄托在这些协约国的海军，希望他们能保护士麦那的基督教社区的居民。但是这些国家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被命令除了保护本国侨民和当地的本国外交领事馆以外，不得介入土耳其人和当地基督教教徒之间的冲突。

于是，人们开始四处寻求避难之处。尽管美国人和其他国家人们的社区和教会被告知不得接受当地难民，但是还是有人出面接受了寻求避难的难民。当时，在停泊在士麦那的一艘荷兰军舰上的军官在报告中写道：土耳其军队入城之后，放火烧毁了一家有希腊人入住的旅店，并在旅店门口架起了机枪向外逃的人群开枪。

受害人除了当地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之外，还包括一些在当地的外国人。荷兰商人奥斯卡·德·容（Oscar de Jongh）和他的妻子为了保护希腊仆人而被土耳其军人杀害，其他家人逃往马耳他，他的弟弟留下来埋葬了夫妇二人[17] [18]，同样，一位退休在家的英国医生也因为试图阻止土耳其军人强暴他的希腊女仆被土耳其军人杀害 [19]。此外，居住在布尔纳巴特（Bournabat）和布德贾（Boudja）的外国人居民区也遭到了炮火袭击 [20]。

当时在士麦那街头巡逻的英国军人这样描述：

在（土耳其军队进入后）最初的36小时之内，外国人的商店当时尚未遭受洗劫，但亚美尼亚社区的商店和集市遭到了系统性的劫掠，亚美尼亚人开的商店几乎被洗劫一空。我走过集市，发现除了土耳其士兵劫掠之外，平民男子、妇女和孩童也参与其中，甚至还有其他国家的人也趁火打劫。人们都在抢夺他们能拿走的所有东西。马车和驴子上装满了一捆捆布匹，土耳其士兵满载著成捆的鞋子、衬衫的其他五颜六色的物品…… [21]。

纵火[编辑]

被毁坏的希腊人的圣约翰墓地
大火劫后的士麦那（摄于1922年9月15日）

9月13日，土耳其军队针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的基督徒居民社区开始纵火[22]，这场大火始于该市的亚美尼亚人居住区（现在名称：伊兹密尔市贝斯曼区），由于刮风因素以及消防队的灭火行动无法正常进行，致使大火不断蔓延。英国历史作家贾尔斯·米尔顿在他那本《失去的乐园——1922年的士麦那》（Paradise Lost: Smyrna, 1922）中写道：

美国女子学院院长米妮·米尔斯（Minnie Mills）小姐是最先发现火灾火灾的人之一。她刚吃完午饭，就发现近邻的一栋建筑物正在燃烧。她站起来仔细一看，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亲眼看到一个土耳其军官提著一小罐燃油走进房内，几分钟之后房子就陷入火海。”在校园里，目睹此景的不止她一个人，其他老师和学生们也看到了一些身著土耳其军装的军人甚至是军官手执缠著布条的长棍，将其蘸入装有燃油的罐里点燃之后，将其伸进房子里，房子很快烧着了[23]。

除此之外，美国红十字会克拉夫林·戴维斯（Claflin Davis）[24][25]也目睹了土耳其人纵火焚烧房屋的情景，当他质问土耳其士兵为何这样做，土耳其士兵若无其事地回答：我们是奉命行事[26]。尽管市消防队竭力扑灭火灾，但土耳其军队到处纵火，令消防队无法应付。火势的不断蔓延，迫使更多的人群纷纷逃往码头[27]。后来，参与灭火的两位消防队员Tchorbadjis和 Emmanuel Katsaros提供的证词，指证了他们所目睹土耳其军人的纵火实情。

著名的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出生于士麦那，他是这次大劫难的幸存者，在这场大劫难中，奥纳西斯家族失去了大量财产，这些财产要么遭到土耳其人的洗劫，要么为了确保生命安全不得不贿赂土耳其人。他的父亲一度被土耳其军队扣押，他不得不想方设法救出了他的父亲，作为难民，后来奥纳西斯家族逃往希腊。但是，家族当中很多人在此期间未能幸免，他的三个叔叔相继遇难，他的一个姨妈和她的丈夫以及女儿被土耳其士兵放火烧死在推雅推喇的一座教堂里，当时有大约500多基督徒市民躲避在那里[28]。

这场大火也给当地的欧美各国商业公司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几家美国公司的股票被焚毁，损失金额大约超过500万美金，几家英国商行被毁，经济损失达大概6000万美元。这其中还包括了“美国近东基金会（英语：Near East Foundation）”提供用于救济难民的大批面粉，这使得当地严峻的食品供应更加雪上加霜 [29]。

营救难民方面[编辑]

码头上等待出逃的难民
美国驱逐舰USS Edsall (DD-219)上的难民
试图登外轮逃离士麦那的难民

从事研究东欧近现代史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诺曼·奈马克（英语：Norman Naimark）在他的《仇恨之火》（Fires of Hatred）一书中引用了当时在士麦那的英国军人的描述：

回到街上，我发现大火引发的踩踏事件才刚刚开始。所有在大街上四散逃亡或者藏匿在教堂和其他机构中的难民们都纷纷涌向海边。这些涌动的人潮放弃了被大火吞噬的家园……此时天色已黑。码头上已经挤满了数以万计、惊恐万状的难民，他们漫无目的地在海关大楼和码头之间来回奔跑，新来的难民仍源源不断地涌入，海边几乎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行李[27]。……英国中尉A.S.Merrill描述了9月14日上午码头上难民的场景，他写道：‘整个上午都能看到士麦那燃烧的大火。我们在黎明前一小时抵达码头时，现场的景象简直难于形容，整座城市火光冲天，码头亮如白昼，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难民们人头攒动。人们惊慌失措接近于疯狂地步。妇女和儿童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惨不忍睹。有人不顾一切跳入水中，有人甚至跳到船舰上。如果船舰靠岸，后果将不堪设想，有几艘船舰试图靠岸，但立即遭到大喊大叫的船员粗暴阻止……逃离火灾现场跑到码头上的人们试图拼命地接近船舰，而身处火灾高温现场的难民只能从海上逃离。幸运的是有海风的吹拂，码头的墙壁不至于将这些不幸的人们活活烤死，但是200码以外的船上的人一定能感觉到巨大的热浪。更混乱的是，这些难民的行囊（主要是毛毯和衣服）也着火了，整条街都形成了一连串的篝火'[30]。

在这之后，土耳其军队封锁了码头，以阻止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逃离[31]。在码头上，土耳其士兵和民间武装不时抢劫和殴打希腊难民并逮捕敢于反抗的人[30]。来自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和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工作人员试图组织救援却遭到了土耳其士兵的抢劫和射击[32]，尽管英国和美国的水兵也试图努力维持秩序，以保护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免受土耳其人的追杀，但收效甚[30]。

为此，许多绝望的难民背著行囊投海自杀。根据目击者称，惊慌失措的难民跳入水中，他们惊叫声数英里之外都可听到[33]。到了9月22日，大火被完全扑灭，但土耳其人针对希腊和亚美尼亚难民的零星暴力事件仍不断发生，青壮年的亚美尼亚男人几乎都遭到追杀，参与暴力袭击的土耳其人不仅是军人，民间武装甚至是12岁-15岁的土耳其少年也参与了其行动[34]。

当时士麦那港口停泊著许多来自协约国的舰船，但绝大多数舰船以中立为由，拒绝难民登船[35]，根据《纽约时报》1922年9月18日的报道：停泊在士麦那港的船只中仅有六艘货船运送逃离难民，其中一艘是美国船，一艘是日本船，两艘是法国船，两艘是意大利船。但在这六艘货船当中，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四艘货船却只接受持有他国护照的人，不接受当地难民，只有美国和日本的货船不检查登船人们的证件，接受了所有的难民，其中，日本货船“东庆丸”（Tokei Maru）搭救了825名希腊和亚美尼亚的难民，并把他们带到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36]。

作为希腊方面，由于1922年9月11日希腊国内爆发革命，希腊的大部分军队都集中在希俄斯岛和莱斯沃斯岛，忙于计划推翻雅典保皇党政府，因此希腊军方无法及时全力救助该市的难民。

到了9月24日，由于难民问题益发严峻，对不准营救难民的禁令，美国领事馆总领事乔治·霍顿以及美国军舰舰长一同抗命，他们与服务于当地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美国人道主义者阿萨·詹宁斯（英语：Asa Jennings）以及希腊方面组织的船队一道，进入港口接运难民，经过阿萨·詹宁斯和各方面的努力，大约有120万难民被转移到安全地区[37] [38]。虽然土耳其军方最终允许接运难民，但只允许救援队接运妇孺老弱，17岁至45岁的青壮年男人被土耳其人扣留并被送往土耳其内地当作奴工，很多人死于非命，因而造成许多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家庭的支离破碎[39]。

希腊方面纪念阿萨·詹宁斯[编辑]

2016年2月14日，希腊沃洛斯市为了表彰和纪念阿萨·詹宁斯（Asa K.Jennings）在1922-1923年期间拯救了士麦那以及其他其他地区的希腊难民。沃洛斯市特意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詹宁斯的孙子罗杰·詹宁斯（Roger L. Jennings）代表他爷爷接受了表彰。阿萨·詹宁斯是希腊历史上功勋最高的人。德米特里阿斯大主教伊格纳修斯（Ignatios）[40]出席了揭幕仪式 [41][42]。

关于“东庆丸”救助难民的轶事[编辑]

由于当时的日本政府在希腊与土耳其之间宣布中立，对日本货轮“东庆丸”救助难民之事日本官方有意进行淡化，因此这个轶事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知。但是被救助的难民们将这段经历传述给了他们的后代，后代们都知道有一艘名为“Tokei Maru”的日本货船，船长拒绝将所搭载的难民交给追赶过来的土耳其军人，因而拯救了他们祖父辈的生命。从2007年开始，作为专门从事研究希腊文化历史的日本东洋大学文史系教授村田奈奈子 [43]著手调查此事，经过她的长期不断努力挖掘，这个被埋没的历史故事逐渐浮出了水面[44][45]。2016年，一些难民的后代访问了日本驻雅典大使馆，对当年日本船长向他们祖父辈们伸出了救援之手而向日本表达了感谢之情[46][47]。

2017年，希腊动漫导演扎赫斯·萨莫拉达斯（日语：ザホス・サモラダス）（Zachos Samoladas）以这个故事为素材，制作了动漫影片《Tokei Maru》 [48]。2022年9月，在士麦那大火百周年之际，日本驻雅典大使馆与“希腊贝纳基博物馆”、“小亚细亚研究中心”三方共同举办了主题为“日本轮船‘东庆丸’远航士麦那百周年纪念”（TOKEI MARU 1922-2022: Commemorating 100 Years since a Japanese Ship's Voyage to Smyrna）的演讲会，演讲会期间播放了这部时长20分钟的动漫影片[49][50]。

受害者人数[编辑]

关于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人数，历史学界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统计数字众说不一。

死亡人数[编辑]

最高估计数字为：有125,000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这次事件中丧生[51]。专门从事研究这次事件的美国历史学家诺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给出的死亡人数为10,000-15,000人[7]，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克罗格（英语：Richard Clogg）（Richard Clogg）给出的数字为30,000人[14]，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教授鲁道夫·拉梅尔给出的死亡数字是100,000人[39]。

难民人数[编辑]

一些当时的报刊报道称，城市遭到焚毁之后，美国红十字援助的士麦那以及周边的希腊和亚美尼亚难民有40万人[52]，美国历史学家马修·斯图尔特（英语：Matthew Stewart (philosopher)）[53]在他的It Was All a Pleasant Busines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On the Quai at Smyrna"一书中写道：25万难民都是非土耳其人。诺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给出的希腊撤离的难民人数为15万至20万人[7]，美国作家、戏剧评论家以及犯罪学家爱德华·赫尔·比尔斯塔特（Edward Hale Bierstadt)[54]在他的“The Great Betrayal”一书中称：希腊和亚美尼亚难民至少有5万人[55]。

被驱赶人数[编辑]

关于被驱赶到安纳托利亚内地的难民以及因此而死亡的人数也是说法不一。诺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写道，有3万希腊人和亚美尼亚男人被驱逐到那里，其中大部分死于恶劣条件之下[7]。巴尔干问题专家、塞尔维亚历史学者迪米特里耶·乔尔杰维奇（英语：Dimitrije Đorđević (historian)）（Dimitrije Đorđević）认为被驱逐者的人数达到2.5万人，在集中营死亡的人数为1万人[56]。

战争之后[编辑]

第二次希土战争结束之后，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废除了1920年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订的《塞夫尔条约》，并经过与协约国相关国家的重新谈判，于1923年签订了《洛桑条约》，将士麦重新划入到了土耳其领土。

这场大火之后，该城市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1927年土耳其官方进行的人口普查，该市总人口为184,254人，其中162,144人为穆斯林，其人口比例上升为88%，非穆斯林人口仅为22,110人，在人口比例中下降为11.9%[57]。

这场大火使得整个城市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希腊人社区、亚美尼亚人社区遭到了摧毁，市中心区不得不进行重建。约有40公顷的火灾区如今成了名为大型的“库尔图公园（英语：Kültürpark）”（Kültürpark），它是土耳其最大的露天展览中心，其中包括伊兹密尔国际博览会等。

土耳其方面的态度[编辑]

当时的土耳其官方态度[编辑]

凯末尔将军

事件发生之后，当时作为土耳其军队最高统帅的凯末尔将军，于9月17日通过当时的外交部长尤素福·凯末尔（英语：Yusuf Kemal Bey）发出了如下电报，表达了土耳其方面对该事件的官方立场，对土耳其军队纵火和屠杀希腊和亚美尼亚平民的国际指责予以否认。

请慎重转达，重要且紧急。以下是我与今天启程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杜梅米尔上将一起给哈米德·贝的指示。1、有必要就伊兹密尔的火灾发表意见，供今后参考。我军进入伊兹密尔之前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该城市免遭意外。然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按照他们实现安排好的计划，决定摧毁伊兹密尔。据穆斯林所聼到的主教克里索斯托莫斯在教堂的演讲，将焚毁伊兹密尔定为一项宗教义务。伊兹密尔的大火就是由这个组织所为。根据许多文件和目击者佐证，我方军人全力扑灭了大火。那些认为是我方军人纵火的人可以去与伊兹密尔亲眼看看。不过，像这样的调差工作，官方调查是不可能的。目前，在伊兹密尔的各国报社记者已经在做这件事，基督徒得到了良好的对待，难民也被送回到他们的住处……[58]

当今的土耳其政府以及持官方立场的学者态度[编辑]

《费加罗报》1922年9月22日
《纽约时报》1922年10月3日

直至今天，土耳其官方以当时凯末尔的这份电报以及欧美国家的某些报刊报道为依据，依然拒绝承认这场大火的历史责任，并一直坚称这场火灾是由于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不想把自己的房屋财产留给土耳其人，自己主动实施的“焦土对策”而造成的，并否认土耳其军队屠杀希腊、亚美尼亚平民。当时的《费加罗报》以“士麦那大火希腊人难辞其咎”为标题，（Les Grecs en seraient responsables）和《纽约时报》以“难民告诉人们士麦那大火是为了不让土耳其人获得他们的财产”（Refugese Tell of Smyrna Being Fired to Prevent Turiks Getting Property）为内容进行了报道（右图）。

但是关于这场大火，国际方面所出版的各种研究报道都以事件幸存者以及派往那里的协约国军人、各国外交官、救援人员以及当地土耳其人自身的亲生经历为依据，得出了共同的结论，那就是土耳其军队有计划地焚毁了这座城市，并杀害了大量当地的希腊和亚美尼亚的基督徒居民。虽然也有少数报告称，土耳其军队表现良好，帮助老年妇女和维持秩序，但是描述土耳其军队的抢劫和暴力的报告远远多于对土耳其方面的正面报告[59]。

针对国际主流观点对土耳其的指责，1982年在美国设立，并得到土耳其政府资助的“土耳其研究所”（Institute of Turkish Studies）当中的成员，土耳其出身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土耳其巴赫塞希尔大学（英语：Bahçeşehir University）的教授希斯·W·洛瑞（英语：Heath W. Lowry）[60]和路易斯维尔大学历史教授贾斯丁·麦卡锡（英语：Justin McCarthy (American historian)）否认这种指责，并为土耳其官方立场辩护，为此，他们两个人的观点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广氾抨击，其中2013年11月计划在澳大利亚举办的由贾斯丁·麦卡锡主讲的两场学术会议也因此被取消[61]，而“土耳其研究所”（Institute of Turkish Studies）的这个学术机构也因土耳其政府后来中断了经费资助而于2015年解散。

部分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土耳其学者态度[编辑]

虽然土耳其官方一直否认对士麦那大火的责任，但是也有一些土耳其学者的观点与官方立场相异，当时的作家和记者法利赫·勒夫基·阿塔伊（英语：Falih Rıfkı Atay）和现在的土耳其海峡大学社会学教授比雷·科洛奥卢·克勒勒（Biray Kolluoğlu Kırlı）[62]都认为土耳其民族主义势力应当对1922年士麦那的那次毁灭性灾难负责，作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学家在土耳其萨班哲大学（英语：Sabancı University）执教的蕾拉·涅伊齐（英语：Leyla Neyzi）教授在她的那部《记住士麦那/伊兹密尔——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创伤》（Remembering Smyrna/Izmir: Shared History, Shared Trauma）一书中承认了当时的土耳其军队对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实施的是种族灭绝政策[63][64]。

相关文学作品[编辑]

士麦那大火事件发生之后，时年23岁的《多伦多星报》驻欧洲的年轻记者海明威在君士坦丁堡、色雷斯等地采访了许多逃离士麦那的难民，海明威根据难民们对事件的描述为素材，于1930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在士麦那的码头上（英语：On the Quai at Smyrna）》（On the Quai at Smyrna）[65] [66]。

视频资料[编辑]

注释[编辑]

  1. ^ Naimark, N. M. (2002).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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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The Great Sea :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587. [2023-12-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2-09）. 
  4. ^ The Great Sea :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588. [2023-12-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2-03）. 
  5. ^ The Daily Telegraph 19 September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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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The Balkan Exchange of Minorities and Its Impact on Greece by Dimitri Pentzopoulos. [2023-12-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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