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女性文学

文学性质

台湾女性作家的书写一向被划归于“言情文学”、“软性文学”等通俗文类，八○年代知识份子对女性作家的批评与攻击，这个现象可视为文本性别化及不同文学社群之间的冲突。女作家关怀的议题常周 旋于婚姻、爱情、亲子等软调议题，因而在文化场域里不受重视，被文坛边缘化。

八○年代至九○年代女性书写蓬勃发展，女性文学研究也逐渐兴起，受到重视，其论述的观点则著重在将女性从男性大师文学史观及菁英史观里解放出来，著重女性作品的收集、整理，以及挖掘女性创作当中的颠覆性。从闺秀文学的世界到今日多元越界的女性书写，女性依违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叛逆，健美与丑恶之间，在历史缝隙中寻觅童年身影，建构自己的声音与主体性位置。

分期

战后[2] 台湾女性文学重要代表作家如下，可大致分三期：

第一期：约1950至1969年，琦君、潘人木、蓉子、郭良蕙、聂华苓、张秀亚、罗兰、锺梅音、徐锺佩、艾雯、林海音、陈若曦、欧阳子、季季。

第二期：约1970至1985年，施叔青、李昂、张晓风、三毛、杏林子、林文月、陈幸蕙、席慕蓉、马以工、萧丽红、袁琼琼。

第三期：约1986至1999年，夏宇、朱天心、朱天文、邱妙津、袁琼琼、苏伟贞、张曼娟、平路、陈雪、陈玉慧、利格拉乐‧阿乌、简媜、洪素丽、龙应台、陈文茜、吴淡如、锺怡雯、张惠菁、董恕明。

1950年代政治挂帅下的国语政策，使得当时台湾社会呈现文化资本分配不均的现象。随国民政府来台的大陆女性不少具有高等学历，具备相当高的教育水准，这一群受到新式教育的女作家，不仅拥有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也在省籍作家因为面临到语言转换，而无法持续创作的同时，迅速地活跃于当时的文坛。女作家大行其道之因，也在于新移民女作家符合当时急需中文写作的人力资源，具备高等学

历、从事文教领域高阶工作的外省籍女作家，借由文艺修辞及其涵养，在官方所认可语言政策的推波助澜之下获得语言资本(linguisticcapital)。

1970年代在台湾文学史上一般称之为“乡土文学时期”，此时反西化、回归乡土的呼声甚高。但是，相对于男作家（如王禛和、黄春明、陈映真、宋泽莱等）的表现，女作家的“乡土文学小说”到了1980年代之后才逐渐成熟。1970年代是琼瑶和三毛盛行的年代，两位女作家所营造的爱情与浪漫和当时男作家乡土文学尖锐的社会写实批判，大异其趣。

1976年之后，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分别设立文学奖，许多年轻女作家透过文学奖成为文坛新星，[3] 朱天心、朱天文、袁

琼琼、苏伟贞、萧丽红等堪称此时期代表作家。

九○年代台湾女作家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身份认同政治的探讨浮上台面，而且对于历史叙述的虚构性具有高度自觉性。解严之后战后国民党极力建构和传播的中国国族历史叙述与文化想像受到本土化运动的严厉挑战，台湾历史叙述重整的结果，“记忆”和“历史”如何可以挪用和操纵，往往成为话题。这时期台湾国族认同的矛盾和冲突几乎主宰台湾文化场域的讨论，女作家也纷纷加入这波认同交锋，以重塑历史记忆来回应。台湾身份认同论争以及挑战官方（国家）叙述的小说纷纷出笼。李昂的《迷园》、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平路《行道天涯》、赖香吟 的〈翻译者〉，都是代表指标。

参考资料

Category:台湾1000专案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