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共产党台湾大学工学院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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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对知识份子的吸引与沈崇案使国府声望一落千丈[编辑]

新民主主义对知识份子的吸引,来自于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这样的社会主义理念,在日治时期的台湾并未禁止,因此,很多学生都接触过马克思,例如:李中志、郭琇琮,甚至是日后成为总统的李登辉还与友人成立了新民主同志会,在《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困境》一书中,引用了邵燕祥的说法解释了当时知识分子左倾的原因:“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他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miss"、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份子中,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沈崇案间接为中共开辟了第二战场,来自于学潮学运的影响非常巨大,这种情况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中也得到相当的印证。

中共中央统一指挥部署,发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 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命令“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对于沈崇案,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蒋管区人民运动“是第二战场”,“现在看来,蒋介石是可以打倒的”,而学潮导致国府声望的杀伤力,溃散了士气,加速了他的败亡。仁者945留言2018年1月22日 (一) 08:33 (UTC)[回复]

另外知识分子大量的左倾在1947~1949是一种普遍现象,反映在各行各业,证明中共当时民心所向即将执政,这并不代表这些知识份子一定程度的认同共产主义,而是如同邵燕祥这类,对中共的口号认同,当时以反内战反饥饿的诉求是正义的,可参考《战后初期台湾留日学生的左倾言论及其动向》何义麟 2012.6 中研院台湾史研究,让台湾留学生或知识份子感同身受,有些知识分子甚至只是消极的静静的在自己的工作冈位上等待改朝换代,第一届中研院院士在1948年诞生81位,随国民政府来台的只剩下10人,其馀的大多留在中国,少数十馀人逃往香港欧美,这点也可看出当时知识分子左倾的幅度,另外教育界的学者被邀请到台湾,如台师大的黄肃秋,也可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范例,他们主动协助中共在台发展学潮,符应学运的一些理念,除了他的左联背景,当时的学潮主题也深得这些学者的拥戴。仁者945留言2018年1月23日 (二) 02:44 (UTC)[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