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心理治療
體制心理治療是一種精神病機構中的心理治療形式，它把重點放在小組的動力和護理人員和被護理者的關係上。對於護理人員和被護理者不作區分是這個治療運動的特徵。在法國，這個療法的標誌性的地點是利馬尼奧爾河畔聖阿爾邦醫院（以François Tosquelles為核心）、拉博德療養院（讓·歐利）和La Chesnaie療養所（Claude Jeangirard）。
起源[編輯]
這一表達方式最初出現在1952年一篇題為《法國體制心理治療》的文章中，改文出版於Anais Portugueses de Psiquiatria雜誌中，由兩位法國精神病學家Georges Daumezon（是由他提議的）和Philippe Koechlin撰寫而成。這是一個直到目前為止還在進行中的，對於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精神病實踐的一個很長的理論化過程的開端。我們不可能明確是它的源頭在哪裡，它是一點一點，在沒有事先商定的情況下，在不同的地方慢慢形成的。對於讓·歐利而言，它可以追溯到菲利普·皮內[1]。
但是位於洛澤爾省的利馬尼奧爾河畔聖阿爾邦醫院通常被我們當作源頭，它的創始人是加泰羅尼亞精神病學家François Tosquelles。作為具有極端自由主義者敏感性的共和馬克思主義者的他曾有機會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對精神病醫療實踐進行革新。例如，他曾經允許妓女從事護理人員的工作。在被佛朗哥政權判處死刑之後，他帶着行李和兩本書逃難到到法國位於洛澤爾省的利馬尼奧爾河畔聖阿爾邦醫院[2]。這兩本書其中一本是Hermann Simon的Aktivere Krankenbehandlung in der Irrenanstalt（正是在這本書中我們能找到一個機構是生病的機體，並需要對它不斷進行治療的主題），另一本書是拉康的博士論文《妄想狂及其與人格的關係》。這本書是他在戰爭期間通過醫院病人俱樂部的印刷器材秘密印刷出版的。Tosquelles需要在法國從新開始他的職業培訓，他經由護士、住院醫生並最終於1952年做到利馬尼奧爾河畔聖阿爾邦醫院的主治醫生[3]。
影響[編輯]
按照Tosquelles的觀點，體制心理治療應該兩條腿走路：卡爾·馬克思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它們的著作都讓我們思考異化的問題，一個是從心理病理學角度，一個是從社會角度。從一開始，參考文獻的豐富性就是這一運動的特徵之一，它們包括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學，也同樣包括馬克思主義、和Célestin Freinet的教育學方法（後者後來把他的印刷機借給了Saint-Alban醫院）。此後，北美的小組技術(Kurt Lewin, Jacob Levy Moreno)被作為心理學家的M. Monod引入到Saint-Alban醫院。醫院的負責人Lucien Bonnafé組織了這一活動，他接受了將醫院轉變成地下出版平台的Paul Éluard，並與地下抵抗組織的人諸如Georges Sadoul或者Gaston Baissette建立了聯繫[4]。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建立一個考慮精神痛苦的工作場所。
反之，體制心理治療不僅僅影響了精神病學家和精神分析家，同樣也對許多哲學家、社會學家和藝術家產生了影響。
一個新的治療關係[編輯]
按照讓·歐利的說法，在那個時期，「精神病院一般而言都保留着集中營式的構造。[5]」創始者的動力源於，一些護理隊伍的成員們中意識到，他們對待病人就像集中營的守衛對待犯人一樣。因此要改變這一體制和機構的構造，為了改變護理人員和被護理者的關係。
體制心理治療因而試圖「……最大限度上儘可能地利用現有的構造來試着護理或者治療那些有生命力的病人」。機構（體制）因而成為治療的一部分，而不是僅僅被縮減成一個治療和監禁的場所，並將在不否認瘋子的獨特性的情況下構成一個生活場所。
如同讓·歐利提醒我們的，「……如果我們不講精神病的話，是不可能談論體制心理學的，理論化是與那些我們一直對待精神病的方式連在一起的，否則的話，這就沒有意義。」
精神病人有一種「分裂的轉移」，有必要向他提供轉移的多重可能性。因此就需要創造一些場所和不同的機構。也必須要保障他在裡面的自由活動，讓他可以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按照同樣的精神，護理人員也不是按照不同領域來特定招聘的，他們有些是藝術家，有些是農民。這些「不區分的人員」（讓·歐利語）增長的同時。和以往護理人員有着同樣的職業訓練和同樣的臨床經驗不同的是，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經驗。共同點和相遇的可能性、轉移的可能性也就增長了，對於占絕大多數的病人而言，它們是來之於一個和精神病學家不同的領域的。隨着Félix Guattari名望的不斷增長，一些哲學家和其他的知識分子們參與到護理人員的行列中。
另一方面，尤其是赫曼·西蒙重新提到，病人的主動參與護理的意願。這表現為在不同的機構中產生的護理工作（工作坊、俱樂部、參與機構的清潔整理等等），作為報酬，機構付出一定的報酬，按照工作完成的程度，給予一個內部的由被護理人員和護理人員組成的協會。
讓·歐利和拉伯德療養院[編輯]
在1947年，讓·歐利作為住院實習醫生來到Saint-Alban醫院，他一直待到1949年，直到前往Loir-et-Cher地區Saumery療養院工作，這是為了讓他能靠近巴黎並和雅克拉康做一個個人分析。1953年，他建立了拉伯德療養院，這成為法國體制心理治療的主要場所。
於此同時，他的兄弟Fernand Oury對於其他的教學方法感興趣，比如費雷內教學法，並在後來建立了體制教學法，並把他的一個前學生Félix Guattari介紹給讓·歐利，他們兩人曾經在Saumery療養院共事過一段時期，並就此一直合作到1982年直到前者此年逝世於拉伯德療養院。
其他的機構也存在着，比如這個鄰近的La Chesnaie，體制心理治療也廣布分散於法國全境，Pierre Delion就是其中被看作是不相關的一個代表人物，後者為法國精神病院分區做出了重要貢獻。
按照讓·歐利的說法，體制心理治療不僅僅「考慮了病人，而且考慮了他生活在其中的那個機構，這關係到允許病人變得積極主動，而不僅僅是被治療的客體」，並且「也要把其他人當做主體，而不是客體」[6]。
一些術語的定義[編輯]
在這個貫穿整個體制心理治療運動翻滾沸騰的理論化工作中，遇到的一個難點是如何定義體制（institution）這個術語。似乎在其最初的用途中，存在一些盎格魯-撒克遜的遺蹟，把它和機構看作是類似的東西。確實，從這個視角來看，機構自身成為治療和護理的對象。但這並不能窮盡這個詞語的含義[7]。
關於「體制的基本概念」的定義，最近有些人寫到「應該向Ginette Michaud一樣承認，這一定義是困難的，這個觀念本身甚至是充滿爭議的」。作者們引用不同的命題，他們引用 Georges Gurvitch 說它是「討厭的和有害的」。吉爾•德魯玆認為「體制是一些用於滿足一些趨向的手段的有組織的系統」。列維斯特勞斯和薩特的觀點也被他們提到。
引文[編輯]
「當一個工作坊進行得很順利，我記得和Félix Guattari 一道，我們都保留謹慎意見。因為一旦有一個一個機構或者工作坊產生，那些參與者就會有一種重組和紛紛重新和一個想象的選舉系統粘在一起的趨向。並且就有了一個領土的產生。這是一個所謂自然的趨勢。我們越在一個工作坊中好好地工作，這個工作坊就越自我封閉。我稱之為『法律』的東西就應該介入，並打碎這些領土，或者至少打開它」。因此，有這樣一群人，當體制存在的時候，就有一種為了避免這群人象一瓶口子沒蓋好的果醬一樣發酵的工作和策略。俱樂部的建立，是為了避免它發酵，而不是滿足於通過這群人的分離和同質性來解決問題。這個問題是類似的，不管這群人是什麼人；一所學校、一座監獄、一個工廠或一件辦公室。正是因為這我們稱之為體制心理治療的東西——這個詞我讀起來很困難——是一個社會整體的關鍵東西。在不警惕的情況下避免一群人的墮落，需要很嚴肅才行。克爾凱郭爾說到，嚴肅是不能自我定義的。嚴肅就是嚴肅……這種工作是一種讓這些人變得具有個體性的方式；如同加布里埃爾•塔爾德說的，轉變大眾，與異質性打交道而不是消滅它們。這就是法律的作用。可能在機構中，它只導致一些規則。這是一個龐大的工作，因為如拉康所說，法律就是欲望。是它給予環境一個框架，是它允許了一直共同的關注、一種共情、一個「集體的態度」。（俱樂部）這個具體的構建是建立在分享的基礎上的。「分享是我們的主人」薩福這樣說到，如果僅僅……」
——讓·歐利
參考資料[編輯]
- ^ Jean Oury, « Psychiatrie et psychothérapie institutionnelles », dans L'Apport freudien : éléments pour une encyclopédie de la psychanalyse, sous la direction de Pierre Kaufmann, Paris, Bordas, 1993) republié chez champ social éditeur
- ^ (voir le film réalisé sur Francesc Tosquelles : Politique de la folie)
- ^ (Jean Ayme, «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psychothérapie institutionnelle », dans Actualités de la psychothérapie institutionnelle, Vigneux, Matrices, 1985).
- ^ Biographie Croisée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François Dosse, Ed La Découverte. (2007) page 56
- ^ (Jean Oury, « La psychothérapie, de Saint-Alban-sur-Limagnole à La Borde », extrait d'une conférence faite à Poitiers le 15 mars 1970).
- ^ (Quand on entend ça de façon polémique, on ne peut pas être contre ; mais ça n'empêche pas de penser que, si on traitait les autres « comme on traite les objets qui tiennent à cœur, ce serait un progrès fantastique ! ») Jean Oury, L'aliénation, Paris, Galilée, 1992, p. 46).
- ^ Cf. Chanoit Pierre-François, François Gantheret, Philippe Réfabert, E. Sanquer, Paul Sivadon, « Le contre-transfert institutionnel », in Psychothérapie institutionnelle, Paris, premier numéro, 1965, p. 2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