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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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是蘇聯工農紅軍情報總局藉助共產國際的名義和力量,在遠東地區建立的情報機構。主要任務是對日本的戰略偵察,為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提供政治、軍事方面的戰略情報。

歷史[編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蘇聯遠東地區面臨關東軍的軍事威脅。共產國際在上海成立「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佐爾格。由於1932年奉命參加營救牛蘭的工作,中統總幹事張沖主管此案,佐爾格情報組通過關係接觸上張沖後,張沖開價兩萬美金,其目的就是為了探明:與他打交道的是誰?是否是共產國際首腦機關派出的人?其他人根本拿不出這筆巨款!如果與他打交道的人,真的願意掏出兩萬美金,從而也從反面證實那位關在牢裡嚴刑拷打始終只承認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駐上海的秘書的牛蘭,肯定是個大角色,他所交代的都是謊言。用兩萬美金換一張寫的小紙條的事,在左爾格情報小組裡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方文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佐爾格在中國》與《紅色國際特工》一書中寫:「兩萬美元,是多麼大的一筆錢,能為革命做多少事呀!而現在毫不痛惜地用這麼大一筆錢買一張小小的紙條,未兔太不愛惜革命財產了!」左爾格則認為:「張沖在中統內有一定地位,他沒有拒絕我們的要求,說明他有意和共產黨保持一定的關係。如果這筆交易成功,既有了牛蘭的紙條,又等於我們已經收買張沖為我方的情報員。」左爾格又提醒方文:「究竟是金錢重要,還是牛蘭的生命重要?捨不得錢,就得不到證據。你必須認清,政治交易不能用金錢計算!」格魯烏負責人別爾津派兩位德國黨員,赫爾曼·西伯勒爾與奧托布·勞恩(李德),作為國際交通員,每人各自攜帶兩萬美金到上海。在花錢買牛蘭親筆紙條這件事情上,左爾格贏了,他說服了方文。但是在以此收買張沖這件事上,佐爾格輸了,他一開始就有利用國民黨的腐敗,花錢收買國民黨高官的設想,但他低估了張沖,同樣他也低估了中統。[1]

佐爾格小組暴露在「中統」的視線內。1932年5月左爾格在給別爾津的報告中:「 我們現在的處境已不允許我們再從事這方面的聯絡活動。我的身份已經受到懷疑。」1932年10月16日,別爾津收到上海來電:「我們從中國線人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發現一名軍事間諜的蹤跡。據說此人是一名德國猶太人。根據從當地德國人那裡聽到的消息,我們認為,各方懷疑線索正在向拉姆扎(指左爾格網絡)身上靠攏。請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以後才能離開?還是可以提前撤離?」別爾津批示:「儘快撤離,不必等候接替人員,否則會出事。」[2]

1932年冬,佐爾格、方文撤回蘇聯。由於撤退匆忙,佐爾格情報組的很多骨幹找不到組織,一直到抗戰爆發才陸續歸隊。1933年春,蘇聯紅軍情報總局派遣在德國隱蔽潛赴了3年的立陶宛人華爾敦(勞倫斯)接替佐爾格負責遠東國際情報工作。華爾敦原名亞科夫·格里高利耶維奇·布羅寧(Yakov Grigorievich Bronin或Yankel Liechtenstein),生於拉脫維亞里加,父親是一個猶太教拉比,1920年入黨,1922年加入蘇聯紅軍,1930年被蘇聯紅軍情報總局派遣在德國從事地下工作。1933年3月,吳先清經黨中央批准,調任遠東情報局諜報組組長。5月格魯烏決定派佐爾格建立在日本的間諜網。1933年6月佐爾格與華爾敦二人在德國柏林見面移交工作。1933年9月,佐爾格調往日本東京建立秘密情報網。

1935年,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出了一樁轟動一時的奇案——怪西人案。案發原因是軍統湖北站最初逮捕到一個共產黨嫌犯關兆南,在重刑下,關兆南同意試寫一信到上海請求組織上派人和他聯繫。不久,上海方面果然派了一個名叫陸獨步的交通員,當即被捕供認其兄長陸海防(陸遂初)。陸海防被捕後自首參加軍統,帶領軍統特務在法租界法國公園附近一條僻靜的馬路上去等候他的上級,說這次如碰不到,以後便無法再聯繫了。當天下午,在雨中逮捕了一歐洲人,據陸海防指認,他就是華爾敦。可是陸海防對其它的一概不知。陸海防每周只能和華爾敦見面一兩次,均臨時約定地點,總是事先由華通知,所以不知道他的住址和其他有關的人。由於華爾敦在被捕後始終緘口沉默不語,戴笠調動全上海的特務、偵探,來追查「華爾敦」的身份和組織。此事件轟動了國內外,在當時報紙上稱為「怪西人案」。[3]

1935年6月3日,戴笠密電報蔣介石「據報陳紹韓格伯烏組織派往刺探我軍事秘密請飭王鈞迅予扣留交案以便根究」。同日,戴笠電蔣中正「偵訊第三軍通匪參謀陳紹韓供情呈核」。據《申報》1935年8月24日報導:「上海怪西人,又稱神秘西人之約瑟夫·華爾頓,前因勾結劉燧元蕭柄實陸海防等組織機關,刺探中國關於政治上及軍事上之秘密,報告第三國際案發,經淞滬警備司令部於本年五月五日派探將陸海防捕獲,繼由陸自首指供,先後捕獲該西人等,分別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起訴,開庭審判。」判刑十五年。1935年9月13日,陳普恩電蔣介石「遵由(武漢)行營軍法處主任辦公處驗明槍決關允南、陳紹韓兩犯」。1937年抗戰爆發後由於蘇聯援華抗戰,蔣介石釋放怪西人取道新疆回國,被格魯烏授予旅級政委軍銜。

抗戰初期,蘇聯駐蘭州軍事副代表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孫平),後以塔斯社記者名義駐延安。在延安棗園開辦情報訓練班,畢業學員派往滿洲國各地。[4]

紀念[編輯]

延安市棗園村西的中央社會部舊址,包括機關舊址、總務處舊址、李克農舊居、一室舊址、二室舊址和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駐延安聯絡小組舊址等。對外開放參觀。[5]

參考文獻[編輯]

  1. ^ 吴基民:“一场惊动世界的大营救”,《世纪》,2014(02):44-48.. [2019-11-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1-09). 
  2. ^ 楊國光. 蘇聯特工左爾格在中國[J]. 《百年潮》, 2014(02):36-42.
  3. ^ 沈醉《軍統內幕》
  4. ^ 公安部副部级顾问 姚伦:《我在情报工作中的一次奇遇》,中国警察网 2010-12-14. [2019-11-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1-09). 
  5. ^ 宝塔区旅游:延安中央社会部旧址. [2019-11-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1-09).